芬高斯坦和他的《大屠杀的工业》

 

李俊

 

大概在半年前,从《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第一次读到有关芬高斯坦的新闻。芬氏是研究中东以巴问题的美国专家,出版了四本有关的专著;芬氏是犹太人,他父母是大屠杀的生还者。由于他在现在供职的大学(de Paul University)工作了六、七年,这是时候决定是否授予他终身教席。说来奇怪,这时一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写信给芬高斯坦的同事门,反对授予他终身教席。一个外来人仅仅因为对方的观点有异和作风不同而公然影响另一个学校的人事决定,这是极其罕见的。尽管如此,他的学系和所在的学院都先后同意了,现在轮到大学中央作出决定。

 

这个新闻引起我的注意,因而读了芬氏的一些书,其中包括了一本名为《大屠杀的工业》(The Holocaust Industry)的书。这本书在2000出版即轰动一时,至今已翻译成为24国语言。作者认为,从60年代后期开始,纳粹屠杀犹太人这历史便被某些人歪曲,他们甚至把它当作一门生意来牟利,同时又把一切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批评,都斥责为排犹主义。书中的高潮是分析以美国为首的犹太人组织对瑞士银行的世纪索偿案。他认为这其实是前者假受害者名义作出的公然勒索行为。事实上,他们不仅向瑞士银行和在50年代已主动作出赔偿的德国索偿,还(秘密地)向波兰,白俄罗斯,和所有东欧国家索偿。尽管有些左派认为他的研究好像在为瑞士银行说项一样,芬氏认为作为学者他的责任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十分有说服力的,非常值得向读者介紹。事实上,他的研究得到诸如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大屠杀研究之父希尔伯格(Raul Hilberg) 等人的嘉许。

 

芬高斯坦不仅用文字来说明美国的犹太精英的保守性,他个人的际遇也见证了它。他之前在三个大学教过书,今年已经54岁了,还是个初等的、没有终身职位的助理教授。不仅如此,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2007611日),远方传来他被大学最高当局拒绝授予他终身教席的决定。

 

芬高斯坦这样回应:“我的学术贡献达到取得终身教席的要求,但还不足以抵御来自外界的、阻挡我评论以巴冲突的政治压力。”他指出他的大学在在需要用钱,它要在一个长期的灾难和短期的灾难中做選择。短期的灾难指:因拒绝给予他终身教席引起的负面新闻;长期的灾难指“在今后的20年里,我都在这个学校里,每次我开口讲以色列政策,人们总会歇斯底里一番,学校又见财化水了。”

 

校长这样解析他们的决定:“你是个全国知名的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你常常引起争议,喜欢挑战别人,在智力上很有趣味”。但“你作出不符合专业守则的人身攻击,这令我们远离了和简化了对思想的讨论,引起了分化。”“我们大学致力于创造这样的环境,使所有进行研究和学习的人都可以享有学术自由,而且互相尊重。我不能认为你的学术活动与我们大学这方面的努力一致。”

 

希尔伯格这样评论这事件:“对于这个决定对学术自由的损害,我感到十分沉重。”

 

毫无疑问,芬高斯坦的遭遇加强了他文字的说服力。芬氏的网页地址是:http://www.normanfinkelstein.com

 

以下两篇文章是根据芬氏的《大屠杀的工业》整理而成的。

 

 

 

 

 

 

 

纳粹大屠杀、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精英

 

李俊

 

 

1967年之前

 

把德国纳粹党屠杀犹太人同美国内战这两件历史事件比较,今天美国大多数的大学生知道前者甚于后者,他们更多地能正确指出前者在哪个世纪发生以及死亡人数。事实上,纳粹屠杀犹太人可以说是目前大学校园里唯一经常谈到的历史事件。调查显示,大学生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事件,多于偷袭珍珠港,或在日本投下原子弹。

 

不了解的人一定以为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便一直如此,事实并非如此。战后到六十年代末为止,全美国只有一所大学有开办关于屠杀犹太人的历史的课程。当汉拿•阿伦第(Hannah Arendt)在1963年出版她的著作《艾尔曼在耶路撒冷》[1]Eichman in Jerusalem》时,她能找到做为参考的英文学术著作就只有两本,其中包括希尔伯格(Raul Hilberg)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后者之能够出版也是一件怪事——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学位时,他的导师便建议他不要以此为研究课题(“这是你的葬礼”),指没有任何出版社会对这样的文稿感兴趣。(希尔伯格这部著作出版时只得到零星的反应,他后来成为研究这个历史问题的权威,则是后话。)

 

不仅一般美国人对这问题不感兴趣,美国的犹太人——包括犹太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在一个于1957年进行的权威调查中,社会学家格拉塞尔(Nathan Glazer)指出纳粹的最终答案(即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对美国犹太人的内部生活只有小得出奇的影响 ”;在三十一个供稿人里面只有两个提到它的影响。在1961年一份名为《犹太教》的学报组织了一次圆桌会议,讨论“我的犹太人的身份”,参加的二十一个犹太教徒都没有提到纳粹党屠杀犹太人这个事件。那时美国并没有为此而建纪念碑,开追悼会,等等。相反,主要的犹太人组织都反对搞这类纪念活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对此的标准答案是:犹太人的精神創傷已经够大了,他们都不想旧事重提。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毫无疑问,确有部分生还者不愿旧事重提,但更多的人是不仅愿意,而且会为此而喋喋不休----只要他们有这个机会的话。

 

真正的原因在于那时候美国犹太人领袖的“遵守政策”和战后美国的政治气候。无论在国内事务还是国际事务,美国犹太精英都紧跟美国的政策。这样做有助于融入主流社会和取得权力,这也是他们的传统的目标。冷战一开始,主流的犹太人组织就马上表明支持的立场。既然西德是美国反对苏联的最重要盟友,那它们当然会把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忘记”得干干净净。

 

除了一点兒保留外,主要的犹太组织很快就站在美国一边,支持德国重新武装。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简称AJC)是第一个表明立场的组织,原因是“犹太人对这种新外交政策和战略立场的有组织的反对,都会使他们自绝于非犹太人的主流,危害到他们战后在国内的成果”。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简称WJC)及其美国成员,在五十年代初与德国签订赔偿协议之后便不再反对了。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简称ADL)则是第一个到德国正式访问的主要犹太人组织,那是1954年。这些组织与波恩政府合作,把犹太人普遍存在的反德情绪压下来。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最后的答案”成为美国犹太精英的禁忌。犹太人中的左翼份子是反对与德国合作去反对苏联的,他们绝不会放过大声疾呼的机会。因此,对于这些仇恨犹太左翼的犹太精英来说, 谁提到德国战前屠杀犹太人,谁就有共产党的嫌疑。为了消除犹太人都是左派的成见----事实上,1948年进步的进步党总统后选人华莱士的得票就有三份之一来自犹太人----犹太人精英对把自己的同胞推到反共祭壇上牺牲,是毫不迟疑的。AJCADL积极配合麥卡錫时代的政治迫害,向它提供可疑的犹太人的档案。

 

 

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国

 

正如它们为了紧跟美国的政策而“忘记” 屠杀犹太人事件一样,美国主要的犹太人组织在对待以色列的立场也是紧跟美国政策的。从一开始,美国的犹太精英便对成立一个以色列国抱有深厚的怀疑。他们首先害怕的,便是可能引起“双重效忠”的指责。随着冷战的深化,这种忧虑大大加强。在以色列立国之前,美国的犹太人领袖便指出了这样的忧虑:它(主要是来自东欧的)的左翼领袖可能倒向苏联阵营。虽然最后美国的犹太人领袖都同意了复国主义建立以色列国的主张,他们还是密切地跟随美国政府的任何讯号而调整自己的立场。立国之后,以色列选择了与西方结盟,但许多的以色列人仍然对苏联保留了强烈的好感;可想而知,美国的犹太人领袖对它是如何敬而远之了。

 

从表面上看,1948年到19676月战争之前,以色列并不是美国战略中重要的一环。当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领袖要宣布立国时,杜鲁门总统只是模棱两可,在国内的考虑(犹太人的选票)与国际的考虑(支持一个犹太人国家等于与阿拉伯国家疏远)中盘算。在维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中,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更支持后者。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以色列与英国和法国合谋,打击埃及总统纳塞尔。 当时以色列以雷霆万钧之势取得胜利,并取得整个西奈半岛,使人注意到它在中东冲突中的潜能。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只把它当成是当地的众多“资产”之一。艾森豪威尔政府因而命令以色列全面地、几乎是无条件地从西内撤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犹太人领袖曾短暂的支持以色列,争取美国的让步;但很快的,他们便转而替美国说项。

 

除了偶然的慈善活动之外,以色列建国之后很快便离开了美国犹太人生活的视野。换言之,以色列对美国的犹太人并不重要。在上面提过的1957年的由社会学家格拉塞尔主持的那次调查中发现,“以色列对美国的犹太教毫无意义,……那种认为以色列对美国的犹太教有任何重要的影响的想法其实是幻想。”在1956年的改选中----那刚好发生在艾森豪威尔强迫以色列撤出西奈之后----艾森豪威尔得到的犹太人票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的增加了。

 

不管什么政治立场,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对以色列的命运都是无动于衷的。对60年代美国左翼犹太知识分子的研究都鲜有提及以色列。在六月战争前不久,AJC举办了个名为“犹太人的身份:今与昔”的会议,到会的三十一个“犹太人中最优秀的思想家”中只有三个人提到以色列,其中两个人之所以提到以色列,仅仅是为了指出它的不重要性。极其讽刺的是,在芸芸知识份子中,在1967年之前已与以色列建立关系的只有两人,他们正是:阿伦第(Hannah Arendt)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六月战争与对第二次大屠杀的恐惧

 

1967年的六月战争爆发了。以色列惊人的战斗力说服了美国。源源不断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使以色列成为美国霸权在中东的代理人。对于美国的犹太精英,以色列成为美国的代理人真是一笔横财。犹太复国主义的興起,原因是被同化这愿望难于实现:犹太人老是被看成是外人,对当地政府有不忠的嫌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到为犹太人重建自己的家园。可是,以色列的成立不是缓和,而是使这个问题恶化:它给双重效忠的指责提供了具体的制度基础。看似荒谬的是,19676月之后,以色列便利了美国犹太人融入美国社会:犹太人现在变成了站在保护美国以至西方文明最前线的卫士!在1967年之前,以色列暗示了双重效忠;现在,它明示了超级的忠诚。毕竟,为美国的利益出生入死的正是以色列人!

 

6月战争之后,主流的美国犹太人组织全力促使美以两国结盟。《纽约时报》有关以色列的新闻和评论大大增加了。在1955年和1965年,有关的文章每年只有60篇;在1975年,有关的文章则有260篇之多。许多主流知识分子突然从六月战争中看到宗教的启示。许多从前批判以色列的知识分子,今天都一改态度了。

 

有人指出,以色列成为美国的代理和占领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不仅仅在原则上是不对的,也是不符合它自身利益的。这样一来,以色列将日益军事化,并且越来越孤立于阿拉伯世界。对于以色列在美国的新近的支持者来说,这简直是奇谈怪论:一个与阿拉伯世界友好的以色列国,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它必定会脱离美国的影响,这简直是个灾难!只有强悍而甘愿为美国卖力的以色列,才是有价值的----这时候美国的犹太精英才有资格充当美国霸权的发言人。乔姆斯基便指出过,与其说他们是“以色列的支持者”,毋宁说他们是“以色列的道德腐败及其最终灭亡的支持者”。

 

为了保护他们的战略资产,美国犹太人重新“记起”纳粹党屠杀犹太人的事件。一般的解析是这样:在六月战争期间,他们相信以色列是在生死存亡之间,他们害怕“第二次屠杀犹太人”的事件的出现。但是,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先考虑一下第一次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在1948年宣布独立前夕,对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犹太人的威胁不知比1967年时要大多少倍。那时美国参与联合国对该区的武器禁运,加强了阿拉伯方面的军事优势。那时候,再一次的“纳粹的最后的答案”确实萦绕着美国的犹太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和中央情报局都公开估计犹太人会打败。犹太人部队的指挥官雅丁(Yigael Yadin计,在最初的头两个月,特别是刚宣布独立的五月份,以色列最终幸存的机会是一半。如果没有与捷克的一宗秘密军火交易,以色列应该是不会幸存的。打了一整年仗之后,以色列牺牲了6,000人,是总人口里的百份之一。 尽管当时以色列犹太人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纳粹屠杀犹太人却没有在1948年战争之后成为美国犹太人生活的中心。为什么呢?

 

 

犹太人的特殊性与大屠杀的关系

 

在第二次大战之后,人们并不把纳粹大屠杀当成一个独一无二是犹太人的问题,更没有人把它当成是个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问题。有组织的美国犹太人更尽量避免把它的意义普遍化。六月战争之后,这种情况为之大变,诺伊斯拿尔(Jacob Neusner)回忆道:“1967年战争之后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命题----这从此成为美国犹太人的招牌----便是大屠杀是古往今来历史所无的完全独特的事件”。

 

这些研究大屠杀的著作者,都认同它是个独特的事件。但对于它的独特性,各人都莫衷一是,而且他们的观点又往往自相矛盾。可以说,独特性是给定的性质,谁想否定它,谁就是在否定大屠杀的历史存在。

 

作为这群人的发言人,维斯尔(Elie Wiesel)认为大屠杀是个神秘的宗教。他宣布:大屠杀“引向黑暗”,“否定一切”,它“如果不是超越历史的话,也是在历史之外”,它是“不能言传,不可用知识去理解”,“不能理解,不能想象”,它标志了“历史的消亡”,是“是一场宇宙规模的突变”。只有身兼大屠杀幸存者与祭司身份的人(维斯尔本人!)才有理解这奥秘的能力。但这奥秘又是说不清的。收取两万五千元出场费之后,他告诉大家奥斯威辛的秘密:“真理就在无言之中。”

 

把大屠杀视为独一无二的命题,同时是把犹太民族视为独一无二的命题。根据这种理解,使得大屠杀独一无二的,不是犹太人的受难,而是受难的人是犹太人本身。换言之,是犹太人的受难令大屠杀成为非比寻常的历史事件。

 

这种论点把纳粹大屠杀当成是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千年仇恨的高潮。犹太人伤亡枕籍,是因为所有的非犹太人都想他们死掉。根据维斯尔,“自由和文明的世界把犹太人交到刽子手手中。这里有人是刽子手,这里有人默不作声。”

 

这种千年仇恨的理论证明了以色列国存在的必要:以色列是对付下一次(必然出现的)排犹运动的唯一防护。这种千年仇恨的理论同时解释了为何会有人批评以色列:任何对以色列的批评和攻击都是排犹运动的一部分。

 

这种理论不能帮助我们了解犹太人和以色列会为何受到阿拉伯的敌视,为何受到美国黑人的敌视。在谈到来自美国黑人的敌视时,维斯尔说道:“那些从我们身上得到启发的人,不但不感谢我们,反而攻击我们。我们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我们再次成为各方指责的替罪羊……我们过去帮助黑人,我们一直都帮助他们……我为黑人难过。他们应从我们身上学到一种东西,那就是感恩。世上没有其他民族像我们那样知恩报德;我们永远有感恩报德之心。”

 

 

不真实的回忆

 

许多学者都指出幸存者口供不可靠的问题。希尔伯格就指过:“我发现我研究的错误,主要来自于不可靠的口供。”举例说,不少幸存者都声称曾受到门格尔(Josef Mengele[2]亲自的盘问。门格尔一个人怎么能处理这么多羁押犯呢?

 

除了记忆不清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令幸存者的口供成疑。由于他们被当成活圣人,没有人敢去挑战他们,于是助长了许多明目张胆的撒谎。

 

因此,许多有关大屠杀的研究都是毫无价值的。那些回忆录就有很多作假的成分,更严重的是出版界把关不严。我们这里只以近期维高密尔斯基(Wilkomirski)所写的《断简残篇》为例。这是很具典型性的大屠杀回忆录。故事发生在集中营,里面每个士兵都是疯狂的,性变态的。然而,根据早期的有关大屠杀的回忆中,一般认为“性变态者不算很多,不超过百份之五到十。”

 

《断简残篇》特别之处在于对大屠杀之后的描述。作者年纪很小的时候便给一个瑞士家庭受养,随即受到新的折磨。他周边的人都否认大屠杀曾经发生过,他们都指大屠杀是作者自己想象出来的。作者这样描述:“集中营仍然存在----只是隐藏伪装起来了。为了不给认出,他们脱掉了制服穿上了便服。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是会给你来个小小的暗号,啊,你这个犹太人啊----你会感觉到的。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同一批人。他们脱掉了制服之后仍然会杀人。”

 

《断简残篇》被誉为大屠杀文献中的经典。它被翻译成为十多国的文字,赢了好几个奖项。人们邀请作者成为有关大屠杀的会议的主要讲演人,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筹款人,等等……

 

像希尔伯格那样的严肃的学者,很早就发现这书是作假的。他问:“那好几家出版社怎么把关的,竟把这本书当回忆录来出版?我们怎么会邀请他到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和各个大学去演讲?我们为何没有一个合格的质量检查制度……

 

对于这些批评,它的出版社这样回答:《断简残篇》“是本很棒的书只有当你把它说成是本非小说的时候,它才是作假。那么我可以把它放在小说类从新出版。也许它的内容是假的----那他不就是个更杰出的作家!”它的编辑和翻译这样狡辩:“如果那些指责……真的是对的话,那关键就不是去检查实证的事实,而是心灵的事实。那等于检查他的心灵深处,但那是不可能的。”

 

199910月,维高密尔斯基的德国出版商终于把该书从市场收回,它承认了作者其实是个瑞士人,而不是他自己所说的犹太孤儿。作者还是否认指责,不过一个月后,美国出版界也作出收回该书的决定,有关《断简残篇》这个轰动一时的闹剧终于落幕。

 

 

大屠杀纪念博物馆

 

对大屠杀的周年纪念日是美国的全国性活动。全部五十个州政府都有纪念仪式,一般都是在州议事厅进行。根据大屠杀组织联会,美国境内有超过一百多个有关大屠杀历史与教育的机构,包括七个大型的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其中最显眼的当数在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

 

第一个我们会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联邦政府要拨款在自己的首都建立一个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在华盛顿广场上有博物馆纪念大屠杀,却没有博物馆纪念在美国境内发生的暴行,这不是很奇怪吗?你想一想这是不是很虚伪:德国在柏林建一个国家博物馆,纪念美国黑奴或美洲土著的苦难,却不去纪念纳粹的大屠杀!

 

兴建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并不是简单的公民教育,它一开始就是件政治事件。为了避免触怒一个强大的票源,它没有提及欧洲排犹主义中的基督教背景。它忽略了美国在战前的带歧视性的移民政策,誇大了美国在结束集中营中的贡献,同时又对美国在战争结束时大规模招募纳粹战犯的行为默不做声。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纪念博物馆到底要纪念什么人。只是犹太人呢,还是包括其他受纳粹迫害而含恨而终的人。在博物馆成立阶段,维斯尔就主张只纪念犹太人。但是我们知道,纳粹先迫害共产党人,然后才迫害犹太人;纳粹先灭绝残废者,然后才灭绝犹太人。要把屠杀吉普赛人排除在纪念之外才是最大的难题。纳粹有系统地杀害五十万吉普赛人,在人口比例上,吉普赛人受难的程度不亚于犹太人。

 

他们排除吉普赛人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说:吉普赛人是不是一个民族是个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吉普赛人的苦难,…… 如果真有这回事的话。”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承认对吉普赛人的大屠杀,就等于放弃了犹太人对大屠杀的专利,犹太人因而会失去相当部分的“道德资本”。如果纳粹像屠杀犹太人那样屠杀吉普赛人,那么把大屠杀当成是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千年仇恨的高潮就说不过去了。因此,博物馆只对非犹太人作出一点丁兒的介绍。

 

 

谁是大屠杀的幸存者?

 

“大屠杀的幸存者”原来是指那些经历了犹太居民区、集中营、和强迫劳役营之下的生还者。一般估计,这批人在战争结束时为数约十万,到今天还在生的应该不超过四份之一。但由于劫后余生是光荣的表现,许多这段时间在别地渡过的犹太人,都会自认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另一个引起虚报的原因是物资性的。战后的德国为犹太居民区、集中营、和强迫劳役营下的幸存者作出赔偿。许多犹太人都撒谎以取得赔偿的资格。有人问:“如果那么多人还在生,到底纳粹害死了谁?”

近年来,“大屠杀的幸存者”的定义有所改变,他们不单包括亲身经历者,还包括成功脱险者,即那些没有经历集中营、劳改营的人。举例说明,他们包括了纳粹入侵波兰后逃到苏联的十万波兰犹太人。一个当时在特拉维夫的人被归为幸存者,仅仅因为他的祖母在奥斯威辛中死去。最近,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宣布:今天还在生的“大屠杀的幸存者”有一百万之数!

 

(根据芬高斯坦的《大屠杀的工业》整理而成的)

 

 


 

[1] 艾尔曼(Adolf Eichmann 1906-1962)德国战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纳粹的灭绝犹太人的活动,战后逃往阿根廷,被以色列人逮捕并处以绞刑。

[2] 门格尔(Josef Mengele 1911-1979)德国纳粹党员,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期间他负责把来到奥斯威辛的俘虏分类,那些该处死,那些该成作苦工,那些该用来作实验品,等等

 

 

 

 

 

 

 

 

 

 

 

 

 

 

 

 

 

 

 

 

 

 

 

 

 

 

 

 

 

 

历史的真相:犹太人组织对瑞士银行的世纪索偿

 

李俊

 

 

德国在战后即主动提出向受害者赔偿,并于1952年达成了三个协议。第一,德国国会立了一个法,让个人追讨赔偿。第二,德国又同以色列达成了一个协议,资助几十万犹太人在以色列复员和融入社会。第三,德国又同一个叫“犹太人财产追讨会议”(Jewish Claims Conference,简称JCC)的团体(它由众多犹太人团体组成)达成协议,德国连续十二年每年给这组织拨款一百万美元,由它去帮助那些在赔偿处理中的漏网之鱼,或赔偿不足者。然而后者却没有严格遵守这个协议动用资金。我们在后面会谈到这一点。

 

19955月,瑞士总统公开为瑞士当年在大屠杀期间拒绝收容犹太难民而道歉。大约同时,人们重新讨论到犹太人在战前和大战期间在瑞士银行的存款问题。一个以色列记者在一份广为阅读的报道中,错误地引用了一个文件,指那些存款连利息的现值,达数以十亿美元之数。这立即引起由一个叫“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简称WJC)的团体带头的索偿行动。

 

对于这些索偿行动,瑞士的银行界宣布,它们只找到775个至今无人认领的帐号,其总存款额为3,200万,并以此作为和解赔偿的基础。WJC当然不甘心,要求总数为七亿到二十亿的赔偿。此外,由于纳粹曾充公了犹太人拥有的财产,并将其中的黄金卖给瑞士,他们也要求这方面的赔偿。

 

 WJC与一众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几乎动员了美国整个政治建制。除了得到克林顿的支持之外,联邦政府里面至少十一个部门,参众两院,以至好些州政府与地方政府参与其事。这个动员很快便变成对瑞士人的诽谤。一个由参议院共和党议员狄阿马杜(Alfonse D'Amato)办公室支持的报告里,充满了诸如此类的话:“这个世界上最和平的国家,它的公民其实在犯着一件史无前例的偷窃罪”,“虚伪是瑞士人的文化基因”,“瑞士人的贪婪是独一无二的”“瑞士是个奇怪的、毫无魅力的民族,它从没有产生过任何作家,自威廉退尔之后、没有产生过任何英雄和政治家,他们是纳粹的共谋者,发大屠杀的不义之财。”

 

19964月参议院有关的听证会之前,瑞士的银行已答应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帐号存款的问题。主席是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沃尔格尔(Paul Volcker),另有六个成员,三个是犹太人索偿组织的代表,三个是瑞士银行的代表。这个委员会在965月成立。同年10月,瑞士政府又成立另一委员会,专门调查买入黄金的事件。

 

以时间紧逼为理由(老邁的大屠杀幸存者来日无多了),索偿团体不等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要求瑞士银行马上赔偿。后者先是提出一笔2.5亿的赔偿,被拒绝了;然后(19972月)提出在委员会报告完成前先成立一笔两亿元五千万的应急基金,但这并没有阻止索偿者的攻势。

 

期间,索偿团体一方面运用集体诉讼,另一方面运用经济制裁。他们分别在19966月作出第一次集体诉讼,索偿200亿美元的赔偿;数月后另一批人作出另一次的集体赔偿诉讼;19971月,又另一批人发出第三次的集体赔偿诉讼。调查委员会主席沃尔格尔反对这个时候集体诉讼,原因是它“影响我们调查的工作,以至有可能令我们完全没法工作”。

 

早在19961月,WJC便开始步署经济制裁的工作。它与纽约市审计长赫维西(Alan Hevesi)和纽约州审计长麦科儿(Carl McCall)搭上,他们手上有以十亿计的退休金投资。另外,赫维西更是美国审计长协会的会长,这个协会手上有达30兆美元的退休金基金。2月,他们两人写信给瑞士银行,恐吓要进行经济制裁。同年10月,纽约州长巴塔奇(Pataki)公开支持他们。接着几个月,纽约州、新泽西州、罗德岛州、伊利诺斯州的州议会都纷纷草拟法案,准备制裁瑞士各银行。19975月,洛杉矶市首先把数亿美元的退休金从一家瑞士银行掉走,这是制裁的第一步。赫维西很快在纽约市采取同样的制裁。几天之内,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伊利诺斯州纷纷加入制裁行列。19988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瑞士银行作出12.5亿美元(约100亿人民币)的赔偿,是它原本估计3,200万的40!

 

 

对瑞士银行的索偿是勒索吗?

 

12.5亿美元的和解包括对三类人的赔偿:冻结帐号存户的财产继承人、被瑞士拒绝入境的犹太难民、瑞士曾从他们得到好处的苦劳。那些 “有需要的大屠杀的生还者”拿到甚么好处,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第一个对瑞士银行采取法律行动的人魏茨华斯(Gizella Weisshaus),后来不但把其律师费根(Edward Fagan)解约,还自称是受害者。费根总共拿了400万美元的出庭费。在这事件中,总律师费为竟达1,500万元,其中许多是以每小时600元计算的。一个律师就因为要读一本相关的书而收费2,400元。

 

原告和幸存者坚持他们要得到扣除行政费用的全数赔偿。那些代表他们谈判的犹太人组织则反对。后者迫不及待要瑞士银行马上赔偿的理由是“每天都有大屠杀的幸存者死去”。一旦瑞士银行签订了和解协议,这种紧迫性就不可思议地消失了。和解协议签订整整一年之后,它们连怎么分钱的计划都没有。到了199912月,瑞士银行在19972月设立、由犹太人组织管理的特殊赔偿金动用了不到一半。

 

19987月,那个调查二战时期黄金买卖的委员会公布了它的报告。它证实了当时瑞士银行从纳粹德国确实买进了现值为40亿元的黄金,而且这些黄金是纳粹从受占领的欧州国家掠夺过来的。委员会又发现,瑞士银行确实购买了“纳粹从集中营和劳改营中受害者身上掠夺的黄金造成的金块”。但是,委员会指出:“没有证据证明,瑞士的中央银行明知从纳粹德国买进的金块有这样的一部分。” 委员会又估计这部份黄金现值约为一百万元,这个数字已包括了从非犹太人难友的掠夺所得。

 

199912月,由沃尔格尔主持的另一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它用了三年时间,花费了五亿元)也公报了,它的主要发现如下:“对于纳粹的受害者,并没有证据证明瑞士银行曾作出有系统的歧视,如阻止家属翻查记录,私吞存款,违反瑞士的文件保留法规。 有大量的证据证实,银行主动找寻失踪的帐号主人或他们的继承人—-包括大屠杀的受害者----而且把存款交回合法的主人。”报告又指出,能够完全恢复的档案比例之高,是“极其惊人的”,“极其值得称颂的”。纳粹的受害者的真正存款额,应为3,200万的好几倍;但要计算确切的存款额,却是不可能了。

 

数年以后,经过两轮的申请和核实资格,证明纳粹的受害者能取回的银行存款现值为6,000万元,远远低于12.5亿元的数目。

 

 

对德国和东欧国家的索偿

 

同瑞士达成和解(19988月)之后,犹太索偿团体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对德国公司展开集体诉讼,要求不少于200亿元的赔偿。在他们的威胁和美国国会的压力下,在1999年底,德国方面答应作出巨额的和解赔偿。美国的就德国战时苦工赔偿专员爱森斯德特(Eizenstat)这样说:协议是达不成的,“如果没有总统的个人……以及好些美国高层官员……的参于和领导”。

 

19995月,爱森斯德特向美国国务院作了个报告,指出当时还在生的纳粹苦劳有七到九万人,其中犹太人占两成,即有14,00018,000之数。但在与德国的谈判中,索偿者却指出,在生的犹太人苦劳达135,000之数,而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总和为250,000。换言之,犹太人的数目是几个月前估计的十倍,而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比例也大大改变了。在这方面的研究一般估计,经历苦劳的犹太生还者,在大战结束时之数,大概是100,000。索偿者提出的人口数字是不可靠的,大大夸大了。

 

索偿者的无理,也可以从另一事实看到。在五十年代,德国已主动与犹太人组织达成协议,向集中营受害人赔偿,包括向苦劳赔偿因“失去自由”和“失去生命或伤残”的损失。其中只有工资是没有作出公开的赔偿。那些受到永久性损害的人都得到终身的退休金。此外,德国也拨了一笔现值约为一亿美元的赔偿金,给WCC去帮助那些得到最小赔偿的人。但是,这个组织却违反了协议的规定,把钱挪用到别的用途(如资助博物馆之类),辩称道:“在德国的基金来到前,那些有‘需要’的纳粹受害者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了。”但是,如果这理由成立的话,为什么五十年后又来一次索偿呢?

 

对瑞士银行和德国的追讨只是个序幕,索偿者接着便对东欧国家开展另一轮索偿行动。由于这些贫穷国家与瑞士和德国不同,他们这次并没有出动媒体舆论攻势,而是低调地进行。大战前波兰有三百多万的犹太人,索偿者要求把他们当时的所有共有的和私人拥有的财产,全数作出赔偿。同样的要求也向所有前苏联集团国家提出。

 

爱森斯德特在参议院抱怨说:“在追回财产时出现了好些困难。举例说,在某些国家,当个人或社区要取回房地产时,政府却要他们容许目下的住客继续住上一段时间,期间只收取低于市场价格的租金。”他对白俄罗斯尤其不满,抱怨他们进行得太慢了。他也许忘记了,白俄的人均收入只有每月一百美元!

 

为了加速赔偿,爱森斯德特建议美国进行制裁:对于那些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国家,可以把它们在赔偿问题上的合作程度当作考虑条件之一。

 

 

美国的双重标准

19985月,美国国会成立一个总统顾问委员会,“进行有原创性的研究,搞清楚到底大屠杀受害者的财产有多少落入(美国)联邦政府手上。”它的目的是证明美国政府没有双重标准(即“对自己的要求,不比对国际社会的要求低”)。报告在200012月公报了,它认为这个目标达到了。不过,如果你认真阅读全文,你会得到如下相反的结论:那些索偿团体对瑞士的所有指责, 对美国一样成立,但索偿团体却没有向美国索偿。

 

有意抵赖:索偿团体指责,瑞士银行在大战结束后,有计划地拒绝大屠杀幸存者或他们的继承人取得帐户的资料。我们上面已经提到,沃尔格尔指这个批评是没有根据的。美国又如何呢? 总统顾问委员会承认,由于“申请手续的困难和昂贵”,“许多” 大屠杀幸存者或他们的继承人都不能取回他们在美国的财产。美国联邦政府只在少数的情况下,有主动去寻找失踪的所有者。

 

破坏有关资产的档案资料:不像瑞士保留了相当完整的资料,美国的确销毁了“原始资料”。美国宣布参战之后,财政部要求所有美国的金融机构,交出所有外国人的存款的详细资料。总统顾问委员会指出“所有这些表格----总共有565,000之数----已经完全销毁因此,不可能估计受害者1941年在美国的资财。”但是,这个委员会却没有透露销毁的原因。

 

挪用受害者的资产:索偿团体指瑞士充公了来自波兰和匈牙利的受害者的财产,以补偿瑞士被这些国家充公的财产的损失。总统顾问委员会指出,同样的事情在美国也发生。“美国把恢复自己在欧州的财产损失放在首位,退还外国人在美资产只是次要的考虑。国会把冻结的德国资产,视为抵偿自己或美国公民因大战的损失的一个来源……因此,美国赔偿自己的战争损失时有可能挪用了受害者的资产。”

 

与德国的黄金交易:总统顾问委员会承认,在对德交战之前,美国也有买进纳粹从中欧掠夺的黄金。不仅如此,这还是美国的国策。在1940年德国侵入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之后,英国财相发电报问美国财长,“是不是要小心一点,避免买进德国的黄金”。得到的答复是:美国是“无条件”的接受任何黄金。

 

总统委员会没有提到,美国这么大的国家,当年接收的犹太移民数目仅仅与瑞士的相若;更没有提到当时并没有用尽自己定下的移民配额。

 

最后,总统委员会决定把受害者没有提取的在美的存款,估计为50万元,并把这定为赔偿之数。原来这就证明了,美国政府“对自己的要求,不比对国际社会的要求低”!

 

 

尾声

 

20008月,WJC宣布,他们已经收到足足90亿美元的赔偿。它并且宣布这些资产属于“全体犹太人所有”。当然,WJC就是“全体犹太人所有”的代表。同时,他们在纽约市的一家大酒店举行一个大型宴会,以成立一个名为“犹太人基金”,资助犹太人组织进行有关大屠杀的教育活动。这个晚上,衣香鬓影,连总统克林顿也是座上客。可怜那些年纪老迈的幸存者,他们不但没有给咨询过,更遑论会受到邀请到会。他们能做的,就是到酒店门口抗议

 

(根据芬高斯坦的《大屠杀的工业》整理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