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一切變買賣

 

劉宇凡 陳泰 著

新苗出版社

2005


不容一切變買賣

 

作者: 劉宇凡、陳泰

出版: 新苗出版社

地址:香港沙田中央郵箱366

網址:http://xinmiao.hk.st

電郵:pioneerhk2003@yahoo.com.hk

ISBN 962-7529-28-1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港幣50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目錄

  

1.          來一客禽流雞炒毒菜! ………………………………8

2.          水的危機與商機……………………………………20

3.          從匯豐銀行濫收費用看「企業的社會責任」……29

4.          誰的知識產權……………………………………37

5.          資本主義與生態平衡勢不兩立……………………49

6.          現代金融危機的來龍與去脈………………………71

7.          自由貿易的神話……………………………………88

8.          自由貿易、不自由貿易與不貿易自由……………97

9.          中國入世損害勞動人民的利益……………………114

10.      入世三周年:中國經濟的變化與工農大衆………125

11.      私有化還是社會化…………………………………141

 

 

 

普羅利益高於一切,國計民生不是買賣

 

 

二十一世紀繼續是社會大倒退的時代。工作待遇下降,就業日益不穩定——這些都是普羅大眾近年來很容易感覺到的。政府更是落井下石,不斷打出「用者自付」的幌子,來推卸應負的公共服務的責任,一方面為工商界擴大商機,另一方面使普羅大眾百上加斤。過去那種比較有保障的生活已經隨風而逝。環境更是急速惡化,連一口乾淨食水,呼吸一下清新空氣,也日益成為奢侈品。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大官僚大商賈所推動的計劃﹕商業利益壓倒一切,國計民生無不是生意,而不論其社會及環境的代價。這種全面倒退現象並非香港獨有,而是世界性的。因為推動這種反攻倒算的帝國主義政府、跨國公司、世貿組織等等,本身就是橫行全球的暴龍。

官商聯盟一味叫受薪階級各自提高競爭力來解決問題。他們沒有告訴大家的是,在資本主義市場下,人人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競相比賤,富翁得利。他們這樣鼓吹的原因,不僅因為這樣對官商最有利,而且還可以轉移視線,把官商自己所造成的社會問題變成是受薪階級的個人問題。

我們的社會生病了,而且病入膏肓。但病根是什麼呢?是資本家的貪慾那麼簡單?這樣說未免把全部社會和歷史問題化作資本家的主觀問題了。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有人問金融大炒家索羅斯為什麼乘人之危地發財。他答﹕他不能不如此。如果他讓道德的考慮左右他的投資決定,他早就完蛋。何況即使他不幹也沒有用,因為總有其他資本家幹他不願幹的事。換言之,問題在於整個資本主義制度,而不僅在於資本家。這一點索羅斯沒有錯。

資本主義制度的靈魂是資本。資本家也好,跨國公司也好,世貿也好,統統都不過是資本的代理者而已。資本就是不斷積累和擴張的價值。資本必然以分散的、彼此競爭的方式存在,然後從競相剝削勞動和大自然之中,來獲得利潤,來達到不斷擴張的目的,而不論其代價。資本的存在早於資本主義,但是那時候它仍處處受制於皇權、貴族、宗教、習俗、社區共同體等等。要等到資本逐漸打破所有這些限制,資本才全面得到解放,社會才變成資本主義。資本第一個最重大的突破是普遍地把人的勞動力變成商品,使小農破產變成了僱佣工人,這樣資本才能有真正穩固的利潤。接下來的工作就容易多了﹕不斷地擴大商品買賣的範圍,直至全球和全部社會生活都納入其圈套,還要繼續下去。所以馬克思才說資本主義就是普遍的商品生產。馬克思早就說過﹕

「人們一向認為不能出讓的一切東西,這時都成了買賣和交換的對象,都能出讓了。這個時期,甚至像德行、愛情、信仰、知識和良心等最後也成了買賣的對象,而在以前,這些東西是只傳授不交換,只贈送不出賣,只取得不收買的。這是一個普遍賄賂、普遍買賣的時期,或者用政治經濟學的術語來說,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質的東西都變成交換價值並到市場上去尋找最符合它的基本價值的評價的時期。」(《哲學的貧困》)

這種瘋狂地把一切變成買賣的資本的邏輯,不能不造成週期性的市場飽和及生產過剩的危機。這時資本為求自救,一方面通過裁員減薪來把危機轉嫁到普羅大眾身上,另一方面就開拓新的商品、新的商機。在現在這個所謂全球化時代,這個各種危機都比過去放大好多倍的年代,更是無一不變成商品﹕從人的基因到無線電頻道,從科學知識到食水,統統都可以買賣,甚至只能買賣。在許多國家,從郵政到監獄,從醫療到天文臺,都從公營變成私營。

但人是人,不是商品。他們有尊嚴、有思想、有反抗不義的偉大傳統。近十年來,各國普羅大眾和社會運動已經開始了反抗。彼此之間雖然還有許多差異,但是既然面對同一個資本暴龍,就很自然地喊出共同的口號﹕世界不容出賣!The World Is Not For Sale

這個小小的文集主要是揭露無限商品化的危機及其程度。所談的議題雖然各不相同,可是有一條線索貫串其中,那就是揭露資本的邏輯怎樣造成社會和環境一切領域的全面倒退。從食水到食物安全,從銀行這個「息魔」到環境污染,背後都可以看到資本的身影。這個小書的主要內容不是作者自己的獨立研究的成果﹐而是介紹外國左翼學者的研究成果。我們不是有關方面的專家。大概任何有關議題的專家——經濟學家、環境專家等等——都可以從書中找到資料上的不足甚至錯誤。可惜,儘管危機不斷深化,我們也很難找到真正站在普羅大眾立場上的專家來替大家說話。甚至只是引起討論危機背後的社會原因,也不多見。所以我們只好當仁不讓,拋磚引玉。

這裡所收的文章,大部份都在先驅季刊發表過。在收進本書時,只改正了一些個別錯字,和在幾篇文章中增補幾句話。

當我們快要完成這本小書的出版的時候,距離香港舉行世貿第六次部長會議不足一個月。屆時就會有數以千計的各國工人、農民、漁民來香港抗議世貿。這部小書可以看成是為這次抗爭作一個小小的紀念。

是為序。

劉宇凡

20051115


來一客禽流雞炒毒菜!

—農場工廠化的苦果

劉宇凡

 

  禽流感一次又次肆虐香港,但不論是高官還是禽畜業,都不去反省真正根源。有高官竟然說,禽流感不過像人患感冒一樣無可避免。這種論調無視世界上日益嚴重而頻密的食物污染危機﹐只是近十多二十年的事而已。香港一位醫生驚呼:「豬肉含哮喘藥,牛肉有瘋牛症因子,蟹含抗生素,雞隻有流感……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安全的食物?」(信報,2002年2月9日

 

漢堡牛肉滋味何來?

好多年來食品日益便宜,肉食價格尤其是這樣。問題的另一面只是:食物的質量卻越來越差勁,而且食物污染致病的現象也越來越普遍及嚴重。在香港,你花不到五塊錢就可以吃到一份漢堡包。但你有沒有想過裡面的牛肉來自何處?含有什麼東西?漢堡牛肉不少是來自乳牛。在大型農場內,乳牛一旦過了四歲,乳量開始減少,這時乳牛就開始變得不符「成本效益」了。雖然乳牛可以活到40歲,但不少在四、五歲就已當作「老化」的牛而被屠宰。你知道這點是重要的,因為乳牛比一般牛隻吞下更多的激素,以便增加乳量。換言之,你吃漢堡牛肉可能會比吃整塊牛肉吞下更多的激素,亦即增加致癌的機會。乳牛因被過份催谷產乳,所以健康不好,需要較大量抗生素。這亦表示你吃得漢堡包越多,吃下的抗生素越多。其次,你吃的那片漢堡牛肉,其原料(磨碎牛肉)來自十數隻以至上百隻牛。只要其中一隻牛染了大腸桿菌或瘋牛症病毒,那麼病毒就會迅速散播於大量磨碎牛肉之中。在上一世紀九十年代,當英國的瘋牛症殺死了近一百人之時,有幾十萬美國人也因為吃了內含大腸桿菌的牛肉而生病,其中上百人死亡。

你在吃漢堡包時,可能覺得味道不錯。你以為,雖然磨碎牛肉往往來自牛身中最不好吃的肉,但那畢竟是肉呀,所以還算有肉的滋味。你錯了。那些「滋味」可能有七八成並非來自那片漢堡牛肉,而是來自人工味道。本來,在所謂「現代化農場」飼養下的禽畜,由於要吞下大量抗生素及激素,早就變得不好吃。再經過食品工業的冷藏、脫水、加工、運輸以及要符合快餐業的標準化(漢堡牛肉大小一致,肥瘦合乎標準比例等),那小片磨碎牛肉早就味同嚼蠟了。你吃得滋味,只是因為添加了各種各樣化學香料。現在,食品工業如果沒有了香味工業的配合,就等於人丟了靈魂。你在Burger King叫一客草莓奶昔,你可知道那些草莓香味只是由上百種微量化學物合成?科技越發達,香味工業就越能夠模仿出各種各樣新奇香味。例如美國Burger King的烤雞肉的煙薰味,就是人工合成的。這個工業最近還研發「口感」,通過添加脂肪、澱粉、橡膠、乳化劑、穩定劑及各種化學物來使到食物或具彈性、或夠爽脆等等。問題在於,不僅消費者,就連政府衛生部門也往往不知道這些人工香料的具體成份。在「商業秘密」的擋箭牌下,香味工業的老闆在我們背後拿我們的健康作各種實驗。

 

牛不再吃草,雞不再走路

農業是資本主義最後一個實行工業化的傳統部門。第二次大戰後,種植業及飼養禽畜業的急速工業化亦同時導致兩極化:家庭農場逐漸讓位於巨型農場。當中,快餐業的興起是其中一個催化劑。今天,麥當勞已成為美國最大的牛肉收購商。在1968年,它從175個農場收購磨碎牛肉。但到了七十年代,為求產品更標準化及更大的成本效益,麥當勞把供應商減為五個。這也預示了整個快餐業的趨勢,並大大加促了農場的工廠化——大規模生產至上。怪不得在隨後廿年,有五十萬中小型牛場倒閉,而餘下的八十萬牛場主亦日益困難,日益要兼業補充收入。另一方面,現在美國四家最大的肉類企業(Con Agra、IBP、Exel、National Beef)所屠宰的牛隻佔全國84%,可見壟斷程度之高。同時,養雞業的壟斷趨勢也加快了。早在八十年代,八家最大的雞肉製造商便已控制了三分二美國市場,其中Tyson Foods更是世界最大的雞肉製造商,供應麥當勞所需的一半雞塊。

Tyson Foods雖大,但並不擁有所有雞場。他們才不會那樣笨呢。相反,他們只專門哺育初生一天的雛雞。養大小雛的任務是由分判農場負責的。Tyson公司向這些分判農場提供小雛、飼料、防疫注射及其他技術支援,並因此一切飼養程序都要聽他們的。許多分判農場連信貸都要靠Tyson。全靠那份合約,農場主才能向銀行借到15萬美元去蓋一個能養2.5萬隻雞的農場。在這個情況下,這些農場主有多大議價能力?當然沒有。哪個農場主不滿意價格,他就會發現Tyson的貨車不再駛來農場供給小雛,而你就仍欠銀行一大筆錢。怪不得有一半農場主在三年之後就要關門了。

為了「成本效益」,幾萬幾千雞、兔、牛、羊、豬都擠在僅可容身的籠子或牛羊欄內。雞兔一生更可能一生只走過幾步路。由於擠迫,使病毒極易傳染。於是要牲畜吞下大量抗生素。美國一年用於餵飼禽畜的抗生素超過850萬公斤,是人類服用的十倍。這些抗生素最後也進入人體以及整個食物鏈。濫用抗生素已帶來嚴重的細菌耐藥性,也就是人類自己在製造無藥可治的超級病菌。專欄作家魯致知報道:

「最近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公共衛生專家在近期《新英倫醫學期刊》發表一篇研究報告,首次證實在州政府批准雞農使用一種抗生素後,當地由耐藥細菌污染而致的食物中毒個案激增八倍之多,而雞菌所耐抗的正是獲准使用於雞隻的抗生素。

為證實導致食物中毒的耐藥菌確實來自雞隻,當地衛生署的科學家採用最新的遺傳基因技術,先從耐藥細菌的遺傳基因組內摘取一段有代表性的特異DNA。在鑑定其分子序後,他們分頭在州內各大城市的超級市場買雞九十二隻。利用DNA份子序比較法,他們鑑定其中百分之十四的生雞確實受到同一耐藥細菌的污染。在追尋細菌污染來源的過程中,他們發現污染雞隻並非來自一個雞場,而是從整個明尼蘇達州及附近州份的雞場而來,在在反映整個美國的養雞業有一個牽連廣泛的問題,就是大部份美國雞隻都是耐藥細菌的帶菌者。」(信報,1999年9月13日)

快餐業的興起使人們習慣於吃過多肉食。為了生產更多禽畜,就需要種植更多玉米作飼料,以歐洲為例,七成半谷物生產不是為了人吃,而是為了飼養禽畜。一面是世上無數人連吃也吃不飽,另一面寶貴的耕地卻用於種植禽畜飼料,以便發達國家消費者可以多吃肉。人們多吃肉,就可以多生病及多增脂肪,而這又刺激了對醫生及藥物的需求,也激刺了對瘦身工業的需求,於是經濟就更繁榮。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合理性了——對資本家而言的合理性了。由於玉米產量較其他谷物高,又較能接受大量化肥(特別是氮肥),所以玉米一直是飼養禽畜的主要谷物。但大量種植玉米也引起環境惡化,因為大量化肥污染土地及地下水。又由於玉米遠較其他谷物耗水,所以會較易抽乾地下水。

牛有四個胃,是特別用來反芻青草的。現代資本主義農業中,這四個胃變成多餘,因為他們早就離土餵養,改吃由飼料公司配製的飼料。英國瘋牛症的爆發才讓人驚覺餵牛的是什麼「飼料」。七成半美國牛隻吃的飼料來自死雞、牛、羊、及其內臟,甚至是油罐底的渣滓、禽畜糞便、鋸木廠的木屑、舊報紙等。1994年,單在亞肯色州就有300萬磅雞糞飼了牛。美國的愛護動物會的死狗死貓,不少也被飼料公司收購,製成飼料給禽畜吃。總之是「蛋白質」便成。素食的牛變了肉食。常見的是牛吃雞羊內臟,雞羊又吃牛內臟。這種情況遍及歐美以至全球。結果就造成羊的瘋牛症病菌傳染牛,再傳染人。

使用激素可以令牛隻增重5-10%,令乳牛的乳量增加25%。但激素可致癌,所以歐洲已禁止,但美加及其他許多國家(包括中國、香港)卻仍在廣泛使用。使用激素催谷禽畜會使牠們較易生病,而這又促使農場加大抗生素用量。

這些整天呆在籠內或欄內的禽畜,身體內盡是毒物,以致連糞便也變成毒物。以前,禽畜糞便是不錯的天然肥料。但這些工廠化農場的產品的糞便再無這種價值了,因為它們充滿重金屬、抗生素及其他有害廢料。據農夫說,它們還特別臭。糞便無法循環再用,只好挖大坑容納它。在美國,每年產生二萬億磅動物排泄物,大部份都不經處理。六成河流已經被這些糞便污染。19956月,北卡羅納州一個糞便坑裂開,有2,500萬加侖糞便流入新河(New River),殺死了2,500萬條魚。

 

食品工業的弱肉強食

越來越多的食物中毒沒有驅使資本家及其政府反省那種工廠化農場的生產方式,反而進一步變成新的「商機」。為了「徹底」消滅食物上的細菌以及令食物可更長期存放,食品工業開始引進放射性技術。最初是使用鈷60或銫137等放射物質去照射肉食,後來又發明了使用加速的電子光。後者似乎比前者較少危害性,但在滲透度方面不及前者。沃爾瑪(Wal-Mart)早已採用這種技術滅菌,但營養學家指出,細菌是滅了,但肉食的營養成份也消失許多。被幅射照過的肉食,維他命A、B2、B3、B6、B12、C、E、K、氨基酸等等都減少了。同時,各種自由基卻增加了,而自由基是有害人體的。最後,這種肉的味道也改變了。這對香味專業公司倒是個好消息,因為他們的市場忽然擴大了。

市場上的弱肉強食機制使農業以至整個食品工業都為跨國公司所直接或間接控制。在美國,主要肉食工業幾乎由頭四家控制了五成至八成供應。(見表一)。今天,工廠化農場所供應的食品已佔世界一半。壟斷趨勢的發展在各行業之間往往是互動的。這個行業的生產日益集中往往引來上游及下游行業的相同趨勢。快餐業的興起促進肉食工業及飼料工業的集中,肉食工業的集中又加速屠房的集中。超級市場的壟斷局面也在促進屠房的集中,因為超級市場偏愛大屠房。在美國,四家最大肉食公司所屠宰的牛隻佔全國84%。在英國,1990年尚有1400間屠房,今天只有300間。表面上,大屠房比小屠房較能保持清潔。其實並不盡然。越多地區性小屠房關門,則牲畜越要遠距離運輸到大屠房,而距離越遠,則病菌傳播亦更容易。去年英國爆發口蹄疫並要屠殺百萬計的牛羊,本身就同長途運輸牲畜有直接關係。其次,即使在大屠房內,衛生也不見得一定很好。不論屠房怎樣機械化,都需要工人操刀及用手把內臟掏出。屠房的商業化經營意味要盡量搾取工人的勞動,結果是生產線的轉動速度日快。今天美國一個屠房工人要一小時內屠宰60隻牛。以這種速度屠宰,豬牛的大腸很易刺穿,讓糞便沾污內臟。刀本應每幾分鐘消毒一次,但是手忙腳亂的工人很容易忘記。在美國,1995年一份報告指出,屠宰好的牛隻常發現染有大腸桿菌;五成屠房在清除腦袋及脊髓時沒有按照正規程序。

 

表一  美國豬、牛、雞肉製造商集中程度

四間最大企業佔市場份額

豬肉

1989

34%

 

1998

57%

牛肉

1990

72%

 

1998

79%

雞肉

1986

35%

 

1998

49%

(資料來源:Multinational Monitor July/August 2000, P.14-15)

 

食品工業的集中程度決不能只歸因於市場的無形之手,還必須多得政府的有形之手﹐竟然把監管權力拱手相讓給前者。早在六十年代末,資本家就成功遊說一些國家(如法國)把有關限制農場禽畜數目的法律廢除。八十年代初以來,隨著戴卓爾及列根的上台及新自由主義的推行,這隻有形之手更自動撒手不管了。許多市場的必要監管現在都撤消了。在英國,本來嚴格規定所有動物蛋白的飼料一定要經過130度高溫處理及其他程序,才能售賣。但是戴卓爾政府廢除了這些規定。接下來的故事,就是瘋牛症的蔓延。另一個蔓延原因是政府追求瘦身,大幅削減各部門,包括衛生督察的開支。政府之所以任由大屠房兼併小屠房,原因之一就是屠房越集中,則數量越少,所需的衛生督察也越少。對新自由主義的政府來說真是如意算盤!在美國,1978年尚有1.2萬個肉食衛生督察,但是近年削減到只有7,500人。怪不得大腸桿菌橫行了。有衛生督察向上級進言,須要降低屠房生產線的速度,以便保持衛生,但上級不理不啋。甚至在反覆出現E coli的中毒事件後,聯邦政府仍拒絕迫使有關公司回收有毒肉食,理由是它無權這樣做。

 

結語

食品工業在反駁所有對他們的指責的時候,最愛強調:消費者愛選購便宜的肉食,而只有工廠化農場才能提供。好像這些老闆只是為了消費者的切身利益才費神投資搞生產似的!關於他們的真正目的,我們還是下面再說吧。就所謂「便宜論」而言,事實已證明,如果從整個社會以及自然環境來看,這些由工廠化農場製造的肉食絕不便宜。英國瘋牛症爆發以來,已經近百人死亡,屠宰百萬計牛隻,政府花了四十億英鎊去處理。這便宜嗎?

上述那位香港醫生發覺,腎癌患者日益年輕化。從前此病多見於老人,而今天竟有卅多歲的患者。由於腎是過濾及排出毒物的器官,腎癌年輕化意味現在人們攝入太多毒物。而他認為,這同食物污染大有關係。他驚呼:「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安全的食物?」的確沒有。但為什麼食品工業還是不斷推出這些垃圾食物並誘騙消費者付錢毒害自己呢?無他,謀利而已。本來,農業不同於工業的地方,在於動植物的健康生長要按照固有的生命規律,不像工業產品那樣可以完全受人類技術支配。但是,資本家為了開創新商機,追求新的發財領域,不惜逐步使農業工業化,而這個過程同時也就是工業技術給資本家用來強暴、扭曲自然生命的過程。在一個清醒合理的社會,食物的營養及衛生無論如何高於企業的利益,因此要確保農場經營規模及一切技術服從生命及自然的規律,而不是反過來;要讓牛隻自然長大,不是用激素迫使牛隻快高長大。想要有滋味食物,關鍵也在於確保食物新鮮及質素高,而不在於各種添加劑及人工味道。要做到這一切一點不難,唯一障礙只在於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切為利潤而生產的機制而已。可惜現在仍有不少人摸錯脈、斷錯症,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上:遊說資本家以較高價錢推出「走地雞」 (free range chicken)。但是這種「以資制資」的辦法根本是自欺,因為在競爭壓力下,最有良心的資本家早晚也要弄虛作假──從一年走300天一直競相下調到屠宰前才走幾天路,也算是走地雞呀!你消費者能知道實情嗎?能監察哪家農場的雞走幾天地嗎?但是,自然生命已經對人類繼續容忍資本家這種暴行作出應有報復了。如果人類不及時改革這種鼓勵破壞自然、破壞生命、從而破壞人類的制度,那麼人類的滅亡是不會太遙遠的。

2002年3月2日

 

參考資料:

l. The world is not for sale - Farmers against junk food, by Jose Bove and Francois Dufour, Verso, 2001.

2. Fast food nation, by Eric Schlosser,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2001.

3. Multinational Monitor July/August 2000, Washington.

 

 

 

 

 

 

 

水的危機與商機

──兼談大陸水務私有化浪潮

劉宇凡

 

急速的城市化與工業化嚴重污染世界淡水資源,以致今天乾淨淡水日益稀缺。2000年聯合國發表一個報告,估計未來廿年淡水的需求將超出供應四成。世界有三分一人口沒有足夠的水使用。

即就今天而論,世界已有10億人每天喝的是污染的水,而每天有5000個小孩因此死亡。只有加拿大不必犯愁,因為世界上四成淡水在那兒。

中國淡水資源更是污染及破壞到越來越接近災難。全國600多個城市中,有三分二缺水,有些更須要限量供水。香港人更被迫花巨款(每年廿億港元)買東江污水飲用。

 

食水私有化觸發起義

世界銀行的副主席Ismail Seregeldin在幾年前說過,廿一世紀的戰爭將是為水而戰。那怎麼解決水源不足的問題呢?世界銀行向各國推銷的政策就是食水私有化。世銀的經濟學家Dr. Briscoe解釋食水危機的根源是因為水價太廉宜,差不多等同免費,促使人們浪費食水。他們認為只需讓水價確實反映成本就能使人珍惜食水,而這就須要市場力量來調節。所以世銀到處都建議政府把水務私有化。最著名的例子是1998年世銀以拒絕為玻利維亞的二千五百萬美元貸款作擔保、來威迫玻國政府把該國第三大城市科查本巴的食水私有化。結果只有一間公司,即有份建造三峽工程的Bechtel公司屬下分支中標,並獲得16%的利潤保証。1999年1月,該公司接手後立即把水價提高一倍,有些人所付水費達到收入的二成,使貧民百上加斤。世銀好像還嫌不夠,告訴玻國政府,所有世銀貸款均不能用於補貼水費。政府忠實執行命令,甚至要那些吃井水的社區居民安裝水錶以便付水費給Bechtel。這種荒唐可恥的政策旋即引起總罷工及大遊行;2000年3月,在科查本巴市更發生起義。這時候政府不得不向人民鬥爭低頭,宣佈取消私有化。不過,Bechtel 後來也不甘示弱,正在利用玻國與荷蘭的雙邊投資條約(該公司為此而事先把控股公司轉移至荷蘭)控告玻國政府,追討四千萬美元「損失」。

世銀的政策雖然在玻利維亞受到一些挫折,可是並沒因此在私有化立場上後退。2000年在世銀贊助下各國政府及跨國公司在海牙開了第二屆世界水務論壇以便為私有化造勢。出席的首先是那些大型水務公司代表。代表們正兒八經地討論有水吃究竟應視為「人權」還是「人的需要」;世銀代表以至許多政府代表都同意,有水吃不應視為人權,只應視為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最好由市場及私人企業來滿足。

工商界總愛說私有化惠及所有人。可是,各地經驗說明,水務私有化往往令水費提高,但服務質素卻下降。英國是最早實行水務私有化的國家。在私有化五年內,水費平均上升一倍。同時,水務公司利潤上升近七倍。究竟誰人得益,不是明擺著嗎?其次,由於資本家唯利是圖,所以儘管英國有兩成半食水因喉管漏水而浪費掉,水務公司寧可建造水塘或在河流抽水,以補供應,也不願花錢維修喉管。但是造水壩及增加在河流抽水都會破壞環境。

 

 

跨國水務公司破壞環境、濫收費用、貪污付賄

破壞環境

1.       1994年,Vivendi屬下一間公司在法國被控向Tregeux一地居民供應水質惡劣的食水。在1990-1993之間,有476日所供應之水含有過量硝酸鹽及殺蟲葯,根本不宜食用。

2.       在南非,蘇伊士里昂屬下公司南非水務與排污服務公司在Eastern Cape的一個水庫被發現因有死貓狗及工業污瓶而污染。當地居民多次投訴,但該公司拒絕清理。

3.       1989-1997年間,英國的Anglian, Severn Treat, Northumbrian Wessex等公司被成功檢控過128次。Wessex(英隆Enron屬下公司)更被英國環保部門列為1998年第四大污染製造商,並因非法傾倒污水被罰款。

4.       1999年,Anglican Water 被評為第六大污染製造商。1989-1997年間,它因污染而被控告過31次。

5.       泰晤士水務先後兩次因非法傾倒污水及因非法抽水而被罰。但罰款一般都阻嚇不了私營水務公司的非法行為。

 

濫收費用

1.       在印尼,蘇伊士里昂及泰晤士水務被控濫收費用。當地居民的律師呼籲法庭取消兩間公司的合約及要它們賠償。

2.       1996年在法國St. Etienne,蘇伊士里昂屬下公司被法庭判決要退還向用戶多收的費用。

3.       1998年在美國,英隆屬下的Portland General Electric 被俄勒崗州上訴庭判決非法濫收用戶一年2100萬美元罪名成立。

貪污賄賂

1.       在匈牙利,RWE-Matra因被控付出2600萬美元賄款給國家私有局股份公司,以換取私有化合約而正被調查。

2.       1995年在法國,蘇伊士里昂及Grenoble 市市長因賄賂以便達成水務協議而被判罪名成立。市長收賄600萬美元,蘇伊士里昂屬下的Merlin公司則因此在1989年獲得供水合約。從1989-1995,該公司把水價增加3倍。

3.       Vivendi’s 屬下一間公司在法國因六宗貪污案被調查,而一名法國參議員已承認從這間公司收賄43萬美元。

4.       1989-1996年間,在法國三大水務公司(Bouygues, Vivendi及蘇伊士里昂)獲得Lie-de-France地區蓋學校的合約。它們更在合約的價錢上再加2%額外收費,並用這些錢去支持當地政黨。蘇伊士里昂一個董事已因貪污被起訴。

資料來源:Blue Planet Project http://www.canadians.org/blueplanet/

 

大陸水務私有化黑幕重重

水務私有化現在也日益成為中共的立場。自從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大陸更大膽地向外資開放,越來越多國計民生變成中外合資公司的商機。在最初階段,中國政府只是在水廠及污水處理廠的建造及經營上引進外資。最著名的是法國跨國公司──蘇伊士里昂水務集團。廿年來它已經參與建造了一百多個水廠,其中直接經營的有十三個。另一家法國公司威望迪則較晚,只造了兩個水廠,但是1997年它同天津市供水部門簽訂的一項合資協議,不僅讓它佔有55%股權,而且第一次讓一家外資經營現有的水廠(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只能經營自己所建造的水廠)。到2001年為止,外資經營的水廠有50家,只佔全國城市的2.5%。但是由於利潤豐厚,近年已大量吸引其他跨國公司參與競爭,包括泰晤士水務公司、安格利水務公司等。許多地方為了引資而不惜向外資作了高利潤保証。今年三月初南方日報的網頁報導,在九十年代,沈陽市政府給予興建沈陽第九水廠的香港匯津公司的保証回報率異常高:第2-4年為18.5%,第5-14年為21%,第15-20年為11%。這種高回報拖垮了沈陽自來水總公司,因為它向市民供水的價格只是每噸1.4元,而向匯津公司買水的價格卻是2.5元一噸。為甚麼分明是損己利人的事都要做?南方日報隱晦地說:

「高回報率的背後還閃現著腐敗的影子。……原沈陽自來水公司總經理遲若岩(後升任市政府副秘書長)因涉及『慕馬案件』被判刑。據知情人透露,在遲的一升一調的過程中,自來水公司的業績一落千丈,其中的重重疑點被有關方面稱為『水務黑幕』。」

向外資保証高利潤率,這個做法既違反國家政策,而且太不合情理。可是,這個荒謬政策的後果現在卻要人民來負擔。在官員看來,避免自來水公司繼續虧損的唯一辦法,是大加水費。但是這些醜聞並沒有打擊各地政府競相吸引外資參與更多水務領域的合資項目的決心。現在外資紛紛要求大陸不僅開放污水處理,而且開放管網建設及自來水零售終端的經營權。特別是水的銷售,因為抓住這最後一環就等於抓住巨量現金收入。今年二月,蘇伊士里昂屬下的中法水務公司終於與沈陽自來水總公司達成全面合資的協議,合資範圍包括污水處理、自來水銷售及管網建設。中法水務說,他們有先進技術及有效管理,可以為合資公司節省成本。但問題是,省下來的錢會落在誰人口袋?當然是高官及外資。至於普通市民,則多付水費已成定局。原有的國營水務公司員工呢,當然也是犧牲品,因為官商兩邊都已聲明那兒冗員太多,一定要瘦身才能提升「競爭力」。

資本主義工商業是污染及破壞淡水資源的元凶。諷刺的是,它越是這樣破壞,就越為自己帶來商機,因為水越缺乏,就越值錢,而供水成本也越貴,在這情形下官商勾結推行私有化就更容易。

 

用水是基本人權

但是,人民會永遠默默眼看自己的用水權利、因而是生存權利,被一眾官商所斷然剝奪麼?我們從玻利維亞以至南非工人(他們近年也一直反抗水務私有化)的例子可以得到一些啟發吧。事實上,玻利維亞人民的偉大鬥爭已經引起了世界各國民間團體聯合起來反對水的商品化與私有化。當2000年世界水務論壇召開時,全球幾十個民間團體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批評跨國公司、世銀、世貿等組織推動水務私有化。同年十二月,幾百個民間團體代表在玻利維亞的科查本巴市召開會議,發表以下聲明:

「水理應屬於地球及一切物種;水對生命來說是神聖的,因此,為了將來世代以及自然環境,世界水資源必須好好保育及由人民拿回來。

用水是基本人權,必須受各級政府所保護。因此不能把水商品化、私有化或為商業目的而買賣。這些權利必須得到各級政府尊重。特別須要一條國際公約來保障這些權利。

由當地居民來保護水資源是最恰當的。因此,在保護水源及其調節上,當地居民應被視為同政府平起平坐的伙伴。人民自己才是促進民主及保護水資源的力量所在。」

2002年3月19日

 

 

 

附錄﹕

 

十大水務跨國公司的年收入

公司

所屬國家

水務收入

總收入

總利潤

Vivendi (’98)

法國

59億

297.4億

10.3億

Suez Lyonnaie des Eaux (’98)

法國

48億

293.9億

9.4億

Bouygues(Saut) (’98)

法國

22億

29.2億

2.1億

Enron (Azunix) (’98)

美國

 

293.5億

7.9億

RWE Group (’98)

德國

1.3億

404億

 

Thames Water (’99)

英國

21.3億

21.3億

2.3億

United Utilities (Bechtel) (’99)

英國

13.7億

13.7億

2.9億

Severn Trent (’99)

英國

5.7億

8.2億

1.8億

Anglian (’99)

英國

4.5億

5億

2.3億

Keida Group (’99)

英國

 

4億

1.3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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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匯豐銀行濫收費用看

「企業的社會責任」

劉宇凡

 

匯豐宣佈向小存戶收費之後,迄今已有六萬存戶取消戶口以表不滿。但政府至今毫無打算出面干預以保障小存戶。消委會則安慰小存戶,說現在仍有選擇。但是這種安慰意義甚小,這或者因為事實上許多人沒有選擇(例如僱主固定在匯豐發薪水),或者因為不收費的中小銀行分行太少,或者因為即使現在不收費的中小銀行也不會保証以後不收。

另一方面,一些工商領袖、經濟學家卻出來為銀行收費辯護,否認銀行有社會責任保障小存戶「免費」享用銀行服務。銀行界與高官強調「這是商業決定」、「我們要向股東負責」,說穿了其實同前者一個調。

已經有人指出,匯豐一直享有許多特權,所以要它負起照顧小存戶無力負擔費用的義務,並不過份。在殖民時代,匯豐一直被政府委托為中央銀行,並從中有許多好處。在後過渡期,匯豐的央行角色淡出,但是至今仍保留不少法定的或事實上的特權,包括發鈔、結算銀行及政府的銀行等。這些都大大有助於其商譽及經營。既享特權,哪能不負起碼義務?

說過去小存戶「免費」享用銀行服務,根本荒謬。試問過去銀行少給小存戶的利息又怎樣計算?消委會在1994年一份研究報告指出,香港銀行的息差(貸款與存款利息的差額),由於存在利息協議(實為壟斷手法),平均比外國高1.65%-1.79%。消委會估計,以1991年為例,存戶因此損失51.7億-74億港元利息收入,佔GDP差不多1%。正因如此,當年消委會才要求政府取消利率協議。消委會想不到的是,銀行決不會甘願其壟斷利潤消失,所以協議一取消,銀行就立即反撲,向小存戶開刀,並且恐怕陸續還有新招。(其實當年銀行已經威脅過,協議一取消就會這樣做。但消委會卻對之掉以輕心)

消委會的報告還指出,香港銀行過去的收費並不比外國低。以英國為例,申請提款卡及其更換、兌換硬幣、發出客戶存款証明、三個月內取消存款戶口等,通通不收費,但香港不少銀行都收。

 

歷史上的「企業的社會責任」

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大師佛利民說過,企業的責任就是賺錢;它對社會並不負甚麼責任。他在香港的徒子徒孫不過是重彈老調而已。但是企業的歷史卻表明事情並非那麼簡單。

經濟學教科書總是這樣追溯企業的歷史:首先是獨資經營,但其缺點是資本不足,於是聰明的企業家很快想出合伙經營;但同一邏輯不久又推動合伙經營演變為有限責任公司以至上市股份公司,即現代意義上的企業。這種歷史解釋的好處(對資本家而言是好處)──是把企業的起源與發展解釋為純粹基於資本家的私人之間的合約關係,與政府及社會都無關。據此,自然談不上甚麼企業的社會責任了。

但這並非歷史,而是創作出來的童話故事。事實是企業是公共權力(首先是立法機構)的產物。合伙經營可以追溯到古代,但是現代有限責任公司卻只有幾百年歷史。在合伙經營與現代企業之間,為一道深深的歷史鴻溝所隔斷。在英國,「公司」本身是皇權在十七世紀的一種特許經營。在美國,獨立戰爭後,在民主改造了政治制度之餘,同時亦改造了企業的權力來源:企業不再是皇權的產物,而是民選的立法機關的產物。既然如此,則企業除追求自身的盈利之外,當然負有某些社會責任。例如1834年的賓夕凡尼亞州的法律規定:

「法律規定企業組成時是甚麼,就是甚麼。它是法律的產物,並且可以由立法機關按照最有益於普遍利益而自由修改法律。」

當時許多州法律都對企業的經營項目及年限設立規定;年限多是廿年,而對銀行特別嚴格,有時只有幾年。許多州拒絕給予企業董事以有限責任,恐怕這會過份保護富豪。如果企業經營不符合公共利益,其經營權可被終止,或屆滿時不予延續。1791年有一位州議員麥迪遜──後來就任總統──就曾在議會反對給予一間銀行以經營權,理由是「這些企業太強大,已經獨立於人民之外」。1832年美國的傑克遜總統也曾否決延長美國第二銀行的經營權。

美國1860-64年的內戰之後,一個新時代出現了。隨著經濟繁榮而來的,是日益強大的資產階級。在一些重要經濟部門已經開始出現寡頭壟斷。羽翼豐滿的資產階級已經不願再受到公共權力的限制了。他們大力推動廢除限制,取消人民的民主監督權。從前有限責任是小心地按個別情況給予的,現在變成了企業的普遍權利;從前企業被視為公共權力的產物,但1886年最高法院卻宣判企業作為「法人」享有同人一樣的一切「天賦人權」,因此其生與死都不能讓公共權力干涉。資產階級的這些反動都曾遭到勞動者及正直的民主派的反對(曾有工人反對給予企業主以有限責任,因為這樣方便企業主借企業破產而不付工資),但總是以前者的勝利告終。從前的民主與企業法律制度雖非完善(所謂民主,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因為窮人、黑人與婦女都沒有選舉權),但多少使企業主受到一點公眾監督,而現在呢,企業主可以基本擺脫公共監督,而企業也就成為純粹「私人」企業了。這個過程在歐陸也是基本一樣的。

廿世紀卅年代的大蕭條使資產階級相當程度喪失了對「不受干預的自由企業制度」的信心。戰後歐美各國誰也不敢搞自由放任,對銀行尤其如此。這是國家大舉干預市場的年代。與此相應的是,有關企業須負社會責任的見解又一次抬頭,盡管這一次由於整個社會結構上已經同百多年前大不相同、因而實際意義更小。國家干預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企業經營,但在更大範圍內卻又促進企業的發展(只要舉出政府軍事訂單對財團的意義就夠了)。所以,這個干預時代也是企業進一步發展為跨國公司的時代。所以,當這些跨國巨獸在七十年代碰上廣泛的經濟危機時,即變臉反撲,決心推翻一切多少不利資本剝削的市場管制,不要負任何社會責任(除了交那不斷減少的利得稅),實在既毫不奇怪,又易如反掌。

香港匯豐銀行之從頭起得到殖民地政府扶助,是人盡皆知的。當香港華人連丁點普選權都沒有的時候,匯豐大班就已一直與港督並排坐在行政局內開會了。說它的成功完全由於私人企業的努力,實在是開玩笑。

 

私有產權的真真假假

資產階級越強大,越愛鼓吹私人企業無社會責任論,據說因為企業是私人財產,與社會無關。諷刺的是,資產階級之所以強大起來,恰恰不是僅靠自有資本而發財。僅靠自有資本根本不可能發那麼大的財。自從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上市股份公司的大幅發展,所謂「私人財產」一詞已經日益失去原來意義,因為這些公司的大股東之所以能發大財,恰恰是因為他們能以極低代價支配小股東的巨量的財產以為己用;大股東的股權即使只有20%,已可令他支配無數小股東的財產。到了今天,這種靠別人金錢來發自己的財的現象更是有增無已。到處泛濫的投資基金、保險基金、退休基金、醫療基金,其大股東與董事們莫不靠別人的養老金、棺材本、儲蓄來發財。說這些企業純粹是私人企業,簡直是對廣大小股東與普通受薪階級的欺人之談。

至於銀行,就更不能說它純粹是私人財產,因此與社會無關了。銀行是社會資金的供應者與需求者之間的中間人;它把巨量的、分散的資金集中起來轉貸出去,並從中發財。銀行本身能夠這樣做,是以整個社會的信用制度,法律制度及經濟制度為前提的;沒有後者的支持,就根本不可能讓銀行擔當資金供求的中介人角色。既從社會獲得支持才能經營,豈能不負社會責任?銀行家這時會和顏悅色地道:不對,因為我們並非無償使用存款。如果說甚麼社會責任,這一責任我們已經負過了,已經反映在我們付給存戶的利息上了。這位銀行家沒有告訴你的是,他支付的只是一筆利息支出,但他所獲得的,卻不只一筆,而是兩筆財富:一筆是存貸息差,另一筆則是把分散的存款集中起來之後所形成的資金上的規模經濟:只要不發生擠提,銀行家可以把大部份存款轉貸,並且通過資金的循環作用來創造幾倍於原有存款的銀行存款。正因為銀行這種特殊重要的功能,所以才會被稱為「社會經濟上的制高點」。但由於這種機制只有在信用制度能維持的前提下才能發揮,而信用制度本身又離不開政府中央銀行的保證(所謂最後貸款人的角色),所以這也是銀行所受到的監管往往比一般企業嚴格的原因。說銀行是純粹私人企業,與社會無關,實在大錯特錯。

 

結語

「企業無社會責任」論,說穿了,不過是大資本家一面要依賴政府提供資本營運所需要的一切社會成本、依賴廣大的小股東及普通市民的錢來發財,一面卻絲毫不願回饋社會大眾的刻薄咀臉而已。而資本越發展為壟斷資本,咀臉就更其醜惡,並因此引起越來越大的公憤。在這種壓力下,現在也開始有一些跨國公司吸收教訓,也大力提倡「企業的社會責任」;一些民間團體有見及此,也紛紛向有良心的企業家發出誠懇的呼籲,希望企業家體察民情。甚麼「企業行為守則」、「社會責任8000」等等,便沸沸揚揚起來。其實,這一切都不過是公關手段,因為這些「運動」都是依靠企業自己自願推行,對企業並無真正約束力。普羅大眾需要的,是建立一個普羅大眾自己的民選政府及各種自主團體,只有這樣才能通過它們去迫使企業主履行其應有社會責任。

2001年5月19日

 

 

 

 

 

 

 

 

 

 

 

 

 

 

 

誰的知識產權﹖

劉宇凡

 

最近香港某大學進行有關消費者購買盜版光碟的調查,顯示在購買盜版貨者中有四成具大專學歷。負責調查的那位教授驚呼這種「只講價錢不講道德」的風氣要不得。

  街頭訪問顯示有些消費者是買得理直氣壯的。他們質疑:「人人知道光碟製造成本很低,但他們卻賣得那麼貴,有什麼理由一定要買正版?」但也有人始終感到買盜版的確是道德上不好。「畢竟那是人家的知識產權啊!」

  不過,不管你們消費者怎樣看,政府都正在大力掃蕩翻版,而且不斷盤算怎樣連消費者購買翻版也列為刑事罪行。因為啊,政府要主持正義,捍衛「知識產權」啊。

 

化公為私的互聯網

微軟近年一直受到被指壟斷的官司的困擾,但這並不妨礙蓋茨(Bill Gates)在全球各地追查及控告涉嫌盜版者或使用盜版者,包括中國。

但是,如果我們了解一下關於互聯網、電腦、微軟以至知識產權本身的歷史,便不難知道,把現在的所謂「知識產權」當作是天經地義的東西,是多麼受騙。

大家知道,如果沒有互聯網,知訊科技就不會發生那麼大的革命,微軟的電腦王國即使有,也不會像今天的規模。但是,互聯網的開發本身,是自由市場下私人企業所煥發的創新精神的產物嗎?不是的。就像核能、雷達、微型電子器材等等一樣,互聯網是戰爭或軍事競賽下,由政府以公帑開發的。當蘇聯在1957年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時,美國立刻意識到有在軍事競賽中落後之虞,於是加緊科研,包括研究怎樣對通訊科技進行革新。互聯網的原意是為了使核戰時也能確保全國通訊。在舊有的通訊設備下,一旦首都及幾個最重要城市受襲,全國通訊便可能癱瘓。美國軍方在1969年成功地建立了一個電腦網絡,讓各部門科學家相互之間傳遞最新消息。即使其中一個被毀,其餘的網絡仍可維持。到了1983年,這個網絡已聯繫了562個電腦系統。網絡雖由政府付錢開發,但其實際經營是外判給一間私營公司。名字叫高級網絡及服務公司(ANS - Advanced Network & Services)。所以那時網絡叫做ANS net。這種公私合營的方式在美國及其他國家都很普遍。這間公司是由包括IBM在內的大公司所創建。到了1995年,經過幾輪轉手之後,ANS的網絡更正式落入私人手中,變成現在的internet。這種由公帑付帳,又讓私人企業分享開發成果的公私合作,使私人企業往往無償得到昂貴而又尖端的技術。核能技術也是這樣變成杜邦(Dupont),孟山都(Monsanto),威斯丁豪士(Westing house electric),通用電器(General electric)等超級企業的「知識產權」。

  互聯網在變成私人財產之後,同時也變得日益商業化。是的,它由於競爭加劇而費用日廉,甚至有些服務變成免費,但你所獲得的資訊,首先是廣告。有人在網上查詢非洲一條河流的資料,但搜尋器傳回的只是旅行社的廣告。其次,當競爭過後,市場只剩下少數企業時,他們就大可合謀把價格抬高。

電腦技術本身若無政府帶頭,也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二次大戰加劇了軍事科技的競爭。英國政府為了破譯德國的密碼,製造了一部最早期的電腦原型叫Colossus,戰後並演變為第一部電腦。另一方面,美國政府為了製造核彈,也在1945年研製電腦,並在韓戰爆發後把大量製造電腦的合約批給當初不大願意自行製造電腦的IBM。電腦技術,無論是最初的開發還是在此後廿年的不斷更新,都是使用大量公帑及吸收了政府部門所發展的技術。為了確保美國在軍備競賽中勝出,美國政府有時更直接投資到IBM。

  

賊喊捉賊

  那些整天去控告別人侵犯其知識產權的資本家,本身往往才是最大的侵權者。事實上,資本主義大企業的冒起本身就是靠盜竊工人的知識產權,再加上許多其他因素,才發展起來的。由泰來所「發明」的科學管理就是最明顯例證。在十九世紀末,雖然工人自主勞動的小生產已經為大工廠所取代,但是,即使在工廠,工人對勞動過程仍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權。即使當時已大量採用各種機器,生產過程中仍有無數變數,需要技術或半技術工人臨場決定怎樣做,而這些知識是從長期勞動中積累下來的、為工人擁有而老闆不懂的。就算是非技術工作,一個勞動日的最高勞動定額,也只有前線工人最清楚。所謂科學管理,就是打破工人對勞動過程的最後一點支配權,使工人純粹變為機器的一部份。辦法就是:奪取工人的知識產權。泰來本人說得很清楚:

  在傳統的管理部門中,「工人們都擁有大量的傳統知識,其中大部份是經理部門所沒有的。……最有經驗的經理們乾脆把如何最出色而又最經濟地來做工作的問題交由工人決定。」但是,依靠工人的「知識,技術與好意」是危險的,這樣簡直等同把工廠變成「實際上是由工人而不是老闆和領班來管理」。科學管理就是申明,「管理人員所負的責任就是……搜集工人過去所有的一切傳統知識,然後把這些知識加以分類、列表並使它們變成規劃、法則和公式。」然後是「一切可能有的腦力工作都應該從車間裡轉移出去,集中在計劃或設計部門」,接著是把原有勞動過程再分解為更簡單、更沉悶的工作,使工人不必再多用腦,使他們能夠一刻不停勞動,從而達到產量最大化。這是一種最赤裸的盜竊,可是這卻管叫「科學管理」。

  這過程並沒有隨著泰來主義、福特主義之有些過時(但從未像許多學者所說的已然消失)而停止。近年流行的什麼小組生產,精瘦生產,勞動彈性化等等「新管理方式」實際上仍是不斷迫使工人無償獻出生產知識,讓資本家可以憑此而加強工人勞動強度。

  對於腦力勞動的僱員,這種盜竊同樣普遍。許多跨國公司屬下的傳媒及研究機構都明文規定,僱員在公司的一切研究與創作的知識產權都屬公司所有。近年更有傳媒老闆連自由作家、記者、攝影師的作品版權也不放過,迫使他們放棄版權。英國記者協會一直反對,但勝負難測。

  有謂知識產權法是用來鼓勵發明創造。如果大家知道,今天享有專利的人,往往不是發明者本人而是跨國公司,他就未必會那麼尊重其專利了。在1973年英國有人就專利作研究,結論是專利制度並無促進發明。許多發明都會照樣產生,不論是否有專利。

 

科技革命與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及專利法並不是什麼天經地義的東西。它們是人為產物。在資本主義誕生前並無所謂專利法。在這之後,各國對專利法的看法也不相同。法國1791年專利法把發明者的壟斷權視為「天然權利」。但奧地利的1794年法例卻排斥「天然權利」說,相反只視專利為公民有權得到發明知識的例外。英國十七世紀的法例至少也注意到,保護知識產權的需要與公眾獲得知識的需要必須加以平衡,不讓發明者長期壟斷知識,而把專利期定為14年。之所以是14年,是按照師傅完成訓練兩個學徒的時間來定的。過了期限,有關知識就變成公共財產。但是,資本主義越是發展,資本家日益成為技術發明的最大收購者或是對其僱員的腦力勞動的剝削者(而不一定是發明者),從那時開始,他們便不斷迫使政府修例來縮小對公眾知情權的保護,同時拼命擴大對知識的壟斷。這自然引起各種反抗。因此,各國法例亦依彼此的各種形勢不同而分別很大。所以,儘管1883年已達成了一個有關專利的國際協議,但協議也承認各國可以按自己情況訂定專利法。例如有些國家硬性規定專利擁有者必須在社會生產中實際去運用它,有些則沒有規定。有些國家的專利期限長些,有些短些。有些甚至長期有意不立專利法。荷蘭在1869年撤消其專利法後,半個世紀之後才再訂立。瑞士多次公民投票否決專利法,直到十九世紀末才立法。直到近年,德國、瑞士仍不容許就化學品發明註冊專利,法國、西班牙及意大利不許就藥物註冊專利。到了現在,自然大不相同了。各國紛紛向跨國公司低頭,日益把專利法修訂得更為嚴苛。

當初版權法是因應印刷術的興起而產生的。此前,一切文稿都是抄本,版權觀念自然不會出現。以後,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及其在工業及商業的普及應用,都使知識的傳播更容易,因此資產階級為了壟斷知識更需要控制傳播,需要對原有的版權法及專利法作修改及由法庭重新詮釋。在上一世紀五十年代,影印機、錄音機的普及,使資產階級趕忙督促其政府作必要修訂。自從電腦技術革命以來,這方面的修訂就更多。當軟件初出現時,究竟它該列為發明還是列為文字作品就大有爭論。1980年美國版權法修訂時,把軟件列為文字作品,因為它們是對電腦的一組指令或陳述。政府之前所委任的專家對此卻大加反對,認為這種分類有違美國憲法所界定的“文字作品”。這事例一方面反映了知識產權概念的人為性質,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在解決新科技、新經濟部門與傳統知識產權法律的矛盾上所具有的異常重要的角色。科技革命越是發展,知識產權的界定,以至各種舊有概念的界定,便更加模糊,更加須要國家機器這個仲裁人按照資產階級的普遍利益來仲裁。比方說,盡管國家機器往往是促進壟斷的元凶,可是,當壟斷達到危害其他大資本家時,國家就需要多少壓抑一下有可能發展為獨斷的最大企業,以便維持寡頭壟斷資本之間的「自由競爭」(中小資本則盡可不管)。1988年美國法庭判決蘋果對微軟的訴訟敗訴,理由不是微軟不曾抄襲蘋果,而是“不能給予蘋果太多保護,否則會有害競爭”。這判決不利蘋果而有利於微軟,但同時也有利於電腦業技術的普及,從而促成美國在世界電腦業上的霸主地位。

現在輪到微軟被控壟斷了。不過,不管以後法院怎樣判決壟斷資本之間的爭吵,其結果都只是保障了壟斷資本的總體長遠利益,而非保障了普通消費者的利益。你付出高價買入軟件,可是嚴格來說你根本連所有權也沒有。你所獲得的只是一張使用軟件的許可證。在軟件的許可證上面往往印有一行小字,說:“這軟件及附屬手冊是由XX軟件公司擁有,並由美國及國際版權法保障所有權。一旦你違反這份許可證的任何一條,你使用本產品的權利自動停止,並須立即銷毀本產品的所有副本,或交回XX軟件公司。”這份許可證不必經你簽名就有效。你一旦打開封套,即受許可證條文限制。違反條文可以被罰巨款。這就是所謂消費者權益了。

按照傳統知識產權法,科學發現不可申請專利,只有技術發明才可以。從前二者的界線比較清楚,現在卻越來越模糊了,甚至變成連科學發現也實際可以申請專利。至少,在生物工程及訊息技術方面是如此。歐美法院在多次判例中已裁定,有關構成全部基因的基本化學物的知識是可以申請專利的。雖然有些案例附加條件,即有關知識須具潛在的商業價值。但要證明這點並不難。例如若有人發現某一基因與乳癌有關係,你就可以申請專利,因為你不難利用發現來設計測試,看看該基因的突變有否增加患癌機會。知識產權的涵蓋範圍的擴大,等於鼓勵研究人員事事守秘。人人都想,噢呀,我這個主意可以令我發大財啦!即使他的主意十劃只有半撇,他還是會閉口不言以妨洩密。“否則,不慎說了出去,同事阿炳可能會先我而申請專利,豈非見財化水?”然而,科學發展的歷史說明,科學只有在研究者之間自由交流與討論,才會有健康發展。相反,只會妨礙它的發展。

 

世貿加強保障跨國公司對知識的壟斷

但是,單靠一國的國家機器還不足以保障早已在全球生產與銷售的跨國公司的整體利益。這個責任,現在就由世貿來負擔了。世貿有關知識產權的協議包括容許跨國公司有權就生命體本身申請專利,大大方便他們通過盜竊各種生物(包括人)的基因來發展其生物工程技術。另一方面,有關協議實際容許他們合法搶掠全球勞動人民積累幾千年的各種傳統知識並申請專利。據印度的民間團體說,美國跨國公司已經盜竊了印度九成的動植物樣本作為己用。倘若跨國公司據為己有,申請專利(就像他們把泰國香米申請專利一樣),那不啻是雙重搶劫當地人民。有朝一日,如中國人發現傳統中藥變成跨國公司的專利,並因此變得價格昂貴,不要驚訝,因為,這勾當一直在進行,只是中國政府視而不見而已。

  現行的、由世貿強加到全球人民頭上的知識產權法,保障了跨國公司的利潤,卻危害了全球環境。

  鑑於地球日益暖化,近年各國政府訂立了蒙得利爾協議,謀求盡快停止生產一種名為CFC的製冷劑(多用於冷氣機及冰箱)。協議規定發達國的停產期限為2000年,發展中國家為2010年,並規定發達國將在財政上幫助發展中國家開發代用品。印度有幾間公司聯合開發,且有相當進展,可是仍須外國跨國公司容許其使用名為HFC134A的技術專利。然而有關公司卻拒絕,即令印度公司願以市價付出專利費用。跨國公司開出更高條件:要印度公司讓出多數股權。如是,則印度難免進一步喪失經濟主權,而有關代用品的價格也大抵由外國跨國公司控制。如果印度人因用不起代用品而無法落實停產CFC的協議,結果使全球繼續暖化。但是﹐對不起,跨國公司對此是不關心的。

 

變本加厲,貪得無厭

  最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簡稱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打算把有關國際協議作出修訂,確保所有由私人及政府發出的各種原始數據的製作都列入知識產權法的函蓋範圍,從此使用數據通通要付錢,否則要受刑事責罰。(原有的協議只保障對原始數據的應用,而不保障原始數據的製作本身)它甚至打算把十五年期限無限期延長,只要有關機構到時對數據作更新便可。國際科學會議,一個由95國的25個科學學會組成的團體,已經發表聲明反對WIPO的企圖,重申科學家之間公開交換原始數據對科學發展事關重要。一個海洋學家說:「全球氣候變化是一個關鍵問題。世界各地的人都對此至關重視。你怎麼知道氣候在變?你唯有量度全球各地的氣候,並與之同100年前相比,然後據此估量其未來。若你要知道人對氣候的影響以及全球趨勢,你尤要這樣做。而數據是科學的血液。科學家既是數據的用家,又是它們的生產者。WIPO的最適當做法是認真而公正地研究這個問題,不要有任何先入為主之見。科學及教育界也應能有份參與這個問題的決定。」

我們並不是根本反對訂立版權法與專利法。我們完全贊成社會應對發明人或創作者給予特別獎勵。可是,目前的知識產權法不僅往往沒有保障發明人或創作者本身,而且實際上使資本家對發明人或創作者的盜竊變成合法,尤其使資本家借此壟斷知識來謀取暴利。

每一個發明家,不論其多麼偉大,都不是在真空之中作出發明的,而是根據千百年的人類經驗及與同輩們交往中作出的。偉大如牛頓,也說自己不過是站在巨人肩上,才能有那樣的成就。就算是貌似與科學發明毫不相干的普通勞動人民也對科學發明作出間接的貢獻。是他們為科學家提供一切物質需要。所以,每一個發明家的發明,既是他的產物,也是社會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既須給與科學家足夠保障其從事發明工作所需的一切物質需要,保障其有舒適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也必須確保有關知識不是變成跨國公司的壟斷工具,相反,甚至要保障知識真正變成促進全人類幸福的公有財產。

2000年1月

 

參考資料:

1. 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in Wils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Spring 1997.

2. Capit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edited by Robert W. Mchesny, Ellen. M. Wood, John B. Foster, 1998, Monthly Review Press.

3. Recolonization - GATT, the Uruguay Round and the third world, by Chakravarthi Raghavan, Zed books Ltd, 1990.

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Harry Braverme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5. Website of Encyclopedia Britanica.

6. World Socialist Web

資本主義與生態平衡勢不兩立[1]

劉宇凡

 

當代最重要的新社會運動之一是環保運動。它向全人類敲響環境破壞的警鐘,促成各國政府與民間社會把改善環境提上議程。另一方面,整個生物圈的破壞卻持續下去。即使在發達國,某些污染指標可能改善了,但其他污染指標卻惡化了。全球生態更是持續惡化。物種的滅亡速度一年快過一年;溫室效應在加劇;冰山開始溶解。地球環境破壞到不可修復的臨界點一天近似一天。

    環保工作為什麼進展甚微?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始終局限在資本主義體制內去尋求解決辦法。不能否認這有時也有局部效果,但總體而言收效甚微。要扭轉局勢,得對準病根所在,即資本主義本身。資本主義的固有邏輯必然是反人類反生態的。不針對資本主義的環保努力,難免最後被資本主義化解收編,使爭取人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反倒變成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無限擴大生產與有限的自然資源的矛盾

任何清醒而不太自私的人都不難了解,資本主義那種惘顧自然資源的有限性的經濟盲目增長,很快就會超越自然界限而為人類帶來更巨大災難。從1860年至1985年,世界的商業性能源的消費增加了60倍,其中尤以戰後增加得最多。從1860年至今,十個最暖的年份都是在1980年之後,而1998年又是廿世紀最暖的一年。必須盡快在大災難發生前大減各種溫室氣體(專家估計須減少六成,但1997年京都協議只減5.2%)。

許多環境專家指出,西方社會那種物質已很豐盛卻還要不斷追求經濟增長的模式,要為環境污染負責。但要落實他們那種經濟「零增長」主張,得首先廢除資本主義的統治。因為資本主義只能在不斷增殖的情況下才能保存自己,而這只有在不斷擴大生產及銷售額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資產階級區別於其他一切有產階級的是,只有前者才以純粹積累貨幣為全部活動的目標;佔有貨幣才可以無限積累而不會有腐壞之虞,才可以同一切商品交換並從中增殖。這種積累資本的癖好,與資本家是否有「良心」無關。在市場盲目競爭的壓力下,除非他盡量擴張生產、搶佔市場,盡量賺錢及再投資,否則他分秒都有被對手擠垮的可能。唯一能不斷避過惡運的辦法就是積累再積累,擴大再擴大;由於每個資本家都這樣做,不久就會市場飽和,生產過剩、價格下跌,經濟衰退;但週期性的衰退雖然暫時打斷了這種無限擴大生產的趨勢,不過是為下一輪更大規模的生產與積累奠定新的基礎。至於這種做法會怎樣有損受薪階級及自然生態,資本是不會管的。

    明白資本主義這種無限擴大生產的規律,就不難明白為什麼種種局部努力都沒能改善環境。儘管發達國家已紛紛管制石油含鉛量及規定汽車裝上過濾器,因而可能使每輛車的某些廢氣排放減少,但是由於汽車總量在增加,結果溫室氣體還是不斷增加。英國的一氧化硫便因此在1986-1991年間增加了35%。在1970至1990年的廿年間,世界汽車數量從2億輛增至4.5億輛,消耗了三分一世界石油產量,造成無盡污染。同時,儘管過去廿年增加能源效益的技術不斷提高,每一單位馬力的耗油量有所減低,但由於汽車總量在增加以及引擎馬力增加(這是車廠互相競爭下的產物),結果歐洲的能源消耗自1970年以來還是增加了4成。更可怕的是,汽車總量還是無止境地增長下去。現在第三世界的統治精英紛紛以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為典範,當中包括汽車。倘若世界各國都像美國那樣濫用汽車(平均每1.3個人就有一輛),全球汽車數量就會達到50億輛,而那是自然資源絕對不能承受的。(Nichols:87,143)

 

利潤第一還是需要第一

這兒就觸及到資本主義一個最重要的矛盾,即利潤與人類需要之間的矛盾。古代人類有時也會破壞環境(例如古代中國人在中原地帶之濫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但是這多份出於無知。現代資本主義持續擴大生產及使用汽車,並不是由於無知,而是明知故犯,是因為利潤的規律。盲目擴大生產汽車是為了利潤。汽車業及其相關行業(石油、鋼鐵、橡膠等等)都是發財大生意,在美國國民生產總值中佔2成。福特解釋為什麼不去製造較小型汽車(這樣浪費較少)時說過一句話:「小的汽車帶來小的利潤。」對資本家來說,這真是至理名言。最近火石牌輪胎被控故意出售有問題的輪胎更證明這種利潤至上的可怕後果。

    今天美國九成的個人運輸是以汽車代步。造成這個局面,重要原因之一是發錢寒的大汽車商的有力干預。從卅到五十年代,通用汽車就一直與標準石油及火石輪胎共謀收購各地的電車線路並代之以巴士。在1936至1955年間,全國電車線路從四萬條減至五千條。同時,福特又利用自己在巴士及火車頭生產上的壟斷地位及強大的政治游說,逐步使城市之間的陸路運輸由私人汽車代替公共汽車與火車。這是美國人均汽車大大高於各國的主要原因之一。(Foster:115-6)

    太陽能明顯比化石燃料環保及便宜得多。現在太陽能始終沒能代替石油及煤,原因不是技術困難,而是因為,那些投資了億萬美元計在固定資本及技術開發上的石油業及汽車業的巨頭們,是不能容忍這些設備及技術再生不出錢來的。所以他們才對發展另類能源抗拒拖延。

    環保先驅Berry Commoner曾經提出過生態學四大原理:(一)萬物互相關連;(二)萬物皆有其去處(例如汽車廢氣好像在你眼前消失,但其實是進入大氣並促成溫室效應);(三)最了解自然界的是它自己(例如許多看似「無用」的物種可能極有生態價值);(四)萬物皆有代價。美國環保主義者John Bellamy Foster則指出,資本主義全部違反上述四條原理;(一)萬物之間的連繫只有通過金錢關係;(二)萬物有何去處,與資本無關,只要它們不干擾到資本自身的循環;(三)自行調節的市場才全知全能;(四)自然界的豐盛萬物是給予有產者的無償禮物(所以可以任意掠奪及污染)。(Foster:120)

    自然界中一切物種、物質與能量都是一個互相聯繫的總體,但是開發自然資源的資本家沒有興趣去照顧這種互相聯繫;他看到的只是利潤。如果某種自然生命真的被折算為價格與利潤,它就會被資本家從其所屬的環境單獨挑出來,變成可供剝削買賣的商品,變成資本家的利潤,直到它們耗盡為止。至於有關環境及其他生物的死活,由於它被視為「無用」、「無市場價值」,更是無人關心。漁業公司只管捕他要捕的魚,趕快的捕,盡量的捕,至於這樣會否危及海洋各種生物的生存需要,它們是不管的。水電公司看上一條大河,然後趕快在上游蓋起水壩發電以便發財,至於整條河流的生物多樣性及其互相平衡是否受威脅,他也是不管的。

    自然的多樣性總是處於一種脆弱的平衡中;它們不可能在折算為量的價格與利潤之後仍能保持其多樣性及平衡。大氣層、臭氧層值多少錢?亞馬遜的原始森林值多少錢?地下水值多少錢?——但這樣的問題能真正提出來嗎?自然界的生態平衡決定於生物及物理定律,而不是決定於價格。人類的經濟開發必須服從這些自然的界限,才談得上可持續發展。

其次,市場價格永遠只能調節眼前的貨幣上的供求關係。為利潤而生產這種機制必然是短視的,其一切經濟行為也必然是短期行為。事實上,市場對於調節生產週期較長的生產事業往往表現最差:不是嚴重求過於供便是供過於求。(香港的物業市道正在經歷同樣危機)但保育自然界恰恰不僅是為了目前及這一代人的消費需要,更是為了人類的千秋萬世,為了千萬個物種的綿延不絕,為了生命,為了地球本身。從這個角度看,自然界絕對是無價之寶;它同利字當頭的資本主義經濟根本勢不兩立。

林業公司為發財而濫伐的例子是臭名昭著的。誠然,有些公司會從事商業植林。但是,資本家植林的方式也是反生態的。自然生成的樹林是生物與基因的多樣性的寶藏,具有無限的實用及觀賞價值。但商業性植林呢,生物多樣性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資本家視為有經濟價值的那種樹。Foster引述一個商業杉林的例子:

    林業資本家「把最高限量的養份、水份、太陽能灌注於新一輪的植林中。他把那些年齡、大小太過參差的杉樹剷除,因為這類杉樹的砍伐效益較低。他剷除一切生長緩慢的樹,賣不出的樹,剷除一切下層林叢及任何可能損及收成的動物。他所種植的快大的道格拉斯杉樹排列得非常整齊,基因劃一,不像從前那些自然生成林那樣不整齊。他除掉多餘的苗,施加化肥以便於樹快高長大;……結果是毀滅了生物與基因多樣性,……流經這些樹林的河溪很少有魚,動植物、昆蟲及菌類極少。老樹林的土地是一塊具有豐富的植披的地方。但商業性植林的土地卻是不育的。」(Foster:111-2)

 

資本主義農業對土地的破壞

右派經濟學認為,「目前許多環境的問題,都是由產權界定不清而引起的。」這導致人們無節制地濫用共享的自然資源。解決辦法就是「產權清楚界定與執行,可引發人們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如果制度安排能將資源控制權交到個人而非集體手中,反而會令人們對海陸空或其他資源的看管方式更具責任感。」「如果處理自然資源跟處理其他物品一樣,可以買賣或交換,那麼人們自然願意看到自己的財產得到適當的照顧。」(鄺美慈,1-3)

問題在於:「對自己財產負責」與「對自然資源更具責任感」是一個東西嗎?在自然經濟時代,二者也許多少吻合。一個小農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種,為了自己及子子孫孫都能不斷從土地獲得產品,往往會盡量保育地力及週遭環境的生物多樣性。但資本家同小農根本不同;他要獲得的是不斷增殖的利潤,而利潤最大化同自然生態的可持續發展不僅不是同一個東西、因而二者並不必然吻合,相反,前者的邏輯一定同後者矛盾。

土地是最早被資本家「劃定產權」的自然財富。二百年來的實驗結果卻證明農業資本家大大損害而非保育土地及週遭環境。為了各自能從變動不居的市場得到最大貨幣回報,大地主往往選擇出租土地給農業資本家而非自己經營,而農業資本也往往選擇租入土地經營農場而非買入土地。這個情況直到今天改變很少。在1994年,美國農業土地有一半是出租土地;大農場尤其多租入土地經營(佔六成之多)。租入土地經營可以增加資本應付市場的靈活性。可是,租入土地者往往只知耗盡地力而不會保育地力;他們像伐木公司一樣只想到盡量與盡快剝削自然資源,以便盡快與盡量推銷商品。

    至於在自己土地上經營商業農場的地主,可能較有一點長遠眼光;但是,他們的任何長遠眼光也得受制於市場競爭。他們在劇烈競爭下也是沒有耐心與時間進行保育的。如果土地因過度開墾而地力下降,他很少想到休耕,而是千方百計去補充地力。在十九世紀廿卅年代的歐美,資本主義農場需求肥料之亟,竟然驅使農場主拚命從秘魯大量進口鳥糞;美國政府在19世紀下半期搶佔了幾十個海島,為的只是掠奪鳥糞。拿破侖在滑鐵盧大敗之後,農場主即跑到戰場收拾屍骨肥田。但有機肥的供應畢竟有限,所以其代用品必須盡快找到,而且最後找到了。1842年首次發明人工合成的磷肥;人工氮肥要到1913年才發明。化肥在戰後的普遍應用與濫用同時亦宣佈環境災難的開始(Foster & Megdoff:33-6)。無限量供應的化肥打破了有機肥固有的自然界限,讓資本家可以從土地不斷變出高產量的農作物,但這亦同時大大損害泥土固有的有機物,妨礙植物吸收無機氮。為克服這個困難,只好再增加化肥量,於是更多泥土有機物被毀。惡性循環使化肥使用量日增,大大超過了土地及環境的自然淨化能力。過量的化肥滲入水源殺死魚類,同時毒害人類及其他生物。農藥也大體如此。農業越是資本主義化,就越只求短期利潤而不顧及生態平衡。強勁的農藥,最後都敵不過昆蟲的抵抗力。但是商業農場的對策不是尋找較天然的辦法,而是發展更強勁的農藥並更加以濫用。今天,水土流失,土壤肥力消失的現象日益嚴重。每年失去的耕地大如英國。

    土壤肥力消失還有第二個因素: 資本主義社會下,大部份人類排洩物不能循環回到土地。而這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城市與鄉村的矛盾的結果。自然,城鄉矛盾遠早於資本主義時代。但是只有在資本主義時代城鄉矛盾才達到最尖銳,因為這時城市才成為工業生產中心,並從鄉村吸引了大量勞動力。上百萬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成為常規,而城市越大,排洩物的循環便越困難。本來,只要人類的排洩物能循環回到土地,而不是像現在那樣流入大海污染海水,就能既增加土地的有機肥又可減少整體污染,何樂而不為?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真正有益的循環再造是對立的。它追求的是利潤的量的單線擴張,而沒有興趣於循環再造。Commoner寫道:「產品總是單線發展為廢物;谷物變成排洩物,鈾化作幅射廢料,石油與氟變為二噁英,化石資源變作二氧化炭……結果總是廢物,而這損害了一直支持生物圈的循環過程。」(Foster:122)

農業不同工業的地方是前者的生產不能單靠人類的勞動與技術的物質力量;農業首先是有機物的生長;它首先遵從的是生命的規律而不是機器的規律。樹木要幾十年才能長成;小麥要100多天。在未能大量應用科學於農業的年代(十九世紀上半葉),資本家為求增加原料供應,在改變自然方面最多可以改變植物的原產地,例如把橡膠樹從巴西移植到錫蘭,把咖啡從西非原產地移植到世界各地,但也僅此而已;他們不能改變有機物的基因及其生長規律。兩次大戰所帶來的科技革命徹底改變這點。科技革命令資本家無情剝削人與自然方面如虎添翼,並達到逐漸打破一切自然界限、扭曲生命規律的程度。嫌豬牛生長期過長?不要緊,餵飼激素就行,於是「快大豬」、「快大雞」紛紛面世。把太多牲畜集中於農場工廠會增加疫症可能?餵飼抗生素就行了。(至於這些化學物會怎樣危害人類與自然,對不起,那與企業無關。)嫌有機菠菜生長期70天太長?大量使用化肥就可以縮短到45天。

 

無限商品化與普遍的損人利己

資本主義同過往時代的分別之一是生產力急劇的提高。它之所以能夠這樣,是因為其對人與自然的剝削的機制非常完美,能夠在科學幫助下打破人與自然的固有的界限。但他越這樣做,便越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方面是無限擴大生產的趨勢與購買力的有限性(這是資本盡量節省勞動成本的必然後果)的矛盾週期性地爆發,另一方面,由於生產力高度發展,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日廉,市場容易飽和;兩方面因素都使市場有停止擴大之虞,從而使資本家的發財機會縮小。這對資本家來說都是災難。為了克服市場狹窄及由此引起的危機,資本家只好盡量在商品生產上推陳出新,刺激消費意欲。所以每一次新的繁榮週期,都以新的科技革命、新的商品、從而是新的消費熱點為其起點。例如廿世紀初的電氣化及汽車業;而戰後則是核能代替煤油發電、人工合成物代替天然物的時代(合成橡膠代替天然橡膠、合成纖維代替天然纖維、合成化肥代替天然化肥、塑膠代替玻璃等)。眾所週知,恰恰是這些新技術新商品,由於其極難降解,才造成了今天極其嚴重的污染及生態危機。現在生物科技更成為許多跨國公司走出投資機會不足的困境的救命靈丹,而不管自然基因受到無法挽回的污染的巨大風險。

    有些人認為環境污染的主因是發達國家的人消費太多。結論是叫人停止「消費主義」,實行綠色消費。這其實只是揚湯止沸的辦法而已,因為消費主義只是病癥所在,不是病根。從1946年至1970年,美國人口及國民生產總值分別增長了43及126%;人均消費量呢,只增加了6%,但同期污染卻增加了100倍。(Nichols:45)可見關鍵不一定在消費量,而在於所消費的新商品及其製造技術。戰後塑膠大量代替皮革,意味污染增加,因塑膠極難降解;其次,塑膠生產所需勞動只及皮革生產的四分一,但所使用資本及能源分別是皮革的10倍及30倍。塑膠之代替皮革,意味就業機會減少,能源消耗大增。(Foster:123)。

    只抓住「消費主義」現象的錯誤還在於:它把污染責任放在消費者身上而非大財團身上,而這等於是為罪魁禍首開脫。有些純粹鼓吹綠色消費的環保團體天真地相信,在資本主義下面是消費者用錢投票決定廠家生產什麼。請問:消費者幾時投票決定生產核電?人工合成物?幾時決定生產基因改造技術?或互聯網?通通沒有。消費者所能有的選擇,不過是在業已生產出來的商品之間買或不買而已。即令在這方面,也很難說消費者有多大主權。你能決定不買電力嗎?即使在競爭性的消費品之中,消費者的選擇也是有限的。(你能根本不買塑膠製品嗎?你能知道罐頭內真的不含味精?)不要忘記,資本主義之所以為資本主義,正是因為人類的需要不再直接支配生產;支配生產與人類需要的是貨幣與利潤。他們不懂得,不是消費決定生產,而是生產決定消費。我們不是說消費者運動沒有意義。當然不是這樣。問題只在於消費者運動應採取什麼方向,是針對資產階級在投資與生產上的霸權,還是避免作這樣的針對?

   表面看來,資本家還是挺關懷消費者的需要的。君不見他們千方百計來迎合消費者的口味嗎?實際上呢,他關心的只是你手上的購買力能否變成他的利潤。英國汽車製造商Lord Stokes說過,「我其實並無興趣於製造汽車;我只有興趣於賺錢」。今天,食品上的各種各樣添加劑對消費者不僅沒用,相反,只會有害身體,但是它們照舊無節制地加到食品中去,無他,只是利潤作怪而矣。

    資本主義越發展,人類需要被資本家任意扭曲的情況就更嚴重了;如果消費者能真正支配自己的需要,又易於滿足,資本家就無利可圖了。但是他們決不容許這事發生。因此資本家盡量通過「完美無瑕」廣告來刺激人們各種各樣欲望,以便製造虛假甚而有害的需求(例如對香煙及瘦身的需求)——你還不夠漂亮,或者不夠瘦,皮膚不夠白,所用的手提電話不夠高科技。在廣告的每天洗腦下,消費者往往買了許多其實不一定需要買的東西。你買的東西越多,便製造越多垃圾。全世界每年花在廣告上的金錢是2,500億美元。資本主義同浪費簡直是同義詞。

    美麗新世界早就降臨了。在赫胥黎這部卅年代的小說中,人們以福特為上帝,吃快樂丸保持快樂,又以浪費為榮,以縫補衣物為恥。人們以在工廠試管中出生為正常,以胎生為奇恥大辱,所以那位胎生的「野人」只有自殺一途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前述幾點早就做到了。最後一點還未做到,但可能不遠。君不見香港的母親在公眾地方母乳餔嬰早就被趕盡殺絕,得躲在公廁進行,反之,奶粉餔嬰才被視為正常。掌握了基因改造技術的跨國公司,更是廿一世紀資本家的新的發財技倆。現在,從食水到郵政,從醫療到退休金,從個人私隱到植物以至人類基因,莫不紛紛被資本家商品化,化作一盤盤大生意。

    普遍的商品生產就是資本家普遍的損人利己。在小商品生產時代,由於市場的狹小,價格和利潤要受當地社區的血緣紐帶、風俗習慣、傳統道德的限制,從而使小商品生產者不一定要損人利己。資本主義的特點正是利潤打破了一切自然與人類需要、一切地域與傳統道德的限制,成為全球市場的最高統治者。這時才出現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所嘲弄過的普遍損人利己:醫生期待病人多、律師樓希望訴訟多、建築商希望火災多、棺材商祈求死人多。在環境問題上,這個原理則變成「越污染資本家越快樂」。這要分兩個層次說明。第一層:沒有幾個資本家願意自動安裝減廢除污的技術,因為這會增加成本。他越是把自然界當作免費垃圾崗及淨化器,他的利潤就更多。Monsanto自己發明了一種可以清除廢氣中的氧化琉的裝置並向外推銷,但是它卻不肯在自己的工廠安上這種裝置。人人這樣做的結果,當然是污染物遠超過自然界的淨化能力。但越多污染恰恰又會為資本家帶來新的商機。這就是「越污染越快樂」的第二個層次。食水越污染,蒸餾水及過濾器供應商便越發財。(這些資本家更利用廣告去宣傳「水要蒸餾過才算清純」這種反科學反人類的口號,以圖擴大銷量。)溫室效應越厲害,冷氣機供應商就越多生意。空氣越污染,罐裝「新鮮空氣」或氧氣便越有銷路,空氣清新機越多人買。就連綠色思想也變成供資本家發財的「綠色消費」——環保噴霧劑,環保飯盒,環保電池——儘管以HCFC代替CFC一樣破壞臭氧層,環保電池本身的生產過程一樣不環保,環保飯盒徒具虛名。事實上,環保工業本身也成了大生意。有些環保份子相信,只要發展環保工業就能解決資本主義的污染。他們忘記,資本家發展環保工業,前提是要有利潤。像膠瓶這種無利可圖的廢物,在香港就沒有回收商願意回收再造,結果是讓它們繼續污染。

 

市場環保主義還是人民共有共享資源

右派經濟學總愛拿孤立的個人與孤立的例子來說明為什麼公有制必然被壞環境,為什麼必須求助於市場來解決環境問題:假設有一個由各家農戶共享的草原。由於對草原使用沒有劃定產權,所以各家農戶總愛盡量多飼養牲畜;無節制地飼養的結果是迅速把草吃光。唯一解決辦法是把草原劃定產權;擁有草原的主人定必盡量保護資源免於耗盡。「目前許多環境的問題,都是由產權界定不清而引起的。」可是,如果這個說法成立,自然資源理應在許多千年,不,許多萬年前已經被對經濟學無知的人類所耗盡,不必待到廿世紀才來勞右派經濟學家的駕。人類千百年來都在共有的耕地、樹林、草原與河流資源上合作生產、共享成果,但沒有變成普遍而毫無節制地浪費。瘋狂耗盡自然資源是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尤其是晚期資本主義,才出現的。否定這點就是否定歷史事實。英國資產階級在十六世紀開始成功把農民共有的樹林與草原圈佔為私產之前,農民一直在風俗習慣、傳統道德的調節下共享資源(放牧、伐木為柴、採摘野果菌類)。右派經濟學那種二分法根本是虛假的。要麼無節制耗盡公有資源,要麼就私有化資源——為什麼不能設想有第三種可能?憑什麼說共有共享就一定等於濫用?就不能自行有效調節使用權?

    「劃定產權然後容許買賣」的辦法與自然生態根本不相容;實行它只是意味將那個萬物互相關連的生物圈肢解。我們怎樣劃定海水與海洋生物的產權?或者大氣層?清新空氣?水的循環?候鳥?根本沒法劃定。經濟學最多只是使用一種極其「間接」而又異常主觀的辦法:例如人為製造一個企業買賣污染大氣權的市場,規定凡是污染者都要花錢買下「污染權」才能排出廢氣;訂價則決定於企業願付多少。很明顯,這種訂價完全是任意及反生態的。清新空氣的供應是由整個生物圈的良性循環所決定,而不是決定於任何人為「訂價」。其次,「污染權」買賣純粹是挖肉補瘡,因為該減的污染根本沒減,相反它其實暗含了這樣一個前提,即承認有錢人有權污染,窮人無權污染,甚至是實際承認富人可以恃著有錢而迫使窮人吞下富人所製造的污染,因為污染最多的工廠往往坐落在窮人地區或窮國(想想Union Carbide的毒氣在印度玻拍爾省毒死6000多人的慘劇吧!)。發達國有毒廢料也是這樣按市場規律而被運到窮國掩埋。

    市場環保主義認為,市場是保育稀缺資源的有效工具;越稀缺的資源價值越高,從而減少濫用。有環保主義者因此主張,只要提高自然資源的價格就能保護之。他們忘記了另一面:價格越高也會吸引越多廠商去搜刮資源增加供應,或是尋求其他代用品(這往往也會增加污染,例如以合成物代替天然物);不論哪一種方法,長遠來說都是要耗光自然資源的。海魚就是這樣。魚價上升並沒有減少濫捕,相反是加速了它。目前全球15個最重要的捕魚區中已有11個近於捕光。我們中國人同樣沒有因為鯊魚日少、魚翅價昂而少吃魚翅。事實上,價格高昂不一定會降低需求,因為現在資本家並不囿於本國市場,而是盯緊全球市場,而全球市場中各國的發展水平極其懸殊;如果自己國家沒多少人買得起,總有另一些富國的人買得起。燕窩對泰國人來說太昂貴,但在港台卻有許多中等收入的受薪階級吃得起。

如果市場不行,國家直接介入又如何?現在不少發達國家已經開徵環保稅,但是其效用之成疑已見端倪。如果要環保稅行得通,前提是它必需很高;(還要假設企業不會逃稅——當然是一個不大可能的假設)有人估計,如果要使美國汽車業把環保成本納入其企業成本內,其所需的環保稅將是3.8萬億至6.6萬億美元;汽車公司當然可以轉嫁給消費者,但這樣將使駕駛汽車的成本增加至車主無法負擔的地步(如果我們把人類千秋萬代的、對清新空氣的需要也計算在內,那更是任何貨幣量都是不足以衡量的)。所以汽車公司絕不接受這樣高的稅。其實,比這溫和幾十倍的環保稅,大財團同樣不接受的。對政府來說,小民不接受不打緊,大財團不接受可不行。要知道政府決不是階級中立的。所有資本主義政府都是首先為資產階級服務。所以在1993年克林頓一旦遇上大企業反對,便乖乖取消施徵溫和的能源稅的建議;1990年福特車廠成功促使加州州長否決州議會有關一種減污制度的立法;1992年路易斯安那州在企業反對下取消環保稅。(Nichols:146)當美國環保團體為阻止污染而買下污染權(但不加使用)時,當地政府就出面阻止了。

    我們並非反對一切市場機制,更不是原則上反對環保稅。我們反對的只是讓市場機制控制主要經濟決策、從而是控制自然界;一定程度的市場機制與環保稅,都有其可借鏡之處,但它們只能在一個非資本主義社會下才有可能對環境發揮良好的作用。

分析到底,出問題的不是自然界,而是人類社會。而人類社會當前的最大問題,就是全球貧富懸殊,而這是破壞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污染地球上的責任也是懸殊的;大部份污染都是富國的富人階級造成的。其次,第三世界之環境破壞,正是過去二百年的殖民主義造成的長期貧困使然。尤其最近廿年,他們為求還富國的債而要向富國賤價出售自然資源。以伐林為例,一個國家越是欠債多,就更容易被世銀、IMF等國際機構強迫以增加出口原木來還債。在1989年,三個負債最重的國家——巴西、墨西哥及阿根庭——同時亦是伐林最嚴重的國家。(Friends of the earth:14)打擊窮國最厲害的亞洲金融危機亦迫使印尼在1998年把原木出口稅大減三成,以便增加出口、換匯還債。同樣,在第三世界,由於地主富農佔有大多數良田與水利,而貧農少地甚而無地,迫使後者開墾更多樹林。

    貧富懸殊並不始於資本主義;但也只有到了資本主義時代,貧富懸殊才達到空前尖銳地步。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225個富豪的全部財富,就已經相等於全球一半人口(25億)的總收入了。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內在規律是兩極分化,而不是什麼中產化。依靠進一步擴大市場與商品的統治範圍,只會進一步惡化貧富懸殊,從而惡化環境問題,而不會有助其解決。

 

結語

人類社會已經面臨十字路口。只要想想現代戰爭就夠了。自然,戰爭亦非始於資本主義。但是,也只有到資本主義時代,人類才達到足以用核彈毀滅地球從而毀滅自己的程度。但資本主義有可能真正弭兵嗎?不可能的。當軍火工業本身也成為超級發財的大生意的時候,經常的備戰及各種局部戰爭更是發財必殺技。所以,雖然只要世界停止生產殺人武器幾年,將資源用於救助環境與窮人,就可以大大緩和問題的嚴重性了,但是,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硬是不為。

要真正保護生態與人類,越來越需要把人類社會從資本統治這件拘束衣中解放出來,需要廢除它的統治,並代之以一個由全體勞動人民共有共享自然資源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下,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對抗及競爭將被合作互助所代替。

2001年2月16日

 

 

 

參考書目

市場環保主義——香港的借鏡,鄺美慈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0年;

綠色革命,F. Lappe' & J. Collins,中譯本,香港遠流出版公司,1992年。

生物圈與人類社會,劉國城著,人民出版社,1992年。

Burkett, Paul, Marx and Nature --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St. Martin Press,l998.

Cock, Martin and Hopwood,Bill,' Global warning -- socialism and the environment', Militant publications, l996.

Croall, Stephen and Rankin, William,' Ecology for beginners', Icon books, l992.

Foster, John Bellamy,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l994.

Foster, John Bellamy & Magdoff, Fred, 'Liebig, Marx and the depletion of soil fertility: relevance for today's agriculture' ,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l998.

Friends of the Earth, 'Rainforest destruction and the High Street Banks', UK,l994.

Mcnally, David, 'Against the Market', Verso, l993.

Nichols, Dick, ' Environment,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 ressistance books, l999.

Vogt, Roy, 'Whose property? The deepening conflict between private property and democracy in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l999.

 

 

 

現代金融危機的來龍與去脈

劉宇凡

 

亞洲金融風暴已經逐步擴散全球。繼俄羅斯之後,拉美的巴西正處於驚濤駭浪之中。對沖基金LTCM在美國政府牽頭拯救下才免於破產,暫時避免了在發達國家即時爆發金融危機。

八十年代以來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金融危機日益繁密,而且日益嚴重。在發達國,八十年代美國用於拯救存貸銀行的錢是GDP(國內生產總值)的3%。挪威是4%,瑞典6%,芬蘭8%,西班牙17%。在1980至1996年,國際貨幣基金(IMF)有三分二會員國經歷過信用制度的災難。在發展中國家,災難程度自然比發達國深遠得多。自1980年以來,有50個發展中國家的銀行系統損失了泰半以上資金,有十多個國家使用了10%以上的GDP來拯救銀行危機,數額達到7,500億美元。有些國家甚至要使用GDP的25%來解決金融危機。刻下的全球金融風暴將又一次打破過去紀錄。

 

衍生工具,衍生危機

金融危機當然不是什麼新東西。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週期(從1825年以來已經經歷過20多次;七十年代以來至少三次)往往首先表現為金融危機。信貸制度把閒散資本集中起來並借給人們,這樣資本家的投資便不受自有資本的限制,消費者也不受現有購買力的限制。這樣信貸便促進了整個經濟的擴張。可是,另一方面,信用同時也掩蓋了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使週期性生產過剩的危機更嚴重。資本主義的週期性生產過剩(或設備過剩)是無可避免的。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盲目競爭;每個企業家都拚命擴充生產爭奪市場,結果是有些資本家無法售出商品,於是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市場萎縮。當消費力已容不下大大擴充的生產力的時候,信用制度還在製造虛假的需求(這是泡沫經濟的主要來源。)當清算的時刻來臨,信用制度就使危機爆發得更猛烈。依靠借貸來投資的資本家,或者是借債消費的消費者,在生產過剩的危機中發現無法還債;而銀行此時也一定「落雨收傘」,提早追討欠款,於是便發生了金融上的連鎖反應。總之,信用制度既能夠刺激經濟增長,同時它也使資本主義無限生產與有限購買力之間的矛盾尖銳化。

不過,九十年代的金融危機同過去一切金融危機也大有不同處。盡管以前每一次經濟危機爆發前都往往出現金融上的過度投機,可是同九十年代以來的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九十年代的新情況就是金融市場日益同實際生產與貿易脫鉤,其投機性及流動性之大,因而是不穩定性之高,完全是史無前例的。

每天國際外匯交易量,1987年是6千億美元,1997年為1.4萬億美元,其中只有一成半同實際貿易與投資有關。外匯交易額,1982年是世界貿易的17倍,1989年是28倍,1992年是33倍。這意味絕大多數交易都是投機。

每日的外匯及利率的衍生工具交易量,1995年已經達到22,980億美元。而整個國際金融市場,每日交易量達到5萬億美元,僅有2%與生產及貿易有關,其餘是資金的自身循環,絕大多數是投機。

期貨本來是從生產貿易中發展出來的。農夫害怕到秋收時谷物跌價,而磨坊主人害怕到時升價。結果大家預先按協議價作好買賣,便是期貨交易。這樣雙方都能避免價格波動的風險。

期權同期貨交易不同之處是期貨合同規定雙方必須履行交易,而期權則只賦予買家或賣家進行交易的權利,當事人有權不行使這個權利。期權交易可以用來對沖風險。例如,一個出口商在售出貨物後3個月內將收到外匯貨款。但期間匯率可能下調,造成損失。為了對沖風險,他就與銀行訂立3個月的外匯期權。他付出按金後,就得到一張合約,據此他可以根據匯率變化決定是否履約。假如市場匯率低於合同匯率,他履約就能避免損失;如果市場匯率高於合同匯率,他可以不履約,還可以市價賣出他的外匯,這樣,匯率下跌的損失就被控制,而匯率上升的好處卻保留了。

在正常情況下,對沖可以減低資本家的風險,但是對個別資本家有利並不一定代表對整個社會同樣有利。有人舉這樣的例子:假定生產稻米可以有兩種不同方式,一個較保險,一個有較高產量,但同時受蟲害的風險較高。在沒有期貨市場的情況下,農夫不會選擇第二種方式。有了期貨市場,農夫才會較有可能選擇它。但是,這樣整個社會的稻米供應就會比沒有期貨市場時更為波動,對普通人民的生計影響也更大。總之,期貨即使能降低個人風險,社會風險並沒有降低,反倒有可能提高。何況,所謂減低個人風險,也只是在正常情況下行得通。Doug Henwood在Wall Street一書中指出:「人們以為自己已做了對沖,但當市場變得瘋狂的時候,他們的風險結果並沒有被對沖,因為他們賴以立足的所有假定都粉碎了。這時各種正常的價格關係,例如長期利率與短期利率之間,又或是升跌一向接近的兩種貨幣,忽然崩潰;又例如供求之間的巨大不平衡使買賣價之間相差太大;市場忽然只有賣家,沒有買家,資產的折現力消失等。」(39至40頁)

  目前衍生工具大部份已經同實際生產與貿易沒有任何關係,純粹是投機而已。以美國為例,農產品期貨只佔全部期貨市場的15%,而金融期貨佔了70%。香港的棉花期貨因為無人問津而要在1981年關閉。在金融期貨中,絕大部份也是投機。1993年,全球最大的22家從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金融機構,其衍生資產面值為24萬億美元,比1993年世界七大經濟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NP)之和16萬億美元還要多8萬億。天文數字的資金都耗費在賭博中,這樣就只會令整體風險大增。其實,1987年股災已經說明期貨市場的危險性。當時香港期交所便差點破產(是港英拯救了它,不是市場的自動調節之功)。但是各國政府全無吸收教訓,而像LTCM那類的對沖專家,還自以為利用高深數學,已經找到了「避免風險模型」,可是,由於俄羅斯金融危機而造成孳息差距忽然擴大,使LTCM一個月內損失了近五成資產。

 

股市的作用是為實際生產集資嗎?

經濟學教科書總愛說:股票市場的作用就是為實際生產籌集資本。馬克思不是說過,如果沒有股份公司,要個別企業自己興建鐵路不知要等多少年嗎?Henwood一書卻指出,今天股票市場同過去一個重大分別,恰恰在於它為實際生產的集資功能已大大減少了。以美國為例:

「在1952年至1997年之間,92%的資本開支是由企業自有資本所支付的。……在八十及九十年代,可以經常聽到大工業企業不知道怎樣處理手上的數以十億計的美元現金。

股市對於股市外融資差不多毫無貢獻。在1901至1996年之間,新股淨發行額等於非金融機構的資本開支的不過4%。這個平均數還是誇大的,因為廿世紀初,企業大量上市。在1901至1929年之間,新股發行等於實際投資的11%。近年由於收購合併潮,股票回購比新發行的還要多。新股發行在1980至1997年之間等於資本開支的-11%,使股票市場看來(似乎有點超現實主義)是融資的負來源。但若除開上述期限,而只限於看1946至1979年之間,股票不過為5%的實際投資融資而已。這個現象在第一世界其他國家是同樣真實的。在第三世界,數字較像廿世紀初的美國,但是同樣因為許多企業初次上市所致,而不是現有企業為集資而發行新股。」(72至73頁)

「在1981及1997年之間,多得進行併兼收購,美國非金融機構所回購的股票,比他們所發行的還要多8,130億美元。當然,有個別企業的確是為集資而發行新股,但令人驚奇的是極少是用於投資。華爾街日報一篇文章談到1996年新股發行之多令人目眩,但是指出其背後動力是海外私有化及美國企業持續的重整。換言之,即使是在發行新股市場,主要跟所有權的安排及重整有關,同集資關係較少。大多數股票買賣都是現有股票買賣。1997年新發行股票為1,000億美元,但那只是紐約證券交易所一週交易額而已。」(3及4頁)

股市對促進實際生產的作用日少。它的主要作用,實際是幫助大資本家的財富集中以及加強對中小股東的控制。

Henwood指出:「非金融機構一直以來把日多的利潤分配給外面投資者(股民),而後者實際上並無對任何真實企業投資,只不過是從先前的持有者購入這些企業的債券或者股票。就從股息這一基本分配談起吧。從五十年代初直至七十年代中,企業付出其稅後利潤的44%作為股息。在七十年代末,這個數字稍為下降。然後又急速上升。從1990年至1997年,非金融機構拿稅後利潤的60%來派息。」(73頁)

不論所謂「人民資本主義」的論調叫得怎麼響,大部份金融財富都是在富豪階級手上。「在1995年,最富有的1%家庭(約二百萬成年人)擁有個人所有的股票的42%,債券的56%。最富有的10%家庭擁有二者的近九成。由於全國家庭擁有一半企業股票,那就意味著那挺風光的1%家庭擁有美國企業的1/4生產資本及其未來利潤。而最富有的10%家庭擁有近半。」(66-67頁)美國股市市值佔全世界42%。誰也不能說美國的例子沒有代表性。

大家知道,大股東並不需要握有全部股票才能控制股份公司。他們只需持有20%甚至10%,就有可能這樣做。所以那最風光的10%大股東所操控的財產比實際所有量所表示的要大很多。近年來大陸學者不斷引述馬克思有關股份公司的「正面」言論來說明大搞股票市場之必要,但總是忘了引述馬克思接續的話:

股份制度「再生產出了一種新的金融貴族,一種新的寄生蟲——發起人,創業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並在創立公司、發行股票和進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產出了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這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在這裡,一切尺度,一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多少還可以站得住腳的辯護理由都消失了。進行投機的批發商人(這裡馬克思特別舉商業批發商為例,但他實際指的是包括股份制在內整個信用制度——作者按)是拿社會的財產,而不是拿自己的財產來進行冒險的。資本起源於節約的說法,也是荒唐的,因為那種人正是要求別人為他而節約。」(資本論第三卷,496-497頁)他這番話雖說於百多年前,今天讀來還是歷久常新呢。

 

債務危機

金融投機沒有銀行信貸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再加上其他私人債務及公債,就表現為自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債務的驚人發展。同時,債務危機亦多次爆發,終於發展為去年以來亞洲、俄羅斯及拉美的債務危機。

亞洲奇蹟在相當程度上是由高投資率而來的。許多亞洲國家投資率高於30%,而泰國、馬來西亞更高於40%。但高投資率是由高額外債所支持的。整個九十年代,東亞地區的私人貸款增長率都遠超GDP增長率,以致外債佔GDP的百分比極高。1995年,馬來西亞、泰國都分別高達39及33%,印尼及菲律賓更高至53%。一旦他們的出口由於各國過度競爭而減少,外匯收入亦減,這時就很容易還不起債。再給國際游資狙擊一下,金融危機便一下子爆發。

其實,八十年代拉美已經吃過過度借債的苦頭。亞洲各國今天不過是重蹈覆轍吧了。在亞洲危機爆發之前,西方及日本銀行作為主要債權人,一直都相信一些經濟學家的理論:拉美的債務之所以出現危機,因為錢都是借給政府,而政府官僚並不懂得按市場規律去投資。亞洲不會重蹈覆轍,因為外債以私人企業債務為主,他們不會像官僚那樣亂花錢。結果怎樣,現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在危機之初,西方尚把責任全推在什麼「裙帶資本主義」,現在也少談了。因為危機早已不限於亞洲。

究竟世界外債有多少?整個第三世界外債由1980年的5,670億美元增至1992年的14,190億美元。在十二年間總債務上升了二倍半。同期,利息及本金支出共計16,620億,是1980年債務的三倍。在這十二年間,第三世界所付出的理應還清欠債,但到頭來卻債台更高築。關鍵原因是西方及日本銀行家所設計的還債機制:他們要第三世界借新債還舊債;而同時第三世界的出口換匯能力由於原料價跌而大為削弱。債務成為第三世界輸送巨量資金給發達國的食利階級的重要機制。

發達國家的外債又如何?七大工業國在1994年所負外債為2,780億美元。數字不高,是因為美加的巨大外債為日、德的巨大國外債權所抵消:

                                                               

1984年七大工業國外債或債權額(億美元)

美國

-7,810

法國

-880

意大利

-1,090

加拿大

-2,140

日本

+6,880

德國

+2,030

英國

230

七大工業國共計

-2,780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Elmar Altvater, Socialist Register, 1997, London.

 

如果我們再看看發達國家的公債,就能更清楚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怎樣發財。這些國家的政府無一不向金融市場大量舉債用於支出(商界把責任推到福利開支太高;為什麼他們不去歸咎那天文數字的軍費開支?)。歐盟的公債在1993年達到4萬億美元,美國是4.9萬億美元(美國公債佔GDP比例,1974年是23%,1997年是47%)。意大利一國每年的利息支出高達國家預算的20%。美國償付利息佔聯邦財政之比,1950-80平均為7%,1982-90卻達到13.4%。公債就是資產階級套在政府脖子上的繩索,確保政府乖乖為他們服務,同時又能使自己財源滾滾而來(美國八成公債握在一成最富有的人手中)。

債務越大,銀行以及整個食利階級就越發財(雖然銀行的錢主要是別人的存款)。公債如是,私債亦如是。我們在此舉美國為例。美國家庭債務與其稅後收入相比,1952年不到40%,到了1992年高達90%。在1997年末,美國家庭花了一萬億來還債,亦即他們的稅後收入的17%。而1960年的數字只是不到14%。反映整個食利階級所得分配直線上升。

美國非金融企業借錢並不主要為了實際投資。Henwood指出,借錢主要為了籌資從事股票回購及兼併。結果是工業企業償付利息佔利潤之比,1950-73年為3.8%,1990-96為24%。

至於金融機構,在1997年借了5萬多億美元。其中很多也只是像量子基金或LTCM之類作為投機之用而已。

香港沒有外債,也沒有多少公債,但私人債務卻高達GDP的161%(1996年),比新加坡的96%高出很多。其中物業貸款佔了近一半,而其中的投機成份亦很高。結果就是香港泡沫經濟的破滅。

然而,在全球範疇,這麼高的債務,而投機成份又這麼重,危機早晚爆發實在是不難想象的。信用的槓杆作用,在資本主義繁榮期可以很大,在衰退期尤其如此。在97年之前幾年,各國由於互相激烈競爭,亞洲各國已經出現出口下降,設備閒置率上升的情況。例如,當時世界汔車業的閒置設備高達40%。由於南韓在汽車業與日本激烈競爭,導致南韓一方面債台高築,一方面工業設備閒置高達30%。半導體市場的過剩也是令包括南韓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出口減少的原因之一。事實上,亞洲四小虎1995年出口增長23%,1996年只有5.6%。一旦國際貿易盈餘逆轉,各種外國證券投資便瘋狂離場,觸發起金融風暴。馬克思說:

「如果說信用制度表現為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槓杆,那只是因為按性質來說可以伸縮的再生產程度,在這裡被強化到了極限。它所以會被強化,是因為很大一部分社會資本為社會資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這種人辦起事來和那種親自執行職能,小心謹慎地權衡其私人資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因而加強了舊生產方式解體的各樣要素。」(資本論第三卷498-499頁)

 

金融危機反映資本主義衰落

為什麼這麼多資金不流向實際生產,而是流向投機?這是同七十年代以來世界資本主義走向衰落分不開的。兩方面數字可以為證。一個是經濟增長率。西方發達國的增長率在九十年代比五六十年代下降一半。另一個是工業利潤率。1970-1990年,七大工業國的工業利潤率比1950-70年期間降低了40%,1990年比1973年降低了27%,比1965年低了45%。亞洲雖然在七八十年代有較高利潤,但總的趨勢一樣是下降。

 

工業的平均淨利潤率(%)

南韓      日本 美國 歐洲

1963-1971 39.7  48.2  28.4  16.4

1972-1980 27.7  22.9  17.4  12.7

1981-1990 16.9  14.4  12.6  13.4

來源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78 P41

 

一方面是工業利潤率趨降,使工業日益難以吸引投資,另一方面,由於各國先後徹消對金融的監管、債務上升以及大量減稅,使金融資本大為發財;這些沒有出路的資金便流向金融投機。美國私人對金融、保險、物業的投資,在1975-1990年之間翻了一翻,從12-13%上升為25-26%。在1982-1990年,差不多1/3的設備與樓房的私人投資落在上述部份,比任何部份(包括工業)都多。

因此,同過去相比,金融資本今天的規模,它所侵吞的國民收入,它之不僅日益脫離實際經濟而且對實際經濟的破壞作用甚於促進作用,都是史無前例的。

所謂金融資本,是指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融合,其中又以前者起支配作用。同過去相比,今天銀行的支配作用下降了,而且世界金融市場也大到任誰都難以操縱(當然在一國範圍內仍有很大分別)的地步。一方面,許多工業企業現在已發展為跨國公司,它們的盈利不僅足以為自己的實業投資融資(所以它們不像過去那樣依賴銀行信用),而且有餘錢參與金融投機。另一方面,各種投資基金,包括互惠基金,退休基金,對沖基金等等之興起並成為金融市場的重要參與者,也使銀行的吃重角色稍為下降。這個狀況在英美最為明顯。據估計,全球的投資基金竟達7萬億美元。銀行的競爭對手增加了,銀行與企業之間的較為緊密的關係也逐步打破了。近年來,連日本、德國這類一向由銀行起中心作用的傳統金融資本帝國(英美的銀行資本同工業資本一向不如它們融合得那樣緊密),也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衝擊下逐漸向英美向齊。這種由「銀行為中心」變為「金融市場為中心」的改變,一直是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指為自由市場勝利的明證。是的,同過去相比,在現代金融資本中,銀行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明顯下降了,而市場的自發調節的力量上升了,但是,讓全球數以萬億計資金毫無秩序地流動,甚至連它們的正確數字都無人知曉,這樣造成的損害並不見得少於傳統的金融資本。廿世紀初的金融資本的發展導致帝國主義瓜分全球及為再瓜分而進行的世界大戰。九十年代的金融資本呢,則是打著自由市場的旗號自由地沖垮較弱的國家的經濟,造成全球化危機以及全球性的兩極分化。這一切,也同樣為各種戰爭、動亂、屠殺、饑荒、環境災難鋪平道路。

 

結語

信報的曹仁超經常批評官員花錢不計效益,是因為他們花的是別人——納稅人——的錢(OPM——Other People Money)。殊不知道,在當代資本主義的金融制度中,從大銀行家到基金經理,從大股東到大食利者,無一不是拿別人——中小存戶,中小股民,向醫療、退休基金供款的僱員——的錢去冒險,發財就大半袋進自己袋,一旦投資泡湯,由於規模過巨,政府不敢不救(too big to fail),所造成的損害就由社會負擔。但是,同幾年前不同的是,資產階級國家打救闖了大禍的資本家的能力已經大為削弱了。在1958年,十大帝國主義國家的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比私人資本家的還要多5倍,到了1986年,這種關係完全倒轉了。

IMF總裁康德蘇日前承認:目前的危機不是國家範圍的危機,而是整個制度的危機。說得好!但還不夠透徹。是什麼制度的危機呢?馬克思指出,是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與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的危機。歷次的金融危機表明,社會生產力已經高到和社會化到這樣一個階段,除了把它們交給社會管理之外,再也沒有辦法馴服它並使它為人類謀幸福。繼續讓資本家控制就只有造成災難。只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才承認股份制的正面歷史作用,因為它代表資本主義生產已發展到高度社會化的階段,為普羅大眾廢除資本所有權並自行當家作主奠定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工人階級把一切資本置於自己的集體控制下,按照民主原則及大眾的利益來發展生產:

「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餘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裡,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後者那裡,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資本論第三卷,494及498頁)

上文所謂「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就是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民主地生產與管理社會。經濟學教科書,愛把資本家稱為「生產者」。這是盜竊。工人才是生產者。資本家的利潤是從剝削作為生產階級的工人而來的。稱資本家為「生產者」,其實是進一步竊奪了工人的精神財產。在九十年代,當資本家日益成為食利階級的時候,叫他們作「生產者」就更顯荒唐。工人階級需要的就是把一切生產工具及把「生產者」的稱號都一併奪回來並共同民主經營。

 

本文材料主要根據:

1 Wall Street by Doug Henwood, Verso 1998, London.

2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by Robert Brenner, New Left Review no. 229, 1998, London.

3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 78, London, 1998.

4 IMF/World Bank/WTO - Free Market Fiasco, edited by Eric Toussaint & Peter Drucker, 1995, Amsterdam.

5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Elmar Altvater, Socialist Register, 1997, London.

6 東南亞金融風暴,王先慶、吳少平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北京。

自由貿易的神話

劉宇凡

 

世界貿易組織以推動世界自由貿易為己任,因為據說自由貿易是天然的善,而保護主義是天然的惡。一位中國學者說:

「無論是國際貿易理論,還是國際經濟發展的客觀事實都告訴我們,貿易自由化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社會化發展的必然過程,……如果真正在世界範圍內實現貿易自由化,將會使世界資源在全球範圍內得到最優配置和使世界經濟達到最大效率,從而會使全球經濟達到繁榮。」(1)

  「客觀事實」並不是這樣。「貿易理論」呢,那就要看你宗的是什麼門派了。先談前者。

 

先有保護主義,才有自由貿易

今天的發達國家,差不多無一例外,在其工業化早期都推行保護主義來維護其工業。英國是自由貿易論最早流行的國家。但是這只是在它已經取得無可挑戰的工業優勢後才成為事實。英國工業革命後,曾經長期禁止出口紡織機器,甚至連有關圖則也禁止出口。有位移民美國的工程師Samuel Slater是全靠記憶才在美國複制紡織機的。英國工業革命開始於1760年,但是直到十九世紀初,國際市場上的紡織品供應國主要仍是印度和中國,而不是英國。英國後來居上,靠的不是自由貿易,而是保護主義,而且是一種炮艦政策下的保護主義。英國先征服印度,然後採取一種雙重標準:它對印度入口貨採取高達70%的保護主義關稅,對印度的出口呢,就迫使印度接受自由貿易的低關稅。這就徹底打垮了印度民族工業,使它從一個棉布出口國變成為棉花出口國。棉花出口到哪裡呢?到英國。在英國製成棉布後又運到那裡呢?到印度。同樣的過程也在中國重覆,只是一切是由鴉片的自由貿易的問題開始而已。

其他發達國家在其趕上英國期間也推行不同程度的保護主義。從美國、法國到德國莫不如此。後來的日本及南韓也一樣。沒有證據證明保護主義一定妨礙經濟增長。日、法、南韓一向很保護主義,但其經濟增長在長時間內都比大力推行自由貿易的愛爾蘭、希臘、紐西蘭高。也沒有證據說自由貿易必然導致貿易增長、從而是經濟增長。從戰後到六十年代末的繁榮時期,各國都盛行高關稅及其他保護措施,但是貿易卻急劇增長;反之,整個七十年代,儘管各處都在降低關稅及減少保護,貿易增長卻降低。經濟學家Samir Amin認為,與其說貿易增長促進經濟增長,不如說是相反。(2)也就是說,經濟及貿易增長同貿易是否自由沒有必然關係。

 

從奴隸貿易到自由貿易

自由貿易理論又如何呢?這方面自然不能不談到其開山祖師大偉.李嘉圖。假設甲國有養牛優勢,乙國有種麥優勢;如果各自揚長避短,然後互通有無,這是對兩國都有利的。這是斯密的絕對利益論。但倘若甲國比諸乙國在兩種產品上都有較高效率,那甲乙兩國應否進行專業分工和貿易呢?李嘉圖認為,國際貿易不是根據絕對利益,而是根據比較利益,即兩國應按照優勢最大(就甲國而言)或劣勢較小(就乙國而言)的產品,進行專業分工及互相貿易,結果將是彼此都一樣得益。

李嘉圖的理論在一定限度內自然有參考價值,但是他的模型就算在當時也嫌太脫離現實。他的模型以產品數量與勞動量為單位,但正如一位學者指出,進出口商並非根據實物數量,而是根據以市場價格表現出來的成本及利潤。如果再加上匯率的變動﹐就不難發現﹐每增加一個變數﹐就越發暴露所謂比較利益的實際計算不僅困難而且並無多少實際指導性。因為匯率的突然上昇或下降﹐都可以使一種按實物計算具有比較利益的產品忽然變得沒有比較利益。拿這種具有先天缺陷的模型來作為當代國際貿易制度的理論基礎﹐進而認為它必然對各國和所有人都有利﹐更加是天荒夜譚。自然,很多人企圖在承認李嘉圖模式的基礎上,根據現實條件去作出修正及補充。但所有這些修正與補充往往不是根據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實際歷史發展去實核李嘉圖的模式,反而是重覆他的缺陷,那就是忽略歷史﹐特別是忽略殖民主義的歷史。李嘉圖的模型中只有英國和葡萄牙兩國。沒有廣大殖民地。但是,為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奠定物質基礎的不是十八世紀的少數資本主義國家(例如英葡之間)之間的自由貿易,而是在十六到十八世紀之間的、對亞洲、非洲及拉美的搶掠及奴隸貿易。英國商人是從臭名昭著的所謂「三角貿易」中大發橫財的:商船把棉布運到西非出售,再從那兒運載奴隸到西印度群島出售,然後把那兒的糖再運到英國出售。正是這種絕對不自由的貿易使英國從落後國得到巨大利益並完成自己的資本原始累積,為資本主義工業提供最基本動力。再加上保護主義的作用,到了十九世紀初,英國工業的優勢才終於確立--對葡萄牙而言固然是難以挑戰,對亞、非、拉人民來說更是不可挑戰。在這個情況下,即使英國不再採取炮艦政策,單憑「公平交易」也可以打垮完全沒有現代工業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後者的手工業被歐洲現代工業品淘汰了;他們只能以原料輸出國及歐洲商品的入口國身份參與國際分工及貿易,而這樣的分工不能不使後者大量資金外流到歐洲,因為他們所出口的都是低增值產品,而入口的是日益昂貴的高增值產品。他們這種與工業國的貿易絕非「大家都有利的」。誠然,二次大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炮艦因素」淡出了,國際貿易似乎較為「公平」了。事實當然不是這樣。舉出一個事實就足可使人反省了:儘管第三世界的出口大為增加了,但世界上各國的貧富懸殊是不斷增加,而不是減少。關於現代國際貿易對第三世界的剝削,國際上都有不少有名學者作過分析。

 

巴西為什麼專門出口咖啡?

自由貿易論者的最大毛病是抹煞歷史發展,死抱著由幾個抽象元素建築成的模型。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是在歷史中發展的,所以也只有從歷史分析中去探討。從這個角度出發,就不難理解,十九世紀以來的世界分工及貿易,並不是比較利益的定律的作用,而首先是資本主義工業國對第三世界的控制與剝削。馬克思說過:

「例如,有人對我們說,自由貿易會引起國際分工,並根據每個國家優勢的自然條件規定出生產種類。

先生們,你們也許認為生產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天賦吧。

  二百年以前,跟貿易毫無關係的自然界在那裡連一棵咖啡樹、一株甘蔗也沒有生長出來。

也許不出五十年,那裡連一點咖啡,一點砂糖也找不到了,因為東印度正以其更廉價的生產得心應手地跟西印度虛假的自然天賦作競爭。」(3)

長久以來,古巴專門生產甘蔗,巴西生產咖啡,東南亞生產橡膠,並拿這些優勢產品去同發達國家交換技術與機器。可是這種國際分工並不是落後國家貫徹比較利益原則的結果。因為這些植物根本不是天然生於當地,而是殖民主義者從外國輸入,並在工業國家的威迫利誘下變成後者的原料供應地。

波利維亞、加納及尼日利亞的原料出口佔出口額達95%。許多落後國家都是這樣。但那主要不是因為這些國家原料豐富,因此就發揮這方面優勢。歐美各國的原料同樣豐富,但是沒有變成以出口原料為主。這種世界分工是帝國主義強加給落後國家的不平等分工。如果落後國家到現在還要按照「比較利益論」、「自由貿易論」來發展經濟,那麼,他們的勞動人民就永遠只能當礦工、種植園工人、牧羊人之類,或頂多做低增值的工業工人。這樣去發揮「比較利益」無疑是一種沒有發展前途的發展。

如果德國、日本、南韓、台灣等國都聽從自由貿易論者的忠告去發展經濟,那麼他們早就無法變成工業強國,早就成為另外幾個半殖民地,因為只要世界市場上已經存在一些具有工業優勢的國家,其他國家就很難在「自由」市場上同它競爭,資本就很自然流入劣勢較小的部門,首先就是初級生產部門。這些國家卻選擇在國家補貼及保護下發展虧本工業(初期不能不虧本)。從「比較利益」的觀點看也好,從個別資本家的錢眼看也好,這做法都是有違常理的。可是,實際上這條路線為他們擠身發達國家之列奠定基礎。我們這裡不是簡單主張第三世界以德、日、韓、台為圭臬。我們只是說明,上述那位中國學者的言論是多麼片面,多麼脫離實際歷史,多麼善忘——忘記我們中國百多年來所吃過的虧。

比較利益論從來沒有完全正確過,放到今天就更為荒謬。在李嘉圖的模型有一個假設﹐就是沒有資本流動的問題。相反,他是以資本不會流出國外為前提的。但是,今天的世界早就兩樣了。現在跨國資本流動於全球,按照對其最有利的方式佈置全球供應鏈、生產線和銷售網﹐把許多窮國的民族企業原先享有的「比較利益」,都集中到自己口袋。

 

出口導向的害處

說自由貿易促進「最大的效率」,也同事實距離很遠。中國人從前把對外貿易稱為「互通有無」;今天,國際貿易已經不是「互通有無」了,而是「互通有有」,因為超過一半的國際貿易所涉及的出入口貨物是基本相同的。美國明尼蘇達州的牙籤部份來自日本;另一方面,該州又有一間工廠每年生產10億雙即棄的筷子出口日本。這樣的貿易該叫做增加效率還是該叫做浪費,是值得探討的。如果兩地工廠各自供應本國,而不是互相交換牙籤與筷子(二者使用相同的木材),是否更好些?有位經濟學者這樣打趣:美國入口丹麥曲奇,丹麥又入口美國曲奇。其實,大家交換製作方法不是更有效嗎?何苦千里迢迢去貿易?(4)自然我們不是主張各國自給自足。但是,現在至少值得反省:目前的國際貿易是否已經太多太濫呢?據說國際貿易可以令消費者多些選擇--但是,不少學者都指出,現在許多商品,雖然都標榜自己什麼獨特配方,實際上大同小異而已。不過,更壞的一種貿易,就是帝國主義一直向第三世界農民威迫利誘,迫使他們放棄自給糧食的種植,改種出口用的經濟作物。由於各國都被誘使這樣做,結果是經濟作物的世界價格持續下跌。農民一方面失去自給糧食的保障,變成要依賴進口糧,另一方面收入日益下跌及不穩。巴西採納了這種放棄自給、依賴貿易的模式;在1977——84年間,基本食物生產下跌13%,而人均出口經濟作物增加15%,結果是有幾成巴西人營養不良。南韓在1990年的稻米自給率達到108.3%,但在開放市場後,自給率跌到95.2%,農民收入下跌,農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的貧民窟。這種模式自然增加了跨國農業公司的效率,因為生意額大大上升;它也增加了跨國銀行的效率,因為第三世界出口增加可以多賺外匯,這樣才還得起欠銀行的債。對於勞動人民來說,這種效率卻是更快走向饑餓與死亡的效率。

1999年7月24日

 

 

註釋:

(1)    《貿易自由化與中國對策》,李欣欣,遼寧人民出版社,284-5頁。

(2)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Samir Amin, Zed books, 1997, P.26

(3)    《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馬克思,馬恩選集第一卷208頁。

(4)    The case aginst the global economy, edited by Mander and Goldsmith, Sierra Club books, 1996, P.229-258

 

 

 

 

 

 

 

 

自由貿易,不自由貿易與不貿易自由

──談談世界貿易組織的本質

劉宇凡

 

中國在大使館被美國炸毀後,其入世的熱情減少了。不過,基本調子沒變,即:加入世貿利大於弊。

  本文的目的就是剖析世貿組織的性質:究竟它是一體促進各國幸福的國際機構,還是別的什麼。

 

從關貿到世貿

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是《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簡稱關貿。它成立於1947年,到1995年轉變為世貿,成員包括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有位國內學者推崇關貿,認為它「增加了國際貿易的公正性,對弱小國家有利。」(1)關貿的宗旨是促進各國自由貿易,降低各國關稅及減少貿易障礙。關貿只是一個臨時協議,不是法律,因此約束性很小。世貿同關貿的主要分別在於:

(一)  後者是嚴格的國際法律,它規定每個成員國的法律都要服從世貿的所有協定;

  (二)前者只包括有限的世界貿易,連農產品及纖維產品都不包括。後者擴大到包括農產品、纖維產品、全部服務業(金融、電訊、旅遊、運輸,連文化、教育也包括在內)、知識產權等。尤其值得注意是把「與貿易有關」的投資也包括在內。

  (三)關貿規定一國對任何一國之貿易制裁須全體協約國通過方可,這等於任何一國都有否決權。世貿則規定制裁只須專家小組通過即可,除非所有成員國在90日內一致通過反對裁決。

  (四)關貿不許交叉報復,但世貿容許。即是說若甲國嚴重指控乙國歧視其製衣產品,乙國經世貿裁決敗訴後仍不停止,甲國可以在其他領域(例如電訊產品)對乙國實施報復。

很明顯,世貿組織的涵蓋範圍比關貿大得多,在約束力方面也達到空前。上述那位國內學者認為關貿「的法律效力如此低下,對保證世界貿易的正常秩序十分不利」,並舉例說美國常以其國內法高於關貿協定為由拒不執行協定,言下之意是世貿可以使第三世界約束美國。所以他說,世貿的產生是「美國經濟霸權衰落的見證」(2),儘管中國加入世貿還是首先要同美國達成協議。

 

「人人平等,自由貿易!」

究竟世貿是否代表美國霸權的衰落及第三世界地位的上升,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我們先討論一下世貿的基本前提:一體對待。據說,為了達到自由的貿易,就必須在世貿成員國之間,對萬國商品及資本一視同仁,不能對任何一國商品及資本有歧視。但是怎樣達到一視同仁呢?這就須要貫徹普遍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原則。普遍最惠國待遇是指:一成員國給予另一國的產品以任何貿易優惠,都必須無條件地給予其他成員國的產品。所謂國民待遇,就是說任何一國給予外國的進口產品及投資的待遇,不能低於其給予國民的待遇。

對萬國商品及資本一體對待,多麼講究平等啊。不過,不是任何一種「平等」都是好的。把同一原則(例如對刑事罪行的懲罰)應用於小孩和成人身上,這肯定同真正意義上的平等無關。但是,世界各國的大小及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比小孩子與大人的差距不知要大多少倍。現在美國國內的人均生產總值達三萬美元,而洪都拉斯不足200元。要最窮國家與最富有國家在同一條線上起跑,實際上是最不公平的做法。如果我們從國與國的範圍,轉移到階級的範圍看,那情況更為突出:一方面跨國公司富可敵國(一間通用公司已經比印尼的二億人口富有),另一方面數以十億計的人一無所有。上述那位學者說:「應該說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最惠國待遇對發展中國家是無害的」,發展中國家可以按關貿協定「對民族工業進行合理的保護」。(3)但是,早在1964年,在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上,當時的秘書長Raul Prebisch便說:「不論最惠國原則在調整平等者之間的貿易關係上何等有效,但這個觀念卻不適合於經濟實力不平等國家之間的貿易」。(4)到了今天,世界窮國與富國的差距更大了,而世貿的一體化原則更為嚴格了,在這個情況下,第三世界的產品及資本要同發達國的「平等競爭」,結果一定是更不容易保護自己的工業。至於農業,就更不用說了。在全球五十億人口中,有31億是農夫,壓倒多數是個體農民或佃戶。這些小農有什麼能力同跨國農業公司及其「石油農業」(意謂農業高度機械化)競爭?有人估計,完全開放世界農業市場將造成數以十億計的人失業。

一直以來,許多國家(包括發達國)都有限制外資的規定,例如限制外資銀行數目及經營項目(香港這樣「自由」,也有這些限制),限制外資的股份,限制外資企業的產品要有一定比例的當地原料或外銷等等。不論是否具體實行這些措施﹐第三世界都需要保留這方面的經濟自主權。但是這些規定現在都是有違國民待遇原則﹐因而被否定。這樣一種「平等」,實際上剝奪第三世界人民自主發展經濟的權利。

 

所謂國民待遇

關貿其實也有國民待遇條款,但是涵蓋範圍既窄,又沒有多大約束力。至少,關貿沒有把國民待遇原則引申到政府採購政策上。大家知道,現在各國政府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比例比廿世紀初高很多;政府支出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各國政府的採購政策往往為配合經濟、文化、環保的發展,或者是為了縮短地區、貧富的差距等等。所以,政府往往對本國企業,或本國某地區、某行業的公司實行優先採購。但是現在都變成違反國民待遇原則;外資企業同本國企業要「一視同仁」。有人說,你們第三世界各國的企業不也可以在美國享受與美國公司「一視同仁」的待遇麼?這種觀點的缺陷在於它只看形式,不看實質。事實是,只有發達國的跨國公司才有充份實力去打進各國的市場。所以全球幾千家最大的跨國公司,絕大部份都是發達國的。

世貿有關知識產權的規定一旦同國民待遇條款結合起來,尤其不利第三世界。雖然關貿已有知識產權的保護,但是世貿第一次把它擴大到包括生命。人們可以對各種動植物品種申請專利。至於基因經改造的生命,更可以申請專利。反之,任何人未註冊其有關知識,即使是由他們開發或承傳了一千年,都不受保護。這樣不僅為了保障跨國公司的生物工程技術,而且大大方便他們掠奪第三世界的豐富多樣的生命資源,及勞動人民積累了以百年計的有關動植物知識及他們所改良的品種。印度和泰國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跨國公司Rice Tec(稻米科技公司)分別從印度及泰國引入Basmatic及Jasmine品種,並申請專利。這樣,儘管兩個品種都是兩國人民的勞動成果,Rice Tec卻輕易搶過去。兩國農民若繼續種植這些品種,就要向公司付出補償。Rice Tec還研究把有關品種的種子基因改造成無生育能力。若第三世界農民買入種子,將來就不能夠自行培植;而要永遠依賴外國公司。把科技應用於消滅谷物生育力來謀利,這種歹毒只有麻木不仁的奸商才會想得到。(5)

大概有鑑於此,泰國政府最近草擬法例,保護傳統醫學知識及藥物資源免被跨國藥物公司佔有。此舉也完全符合聯合國的生物多樣性協議(但美國沒簽署)。美國駐泰大使卻指責有關法例因為只讓泰國公民登記,是違反了國民待遇原則及知識產權!(6)中國如果加入世貿,其豐富的動植物品種及醫學知識就很容易被跨國公司掠奪,因為許多中藥都未有登記專利。事實上,儘管中醫源於中國,今天在中藥的世界市場中,中國只佔3-5%,日本、南韓以及其他國家的公司要壓倒中國並掠奪中國資源不會很難。鑑於中國政府不僅盲目誇張世貿的「正當」一面,而且不容許在這方面(其實是一切方面)的言論自由,以至人民對這方面危險全無警覺性,中國人民很有可能蒙受大害。香港政府在全無警覺性的情況下發展中藥港,也不見得是有利無弊。

 

一體化就是向最壞看齊

要達到國際貿易,就要剷除各種貿易障礙;但何者為障礙,何者不是,就需要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一體化原則。各國的標準一向高低有別。如果要一體化﹐就會發生究竟是向最高還是最低看齊的問題。而世貿的問題正在於﹐它的一體化總是變成向最低的環保、勞工、食物安全等標準看齊。任何高於世貿標準或沒有標準的標準﹐都可以被視為貿易障礙而被否定。以食物安全為例﹐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是世貿正式採納的國際食品安全標準。食品法典委員會在1962年由世界衛生組織成立。現在,任何超過此標準的國家立法都可被視為貿易障礙。問題在於,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只是最低標準。這些標準也經常被專家懷疑甚至抨擊。事實上,許多國家的標準都比食品法典委員會高。它容許的食物DDT殘留量是一些國家的50倍。美國核數署近年曾比較過美國與委員會標準的差異,發覺在許多個案中前者對消費者的保護要多55%。1993年美國的民間團體Public Citizen研究過食品法典委員會的3285個有關容許谷物殘留殺蟲劑的標準中,有1539個為美國所絕對禁止。而在美國所禁止的40種殺蟲劑中,委員會卻為其提供「安全」標準,儘管有八種被世界衛生組織視為極度有害。(7)

這種一體化的結果就是使食物安全衛生全球一體降低。為千差萬別的各國人民劃一食物安全標準根本是荒唐的。劃一規定大米的殺蟲劑殘餘量,表面上很「公平」,但是大米是亞洲人主食,對歐洲人卻不是,標準一體化的結果就是迫使亞洲人吃下大量殺蟲劑。

另一個為世貿所採納的國際標準是衛生及植物衛生措施協定﹐它容許食物含有殘留激素。但歐盟則絕對禁止,並把美國含激素牛肉拒之於門外。美國遂控訴歐盟禁令為貿易障礙,世貿的仲裁機構於是裁決歐盟禁令為非法。美國認為衛生及植物衛生措施協定是科學標準,因此是安全的。專門監察世貿的美國民間組織Public Citizen指出:問題在於科學,特別是目前科學知識,並不總能萬無一失。何況,今天未證明其有害,不等於已證明無害,更不等於將來不會被新事實推翻。但是美國政府居然還不滿足於此,現在連實驗標準也一體降低。美國政府近年建議改變測試藥物致癌的標準,以便符合國際一體化會議。過往的測試是大鼠小鼠並用於測試。因為有研究發現,有65種物質,在大鼠中不致癌,但在小鼠中則致癌。但一體化會議的標準是只測大鼠,儘管大小鼠齊測才最安全。這明顯是極不負責任的做法。

總之,政府及世貿未經證明其真正安全,又未經人民同意,就採取某種技術或物質標準,對人民而言都是被迫增加了風險,有可能在未來帶來嚴重後果。歐洲、加拿大等國曾容許使用一種叫thalidomide的藥物;在試驗時驗不出有害,但在上市後導致一萬個畸胎個案。這個事實教訓我們:在關乎健康上面,應當盡量確立零風險原則。(8)

為什麼世貿會這樣妄顧全球人民健康?其實他們這樣做不過是為跨國公司服務吧了。像食品法典委員會這類國際組織,直接或間接都是由跨國公司支配。食品法典委員會表面上由政府代表組成。但問題是,跨國公司如雀巢、Kraft等等經常參加政府代表團。據報,出席食品法典委員會會議的代表團中,五分四的非政府官員的代表來自工商界,只有1%代表來自民間團體。

世貿組織的貿易體制一體化,實際上是一種促使各國競相降低全球環保、衛生健康、工農生活水平及就業保障的標準的一體化。

 

海龜的故事

第三世界國家有時都可以通過世貿去降低歐美的「貿易障礙」。最明顯的例子是印度、巴基斯坦、泰國、馬來西亞四國與美國的海蝦及海龜貿易紛爭。1989年,美國國會鑑於海龜數量大跌,於是立法保護。海龜之所以大量死亡,是因為捕蝦漁船往往在捕蝦時連帶捕捉了海龜。只要漁船用75美元購買特製裝置,就可以讓海龜逃生。美國的立法禁止沒有上述裝置的國家的漁船入口海蝦到美國。上述四個國家向世貿投訴,世貿上訴機構在1998年十月裁定美國的法例為貿易障礙。判詞雖然承認海龜應予保護,但是它說世貿成員國在國際貿易上不能對其他沒有採取同一保護環境措施的成員國實行經濟禁運。結果,海龜仍然繼續被合法殺死。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段小插曲:在開庭前美國環保團體致書世貿上訴機構解釋立場,上訴機構在判詞中說:任何不是成員國政府代表所提交的任何證詞,法庭都沒有必要考慮。按照西方法律,第三者是可以以「法庭之友」身份向法庭提供證詞的,而法庭一般都會考慮。但世貿的仲裁機制卻剝奪了各國民間團體提供意見的權利。(9)

總的來說,世貿的仲裁機制是有利於跨國公司和發達國家而不利於勞動人民及發展中國家。世貿的仲裁機構可以推翻各國立法,但是它既非由各國人民選舉產生,亦非向人民負責。其司法權力的兩個機構,即專家小組和上訴機構,其成員資格的規定使支持自由貿易者及發達國的跨國公司專業人員特具優勢。這些規定(或沒有規定的規定)包括:候選人必須在有關行業的貿易具有專長,特別是法律專長(例如曾代表政府或工商界進行貿易談判)。其次,在各國司法機構中,都規定凡官員涉及利益衝突時都須公佈並迴避有關審判。但是世貿的仲裁機構卻不必。所以,在有關加拿大與美國的木材爭執中,5人專家小組中竟有2人是加國的林木公司的律師。

 

世貿保護第三世界?

如果某國不服從上訴機構的裁決,控訴國可以實行交叉報復。交叉報復條款實際上是為發達國而設。名義上任何一國都可以實行交叉報復,但對於那些原料出口佔總出口達到八、九成、同時技術及先進設備嚴重依賴西方或日本的國家來說,它有什麼能力對發達國實施交叉報復?反之,只有那些工業部門門類齊全、以高增值的出口為主的發達國才能充份運用交叉報復的權利。總之,由於發達國具有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優勢,使許多表面上平等的規定天然地有利於他們。這就是為什麼世貿的八成投訴都是來自發達國。文首所引述的中國學者認為,世貿法高於本國法有助落後國挑戰美國霸權主義。不知道他讀了這些報導會不會改變看法?

表面上世貿不是完全忽略各國發展水平懸殊的問題。有關「例外條款」及「普遍特惠制」算是照顧了落後國家。「例外條款」是指一國若出現國際收支平衡困難,或其某一產業剛剛建立,仍處於幼稚階段時,它可以對進口實行限制。不過實際條件十分苛刻。比如,一國是否真的出現國際收支困難,不能由該國自己說了算,而要由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判斷。眾所週知,IMF是發達國(首先是美國)的工具。印度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些條款的苛刻程度。幾年前印度出現貿易赤字,因此按此條要求世貿容許改變它的原有承諾,從立即取消入口管制,改為分期取消。發達國要求IMF介入,IMF說印度仍有200億美元外匯﹐所以國際收支平衡沒有困難。其實這個數字包括短期外資。世貿卻不管三七廿一,裁定印度理據不成立。這樣發達國便據此反對印度的建議。

「普惠制」是世貿授權給發達國給予落後國的優惠。不過,世貿沒有硬性規定發達國在這方面有什麼義務。對於哪些發展中國家給以優惠,為期多久,甚至哪一國才算是發展中國家,統統由發達國自訂。結果是發達國對聽話的就給予優惠,不聽話的就不給。這也是美國長期不承認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理由之一。

有人說,即使發達國在世貿享有最大優勢,可是發展中國家亦非一無所得;上述海龜案不是說明後者一樣可以向美國霸權挑戰成功嗎?而且這類案例也不是絕無僅有。

 

國與國的對立及階級對立

這說法自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們要問:海龜案中究竟誰才是贏家?誰才是輸家?在這裡我們必須破除那種「發達國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簡單二分法。另一個範圍的對比關係更有價值、更有考慮必要。那就是一方為全球勞動人民及世界自然環境,另一方是世界資產階級,包括發達國的及發展中國家的。畢竟,不論在發達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全民並非利益一致;相反,全民是分為階級的。有利於一國的商人,不等於也有利於它的勞動人民及自然環境。在海龜案中,真正的輸家是海龜,而不是「美國霸權主義」。真正的贏家,也只是四國船隊的資本家;不見得其勞動人民有多大好處。近年來各國之間,為了拼命增加出口,就拼命互相指控。委內瑞拉挑戰美國的清新空氣法及保護海豚法,香港挑戰美國限制入口香港含有亞洲長角甲蟲(一種害蟲)的木材,美國又挑戰歐盟的禁止含激素牛肉進口的法令;近年其他國家有關工人生活及安全、環境、衛生的法例也同樣不斷被挑戰,包括加拿大的香煙包裝法例及再造森林法,丹麥的瓶子循環再造法,馬來西亞的禁止原木出口法。(10)在這些互相挑戰中,雖然發達國佔優勢,落後國的確有時也會成功。但是,在這個情況下,真正得利的也只是落後國的出口商及其他資本家,而不一定是勞動人民。落後國成功挑戰發達國的「貿易障礙」,自然可以增加出口。但出口增加是必然的善--那是根本錯誤的。落後國往往為了增加經濟作物出口而不惜迫使農民放棄耕種自給糧,結果是陷農民於困境(見《自由貿易的神話》一文)。這種拼命增加出口也往往極其有害環境。世界銀行多年來鼓勵第三世界農民改為養蝦,結果是為了建立養蝦場,世界一半的紅樹林(一種很有價值的植物)及依靠其生活的魚類已經被毀。至於說落後國可以通過世貿機制打擊「美國霸權主義」,那只是一廂情願。即使委內瑞拉成功推翻美國的清新空氣法,真正的輸家也不是美國「霸權主義者」,而是美國人民,尤其是勞動人民(他們往往住在空氣最壞的地方)和自然環境。美國的跨國公司絕不會有多少損失,相反,在這種彼此競相拉低對方的種種環保、安全、衛生、就業保障的標準的過程中(外國學者稱為A race to bottom),全世界資產階級,包括跨國公司,也包括落後國的資產階級,都是得益者,因為工資及各種成本都會大為降低。自然,在某些行業、某些企業的資本家會在這場走向最低標準的比賽中利益受損,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但對世界資產階級來說,仍是利大於弊。總之,在分析世貿的時候,我們不能囿於國與國的關係,相反,必須看到階級與階級的關係並用這個視野去重新審核國與國關係。從這個前提出發,我們的邏輯結論就自然是既反對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通過世貿剝削第三世界勞動人民,但同樣反對第三世界資產階級為增加出口而犧牲自然環境及勞動人民利益--不論他們是第三世界還是發達國的勞動人民。發展中國家的勞動人民有權要求發達國停止剝削並給予種種無私援助,但沒有理由尾隨其資產階級政府之後去挑戰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其他一切國家的種種合理標準。把各國高於世貿的標準(指保護工農、環境、衛生的標準,不是資本家的利潤標準)一概視為有害,是根本反動的。自然,在這些較高標準中有些是過份甚至是有意妨礙他國入口的。但這須要獨立分析,不能連合理標準也當成有害。

 

不要不自由的貿易,要有不貿易的自由

要知道,所謂自由貿易,對於全球勞動人民及自然環境來說,恰恰是一種不自由貿易。為換取外匯或「便宜進口產品」而失去了的清新空氣、青山綠水、生物多樣性,都不會再生;糧田改種經濟作物或變成出口加工區的結果可能是耕地永遠受損或消失,在外國企業排擠下而倒閉的民族工業很難再建立……。總之,這樣一種自由貿易,結果就是令勞動人民失去自給的保障,更深地仰賴跨國公司,從而變成後者的予取予攜的剝削對象。參加世貿或會增加第三世界的貿易額,從而令個別部門的資本得益,但總的來說,這意味著勞動人民的經濟自主權進一步喪失,他日即使決心減少有害處的貿易,也要被迫付出高昂代價。至於發達國家的勞動人民,同樣只會因跨國公司更自由剝削全球人民及環境而利益受損。最明顯的例子是許多西方企業現在都把工廠搬到第三世界去,使西方工人失業。

世貿的成立意味跨國公司的全球化得到初步成功。不過,九七年開始的亞洲危機及其未了餘波,說明資本主義永葆青春之說已經破產。這些都有助勞動人民重新認識奮鬥方向。中、港、台的勞動人民現在要急起直追,加深了解世貿及自由貿易的本質,並鮮明地反對他們。但另類選擇又何在?我們認為前途不在於回到閉關自守的方向。今天社會化大生產已經使各國融為一體,根本不可能回到自給經濟。不論是「一國社會主義」還是「一國資本主義」都是同樣反動的空想。外國有人主張一種「從下而上的全球化」,意思是爭取這樣一種國際新秩序:國際分工與貿易的一體化一定要經由各國勞動人民民主決定;一體化的標準應當是同現實中最高的保護環境、工農、衛生的標準看齊;落後國家的勞動人民要充份掌握經濟自主權,在關係民生的重要社會部門﹐例如食水、公共醫療及教育等等﹐要保留限制國際貿易的自由;發達國家無私援助第三世界等等。這種精神其實就是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路線。

第三世界中不乏因自由貿易而受損的資本家,他們也會起來反對世貿。不過,他們是出於維護其剝削作為同胞的工人階級的特權,多於維護後者的利益。幾年前大陸有本《中國可以說不》的書,多少也反映了這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我們勞動人民倒要對這種立場「說不」呢。

1997年7月25日

 

 

註釋

(1)    《戰後世界經濟三大支柱》,主編滕維藻,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241頁。

(2)    同上,287-8頁。

(3)    同上,258-9頁。

(4)    《最惠國與多邊貿易體制》,趙維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59頁。

(5)    The WTO, the World Food System,and the Politics of Harmonized Destruction, Gerard Greenfield, IUF - A/P Globalization Seminer,Nov 1998, India.

(6)    Third World Network, Chakravarthi Raghavan  http://www.twnside.org/souths/

(7)    Comments of Public Citizen regarding U.S. Preparations for the WTO's ministerial meeting, Oct, 1998, http://www.harmonizationalert.org/

(8)    同上。

(9)    同上。

(10)  The case againet the global economy, edited by Mender and Goldsmith, Sierra Club books, 1996, P.98.

 

 

中國入世損害勞動人民的利益

劉宇凡

 

經過十三年的談判,尤其經過今年四月以來中美關係的暫時倒退,中美終於達成中國加入世貿的協議。這是因為中國作出重大讓步。以汽車業為例,中國先前一直希望在八年內把關稅從目前的100%降至40%,但今次中國同意未來六年降至25%。從前中國想保護關鍵行業如銀行、保險、證券、電訊等行業免受外資競爭,現在中國也開放給外資經營。

簡直沒有人認為中國入關是有利無害的,人人都同意入關將付出高昂代價。只是他們認為利大於害而已。

中共向人民隱瞞的事實就是,每人所獲的利益與蒙受的害絕非均等。對有些人的確是利大於害,甚至有利無害,而對另一些則一定害遠大於利。

 

世貿組織偏袒發達國

官方刊物一直把世界貿易組織(WTO)描繪為一個至少是中性的促進自由貿易的世界組織;各國平等地致力於自由貿易並從中得益。官方刊物有時也承認,由於各國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所以不可能在發達與落後國之間實行劃一的自由貿易制度。幸好,WTO是挺明智的,所以它規定發達國與發展中國家在減免關稅上有分別待遇。所以今次中國政府才會很驕傲地說協議是雙贏,因為中國迫使了美國承認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從而保護了中國經濟。但是,這種「區別對待」本身對發展中國家仍是不公平的。以農業為例,1995年的協議規定發達國在未來六年內削減36%關稅,而發展中國家在十年內減24%;在出口補貼上,二者也是分別減36%及24%。多麼照顧發展中國家啊!但是這種區別對待仍有利於前者而不利於後者。因為發達國可以拿巨資去補貼農業出口,而發展中國家不可以。美國給予玉米種植者的出口補貼是菲律賓農夫的平均收入的100倍(因此美國之出口玉米價格比菲律賓的低20%)。歐盟的六成預算支出都是撥給農業,這是令歐盟從七十年代的農產品淨入口國變成淨出口國的原因之一。他們削減36%之後,其出口補貼仍是巨大的。可發展中國家呢,如果從前只能有一百萬美元出口補貼,現在只能花76萬。另一方面,由於種種遊戲規則的制訂都由強國支配,所以在具體實施時也總有利於它們。例如,按規定,與美國農場的生產量沒有直接關係的補貼是不包括在削減之列的。這樣,美國給予農夫的價格補貼(若農夫賣給農業公司的產品價格低於規定最低價,農夫可以從政府得到補償)就不會列入削減之列。結果就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憑藉種種特權,打著自由貿易的幌子,到處打開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市場,以廉價產品到處擠垮後者的小農經濟。菲律賓農民生產的豬肉、禽畜、玉米的國內市場份額出現大幅下降,豬肉及禽畜分別從82%及94%下降為45%及49%。菲律賓的例子並不是個別的,而是適用於廣大第三世界的。所以,即使中國完全按照發展中國家的資格入世,也不見得對中國農民有利。幾年前西方已經要求中國進口糧食量逐步增至二千多萬噸。這個數字是1996年進口量的1.8倍。當時中國鑑於西方要價太高而拒絕。現在可能在這一點上也作了重大讓步。退一步說,即使讓步不太大,但是減免關稅上的讓步也夠大了。這樣下去對中國小農是不利的。

 

中國能同西方競爭嗎?

中國加入WTO意味中國喪失部份重要的經濟主權。按照1995年的協議,成員國作為東道國不得再對外資廠的產品硬性規定出口比例,也不得再規定外資廠須使用若干比例的國產原料。本來,這類規定,像限制外資股權等其他規定一樣,都是發展中國家保護自己市場的普遍辦法。中國入關意味從此外資廠可以把產品完全在中國市場內銷售,也可以自由從世界進口原料,不一定要買中國貨。結合其他貿易自由的協議,中國市場將差不多完全對外國跨國公司開放。據說美國方面評價,中國入關將在「短期內」使大批企業倒閉,失業人數因此再增加一千一百萬,出口銳減三成。

中國的工業基礎現在雖然比1949年前強大了許多,可是仍難以同西方及日本競爭。中國比較上有競爭力的行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例如紡織),因為中國勞動成本低廉。至於資本密集產品,中國簡直同西方或日本無法比擬。以汽車為例,中國最先進的車廠(這樣的車廠還是佔少數),每個工人平均每年產車11.3輛,而發達國是40-50輛。如果是拿中國全行業同人家比,差距更驚人。一家通用汽車可以一年拿出74億美元的研究開發費,我們汽車全行業只拿得出28億元,而且是人民幣。即使是勞動密集型行業,也不見得各方面都有競爭力。在九十年代初,日本的紡織服裝業的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15.6倍;中國之所以在這方面還有競爭力,主要是因為中國勞工成本比日本低幾十倍而已。所以,中國只是在低檔次產品有競爭力,在高檔次紡織品上是沒有的。幾年前中國政府自己估計,即使只是取消非關稅的保護措施及只把關稅降至38.9%,中國紡織企業仍至少有7%要倒閉或面臨嚴重困難。如果中國現在作出更大讓步(這是很有可能的),那恐怕打擊更大。再加上入關後中國不得再硬性規定八千家外資紡織企業的內銷比例,這些外資企業可以自由同中國企業競爭內銷,到時情況實在不堪設想。中國相對有競爭力的行業尚且如此,那麼,其他本來就沒有多大競爭力的行業就不難想象了。中國農業同外資的差距最大。一個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的農民的個人平均谷物產量是中國比較先進地區的農民的213倍到400多倍。試問這樣低的勞動生產率如何與外國跨國公司競爭?

即使中國現在還沒有入關,由於近年不斷降低關稅,以及國內市場盲目競爭,中國工業品的國內市場佔有率正在大幅下降,外國產品佔有率急劇上升。增加了市場佔有率的中國產品不是沒有,但只居少數。

 

 

1992-1995年

中國工業品佔國內市場佔有率變化(%)

食品

-7.54

化學

-4.6

塑料、橡膠

-7.05

紡織

-7.2

賤金屬

-10.25

機器、電氣設備等

-12.02

車輛、飛機、船舶

-8.83

資料來源:中國工業國際競爭力,主編金碚,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153頁

 

入世有利於資本而不利於勞動人民

 

中國入世自然不是絕無一利。問題是它有利於誰?

  自由貿易、自由市場的發展邏輯往往是弱肉強食。所以,得益最大的首先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現在全球三萬多間跨國公司(大部份是西方國家的),控制了世界貿易的過半,世界投資的過半。超過四成的世界貿易是跨國公司之間的交易。而15間最大的跨國公司的收入超過120個窮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大部份最有名的跨國公司今天都已經投資中國,並且逐步排擠了中國企業(不要忘記,我們五百家最大的企業的一年銷售收入也抵不上一家通用公司的銷售收入)。中國入世之後,這些跨國公司的中國分公司從此可以從各國自由入口最便宜的原料及零件,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工生產,然後自由內銷,自由擠垮中國的企業,從中自由獲利,然後自由地把利潤匯出。

佔了外資一半以上的港澳資本當然也可以從這大為擴大了的貿易與投資自由中獲利。

至於中國企業,自然也有小部份得益。在像紡織製衣這類勞動密集行業,那些最大型的企業將能通過自由貿易與自由投資來充份利用世界經濟分工來進行生產及出口。至於資本密集行業,不少會面對全行業萎縮的危險;較大規模的企業大概可以逃過破產一關,但不過成為跨國公司的一個附屬機構。今天汽車行業早已變成這樣。只有最大規模而又得到國家支持的極少數企業才有可能維持獨立並從入世中獲利。

在中國人裡,只有各級官員,尤其是高級官員,在中國加入WTO之後,才是最大得益者。表面上看,貿易與投資自由化意味許多經濟管制(例如進出口証之類)的取消﹐官員權力下降。但是,另一方面,這種「改革」也意味官僚經商自由空前擴大。每年國內官僚資本外逃據說數以百億美元計。加入WTO之後情況只會更熾烈。

一句話,入世對外資、官僚資本、大中型的私人資本都是利大於弊甚至有利無弊的。但是,對於廣大農民、工人、小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卻肯定害大於利。官方刊物的辯解是,這些困難只是暫時的,日後中國利用入世發展了經濟,就能裨益廣大勞動人民啦。為什麼呢?因為中國出口機會大幅增加;因為可以擴大吸引外資;因為通過與「國際市場接軌」而使外資轉讓技術給中國等等。

限於篇幅我們只能扼要談談這些辯解。首先談談擴大出口的問題。要知道,中國對進出口的依賴已經非常深,這對於一個大國來說是少有的。九十年代中期,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經從廿年前的一成多增加為40%,比美國的18%及日本的14%都高。日本那麼依賴出口,但依賴外貿程度尚且比中國低那麼多,可見中國實在是多麼依靠外貿。所以,中國在接受貿易進一步自由化的前提下繼續擴大出口是否有利,這至少是值得研究的。因為擴大出口是要付出很大的機會成本的。擴大輸出經濟作物,和增建加工出口區的代價就是糧田的縮小;擴大輸出某些工業產品的代價就是進口外國昂貴的機器,諸如此類。像中國那樣的大國,在外貿依賴度已經麼深的情況下,在現階段是否繼續擴大出口還是該改為銳意發展國內市場(現在由於農民太窮、國內市場並沒有足夠的發展)﹐這至少是值得研究的。

至於吸引外資,老實說,其實現在所吸引的已經夠多,多到每年匯出利潤越來越追得上外資的直接投資額;更多外資意味不久將來更多資金外流;再加上官僚資本在入世後更容易打扮成「假外資」,因此加速國內資金外逃。其次,中國勞動人民雖然還是貧窮,但整個中國並不算缺乏資金。中國儲蓄率極高,民間儲蓄也達到幾萬億人民幣,不一定要再擴大吸引外資。其三,即使要吸引外資,也不一定要用進一步放寬外資經營權利的辦法。

至於技術轉讓,那不過是一些人的一廂情願而已。外國的真正高科技根本不會輕易轉讓給你。幹麼他們要養虎為患,為自己培植競爭對手?事實上外資來華沒有帶來多少高尖技術;最近美國禁止一種電腦出口中國,就證明發達國對新技術轉讓的態度了。

 

要不要保護本國市場?

入世支持者為了證明入世有利,往往把過去中國工業缺乏效益歸咎於中國過份保護本國市場。他們說,高關稅導致本地產品價格高於世界市場價格,進而吸引資金流向高關稅行業;因為企業沒有外來競爭壓力,使他們不必致力提高效益也一樣可以坐享利潤。汽車行業據說就是典型例子。「這種保護其實是保護落後!」他們說。

我們當然不是說任何一種貿易保護都是好的;過去對汽車業的保護是否過份,也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但是,反過來,把保護本地市場等同於保護落後,未免太簡單化,因而是錯的。要知道,日本、南韓直到最近,都非常致力於保護其國內市場,但這並沒有使他們的企業效益越來越降低;有不少人甚至認為多得這種保護,日本、南韓才能發展其出口重工業。事實上,今天所有發達國在其工業化初期都曾經實行過保護主義。所以,保護本地市場同效益根本沒有必然關係。就中國而論,國企虧損是隨著保護的失去而逐步擴大的,而不是相反。在計劃經濟時代還遠沒有那麼厲害的虧損呢。這自然不能證明,過去那種官僚集中的計劃經濟可以促進效益(事實相反),但也反過來證明「保護國內市場等同保護落後」論是不成立的。這種論點的好處(對官僚而言的好處)只是把官僚政治對中國企業的窒息作用一筆勾銷,又能藉此大力推銷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其實,要提高國企的效益,首先就要廢除一黨專政這個枷鎖。其次,暫時保護相對落後的國內工業免受跨國資本的過度競爭,才有可能逐步提高技術水平及擴大規模。反之,若因入世而造成無數企業倒閉,國內工業連生存都成疑,怎麼談得上發展?如果有人把我們的立場也稱為保護落後,我們這樣答,我們不保護由官僚政治所造成的貪污腐化、這樣一種落後。但是,對於由歷史所造成的相對技術落後性,我們認為的確需要暫時保護我們的市場。中國勞動人民是一頭幼獅;現在必須首先保護牠免被其他猛獸吃掉,將來才有可能長成雄獅。

斯大林發明、中共又加以繼承的「一國社會主義」論,即以為在一國之內可以建成一個基本消除了階級對立以及高度工業化的社會,已經破了產。可是,這些國家的統治集團無一不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在中共來說就是從近乎閉關自守跳到為完全融化於世界市場而不惜放棄重要的經濟主權,包括對外資的限制及對國內勞動人民的保護。官方意見說只有同國際競爭才能提高效率。這句話對於官僚資本,尤其是大官僚資本來說,自然是最正確不過。但是,對於勞動人民,對於中國的長遠利益,用這個辦法提高效益,等於飲酖止渴,等於是提高中外資本剝削勞動人民的效益,也就是大大降低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一種效益。

 

要怎樣的對外開放?

我們主張在思想、學術、文化、藝術等各方面大開門戶,反對對外來思想、學術等實施任何審查及限制(目前國內人民連自由入口香港及外國書刊的權利也沒有)。中國人民也應有同世界各國人民進行政治交流的自由。這才是對勞動人民有利的對外開放。可是,對於外國資本及產品,卻不能全無限制。不要忘記,中國之所以在十九世紀中到廿世紀中這一百年內淪為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帝國主義的炮艦還是其次(其主要作用是在最初階段而已),最根本一條還是依靠其先進的工業技術及大量資本。在各國發展極不平衡的前提下,自由貿易不能不成為發達國掠奪第三世界資源的一種機制。所以勞動人民的對策當然不是簡單自外於世界市場,但更不是不惜一切代價擠進去。現在中共一方面為迎合外國資本而不惜完全打開中國市場,另一方面對於外國的思想、學術、文化等卻始終要實行過濾審查。它可以容許外資自由剝削中國勞動人民,卻不能容忍中國勞動人民學習西方的民主思想的自由。

19995

19991117日略作修改

 

入世三周年:

中國經濟的變化與工農大

  泰

 

   2002年1月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就經濟增長來說,入世三年的「成就」似乎不錯——2002年中國進出口總額增長21.8%,出口增長22.4%;2003年中國進出口總額增長37.1%,出口增長34.6%;2004年1—9月,中國進出口同比增長36.7%,出口同比增幅35.3%。與此同時,官商學各界也承認「銀行、保險、電信等服務業將面臨來自國外公司競爭的更大壓力」[1],製造業和農業更隱患重重。 

三年過渡期結束後,大陸各個經濟領域面臨許多變化,本土資本在採取種種應變措施;對無産大衆來說,入世首先和主要意味著更大的就業壓力、更嚴酷的血汗工廠制度和更加急迫地需要自我組織起來。 

 

新的競爭環境與本土資本的應對

2005年起,中國入世的所謂「緩衝期」的第一個階段便告基本結束,大陸經濟將面對更強有力的外資衝擊。下面簡約地介紹一下各行業競爭環境可能發生的變化,以及上層的對應措施。                   

零售業——中國政府承諾入世三年內逐步取消對合營公司的數量、地域、股權和企業設立方式方面的限制;五年內,除煙草的批發和零售、食鹽的批發,逐步取消對其他商品的經營限制;2004 年12月11日以後,商業領域的開放將全面取消地域限制。 

爲對抗外資零售業的攻勢,中央政府提出「通過5-8年的時間,培養出幾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超級零售航母’」[2](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儀);2004年7月,商務部確定了重點培育的20家大型流通企業集團名單。官員們要求本土零售業巨頭們「在更大範圍內優化組合生産要素,在選擇合適業態的基礎上完善內部管理機制,提升核心競爭力」[3](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跨國經營研究部主任、2001年入世談判中服務貿易開放方面顧問邢厚媛);後者則決心「減少國內企業相互間的無序競爭,並利用資源的聯動效應,增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和外部擴張力」[4]。 

金融業——自加入時起,允許外國金融機構向所有客戶從事外匯業務,無地域限制。人民幣業務五年內取消地域限制。兩年內,允許外國金融機構向中國企業提供人民幣業務服務。五年內,允許向所有中國客戶提供服務。 

爲適應國際金融資本的大舉進入,2003年底,四大銀行(中行、建行、農行和工商銀行)爲首的中資機構開始大刀闊斧地「改制」——運營公司化,全面裁員和上市,以提升競爭力。大陸銀行界高層聲稱「本土銀行,特別是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將會經歷根本性的變化。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正在或將要進行股份制改造」,目的是「通過優勝劣汰,一批具有較強國際競爭能力和持續發展的、國際化、現代化的商業銀行將逐步崛起」[5](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恩照)。爲了順利上市,各大銀行的職位薪金「合理化」(即兩極分化)、競爭上崗和精簡潮一浪接一浪。 

農業——農產品平均關稅繼續降低,整體由2001年的19%降至2004年的17%。除大宗農產品外,大部分農產品進口將取消數量限制和實行單一關稅。進口配額方面,主要對糧、棉、油、食糖、毛實行進口配額管制。對農產品出口取消補貼[6]。 

面對進口廉價農產品的潛在壓力,主流學界建議扶持現代資本主義農業企業,「加大對農產品出口促銷的支援力度,提高了農業生産率,降低農產品流通的成本」[7](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張漢林)。部分農業資本證實,入世以來中央政府「在政策、法規、科技、資金等方面對農業採取了扶持措施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用於糧食直接生産補貼、良種補貼、農機補貼的投入達到創紀錄的1500億元,並開始大面積實施免除農業稅政策」[8](「北大荒米業」董秘史曉丹)。大陸農業資本已「開始適當多元經營」以分散風險;而與國際同行相比,「我們的差距主要是規模」(「新農開發」董秘晏正君),「在資金實力、新産品研發上,比國外企業還是存在比較大的差距」[9](隆平高科董秘彭光劍)。如何度過難關?農業資本坦率地表示「我們這種産業化經營的企業,當然希望能得到政府更多扶持」(晏正君)。一句話,種植業大亨們需要更多專家、資金和技術,以儘快做大做強[10] 

儘管總的前途未卜,能撈油水還得快撈。在佔有優勢的某些領域(如蔬菜、水果),大陸農業資本希望借助入世大發一筆——「就蔬菜方面而言,我們國家應該是會逐漸成爲一個最主要的出口國」[11](彭光劍),並已得到部分好處。2002年國內農產品出口總額增加13%,2003年增長18%,預計今年增長10%;與此同時,糧食自給率正逐漸下降。主流學界估計今後幾年「我國糧食自給率可能會低於95%,甚至低於90%,進口糧食可能達到10%以上」[12](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唐忠)。 

保險業——自入世之日起,允許外國非壽險公司設立持股51%合資公司,可從事統括保單的大型商業險。允許外國壽險公司設外資占50%合資企業。三年內取消地域限制。國內主要保險巨頭的應變措施表現爲蜂擁改制上市(含海外上市),以增強公司償付能力。

證券業——入世三年內允許外資參股的合資公司從事A 股、B 股和H 股及政府和公司債券的承銷和交易、基金的發起。但外資股權不超過1/3。

電信業——加入世貿組織3年後,外資在合資企業的股份不得超過49%。2007年,中國將取消基礎電信的地域限制。 作爲國際市場的後起之秀,從2002年至今,中國四家主要電信運營商已全部實現海外上市。

鐵路、公路運輸——公路運輸方面,入世一年內允許外資擁有多數股權。三年內允許設立外資獨資子公司。至於鐵路運輸,入世後三年內允許外資擁有多數股權;六年內,允許設立外資獨資子公司。

旅遊業——允許外商通過合營企業形式在中國建設、改造和經營飯店和餐館,外方可控股。最遲在2003年底前,取消相關限制。

 

做大做強:中資的心聲

國際資本的競爭壓力,使中國資產階級不顧一切地掙扎求生;所謂的做大做強成爲後者現階段的頭號戰略目標——從水務、保險到電能,均無例外。以水務爲例,「著力構建有利於水務行業市場化、産業化發展」的同時,中國國家資本竭力炮製「培育跨區域的大型水務集團」[13](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以便同外資抗衡。企業要做強,上市一途不可避免;去年秋,國家電網公司同時向海外抛售十一家國有發電廠(計劃籌資20億美元),以「改善國家電網公司的資産負債狀況,精簡電站業務,爲幾年後赴海外上市做好準備」[14]。在保險業,官方公開提出「如何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框架下推動中國保險做大做強是監管機關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15](浙江保監局副局長張忠繼)。 

入世幾年來,官商兩界都發現在華外資鳩占鵲巢的意圖日漸公開化。面對組織極佳的跨國資本,民族資產階級和大陸官方都希望「建立行業協會的權威性,必須對現有的行業協會進行改革,使之真正成爲代表廣大企業的行業組織」(原外經貿部副部長、外經貿部首席談判代表,現任博鼇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16],讓老闆們儘快學會發揮和利用政治影響,爲市場競爭服務。 

 

入世後,中國大資本的前途到底如何?

近五年來,京滬富豪們日益恐慌地發現,登陸中華的老牌跨國公司正利用金錢和文化優勢,喧賓奪主地培養著官場遊說集團,並已形成了相當的市場壟斷。據商業部剛出版的《2005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指出,至2004年9月,我國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資5500億美元;每年利用外資占全國固定資産投資的1/10左右;外資企業交納稅收占全國稅收20%以上;外資企業吸納的就業人數達2200萬左右[17]。強大的經濟、科技實力和各種「超國民待遇」(外資企業在華平均稅負只有11%,而一般內資企業的平均稅負達到22%,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稅負高達30%),使「在華跨國公司在市場競爭中具有明顯的市場優勢地位,有的還佔據絕對壟斷地位」(2004年國家工商局報告《在華跨國公司限制競爭行爲表現及對策》)[18]。 

爲維持高利潤率和「超國民待遇」,在華跨國公司有系統地擴大著對中國政治決策的影響,漸成尾大不掉之勢。入世三年後,主流輿論終於驚呼「某些地方、某些部門和某些領導個人沒有把握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而片面提前開放零售等重要産業部門,……國內企業的利益受損,中央政府的權威遭到損害」[19];高級官員們皺著眉頭指出「現在爲中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少了,而爲外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多了」[20](財政部部長金人慶)。自強派學界則乾脆痛斥跨國公司「和我們的企業爭了市場。第二,搶了我們的投資機會」(左大培)[21],嚴重地窒息著民族資本做大做強的努力;歸根到底,「政府主導型經濟下過多依賴外資的經濟結構,不具有可持續性」[22](復旦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 

總的來說,中資(無論國家資本抑或私人資本)普遍面臨以下幾大困境: 

一.「産業技術的一些關鍵領域存在較大的對外技術依賴」[23]。去年6月的中科院年會上,許多發言擔心「科學技術的快速進步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增強,將帶來國際競爭加劇的挑戰,來自國際社會的技術壁壘、環境壁壘、反傾銷調查等限制日益增多」[24](中科院院士路甬祥),正成爲國際資本遏制中資的手段;

二.中資競爭能力尚弱,有越追趕越落伍的惡性循環可能。主流學界的研究表明「從靜態競爭來看,中國真正市場份額比較高、效率比較高的行業非常少,只有四個行業。我們的製造業實力非常弱,而且沒有多少提升」[25](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其仔)。

三.原有的完整産業鏈條已支離破碎,導致個別産業的興起難以保證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可能「會出現東部地區納入全球化發展,而中部、西部地區被邊緣化,甩在國際化的外面」[26](國家發改委産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胡春力)。 

對外資的狂飆突進,多數中資派系(及其學界打手)都表達了不同程度的憂慮;從張維迎到郎咸平,莫不如此。鑒於外資進一步加盟、滲透中國製造業的行動「對於我們産業安全、經濟安全或者是國防安全都會産生很大的影響」[27](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副秘書長周凱),特別是直接影響民族資本的錢袋狀態,近年來後者不斷要求終結外資的「超國民待遇」(首先要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反應是非常強烈了」[28](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但類似的努力並不順利。 

除了試圖以行政措施削減外資特權外,中資正有意識、有計劃地地加緊兼併活動,聯合起來一致對外。2003年,國資委明確提出在196家中央企業的基礎上,組建30至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團,並爲扶持壟斷企業到處尋找理論依據。當西方闊佬明裡暗裡指責北京破壞世貿規則時,中央大員們憤憤地拍桌子回罵「中國的市場競爭中,很多領域不是我國的企業在壟斷,相反是跨國公司形成對中國市場的壟斷」「我們的企業本身就規模有限,很多産業總和加起來還不如一個跨國公司,我們還總以爲自己構成壟斷了,其實根本就沒有壟斷的能力」[29](國務院國有資産監督管理委員會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 

入世三年來,民族資本與海外競爭者搶奪生存空間的鬥爭僅開了個頭,遠未塵埃落定;從大陸上層來說,這一鬥爭取決於政經核心統治集團和國際經濟發展的複雜互動,並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中華資本主義未來的大勢。然而,無論誰最終勝出,工農生活的前途幾乎注定極其黯淡——家賊和外鬼都希望保持現有血汗工廠制度,以爲榨取超級利潤的一個主要基礎。入世三年期間,以至更遠的未來,工農的處境如何?會有怎樣的變化?

 

入世與農民:糧吃人?

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樣,入世迫使中國市場更多地購買國外糧食。主流學者認爲「中國沒有比較優勢的是土地密集型的産品,如糧食。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以7%-8%的速度增長,中國需要進口的糧食會越來越多」(林毅夫)[30];這句話的背後,意味著千百萬農民會徹底離開糧食生産。農村問題專家溫鐵軍告訴我們「據國務院發展中心測算,在加入WTO條件之下,會有1千2百萬勞動力需要從農業離開」[31]。糧食種植從未給農民帶來高收入,但市場機制使米賤傷農的局面激化得無以復加。即使按照官方的樂觀統計,2004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2936元,增長1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8%;其中家庭生産經營純收入人均1746元,而農業純收入僅爲1056元[32]。 

由於行情浮動的作用,入世後的糧食進口不及預料中那麽多(甚至玉米等還有較大出口)[33],但農業部專家估計「一旦國際市場糧食價格回落,外國廉價農產品大量進入,會使國內農產品供大於求矛盾進一步尖銳化,農產品價格會進一步下跌」[34],行情如此慘澹,「從1997年到2002年的六年間,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低於5%」也便理所當然了!

拉美和東南亞的經驗證明,對絕大多數農民來說,大資本的現代規模農業無法有效地改善自身生活。雖然資產階級國家出於安全考慮不會完全放棄農業生産(「確實有些國家將糧食問題作爲武器來達到他的政治目的」[35]),但多數農民要想擺脫赤貧,便只有自求多福——進城打工。中國農業部提供的數位顯示,目前離開戶籍所在地半年以上,進入城鎮打工的農民工約9200萬人[36],而「2004年農民外出務工得到的收入人均398元,增長14.9%」[37]。 

就這樣,無數農民在市場的壓力下走向城市,那裡等待他們的又是什麽?

 

入世與工人:更多的競爭、更頻繁的裁員,

更多的欠薪和更可怕的血汗工廠

對入世,國內資本家的標準態度可概括爲「既然(市場)開放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們就想辦法去適應吧」[38]。如何適應呢?最簡單辦法是壓榨工人,比如壓低勞動力價格。在一場入世三周年研討會上,主流學者們指出與世界多數地區相比,中國「肯定是勞動價格比較低一些,這個是我們競爭的優勢所在」[39](北大經濟研究中心海聞副主任);所以必須「充分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忘記了這個比較優勢,我們在國際貿易當中就失去了自我」[40](龍永圖)。

龍先生津津樂道的所謂中國經濟在國際市場中的比較優勢,首先意味著環境的高度破壞。與龍永圖一樣,原中國外經貿部部長,現任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會長石廣生是入世的狂熱擁護者和主導者,但石先生也被迫承認重化工業向中國的轉移主要因爲「發達國家不想幹這樣的行業。因爲這種行業要浪費大量的資源,污染環境,給交通方面帶來沈重負擔」[41]。國際資本向中國轉移高污染産業,以及「我國高耗能産業面向國際市場的發展思路,不僅會使我國可能成爲世界高耗能産業轉移的中心,還會進一步加重我國能源緊張局面,使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態環境更是雪上加霜」[42],主流傳媒驚呼道。 

入世後的中國經濟另一「比較優勢」——低薪、高工時、無工會和裁員壓力,則是中資和(隨著入世而更多湧入大陸的)外資老闆眼裡的賺錢法寶。 

入世三年後,中國紡織品出口配額制正逐步取消,爲出口大幅增加提供了幾乎無限的機會;然而,大陸紡織業的競爭力幾乎完全依賴工人的極度低薪。入世的狂熱擁護者也難以否認「今年中國紡織品出口數量可以增長30%,但是出口金額僅僅增長5%。其他許多出口商品也是這樣,數量增長遠遠超過金額的增長」[43](龍永圖)。主要的出口製造基地廣東省,數千萬外地工人的平均月工資徘徊在700元左右[44],拖欠工資的現象更是惡名昭著。僅在廣東一省,1995、1997和 1998年官方幫助工人追討回來的欠薪分別爲2100萬、15億和56億元人民幣,呈爆炸式增長速度[45]。 

爲了「做大做強」與國際工業大鱷對抗,國有大型企業群繼九十年代中後期的千萬下崗潮之後,再度高舉「減員增效」的鐵鞭,但換了個「主輔分離」的名字。按照國資委的報告,中央企業資産(超過8萬億)中,8.1%的資産屬於輔業資産;1000萬央企現有職工中,近三分之一屬於輔業單位職工。據此推算,央企輔業資産超過6000億元、職工超過300萬[46]。截至2004年9月底,中國七百七十五家國有大中型企業實施主輔分離,「改制企業在産權明晰的基礎上徹底轉換了經營機制。改制後的企業實現了産權多元化,絕大多數已經成爲非國有控股企業」[47],涉及員工七十點八萬人。而這僅是入世三周年前後國有大企業「主輔分離」進程的第一步。 

入世兩年來,外資正穩步進入大陸能源領域,2003年 「外商在中國電力市場上的投資回報率達到了18%」[48](美國松林電力投資諮詢集團董事李曉林),未來幾年裡的資本格鬥,將決定誰是中國能源工業的主宰。僅在最近一年,被剝離的國企電能輔業職工便達數十萬之多。他們暫時仍有工作,但「誰也不願意失去本來擁有的全民電力職工身份」(中電聯多種經營協會顧國強處長),因爲舊的身份與退休福利等等待遇掛鈎。和五年前的百萬石油工人下崗一樣,「主輔分離」爲的就是削減福利負擔——只有這樣(「支出合理化」),中國電力大亨才能輕裝上陣與國外同行一決勝負。 

話說回來,同銀行界的大批被裁員工相比,「主輔分離」遠非最糟待遇。爲了上市(以及夢幻般的「做大做強」)而進行的裁員和改制,已把中國金融機構(僅四大銀行的員工就有近150萬)攪得天翻地覆。據中行總行透露「目前中行擁有23萬員工,按照中行發展需要,預計未來的員工規模定在15萬至16萬」[49];人民銀行低調而忙碌地清理全國近兩千個支行的十萬員工[50];大約一百家市級商業銀行亦步亦趨地跟進,隨時準備把更多員工扔出門外。 

公司化改革砸了無數人的飯碗[51],卻給了高級管理們更大的飯碗——建行改制後的部門總經理年薪在30萬左右,中行亦相差不遠。與此同時,高等教育程度的勞動力的工作與生活壓力都在加大,階級身份上與(他們中許多人鄙視的)農民工逐漸趨同。據勞動力市場研究單位預測,2004年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將比去年降低25%∼30%[52]。資本全球流動的高度靈活性,使它可以在勞動力市場中處於買方市場﹐並實行雇傭制「精瘦化」;而它的一個主要受害者,是通常自命資本主義社會中堅的職員階層。在中國,近幾年辦公崗位不見增長而大學生數量迅速增加(2004年畢業生280萬)的慘狀、打破頭的競爭上崗、動蕩多變的工作,正讓大批知識青年最基本的階級意識悄悄覺醒。

 

工人的自我組織與世貿

無論中資企業抑或進入大陸的外資企業,工人自衛組織(工會)的缺少都是普遍事實。儘管「跨國企業的很多職工已向當地工會組織表示了願意加入工會的願望」[53](全總基層組織建設部二處副處長王英),跨國公司仍推三阻四,因爲它「不願意自己出錢成立工會來約束自己,建立工會就意味著員工可能聯合起來要求更高的待遇,從而使沃爾瑪增加成本」[54](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副教授許曉軍)。 

在上海,目前僅有25%的外資企業組建了工會[55];在廣東,早已普遍的官商勾結在入世後更加倡狂,官方調查資料指出「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強調GDP增長,重資本,輕勞動,忽視對職工權益的維護和保障,存在明顯的政策性違法現象。如廣東的‘土政策’規定,外商投資企業‘可以暫緩組建工會’、‘五年內可不參加社會保險’,執法檢查要經過某些機構甚至政府分管領導批准,給企業掛免檢‘綠牌’,爲勞動保障方面的違法行爲‘開綠燈’等,這些政策明顯違反《工會法》,且涉及面廣,協調處理困難,對職工權益的維護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56](《工會法執法調研情況匯總》)。 

隨著入世後市場競爭的加劇,中國階級矛盾也趨於表面化。國有大企業職工的反裁員鬥爭;廣大中低職員階級意識的初步覺醒和反剝削活動的開展;職員與工人抗爭從彼此隔絕走向逐漸融合;私企和國企雇傭無産者基層組織的萌芽,會成爲今後幾年工人運動的基本走向。幫助無産大衆認識到世貿及其強盜規則無非是全球老闆奴役工農刮取利潤的工具,鼓勵工農走直接行動和自我組織的反抗道路,並盡可能廣泛地聯合起來——從跨廠到跨行業、從城市到鄉村、從國內到國外——是先進工人和進步青年的當然責任。

 2005215

 

 

 

 

 

 

 

 

 

 

 

 

 

 

 

 

 

 

私有化還是社會化

劉宇凡

 

 

公屋管理私營化,社會福利私營化,連郊野公園燒烤場也要私營化。不如連空氣和海洋都私營化吧!

 

「凡是能夠分割的就應該出賣」

這時我們的新自由派經濟學家就會耐心解釋:

不,我的朋友。雖然我們認為市場是最好的資源分配機制﹐但是我們不會全部否定公營部門。根據我們的經濟學,客觀上存在所謂公共用品,例如國防、警政、司法、行人路等等,一般都應該公營,因為既然無法衡量出每個人使用了多少國防和警政的服務,就誰都想搭便車,不想自己花錢買,這就無法形成有關服務的價格和需求曲線。反之,凡是能夠衡量個人用量的用品,就意味著可以形成價格和需求曲線,這時就該私營。小政府,大市場,這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

這不過是說,凡是能夠分割的就能夠出賣,凡是能夠出賣的就應該出賣。怪不得外國政府現在連垃圾收集也要按各戶的垃圾量來收費。如果有一天在技術上能夠做到用很低成本來計算每個行人使用行人道的「量」,那麼,行人道也應該私營,按量收費。凡是可以收費的,就應該收費!這就是他們所謂的「經濟科學」了。

最近香港政府也在考慮垃圾收集實行收費,貫徹「污者自付」的原則。污者自付,多麼天經地義!怪不得香港環保團體都舉腳贊成。然而,為什麼家居垃圾越來越多?純粹因為個人的私德問題?

 

污者自付----誰是污者?

不。做為一個當代消費者,許多家居垃圾都不是他個人製造的,而是生產商和分銷商硬派給他的。他不要也得要,而且還要付錢買下垃圾﹕

資本家為了誘使你買他的產品,光是廣告是不夠的,還需要漂亮的包裝。英國1992年一項調查表明,人們在超級市場,每花7.5鎊購物,有一鎊是作為包裝成本的。在美國,50%的用紙量,90%玻璃瓶,11%鋁及3%的能源是用在包裝上,其中許多本是不需要的。這些包裝所造成的垃圾佔城市垃圾的一半。

跨國公司為了刺激銷售,往往有意縮短其產品的壽命。在著名劇本《推銷員之死》中,男主角抱怨:你用分期付款買下電器,但是在你付完款之日,往往便是你的電器壽終正寢之時。一般汽車的發動機只有十多年壽命。其實,以同樣技術及成本,早就能製造出平均壽命達30年的發動機。但汽車公司不為。當然啦,否則你們怎會經常換車?不過,資本家發了財,整個社會及環境卻遭殃。廢車早就成為另一種現代社會的公害。

可見,消費者個人絕對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的消費行為是資本主義生產、銷售、經濟、政治等等千絲萬縷的相互關係的產物。他的家居垃圾越來越多,但他個人的責任很小,主要責任應該在生產商以至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上面。主流經濟學家把當代社會的個人想像為純粹孤立的經濟人,根本是空想。不過,就像神棍推銷他的種金術一樣,這種空想不是為自己消費,而是為推銷對象消費的。所以他們因此獲得了實實在在的金錢回報。

新自由派這種把地球上一切瓜分、出賣的主張,不光使普通人和自然生態備受剝削。還有更大的害處呢!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資本主義經濟同過去的一切經濟體系不同的地方,就是整個生產、交換和分配都高度社會化。一件產品要經過許多經濟部門和許多人手,才最後消費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另一方面,生產工具的所有權仍舊歸少數大資本家所有。這種制度既造成了生產力驚人的大發展,也造成了周期性的市場飽和及經濟危機。這時候,大資本家的應付辦法,就是進一步擴大他們的私有權,把原先屬於公共領域的用品都變為他們的商機﹕把公共房屋私有化吧!把食水私有化吧!把空氣私有化吧!這種進一步擴大財閥的私有權的辦法,其實是飲酖止渴,因為這樣只會進一步破壞生產社會化的內在聯系,把社會推向經濟瓦解和混亂。英國鐵路的私有化完全遵循新自由派經濟學的教誨,凡是能夠分割的就分割出賣,於是把鐵路和車廂分拆出售。私營鐵路公司和私營的車廂公司,雖然像教科書中所說的各自追求利潤最大化,但這種追求結果並沒有像教科書中所說的、帶來了整體的幸福,相反,帶來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嚴重的交通災難。無他,因為兩間公司各自為求利潤最大化,就各自降低安全標準﹔鐵路公司常常用過期的零件,車廂公司常常用過期的車廂,結果鐵路和車廂在技術上越來越互不配合,越來越不安全。

今天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早就不是那種個人的私有制,那種由資本家親力親為的小企業制度。任何一間跨國公司,股東數目少則數萬,多則數十萬。這種私有制本身就具有集體性。()只不過這種集體性呈現得特別畸型荒謬罷了。在資本主義法律下,一個大股東往往只需要佔有股份有限公司的一成或兩成的股權,就能實際控制公司。一眾小股東所持有的那張股票,不過是一張分紅憑証而已,他對公司的決策完全沒有影響。所以,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祇是一種讓大股東把小股東的集體財產實際變為自己的私人財產的把戲罷了。近二十年這種把戲更發展到登峰造極。由銀行家和保險公司控制和借以發財的各種各樣退休基金、醫療保險基金、互助基金等等,都是那些大老闆自己的錢嗎?不,都是別人的錢,特別是中下階層雇員的錢。所以他們再追求什麼私有化,其實就是把更多的社會財富袋進自己口袋。

 

普遍的社會自治

普羅大眾當然應該反對私有化。可是,今天這種反動倒退的浪潮並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壟斷資本的私有產權、同社會化大生產的深刻矛盾所必然產生的。所以,除非根本解決了這個矛盾,否則,即使人民能夠暫時阻止私有化,不久之後它又一定捲土重來。所以,祇有拿出社會化的鬥爭方向,才能真正有效抵制私有化。所謂社會化,就是把主要的生產工具的所有權都歸社會共有和民主經營,直接為滿足全體人民的生活需要而生產和分配。也就是說,除了要實行政治民主之外,也要實行經濟的民主,確保社會和自然的最重要資源的使用和分配,都由全體公民民主決定。如果把世界上一千個最大的基金和一千家最大的跨國公司收歸社會所有,那不過是把社會的財產從幾百個大家族的壟斷資本的手中交回給社會罷了。

有人反駁說,整個經濟體系由社會上千百萬人共同擁有和共同管理,這怎麼可能呢?可能的。因為資本主義已經做到了一大半。資本主義大企業早就是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開;無論股東有多少萬人,也無論職員有多少,都不妨礙數量少得多的專業經理人負擔日常的管理工作。社會化的企業不過繼續發展這個歷史趨勢罷了。其次,社會化的涵義就是高度的社會自治,意思就是:哪一種經濟決策影響到哪些人,就由哪些人自己進行民主決策。凡是涉及國民經濟的重大戰略的決定,例如定下國民收入中投資和消費的比例,經濟部門的綜合平衡,宏觀調控的基本規則,新經濟部門的發展等等,由於直接影響全部公民,就應當由中央一級民選機構作決定。社會化大企業在新的投資上需要同整個行業以至中央機構協調,但是在日常管理上應享有相當自主性﹔管理權歸職員自治委員會所有,但必須吸收一切利益攸關者參加管理,這包括來自社區、消費者、環保團體等等的代表。中小型的企業則盡量鼓勵職員創辦合作社,並享有比社會化企業更大的自主權。社會上各種經濟實體,在內部盡量實行民主管理,而彼此之間則盡量通過民選政府、計劃協調和市場機制三大元素來協同發展。這是一種經濟戰略適度集中,經營管理盡量分散﹔大民主和不同層次的小民主互相配合的社會自治。根本不會出現那種千百萬人一起去管理一個小企業的荒唐現象。

今天巨大的生產力和種種通訊技術的革新,特別是互聯網的誕生,足以讓這種真正的民主制度在技術上行得通。如果到現在還沒有實行,不是因為物質上做不到,而是因為大財閥及其政府抵抗而已。

社會化與私有化的比較是雲泥之別,而且也比過去的國有化優勝很多。過去的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國有化,正正因為沒有同時實行政治和經濟的民主,所以國有企業就像國家機器一樣、根本不受人民監督,因此不是變成資本主義下的準商業機構,就是變成官僚社會主義下的官營組織,即使它們有時比私有化稍為有利於普羅大眾,但畢竟變成特權階層的禁臠,所以難免腐化變質。

這種社會化就是要使金錢力量和國家機器逐步消亡﹐實現徹底的社會自治和民主﹐也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方向。這個過程當然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在初期﹐政府對政治和經濟過程仍然需要發揮一定程度的強制作用。但是這種強制作用要越來越少而非相反﹐而且為了確保強制作用是真正維護社會大多數人利益和同時不忘保障少數﹐就須要時刻保證基本的政治自由和實行一種比代議制徹底的民主制度﹐確保普羅大眾掌握社會和經濟的最高管理權。

這樣重大的社會改革當然不可能一蹴即就。需要各種社會運動在長期的局部鬥爭中鍛練自己的力量,才能有一天強大到實現這種變革。長遠的眼光必須配合著現實的局部鬥爭。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社會化的起步點,就是逐步加強限制壟斷資本的剝削自由,同時大大增加雇員、社區、消費者和一般公民對它們的民主監督權。其他過渡的措施可以包括:

1.       廢除私有化政策;逐步縮小而不是擴大資本經營的範圍﹔.

2.       基本民生用品(食水、能源、住房等)以及醫療、教育等,按需要分配而不是按支付能力分配;

3.       管制跨國公司的自由流動;

4.       制定反壟斷法;對壟斷利潤課徵重稅;

5.       大企業的帳目完全公開,使勞工和消費者團體可以密切監察;

6.       企業職工有權對管理層進行民主監督。

關於這個議題,近二十年來在外國已經有很多討論。這篇小文章不過是對這些討論作出的初步歸納。讀者有興趣探討的話,可以參考下面的書目。

2003109

 

註﹕

馬克思早在資本論第三卷27章指出這點。但是許寶強還是在他的《資本主義不是什麼》一書前言指責馬克思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一樣「把資本主義等同私有產權」,批評馬克思沒有看到現代股份公司的集產性質的一面。

 

 

參考書目﹕

1.       Parecon-------- Life after capitalism, by Michael Albert, Verso, 2003.

2.       An anti-capitalism manifesto, by Alex Callinicos, Polity, 2003.

3.       Market Socialism------The debate among Socialists, 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 1998.

4.       Against Capitalism, by David Schweickar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5.       Against the Market, by David McNally, Verso, 1993.

6.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by Alec Novc, Allen and Unwin, 1983.

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by Branko Horvat, M.E.Sharpe, Inc., 1982

8.       In Defence of Socialist planning, by Ernest Mandel, New Left Review, No. 159, p.5-38.

9.       The myth of Market Socialism, by Ernest Mandel, New Left Review, No. 169, p. 108-21.

(2,3,4,6,7 本書,都有大陸中文譯本。第7本有些內容因為思想檢查而被刪掉)

 


 

[1]本文收進本集時因為編幅限制有所刪節。註釋從省。欲看全文及註釋可到先驅網址下載﹕http://www.xinmiao.hk.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