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债务膨胀、经济泡沫与新帝国主义
威廉•塔布

转载自国内「国外理论动态」

美刊《每月评论》2006年5月号发表了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威廉•塔布(William K. Tabb)题为《Trouble, Trouble, Debt, and Bubble》一文,分析了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债务膨胀和经济泡沫愈演愈烈的情况,认为美国已从以工业生产作为核心的经济转变为金融化的、以食利主义为主的经济,美国食利资本家在美国和全球日益获得支配地位将导致美国走向新帝国主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当前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该国是否具有持续借款的能力:美国消费者能够通过负债持续消费吗?联邦政府巨额的预算赤字不会导致严重的问题吗?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能够继续增加吗?外国人还会继续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来弥补美国不断扩大的债务吗?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美国及那些依赖美国作为最后消费者而成长起来的其他国家都将出现严重的问题。现在,美国从海外购买的商品与服务的数量比它销售到海外的多50%,这足以使其他任何经济体衰落。对于其他经济体,如此巨额的赤字将会导致货币的过度贬值,进口商品价格的急剧攀升,迫使货币当局相应地抬高利率。

  自1976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以来,美国就一直是持续的贸易逆差。1985年美国成为净债务国。到1987年时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这种债务至今仍在不断增长。

  然而,让游戏继续下去似乎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希望向美国出口然后把出口所得再贷给美国人,使美国人有能力购买更多商品。它们希望继续出口到美国并避免它们的货币升值。它们外汇储备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从而降低了美国国债利率(目前外国人持有整个美国国库券的一半)。债务的成本似乎是可以控制的,部分原因在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大量的金融资本正在寻求一个安全的地方以获得正的收益。较低的利率和似乎不断上涨的房屋价格使得美国家庭可以获取更多、更为便宜的房屋按揭贷款。但是麻烦的日子肯定会到来。美国家庭债务已达11.5万亿美元,数额等于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127%,这是史无前例的。美联储最新数据显示,家庭的偿债成本创记录地达到可支配收入的14%,并且利率正在上升。当美元最终贬值,持有美国债券的亚洲人及其他投资者的资产将会出现损失时,那么他们还会继续持有美国债务多长时间呢?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的“名言”进行反驳:“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国的债权人考虑到美元贬值将对他们造成较大的损失(美元兑换价值越低,他们持有的美元资产能够购买到的东西也就越少),因此也不愿看到美元贬值幅度过大。美国的债权人将不得不继续借钱给美国人。

  许多人认为,在金融全球化时代里,由于美国的经济增长超过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将继续成为投资资本的目的地,美国是被继续看好的投资场所。外国的投资为什么不应该超过美国GDP的一倍呢?为什么这会是问题?如果收益具有竞争力,为什么会有人想抽回投资?那么美元为什么应该贬值?不管怎样,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是外国政府。它们并非仅仅在乎投资回报。如果这些外国政府对自身利益的看法发生变化时,华盛顿就能够施加政治压力。但这些看法怎么会改变呢?至于联邦赤字,为什么共和党人不应该继续扩大国债的发行?

  能找到证据支撑这种乐观的看法吗?由于美国跨国公司主要通过出口专业技术进行海外投资,因此与在美国的外国投资相比,美国海外投资者获得了更丰厚的回报。《商业周刊》经济栏目编辑迈克尔•曼德尔认为,美国是一个知识经济国家,美国的经济比贸易和资本流量账户显示出的状况要好得多。联邦政府的统计人员仍遵循过时的工业时代的分类标准进行数据的收集与整理,从而跟踪处理无形资产(譬如研究与开发以及知识出口等方面)数据的能力很弱。根据《商业周刊》的计算,从2000年到2005年,美国埃克森美孚化工公司、通用电器公司、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等十大公司报告的研发支出增长了42%,而资本支出仅增加了2%。投资的减少主要体现在有形工厂和设备上。“知识调整”后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继续增加,美国经济利润仍然很高。名义投资下降反映了资本品变得较为便宜的事实。资本品的便宜得益于生产资本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市场的深化,以及由于使用改进的信息技术导致效率提高等。

  事实是,即使美国的投资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高,但这对美国竞争力贡献甚微。整个国家的问题更加尖锐,不仅使劳动人民深受其害,而且也使那些长期称颂全球化的理论家们始料不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布什的政策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写道,“美国要维持它的竞争优势必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教育赤字、能源匮乏、预算赤字、医疗保健赤字和缺乏雄心壮志。行政部门否认这些事实,国会像是在火星上。”面对这些赤字问题,美国公司的管理者为何视而不见呢?答案是,许多关键的美国企业的大部分利润来自国外,而且公司最高层人才也是从国外招募的。

  另外,美国投资者的一部分高收益来源于美国赋予投资者的无上的权利,这种权利确保他们免于受到不好的待遇。这种权利包括债务偿还、知识产权、投资者利益保护、市场准入等规则的设置,而其他国家无法为投资者提供这样的保护,至少不是如此程度的保护。外国人对收益和本金的安全性感兴趣。当美国人在有风险的资产上投资时,有一些确保全球性经济治理的机构譬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强制执行收债,以便使债权人的债权得到清偿。必要时还可通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或国务院的威胁来确保债务的履行。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对于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租金设置了很高的收费,并由世界贸易组织和美国政府强制执行。这对于那些在海外拥有美国资产的公司肯定是好消息。

  可悲的是,正在经历经济停滞和实际工资下降的美国工人阶级不能分享到这份惬意。对他们来说,实际工资的下降、福利的减少、工作环境的恶化比美国的对外收支平衡更重要。在他们所生活的国家里,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加剧,医疗保健费用的上升超出家庭所能承受的程度,稳定的退休生活将来有可能消失。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赤字,与他们的期望之间有着严重的落差。他们现在被告知,为了具有竞争力,他们的国家必须牺牲劳动者的合理期盼。

  在这个社会里,工人将通过个人的私人账户拥有他们自己的医疗保健和退休金,这取代了过去退休以后领到一笔固定数额的退休金的做法。实行个人出资计划后,员工领到的养老金将取决于其缴款的多少以及证券市场的不确定性收益。

  计划的一部分还包括所得税的减少、公司税率降低以及资本收益税和遗产税的减少,这些措施明显有利于富人。支持消费税的提案不断涌现,所有的新税收政策成为工人的负担,而资本却得到豁免。

  数量有限的个人再就业账户和培训账户将取代失业救济金。与过去资金充裕的公共教育相比,现在是实行学券制的教育体制。消费者仅拥有有限的权利就次品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起诉。

  联邦与州政府之间职责的分离削弱了承诺的福利水平,因为州政府无法承受这样的负担,而联邦的资助在减少。

  这就是乔治•布什及他周围的人所构想的所有权社会。一种用来攻击公民权利思想的政策组合,它追随的是不考虑社会只考虑个人的撒切尔主义。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布什政府所制造的赤字正在削弱美国社会,但它却有益于狭隘的资产阶级利益。

  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构问题需要考虑,即尽管美国公司赚取了创记录的利润,但它们在美国的投资并不多。2005年,美国标准普尔500公司创下了新纪录:共支出5000亿美元回购股票和支付股息。甚至追求短期赢利的基金经理也在担心公司投资不足。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公司创下赢利新纪录,但公司并没有增加投资,反而在削减投资。它们的赢利实际上是来自成本削减。这并不是说消费没有上升。事实上,消费已经增加了。但增加的开支的来源大部分是依靠债务融资,这依靠由于房地产价值的增加而引起的财富效应。在2000年至2005年间,美国房价增加了60%多。2006年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大约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200%,与抵押相关的资产占到银行贷款的60%多,而在1970年这个数字是25%。

  住宅建设上的投资不是那种能产生收益以偿还外债的投资。美国经济正在增长的部门,比如医疗保健,所生产的是非贸易货品和服务。金融服务业、一些专业高技术的出口和国外投资有高收益,但是控制这些业务的公司正迁移至海外,留在国内的服务业承担着创造就业岗位的职责,这些工作岗位许多是低工资的、临时性的并且没有福利的工作。

  美国的对外借款也没有用在增加生产能力所必需的投资上,从而以收益来偿还债务;而是用于弥补消费、减税和军事开支上。从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军事上的开支是一种投资于美国国家机器的行为,以此来威逼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规则,而且也可以获得对有价值的资源比如石油的控制。从这种角度来看,这应该是很好的投资。但是,帝国主义冒险的成本正在上升并且与成就并不匹配,如此高的成本收益比率在多数普通的美国人看来并不是件好事。在布什的第一任期里,海湾战争花费了大约610亿美元,其中的百分之八十是由美国的盟友提供的。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美国正在支付生命和财富,并且它将继续支付。这些开支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后果被低利息和贷款人自愿为美国的挥霍无度提供融资所掩盖了。

  借钱给美国的国家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大部分储蓄来自亚洲。这不是家庭或私营公司储蓄增加的结果,相反它是亚洲国家政府削减公共开支,从而把增加的节余借贷给美国的结果。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政府明白危机是由于流动性危机所造成的。为防止危机重演,它们采取了预防措施,即增加了大量的外汇储备。1996年至2003年间,发展中国家整体上从880亿美元赤字转变为2050亿美元的节余,净变动为2930亿美元。美联储估计,仅在2004年盈余就增加了600亿美元。2005年的数字显示了盈余的进一步增加。与90年代中期投资顶峰相比,金融危机后亚洲的投资率下降(中国除外)超过了10%。由于并非所有这些储蓄都进入了生产性领域,过剩的资本使得利率下降。低利率刺激了美国和其他国家房地产泡沫的产生,而允许家庭以房屋净值贷款的套现刺激了消费者的过度消费。

  政府“创造”的流动性也是当代全球另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的难以置信的投资率(大约相当于GDP的45%)是政府“创造”的流动性而不是未来预期利润所驱动的。这样,中国经济的过快增长增大了潜在的风险。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在由政府管理部门拥有企业的情况下,借款和投资似乎与利润无关,而是被政治所驱动的。中国依然有着较高的储蓄率,部分原因是正在老龄化的人口对未来生活感到担忧。在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再也不提供退休金、住房、教育、医疗保健了。同时,美国对中国的经常账户巨额赤字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而复杂化了:首先,中国的大多数出口被外国公司所控制。比如说,在中国生产一个芭比娃娃的成本是35美分,而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出售时可以卖到20美元,因此这些外国公司就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其次,中国出口的许多产品并不是在中国生产的,而是将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的高附价值的部件在中国进行组装,中国所获得的增加值仅是出口商品利润中的一小部分。

  2005年,中国是占支配地位的亚洲出口商,而亚洲的总出口商品额占到世界出口商品总额的36%。而在1990年,日本却是占首要地位的出口商,当时我们还担心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1990年,亚洲的总出口是世界总出口的38%。来自中国的大部分出口商品过去来自其他亚洲国家。今天,索尼、东芝、松下等公司产品是从中国销售到美国的;韩国的三星在中国设有23家工厂,雇用了50000名工人;台湾仍然控制着计算机配件市场,但它通过雇用低薪水的工人在中国装配,当地仅得到利润的一小部分。因此,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上升了25%(2005年达到2000多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对其他国家的最大贸易逆差)是真实的情况,但中国对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赤字超过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的三分之二以上也是事实。总之,美国对亚洲的贸易赤字近年来变化很少。由于美国拒绝储存能源,随着石油和其他能源价格的显著上升,美国对石油的需求导致了不断增加的巨额贸易赤字。

  重要的是,尽管石油生产国和亚洲的储蓄一直在增加,但从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均在下降,这种趋势主要是由工业国家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所引起的。工业发达国家目前仍然占世界总储蓄的70%,但与1970年的85%相比下降了不少。总的来说,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全球储蓄和投资明显下落并接近历史最低点。最能说明问题的数字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指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经济增长率放慢,从5.4%下降到70年代的4.1%,再下降到80年代的3.0%,而到90年代增长率仅仅为2.3%。全球经济增长毫无疑问正在减慢,消费不足或者过度消费倾向已经出现。虽然全球经济增长在减慢,但跨国资本的势力范围显著增加,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低成本的生产基地并整合世界各地员工的能力正在增加。我们看见的是重新分配的过程,无论处于经济周期的高涨还是萧条阶段,资本分享到的社会产品的份额正在增加,而劳动者分享到的份额却在减少。

  美国国内收入分配方式的演变、依靠债务融资来增长的经济、从这些增长中获取利润的食利资本家日益增长的支配地位与美国的全球野心和帝国统治计划之间有一个清晰的线索。一个世纪前,约翰•A.霍布森认为,随着食利者权力的增加,税收显著减少,霸权力量(当时是大英帝国)被诱致卷入帝国主义。霍布森强调:必须对金融投机所获得的收入征收较高的税收,政府应采取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方式,使高中等收入的工人阶级能更多地消费,这些将鼓励国内投资并使帝国主义不具有吸引力。他写道:

  “总之,问题在于在以下二者之间作出选择:是进行外部市场和疆土的扩展还是内部社会和工业的改革?是推进军事帝国主义经济的增长并以之作为统治阶级垄断政治权力和工业霸权的手段,还是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增加全民财力,以便为所有成员能过上舒适、安全和拥有必要的休闲的有意义的生活创造条件?”

  今天,食利经济的转换恰好与一个世纪前霍布森曾警告英国的情况相同。在美国历史上,食利经济的成长和外部的扩张冲动是显著相关的(当然克林顿和布什政府会有不同的政策组合),这种投机政治倾向于在征税和优先考虑的政府开支问题上讨好富人。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国内市场饱和加上收入再分配向统治阶级倾斜都促使投资阶层在海外寻找机会。即使他们增加的阶级优势(随着工会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减弱以及实际工资停滞)允许他们推动较大程度的减税和减少国家开支,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

  与霍布森的观点一致,花旗集团分析师阿贾伊•卡普尔认为,富人对盎格鲁-萨克逊式经济的低储蓄率负有责任,与主张平等主义的日本和欧洲经济不同,他将这种经济描述为富豪经济,即被富人驱动的经济。在这种富豪经济里,尤其是在美国,较少谈到一般的消费者,因为收入最高的家庭只有1%的人口比例却拥有20%的收入,相当于底层60%的人的全部收入。

  美国的消费主要是由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所持有的股票价格上涨和房地产的升值所驱动。这些资产的财富效应允许以债务融资的方式来增加消费,导致负储蓄率的发生。卡普尔发现,在我们整个的历史过程中,美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和整体储蓄率之间有一种很强的负相关关系:1%家庭的收入越高,储蓄率越低。低储蓄率的经济往往带来经常账户逆差并且需要对外借款。

  对于这一点,也许有人要补充说,美国控制外国信贷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力量,即美元继续被作为储备货币使用,及最终取决于美国力量的其他因素。但是,这种关系是双向的。哈佛的琳达•比尔默斯和哥伦比亚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估计,伊拉克战争的最后的费用将会超过1万亿美元,可能接近2万亿美元。到目前为止,布什政府借到了这笔钱,但他们低估了借款成本。布什政府的政策使帝国面临过度扩张的危险,并进一步使美国需要实施军事高压以维持其经济崩溃。

  美国似乎在重走过去的帝国主义国家曾走过的道路,从以工业生产作为核心活动到经济的金融化和以食利收入为主,然后因失去竞争力和维护帝国运行的成本过高而破产。对精英来说,似乎并没有更好的选择,即使最后是消极的结果。从民主的大多数人的观点来看,任何积极的战略均要求削弱统治精英的权力。在精英们看来,在国家衰落的时期搜括财富并维持权力的稳定对他们而言是较好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这类阶层可能从腐败交易和税收政策中获得租金。

  总之,对债务水平和泡沫的担心肯定是对的。这些讨论的中心是各阶级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以及随之而来的它对世界工人阶级的影响。比例失调不仅仅是经济中的技术问题。它们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从这些方面来理解与分析,我们就能够目光敏锐地指出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并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今天的帝国主义冒险正以牺牲世界各地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来为美国统治阶级利益服务。

原载: 2006年第11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