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吳季

《僞黎明:全球資本主義的幻象》

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英】約翰·格雷 著,張敦敏 譯,《國際學術前沿觀察》叢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9月第1

 

 

  作者約翰•格雷(John Gray),英國著名學者。本書從“社會市場經濟”、國家干預的資本主義、多元的帶本土文化的資本主義、人道的、有責任感的福利資本主義或者我們曾經聽說過的“慈善面目的資本主義”的立場,對全球化、自由市場、新自由主義右翼理論進行了批判。

 

自由市場是由國家權力創造的

 

  和新自由主義津津樂道的理論相反,約翰•格雷以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英格蘭建立自由市場的過程爲例,指出,自由市場並非自然長成(如哈耶克所謂“市場經濟是緩慢進化而來的”,“政府沒有起什洹@用”)而是國家“策略、規劃和政治高壓的産物”,“它在運作時,無時無刻不在依賴政府的權力”。而“在日本、俄國、德國,以及保護主義貫穿了幾十年的美國,國家干預一直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農業保護的解除(從圈地運動到廢除《穀物法》)和自由貿易的確立,改革《濟貧法》以強迫窮人工作,以及解除工資控制,這是19世紀中期英國自由市場建設的三個關鍵步驟”。(1)

  相反,對自由市場的反抗卻是“自然發生的”,是對自由市場引發的具體社會問題的反應、協調,這些反應與協調的總和,如《工廠法》的制訂,使自由放任主義最終失效。

  同樣,20世紀後期,“全球單一市場是一個政治性非常強的計劃”,“重新ㄔ峖菪悒奕黤L不涉及到雄心勃勃的、大規模的社會工程計劃”,“這種嘗試在許多國家堣w經招致重創。它摧毀的社會和政治解決方案,如英國貝弗堜_的解決方案和美國的羅斯福的新政,現在不可能重新産生”。“自由市場在政治上的所謂至高無上的地位是不完整、不安全的,並很快會被瓦解。它難以擺脫漫長的經濟衰退時期。”“在較貧困的國家堙A全球自由放任主義産生出原教旨主義政權,而且起到了瓦解現代國家的催化劑的作用”。當然,今天的全球化和19世紀有很大不同,它是由壟斷資本主義主導的,只不過舉著“自由企業資本主義”的幌子罷了。

  此外,“在經典自由貿易理論中,資本是不流動的”。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建立在李嘉圖的自由貿易學說之上,而李嘉圖理論的一個限制是:資本滿足於“自己的國家”堛漣C利潤率的民族情感。因而,約翰·格雷認爲,它適用於國家之內而非國家之間。“全球資本流動”的現實“使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學說無效”。

  約翰·格雷這樣描述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自由放任主義的起源:生産率下降和英國社團主義的社會和産業衝突促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76年干預英國經濟的管理,開始了對凱因斯學說的抛棄,至柴契爾夫人執政達到頂峰(這埵h少包含著一種把柴契爾主義作爲外來“干預”促成,而非主動的階級攻勢的觀念)。除英國之外,約翰·格雷還詳細分析了新西蘭和墨西哥實踐新自由主義的個案,描述了自由市場的具體運作及其帶來的矛盾的、災難性的後果。作者對全球化自由市場的批判是較爲全面和深入、有說服力的,雖然對新自由主義的起源則剖析得很不徹底。

 

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根源

 

  作者認爲,“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混亂”“歸根到底起因於技術的過時”,它使得“戰後時期的有管理的經濟也不能生存”。“新技術使那種傳統的充分就業政策不能實施,資訊技術的作用是把社會的勞動分工擲入動蕩之中。許多職業正在消失,而且所有的工作都是欠安全的。”全球市場不過是把這種不穩定性傳播開去。“它的基本機制是新技術在全球範圍內迅速和無情的産生”。對新自由主義(新右翼)螃Y所指陳的這些原因是極空泛和簡略的,他沒有回應關於“結構性”經濟危機的問題,沒能解釋爲什爰窶ㄥ弁聽D流經濟學家大多抛棄了凱因斯主義而歸入貨幣主義和供應學派的陣營,在指責自由市場的同時,作者也沒能針對“生産率下降”、“技術的過時”提出其他可替代的方案。他幾乎回避了這個問題,僅限於指責全球自由市場的災難性結果,並且認爲這種趨勢不可逆轉。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本書不過唱給資本主義的一曲挽歌。

  真正的壓力來自主要由過度積累帶來的利潤率下降,這是《資本論》早就揭示過的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和發展趨勢。戰後25年間建基於階級妥協的繁榮時期在70年代轉入衰退長波。新自由主義的任務、全球化正是對經濟危機的一種反應,它所採用的具體形式——降低關稅、金融和貿易自由、私營化和放鬆管制、實行合理化、外判化、轉移生産、削減福利、勞動彈性化、削弱工人和工會的反抗力量並增強對工人的控制,等等——無非是強化資本統治、追逐和鞏固利潤的手段,就像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相容的,是資本主義必然導致的經濟危機的一個特殊的解決方式。對自由市場的批判不可能抛開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批判(“資本觀念本身直接反映了創建世界市場的趨勢”——卡爾·馬克思)。以爲反對全球自由市場——甚至僅僅局限於“美國式的”自由市場——就只能訴諸閉關自守的、“多元化、本土化的資本主義”,這既沒有觸及到不同的資本主義共有的本質特徵(資本主義私有制;對利潤的追逐;對世界市場的搶奪;資本家和雇傭勞動者之間根本利益上的對抗),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達與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作爲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成員的相互關聯、共謀和競爭關係,卻誇大了它們的“特色”、對抗和分歧,而且往往只限於走本土特色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例如作者絕口不提二戰後美國出於戰略利益對西歐和日本的扶持——也回避了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現狀(發達資本主義的主導作用和不發達地區依附型的、“出口導向”的地位)。這種視角使得約翰·格雷對早已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備受打擊、持續蕭條的亞洲資本主義作出錯誤的頌揚。

  此種缺陷,同樣反映在作者僅對“國際貨幣體制如今處在一種浮動貨幣的無政府狀態中”從而動搖經濟活動提出警告,卻沒有對“佈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制在19711973年間崩潰而不能持存的原因作出解釋(它是美國試圖挽救經濟競爭力而對美元進行貶值的結果)。另外,作者還誇大了某些政府“抵抗”自由化,堅持“本土”、“多元”、“社會市場經濟”、擔責家庭和社會責任……的決心,事實上,在階級對立、衝突和鬥爭中,爲資本開道的政府本來就不是勞動階級的守護神,並非“迫於形勢”,而是積極參與了全球化進程:“自由化並沒有強加給不情願的政府。他們既沒有抵制新自由主義,也沒有保持中立態度。世界各國政府積極參與了這個轉變,包括許多明顯左翼的政府(這些政府接受現存社會)也不得不接受正在變化的遊戲規則。這個情節顯示的不是民族國家的消失或者萎縮,而是它對新的歷史階段的適應。……一旦發展機制陷入困境,整個積累進程就受到威脅,運動就會轉向。政府現在不是緩和社會關係,而是實際上出臺反勞動法。” (2)——這也是當前中國新左派、“非主流經濟學”、呼籲保護“民族工業”者的一大盲點,站在統治階級、不同的既得利益階級、階層以及“國家”之內看問題時必然存在的盲點。雖然國家仍是階級鬥爭的主戰場,但唯一能夠戰勝資本全球化的力量只能是在國際主義旗幟下團結起來的工人的抵抗。

 

自由市場的反民主性質

 

  自由市場是在“廣大的人民進入政治生活”使得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擴大之前的、非民主的産物,與民主政治不相容,必須依賴冷酷無情的國家權力和高壓政策(“只要國家有能力阻止人們用政治的方式去表達對安全和經濟風險控制的需要,它就能維持”),它隨著民主進程而消失。它因經濟和技術的大變革取得了短暫繁榮,卻大量地浪費人力,並對社會生活造成破壞,“社會爲這個繁榮時期付出的代價在政治上是不能忍受的”。

  約翰·格雷揭露了自由市場的非民主性質,但是對“廣大的人民進入政治生活”以致“自由市場開始消亡”——事實上,它和英國的統治一道葬身於世界大戰的廢墟中——的原因和過程卻沒有具體的闡述分析:民主從何而來?源於自由市場導致的“政治反抗運動”?究竟人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參與本國的政治與經濟事務?既然“廣大的人民”已經“進入政治生活”,何以當自由市場在20世紀後期勃興時,“廣大人民”卻沒能有效地干預?在應當分析、揭露和批判代議制民主和資本主義國家權力結構的地方,作者卻泛泛而談,一筆帶過。雖然他嚴厲批判了倫理和經濟上的分裂和對抗、種族和階級矛盾激化的現實,但是作者所尋求的始終只是建基於階級妥協的“公平和互助的價值”,社會凝聚力,包括“等級文化”,而非人民全體參政的民主。

  這一點不僅表現在作者對戰後英國“等級文化”的留戀,也表現在對日本的態度。他把日本明治維新——在保存封建的社會秩序、大地主階級利益的基礎上發展資本主義——不是作爲落後性和社會痼疾而是當成符合日本國情的做法加以讚美。封建秩序就是一種等級秩序。約翰·格雷卻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日本的市場機構在與他們的雇員和其他社會成員打交道時,依賴于彼此信任的人際關係”(——這不過是內化了的等級秩序);“和諧是一種重要的價值,它起到的作用是反對從上至下的那種等級關係。”然而,這種“和諧”是通過對工會和工人的分化、賄賂、絕對操縱、半封建的壓制造成的,而非出於家長的仁慈。二戰之,日本有著自誇爲世界上最完備的警察系統。戰後,日本企業就在美國的幫助和政府支援下,以資方組織的兇殘的官僚主義的第二工會驅逐由工人自己組織起來的工聯主義的工會,打敗了工人抵抗運動,以實施大規模的降薪和解雇。(3)而且,日本的大公司一直實行後來爲其他發達國家所仿效的“精瘦生産”,核心公司把清潔、餐飲、安全、財務等工作盡可能外判,零庫存,等等。“……典型的日本生産過程的相關特權(就業保障和資歷工資、獎金等)實際上被不到全國1/5的勞動力採用……社會條件和收益隨著每一水平(即每一級供應商)下降,而在最低一層上,主要是婦女就業和臨時工作,薪水只是那些在主要工廠就業的人員的1/4。” (4)。更不要說日本普遍極高的勞動強度(每年有上千人因工作緊張導致神經崩潰而自殺)。

  自由市場固然是反民主的,但是,在自由市場之外,民主果然存在嗎?在多大程度上舊有形式的民主可以干預、甚至決定社會、政策、法律,並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究竟人類需要的是什狩邞漸薔D?

 

以多元的帶本土文化的資本主義爲出路

 

  約翰•格雷把文化多樣性視爲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 “在未來的世紀,最成功的經濟將不是那些力圖將美國自由市場經濟嫁接到本土文化樹幹上的經濟,而是具有本土性現代化特徵的經濟”。他呼籲“把文化、體制和市場經濟的多元化作爲永久現實來接受”,讓“世界上多種文化實現適合自身的歷史、條件和獨特需要的現代化”,在他看來,這些“歷史、條件、獨特需要”是只能適應而不可改造、不可觸犯的既成的歷史事實,包括印度的種姓制度。因此,他不僅否定全球自由市場,而且否定“普世文明”,“單一的世界文明”,批評把現代化等同西方化的做法——“在這一文明中,過去形形色色的傳統和文化要被一種新型的、建立在理性上的社會所取代”——認爲那是˙X思想的禍害。他把托馬斯••••••••傑斐遜、湯姆•••••••••••潘恩、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卡爾•馬克思取其不重要的、相當粗糙、可疑的一點(“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要接受某種形式的西方制度和價值”),再歸爲一類(“˙X思想家”)。他走著亨廷頓和後現代主義的陳腐的老路,雖然他(僅僅)把亨廷頓批判爲文明等級論、文明和野蠻二元論、單一(美國)文明中心論者。“就像前蘇聯的政策一樣,美國外交政策與其說是基於對國家利益的理解,不如說是基於˙X期望”,還有許許多多此類唯心主義的論點,使得約翰•格雷的判斷始終只能在“虛假意識”的範疇內運行。這種孤立地、靜態地、非歷史地建築在(母)文化決定論之上的多元文化主義(除了“普遍的善與惡”,“一些倫理和審美標準”之外)的偏執在諸如“沒有一家日本公司會裁員或精簡機構,而這幾乎是所有的美國大公司的慣例”之類的斷言中走到了盡頭。

  全球的“美國化”是真實的,但要說美國一直在向各地傳播“美國價值”,這不過是皮相之談(5)。美國在時機相當有利的時候也沒有致力於把日本改造成美國模式(日本模式已如上述),相反,它在世界上扶植的往往是毫無民主可言、甚至是臭名昭著的獨裁政權。這是利益,而非“文明”、“價值”、“˙X”的問題。

  對中國、東亞以至“世界各地華人所實踐的自由經濟”、東亞對“美國模式”的“批判和蔑視”的論述,同樣充斥著一廂情願和生拉硬扯的毛病。他引述MichlethwaiteWooldridge

  “在菲律賓,華人只占該國人口的1%,但控制著一半還多的股市。在印度尼西亞,華人占總人口的4%,但控制了75%的股市。馬來西亞華人占總人口的32%,,控制了60%的股市……”(本書P71

  奇怪的是,約翰•格雷沒有據此指出,競爭、壟斷、集中、貧富分化是資本主義的常態和必然結果,自由市場只是加劇了它,卻對這種“成熟的選擇模式”讚賞有加。他正確地指出:“它(中國大陸)的增長引人注目,其部分原因可以歸結爲中國工人沒有什洛瘥A的力量,而且他們的工資低於處在同等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的工人工資。”但是,當他指稱中國大陸“本土主義的繁榮和對西方影響的批判“、“也許包含了許多繁榮的小型家庭經營,而很少有那種在日本很普遍的大型公司”時,他當然不必去探討中國鄉鎮企業的興衰,政府如何急切地犧牲國家和人民利益以加入世貿,以及在加入世貿之前中國官僚資本主義大型企業、公司加緊合併、洋洋得意地宣稱“我們不怕”(全球化和入世帶來的競爭)的情形。

  約翰·格雷稱解除管制的結果是“惡劣的資本主義驅逐優良的資本主義”。假如把戰後三十年繁榮的“黃金時代”稱爲優良的,而把當今全球化中的資本主義稱爲惡劣的,那活A我們決不能忽視兩者的共同本質和歷史演變的邏輯,以及“優良的資本主義”的代價:持續惡化的環境、作爲替代市場以應付生產過剩和就業壓力的軍工企業的擴張以及大量舉債、龐大的財政赤字、不發達國家的長期貧困、大大小小的區域戰爭。作者不能歷史地對待資本主義,甚至不能全面、有說服力地解釋“優良的資本主義”的衰弱,因而,他所開出的藥方仍然不過是“烏托邦”而已。

 

蘇聯及“後共産主義”俄羅斯的個案

 

  對蘇聯上世紀歷程的回顧分析,包含了許多弱點和語焉不詳之處,作者只是一味地控以“烏托邦”罪名,先是計劃經濟的烏托邦,後是自由市場(休克療法)的烏托邦,但總歸是西方化的、帶˙X思想遺毒的烏托邦。對戰時共産主義體制的描述把十月革命之後幾年的內戰、帝國主義國家的包圍和進攻的歷史背景完全忽略了,讓人以爲蘇聯簡直是在某個真空中運轉的國家。這注定了作者不可能深入探討新經濟政策和戰時共産主義政策之間的因果關係,而只有泛泛的、上綱上線的批判。對前蘇聯體制的批判,其筆墨大都花費在農業方面,卻沒有提到工業化、科技和教育的發展,等等。

  作者對休克療法給俄羅斯帶來的災難後果的揭露,是令人觸目驚心的——少數人大發橫財,人民的生活水平則急劇下降,管理人員、有特權的共產黨員成爲私有化的受益者,工人則不得不出售股份換取現金,以維持生活,“80%的俄羅斯人口沒有任何銀行存款”;經濟崩潰,國家福利解體,蕭條,失業,赤貧,酗酒,犯罪,腐敗,無法無天,龐大而猖獗的黑手黨,上升的死亡率和縮短的平均壽命帶來的人口萎縮……他引用斯蒂芬·科恩的總結:

  “對於絕大多數俄羅斯家庭來說,俄羅斯好像不是處於轉變中,而是處於無窮無盡的崩潰之中,崩潰的是一切體面生存所必需的東西。從實際的工資、福利待遇和保健到出版率和平均壽命;從工農業生産到高等教育和科學及傳統文化;從行路的安全到對有組織犯罪和官僚集團的盜竊行爲的起訴;從仍然十分龐大的軍事力量到核設施和核材料的保衛。”

  可惜,在狠狠批判一番之後,作者卻掉頭讚美“並不特別地具有壓制性”的沙皇俄國和“成功的”沙俄晚期,以及斯托雷平改革。同許多評論家一樣,他不去分析政府、官僚、統治者作爲特定階級、階層利益的代表者在經濟轉型和決策中的角色和所作所爲。在這片由蘇聯前統治者和西方改革家聯手造就的廢墟中,卻矗立著一個中立的、有過缺點和盲點但沒有自身利益的法官、醫生、執行者——葉利欽,一個開始建設“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政府機構”、終於醒悟過來並鼓吹“俄羅斯是一個歐亞國家,它以及它的資源和獨特的地理條件和政治形勢將成爲最大的經濟發展和政治影響力的中心之一”這種空洞的表面文章而得到作者贊許的新沙皇。這種對“文化”、“歷史”(類似於中國所稱的“國情”)的天真的偏執只能教人苦笑而已。

 

對全球化自由市場的回應

 

  概言之,面對美國化的全球化,約翰·格雷選擇的是“優良的資本主義”,具有本土特色的符合各國各地區傳統、文明、宗教……的資本主義,包括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日本、東亞的資本主義,在俄羅斯則找到(葉利欽的)“具有歐亞性的政策”,等等。對作者來說,可能存在的希望是:全球化由於自相矛盾而導致的全球化的最終不可能;各國政府和首腦能夠認清美國化的危害,認清美國的自由市場制度在美國國內造成的巨大分化和社會惡果。爲此,他專門辟出《第五章 美國和全球資本主義的烏托邦》揭露美國的現狀:經濟持續膨脹,受益者只占5%,尤其是最富有的1%,企業主管的年薪大幅提高,多數人的收入卻停止了增長,或經濟風險明顯升高,兩級分化空前加劇;社會發裂了,就業不足,家庭崩潰而離婚率上升,出現了擴大的絕望的下層社會,驚人的暴力犯罪率和監禁率,精英則退縮到帶圍牆的有産者的社區堙A等等(不過,其大量的篇幅仍然停留於對美國的“˙X願望”的很表面的指摘)。

  全球化沒能帶來經濟的繁榮,亦不能扼制,甚至只會加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世界經濟仍然處在停滯時期:生產過剩,全球失業率不斷上升,金融投機泛濫於世界的各個角落。“今天,各國政府不能再實施雄心勃勃的反周期波動政策,這種政策曾把它們的經濟從戰後衰退中解救出來。”(約翰·格雷)它所帶來的的禍害已爲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並引發了全球性的抵抗。全球化增強了資本的統治力量,也加劇了社會和政治矛盾,《共產黨宣言》所描繪的資本主義擴張的景象在當今世界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資本主義已經撕下了仁慈和福利的僞裝。假如勞動階級不能加強國際團結和本地反抗,尋求徹底的社會變革,那活A就像歷史曾經上演過的那樣,資本將通過長期動亂,踏著勞動者的屍體和鮮血闖過危機,

 

 

2003.3

 

 

附注:

(1) 本書P12

(2) 丹尼爾•辛格《誰的新千年》《第九章 國際主義與全球化》,P176

(3) 1948828日《經濟學家》:在19471948年間,美國有一種想法,它應當進行干預,以打破僵局,並使日本經濟重新獲得活力,以加強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政府開支,特別是工資,補貼和失業津貼要削減,以平衡預算。……實行“緊縮措施的直接結果”是約70萬工人被解雇。

《經濟學家》記者:“在‘打倒共産主義’的聲嘶力竭的民主叫喊中,日本的雇主們急忙降低工作條件和工資等級,並把搖搖欲墜的日本工會運動攆出去。他們已經從目前實行的精減工人的計劃中嘗到了甜頭,這個計劃是按約瑟夫·M·道奇先生的一道來得太遲了的嚴肅的命令進行的,道奇先生是華盛頓派往東京去加強經濟改革的一位底特律銀行家。由於公共服務部門和大企業解雇了數以千萬計的多餘雇員,日本的失業者預計可達400萬。……現在,雇主們與政府一起,以東方的權術和假仁假義的機會主義利用著這種形勢。本星期,日本雇主聯合會在一份充滿虔誠的辭句和厚顔無恥的僞善的長篇報告中,提出了準備爲全國雇主所採用的建議,這些雇主們爲工會的存在所牽制,不管這些工會已爲共產黨滲透與否。……其他有用的意見是鑒於國家目前的社會和經濟狀況,需減少退休金,修訂勞動合同,限制工會會員,以及用其他方法加強工會的民主化,……最後,雇主聰明熱情讚揚了政府提出的一項很值得注意的立法,該項立法授權警察,當發現有匿名的工會會員被控犯有暴力罪行時,該工會領導人同樣受逮捕和懲處。(1949924)

“雇主們也成功地致力於製造工會的內部分裂,方法通常是把一些中年工人從免職名單中抹掉,並給他們大大增加工資。”

——轉引自《戰後資本主義大繁榮的形成和破産》P116-120

“一位元日本的勞資關係專家指出:美國佔領軍當局用它們設計的、在勞動階級中傳播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戰後改革強化了對於權力的半封建態度。他指出:‘在那個時期的“民主”教育制度之中反復灌輸極端的競爭態度(甚至是在勞動階級的家庭之中反復灌輸)的最有效的制度之一延續了下來’(遠連,第11頁)。”

——同上P354

本書第17章對日本的勞資關係,私營企業中工會的面貌、公司如何透過工會控制工人有具體的描述。

(4) 丹尼爾•辛格《誰的新千年》,P142

(5) 丹尼爾•辛格《誰的新千年》:“認爲美國把資本主義方式帶到歐洲和全世界則是可笑的。當資本主義‘普遍化’後,那就要求不同國家有不同特色。與美國不同,德國銀行被允許向工業直接投資……在法國,大産業集團的相對弱質性驅使集權的科爾貝政府在組織生産中起到了直接作用。同樣,如果認爲德國政府不支援美國資本主義也是錯誤的……這種支援行爲採取了不同的方式。”P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