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能够阻止气候灾难吗?[1]

 李民骐(美国盐湖城犹他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转载自《绿叶》杂志200812月号


    摘要:气温再升高约两摄氏度,人类就将陷入气候灾难。阻止灾难,单靠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作用有限,必须压缩全球经济规模,但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无止境的扩张。要么终结资本主义,要么陷入气候灾难!人类必须抛弃资本主义,代以全球民主计划经济,在确保人类基本需求下,收缩经济。

 

一、气候灾难日益临近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评估报告证实,人类活动确实对工业革命之后的全球变暖负有主要责任,使用化石燃料和土地开发等方式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全球变暖的直接原因。委员会所发布的一些新的证据显示,气候变迁越来越快,其潜在影响很可能比委员会报告的预期严重得多。沿照现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世界正走向前所未有的气候灾难。
   
有证据显示,北冰洋最快有可能在2013年就进入无冰之夏,这大约比委员会计算模型的预期提早了近一个世纪。当北冰洋冰块在夏季完全融化时,格陵兰岛冰原的解体也将不可避免。海平面将因此在本世纪内上升五米以上,全球50个最大城市中有一半将受到威胁,上亿人口将沦为环境难民。
   
如今全球气温比工业革命以前约高0.8摄氏度,与过去100万年间地球最高平均气温相比,相差也不足一度,同时还每十年上升0.2摄氏度。以大气中已存在的二氧化碳浓度计算,另外还有0.6摄氏度的长期变暖效应。随着北冰洋冰原可能在夏季消融,北冰洋将吸收而非反射太阳辐射,这也将导致再升温0.3摄氏度。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全球气温即将比工业革命前高两摄氏度,这被广泛认为是气候转变的临界值。
   
两摄氏度的升温,有可能导致非洲、澳大利亚、南欧和美国西部出现大范围的干旱和沙漠化,亚洲和南美的冰川剥蚀,两极大规模的冰盖瓦解,以及15%-40%的动植物灭绝。更糟糕的是,这还将引发剧烈的气候反馈,如危险的海洋酸化,大量的冻土融化,甲烷释放,以及海洋土壤碳循环系统的瓦解。气候变迁将因此有可能陷入人类无法控制的境地。
   
世界顶级地球系统科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认为,如果全球气温上升接近三摄氏度(与前工业革命时期相比),且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超过500ppm(百万分之五百),那么地球上的海洋及热带雨林都将净排放温室气体。随之,全球平均气温将持续升高六摄氏度,海平面上升至少25米,90%的物种灭绝,地球上大部分地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人类数量有可能减少80%
   
戈达德太空研究所(GISS)负责人、世界权威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主张,为了避免海平面上升、格陵兰岛与南极冰原的融化以及大规模物种灭绝,全世界应致力于将气温限制在不高过2000年一摄氏度的水平。根据现有的委员会模型,这意味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不能超过450ppm。然而,在最近的研究中汉森又指出,委员会模型没有考虑到多种潜在的气候反馈。地质气候学证据显示,“如果人类还想维持一个与文明发展、生物适应的环境相似的星球”,那么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必须降低到350ppm左右。而现在的二氧化碳浓度为387ppm,并以每年2ppm的速度上升。
   
由此可见,人类的生存和文明已危如累卵。
   
形势如此严峻。许多人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对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生态改造之上,坚信扭转气候变暖趋势只是个技术问题,在现存社会制度内能够完成这一目标。
   
然而一个紧迫且不能回避的政治问题在于:现存的社会制度——全球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果真能够有效地解决全球气候变迁的危机和避免最灾难性的后果吗?
   
如果不能,那么另外一种替代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最低要求是什么呢?它必须拥有制度能力来防止这种危机,甚至,在这种危机无法避免时,足以帮助人类渡过灾难。

 

二、追逐增长:资本主义的天性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一种以追逐利润和积累资本为根本目标的经济系统,个人资本家、公司和国家均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在竞争中生存、成功以及追逐更大的利润,资本家、公司与民族国家都不得不不停地、无限地扩大生产和积累资本。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除了经济危机时期,经济产出总趋于增长。
   
理论上说,如果能耗强度降低很快以至于抵消了经济增长,那么能源消耗水平并不必然增加。但是在资本主义运行方式下,这不仅难以实现,甚至会引起相反的结果,因为任何能耗强度的降低都将使能源产品更便宜,廉价能源产品反过来又鼓励人们消耗更多的能源。因此,能耗强度的降低(比如能源效率提高)会导致更快的资本积累(经济增长),而几乎不会减少能源消耗绝对量。
   
事实正是如此,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能源消耗的增加,也就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自1973年始,虽然世界经济相对疲软,能源消费却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按这样的速度,从现在起到2050年,世界能源消费将增长130%。以这样的趋势发展,如果希望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水平,那么世界能源消费的排放量就必须大幅度降低,否则经济产出的规模就必须明显缩减。
   
降低能耗、减少排放的技术改造,前景如何呢?

 

三、稳定气候的技术局限

    为了防止或减缓进一步的全球变暖,必须大幅减少温室气体,尤其是因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二氧化碳排放量决定于能源消耗排放强度(每单位能源消耗排放量)、经济产出能耗强度(每单位产出能耗)以及经济产出水平(以GDP衡量),即:二氧化碳排放量=经济产出×能耗强度×排放强度。
   
化石燃料首先用于发电,其次就是直接应用于工业、交通、农业、服务业以及日常生活等领域。
   
全球发电量的四分之三依赖于化石燃料。减少发电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三种技术可能:碳收集和储藏,核电能,可再生能源发电(如地热能,风能,太阳能,潮汐能,波浪能,海洋环流,等等)。
   
如果发电过程中释放的碳可以被回收且储藏于地底而非排放到大气中的话,那么排放量就可以降低。碳收集储藏有可能实质性地增加发电成本、降低能源效率(因为碳回收和储藏的过程也消耗能源)。用于储藏大量的碳的防漏设施,现在还缺乏足够的质量保证,同时这项技术的可行性仍未被证实,所以不能在现存的发电厂中应用。这意味着,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碳收集和储藏技术在全球发电厂中的大规模应用至少还需要几十年。
   
核能发电的前景也不明朗。安全隐患自不待言。德国能源观察组(The German Energy Watch Group)指出,世界上被探明了的铀储量对现在的需求水平最多可支持70年,2020年之后铀的供应就将出现短缺。另外,因为核电厂的规划和建造耗时都很长,这意味着最近10-20年间即将退出使用的全世界一半的核电厂将很难被替代。
   
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也并非万灵药。“可再生发电”装备和厂房,需要工业部门用化石燃料和非可再生性矿产建造。与传统电力相比,可再生性能源发电成本依然很高。风能与太阳能——两种最重要的可再生性能源——都具有不稳定和间歇性的特点,不适合作为基本电力供应,难以取代传统能源的地位。
   
除了生物质能燃料,可再生能源只能用于发电,而不能直接用于他途。
   
化石燃料初级消费中,目前用于发电的只占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用作交通、工业、农业、服务业和居住领域的液态、气态和固态的燃料。
   
在化石燃料最终消费总量中,约有40%用于交通行业,24%用于工业,23%用于农业、服务业以及居住领域,还有13%用作化学工业原料。
   
电力显然不能代替化石燃料作为化学工业原料。电力也很难代替化石燃料使用于航海、航空、货运、高温作业等行业,不易为工业中的重型机械、建筑业和农业供电。虽然将电力客车代替汽油车技术上可能可行,但还不成熟,要成为主流技术有可能还需要几十年。
   
再说,三个单位的煤才能发一个单位的电,因此将交通、工业和其他行业都电力化,只会增加而非减少二氧化碳排量。为了稳定气候,除非在发电过程中去碳(即将碳回收、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取代传统的化石燃料发电),否则将这些行业电力化没什么意义。
   
生物质能燃料是惟一液化和气化的可再生能源[2]。然而由于受到土地和水的限制,生物质能燃料也只可能满足世界对液态和气态燃料需求的很小一部分。更为糟糕的是,最近研究发现:如果考虑到土地开发过程以及土壤流失的释放量,生物质能燃料其实比传统的化石燃料释放出更多的温室气体。
   
即使克服了以上所有的经济和技术上的难题,全球发电方式的转型可能得需要几十年,而将全球所有工业和交通运输行业的基础设施电力化更需要再多出几十年的时间。届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已经无可挽救了。
   
既然技术改造难以短时期内全面见效,那么要想阻止气候变暖,全球经济规模就必须收缩。


四、经济收缩:稳定气候的基础

    委员会报告认为,为了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42.0摄氏度(与前工业时代相比)之内,相应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价物——包括二氧化碳和其他所有的温室气体的影响——的浓度要稳定在490ppm445ppm。这就要求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0-2015年间到达顶峰,然后逐步回落,到2050年比2010年下降50%85%
   
不过,这一预测未能将一些最新的研究进展考虑进去。北冰洋夏季冰原现在有可能消失,北冰洋将吸收更多的热量,因此二氧化碳浓度达到490ppm很可能导致全球气温上升2.7摄氏度,而不止报告所提出的2.4摄氏度,从而将全球气温带向升高3摄氏度的关口。据詹姆斯·拉夫洛克预计,这将无异于人类的集体自杀。即使全球气温只上升两摄氏度,一些主要的生态灾难仍将不可避免,并引发危险的气候反馈。如果目标真是稳定气候以及创造一个足够安全的界限,全球排放量还需要更为巨幅的下降。
   
2000年开始,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按照这种趋势,201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0年高34%。这意味着,如果要将二氧化碳等价物浓度稳定在490ppm445ppm,到2050年全球排放量需要比2010年的水平下降63%89%,而不是50%85%
   
下面针对445ppm490ppm这两个不同的要求,设计两套关于排放量减少与经济增长的组合方案。


   
表一显示的是,为了到2050年将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490ppm,所需要的能耗强度、排放强度和经济增长在此期间应有的组合。在这些方案中,对能耗强度、排放强度下降的估算都是尽量乐观的。
   
如前所述,虽然在许多领域,用电力直接替代化石燃料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困难,甚至不可能,但是,所有方案都假设到205050%的化石燃料的最终消费将被电力化。
   
同时,虽然碳回收、核能和可再生电力均存在种种限制,在各种方案中,我们仍乐观地假设,50%75%甚至100%的化石燃料发电量到2050年将实现去碳化(年均排放强度相应降低1%1.7%2.7%)。
   
能耗强度到2050年将下降33%45%55%(年均能耗强度相应降低1%1.5%2%)。随着能耗强度下降33%,世界平均能源效率将达到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水平。如果下降45%55%,将可与今天西欧国家的能源效率水平相当。
   
发达国家的能源效率水平之所以较高,不仅因为有高级技术的支持,还因为其能源密集型的产业被大规模地转移到全球“外围国家”。因此,外围国家能否达到发达国的能源效率水平,还是个大问题。表一各方案并没有将这一障碍考虑在内。
   
另外,各方案中的三个因素:排放强度、能耗强度和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是互相独立的。比方说,碳回收技术会改变排放强度,但同时可能对改善能耗强度或经济增长的潜力产生负面影响,反之亦然。但在各方案中,这些问题都被乐观地忽略不计了。
   
给定排放强度和能耗强度的降低,我们便可以计算出和排放量降低目标相契合的经济增长的最大速度。例如,在方案一当中,假设50%的化石燃料发电量将在2050年前被去碳化(意味着排放强度以年均1%的速度递减),同时能耗强度在2010-2050年间也以年均1%的速度降低。与之对应,为了将排放量降低63%,此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不能超过负0.4%,即经济必须收缩。同样的,在第九个方案中,假设100%的化石燃料发电可以在2050年前去碳化(意味着排放强度以年均2.7%的速度降低),能耗强度以2%的年均速度递减,那么2010-2050年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也不能超过2.3%
   
由表一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所有假设方案中,排放强度和能耗强度的降低量比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上任何时期(即委员会所说的正常时期)都要多,所有的方案都是以以往历史水平三至九倍的速度改善,因此这些假设都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即便如此,在其中多数方案中,世界经济的增长仍将在事实上陷入停顿。在其中一个方案中,世界经济则需要绝对紧缩。再加上世界人口约每年增加百分之一,只有最为乐观的方案才能得出人均GDP正增长的结果。
   
下面来看第二套方案。

 
   
表二是为达到排放量减少89%的要求而设计的方案。其余假设均与表一相同。结果表明在所有方案中全球经济都必须紧缩。在方案一到三(与历史上全球资本主义的表现相比,这些假设的排放强度和能耗强度的降低情况都极为乐观),为了达到排放量减少的目标,世界经济必须在2010年之后缩减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
   
表一和表二两套方案证明,经济停顿或紧缩是阻止气候灾难的惟一选择。但是无止境地扩张,是资本主义的天性和命根所在,经济停顿或紧缩,无异于让资本主义灭亡。因此,只要局限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任何乐观的技术改进都无助于实现气候稳定。

 

五、与虎谋皮:指望资本约束其扩张天性

    是本文作者过于悲观了吗?或者资本主义的“活力”、“创新性”、“适应性”以及“弹性”等等被错误地低估了?主流环境运动的代表人物,如莱斯特·布朗(Lester R.Brown[3]和艾默里·洛文斯(Amory Lovins[4]均曾试图说服我们:奇妙的技术将拯救人类。在他们看来,经济扩张、利润追逐、资本积累,与生态的可持续的发展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冲突。
   
如前所述,全球能源系统实现去碳化,还存在许多技术难题。布朗和洛文斯则极度夸大了技术革新的潜能。但是即便许多高效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迅即出现了,其应用也将被资本主义内在的对技术扩散的障碍所延迟。新的技术是“知识产权”,那些不能承担使用费用的国家和人民将不被允许使用。
   
再者,与新奇的消费品比如手机和手提电脑不同——这类消费品可以在现有生产线中制造,而世界能源系统的去碳化则要求对世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彻底更新。这意味着去碳化的步伐,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只能遵从资本运转的法则,只能跟随在长期固定资产的折旧更新之后。考虑到很多厂房设备和其他长期固定资产将在未来的半个世纪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内继续存在,表一和表二所假设的去碳化效率可谓是极端乐观的。
   
从纯粹技术角度看,解决气候变暖危机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立即停止一切的经济增长,有秩序地缩小这个世界的物质消费规模,直到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低到合理的程度。很明显,这可以通过现有的技术来完成。如果所有的去碳技术都被尽快推广至全世界,即使世界经济规模减小很多,也依旧会拥有满足全世界人口最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生产能力(表二中方案一和三将大致与上世纪60年代的物质生活水平持平)。
   
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只要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仍然被各个资本家控制,那么巨大的诱惑和压力将促使和迫使他们将相当大比例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积累。除非剩余价值被整个社会所控制,否则资本积累将不可中止,即经济增长不可能中止。
   
不仅如此。存在着巨大的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分配不均的资本主义,无法做到既有秩序地减少经济总量,又同时满足全球几十亿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经济增长本来就不只是追逐的目标,同时还是用以减轻其社会痼疾的不可或缺的药方。
   
主流环境主义者将他们的愿望(或信仰)一方面寄托于科技奇迹,另一方面寄托于对当权者的道德劝说。然而,只要资本主义系统完整无损,资本主义的运动定律就将照常运作,个人愿望再强烈,也无法改变或对抗资本扩张的本性!那些彻底的环境主义者迟早要在可持续发展和资本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气候灾难已是全球共识。指望资本会因此进行自我约束,将其扩张逻辑服从于避免气候灾难的人类共同目标,有可能吗?
   
《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90-2012年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5%,结果却不降反升。1990-2005年间,日本增加了16%;欧盟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趋向于增加;英国保持一个平稳的趋势,主要是因为英国大规模地从使用煤炭转向北海的天然气;至于美国,干脆拒绝签署议定书,其排放量增加了22%
   
讽刺的是,俄国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惟一一个大量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经济体。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这一时期,俄国经济产出和人口都有所下降。从1990-2005年,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三分之一,年均减少2.7%
   
世界经济只有经历三倍于俄国90年代的经济崩溃那样规模的收缩,到2050年全球排放量才会下降约三分之二,这不过仅仅将大气中二氧化碳等价物的浓度稳定在大约490ppm的水平。如前所述,这仍然不足以达到必需的水平。
   
除了发达国家,自1990年起,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国的排放量也开始大幅增长,并呈后来居上之势。
   
对资本积累的追求如此狂热,气候稳定还有什么指望呢?有什么灵丹妙药保证资本主义系统可以与气候稳定共存呢?
   
指望资本主义改变积累本性,停止经济扩张,无异于与虎谋皮。要么终结资本主义,要么陷入气候灾难!这就是人类今天面临的选择。

 

六、全球民主计划:阻止气候灾难的惟一选择

    2007年6月14日,《金融时报》刊登了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的一篇古怪的文章:《危险的并非气候而是自由》。

    我们生活在奇怪的年代,一个异常温暖的冬天就足以让环境运动者和他们的追随者们提出激进的对策去对付天气……全球暖化的癔病成为真理与宣传言论对战的最重要的例子。反对这个“已经建立的真理”是需要勇气的。……我认为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繁荣造成最大威胁的,恰恰是野心勃勃的环境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试图用一种中央的(如今是全球的)计划控制代替人类的自由及自发演进。

    接着,这个自诩为自由捍卫者的捷克总统(他显然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信徒)威胁道,科学家“有义务声明他们的政治和价值立场,以及这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所选择和理解的科学证据”。
   
我们得承认,当全球资产阶级已就气候变化达成政治共识、认为环境问题不能再被忽视的时候,克劳斯敢于将阻止气候灾难与“自由”对立起来,也是需要番勇气的。
   
只有一个极端的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和社会主义的反对者才能做出如此古怪的论断。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克劳斯比任何主流的环境主义者都更接近真理:人类确实需要一个全球性的中央计划才能克服现在气候变暖的危机,如果这一中央的基础是一个自觉的、理性的、善于合作的民主机制的话。
   
在新体制下,全球能源应用方式要根据可再生能源的要求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绝大部分的经济基础设施都将逐步更换;农业依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进行重组,摆脱对化肥的依赖;重组交通系统,可再生电力将在铁路和公共交通中扮演重要角色;世界经济规模将根据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目标的要求而缩小。所有这一切都要在不损害全人类基本需求的条件下完成。
   
在全球性的民主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内,经济收缩并不可怕。经济收缩,首先用以取缔军火、私人游泳池、大多数的私人汽车、各种奢侈品、广告,等等领域,而人类最基本的需求,食物、医疗、公共交通、文化教育等,则是资源配置的首选。
   
古巴,资源短缺并遭受长期封锁,却成为全球公认的真正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全球范围,再加上民主计划体制,所能取得的成就肯定会比古巴大得多。

 

(译者:龚权)

 


 

1 本文原名气候变迁、成长的极限和全球社会主义的未来,以英文发表于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087/8月合号。允许本刊转载。正文与注释都有所删节。

2 虽然有许多对氢经济的讨论,但氢本身并不是初级能源的原料,不存在天然储藏的氢可被开发。氢作为燃料是由水产生,这个过程需要能量投入。因此,氢只是能量储藏的机制(正如电池一样),其环境影响决定于制造它的能源。 

3 莱斯特·布朗,地球政策研究所负责人,着有《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等。——译者注。

4 艾默里·洛文斯,美国洛基山研究所负责人,着有《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企业与环境》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