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全球化及對它的不滿》

羅西

 

 

【譯者按】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和金融教授斯蒂格利茨於2002年5月初推出了其新作《全球化及對它的不滿》(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諾頓公司2002年5月出版,共計282頁)。他在該書中呼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變政策,以便為發展中國家帶來更多的繁榮。斯蒂格利茨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推行的現行政策與對全球化日益增長的敵對情緒有密切關聯。他堅持認為,在經濟衰退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傳統上採用的利用政府開支刺激經濟的政策並不適用於第三世界,有時還會導致經濟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東亞政策導致了經濟衰退的加深,經濟衰退轉化為經濟蕭條,又從經濟蕭條變成了社會動亂。斯蒂格利茨指出,對全球化產生日益增長的敵對情緒中的大多數都是因為發達國家未向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作者同時在書中指出了當今世界所存在的嚴重貧富不均現象。美國學者與自然學者羅西在美國《人類本質評論》(Human Nature Review)2002年第2卷上發表一篇評論文章,對斯蒂格利茨新著作了點評,以下是該文主要內容。

 

 

對於當今世界的大多數人來說,全球化產生的結果並不如廣告介紹得那樣動人。鐵幕的降落給第三世界的發展帶來了極大希望,但現實卻要殘酷得多:貧困程度增加了、財富全球分配更加不平等、戰爭與社會動盪加劇,傳染性疾病和瘟疫揮之不去,全球範圍內的環境破壞威脅著人類的幸福。究竟發生了什麼呢?未來又會發生什麼呢?作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華盛頓決策機構中的一名知情人士,斯蒂格利茨在其新著中談到了全球化問題:"1993年,我離開學術界就職于克林頓總統領導的經濟顧問理事會,1997年我離開那堨h了世界銀行,我直接目睹了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貧窮國家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我相信全球化可成為帶來好處的動力,它具有讓世界任何人尤其窮人獲得富裕的潛力,而且我相信,如果這要成為事實的話,那麼全球化的治理方式必須進行根本性重新思考。"

 

《全球化及其對它的不滿》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制訂的全球經濟政策提出了簡明、毀滅性而又無情的指控,斯蒂格利茨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對這種指責--有缺陷的經濟理論、對公眾缺少透明度和責任性以及過分追求特殊公司利益要承擔大多數責任。

 

 

發生了什麼事情?

 

 

指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策的理論被經驗證明是有缺陷的。自由市場、新古典和新自由經濟理論從本質上講都是對十九世紀災難性自由放任經濟學的一種委婉說法。這種學說試圖將政府作用減少至最小程度,認為低工資能解決失業問題,指望積極投資的經濟學來解決貧困(相信增長與財富將會積極投資於社會各個部分)。斯蒂格利茨沒有找到支持這種學說的證據,他認為,"華盛頓共識"的自由市場政策是意識形態與不良學科的混合物:在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背後,存在著一種經常被認為屬於亞當.斯密提出的模式,這種模式指出,以贏利為動機的各種市場力量驅使經濟追求有效結果,這就如同一隻無形之手掌控著。現代經濟學最偉大成就之一是向人們表明這種理念處於何種位置以及在這種位置下的各種條件,斯密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結果證明這些條件受到的限制極多。的確,在經濟理論近期所獲得的進展(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正好是在人們最賣力地推動"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時期發生的。)已表明,每當資訊不完全和市場不完備時,尤其在發展中國家,無形之手作用發揮最不全面。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大體上說,存在著能夠改善市場效率的理想的政府干預。對市場導致效率條件上的這些限制十分重要,政府的許多關鍵行為可被理解為是對隨之產生的市場失敗所做出的反應。

 

斯蒂格利茨應該熟悉這些情況,他因闡述資訊如何影響市場而與另外兩人一同分享了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如果在雇主與雇員之間、公司與消費者之間或借貸者之間沒有獲得資訊的平等機會的話,就不會存在"自由"市場有效運行的機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缺少透明度和責任心。在沒有政府部門的監督的情況下,它們沒進行公開辯論就作出了決定,並在秘密法庭解決了涉及"非競爭性的"或"繁重的"環境、勞工和資本法方面的貿易爭端。很少有人會對數千名積極分子冒著危險聯合抗議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會議的舉動感到奇怪。

 

在東亞金融危機、俄羅斯未能完成向市場經濟轉變、次撒哈拉非洲地區不發展以及阿根廷發生的金融崩潰中,斯蒂格利茨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應對這些災難事件承擔責任。因顛覆民主增長的普遍條件而產生的貸款阻礙了當地經濟的增長,但卻使跨國公司發財致富。

 

為了評價斯蒂格利茨的結論,看看在第三世界發展實際取得成功的那些事例是有啟發意義的:南亞和中國是世界兩個最大新興市場,南亞一再抵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條件(尤其是韓國和馬來西亞),而中國則拒絕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任何建議。

 

按照斯蒂格利茨的看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干涉都遵循同一種自由市場公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積極提倡迅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休克療法",而不是首先建立保護公共與地方商業的制度,各地的社會、政治以及經濟考慮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視,沒有土地改革或極富競爭性政策的這種私有化導致了裙帶資本主義,大企業被有組織犯罪團體所控制,形成了一個不存在中產階級的封建社會結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兜售對金融部門不進行機構管理的不成熟的資本市場自由化計畫(資本的自由流動),這導致"熱"的短期投資大量流入,使得發展中經濟動盪不定,隨後,當通貨膨脹上漲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立了"財政緊縮"、大幅度提高利率的貸款條件,這導致廣泛的沒得到法律保護的破產現象、沒有社會保險網造成的大規模失業以及外國資本的迅速撤離,所剩的為數不多具有償還能力的所有者根本得不到商業增長的機會。

 

由於貸款拖欠和整個國家陷入經濟和社會動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急忙直接對外國信貸者實行應急資金解套計畫,這加劇了對現金的投機性提取,大多數應急資金不久就流入了瑞士和加勒比海地區的銀行帳戶裡,因此,第三世界公民承擔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中的許多代價,而他們從中得到的好處卻極少,這樣在金融界中產生了所謂的"道義危害"(moral hazard):外國信貸者提供不良貸款,知道如果貸款者拖欠違約的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會買帳單。(看斯氏新著中長期資本管理一章,這種現象在東南亞的過分曝光也許可能打擊國際金融市場。)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敦促資金緊張的國家進一步推動私有化,實際上通過低價出售資產方式籌集資金,外國公司隨後就以低價購下這些資產。

 

 可以預料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議程引起了極大不滿:穩定擺上了議事日程,但創造就業機會並未列入議程,徵稅以及副作用提上了議程,而土地改革卻沒擺上議程。有錢為銀行解決困境,但卻沒有錢用於改進教育以及衛生服務,更不用說為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的宏觀經濟管理不善而失業的工人們解困了。普通老百姓和許多政府官員以及商人依舊將衝擊他們所在國家經濟與社會風暴看作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產物,這就象人們說到"瘟疫"或"大蕭條"一樣。(見斯氏新著80-81和97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追求的不僅是其原先所確定的目標,即促進全球穩定並確保向面臨衰退威脅的國家提供資金以推行擴張性政策,它同時正在追求金融界利益,這意味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具有經常相互發生衝突的目標。(見斯氏新著第206-207頁)

 

全球金融界表面看起來並未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往的記錄看作是發生衝突的利益或連貫一致失敗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管理主任和美國財政部部長魯賓離職後都在花旗銀行謀到了高薪職位。

 

下一步是什麼?

 

斯蒂格利茨相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應進行改革而不是被解散。由於人口的不斷增加,疾病和愛滋病的流行,以及全球環境面臨的挑戰,現在,凱恩斯對平等增長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時候到要顯得緊迫。對於制度發展、土地改革和私有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競爭性政策、工人安全網、衛生基礎設施和教育,斯蒂格利茨主張採取一種漸進的、持續的和選擇性的策略,不同的國家應走不同的道路,選擇性政策將把資金直接用於以往取得成功的專案和管理部門。

 

基於大赦年運動所取得的成功,應擴大免除債務範圍。由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主要受益於外國人和政府官員,斯蒂格利茨認為讓發展中國家人民背上這種沉重債務負擔是不公平的,他們身上的擔子十分繁重。

 

決非巧合,斯蒂格利茨相信推動各國和國際民主對改革全球經濟政策具有根本性作用。民主有助於社會穩定、促使資訊自由流動並在有效平等原則下推動一個非集中化的經濟。與公共責任心相伴隨,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表決權範圍擴大到發展中國家將是一個良好開端,對於斯蒂格利茨來說,推動民主應先於推動商業。

 

雖然斯蒂格利茨清楚地意識到有許多指責要攻擊,但他相對容易地將攻擊目標對準了世界銀行和美國國內經濟。世界銀行真地要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好嗎?斯蒂格利茨只是與他的前同事們高談闊論嗎?至於美國經濟,它真地是個出色模式嗎?儘管美國宏觀經濟指標總體上良好,全球化的一些現狀:收入差距的拉大、貧困、公司瀆職非法行為、環境破壞以及資金外逃這種脆弱性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類型上相異於新興世界,這是對全球化的一大警示。

 

像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樣,斯蒂格利茨也許過多地依據國內生產總值作為發展一個指數。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總產量但卻沒有計算其成本,尤其是環境、社會以及健康成本,這些成本雖然難以量化,但卻極具重要,因此,對環境或經濟可持續性的任何追求必須考慮經濟活動的淨效果。

 

閱讀《全球化極其對它的不滿》迫使本人對全球化提出一個深層次問題:市場應該走多遠?市場通常在與私人產品和服務打交道時極為有效,但卻不足提供像知識、飲用水和清潔空氣這樣的公共產品。世界貿易組織已主張將飲用水、清潔空氣和部分生活生態環境系統商品化(私有化),這不僅表面上提供了更好的機會,而且很明顯符合大眾利益。新鮮水、清潔空氣和全球大眾生物多樣化是一項基本人權還是為了獲利而交換的商品?如果它們被私有化,那麼十幾億無錢的人類、那些瀕臨死亡邊緣的人們的命運將又會如何呢?

 

從本質上說,斯蒂格利茨認為人應該管理市場,市場不應管理人,這樣全球化已將我們帶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全球化極其對它的不滿》,台灣版譯作《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李明譯,大塊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