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窮人吃下污染!』
--論資本主義與世界環境

廖化編譯

  九年前,八四年十一月三日,位於印度玻帕爾的聯合碳化物公司的除蟲劑工廠洩漏毒氣,使當地二千五百名居民集體死亡,雞犬牛羊無一倖免。這悲劇發生後,引發起世界各地人民對發達國家將公害輸往第三世界的關注。但至今,情況並沒有改變。發達國家每年向第三世界輸出的有毒廢料達二千萬噸。在一九八七年,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工業廢料(充滿有害毒物)被棄於機內亞及海地。在一九八八年,意大利把四千噸化學廢料扱到尼日利亞,毒害了當地泥土及地下水。

  這種令人髮指的行徑,為什麼反覆出現呢﹖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生產出這些廢料的資本家為了多掙利潤而不惜以鄰為壑。但是,更可恥的是,一些經濟學家卻進一步把這種自私行為理論化,合理化。

污染經濟學

  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森瑪士(Lawrance Summers)就在兩年前寫了一份備忘錄給他的同事為上述做法辯護。他這個意見給九二年二月的《經濟學人》發表了。森馬士提出三個理由,去支持世界銀行之鼓勵高污染工業遷移往欠發達國家的做法。

  他認為應當把先進國的污染工業及廢料轉移到落後國家,因為這樣符合經濟效益。第一,污染成本,應根據由此提高了的發病率及死亡率,而造成的收入損失來計算。既然落後國家的工資低很多,那麼,把污染輸出落後國,即使造成疾病與死亡,其成本也很低,所以符合經濟效益。
  第二,第三世界的污染程度雖然很低,但是經濟發展水平也很低。這樣一種低污染,實際上也是低效率。要提高效率和經濟水平,污染是不可避免的。可惜的祗是,許多先進國的污染經濟部門(例如交通、電力生產等),是無法轉移他國的。但其他可轉移部門,世界銀行應當鼓勵它們轉移。
  第三,污染會使人們患上某些疾病的機會增加。比方說,某種工業廢料使患癌率提高百萬分之一。如果在先進國家產生這種廢料,由於這些國家的平均壽命高,那麼,就會有不少人在老年時(此病多發生於四十歲以上男性)致病。但是,在一些落後國,五歲以下人口死亡率達到千分之二百,能活到老的人口不多,所以,即使把污染工業轉移此國,其為害也不及在先進國大。 

     世界銀行後來告訴《經濟學人》,森瑪士的備忘錄,旨在同事中『誘發辯論』。而他本人也強調他並非倡議『把有毒廢料棄置於窮人地區』。但是,那些熟悉正統經濟學的人,沒有幾個會懷疑備忘錄的論點是嚴肅的。 事實上 ,《經濟學人》也指出森瑪士的語言是有點冒犯,『但其經濟學則無法質疑。』窮人命賤﹖

  要知道,作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他那番話決不是書生論政,而是會對世界銀行的政策產生實際影響。森瑪士這種論調,是一種打著『經濟效益』的幌子來肆無忌憚地把污染輸出窮國。按照森瑪士的邏輯,窮人不及有錢人值錢。如果這樣,那麼那些無法輸出的本國污染廢料,也應當棄置於窮人區而非富人區。

  《經濟學人》企圖淡化森瑪士的赤祼歧視窮人的言論。他們說,這種階級價值觀點不會在政府政策中起什麼作用。然而,事實是政府往往會根據這種階級觀點去制定政策,國外如是,國內也如是。事實上,在那篇文章的其他部份《經濟學人》也承認政府有時在國內的醫療、衛生、教育、勞工及房屋政策上採取這種階級歧視的價值觀。

  為了說明這點,我們祗需看看美國。列根時代的美國行政與預算局就根據風險較高的工作,工人會拿到多少額外津貼,來計算一個人的生命值多少美元。結論是,美國一個工人的生命值五十萬至二百萬美元之間。行政及預算局就根據這一統計,主張哪些降低污染的辦法符合成本效益,哪些不能,而這一切都為了配合列根總統第一二二九一號行政命令,即所有辦法都要符合『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原則。

  有些經濟學家的觀點也同上述吻合。他們認為,人命價值應決定於他的賺錢多寡。所以,男人的生命比女人值錢,白人生命比黑人值錢。把這個原則應用於環保,就是說,如果吃污染之苦的是窮人,其害處被認為是相對地小的。因此有毒廢料應棄置於窮人區。事實上,一九八三年一份調查顯示,在南部的州,四份三有害廢料堆積區位於黑人區,雖然黑人人口在這些地區祗佔二成人口。

金錢掛帥還是自然生態掛帥

  資產階級之對待污染,並不主要看成為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它們更多視之為一個祗需根據自由市場的邏輯就能加以有效管理的對象。人們不必致力減少污染,祗需把它轉移到落後地區就行了;生命的損失不需要避免,祗要所損失的並不是富人的就行了。

  所以,絕不奇怪,森瑪士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三十日的 經濟學人 ,也是持上述原則去對待全球氣溫變暖的問題。他說:

  『有人認為,為了履行對下一代人的道義責任,現在有必要對環境投資採取優先政策。這是愚昧之見。我們如果促進基礎建設,在造福後代方面不會比保存雨林稍為遜色些;如果我們擴大科學知識,也會同減少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同等造福後代。其實,對於全球變暖的問題,最悲觀的估計,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不過是在未來二百年,平均每年減少0.1%吧了。』
  這種論調,錯就錯在它們所立足的那些經濟核算,總是低估自然財富的價值,總是低估經濟對自然環境的依賴。基礎設施之建設,根本不能與世界熱帶雨林之維護相提並論,因為後者一經毀滅是無法再生的,而且更表示地球多數物種消滅,表示世界最大的基因博物館之消滅。威廉.奇里恩把全球變暖的經濟損失加以數量化。但是,把經濟價值應用於天氣轉變,簡直是荒謬的。他估計,到了公元2300年,全球氣溫會上升十至十八度攝氏。由此對美國經濟所造成的成本增加,最樂觀的估計也要國民生產總值的12%,最壞的則佔20%。然而,從環境角度看,上述一切都是胡說八道。因為祗要氣溫上升四度攝氏,就會使地球溫度比過去四千萬年的任何時候都更暖。在最後一次冰河時期,地球溫度不過比今天低五度吧了。根據這個觀點,所謂溫度上升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是生產總值的6 %還是12%,這樣一個問題,一定要置於一旁,讓位於更重要的問題,即人類文明本身究竟還能否在這樣一種全球氣溫劇變中繼續生存。

『洪水滔天,但生意照做!』

  《經濟學人》在去年三月三十日發表一篇文章,談到全球氣溫變暖,認為由此引起的海水水位上升不會對商業有多大影響,因為人們到時會比現在更有錢些,大可『建築防波堤和研究耐旱谷物』以適應天氣變暖。當全球科學家都認為海水水位上升是一個大災難,將會在人命、物種、生態系統各個方面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的時候,這些經濟學家著眼的祗是『生意能否照做』!在《經濟學人》眼中,資本的無限度積累比諸於全球生態被破壞更重要!
  對全球變暖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不限於經濟學家。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客莫不如此。在去年全球環境保護會議中,美國就拒絕簽訂有關保護野生物種的條約,又阻撓一些國家所提出的阻止核武器及核廢料生產的提議。美國正式宣佈的政策是,既要經濟發展,又要保護環境。任何有礙發展的環保措施都不會鼓勵。布殊在會上強調:『過去半世紀美國都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今後也一定要做火車頭。』
  這種把利潤置於全球生態之上的短視態度,遲早使全球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中。人類歷史正在處於十字路口。這一切都是由於過去許多年資本主義粗暴對待大自然的結果。人類人工釋出到大氣的碳,在份量上已經等於自然所產生的碳的7 %。結果,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在過去二百年增加了三分一,而有一半是五十年代起產生的。現在人類已經消耗了全部陸地及海洋的植物的四分一;而陸地上植物,則已消耗了四成。主要由於使用合成化肥,人類所生產的氮氣同自然界的一樣多。鑑於人類生產能力之鉅可與自然相比,過去祗污染局部地區,現在已變成污染全球,危害自然生態。臭氧層之破壞,溫室效應,物種被消滅,充滿輻射的廢料,水資源污染,土壤地力下降,重要原料之消耗,沙漠化廣泛貧窮等等,都代表人類正陷於空前危機。現在,鑑於臭氣層的洞已大如
一個洲,氣溫又變暖,那麼可以說,由此而引起的旱災、水災、熱浪等,不能再說是自然現象,而是人類短視行為所無意造成的。

根本改革生產制度

  要使今後世代能夠生存下去,文明能夠繼續,不僅要減慢目前的污染速度,而且要完全加以逆轉。但資本主義的全部歷史說明它根本不會這樣做。相反,它祗會加快污染地球。

  幸運的是,資本主義從來就不能完全自由地按其邏輯發展。反對力量總會不時崛起。不論是工人運動還是環保運動,都起而阻止資本主義的種種最壞趨勢發展下去,迫使它作出某種改良。然而,改良是遠不足夠的。因為任何改良祗要稍為大膽侵犯一下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的規律,它就會作出劇烈反擊。何況,今天所有環境污染危機,最後都還原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除非在全球範圍內根本改造資本主義的生產、分配方式,改造它的技術和經濟增長模式,那麼,世界環境危機的根源便不會得到解決。而越深入研究環保問題,便越發覺,資本主義一定要被超越,不然,不論是環境還是人類的生存都大成疑問。

(根據美國《每月評論》九三年一月號J.B. Foster的“Let them eat poilution”一文改寫)

新苗第27期, 199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