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斯蒂格利茨的一本新书讓全球化發揮作用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李俊

 

关注反全球化运动的人,对于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tz)的名字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他是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也是顶级主流经济学家中,绝无仅有的对目下的全球化过程抱鲜明批评态度的人。他最近推出的新书讓全球化發揮作用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Norton, 2006)是他近年对这个问题的第四部通俗著作,也是我觉得最好的一部。

 

这部书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全面性。它包括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几乎所有我们能想象得到的问题。它讨论了贸易,知识产权,天然资源问题,环保与全球气候改变,跨国公司,外债负担,以至国际外汇贮备,国际组织的民主化等问题。它不但对每个问题都作出了深入浅出的讨论,还提出一系列争取改革的目标,这些目标组成了一个实现另类全球化的过渡纲领。

 

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家一般给人以保守的印象,经济学教导我们的仿佛就只是市场的伟大。这是十分不幸的事情。用知识产权为例,有一种观点认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强,科学技术革新就进行得越快(尽管它可能造成一些分配上的不公平现象,而对这些不公平的现象的考虑则制约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的最优选择——经济学家会这样分析)。本书作者认为这“经济观点”似是而非,在事实上在理论上都不能成立。

 

他首先指出今天大部分重要的发明都是在大学和国家实验室进行的,而这些基础研究的结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免费给其它人使用的。没有听过哪个数学家对他的数学定理拥有专利权。科学成果总是建基于别人的(也许很大量的)成果上,如果每人在使用别人的成果之前都必须得到别人的批准,这将会使他的研究裹足不前,也许他花在来往专利局途中的时间,比花在研究室中还要多。作者接着特别分析了制药业的情况。他指出WTO限制发展中国家廉价生产由国际药厂持有专利的药物是不合理的,这种强专利制度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不利,还减慢了医药发明的速度。用主流经济学的术语,这既是个公平的问题,也是个效率的问题。

 

作者在全书各个问题上的分析,都反映了这个精神:今天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格局,并不能用经济原理去合理化,它不仅不符合它们的利益,还不符合发达国家人民的利益,这种格局不过是发达国家保护某些部门的狭隘利益的结果。

 

 

 “资源的诅咒”

 

从思想方面来说,本书最新颖的地方是专门辟出了一章来讨论所谓陷进“(天然)资源的诅咒”的国家的问题。“资源的诅咒”这个说法,首先出现于Richard M. Auty 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cs: The Resource Curve Thesis”。它指出在天然资源(指石油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精英集团天然倾向于单纯依赖其资源,而不着力于发展正当的工商业,也不热心于健全法律和其它方面的制度建设。在较好的情况下,单从国民收入数字看这些国家有些甚至可以列入最发达国家行列,但一旦资源开采完毕,它就会打回原形。在较坏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中的精英集团甚至不惜为争夺资源而内战,分裂国家,或展开区域战争。

 

斯氏在其新书中指出,对于资源发达国家的不发达问题,发达国家负有难辞其咎的责任。他指出跨国的石油公司,采矿公司对落后国家政府官员的行贿,欺骗和它们之间的共谋垄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更糟糕的是,这些行为一直受到发达国家的默许甚至鼓励。举例说,欧洲许多国家十年前仍然容许它们的公司的行贿活动,行贿不仅合法,而且还是可以当作正常开支来抵消税项。

 

九十年代中叶,在法律不健全,人民不知市场为何物时,俄罗斯把天然资源私有化,这对它的经济发展不单没有帮助,还产生了一批财阀,因而陷进了“资源的诅咒”而不能自拔。俄国的私有化是在IMF的建议下进行的,斯氏指出IMF以至美国都要对俄国的陷落负上责任。

 

关于“资源的诅咒”的讨论,归根到底是落后国家在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环境能不能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的问题,或落后国家能否发展成为健全的市场经济的问题。由于斯氏在著作中没有谈到这个重大而深远的问题,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一下社会科学中两个相关的文献:一个是市场与其它制度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中的综合不平衡规律。

 

市场失效与综合不平衡规律

 

七十年代的信息经济学革命指出:市场并不如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言那么完善,它的健全发展必须有其它制度(法治,言论自由,公民社会,等等)的发展相配合。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配合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完善化成现在的样子。(举例说,今天美国的烟草公司不得不对消费者作出大额的赔偿,或微软要在美国和在欧盟为它的垄断行为作出赔偿,这些都是马克思时代所不能想象的。)可是,今天的国际环境并不容许发展中国家有充分的空间去发展自己的市场和法制。关于跨国公司,发达国家,以至IMF等的行贿,伪善,和有意无意的错误建议,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但非常吊诡的是,外国发达国家的完善的金融体系与法律制度,往往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完善自己的法制的需求。俄国是个很好的例子。俄国的财阀把钱放在美国投资,得到充分的保障,比留在俄国要安全得多;相反,如果国外没有这么完善的体制,他们倒会认真想想怎样好好地发展自己的法制。

 

关于落后国家的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托洛茨基早在一百年前就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综合不平衡规律和不断革命论,指出在落后国家要实现民主革命,不可避免地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理论强调了后进国家在发展资本主义时所面对的独特的困难。这同“资源的诅咒”的研究不无共同之处,也许发展经济学中对于“资源的诅咒”的方兴未艾的研究也可以从托氏的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宏大视野中得到启发,而托洛茨基的理论可以得到充实和现代化。

 

另类全球化的纲领

 

斯氏在本书中指出了颇为详细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纲领(见另一文章)。这样的纲领有助我们在共同的目标下发展壮大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要求目标大多在别的场合由NGO,学者,以至发展中国家提出来过,而不是作者一人想出来的。这反映了另类全球化中的多元参与。

 

这些要求都是非常合理的,但也有个别的重要的要求有待讨论澄清。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例,为了降低全球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各国都必须作出相应的配合。作者正确指出了为各国的排放量上限作出规定的困难,因此建议用统一的排放税来代替为每个国家规定一个排放量上限,又建议这种税收收入由各该国自行处理。为什么统一的排放税率就是公平的呢?就更有说服力呢?斯氏的建议并不是显然易见的。

 

这本书的立场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向发达国家争取,因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统治集团没有作出应有的批评。但我们不能否认斯蒂格利茨也许有非黑即白的倾向,这事实上与他一直以来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高度表扬也是相一致的。这一局限是读者应该注意到的。

 

 

3/3/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