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革命与生态保护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1年第13次世界大会文件

 

一、               前言

对于人类,生态的问题虽然不是新鲜发生的,但是其目前的范围及强烈程度却使它有了新的特性。

许多例子可以说明,环境的危害可以为人类和自然造成必然的、负面的后果;核子反应炉的意外事件可以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有生命的危险。

工人运动的传统改良主义领导层,已经在它们大部分的历史中,忽视或者轻视生态问题。甚至在今天,研究过程还是可悲地缓慢、困难,而且常常只局限在环境的修补上。

从自我批评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指出,甚至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包括我们的派别在内,在充分掌握后期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爆炸性潜力以前,也需要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

许多推行生态保护运动的不同团体和绿党,不顾工人运动对这个问题的反对,把它放回议事日程。他们所做的工作当然值得我们的认同。但是,在他们所建议的解决方法中,许多具有幻想的性质,因为他们无法认识到,环境的破坏,是与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或者与过渡社会中的官僚统治,有密切的关系。要严肃地看待生态危险,就必须超越利润动机或官僚统治,依靠民主地计划的社会主义社会。

 

二、               生态危机的现况

生态危机是人类对自然的冲击的后果。危机的危急程度,已经达到人类生存都成问题的程度。

由于极少数人的经济利益,我们在一方面面对日增的新生产形式,它们在生态方面的后果到现在还没有得到适当的调查。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较旧生产形式的明显的继续,虽然它们的有害的效果早已为人所知。所有这些的背景,就是技术对自然愈来愈大冲击,那就是,它搞乱或破坏自然的能力大增。

工业革命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以排放物和工业废料,增加了环境的污染,同时,为劳动人民和城市人口,增添了危害健康的因素。一般地说来,它扩大了来自人类的生态震波。但是,今天的生态危机,并不是十九世纪以来工业发展的直线的后果。它是在5060年代经济繁荣的架构中,质的跳跃的后果,这个跳跃的造成,是通过石油用途的大量增加和汽车工业的巨大发展,通过化学工业的发展,和它向人类活动每一部分的全面渗透,特别是以化学肥料和杀虫剂向农业的渗透。70年代以来,这个质的跳跃被官僚计划经济的危机所加强,因为官僚计划经济危机加剧了经济运转的不合理性。这个质的跳跃也特别猛烈地被“第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没有节制的、狂野的工业化结合所加强。

 

空气污染

最严重的空气污染性物质有:

1)             从矿物燃料(煤和石油)的燃烧而来的物质;这些主要是二氧化硫、碳的氧化物和氮化合物。

2)             致癌的有机物质,例如苯或者甲醛。

3)             重金属,例如汞、镉和铅。

4)             微小的石棉纤维和灰尘。

5)             氯化的碳氟化合物。

这些物质是依靠工业生产过程、车辆或者消费品而排放到空气中。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毫无控制、以及表面看来是无法控制的增长,已经使它成为二氧化硫和多氧化氮的主要来源,比私人和工业保暖设备所排放的,要多很多。发动机的燃料也是苯和铅的主要来源。甲醛、汞和石棉是工业污染性物质,但是它们也在普通的消费品和建筑材料中产生(甲醛和石棉),而且在电池中产生(汞)。

这些物质在空气中的集中程度,在城市要比在乡村大一千倍,空气污染已经在富有国家的大城市中变成一种瘟疫,而且在贫穷国家的大城市中已经呈现特别巨大和无政府的比例。它已经使城市中的呼吸器官疾病(儿童的哮吼(假白喉)、哮喘、支气管炎和肺癌)惊人地增加。

石棉已经在船厂和建筑工人中引致与癌症有关的极高死亡率。由于这些形态的癌症处于潜伏期,这个问题的真正严重程度只在未来的岁月中才能显出。石棉危险的发现,已经引致富有工业化国家大大地减少使用它;然而在“第三世界”,仍在增加使用它。

二氧化硫和多氧样化氮是引起酸雨的物质,对北半球温带区树林的逐渐破坏有很大的责任。

矿物燃料的燃烧和砍伐后的森林燃烧,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成分增加,极可能会使二十一世纪的气候恶化,造成地理的大变迁,使某些地区的经济有着灾祸性的后果(温室效应)。根据目前的趋势而得出的预测,这些气候变化,将会与到达地球表面的容易引起癌症的紫外线的增加,结合起来。这个增加,是由高气层中好几个污染性物质的积累,特别是氯化的碳氟化合物所引起的。这些物质主要是由喷雾罐和破裂的冰箱所排放。这些物质在初射出时是无害的,但当它们升入高气层,就触发化学反应,让较大比例的紫外线到达地球表面(臭氧层的破坏)。

 

水污染

地球上的水正被用来作为人类活动的副产品(家庭和工农业的副产品)的巨大废料堆积处。受到影响最严重的,是海洋、江河和湖泊,虽然河流和沿岸城市正渐增地造成海洋的污染。最严重的后果是,汞,镉等重金属的积累,加上极毒的有机化合物在沉积物中,而且,比较重要的是,在水的本身积累了脂肪物质、硝酸盐和磷酸盐,造成某些水中植物的无可控制的增长。当这些植物分解了,它们就吸收水中的氧,把它转变为在水生存的动物的大坟场。这样恶化的情况正在渐增地影响海洋,再加上从油井和油船所漏出的大量石油流入,以及有毒的、化学的和放射性的废料被倾倒,所造成直接污染,使海洋情况更加恶化。

除了水污染以外,还有土壤的污染。这是某种形式的空气和水污染的结果和原因。跟这个土壤污染有密切关系的,是农业方法受市场经济约束所造成的后果:密集耕种(滥用和依靠肥料及农药)、单元种植和不适合当地生态系统和气候条件等的作物。我们正面对着对全球土壤的大量破坏。这种对土壤的破坏,是污染、耗尽、枯竭和大量的侵蚀等等因素结合起来的效果。这个效果是与使“第三世界”五亿人民受饥饿的经济、社会因素分不开的。

 

森林的破坏

在关于生态危机的较戏剧性揭露中,对全球森林的破坏,由于它的后果严重程度,是一个特别使人困扰的因素。热带国家特别受到影响。在工业化国家,森林区的范围还是相对地稳定,虽然由于空气、土壤和水污染的危害性结合,森林也慢慢地死去。但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生态危机的特征,就是森林的破坏。在1980年至2000年之间,“第三世界”将会失去40%的森林地带。由于热带雨林的特殊性质(世界三分之一的植物,极端稀薄的表土),这个森林的破坏将会有可怕的后果。

1)在地方上,由于枯竭和侵蚀的相互作用结果,它会严重地加深农业危机和饥饿。

2)在全球规模上,砍伐后的树林的烧毁会加强温室效应。

 

工业的灾祸

人类活动的破坏性极大的后果,也可以在工业——例如在化学或核电厂——的大规模意外事故或这些事故的潜在风险上看出。

由于核子工业的可能负面后果和它的长期效应的特殊性和不可预测性,它是关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决定的特别惊人例子,特别是因为世界上也存在着可以替代的能源问题解决方法。

 

结论

这个生态危机结合起来的因素并不创造了使“传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边缘化的新重点。相反地,它们是相互交织的。

亚马逊区的破坏和巴西的依赖他人的城乡人民斗争之间的关系,或者喜马拉雅山森林的破坏、孟加拉国的社会力量的对比和该国的自然灾祸(洪水)之间的关系,都证明自然和政治之间的密切相互作用。生态危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继续存在的现象,发生着地区和局部的灾祸,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实例与可以逆转的损害的实例混合在一起——不管在近期或中期或在两、三百年(许多树木的年龄)。一切事情都依靠人类社会自觉的决定。

 

三、               环境危机的结构性原因

 

环境的破坏与污染,表现出人类在生物圈(指地球上生物可以生存的区域,包括陆地、水界和大气层)中合宜地组织社会生活的失败。正如前面关于全球环境情况的粗略大纲所显示,在过去几年中,这个失败不但增大,而且变得更清楚。在过去两个世纪,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全球社会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组织形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通过工资劳动的扩展和生活的所有部门加紧资本化,整个地球的人口已经渐增地依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环境情况的评价,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评价。

这也适用于世界上那些部分,它们经过了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或多或少紧张的解放斗争和革命以后,越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范围。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建立计划经济的一切企图,在实际上,仍然很大程度上依靠由帝国主义列强所决定的全球性的经济关系。通过全球性的市场、劳动分工和贸易关系,资本主义价值规律仍然影响东欧、东亚和古巴的中央计划经济。

然而,致使这些国家受到生态危机特别重大的打击,有许多原因。

资本主义生产,虽然它不能逃避自然规律,在某些方面,与自然及其发展过程,存有基本的矛盾。社会生产是多种过程的合成物——只在地球与宇宙其他部分的关系所定出的限度之内是由热力学的规律所决定的。根据这些规律,能量和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而只能改变它们的形式。还有,带来这些变化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而且依循能量和物质的普遍而任意的分配(热力学函数规律)。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自然界的组织渐增地被经济需要所扭曲变形。为了能够被组织起来生产商品,自然的组织比过去更甚地被分为微细的部分。价值规律的量的部分(劳动——时间——金钱的关系)压倒了所有其它东西。质的、“整体的”关系却不能进入这个方程式。

在这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是建基在尽可能短的、可逆转的过程上。投资的资本可以通过这些过程而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持续不断的重复,从资源中挤取最后的一滴。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重复,再加上它把渐增的分隔化当作经济“测量”的先决条件,就把上述热学函数提升得很快。这个矛盾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自然过程,强加一个异样的步调。现有资源的开发时间,不能与它们的自然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一样,而商品生产也不能注意它所遇到的社会生活的现有形式。维持生产、保护新的能源与运输路线所需要的领土扩张,不得不忽视自然环境、植物和动物聚居地。这种破坏式地发展的原因,因此不是资本主义的无理性,而正是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因此,社会民主党对“质的增长”的要求就在“利用逻辑”中缠住了:质的增长和价值规律是相互排拒的。

资本主义生产被现有环境日增的分隔化所决定;同时,其中的社会秩序、财产关系和权力关系却以日增的集中化为标志。今天,一群跨国公司决定地球的最偏僻角落的命运。资本主义的时空观念更加加强了:地球被分为成工业区、观光区、贸易区、原材料基地,等等。关心过去,和供应将来,都同样地缺乏。

资本主义的理性决定了个别资本的行动。但是,由于不同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整个制度才是不合理性的。发展生产、资源的经济利用、环境保护所需要的独创性,只存在于工厂大门之内。这就在所有那些“没有人”觉得有责任的地区,造成对大气层、水界和土壤环境有害的效果。竞争也导致周期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大量的能量和物质投资在买不出去的商品上。此外,市场也强加了像广告、有瘾性迷幻毒品和军火那样的产品,它们作为使用价值是多余的,但作为交换价值却产生极高利润。结果,竞争与争取利润和额外利润的斗争,就是连资本主义规则也认为不合法的行动的根源,那些行动包括忽视环境禁令,毒化产品,对产品试验马马虎虎,伪造物品的成分,非法地丢弃废料,等等。

在过去150年中,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已经在土壤、原材料、水,特别是大气层的结构和分配中,产生巨大的变化。这就证明,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热力学函数的增加,正在达到不再与地球和人类社会的继续存在协调一致的地步。在这同时,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却被阻碍,并遭受积极的对抗。

 

帝国主义中心的生态危机

在已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前存在的自然社会与历史的条件的“经济变态”正处在最先进的状态。生产的分隔化和同时发生的财产关系集中化,已经在这些国家中达到最高的水平。商品生产已经在整个社会中变成绝对的决定力量。在这同时,生产的社会过程更加分散,而财产关系——被生产资料拥有者之间的竞争保持在动态中——却更加集中。这就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引致同样的生态问题——这就证明,这些问题并不是“损坏”和“失败”的结果,而是这个制度的国际性的逻辑结果。

  由于工业区、贸易中心、购物中心、住宅区、游览或娱乐中心,以及行政区的兴建,经济已经发展到最后的平方厘米,使往返时间大为加长,虽然需要是没有什么改变。这个发展,再加上交通政策根据个人使用内燃机,已经在各大城市中造成过分依赖私家汽车,致使交通系统有完全打断的危险。

  集中化的财产关系,特别是在能源供应方面,已经引致一条朝向大规模矿物燃料或者核子发电厂的方针。这就意味着朝向一种能源供应,以致一方面对大气层和人类健康产生不良的结果,另方面也是完全违反对能量的经济使用。尽量销售能源的政策,是完全违反尽量减少热力学函数增加的政策。

  生产的日益分隔化,以及个别资本家的自我中心的逻辑,应该对废料问题负上主要责任。丢弃、存放、或者把生产不需要的东西烧成灰,变得愈来愈“划算”。堆积成山的废料,特别是对人体有害的废料,已经变成为资本主义版本的富足社会象征。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都体现了生产过程分隔化的后果。简单容易的生化过程和生化材料,都能带来极高的利润。这结果,一方面是物质的自然分配方面的巨大变化(产生了第二个“人造”性质),另方面则是,生物过程的加速、膨胀和日增的独立性,造成谁也不知道它们的潜在后果。

但是,这些基本的生态问题的后果是有名称的:自然景色的城市化和破坏,交通阻塞和私家车辆致使的空气污染,从化学工业来的有毒污染物和对化学工业的依赖,烧矿燃料的电力厂和原子能的放射性污染对大气层的破坏,堆积成山的废料。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倒转这个“错误的发展”。那就表示,对资源的小心使用变成唯一的行动指导。但是这样做法,却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相矛盾。假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资源可以像水、空气和土壤那样“自由地”使用,那末,它们主要是在没有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关系具有控制力的权威之下,被使用、浪费、变成有毒的东西。它们不仅仅在经济的意义上是“外在的因素”。但是,如果它们“连结”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那就是说,成为私人利润有关的对象,或者,换言之,如果它们以“经济数字表示”的话,那末,自然资源基本上供不应求,就只会被购买者体验到。销售它们的人就对扩张有基本的兴趣,而且会抗拒各种节省或经济的使用。

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同样地显示出,制度之内的改正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改正,要么就与广泛的社会计划和规定有关连,要么就建立在价值规律会分辨出“好的”(即是对环境有利的)利润和“坏的”利润这样的错误假定。但是,前者在目前资本主义要求解除政府规章的运动中只会受到排拒。因此,帝国主义国家被迫采取一条企图在事后修补的政策,这政策只能说是在附带触及的修补和遏制的措施方面,假如使用多孔过滤器和清理排气管和液体废料,宣称得到有限度的成功。

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也面对着逐渐扩大的保护环境,运动的挑战。在这些运动的压力下,若干条国家规章和指导原则则被通过了。虽然这些规章和指导原则在减少对环境有害的生产上有所贡献,但是,由于它们可以抑制抗议运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而言,花在这方面的钱也是值得的。

资本主义生产也使消费者符合它的形态。在这方面,个人行为是增加生态危机、阻止它的解决的一个因素。资产阶级思想的信条(“人民要对这个危机负责”)就是直接利用这个因素。但是,个人消费态度的改变,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上反生态环境的本性,只能有小小的影响。

 

附属国家的生态危机

联合国环境组织作了一个研究,得出了比较清醒的结论,那就是,“第三世界”的生态环境问题是贫穷的问题。这个贫穷不是命运弄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和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实包括在这个结论中,那就可说是完全正确了。虽然把这些事实倒转过来,而且把帝国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转变为“富足社会”,而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那是可能的;亚、非、拉三洲的附属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连,则是十分明显。对于这些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而言,生态环境和他们的生物圈的日益破坏,以及每日为生存的斗争,成为他们的直接和共同的经验。五亿以上的人营养极差;每年有四千万人死于饥饿或与饥饿关的疾病。将近二十亿人没有正规的食水供应,造成了每年二千五百万人的死亡。一百五十万人极端缺乏木柴——这常常是他们唯一的能源。在这些国家中,食物、水和燃料——人类生存的三种最重要条件——的供应,严重地失去平衡。根据联合国的计算,大约五亿人已经成为“生态环境的难民”,因为干旱、洪水、土壤侵蚀、农业输出品被替代和其他的“生态环境因素”,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所以,世界这些部分的生态危机,并不是“定时炸弹”或者“将来的”问题,而是现在的生存危机。

贫穷和生态危机的明确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以及帝国主义者所主宰的世界市场,已经使附属国家的生态变成为经济剥削的形式。这种形式的经济剥削,要比在帝国主义国家更直接、更野蛮。根据世界市场的指令和跨国公司的利益而在这些国家瓜分自然,是对历史发展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生活方式更大的违反。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所特有的“时空政权”,可以在基本上定性为:一个几乎是排除其他一切地以依靠帝国主义的经济活动中心需要为方针的基础机构。与这有密切关系的,是“原材料中心”、贸易区、旅游区和出口产品的种植园和草原的分配。对这些过程的受害人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以及对被忽略的乡村区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职能的替换,比在资本主义的中心进行非自愿的环境和人口的改变要大很多。

因此,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我们也能看出,“综合与不平衡发展规律”比附属国家所产生的致命后果。世界市场正把它对生态环境有破坏性的动力,它与自然的最高度发展的矛盾,输进世界最“落后的区域。而且,哪里的后果是无比地大,反对它们的力量是无比地弱。以下是这个发展的几个机构上的特征。

为了世界市场而对原材料(矿物、木材、棉花、橡胶等等)的直接开采,而且在同时又通过交通路线、铁路、电力厂等而发展土地。

通过严重地清除森林土地转变为出口生产的农田或牧场。其特点是对人造肥料和杀虫剂的高度依靠,以及由这些化学物所造成的污染。

以上这两种过程都使土地问题成为大多数依赖性国家的最迫切问题。农村人口正被迫迁移到无法长期安居和从事农业的土地区域。他们不得不砍伐丛林区域,以及使用加速土地破坏和土壤侵蚀的耕作方法。树木被砍光的山坡,烧光的热带雨林区,在干旱和洪涝地区的居住,以及肥沃土壤层的流失,所有这些都会引致长期的气候变化、饥荒和“自然灾祸”。

由特别的经济结构和土地问题所带来的扩大城市化。根据联合国的估计,附属国家的城市扩张速度要比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快三倍。

在这些城市中可以发现,我们所熟悉的生态问题,占有更大比例,对自然和人体的破坏性更大。从汽车和家用燃料而来的空气污染,尖锐地威胁人体的健康。食水供应和污水处理系统的性质,是附属国家城市的第二个大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垃圾的处理。在亚拉三洲的大多数城市中,垃圾不是堆积在垃圾堆上,就是在露天烧毁。

对于附属国家的大部分人口,能源供应是一个基本的生存问题。一百五十万人光是为了寻找木柴(或其他可燃烧的物质如粪便、垃圾等)每年所花的劳动时间,已经增加了许多倍,在有的情况中,每年要花190300工作日。在许多地方,所有树林区,特别是在市镇的郊区,也在许多其他地区,树林都被砍光,主要是因为缺乏燃料。

被人提得最多的附属国家的问题,就是欠帝国主义的银行和政府的债款。这个问题对生态危机的影响,就是更加倾向于输出产品,人民更贫穷和大量逃离乡村区域。在这同时,没有钱来进行水土保持的工作。所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使人民和自然为了债务危机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就相等于帝国主义公司所长期推行的一连串破坏自然环境和其他生态环境的直接行动。例如,危险的生产线(特别是在化学工业方面)时常被转移到附属国家,因为那里的劳动便宜,环境又可以随便污染。帝国主义国家经常把有毒和放射性的废料送到附属国家。

大多数附属国家的政府对生态危机束手无策,他们对帝国主义利益的依附,以及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就是增加经济的依赖,加深生态环境的危机。甚至某些国际性的援助计划(消除饥荒,解救环境灾祸,或者最近的以局部取消债务来换取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的建议),都以变成附属国家统治层精英额外收入的受欢迎来源而告终。

没有不受帝国主义干涉的独立,则在附属国家解决生态危机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以用用和债务来“购买”现代化的形式,作为解决最迫切社会问题的方法,不但已经证明失败,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弄坏了试图解决的问题,对环境的后果已经变得更坏。贫穷的经济依赖,逼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做出对生态环境有高度破坏性的行为。这些行为却代表他们在目前情况下得以生存的唯一机会。为了要成功建立起应选择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帝国主义的“不断”革命的过程,一定要开始处理生态环境的问题,而且要把它们与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纲领联系起来。

 

过度社会的生态危机

自从戈尔巴乔夫一派在苏联掌权以来,过度社会的政治转变的浪潮,已经使人清楚地看出,官僚中央计划经济下的生态环境情况,不比其他地方好多少。至少在空气、水及土壤污染和城市中心的问题方面,情况要比帝国主义中心更坏。

造成这种情况的理由,就是这些社会只能局部地克服资本主义价值规律以及所伴随的、它对生产所施加的客观压力。在数目相当多的主要生产部门,存在着对资本主义和世界市场无法打破的依赖。以输出为目的的经济所的经济数量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再加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技术的依赖,也已经导致对这些国家生态环境的破坏,其破坏程度,甚至可与附属国家的情况相比

在这同时,相当多的自然和社会资源不得不直接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防卫设备上。从丘吉尔所说的必须布尔塞维克婴孩扼死在“摇篮里”,到美国政府关于在尼加拉瓜进行“反革命”战争的公告所说的“砍掉苏维埃鸡的头”,需要推行集中化的军事防卫,已经对过度社会的发展,对他们的生产方针,产生决定性影响。

所有目前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都是在经济发展不足的条件下,或者甚至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开始发展的。他们的“社会主义”只是需要的分配。随着他们的推翻帝国主义权力的失败,它们的困难日增。“为生产而斗争”,在对生态目标——假定这些目标受到承认——关心不足的情况下,对经济结果作短期的改进,就决定了这些社会开始发展的条件。

因此,说资本主义生产也应该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负要责任,也不过分。

过度社会生态危机的几个原因,不得不也要从这些社会的特殊结构,官僚层的建立中去寻找。这个官僚层,不但为他自己的私人消费和享受,侵吞了相当大部分的社会剩余产品,而且利用一个无所不在的镇压机构,和一种歪曲社会主义理想的意识形态,来保持它的独霸权。从建立之日开始,第四国际已经分析、批评这些决定过度社会的制度的关系。今天,紧跟随着斯大林主义存的危机,他们正为世界人民所知,而且正让人民首次得知真正的情况。

计划经济是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制度的企图:它的劳动直接有社会的性质,与资本主义以市场决定劳动的可用性(即“可卖性”)不同,非资本主义社会试图先决定社会需要,然后根据这些需要来计划生产。只有在人民不同需要和兴趣,在民决定的过程中,一起考虑计划,这种方法才有成功的希望。这问题变成为在整个社会中客观地分配现有缺乏的东西时,对民主的需要就更为迫切了。但是,过度社会的官僚化却有系统地减少民主。在由上面所支配的中央计划中,人民的各种社会、民族、文化和经济的需要,是被强制地成为一律的。这种计划的基本特点,必定由纯粹数量上的标准和增长率所组成,因为所有在质方面的特点都与民主一起被埋葬。因此,过度社会之朝向生产数量增加的倾向,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大多,这种倾向,完全是由政府或党的命令所发动,而且由镇压手段所强制执行。在这样的计划中,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只发生在数量的术语上(污清理厂的数目,过滤器的数目、预算的消费量,等等)。这样的计划,在本质上就充满了错误和巨大缺点,而且会浪费很多资源。这些错误、缺点和浪费,只当“高层”在事后注意到,才会发现。

排除人民群众在社会计划之外,以及建立镇压的、等级的权力结构,只会导致人民对生产的疏离和异化。对社会财产的兴趣减少了甚至被压制下去了。

在这同时,虚伪和欺骗的制度发展起来了。在这种制度,“实现计划”是以纯粹虚假的方法,难以数清的诡计和欺诈来“完成”的。这种虚假的计划实现和幻影经济的制度,是巨大的浪费资源和随意地忽视生态关系的原因。

计划的个别部分也是由各种官僚集团所支配的,因此产生了苏联及其它有关国家所特有的好大喜功。一件工程愈大、愈集中化、以及愈能吸引全球的人的注意(例如,西伯利亚的河流改道工程),它就愈能显示官僚层的权力。掌管环保的官僚从70年代以来已经存在了,但是他们是没有影响力的,只是一个事后放在行政机构内的小部门而已。这些官僚根本没有办滋生出保护生态环境的兴趣。东德的褐煤矿及苏联的灌溉工程,都是计划失败的后果和整批土地被破坏的例子。

官僚层的意识形态竭力鼓吹对进步的应尽乐观主义和信念。这种在意识形态死板规定的、本末倒置的“社会主义”的后果,就是它的对立面(即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在群众心中的国际化。对这点的回答,就是承诺“两种制度进行竞争”,或者“赶上”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对生态有害的消费和近代化模式被重新提出,而且被采纳为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目标,因此,结果就决定了中央计划的形式。

甚至当另外一种把环境考虑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模式也存在的时候,它们也在行动方面受到反对压制和打消。每一种形式的反对,不管是以什么问题为中心,都是官僚统治的威胁。官僚层所能接受的唯一模式,是那些以自然资源的数量化为基础的模式(那就是,对保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模式相似的模式)。但是,这些模式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森林、空气、自然环境等价值的数量化,要么是太武断了,要么具有这样的“动力”,以致无法适合官僚层的严格计划。

因此,斯大林主义官僚们,对于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力推广到超越客观所必需的程度,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整个社会的模式,把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的”特权和专制主义,与要建立比资本主义更成功的东西的诺言,结合起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却到有系统阻碍。

只有在今天,经过了官僚化社会打开民主缺口,以及他们的深刻的危机,保护生态的团体和社会主义反对党才得以崛起,而且显示出在民主计划经济和自管理的制度下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在与资本主义在群众心中秘密培养出来的“有利点”对抗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得到机会,则是渐增地——也可说是悲剧地——明显了。

 

四、       生态保护与工人运动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著作中好几个主要地方,讨论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就对这个关系了以下的总结: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中译文直接引自人民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页)

“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这个公式化的表述,被【他们】视为空洞的“资产阶级句子”,根本不应该放在社会主义纲领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文明角色”作锋利的分析时,这样说:

资本主义生产因此只发展了生产的社会过程的技术和结合,而且在同时,破坏一切财富的源泉,那就是地球和工人(转译自《马恩全集》德文版第23卷,第529页的英译文)

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否认,甚至马克思主义经典也显示出对事物的“过分乐观”观点。我们至少会偶尔觉察到这样的观念:通过自然科学的发展,大部分环境问题会被消除。

自然科学在这个世纪的巨大进步,已经使我们至少能够逐渐地认识到我们最正常生产活动的长远后果,以及如何去控制它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马恩全集》德文版第20卷,第453页)。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一般说来想得很周到的立场,却逐渐地被工人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改良主义所埋葬。正当改良主义一步步地融入资产阶级社会而且接受后者的中心机构(国家、军队、法律等等)时,它也逐步采纳了那些唯生产力的模式,那些马克思所批评的“资产阶级用语”。由社会民主党人占主导地位的德国金属工人协会在十九世纪末期所发表一篇有力的文告中,曾经如此肯定地说出:

技术发展愈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会愈快达到如此地步,致使它自己不可能,而且不得不被更高的生产形势所代替。

苏联早期领导人作政治转圜的客观余地无疑是很有限的。内战激烈进行,帝国主义列强在军事上横加干涉,国家经济濒临破产。国内到处发生饥荒和缺乏甚至最基本的物品。因此,快速发展生产成为必需的事,因为革命的命运依靠它。德国革命的胜利就会开启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可是,苏联仍然是孤立的。

生产力的增加主要是通过传统方法(对工作人员用铁的纪律,工厂管理人员拥有独裁权力,竞争,计件工资制,泰罗制——残酷榨取工人血汗的制度)。对于客观的困难和情势的压力,一般都是不太重视。这是从必要中得到的效力。列宁清醒认识资产阶级进步的矛盾心理。他对资产阶级技术生产的矛盾性质的了解,却在斯大林时代完全消失。对生产力的偶像崇拜,达到荒诞不经的高潮,对人的胡乱的过度掠夺(斯达哈若夫运动),对自然的胡乱的过分利用(例如改换西伯利亚的河道)变成正规化。

到今天为止,社会主义革命尚不能在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这个事实,以及因此而需要发展生产力、弥补战争破坏和限制饥灾及贫穷等事实,都成为一种重要因素,难以进一步质疑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

怪不得,在政治上被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冷战和“经济奇迹”所削弱的工人阶级,没有花时间去质疑历史所给予的生产模式。因此,针对把“自然界当作随意拿取东西的超级市场”这个观念的后果提出警告的,却是科学家、小团体、地方运动、罗马俱乐部等等,那就是工人运动以外的人士和组织。这些批评者的一般政治立场时常很混乱,甚至有点反动,因此使工人运动的传统领导更容易谴责他们,而且把他们当作“疯子”,一笔勾销。

因此,只有等到反核运动到来,传统领导层才面对那些超越他们控制的广大进步力量。

生态灾祸的继续重现,环保运动的增长和(局部)成功,以及政治组织(绿党)的形成等等,(加上资产阶级阵营的分化),都导致工人运动产生各种立场。除了孤立的革命团体(它们把目前社会对自然界的关系进行基本分析,而且从分析中演绎出要与现有政治、社会和技术条件的架构“决裂”以外,我们可以在工人运动中看出三个主要派系:

“石墙派”,即是继续如常地、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派系。可是,由于灾祸性的生态发展,这个派系不得不要对他的立场做出某些改变。因此,他们今天要求订立汽车排气标准、催化式排气净化器、国家规章等等。他们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短视看法,只同意环境的“修改”,特别是可以从中赚钱的时候。

疾书专家派系。这个派系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可以通过科技来解决。事实上,这时常意味着把问题推给别人,而没有解释许多问题,例如,大量已用过的过滤器、从污水处理工程而来的污泥,以及其他的“残渣”应该如何处理。德国社民党的格洛兹宁愿与资本的“管子尾端技术”派合作。“传统左派、技术精英和有志发展的资本家少数有思想的人之间的联盟”应该会导向“对社会有的创见”。他特别反对质疑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第三个派系也许可以称为“生态环境改良派”。这一派也不太愿意谈论财产关系。资本主义被可耻地描述为“工业社会”,被他们再一次清除掉它的“过分”,这一次是有关他违反生态环境的罪恶。德国社民党的“基本价值委员会”的前任会长埃普勒就这样说过:

社民党的任务,应该比过去更需要推行一项对工业社会作民主、人道和生态环境改进的新改良政策。

从正面来看,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好几个国家中,整个工运动,或者至少是它们中相当大的少数派,反对“和平”核动力(意大利的CGIL工会、英国的NUM工会等),以及其他方面的生态问题显示出渐增的关注(巴西的CUT工会、西德的IG Metall工会等)。

苏联目前的改革开放政策正为生态问题创出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它有更大的控制余地,更多的生态的主动和抗议运动。另一方面,强制引进“市场经济”,却使利润动机占上风,而不重视货品的使用价值。

 

五、       生态运动的成就与局限性

 

由于生态运动在环保问题方面带来了深远的思想改变,它的基本成就,就是认识到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界的意义。对自然界的破坏已经达到威胁全人类的程度。在这里——正像防止全球核战争的问题一样——也是“全人类生存的问题”。但是,与核子破坏相比,这时常是“新闻”,因为他的情况愈来愈坏,他的表现愈来愈清楚:气候变化、地中海和北海的生态不平衡等等。

但是,辩证地来看,这个基本的成就同时也是基本的局限:承认这些问题对全人类的重要性,却同时企图以阶级合作方法来解决问题,避免使用适当的斗争方法(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

生态运动的另一个收获,是质疑“进步”这个意念。这也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分析中的一个弱点:我们不再能够谈及生产力的正面发展。在资本主义初期,生产力的确是正面发展,只受到资本主义占领范围的限制,或者只对无产阶级不利。由于资本主义已经“残存到”比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历史时期还要长,他正开始渐增地把生产力转变为破坏力,以消除他们对生产关系的“爆炸力”。这也表示,它们不能够只被“释放”: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被用于谋求大众的福利;而且表示,需要有一个批判性的选择。这不单是理论的问题。对于斯大林官僚层的“超越资本主义”的计划而言,这也是实际的问题。

此外,生产的物质方面(使用价值)和劳动的异化第一次有了更详细的分析。对生产的物质方面的分析,是要找出那些产品在生态方面和社会方面是符合需要的。对劳动异化的分析,是对生产线上工作的盲目孤立或者更小、更“广泛的”单位,作一选择。可是,辩证地来说,这些成就也有负的方面,因为它们排斥“大规模工业”即是排斥“经济增长”,而且有倒退到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反动愿望。

当生态运动经过1968年的高潮,开始回落以后,就把“空想的”尺度带回政治中。它开始专心讨论如何对社会制度进行基本的改变,以及不同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上面提过的关于产品的使用价值的讨论中,它注意到生产应该对社会有用的观念,发展出新的社会空想,而且宣传具体的“改变计划”。

但是,由于他们不大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这些空想的方案都不能广泛应用的。因此,生态运动中的这些空想主义者,因为没有自觉地宣扬反资本主义的立场,所以天生就有堕入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的倾向(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一样)。

生态运动的无可否认的成就,过去是(而且在今天还是,不过只是有限的)动员和至少局部地激进化广大群众,特别是在西方工人阶级在今天或者过去都还是采取守势、阶级斗争没有全面发展起来的时候。在奥地利、瑞士和西德等国家,大规模示威游行、封锁、占领等具体而英勇的斗争形式的发展,以及群众请愿、行动日和全民投票等政治形式的使用,是与生态斗争的发展紧密连接的。虽然阶级斗争方面继续平静,在生态斗争方面仍然有一些成果(例如奥地利成功地举行反核动力的全民投票)。这些成果,对这些国家的抵抗文化一般地有正面影响。在大型示威游行时,这些成果也加强了激进的左派。

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动员却在大多数情况中也将其矛头针对传统的工人运动,因为这些工人运动趋向于与资本站在一起,维护破坏生态的方案。所以,与工人运动的组织分离,甚至仇视他们,是这些动员的主要弱点和局限性。

在许多国家中,生态运动推使众多改革得到通过。这些改革,都有助于局部减慢爆炸性地增加环境破坏的速度。这从几乎完全停止兴建新核电厂、减少个别的化学品(卤化碳气化合物、肥料等)、订立汽车和工厂的排出废气标准等,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工业已日增地发展起来。甚至资产阶级政党也提出和争取实现生态改革的要求。在这方面,一部分是生态运动低估了资本主义同化反对力量的能力,因此犯了相信危机会“自动”发展的旧错误。

可是,虽然有了这些改革和生态环境工业,对全球环境的损害,仍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大。海洋的污染、热带森林的破坏、臭氧层的破坏,都明显地表示,改革顶多不过是轻微减慢我们之走向全球大灾祸而已。从这个远景来看,生态破坏的程度已经达到无可改良的地步,而需要对我们社会作基本的改变了。

一部分生态运动,已经联合了部分的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组织起政党来。他们已经认识到需要找出影响全社会的解决方法,所以他们的组织已经超过了委员会的水平。另一方面,绿党(虽然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也清楚显示出生态运动的基本局限性:部分的原因是他们把自己看成为“没有阶级区分”,因此就没有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观念,所以就几乎没有与工会接触。由于内容和社会构成方面的局限性,就决定了生态运动的范围。由于它既没有全面的革命纲领,又没有把自己建基在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上面,它就根本不能达到成为革命运动、成为能够代替、或者至少能够继承工人阶级力量的目的。不过,除了为数极少的明确的资产阶级或反动的团体之外,它仍然是革命者在反对资本主义利润制度的全球斗争中一个重要的盟友。

 

六、       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生态危机

 

人类社会的生存基础,受到现在众所周知的资本主义生产对气候、空气、水和土壤质素的破坏,已经达到新的水平。理由如下:

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它只能被看成为资本主义竞争逻辑之内的共同罪恶。

生态危机的起源,一要从历史上去找,一是几个个别因素综合发展的结果,那就是说,它的时间的和生理的起源是很难明确决定。克服生态危机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投资。这里所需的时间和投资的数量,会使所有关于资产阶级的输出循环的观念完全不能实行。

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只能在较小程度上被推使为生态危机付钱——与典型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社会罪恶、甚至军事冲突的后果相比较。即使如此,我们必须了解,特别是在依赖的国家中,生态危机的后果,首先而且主要地必定由穷人和被压迫阶级负担;由于社会、经济和生态危机的综合效果,这更会如此。

对生态危机的增加的认识,以及因此而来的,从70年代初到现时生态运动的出现,已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心观念之一的大攻击,那就是,对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会使“大家都能进步”的观念,对不断征服自然界是件好事的观念,以及对所有与之有关的问题都能完满解决的观念,进行大规模攻击。

即使对生态破坏的批评以及对有害环境的个别方案的群众抗议都很少直接攻击资本主义制度,广大的群众却开始对资产阶级的进步观念不予信任。他们开始寻求社会发展新模式和“新的思想方法”。后者很快吸引了大群科学家和专家。

资产阶级政府以平常所熟识的压制手段来对付抗议和群众动员;面对着思想的挑战,资产阶级在70年代对于生态破坏的思想了一连串现代化的企图。第一个受国际人士注意的企图,是1972年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个报告详细叙述了日增的生态破坏,要求对人口增长、原材料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国际性的政策协调。在这份题目为《增长的限》的报告以后,有一连串同样的研究,其中最出名的是对美国卡特总统的《2000年的地球报告》。这个报告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资产阶级科学和思想开始谈到生态环境,而且开始辩论预测与要求。另一方面:这个报告对世界前途,产生更悲观的观念,因此越发刺激生态运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秩序失去了它的优越和不可改变的形象,它的功能开始受到从内到外的质疑。同时,这些研究报告的实际政治后果是,对经济的全球计划和政治管制的要求编目分类。这就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管制、经济自由主义和那时正在世界各大肆推广的撤销政治管制的企图,发生尖锐矛盾。

到了80年代中期,资产阶级需要在生态政治上发动第二次攻势。这一次攻势才能够应主要是在实际政治方面的矛盾。关于这点的表现,可以从联合国大会在1988年通过的(题目为《我们的共同前途》)勃朗特报告中看到。这已完全由资产阶级自觉决定,而且断然主张,虽然有了资本主义污染环境的不幸事实,必要的补救措施还是可以制订出来的。这个报告要求更能注意到环境问题的全球发展的形式。它所提出的解决危机方法,包括修补、限制有毒物质的生产,限制继续破坏自然资源,以及研制新的“软的”技术。这也明显地被看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那就是跨国公司可以从它那里得到好的利润,因此被认为是进一步的、平衡的、“持续增长”的因素。

许多资产阶级政府明确地欢迎勃朗特报告。社会主义国际(第二国际)的政党们特别感到他们的姿态,因许多社会民主观念(环境保护作为未来迅速发展行业、更多约束条约、国家重建计划等)包括在报告中,得到证实。从生态观点来看,报告所建议的修补是非常有限的。报告连最大的问题(保护雨林、南极、核能的使用)也没有提出激进的解决方法。

现今实际的生态政策,是每个资产阶级政府工作的一个基本部分。这通常是由建立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限制所组成。在这上面,还有处理过去生产的危害物和逐步减低其上限的计划,这些就是国际协定的主题。但是,这样的政策只是别无他法以后的拼凑物——从生态环点来看,总是不充分,而且远远落于真正的破坏水平之后。但是,愈来愈重要的,倒是声称代表某些形式的“生态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纲领。企图让资本主义经济自动朝向实际的生态保持,到现在为止,还只是理论。保守的经济理论家(特别是在美国和西德)正在宣扬一个对生态友善的市场经济念。他们的方法就是引进证券,容许持有人制造一定分量的污染。这些证券就可以像股票一样进行买卖。他们的价格因此就用来调节环境的保护。在过去,“免费的”自然界也可以被“利用”,而且会在公司的账目中出现。

保守的和改良主义的政客都主张征收环境税。对能源、空气、水、重要的原材料征收使用的用意,是鼓励节省。可是如果不干涉价格政策(因而增加国家管制)的话,这些税将会是对大众收入征税,政客常常会不顾后果。

同样是纸上谈兵的,是社会民主党所建议的促进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的计划。这些计划是要通过国家利用新技术来发展和重建生态环境。利用环境保护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浪潮的动力,仍然是一个幻想,即使这些政策在反对取消政府管制的保守分子和反对公司的短期和中期的利益方面,有某些进展。

此外,在资产阶级国家的环境政策方面,穷国是和富国不同的。过去十年,帝国主义国家至少曾经控制了一些较厉害的污染和破坏,但是,较穷的国家,由于缺少基金——以及个别的公司从对环境的损害中获得利润——不能够采取最基本最必须的步骤。

 

七、       生态运动中的政治组织

 

生态运动的纯粹专门活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愈来愈多的国家有绿色组织或政党。在西欧,他们在像西德、奥地利、瑞典、意大利和葡萄牙那样不同国家的议会中有代表。在依赖国家(例如巴西和土耳其)和在过渡社会(东德、匈牙利、捷克),也有绿党。

绿色组织和政党的出现,不能充分地以逼近的或未来的生态危险来解释。对他们起源的分析至少必须包含以下的因素:

工会运动的传统领导层一般地缺乏远景(特别是面对渐增的危险时),以及他们的继续不肯正视事物,不但是在生态问题上。

西欧在1968年以后缺乏革命的突破,激进左派的破碎和激进政治一般的衰退;东欧反对派运动的长期受镇压和“精疲力竭”。

我们自己的政治错误和我们不能在许多国家成为激进左派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力量。

只存在着互不相的“运动”,是不足够的;需要有另一个全面的政治出路(但不是对不同的运动的自主权提出疑问)。

把绿色政治的不同方面包括在一起,是错误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特殊个性,不同的国家起源、政治文化、具体的历史起源。他们的倾向则从强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改良主义团体,一直到左派出路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派系。我们可以一般地说:

他们企图在政治上组织起比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传统领导层还要左的团体。

虽然他们时常有高达75%的工资工人的社会构成,他们并没有认为自己是工人运动的一部分。

部分因为对“老的”工人运动有反感,他们的思想时常很混乱(“我们不右也不左”,以及从“小就是美”理论那里借来很多东西)。

虽然时常以一个零散的、以生态问题为中心参考点的选举纲领为出发点,但是一旦被选进议会,绿党分子时常对许多其它问题(例如,社会政策、军备竞赛、“第三世界”等)采取批判的立场。

在大多情况下,绿党的议会党团窒息了整个党的活动。这做法只会有利于把“运动”的局部革命立场变成议会的琐碎事情的倾向。

在这方面,绿党几乎是过渡现象的典型例子。由于他们是在工人运动的普遍危机时期中兴起的,他们一直到今天还是不能够和不愿意把无产阶级看成为社会变化的决定性的担当者。因此,他们的行动的特征,就是对某些区域的社会不平等的正确的批评与幻想的“改良”战略相结合。譬如,在西德绿党日常政治行动中,主要的着重点,仅是改良,不是基本的社会改变:他们渐增地陷入议会代表制的机构之中,而且,愈来愈不注议会外的动员,因此得出一个“代替主义”的政治观念。毫无批判地保持这个倾向,就导使绿党完全失去他们的乌托邦因素,而且使他们走上另一个“改良主义政党”的道路。

无疑地,绿党迟早会面对“显示他们本色”的必要性,那就是面对着要作出不含糊阶级立场的尖锐局势。但是,推测这种局势何时发生,他们可能采取的路线以及绿党的决定会改变他们的性质到什么程度,是没有用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判断政治舞台人物,并不是主要看他们说些什么、他们的政纲是是什么,或者他们怎样看自己,而是看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真正作用。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这样说:绿色政党和组织的出现,尚没有退步的影响,反而在许多情况中增加了左派的转圜余地。

我们的基本立场仍然是:我们不能跨过传统工人政党而走捷径,因此,联合阵线仍然是有效的方法。在一整批国家中,只有社民党和共产党发生分裂,以及阶级斗争的派系从工会中出现的时候,有强大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才会出现。

在西欧目前的阶级斗争水平和政治分化的情况下,以上的过程尚没有在任何国家直接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在某些国家却出现了绿色抗议运动和政党,不但吸引到大量选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居然能够把社会上大多数有批判能力的人组织起来。所以,我们应该制一个积极朝向他们的政治方针:联合行动,讨论他们的理论观点,等等。每个支部应该具体考虑:参加他们的组织、从里面鼓励进化的过程,是不是有用的选择。

 

八、       第四国际与环境危机

 

第四章中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对资本主义中的生态环境作出激进的批评。可是,这个问题没有在早期的第四国际中占据显着的地位,正像在工人运动的大多数力量中一样。譬如,你在第四国际的建党纲领、1938年的过渡纲领上,就不见提及这个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充分知道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空气与水的污染,但是,他们把它看成为爆炸性的、不人道制度的许多破坏性后果之一,不把它看成为正在破坏地球基本生存条件的全球性现象。

这个态度在70年代初改变了,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破坏的倾向变成大众讨论的题目,甚至受到资产阶级想家的注意。在这同时,我们的同志所写的文章和研究报告出现了。

反对原子能的群众运动的出现,特别在日本、西欧和美国,给工人运动的政党重大的考验。几乎每个国际的支部都参与这个群众运动,但是,当这个运动衰退时,有少数几个支部成功地巩固了它们对生态问题的工作。

国际的过去几次世界大会都讨论了这些运动的经验。虽然第十次世界大会决议案没有提到生态问题,1979年的十一大却有了改变。这里,反核能的斗争被看成为“工人阶级生存的问题”,所以国际及其支部的任务是“以吸引产业工人阶级加入斗争来增强这个运动”。1985年的十二大更加精心阐述这些立场。它的几个决议案对世界革命的三个部门作了比较彻底的分析,而主要的决议案则要求国际及其支部“渐增地在宣传和一般活动中提出生态环境问题”,而且“与生态运动采取联合行动”。

今天,第四国际认为生态的破坏是人类所面对的最尖锐危害之一,是罗莎·卢森堡的出名的说法“社会主义或是野蛮主义”的一个当代版本。国际把争取工人运动及其组织到反对破坏地球的斗争的工作,看成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他希望为生态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联合行动作示范,不但反对各种形式的环境破坏,而且反对散播它的制度。国际希望参加生态运动的讨论,打破对“干净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的普遍幻想。国际也在许多国家参加当前的斗争,例如在巴西反对雨林的破坏,或者在墨西哥反对拉果纳·维达核电厂的兴建。西欧的一些支部对于在绿党内建立社会主义出贡献,其它支部则在生态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第四国际的分析中,生态问题被看成为目前重组工人运动所注意的主要问题之一。

所有这些并不表示,把这个“新问题”融入我们运动的工作中的时候,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许多同志继续把生态危机看成为资本主义的许多矛盾之一。认为这些矛盾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他们看不出争取工人阶级生存的斗争、反对非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斗争与反对争威胁的斗争之间的密切联系。大多数支部只当其他社会力量把环境问题搞成大标题时,才进行这个工作。在产业工人阶级中的基地的扩大,可能已使某些支部更容易受到改良主义的思想压力,包括有系统地忽略重要的问题、存在的重要性——一种发生在低的斗争水平、难以接受的改良主义。

这个现象的结果是,国际内部的讨论发展很慢。其它的流派和个人曾经考察社会主义和生态问题很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却几乎一直沉默。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作出特别的努力,把它们的方法应用在这些问题上。光是提起几个生态批判的因素,而把它们涂上“红色”,是不可能的。

第四国际不但要参与制订具体的生态政策的讨论,而且要采取激励群众活动的政治和组织步骤。因为,只有群众动员,目前情况才能改变,工人阶级才能变为社会转变的推动人,一个“自为”的阶级。

 

九、       行动纲领

 

全球有很多个反对过度剥削和损害自然的运动。第四国际支持或者参与这些运动——有时保持批评的态度,因为有些生态运动分子的一般政治观念时常是混乱的。生态运动的经验证明,只有广大的动员和群众抗议,才能达到普遍的了解和真正的变化。因此,第四国际的目标是使工人组织参加这些斗争,成为它的主要工作之一。危害工人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冲突,能够与其他斗争在一起,提供联合行动的机会。

我们主张:生态运动应该充分独立于资产阶级国家和过度社会的官僚层。我们在这些运动之内工作,但是不要操纵它们。更有甚者,我们相信,由于光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都不能是对付自然资源威胁的保证,所以,即使在自由的和多元的社会主义中,生态运动,像妇女运动一样,必须继续脱离政党和国家机构而自治。

在与生态运动团结一致而且成为它们的会员时,我们首先希望强调两点:第一,即使是相当小的改良生态的企图,也会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或者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统治发生冲突。它不是把社会转变的观念人工地移植到激进的生态批判上去,而是了解到他代表的逻辑后果。第二,把生态批判付之实施,需要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由于它的客观地位,就具有潜力,能够建立一个不对人类和自然界进行剥削的社会。工人阶级应当把自己看成为保护自然环境的斗士。我们要为建立生态运动和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而战斗。

以下是一些最急迫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纲要。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代表着人类的生死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国际协调的行动。这就是我们要集中资源的地方(例如透过我们运动的跨国架构)以鼓吹我们的抉择,令这种抉择像我们的信念一样,定能变成现实。

 

要求:

与产生饥饿和贫穷的依赖国家农产品输出计划的剥削制度彻底决裂。

立刻禁止整个核动力循环。

立刻禁止有毒和危险的物质如氯化合物和石棉的生产使用。

反对对南极洲经济性的掠夺。

反对热带雨林的破坏,反对对工业化国家森林的致命污染。

停止所有在工业化国家破坏土壤的农业措施。

制止将料倒入海洋、河流和湖泊。

阻止像(巴西的)卡拉和(印度的)沙洛凡那样危险的——而且在“第三世界”屠杀亚马逊印第安人那样灭绝种族的——核电厂计划。

禁止所有有害废料的运输,禁止把有害身体的生产过程转移到依赖国家。

 

我们所选择的解决方法:

在依赖国家建立主要是朝向使人民获得基本必需品的农业制度。

生产民用而不是军用的物品。

不要过分利用可再生的能源,要妥善地、有计划地使用能源;发展其他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源,等等。

耕作方法要考虑到保护生态环境。

发展公共运输系统,特别是地方运输和铁路,不要发展私人的、个人的运输系统。

过滤器和污水处理工程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基本的工业转变,禁止从开始就污染环境。

推行再循环和彻底避免废料的政策。

 

如何使我们的抉择付之实

在依赖国家彻底推行土地改革。

完全取消依赖国家和过度社会的债务。

由生态和工人运动同进步科学家发展可供选择的能源计划。

取消只为掩饰例如氯化氟碳化合物的散发水平的商业秘密:强制引进详细记录与生产有关的物质的法律,人民有权观看这些记录。

订立新的公共工程计划,以转变生产。

通过工人管制生产来建立“生态环境双重政权”;工作大军应该有权否决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有害的生产。

把经济的主要部门转移为在工人、消费者和生态运动控制下的公共财产。

以满足需要、不是满足利润或者官僚统治的原则为基础,建立对生态环境无害的生产。

争取建立自由、民主、多元化、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

 

【译自《国际马克思主义评论》1991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