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者自付」的欺騙性

李言成

 

各國政府近年來都致力在基本公共服務及社會福利中推行「用者自付」,說這才是避免濫用服務,提高效率的辦法。世上哪有免費午餐?所以,只要是惠及個人的福利,成本都應由個人負責。他們的口號是﹕不要依賴政府!

 

用者少付,付者少用

對青年一代和整個社會的長遠發展有深重影響的,就是政府和工商界全力在公立教育實行「用者自付」的原則。直到九十年代初,大學學費還很便宜。以後政府政策才大幅改變,處處講求收費與成本掛鈎,變成中學畢業生有錢或有舉債能力的才能接受專上教育,没錢就最多去唸IVE而已。

那些為政府辯護的政客,學者常常說:

基礎教育可以由政府承擔,不分貧富,人人有份。但專上教育不同,那是一種個人投資;大學畢業生將來的較高收入,也只是自己得益。既然如此,這種個人投資所需的資金,理所當然也該由個人負責。

這種謬論之所以錯,是因為:

 

(一)首先,究竟誰是專上教育的用家?是大學畢業生自己嗎?不,至少不是這樣簡單。如果他大學畢業之後自己開業做老闆,例如法律系學生畢業之後經過幾年實習,自己開設律師行,那麼,我們就可以勉強承認他是自己的大學教育的主要用者和得益者。眾所周知,這種大學生祇是非常少數。絕大部分大學畢業生將來都需要為老闆打工,做他們的搖錢樹。所以,大學教育的真正用者,是老闆階級。當田北辰擔任教資會主席的時候,就是他說出這句話的。那麼,專上教育的全部經費由老闆階級負責不是天經地義嗎?有甚麼理由主要由大學生負責呢?

(二)畢業生的薪金並不全歸他個人所有,因為他要納稅;人工越高納稅便越多,所以在這方面他也在貢獻社會,而且在往後幾十年都這様貢獻,直至退休。既然社會也取之於他,而且所取的是他的全部教育經費的許多倍,所以一開始要政府負擔他由小學至大學的教育經費,也是理所當然。

(三)上述謬論的要害是把專上教育的作用完全縮窄為一個它能為學生賺多少錢的問題。可是這純粹是商人的狹窄視野。專上教育不是純粹的職業訓練,不能單從金錢著眼。專上教育的目的首先是為了促進社會的整體科學、文化、學術的水平,為社會培育出百花齊放的人材。在這個意義上,任何一個有成就的大學生不單使自己受益,而且使社會受益。科學、文化、學術上的成就尤其如此。試想,一個愛恩斯坦,或者一個貝多芬,就能為人類文化的發展作出多大頁獻?社會必須在提供教育方面──從基礎教育一直到大學──毫不吝嗇,才能既造褔個人又能造褔社會。

不同的用者,p同的付出

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用者」:億萬富翁與窮光蛋;市中心住戶與邊遠地區住戶等等。要各種各樣的「用者」都付相同費用,那才是最不公平。若費用同成本完全掛鉤,更是百倍不公平。急症室實行「用者自付」,李嘉誠之類所付出的只佔其收入的億萬份之一,但窮光蛋卻可能是其收入的七成八成。

「用者自付」其實是統治精英欺幪老實小市民的大話,因為在所謂「用者」中,普羅大眾占絕大多數,而他們在打工生涯中早已付出多而收獲少;他們為社會創造了大量財富或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服務,可是在新增財富中工資與商界利潤之比多年來卻不斷下降[1],反映他們多勞而少獲,而高官巨賈卻少勞多獲,甚而不勞而獲。後者所賺的利潤或者收入簡直是全世界最高,所交的稅率卻幾乎是全世界最低。但高官巨賈還嫌普羅市民享有福利太多,還要強迫他們再為醫療、教育、房屋、退休金多掏腰包。這不過是再度搶劫罷了!

  提供低廉甚至免費的基本服務,本來是政府應有責任。像供水,醫療衛生、教育、照顧弱勢社群等,不論貧富,不論有無工作及交稅,都應有權充份享用,因為這是基本的人道精神,也是人類社會穩定的前提。政府一直依靠稅收來支付有關服務,現在稅收照拿(低收入工人即使沒有交薪俸稅,也有交種種間接稅或變相的稅收,例如高地價和高樓價),公共服務及福利開支就日漸縮水,把責任推卸給人民,試問公義何在?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用者自付」論暗含一個前提,就是使用了公共醫療、教育、公屋、公共服務等等的人,得益只歸自己,所以理所當然要負擔全部或大部成本。但這個前提根本錯誤!在上述領域,個人得益之外社會也得益。個人衛生和健康同整個社會息息相關;一幢大廈污水渠的好壞影響整個社區甚至社會﹔越多低下階層青年人能接受高質素、低學費的大學教育,等於大大提高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和文化活力;有了基本生活保障能使人有起碼的安全感,減少焦慮,整個社會也就比較精神健康。在預防及治療疾病上,尤其需要低廉而優質的公共醫療制度,因為許多疾病的引起根本不是個人責任,所以風險應由整個社會負責。總之,醫療、教育、基本住房、退休制度、社會服務等從頭起就應被視為公共利益,而不能視為謀利生意,所以在上述領域不應該實行私有化或商品化,相反,只應該實行社會化,意思就是營運的成本由整個社會負擔,並按人的需要而不是按支付能力來分配。

統治精英鼓吹的那套「個人幸福完全是個人責任的思想」,其實只是專門餵飼普羅大眾的迷湯。對於富豪階級,他們唱的卻是另一支曲。無論是殖民地政府還是特區政府,都一樣致力為大財團承擔投資風險。大家都一樣心甘情願去繼續保証那本來就必賺的電力、交通等公用事業的利潤;都不怕用千億公帑拯救股市,實行「投資利潤私有化,投資風險社會化」。所以,我們今天主張醫療、衛生、教育、失業保障等全面貫徹社會化原則,不過是要求平等對待普羅大眾罷了。

2003923

 

 


 

[1] 香港雇員工資在附加值中所占比例,從1970年的57.1%下降為1994年的48.8%,而同期利潤所佔的比例就從42.9%上升為51.2%。如果考慮到兩類人的人數非常懸殊,就不難明白為什麼香港的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