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曼德爾的長波理論 
 

近人


  戰後資本主義世界出現的長期繁榮在六十年代後期結束,按著而來的是停滯和慢速增長的年代。經濟現實迫使西方學術界重新探討那已為人遺忘的、關於資本主義長期波動的學說,對長波學說的研究於是蔚然成風。但這種探討社會未來之風並沒有吹到香港,直至近半年來世界股票市值處於高得極不合理的水準,特別是十月全球股市大崩潰之後,香港人才不得不考慮資本主義的前途,長波學說開始才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及時介紹一種值得重視的流派——曼德爾的長波理論——給讀者參考。

歷史上的長波

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不是直線進行,而是不斷出現起伏的。人們最早認識的是商業週期(馬克思稱之為危機週期,過去每十年出現一次,現在則縮短為五至七年一次),它由景氣、衰退、蕭條、復甦四個階段組成。其實,在這些短期波動之外,資本主義還有更長期的波動。最早指出長波存在的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巴武士和荷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范.蓋爾德林等人,托洛茨基等人都曾考慮過這問題(那些認為長波學說同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人一定會大感意外)。但最早系統地證實長波存在的人,則是蘇聯經濟學家尼.康德拉捷夫。根據其理論,「長波週期」長達五、六十年,在「長波週期」的上揚階段(擴張長波),商業週期依然存在,但景氣期比較長,幅度也比較明顯,衰退和蕭條期則比較短,較不嚴重;在「長波週期」的下降階段(停滯長度),其情況則恰恰相反,商業週期中的景氣時間既短規模亦小,危機則遠較深重。

  現在贊成長波學說的人越來越多,但他們對長波的起源和發展的解釋卻大有分別,既有人利用長波理論為資本主義辯護,也有人借它來抨擊資本主義。一八二三年起,國際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經歷了多次擴張和停滯長波,戰後的長期繁榮和其後的衰退正是這些長波的再次出現(見表一)

    表一

1823-1847   

(停滯長波)

1848-1873   

(擴張長波)

1874-1893   

(停滯長波)

1894-1913   

(擴張長波)

1914-1939   

(停滯長波)

1940(8)-1967

(擴張長波)

1968-?

(停滯長波)

 

 

 

 

 

 

資本積累、利潤率與長波

  比利時經濟學家歐內斯特.曼德爾(1923-1995)是長波理論的一個重要流派的代表人物。早在1972年,當大多數人還認為戰後的長期繁榮仍然存在的時候,他就在其巨著《晚期資本主義》中提出,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一個停滯長波,其後的發展無疑證實了他的預言。

  曼德爾的貢獻,並不在於對長波的存在作精密的統計證明,而在於他根據經濟學家普遍接受的統計資料,為長波的產生根源和發展提供了一個具說服力的解釋。曼德爾的理論同其他流派有不少分歧。首先是如何確定一段時期是擴張長波還是停滯長波。許多長波論者把價格、通脹率或者黃金產量的變化來解釋和確認長波,曼德爾不同意這些觀點,他認為應該從資本積累的速度和利潤率的變化去研究長波現象的。曼德爾認為,在擴張長波中,世界工業產量和出口量(長波的主要指標)迅速發展,資本積累必然大大加速;在停滯長波中,由於世界工業產量和出口量的增長大大減慢甚至停滯不前,資本積累必定大大下降。但是為甚麼資本積累在一個長時期(二、三十年)會加速,在另一長時期卻會減慢呢?這只能有一個解釋:像世界工業和出口量一樣,平均利潤率也有長期波動,在發展長波中,利潤率長期偏高,投資和革新變得有利可圖,於是資本積累便大大加速。在停滯長波中,利潤率長期偏低,資本出現無法增值的危機,因此資本情願擱置起來,也不願加速資本積累,擴大生產。資本主義為甚麼會出現長期的擴張和相對停滯,這個問題就轉化成平均利潤率為甚麼有長期波動的問題。

  曼德爾認為,平均利潤率由長期偏高到長期低落是很容易解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個基本原理,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平均利潤率有不斷下降的趨勢。這是由於隨著機械化的發展,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商品價值中原料和機械部份比例越來越大,而由工人新創造歸自己所有的部份,即工資,則相對越來越小),這提高是沒有極限的;相反,工人新創造歸資本家所有的部份卻不是可以任意提高的(因為工人創造的價值有限,而工資不可隨意縮小)。所以,平均利潤率有不斷下降的趨勢。停滯長波繼擴張長波之後出現,即平均利潤率長期偏高之後的下降,正是資本主義規律的後果,是十分自然的事,並不難解釋。反而是平均利潤率長期偏低之後,為甚麼會出現長期偏高——即收縮長波為何會演化成擴張長波——這好像同馬克思主義相衝突。

  曼德爾指出,這「難題」也不難解決。在下列五種情況下,資本的平均利潤率會增加:
  一、剩餘價值率大大提高,即在工人新創造的價值中,歸資本主擁有的份額大大增加,歸工人所有(工資)的比例大大減少;
  二、資本有機構成的增加率大大減慢:
  三、資本的周轉率大大縮短;
  四、增加剩餘價值的份額,即從事商品生產的工人人數的增加;
  五、資本流向平均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工業部門或地區(國家)
  當上述五個因素同時出現,而又持續地發生作用時,利潤率就會大大提高,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不僅受到遏止,而且不降反升,這就是歷次擴張長波出現的原因。當這些有利因素的作用衰竭下來,以致只能個別地發生作用,擴張長波就會消失,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趨勢就無法遏止,停滯長波接著出現。
這裏有兩個問題需要回答。第一,平均利潤率的突然急升而且維持在高水準,即上述五個或多個因素的同時出現,是不是資本主義內在規律的結果?第二,當上述幾個或全部因素同時起作用,利潤率會突然上升,但是為甚麼這上升會維持二十多年才衰竭呢?

停滯之後的擴張是外因的結果
  
對於第一個問題,曼德爾指出,資本主義由擴張長波到停滯長波,是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結果(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但是,從停滯長波到擴張長波,卻不是「內因」的結果,不是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結果。在這個轉折點上,「超經濟」因素起著重要作用。這就是曼德爾的長波理論同其他長波理論的一大分別。說得清楚一點,雖然資本運動的規律能夠解釋一旦擴張長波被引發之後的發展特徵,也能夠解釋擴張長波如何演變成收縮長波,卻不能解釋相反的變化。

  曼德爾所指的超經濟因素包括侵略戰爭、資本主義勢力範圍的收縮或擴張、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階級鬥爭、革命、反革命等等。正是這些社會和地理環境的變比,令上述五個有利因素出現,平均利潤率方可上升。

  引起1848年的擴張長波的超經濟因素是歐洲革命和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這兩個因素突然擴大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平均利潤率突然提高,擴大了工業化的範圍,引起了技術、通訊和運輸方面的革命,資本周轉率因而上升。這些因素結合起來,令平均利潤率長期維持在高水準。
  導致1894年的擴張長波的超經濟因素,則是帝國主義佔領和侵略殖民地,這一方面為過剩資本找到出路,同時又降低了本來在上漲中的原材料相對價格。有利形勢產生了技術革命(電力的發明),這令資本有機構成的增長大大減慢,令剩餘價值率大大上升,平均利潤率因而長期維持在高水準。

  至於1940(8)年的轉折點,平均利潤率的上升也不是因為資本主義基本規律的作用,而是由於國際工人階級在三、四十年代受到歷史性的失敗(法西斯、大戰、冷戰、麥卡錫時代)使資本家能大大提高剩餘價值率(在德日意西等國,剩餘價值率由100%增加到200%;在美國增幅也不小。)加上資本有機構成增長的減慢(1951年之後,原料相對價格下降、美國對中東石油的近似壟斷、固定資本價格下降)和資本流通加速(通訊革命和信用膨脹的結果),平均利潤率才可大幅上升。

  曼德爾指出,若果不是國際無產階級遭受到歷史性失敗,四十年代的擴張長波將是不可思議的。在長期危機、停滯下,資本急切希望借工人階級生活的惡化來提高剩餘價值率,目標能否達到,卻不單純由客觀條件決定,主觀條件(即無產階級的反對力量)一樣起作用。然而,無產階級的力量並非過去時期的機械結果。下列因素(主要由經濟狀況決定)固然重要:僱傭勞動者的發展程度,失業率、工會和工人團體的政治水準和廣泛性。其他條件(並非過去時期經濟狀況的機械結果)也起作用:工人階級的自信和戰鬥性,工人先鋒和工人貴族的力量對比、革命團體的吸引力。除了這些主觀條件之外,還要包括資產階級的主觀力量。
這許許多多的客觀和主觀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不僅決定了停滯長波的長度,還決定從停滯長波到擴張長波的轉折點是否能夠出現。這就是曼德爾反對把擴張長波和停滯長波合稱為一個「長波週期」的原因;週期包涵不斷重複的意思,但停滯長波不一定會導致擴張長波的出現。

技術革命與長波
  
接著回答第二個問題——為甚麼上述有利平均利潤率上升的因素能具備持續發展二十多年的威力。前面指出過,從停滯長波到擴張長波的轉折點需要由超經濟的「外因」解釋,但一旦這個轉折點到達後,按著的發展卻可由資本運動的內部規律解釋。這個解答要分幾個層次進行,而且要把技術革新的機制考慮在內。

  一場真正的技術革命,使所有生產和流通部門(包括運輸、通訊)的基本技術發生改變。
在停滯長波中,由於利潤率微不足道,大規模技術革新是不可能出現的,因而積累了大量未被推廣的科技發明,當停滯長波一旦跨越了通往擴張長波的轉折點(即超經濟外因起了決定性作用之後),這些未被推廣的科技發明便為即將來臨的技術革命提供了物質基礎。而技術革命的影響是長期的,加上停滯長波時期留下的大量呆資,資本積累可以大大加速進行了。

  一場真正的技術革命表示,採用新技術的企業可以以低得多的生產成本進行生產。商品價值是由平均勞動生產力決定的,先進工業於是可以得到超額利潤。其他帶動技術革命的新部門同樣可以得到超額利潤。在技術革命初期,商品的交換價值是由生產成本最高的企業決定的,因此,一方面革新部門得到超額利潤,另方面生產力較低的企業的利潤率亦沒有因而下降,平均利潤率於是得到提高。

  除此之外,工人階級受到過去長期失業的影響,缺乏自信和討價還價的能力,因而當經濟步入擴張時期,工人一般不會立刻就懂得利用這機會主動鬥爭。一般來說,它只能使下降中的相對工資提高,而實際工資在頭十年或更長的時間,增長速度比不上消費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所以剩餘價值率可以繼續增加,儘管實際工資有所提高。此外,移民的作用也應考慮進去。在擴張長波裏,工業國家破落的小生產者被吸引到大城市工作,使城市的產業後備軍不致減少,因而把工資的增長速度控制在「合理」水準。把所有這些因素合起來,就足以使平均利潤率長期維持在較高的水準,通過幾個商業週期而不衰。

考慮過長波的一般機制後,現在讓我們考慮兩個比較現實的問題。第一,戰後出現的新的擴張長波,使資本主義的生產產生大大的發展,這是否意味著馬克恩主義者認為自一九一四年起資本主義已經進入衰落階段的命題是錯誤的?第二,國際資本主義制度是否能夠擺脫七十年代起出現的停滯長波?代價為何?

戰後繁榮與通貨膨脹
  
馬克思主義認為自1914年起,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歷史階段,已經進入衰落階段。馬克思主義者也認為,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確實出現了一場長足發展的擴張時期。曼德爾指出,擴張長波的出現並沒有否定衰落階段的說法。資本主義處於衰落階段的歷史時期,並不表示它不可能有大規模發展,但這些發展必然帶有衰落時期的特徵。

  顯而易見,戰後出現的擴張長波是在靠國家干預和不斷的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維持的。這同對上一次擴張波(1894-1913)的情況有很大分別。這段期間的失業和生產過剩的危機不算不嚴重,其中一些比1974-75年的衰退還要嚴重。但那時期的相對穩定,使資本家相信,單靠市場作用,也能夠解決嚴重的生產過剩和失業危機,而不會使整個制度產生政治和社會的崩潰。

  但是,自從1929-32年的大危機後,整個形勢改變了。不僅因為那次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嚴重的危機,不僅因為它是內部矛盾進入爆炸的程度,更由於那經濟危機同時帶來了政治和社會的挑戰(那部份是由於俄國革命的結果)。因此,為了避免出現像39-32年般的失業程度,各國政府無一例外地採納了通貨膨脹的反危機方法。

  信用膨脹對刺激起戰後繁榮起著兩種作用。首先,它擴大了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市場,特別是汽車和房屋這兩個部門。美國私人債務佔國民收入的比例,經歷了下列變化:1945年的75%, 1956年100%,1970年150%,1980年175%。同時,信用膨脹使企業能以大於其攫取剩餘價值的速度擴張。無怪乎有人說,戰後的繁榮是浮在債務海洋上面的。各國政府不得不實行不斷的通貨膨脹,反映出戰後長波同以前的繁榮長波的分別,反映出自1914年以來,資本主義已經進入衰落階段這事實。

         儘管戰後各國都寄希望於通貨膨脹這法寶,不斷的通貨膨脹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經濟危機,而不能消除它。而且,要不斷通貨膨脹的反週期作用生效,通脹率就要不斷上升。因此,通脹漸漸從延遲危機的手段,變成產生危機的原因。七十年代中期,隨著擴張長波的結束,西方步入一個高通貨膨脹與高失業同時存在的時期(即所謂「停滯膨脹」);通貨膨脹既無力使擴張長波再生,本身亦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大危機。戰後的長期繁榮在六十年代後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長期的停滯和缓慢增長的長波。一場新的擴張長波是否可能出現呢?它會怎樣產生呢?代價為何?

擴張長波會再出現嗎?
  
從純粹技術的角度來看,出現新的擴張長波,就等於要出現高於平均的利潤率和一個大大擴張的世界資本主義商品市場。

  曼德爾指出,停滯長波正為一個新的擴張長波準備著條件。這些條件包括:大規模失業使工人實際工資減少、自信下降、戰鬥性和組織程度受到打擊;剩餘價值率因而有可能大大上升;資本大規模貶值,效率較低的企業受到淘汰。除了小規模企業,大型和跨國性企業也包括在內;新技術大幅度降低生產工具和原材料價格;大規模技術革新;資本流通的加速等等。

  曼德爾指出,理論上,這些激烈的改變是可能的,其基礎已經在近年的微電子技術的發展中奠定了。自動化技術和遺傳工程可以對農業、製造業、科學儀器生產及其他工業分支產生深遠影響。

  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兩個問題立刻出現。首先,大規模的自動化(即以機械代替人手)無可避免會減少就業人口。這方面的估計儘管差異很大,但都顯示出同一趨勢。勞動人口的大規模削減,表示剩餘價值的數量不得不減少 在這情況下,平均利潤率的增加幅度就不會很大。另一方面,全面自動化增加永久失業人口,固然會加劇社會危機,也會引起剩餘價值難以實現的危機。新技術必定會帶來愈來愈多的產品,但在大規模失業的情況下,誰會有這麼多錢買進這些產品呢?

  除此之外,新的擴張長波必須以世界商品市場的擴大為條件。這可以通過兩個方式實現:部份落後地區和國家的急速工業化,「社會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更大程度的融合。但是改變並不是目前經濟情況的「必然」產物,實現與否,要根據未來的社會和政治鬥爭的結果決定。

  常常有人批評馬克思主義者,指他們低估了資本主義對新環境新挑戰的適應能力,這指責包括曼德爾的長波理論。曼德爾表示,他並沒有忽略資本主義的適應能力,並沒有否認出現擴張長波的可能性,即使機會很微。但是,他卻指出,資本主義的每一次出現擴張長波是以人類付出沉重的代價來「適應」的:工人生活的惡化、民主自由權利的縮小、戰爭、侵略……。這些代價將會比三十年代人類所付出的還要大。這不僅因為在民族和全球的層面上,今天資本主義的對頭人(工人力量和工人政權)的力量要強大得多,因而粉碎他們,就要應用比三十年代大得多的暴力和破壞。另一方面,今天的科技環境對人類的潛在威脅(如核子武器)比半世紀前更大,人類回到野蠻時代的物質條件更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