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成就:剝奪性積累的復歸

 

大衛·哈威 著

吳子楓

 

 

 

從何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新自由主義轉向解決了資本積累委頓的問題呢?它在刺激經濟發展方面的成績根本就不怎麼樣。196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率在3.5%左右,既使在困難的1970年代也只下降到2.4%。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率分別只有1.4%和1.1%(而到2000年幾乎接近了1%),這些結果說明新自由主義在刺激全球發展方面大為失敗。1那麼,人們為什麼相信新自由主義是“唯一的選擇”並已經取得了成功呢?原因有二:第一,地區不平衡發展的動盪性日益增強,使得某些特定地區以犧牲別人為代價而投機性地發展。比如,如果說1980年代主要屬於日本,亞洲“小龍們”和西德,1990年代屬於美國和英國,那麼事實上這正說明,正是新自由主義以它在某些地方的“成功”使得它的普遍的失敗不為人所見。第二,從上層階級的角度來說,新自由主義確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要麼為統治精英們重建了階級力量(比如在美國和英國,見第二節,)要麼為資本家階級的形成創造了條件(比如在中國、印度、俄羅斯等等國家)。上述兩種情況都以加大不平等為代價。2但通過上等階級集團掌握的媒體,他們可以宣傳新自由主義的神話,並宣傳說某些地區之所以失敗只是因為它們競爭力不夠(因而需要“更新自由主義式”的改革),他們還宣稱一定區域內社會不平等的擴大對鼓勵創業和創新是必要的,因為後者可以帶來競爭力並刺激發展,如果底層的生活狀況惡化,也只是因為他們由於個人和文化的局限而沒能提高自己的人力資本(而要提高自己的人力資本,就要努力學習呀,獲得“新教的”工作倫理呀,接受工作訓練呀等等)。一句話,出了什麼問題都是要麼因為缺少競爭力,要麼怪你個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不成功。此外,他們接著聲稱在一個達爾文主義的世界,只有適者才能生存,也確實只有適者才生存下來。就這樣,體制性的問題被掩蓋在狂轟爛炸的意識形態宣傳中,同時也掩蓋在大量的地方化的危機中。

 

 

如果新自由主義是通過再分配而不是生產取得了那些主要成就,那麼,就必須找出財富和收入再分配以及財產轉移的機制,不管是從大眾手娷鄖鴗W等階層手媮椄O從落後的國家轉入更富裕的國家。我曾以“剝奪性積累”為題在其他地方分析過那些機制。3我用“剝奪性積累”來表示資本積累行為的延續和擴張,而馬克思曾將這些看作是資本主義發軔期的“最初”或“原始”時期的行為。那些機制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對農業人口的強行驅逐(像近期在印度和墨西哥發生的那樣);各種形式的財產權(公共的,集體的,國有的等等)轉變為排他性的私人財產權;對公共權力的壓制;勞動力的商品化以及對其他生產和消費形式(比如本土的)的壓制;對財產(包括自然資源)的殖民式的、新殖民式的或帝國主義式的佔有;交易和稅收的貨幣化,尤其是土地交易和和稅收貨幣化;奴隸貿易(尤其是在色情行業);高利貸和國債;還有更具破壞性是利用信貸系統作為原始積累的基本手段;此外,國家利用法律手段和壟斷的暴力,在支持和促進上述一切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現在,在這一系列機制中,我們或許還可以加上許多另外的“技術”,比如從專利權和知識產權中提取租金,同時卻減少或者抹殺各種形式的、通過一代甚至幾代社會民主的階級鬥爭才獲得的公共財產權(如國家養老金,帶薪假期,教育和醫療等)。比如建議私有化全部的國家養老金股份(最先在智利由獨裁統治推行),是美國新自由主義所懷抱的主要目標之一。

就中國和俄羅斯的例子來說,在論及“最初”和“原始”時或許更應該把它們與近期的一些事件聯繫起來。同時,也最好把美國或其他地方為那些資本主義精英們重建階級力量的舉措,看作是正在發生的剝奪性積累。這種積累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越來越占主導地位。下面我們只單個地談談其中的四個方面:

 

 

1:私有化

 

 

對現有公共財產的公司化、商品化和私有化一直是新自由主義計畫的特徵。其主要目的是為資本積累打開迄今為止還不准盈利行為進入的新的領地。各種各樣的公共財產和設施(水、電信、交通)、社會福利(公房、教育、衛生醫療、養老金)、公共機構(大學、研究室、監獄)甚至戰爭(正如在伊拉克武裝部隊身旁活躍著的那些“武器”私人承包商所顯示的),都已經在資本主義世界被不同程度地私有化了。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內部所謂的知識產權協定,知識產權將遺傳物質、物種血漿(seed plasmas)以及各種其他物種或器官的組織方式都作為私人財產,因而可以向大眾收取使用租金,而大眾的活動本來在這些遺傳物質的發展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生物盜竊以及對世界遺傳資源儲備的掠奪正為少數大制藥公司創造利益。全球環境資源(如土地、空氣、水)的損耗正在升級,單一的資本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使土地的退化也越來越嚴重,這一切都是各種形式的自然資源大規模地被商品化的結果。文化、歷史和智力、創造性的商品化(通過旅遊業)也需要進行大規模地剝奪(在利用和剝奪草根性文化和創造性方面,音樂工業已是臭名昭著)。就像過去一樣,國家力量經常被用來強行推進這一切,而不惜對抗大眾的意願。降低旨在保護勞工和環境不受損害的管制的力度和範圍,必然使得人們喪失許多權利。在新自由主義的名義下所進行的最驚人的剝奪政策之一,就是把通過多年艱苦的階級鬥爭而贏得的公共財產權利(享受國家養老金,社會福利和國家衛生醫療)轉回到私人領域。所有這些過程都等於將財富從公共領域和大眾手娷鉦儘鴩p人和特權階級手堙C阿蘭達蒂·洛伊(Arandhuti Roy)在談到印度的例子時說,“‘私有化’需要將生產性的公共財產從國家那堜鬗漼鴩p人公司。而那些生產財產是由代表人民的國家為人民掌管著……竊取它們,並將它們當股票一樣賣給私人公司是以空前的規模進行野蠻剝奪的行徑。”4

 

 

2:金融化

 

 

1980年以後開始的強大的金融化浪潮,是投機性和掠奪性的。國際市場上金融交易的日流通總量從1983年的2300億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130000億美元。2001年4千億億美元的年流通量與支援國際貿易和生產所需要的大約800萬億投資流量形成了一個對比。5去管制化使得金融體系變成一個通過投機、掠奪、欺騙和盜竊來進行再分配活動的主要中心。股票促銷(stock promotions),龐氏騙局(Ponzi schemes)、因通貨膨脹而引起的整體財產(structured asset)的破壞、因合併買進而造成的財產的流失、債務責任(debt incumbency)程度的提高(這使得大眾,甚至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眾都陷入以勞役來償債的境地)、公司詐騙、通過操縱信貸和股市而對財產的剝奪(對養老基金的搶劫,以及因股市和公司破產而使它徹底毀滅)——這一切都成了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主要特點。對股票價值的強調,是為了通過股票賣買特權(stock options)的方式給資本管理者以報酬,從而使資本所有者的利潤與資本管理者的利益結合在一起。正如我們現在瞭解到的,這導致對股票市場的操縱,在給少數人帶來大量財富的同時卻損害了絕大多數人。安然公司引人注目的崩潰,象徵了剝奪多數人的生計和養老權的一般過程。此外,我們還必須看到,由對沖基金(hedge funds)和為它們而設的其他主要金融資本機構一起製造投機性股票猛跌,是全球範圍的剝奪性積累的真正最前鋒的潮流,儘管這些行為被設想為會給資本家階級“分散風險”(spreading risks)帶來正面利益。6

 

 

3:危機管理與操縱

 

 

除了作為新自由主義金融操縱主要特徵的投機性和欺騙性泡沫之外,還有一個更內在的過程需要將觸發“債務迴圈”(the debt trap)作為剝奪性積累的主要手段。7在全球製造、管理和操縱危機,已經發展為一門人為地將財富從貧窮國家再分配給富裕國家的“精巧藝術”。1979年,沃克爾(Volcker)通過突然提升利率加大了海外收入份額。而借款國家不得不支付債務利息(put to debt-interest payments)。由於被迫破產,像墨西哥這樣的國家只好同意進行結構調整。一方面,美國宣稱自己在組織“釋保”(bail-outs)以維持全球資本積累的穩定和方向正確方面是卓著的領導;另一方面,美國卻又在地方危機狀況下部署自己的強大金融力量,為掠奪墨西哥經濟大開方便之門。這些就是美國財政局/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世界各地做起來最在行的事情。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曾在1990年代將沃爾克的策略運用多次。那些單個國家的債務危機在1960年代並不普遍,而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卻頻頻發生。幾乎沒有那個發展中國家倖免於此,而在有些地方,如拉丁美洲,這樣的危機多到可以稱之為“地方病”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這樣一些債務危機被某些人製造、管理和控制著,用於將整個體系合理化並重新分配財富。懷德和凡得羅索(世界銀行顧問——譯注)在談到1997到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初由以美國資金為主體的對沖基金的操作而引發)時抓住了這一切要害所在:

 

 

“金融危機總是造成權力和所有權的轉移,但只轉到那些保護自己財產不受損和有權製造信貸的人手中,亞洲的危機也不例外……毫無疑問,西方以及日本的公司是大贏家……大規模的貨幣貶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進的金融自由化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助下的治療等因素的結合,甚或造成了世界各地在過去50年以來和平時期最大規模的國內財富向海外所有者的轉移,相比之下,1980年代在拉丁美洲以及1994年在墨西哥發生的國內財富向美國資本家的轉移規模要小得多。這讓人想起安德魯·梅隆(一戰後美國財政部長——譯注)的一句話:‘在經濟蕭條期,財富回到它們合法的主人手中’”。8

 

 

可以將此進行類推,存在著人為製造的失業,目的是為了製造大量的低薪的剩餘勞動力,為進一步積累提供方便。就這樣,有價值的“財產”不能發揮作用因而喪失了自己的價值。他們只能像“休耕”的土地一樣潛在地存在,等著資本家所具有的流動性“注入”他們,給他們以“新的生命”。然而危險的是,危機可能會脫離控制,變成全面的危機;另外,製造危機的體系可能會激起對它的反抗。國家干預和國際機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以自己的方式製造危機和貨幣貶值,這種方式既允許剝奪性的積累,同時又保證不造成全面的崩潰,不激起民眾的反抗。也就是說,由華爾街\財政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複合體執行的結構調整工程目的在於保障前者(剝奪性積累)順利進行;同時,買辦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有來自帝國武力的軍事援助做靠山)在被人搶劫的國內的工作就是確保後者(民眾的反抗或全面的危機)不發生。但是,大眾反抗的信號不久就開始出現,先是薩帕塔1994年在墨西哥的起義,不久普遍的不滿隨著反全球化運動開始湧現,並在西雅圖的抗議中獲取了經驗。

 

 

4:國家再分配

 

 

國家一旦轉變成新自由主義的一套機構,就變成了再分配政策的主要代理人,它把社會民主時期曾實行的從上層流向底層的再分配完全顛倒過來。國家首先是通過推行私有化以及對提供“社會工資”(social wage)的國家支出進行削減而做到這一點的。既使當私有化看起來可能給底層帶來好處時,從長遠來說也可能是不利的。比如,乍看之下,撒徹爾在英國推行的社會住房私有化方案似乎是給底層階級的一個“禮物”,因為這樣可以通過較低的價格將租用權轉變為所有權,獲得很有價值的財產從而增加他們的財富。可一旦完成了轉化——比如像在倫敦這樣的城市,房產投機就控制了主要的中心地域,最終通過購買或強制手段迫使低收入人群遷到城市的週邊,並將以前工人階級的居住區變成極度貴族化的中心地帶。由於在市中心區沒有了能買得起的住房,許多人無家可歸,那些從事低報酬的服務行業工作的人也不得不乘很長時間的車去上班。墨西哥合作農場的私有化已經成為1990年代制訂的新自由主義計畫的中心內容,其對於墨西哥農民們的前景來說具有上述類似的效果,它迫使大量農村居民離開土地去城市尋找工作。中國也依照一系列嚴格步驟將財富授予少數“精英”,也走上了一條損害大眾的道路。

 

 

新自由主義國家也通過各種不同的手段來尋求再分配,比如修訂稅則以有利於投資收益而不是工資收入;提升稅則中的累減因素(regressive elements)(如出售稅sales taxes);轉移政府支出以及完全開放某些領域給付費者(比如高等教育);還有給公司供應大量的津貼並且減免稅收等等。現存於美國的聯邦、州以及地方各級的公司福利計畫只相當於用公眾的錢來為公司牟利(直接的如對農工聯合企業的補貼,間接的如在軍事工業部門所實行的那樣),其方式正如美國實行的把降低抵押利率稅作為給建造業和高收入家庭的補貼一樣。以美國為例,監督和治安的升級以及對群眾中反抗者的監禁,預示著強硬的社會控制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邪惡了。在發展中國家,對新自由主義以及剝奪性積累的反抗要強烈許多,因而新自由主義國家便很快對反抗運動(現在可以指控其中許多反抗運動為“恐怖主義”以獲得美國的軍事援助和支持)——比如墨西哥的薩帕塔的反抗或巴西的無土地的農民運動——進行積極鎮壓,有的幾乎成了小規模的戰爭。9

 

 

洛伊(Roy)報導說,“事實上,養活七億(原文seven hundred million)人的印度農業經濟正被推向死亡邊沿,那些收成太好的農民陷入窮困,那些收成太差的農民也一樣窮困,沒有土地的農業勞動者大量失業,農場還在不斷解雇職工,他們一起湧入城市去尋找到工作”10而在中國,如果希望避免農村的混亂和反抗,必需在接下來的十年中通過城市化吸收掉大約5億人口。他們將在城市塈鋮鴗偵礞u作還不清楚,儘管我們看到正在進行的大規模的物質基礎設施建設或許可以吸收一部分被原始積累拋出來的剩餘勞動力。

 

 

新自由主義的再分配策略多種多樣,也很複雜,並經常以意識形態優勢為掩飾。但它損害人的尊嚴,毀壞弱勢群體和弱勢地區的生活。全球正義運動已經做了許多努力,揭露日益嚴重的剝奪性積累過程以及其所使用的手段和後果。因而現在的問題是,對這一過程的反抗曾怎樣被表達,而今後又怎樣更好地把它們表達出來。

 

 

 

 

1 World Commission on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Globalization, A Fair Globalization: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2004).

2 The trend to increasing social inequality in the U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s examined in Task Force on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op.cit. The technical reports also contain pertinent comparative information.

3 D.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ter 4.

4 A.Roy, Power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1)

5 P.Dicken, Global Shift: Resah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4th edition, 2003), chapter 13.

6 The importance of spreading risks through financial derivatives is stressed in Panitch and Gindin, op.cit.

7 Gowan, op cit.

8 R.Wade and F.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The New Left Review, 228 (1998), 3-23.

9 J.Stedile, "Brazil's Landless Battalions," in T. Mertes (ed.) A Movement of Movements (London: Verso, 2004).

10 Roy, op.c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