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走向野蛮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出路嗎?

英国革命左翼团体「社会主义抵抗」

张兄 译

 

本文原名“野蛮资本主义”Savage Capitalism,是“社会主义抵抗”(Socialist Resistance20079月年度大会上通过的重要文件的简编。本文将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抵抗”一直在讨论要改变它的政治纲领、观点和公众形象,从而成为一个反资本主义、亲社会主义的组织。在我们看来,这是它最近一年来不断变化的趋势,现在它也应该将其明确地公告于众了。这场变化的关键原因,也正是本文作者的观点,即以自由市场和私有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在最近20多年里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极端的阶段,我们称之为“野蛮资本主义”。本文也将解释为何现阶段社会主义者是多么需要对环境危机集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1. 前言:野蛮资本主义—失事的生命,失事的星球

现今已经几乎无人否认人类正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危机。虽然最近研究气候变迁的国际专家组的报告削弱了我们的过分担忧,但是通过他们的详细数据,我们还是看到了环境危机的严重性。数十亿的人口将遭受洪灾、旱灾、沙漠化、缺水以及其他由于全球变暖而引起的环境危机。要解决这一危机,必须要使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进行一场激烈的变革。

今年一系列的台风已经使中国、印度、澳大利亚、英国和许多欧洲国家的无数人口遭受了洪涝灾害,而在南欧则有高达40摄氏度以上的热浪,这些气候现象已经被科学界广泛认同是气候变迁(climate change)的结果。

气候变迁基本上可以说是工业化的恶果,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加剧了这一变迁,尤其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最近25年。为了进一步明白事情的原委,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这个老话题: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推广,人类未来将无需工作?。

1979年,美国材料实验协会秘书长Clive JenkinsBarrie Sherman(现在是工党成员)联合出版了一本名为《工作的终结》(The Collapse of Work)。该书的基本观点是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人类的生产力将迅速提高,将来会导致人类劳动力的急剧减少。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如何安排自己的休闲时间?我们怎样才能把有限的工作分配给每一个人呢?据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一些公共工程来轻松解决。

但是25年的历史证明,这些根本就没有发生。计算机的普及不仅没有导致工作的消失,反而在全世界造就了更多的工人阶级。就像Paul Mason在其新书《不能工作而生,就要战斗而死》(Live Working or Die Fighting)一书中说的那样,工人阶级已经“全球化”了。即使在发达的国家——英国,人们也是工作时间变长,劳动强度增大了的。自1979年以来,人民的平均工作时间越来越来。工作时间减少,福利待遇提高的梦想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呢?

Jenkin Sherman的观点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是成立的:劳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社会再生产以满足人类的实际需要。但在资本主义的环境里则不是这样的。这两位作者忽视了一个关键点——资本主义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它需要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为其服务。

28年来,我们生活的社会是这样的:超市里卖的洗衣粉有42个品牌,银行里有93种不同的个人账户,我们开着72款不同的轿车,看着17个不同的娱乐杂志,商店里卖着56mp3(不算互联网)和541种电话机。

英国有飞往423个目的地的廉价航班,但国内的铁路运输却一直不能满足大部分人的实际需要!另外,在人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也是增加的同时,人们的养老金却在减少,公共服务设施和医疗卫生条件也没有得到改善。穷人的生活条件总体上也在下降。ShermanJenkin当时给我们描绘的前景与我们今日实际看到的现实,差距是悬殊的。正是这种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有很多是无用的,破坏环境的)导致了当前的环境危机。

这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到处推广,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目前处于“野蛮资本主义阶段”。它没有任何社会的责任感,对社会肆意地进行监控、施暴、战争和折磨。它的目的是通过压榨穷人获得短期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推进社会和谐与团结,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

显然,在资本主义的这个病态阶段,人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生存威胁——自然灾害。我们认为威胁人类和地球安全的因素有四方面:自然灾害,帝国主义战争与第三世界的崩溃,野蛮资本主义和闭关锁国式的国家监管。这四方面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们都是强权与剥削体系中的一个方面。

 “新自由主义”掺杂着美国式的新保守主义,已经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更残忍的阶段——“野蛮资本主义”。

这个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不可避免地引出这样一个判定:只有完全改变全部的政治和生产方式,也即改变我们的社会关系,才能为人类塑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人类文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来没有什么危机像现在这样如此直接地威胁到人类的文明。革命是必须的,我们要超越以前那种“反对性”(‘no to’)的口号,明确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的方案。

对我们(“社会主义抵抗”)自身而言,我们要在政治立场、竞选方案、组织形式和自我定位方面做出重大调整。

2.生态唯物主义和革命的生态学

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关注环境危机方面是一个后来者,远落后于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生态主义者和绿色党派。这种情况至少迄今为止仍是令人担忧的。

现在我们要声明,坚定地保卫自然环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且只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才能找到持久合理解决环境危机的方案。

John Bellamy Foster就是这一传统的理论重构者。他在《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战中,生态学的词语(这确实是达尔文的功劳)一直是马克思关注的重要词汇。

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人类与其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大自然造化的产物。这构成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并成为生态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Bellamy Foster因此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精深的、系统的、生态学的。他对生态学的认识来源于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观点:“人是劳动的产物”与“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私人所有制条件下,自然界的商品化将导致“自然环境的退化”。

马克思在《经济与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里说,大城市的工人们为了工作,不得不放弃他们本应拥有的阳光、空气和卫生条件,而去忍受糟糕的光线、污浊的空气和不卫生的水,并把这些作为日常的物质生活环境。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义完全与其历史唯物主义完全融合在了一起。正如Bellamy Foster说那样:“马克思使用了‘新陈代谢’(metabolism)一词,把劳动过程定义为‘一个由人通过他的活动、调节、管理和控制来实现的人与自然之间按照理性方式进行的新陈代谢’,这完全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能力无关。”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关注生态问题主要是为了关心无产阶级的生活质量,而没有把生态问题纳入革命的主要因素。这就是我们生态社会主义者或革命生态主义者今天要面对的问题。正如Bellamy Foster所说,我们的目标是“明白并发展出一套革命生态学的观点,把社会的变革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用我们正在思考的生态学的方式统一起来”。

 “社会主义抵抗”生态社会主义者也努力将自己的视野投放在第三世界的积极分子身上,包括那些在环境问题上的激进左派。

例如,Vandana Shiva1992年对印度绿色革命的评论就是一篇报道生产主义在农村狂热的文章。她的举动以及印度左派、特别是女权运动围绕河流和大坝问题的讨论,都给我们树立了重要的榜样。

关于拉美的团结工作,我们可以讨论这些问题,如古巴和委内瑞拉都试图把生态问题纳入革命的进程。

3.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者一直都赞同全球或国家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任何形式的商品生产的增长。

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很多都是没有实际用途的,要么是多余的,要么是有害的。一些产品(如汽车)是直接破坏环境的,一些产品则是无用的,或者只是为了消耗大量的工厂资源。

在过去,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商品的生产及其应用对环境并没有什么影响。

事实则相反。对商品生产的无止境需求造成了对地球资源的巨大浪费,广告业人为地制造“需求”也是一种病态。这种现象只会存在于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不断制造“新”商品是打败竞争对手的关键手段。

我们反对所谓的“用商品眼光看世界”(commodity spectacle)并不是指我们反对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也不是指我们反对新的科技发明转化为生产力,或者对技术进步。

但我们确实认为新的产品必需要被证实是对社会有用的,而不是为了获取更多利益而把已有的产品进行重新包装。我们不反对工业化,但我们希望能够重新组织社会,以使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对社会有用的,同时对环境也是友好的。

现在我们可以对人们关心的工作时间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公允的判定。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是不理性的,因为它的核心理念是大多数的生活就是工作。

    资本主义下的大量生产是无用的,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提出的“大轿车经济”(great car economy)。几乎没有任何理性的人会认为应该把交通运输的重心放在私人轿车上面,而让公共交通去填补其余的空白。但这确实就在过去25年里发生了,并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也使得公共交通的发展长期滞后。

大量宝贵的社会劳动时间被用于对同一产品的设计、广告和销售竞争上面。就道路方面的破坏而言,石油的生产支撑了汽车工业的发展。

只需要一小部分的劳动时间和精力就能够生产并维持的、能够满足社会需要且对环境友好的公共交通系统,但这事实却不是这样。因为这不是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

 “大轿车经济”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人们实用的优先权被利益扭曲了。

4.环境危机的社会尺度——天启很快降临

最近的联合国报告突出表达了如果全球变暖、温室气体排放得不到遏制的严重后果。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气候变迁是否会发生了——我们已经身处其中了。

    现在的问题应该是,从今天起我们该如何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如何才能控制全球变暖的后果。

在英国关于气候变迁的讨论日益升温,但一直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份“比尔草案”(draft Bill),它虽然建议制定法定的排放标准,但仍然不能有效遏制日益危险而恶化的气候变迁。

该草案建议到2050年减少60%的温室气体排放,作为过渡,到2020年减少26-32%的排放量,这样就可以避免当全球变暖超出人类控制时,温室气体能控制在2oC的“临界点”(tipping point)下。

许多科学家和环境学者都认为要有效控制正在上升中的全球变暖进程,排放量要减少90%。但与此同时,飞机场的建设继续大踏步向前,政府也在劝说我们没必要限制人们的飞行。

我们被告知,英国的排放量至多占世界总量的2%(当然这是不精确的),无论我们怎么减少排放,其效果都会被中国和印度日益增加的排放量所抵消。据说中国每两周就会有一个火电厂建成。

这种认识忽略了一点:正是富国早就把地球给污染了,并且现在还在继续这样做。它也没有认识到,如果发达国家不严格限制排放量的话,中国和印度就几乎没有可能会这样做。

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清晰指出的那样,沙漠化、缺水和旱灾、作物损耗和粮食危机、由于缺少清洁水源及其它环境问题引起的疾病等等,这些问题对那些穷苦百姓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

农村和城里的贫民只有很少的资源能够很快改变他们的生活,如更换住所,可以选择水源和食物,可以找到药品和医疗服务等。在环境危机爆发时,总是穷苦百姓是第一受害人,因为政府和统治精英都是保护富人的。这种情况,在城里和农村,在穷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一样的。

卡特里娜飓风对新奥尔良的破坏或许就是一个严重警告。这有可能就是气候变迁的先兆事件:以后飓风和热带风暴将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凶猛,就像西非和加勒比的海域每年夏天越来越热一样。

牺牲者大多是穷苦人民。军队进驻新奥尔良是为了维护秩序(在富人区)和保护财富(同上),而穷人则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几天以后就死去了上百人。而富人则在密谋利用这场灾难驱逐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如穷人和黑人)。

这个城市的旅游中心区很快就恢复了昔日的繁华,以保证它的旅游收入,但当地大量的土著居民则被驱逐出去。

在第三世界,由气候变迁引发的事件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洪水影响最甚。因为人们都居住在脆弱的房子里,很不安全。其次的问题是生活环境恶劣,没有足够的排水系统和卫生设施。

资本主义总是偏爱富人,向其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它有两大��器,军事镇压和市场经济,这都是残酷的杀人武器。

环境危机将会导致安全、健康、食物、水源和住所的供应短缺,穷人除了反抗将无立锥之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世界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以斗争的方式获得并捍卫最基本的资源——食物和住所。

    私有化的进程将使所有资源对于穷人而言难以获得,而对富人充足供应。对富人而言,什么都是便宜的。

Mike Davis统计,全世界60亿人口中,有10亿生活在贫民窟中,这个数字还在迅速增长中。由于环境的灾害,尤其是洪灾,以及缺乏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第三世界的贫民窟很有可能、甚至已经成为疾病流行的集中区域。

Mike Davis认为禽流感的第一波浪潮更有可能发自印尼首都雅加达,而不是东英格兰(East Anglia)。

Mark Lynas在他的《极点》(High Tide)一书中写到,伦敦卫生学与热带医学研究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推测每年有16万人死于气候变迁的恶果——疟疾、痢疾和营养不良。这还不包括可能与气候变迁有关的极端暴雨灾害,如1991年发生在孟加拉国的热带气旋,造成13.8万人死亡,以及加勒比海的Mitch Andrew飓风,这都是五级以上的台风。

在记录“恶劣事件”最臭名昭著文件里,有一份五角大楼提出的世界毁灭进程不是发生在200年后,而是在2030年后。据《观察家》(2004222日):

有一份美国国防部禁止发表的秘密报告被《观察家》获得,该报告警告说到2020年,欧洲的主要城市经会被日益升高海水淹没,而英国将是西伯利亚的气候。核战争、大干旱、饥荒和暴乱将遍布全世界。该报告还预测在恶劣的气候变迁影响下,各国纷纷发展核武器来保卫自己日益减少的粮食、水源和能源,整个世界将陷入混乱的边缘,并使全球都蒙上恐怖主义的阴影。这份报告的内容只有极少数的专家知道。”

而美国五角大楼的反应则是将社会军事化,把美国“堡垒化”,驱逐那些来自落后国家的移民,并使富人远离穷人进行单独保护。

该报告预测美国为了保护其从世界各地获取资源的能力,将大量使用暴力手段,甚至核武器来打击对手。

如果说总是穷人为环境危机付出代价的话,那么受害更深的就是穷苦的妇女和孩子。孩子们是由于他们没有比成人更强的抗病和自卫能力,而妇女在所有的贫困地区则都主要承担哺育和抚养孩子的责任。

在第三世界,绝大多数的妇女都要每天为家庭打水、取柴、做饭。因此气候灾害不仅是一个阶级问题,也是一个性别问题。

由于缺少食物、住所和水源,越来越多的家庭被迫把他们的子女卖为包身工、事实上的奴隶(在印度已经很多了)或者是性奴,这些现象已经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

综上所述,一个环境恶化的世界将滋生暴力、压迫和战争。自然灾害可能伤害不到少数的富人,但却能压垮多数的穷人。因此,反对破坏环境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人口增长与妇女解放

据报道,到21世纪中期,世界人口将增加到90亿。这个人口数量是资本主义不能够支撑的了的。

因此我们还必须讨论控制人口的问题。既然马尔萨斯主义、憎恨女性主义和种族主义不能奏效,我们就要采取生态社会主义的方案——战胜贫困,解放女性。

实际上高生育率往往与贫穷和无知相伴,大多数的穷苦妇女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放在生育上面。因此我们呼吁一项妇女运动,向全世界的穷苦妇女提供安全可靠(最后是免费的)避孕和人工流产服务。

穷人之所以有庞大的家庭,主要是为了养老。当人们的生活富裕后,生育率就会降低的。

家务劳动的集体化一直是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要求,我们也要重新审视这一点,以期将它作为解决资本主义个人化的方案。

一个环境恶化的世界将滋生暴力、压迫和战争。自然灾害可能伤害不到少数的富人,但却能压垮多数的穷人。因此,反对破坏环境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发达国家的野蛮资本主义:枯燥无聊的社会

25年来,新自由主义充斥着西方国家,取代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混合经济与福利国家模式。

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大规模地私有化和市场化。以前国有的水厂和能源设施已经被私有化了,就连教育和医疗机构也被不同程度地私有化了。

新自由主义是在通过破坏公共利益来服务私人利益,通过社会公共服务(如老年公寓)的私有化,压榨出给人们多余的收入和储蓄,而交由金融资本控制。人民大众得到的是:工作方式的改变,劳动纪律的加强。人们开始工作的很累很长,而安全和健康保障却越来越少。

这一特点被John Bellamy Foster概括为“枯燥无聊的社会”(“treadmill society”),这个社会对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们已经描述过了。现在新自由主义正逐步退化到野蛮资本主义阶段,走向又一个极端。

有一种私人股份资本(private equity capital (PEC)),它对千千万万的工人构成了一种新的巨大威胁。简单地说,私人股份公司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发行短期股票向老百姓借大量的资金。

    这些巨额资金被资本家用来购买一些据说是“运营不佳”的公司。一旦买到了这些公司,资本家就会分割其资产,解雇大量工人,剩下的工人必需忍受低工资、无福利的条件。资本家就这样通过借来的钱获取巨大的利益。

显然是空手套白狼的做法。资本家并没有投入什么,也没有制造什么,却获得了短期的利益。Gordon Gecko(这是Michael Douglas的资产拆分公司,但却不容于华尔街)相比于今天的资本强盗们,确实是一个典型的明智而有良心的公司。

毋庸置疑,私人股票资本很受新工党(New Labour),尤其是现任首相布朗(Gordon Brown)的欢迎。据《独立报》(Independent 20073月第二期)报道:

 “布朗昨天曾不顾工会对私人股份企业在制造失业方面的破坏,而赞扬其在创造就业方面的显著成绩……布朗先生作为新任工党领袖,公开声称私人股份问题有助于工业的发展。”

 “但工会和一些工党政治家们一直在批判私人股份公司在拆分资产、制造失业方面的罪行,尤其是它们在最近竞价收购Sainsbury超市连锁店这样具有公众效应的企业过程中,操作缺乏公开性。”

 “布朗发布如此的讲话,源于布莱尔在本周对私人股份问题的公开支持。”

之所以对私人股份资本如此狂热,是因为野蛮资本主义正在准备对福利社会主义的最后残余——医疗和教育——进行攻击,把市场的模式、人为的目的和私人资本引入进来,这种趋势已经很明显了。

新自由主义把生产的优先权转换成奢侈品的生产,就像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觊觎市场的最末端一样,因为那里的利润率最高。

我们只要看看飞机和火车上的头等舱和商务舱就会明白的。奢侈品包括——华丽的衣服、手表、行李、游艇、豪华轿车、高级旅店、豪华大厦、高价旅游等等,所有这些商品都蕴含巨大的利润率,比普通商品高出好多倍。

奢侈品的生产加大了对普通工人和环境的伤害。这些商品炫耀了一种难以企及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社会用途,反而消耗了大量的稀有金属(金、银)和能源。

在战后,野蛮资本主义一直是工人运动的死敌,它摧残了数以百万计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健康和生命,把他们带入一种缺乏安全感和无休止劳动的枯燥生活,并日益回到那个穷苦的旧时代。

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富人的,随着阶级的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他们将变得异常富有。

与此同时,这些现象也将导致社会文化的衰落,社会的团结性遭腐蚀,“成名”和“明星”的文化将流行。

按照Andy Warhol的夸张预测,一个人可以在15分钟内成名,他现在可以通过知名而成为明星,而不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在让人出丑和白痴的电视节目如Big Brother Castaway上,人们可以通过竞赛取得“胜利”,从而变得很知名,进而可以成为明星,变得富有。

富人空洞无聊的生活方式在无休止地制造一种与福利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道德文化——笑贫不笑娼。

这样的后果就是大众文化的衰落和无用“文化”产品的泛滥——如85个电视频道都不值得观看。

我们认为只有在就业、教育、休闲和文化等领域进行一次革命,才能实现权力和财富的平等分配,不仅实现报酬的公平,也能改变生产目的及生产方式的本质。

去除掉这枯燥无聊的生活方式,就意味着进入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社会:不同于现在的优先权、产品和能源使用方式,以及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保护环境的人性化社会是和资本主义不相容的。

7.虚伪的“亲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

然而,在资本主义走向专制之前,它仍有减轻气候变迁的举措。

它的措施有市场、新技术和一些限制排放与税收政策等。但它的核心目的只是缓解危机。如京都议定书或类似的区域或国际间协定,它们所创造的碳市场(温室气体排放权可以进行市场交易)都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北方国家的。

我们可以预期一个激进的转变,通过对可再生和高效能产品的投入,使经济“低碳化”。我们将放弃核能以及其他对环境有害的技术来拯救我们的星球。

随着气候不稳定的加剧,资本主义公司也将面临巨大的安全损失,如卡特里娜飓风导致14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损失虽然有一部分是工人的,但相当一部分的损失是要由资本主义的企业承担的。

我们可以预测,资本主义可能还会采取更恐怖的技术措施,如建造巨大的硫磺屏幕反射阳光,或动用炮弹驱散暴风云雨(要赶到那里呢?)。.

与此同时,随着北极冰川的融化,海底的化石能源将被广泛开采,像加拿大和俄国这样的国家,还将能维持短暂的“黄金发展”。

而像“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之类的方法无非是把南方国家当成污染的集中地和能源的供应地,这样可以使北方国家继续其现有的、污染环境的挥霍式的生活方式,而把环境的灾难留给南方国家。

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意识到南方国家精英们的关键作用。例如乌干达总统Museveni最近曾发表声明,称全球变暖是“(北方的)富国对(南方的)穷国的一种侵略行为”。但他本人却在继续廉价出卖和破坏本国的热带雨林资源,严厉镇压国内反对派。

随着宝贵资源的减少和气候不稳定的增强,南方地区的战争将变得越来越来残酷(如达尔富尔)。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被迫逃离家园或者忍受压迫,苟存于战乱地区。如此看来,我们有必要把我们的思想在难民区进行传播。

8.战争和帝国主义

    野蛮资本主义可以公开粗暴地滥用暴力手段。用“帝国主义”一词描述英美与第三世界(尤其是中东)的关系是最贴切不过了。

帝国主义的军事干预现在被称为“反恐战争”的一部分。但很显然,美帝国主义已经在中东地区卷入战争,不仅是为了控制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和石油运输线,而且也是为了控制欧亚大陆的中枢,以确保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主导地位。

由于面临着日本、欧洲,现在又有中国的挑战,美国在近20年里一直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军事方面努力显示自己的独大地位。

今天,美国在全球常年驻扎着超过百万的政府人员。在柏林墙倒塌后18年来,“和平的红利”从未真正落实。这也说明,美国在海外的军事侵略当然不完全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

今天,美国的军事侵略(被英国支持)目的并不仅仅是针对对其怀有敌意的地区如伊朗,而且还针对各地的群众运动。

在菲律宾和哥伦比亚,美国的顾问和来自军事机构如黑水公司的安全人员,都是美国军事干预力量的组成部分。美国在全球除了已有的上百个军事基地以外,现在已在中亚共和国和非洲之角有了驻军。

美国对庞大军事力量的巨大开销(英国相对较少),不仅是它对自身资源的一种非理性使用,也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污染。因此,帝国主义的军事战略、野蛮资本主义和第三世界的盲目开发都是破坏环境的“利刃”。

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胜枚举。如2006年夏天以色列对Jiyye电厂的进攻导致了石油泄漏,已经严重影响了黎巴嫩沿海居民的生活,并破坏了东地中海区域的生态系统。

Mark Lynas介绍:“以色列战机在73日对Jiyye电厂的轰炸中导致1.5万吨的石油泄露。好像是为了故意阻止拯救石油的企图,以色列战机在两天后又对该电厂进行了轰炸,以阻止救援工人的进入。”

 “据卫星图片显示,泄露的石油沿着黎巴嫩三分之二的海域扩展了有3000平方公里,并正流向叙利亚。”

 “这对几十年来饱受以色列焦土政策伤害的巴勒斯坦人而言倒并不奇怪。向加沙地区一百多万人供应水源的管道也在上个月的轰炸中被损毁。”

 “海滩附近的水池里都是未处理的污染物,还好以色列在2002年在加沙城建有一座污水处理厂。垃圾场被填满进行焚烧,两个被建设用来协助处理垃圾的试验工厂,在以色列的弹火攻击下被废弃。”

当然,直接的军事袭击对被压迫国家环境造成的损害只是较小的一部分。

对环境大部分的破坏来自于冶炼工业、过度砍伐、开采和石油行业。它们的生产方式通常是野蛮和半资本主义的,这是与当地的政府以及“正派的”跨国公司有关的。一旦它们遭遇到当地居民的反抗,跨国公司就会撕下虚伪的面具。

对树木的过度砍伐对全球环境造成了长期的破坏性影响,尤其是对亚马逊热带雨和西伯利亚的破坏,这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工业对木材的疯狂需求。但中国政府为了减轻过度砍伐造成的自然灾害(洪灾和水土流失),已经禁止随意砍伐本国的林木。

帝国主义的军事疯狂导致巨大的经费开支��资源浪费。美国的反导体系预计已经累计耗费了上千亿美元,布莱尔-布朗发誓要更新三叉戟的海上导弹发射系统,预计最终将耗费700亿英镑。

两大政党统治的美国政府虽然由于它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导致了美国与其他盟国关系出现问题。但华盛顿的争论丝毫没有质疑美国控制海湾地区的战略,他们争论的只是应采取哪种方式更好?

尽管这样,美国政府已经显示出其决心,将继续进行战争,而绝不会仅限于对伊拉克。

美军在阿富汗、巴勒斯坦、黎巴嫩、索马里的军事干预,以及为进攻伊朗所做的公开准备,已经明显暗示出它将继续扩大干涉的范围。(可参见FI resolution: Middle East in Flames, published in Resistance No 43, March- April 2007

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分裂,为我们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可以在帝国主义的中心区发起新的反战运动。

我们呼吁:

9. 全球性的不公平——拉丁美洲的反抗

野蛮资本主义在全世界都试图强化其对第三世界的奴役与剥削。与此相反,世界上也不乏有穷国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例子,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地区。

正如我们对柏林墙倒塌后的情况持悲观态度一样,真实的例子——在生活中而非理论和纲领里——对于我们的反对运动和反资本主义前景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地方比拉丁美洲更受新自由主义之害了,因此这里的左翼力量苏醒的异常迅速。莫雷洛斯(Evo Morales)当选玻利维亚总统和查韦斯(Hugo Chávez)政府的改革,都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无论这些左翼政府的发展方向和最终结果如何,他们已经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就是他们顺应了民情,再次高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这对于那些没有经历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年轻人而言,影响尤为巨大。

即使是那些相对较为温和的中左翼政府,如巴西的卢拉政府,智利的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政府和乌拉圭的塔瓦雷·巴斯克斯(Tabaré Vázquez)也一直坚持反自由主义和反右派的立场。

既然我们要联合国际上所有的抵抗力量反对野蛮资本主义,而拉丁美洲发展的核心事情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我们下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

10.被监控的安全,封闭的国家

如今,主要西方大国都正努力建造一套新的安全体制,在英国和美国尤为突出。野蛮资本主义已经使全世界变得动荡,统治阶级也因而采用新的手段来监控与镇压人民,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

恐怖主义本来只是一个小问题,但现在却被西方大国大书特书成一面镇压国内或国际抵抗运动的新旗帜。

它们真正的目标是针对劳工运动、全球公正与和平运动以及民族自决运动。虽然这些运动中只有很少部分采取了军事斗争方式(如巴勒斯坦和库尔德问题),但它们却越来越多地对常规的群众运动采取准军事镇压的方式

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发生在2006年墨西哥的Oaxaca州,由学校教师发起了反抗政府腐败的集会,遭到血腥镇压。有几十个人死亡或失踪,更多的人被投入监狱而不能上诉。

而在现今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群众运动也越来越多地遭遇到警察的限制,有时候也会遭遇警察的粗暴。

对国内居民的监控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不仅美国,还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其大量的数据库系统和复杂的计算机,能够监控所有人的电子邮件和和网上信息,能够对任何人的一举一动进行实时的监控。

还有另外一个长期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反抗采用犯罪的形式,或者通过放任自流采取个体形式的反抗---这很容易走向孤单。

美国对这一现象的反应就是通过了一部《爱国法案》(Patriot Act),它的本质目的就是授权政府可以把任何事情变成非法,可以对任何人采取无限期的拘留。

    在国际范围内,这一浪潮已经使酷刑、秘密监狱和“特别处理”再度合法化,酷刑以及特别处理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很是流行。

专制政权往往与新帝国主义是一丘之貉。很多地方的专制政权(如菲律宾、哥伦比亚和巴勒斯坦)往往都与美国的特殊力量合作,如私人武装黑水公司或中情局。野蛮资本主义已经使得暗杀、失踪和酷刑等暴力镇压手段成为家常便饭,并且这些现代社会最落后的意识竟然还被宣传成是合理的,甚至还被广为推崇。因此,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反对军事专制,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斗争的重要内容

对广大群众的监控和对公民自由的限制,以及警察对抗议运动的准军事镇压,让我们可以预见,一旦天启到来,就像五角大楼的生态灾难计划里写的那样,发达国家将彻底关起国门

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以及经济移民的大量涌入,将最终将使发达国家建立起军事独裁体制.

11.战略和对策

我们拯救地球危机的战略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a)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要求彻底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它和资本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不仅现有的政府和企业根本不敢反对短期的资本主义利益,而且就像我们前面已经阐明的那样,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根本不能够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谐相处的。

b)不讲阶级斗争,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环保主义将会因众多的限制而成为无效的长期战略。现在的绿党政治总在使自己独立于左派和右派,但这种立场肯定是不利于组建应对生态灾难的联合阵线的。

c)我们要按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环境问题,发展出适应于21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以应对气候变迁的挑战。我们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立场:男女平等,反种族主义,不反对同性恋。

在英国,革命左派至少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就。工人阶级在经历了撒切尔和新工党的打击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重新组织起来了,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妇女和黑人的自主团体。

这也显示出,我们有必要和那些跟我们没有共同历史经验的同��们重新讨论这些问题了,我们也应尽快拿出一套易于理解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

我们并不认为做这些事情和我们研究生态社会主义是矛盾的,反而我们认为这二者是可以相互补充和完善的。

这两个层面都很重要:一个是给了我们成功整合的机会,这本身已经是很必要的了;另一个是要通过我们的出版物、网页和教育等途径,探索出整合的框架。

d) 作为一个传统,我们并不反对任何反资本主义的改革行为。但我没要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一国政府和世界的整体规划,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模式的转型,这些改革对气候变迁所能产生的积极效果将很可能微乎其微。

e) 决定性的力量是世界范围内工人运动的反资本主义斗争。而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心任务是赢得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并将运动引向环境保护(也即生态社会主义)的立场。在这方面,古巴建设环境友好的动员体制和政策值得我们借鉴,委内瑞拉也有一些经验。

现在很明显,那些愿意为环境问题走上街头的不同抗议组织中,几乎没有工人阶级的身影。

在工人运动之外确实还存在巨大的力量在关心环境问题。我们的立场是建立联合阵线:在从事阶级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联合阵线。这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在战略上对联合阵线里的所有力量一视同仁,这不是什么道德的问题,而是基于牢靠的政治和社会分析。这一点Daniel Bensaid Martha Harnecker已经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解释得很明白。

Bensaid说:“从某种角度看,资本主义必将被各种社会运动参与的联合阵线推翻。尽管这些社会运动(女权运动或环保运动,而不是工人运动),从它们的斗争目标看,资本主义是它们共同的敌人。但我并不认为它们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在面对资本的全球主导地位时,这些不同的社会运动将显示出它们的不同和矛盾,这反映的是它们不同的立场。”

 “这些社会运动可能包括‘传统的’女运动,革命的女权运动,更深刻的反人道主义的环保运动,还有人道主义的、社会环保运动……如果你认为,不把这些不同的社会运动进行分级管理的话,而只是简单地把它们进行排列,那么你就得设计出一个动态的联盟组合方式(如针对某一问题建立“彩虹联盟”)。但按照这种方法,将很难建立起牢固的战略联盟。”

 “相反,我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特定生产方式下,剥削和阶级冲突的关系组成的拱形框架倒是把各种矛盾体给统一起来了。”

 “资本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融合体,它使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每一部分都屈从于它,它重塑了家庭的功能,决定了劳动的社会分工,并使人类的社会在生产条件屈从于价值规律的法则。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一个政党,就绝不简单的是某一社会运动的集合,而是某一有意识的联合体的最佳代理人。”

Martha Harnecker 说:“……当某人批评政党时,人们就认为当运动出现时,政党就会去领导斗争。某一社会运动是某一派别的运动,它需要一个工具来把运动的整个过程搞清楚,它就需要政党,社会政治组织、阵线或别的什么组织。”

 “但政治工具需要做的是提出并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国家建设方案,拿出一套意识形态的计划,因为在今天的世界里,观点的争论异常激烈,往往是拥有强大通讯工具的一方占据主导。我们可以通过媒体看到委内瑞拉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将自己的斗争方向转向生态社会主义,并不说要改变我们的基本战略,而是对这一战略做一革新。

a) 我们坚持自己的原则,作为第一步,在工党左派里建立一个宽泛的反资本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政党,以解决工人阶级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领导层的危机问题。

b) 我们需要尽快制定一套过渡期的行动纲领,以集中力量从事保护环境的斗争。

12.关于反资本主义立场的环境问题讨论

虽然我们是在揭示资本主义的无能,尤其是在它现在所处的“野蛮”或“病态”阶段,它主要依靠新自由经济的战略来解决这一战略带来的生态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研究出一套自己的方案来解决环境危机带来的一系列直接问题。我们的方案必须要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提出解决方案。

比如现在令人头疼的环保税,所有其他党派,包括绿党,都只是针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征税。伦敦已经开始征收车辆拥堵费了,(曼彻斯特和达拉莫Durham等地也正在引进这一税收)这极大地减少了进入伦敦市中心区的汽车数量。但很显然,这主要是穷人上路的车减少了。

最近走在伦敦街头,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路上只剩下高档车和出租车了。尤其是自每天增加8英镑的成本以来,穷人们被迫去乘坐数量有限而又拥挤公共交通工具了。

然政府已经在公共交通上增加了支出,但依然不能否认,伦敦市世界上交通费用最高的城市之一。

道路拥堵费就像人头税一样,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受影响的主要是穷人,这是资本主义的税收。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实行累进税收制才能有效地把大排量的“油老虎”赶出公路。换而言之,必须实行一套针对富人的税收体制。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航空燃气排放上。政府伪称这方面的问题不大,那是因为目前它没有把国际线路的航油燃气排放计算到英国的头上。确实,航油还没有像汽油、柴油那样征收燃油税。但如果政府要征收飞行税,我们是要反对的。因为无论是针对航油还是针对航程,最终受害的还是穷人。

但我们也确实需要面对日益增加的航行需求。我们认为减少航油燃气排放最公平的方式是定量配给乘飞机的次数(如每年一两次)或航行的历程。并且法律要禁止这方面的交易行为。

毫无疑问,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下,违法交易的行为是很容易出现的。但我们的立场是要求公平和公正,站在工人阶级和穷人的立场上,绝不能因此而放弃。

这绝对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我们要团结尽可能多的人。通常情况下,如果普通百姓感觉到只是他们在纳税,他们绝不会认同我们的。当然,这都是富人们的方案,发达国家的富人是这样,发展中国家的富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另辟蹊径。

 “紧缩与趋同”是另外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这一理论由Aubrey Meyer提出。他认为目前的形势都是工业化的后果,要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必须紧缩其温室气体排放量;而对发展中国家,它们非常希望进行工业化,应该允许它们进行一定的工业化。

国际社会应通过条约约定来确保执行的效果,在将来某一阶段,使得发达国家的紧缩的排放量和发展中国家增加上来的排放量能够达成一致。这就是所谓的“趋同”。但这一理论含有“排放量交易”的因素,富国可以向那些达不到排放比例的国家购买排放量。因此,我们坚决反对这一理论。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解决方案,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资本主义式的特点,如市场机械主义、排放权交易和税收。目前占主流的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the European Union’s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就是具体的体现,它是根据《京都议定书》的原则,把65.27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配给了几个能耗高的国家。

这一方案根本就没有鼓励清洁能源的发展,而只是简单地给了这些国家一些财运,排放许可证的价格已经涨到了27美元,这方面的市场总共可达1770亿美元。它们还把通过这一行为导致市场价格水平的提高,而将“额外的成本”转移给那些根本就不必购买许可证的消费者。欧盟的官员曾说,他们都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但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唯一一种可以减少能耗的方式,如通过高价格。

    大多数环保主义者都反对京都议定书和欧盟的方案。“紧缩与趋同”理论可以被视为另外一种方案,虽然它很有可能会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但现实中还有其他一些被热烈讨论的方案。它们大部分都含有排放权交易和某种税收等措施,不过也还有一些更为公正的方案。

更公平的方案包括“上限与交易”(Cap and Share)和“可交换的能源配额”(Tradable Energy Quotas (TEQs)),它们都主张减少排放量,按人口数量平均分配“排放比例”并允许可转让。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基于人权的公正,而���能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们的公正。

我们的宏伟目标则与它们截然不同。它们都允许排放量的可交易,而我们则坚决反对这一点,因为这只会使富人受益而使工人阶级遭受其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带有左倾倾向的绿党们所主张的征税政策,其效果也是对工人阶级不利的)

我们赞同有计划的“排放上限”或者平等的配额政策,就像二战期间那样。可能现有体制下的改良派都会反对我们,认为如果没有排放权的交易,大企业就无法生存,资本主义就有可能垮掉。

排放权的交易以及相应的税收政策,这是大资本家对其气候变迁的反应,它帮助富裕的北方和西方国家排除了困难,而使贫穷的南方和东方国家继续停留在前工业化或半工业化的状态。斯特恩的报告(Stern Report 20061030日发布)虽然认识到了市场方式的失败,但还是提出了用市场方式来解决这一危机。

13.我们的呼吁

生态社会主义者首先要进行阶级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来迫使富人(而不是穷人)来为环保买单。我们赞成发动全国和世界范围的群众运动达到以下要求:

也就是说:

我们的战略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抵抗”称为“生态社会主义者”?

把用“生态社会主义者”一词称呼我们,并不是指我们要放弃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女权主义、捍卫被压迫人民权利、反种族主义等方面的立场。

也不是指我们要变成一个激进的绿党: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不可能解决气候变迁与全球变暖的问题,不顾对地球的影响,以利益为目标的生产是没有必要的。

而应该是这样的选择:“要么生态社会主义,要么野蛮主义。”

原文连结http://socialistresistance.org/savage-capitalism-the-ecosocialist-altern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