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致命缺陷

斯密斯

兆立譯

 

 

書名: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全球化和它令人不滿的地方〕

New York and Londan:WW Norton & Company, 2002)

作者:Joseph Stiglitz

 

 

約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以下簡稱斯氏)是主流經濟學各大期刋上多篇具開創性的論文的作者。他曾担任〔美國〕克林頓政府的內閣閣員、總統的顧問委員會主席以及世界銀行的高級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師。他得過諾貝爾奬。當一位斯氏的聲望的經濟學家用以下的言語來宣佈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者在許多方面對全球經濟的了解比精英決策者更深刻的時候,這種發展就應該令人注目了:“今天的全球化對世界上大多數窮人是没有用的。它對環境的保護有許多地方也是没有用的。它對全球經濟的穩定也是没有用的。”(該書第214頁)

    並不令人驚奇的是,在各進步的出版物上,對斯氏的這本書的評論,大多數是相當熱情的。可是,理解他的看法的有限,是與讚賞他的批判的有力一樣重要的。

    斯氏的論點可以分為三類。他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骨架中一系列深刻的缺陷。他提供了大量從經驗得來的事例,來說明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實踐中的失敗。他也企圖解釋,儘管新自由主義議程有相當明顯的缺點,它為什麼繼續被推行。

    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是基於這樣的教條信念:無論什麼時候市場被允許毫無干擾地運轉,它就自動導致最佳效果。政府對企業的擁有,對貿易、投資的限制,都被認為是破壞市場的這種卓越性質的外來阻礙力的典型例子。接下來在政策上的含意就是:公共所有的國家企業必須被私有化,貿易上的障礙必須被移除,資本市場的管制必須被解除,政府支出必須被嚴格控制等等。所有這些轉變必須趕快實行。

    相比之下,斯氏則堅持主張,市場會合適地運轉,如果而且只要一組適當的幕後機構早已到位。缺乏合適的力促競爭的法律,私有化將會引致傷害消費者利益的寡頭賣主壟斷和專賣。如果合適的安全網和創造工作的方案没有被建立起來,那末必然隨着保護主義貿易屏障的拆除而來的失業現象將會產生巨大的社會苦難。雖然富裕經濟可以經得起資本洶湧而進洶湧而出的情勢,這些洶湧却會嚴重破壞較小的發展中經濟。當經濟下降趨勢發生的時候,它的持續期間和傷害性不能被減至最小,除非國家能夠以增加支出來刺激經濟的發展。斯氏的另類理論在政策上的主要含意,就是需要排好政策推行的次序。私有化應該只有在一組有效的反托拉斯法律到位以後才實行。貿易的開放應該只有在一個解決自由貿易的社會成本這個問題的機構設立以後才開始。而對資本的控制,應該只有在一國的經濟達到預期效果所需的足夠數量之後才被撤銷。

    依照斯氏的看法,憑經驗得來的証據顥然支持了他的遠景。他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之干預東亞、東歐在1990年代後期所爆發的金融危機,提供了全面的報告。IMF在這些地區過早地鼓勵解除對資本市場的管制,這種過早地解除管制時常導致投機資本洶湧進入已經過熱的股票、房地產市場。當幾乎不可避免的市場暴跌和資本洶湧外逃終於發生的時候,IMF就強加了緊縮方案(從該書第98頁開始)。政府被迫限制信用貸款和限制支出,不顧經濟下降正是放寛借貸、增加政府支出的時候這個事實。

    為了恐懼貨幣貶值會提高輸入品的價格、導致通貨膨脹,IMF也向這些受困擾的經濟提供資金以幫助它們維持既定匯率。正如斯氏所注意到的,這些資金事實上却在幫助國際投資者脫離困境同時,讓當地精英有機會大規模撤離資本以保護他們自己的金融資產(第95頁)。可是没有多久匯率還是貶值了。日後償還這些IMF借款的担子就由受益最少的群體——男女工人們——去挑起。

    最後一點,私有化計劃在俄國等國家猛烈地推行,不顧只有當地匪徒資本家(gangster capitalists)才有錢購買私有化了的資產這個事實,不顧繼續不斷的經濟放慢使這些匪徒能夠非常便宜地購買到私有化了的企業和自然資源這個事實。

    當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從理論和歷史經驗的觀點來看明顯是如此不合適的時候,為什麼高層向這些政策提供資金(而且在今天只作少許修改繼續被提供資金呢)?斯氏的解釋主要是求助於意識形態的壓倒力量。“華盛頓一致意見”的辯護者們是如此信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信條,以致確實無法想出任何另類意見或者接受任何負面證據。他們把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規誡應用到任何及所有的情況中也許會是不恰當的,不管它們過去的成功記錄是多麼稀少。

    可是斯氏也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許多前任的IMF和美國財政部的官員。這些離職官員已在那些曾從他們過去所推行的政策中得極大利益的金融公司中取得薪俸無理之高的職位。他的含意是,以為政府和華爾街之間這扇“旋轉門”對政策的製定絶對没有影響,就是最天真的想法。據筆者所知,没有一位“內幕人士”比他更接近於承認馬克思說的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執行委員會這句名言是有道理的。斯氏把馬克思這句名言擴大到包括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那樣的國際性機構:“它〔指IMF等機構——譯者註〕的主要人員中有許多人來自金融界,它的主要人員中有許多人忠誠地服務了多年以後離開它到金融界担任高薪職位。費雪(Stan Fischer)這位曾在這本書中所描述的幾個事例中扮演這樣一個角色的IMF副總裁,就直接從IMF來到花旗集團這個包括花旗銀行在內的巨大金融公司担任一位副董事長。花旗集團的現任董事長(執行委員會主席)是魯賓(Robert Robin)。他在克林頓政府中担任財政部長時曾在製定IMF的政策方面扮演過中心角色。人們不禁要發問:‘費雪之獲得高薪職位是不是因為他曾忠誠地執行過上面交下的任務?’”(第208頁)

    斯氏的分析反映了維布倫(Theodore Veblen)在二十世紀初所提出的觀點。在維布倫對他的時代的資本主義的記述中,意義最重大的社會分野是在生產者(工業企業家和他們所雇用的工人),與金融投機商之間的分野。前者的行動注重長期技術進展;而後者則主要關心從金融資產的交易中所得到的短期利潤。金融商的權力和聲望越大於生產者的權力和聲望,社會就越難推動對社會進展所必需的固定資本作出長期投資。簡單地說來,維布倫的中心論點就是:從金融資本的觀點看來是合理的東西與從整個社會的觀點看來是合理的東西,這兩者之間能夠存在緊張的狀態。為了保証金融資本的運轉嚴格地服從工業的發展,必須開始進行體制的改革。

    斯氏用同樣的觀點來指出美國財政部和IMF所追循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已經在對全球經濟總的社會合理性不利的情況下推進了金融資本的利益:

 “貿易自由化加上高利率幾乎必定招致工作的喪失和失業的增加——以損害工人的利益為代價。金融市場在没有恰當的調節結構的情況下之自由,幾乎必定造成經濟不穩定——而且會導致較高而不是較低的利率,因而使貧農更難買到較廉價的種子和肥料來幫助他們脫貧。私有化,但是没有同時進行促進競爭的政策,而且不同時保証專買權不被濫用,就能導致較高不是較低的消費品價格。盲目追求政府預算的緊縮,如果時機不對,就會導致高失業和社會契約的撕碎。”(第84頁)

    因此,必須開始進行體制的改革來限制金融的活動範圍。

 

他的建議包括:

l          當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停止債務的償還,讓原本是健康的公司有機會從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第130頁)。

l          當異常的宏觀經濟混亂爆發的時候,頒佈特別的破產條例,向管理層提供重建處境困難的公司的機會(第130頁)。

l          IMF在設計脫離困境的方案時,應該再三考慮是否貸出以十億美元計的巨款。

l          改善銀行業務的規則,包括譬如限制投機性的房地產貸款。

l          使用短期資本控制和“資金流出稅”來保護國家免受“投機商的蹂躪”(第211頁)。

l          讓窮地區的國家在IMF中得到較多席位。

l          IMF、世界貿易組織和其他國際機構中應該有更多公開討論。

l          縮小IMF處理危機的範圍,讓其他機構譬如世界銀行來設計發展和過渡的政策。

l          發達國家應該和國際金融機構一起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借款,以幫助後者購買防止國際資本市場暴漲暴落的保險。

l          實行能使債務減輕和更均衡的貿易的政策。

l          改善安全網。

 

    在這些政策性的建議中,有許多條是值得支持的。但是我認為,維布倫、斯氏這些‘體制改革主義者’的批評是被一連串深刻困難所困擾的。第一點令人注意到的是,體制改革主義者是與他們所反對的市場基要主義者一樣的毫無批判地使用像‘資本’、‘貨幣’那樣的基要的範疇。維布倫和斯氏既不了解貨幣是抽象勞動的外表的異己形式,也不了解資本是集體社會勞動的外表的異己形式。所以他們兩人都没有質疑金錢崇拜、資本崇拜對人類生活的主宰。

    即使我們把這個極端緊要的問題放在一邊不談,維布倫之把各種“生產者”統統歸為一類、不能了解在產業資本和工資勞動之間巨大的階級分歧,仍然是令人驚異的。在斯氏的這本書中,全球經濟的產業部門中的階級分歧也没有被包括在內。全球金融市場和國際機構時常同時傷害產業資本及其工人的利益。當然這是事實。舉例來說,IMF的緊縮方案迫使原本是獲利的公司破產,迫使工資勞動者失業。

    但是,與今日的全球化有密切關係的一個最深刻的歷史發展是跨越國界的生產聯線的形成。這些聯線是由跨國資本所建立的,其目的是利用“分而治之”的戰略來對付全球的勞動大軍。例如,通用汽車公司在美國密歇根州的工人面對着可能將其工厰搬到墨西哥去的威脅,而在其墨西哥的工厰工作的工人,則面對着資本逃離到中美洲的危地馬拉、或者現在甚至於越南或中國的威脅。

    在缺乏國際平面上有效的組織的情況下,資本與工資勞動之間的力量對比趨向於對資本有利,其結果是日漸增大的經濟不安定和更高的剝削率。從一個階級的立場來看,斯氏最終的政策目的可被描述為:使這種資本和工資勞動之間的關係,在不受金融部門無理性擾亂的情形下,在國際平面上有系統地重現。換句話說,使剝削在全球的平面上有系統地重現。

    也必須指出的是,為了辯論起見,我們假想有一個不受金融部門過份干預的資本主義界市場存在,但是,即使在那種情況下,它的特徵仍然是發展的不平衡。不過在這篇評論文章中有系統地探討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這裡我們只能作簡短的討論。

    資本與資本之間競爭的中心部份,是通過對產品或生產過程創新的暫時壟斷,將剩餘利潤據為己有的那種推動力。研究和開發是這種創新中的一個緊要因素。對先進的研究和開發有享用權的資本單位,最能夠贏取這種形式的剩餘利潤。這些資本單位也最能夠建立一個良性循環,在這個循環中,剩餘利潤使提供大量的研究、開發基金成為可能,這些基金就為私佔未來的剩餘利潤提供重要的先決條件。與之對比,無法在開頭就享用先進的研究和開發的資本單位,往往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因而產生的無能力引入重要的創新,就阻止了剩餘利潤的佔用。這就反過來往往會限制日後參加先進的研究和開發的機會。這又會限制未來的創新、未來的獲利機會。

    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基本動力有多種深遠的含意。對先進的研究和開發有最大享用權的資本單位,幾乎根據定義,往往會聚集在世界上經濟富裕地區。没有這樣的享用權的資本單位往往會聚集在較窮地區。前者較易建立、保持良性循環,後者則有很大困難避免惡性循環。當較窮地區的資本單位,與對程序和產品的創新暫時享有壟斷權的資本單位,進行經濟交易的時候,它們因此必定往往會在進出口比價上吃虧。換句話說,在生產、分配的連鎖中所產生的價值,會從全球經濟的邊緣地區再分配到中心地區去。就這樣子,通過技術創新而佔用剩餘利潤的這種推動力——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一個內在特徵——,往往會經年累月地在世界市場上,有系統地再生產、加深巨大經濟差異。

    斯氏在他對世界市場的這個描述中,一點都没有提到有系統地朝向不平衡發展的趨向。他在這本書中的幾個關鍵地方,提到了東亞幾個國家在最近幾十年內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入增加。他顯然意指,這個“東亞奇蹟”,由於建基在這些國家的工業在世界出口市場上成功地競爭的能力,強有力地反駁了不平衡發展理論。斯氏的立場重心是這樣的主張:在原則上,要是所有貧窮國家採用明智的政策,不被新自由主義的信條所妨礙,它們就能在世界市場上享受到良好的成果。

    斯氏必須解決的第一個困難,是與以下事實有關:能夠在最近幾十年中脫離了貧窮的少數幾個國家都是通過“發展中國家”模式而達到的。這種“發展中國家”模式有三個主要特徵。第一,國民經濟中的儲蓄先被“存放在中間機構中”——那就是被儲存在國家銀行系統中。第二,資本之分配到經濟的非金融部門去,必須由一個在銀行、國家機構和工業公司之間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洽商過程來決定。第三、銀行須持有它所貸款的公司高百分比的產權。令人困擾的是,這個模式現在正處於被拆卸的過程中。

    斯氏充份了解這個模式現在所受到美國和IMF的決策層攻擊的程度,這些決策層人士希望強迫已在實行這個模式的國家向華爾街打開它的金融業的門戶。但是他既低估又高估了這個因素。說他低估,是指他不能了解,拆卸發展國家模式,對美國在這個全球制度中的霸權地位有多重要。戈溫(Peter Gowan)正確地把這個發展國家模式放在美國所發動的“全球大反攻”的背景中。他認為,美國之發動這個“全球大反攻”是為了對第三世界國家在1960年代後期和1970年代所明確提出的新國際經濟秩序作出反應。1982年的債務危機向美國提供了對拉丁美洲和非洲許多國家發動這個大反攻的良好機會,其目的有二:

 

1.以一條以西方跨國公司向目標國家直接投資、從目標國家向世界市場輸出為基礎戰略來代替一條以發展輸入品代替物、發展國內市場為主的民族工業戰略。

 

2.以私營金融市場、經濟資產所有權掌握在私人資本手中、勞動市場解除管制和西方對外的直接投資和證券組合投資扮演強大角色等等來代替一條以國家為中心,在國家範圍之內的金融、工業制度。

    在東亞,持續不斷的冷戰逼使美國政府接受從那些既不允許美國產品輸入(除非製造輸出品的公司所需的材料、機器等),又不允許美國證券資本的投資的國家大量的輸出。隨着冷戰的結束,這種安排就不被美國的政治、經濟精英所接受了。

    從這個觀點來看,新自由主義的方案並不僅僅反映國家機構中資本家的某一派短暫的權力。它代表世界市場中霸權勢力的基本利益。也從這個觀點來看,光是埋怨美國所控制的IMF強加了導致經濟衰退、不導致經濟繁榮這種未曾預見到的後果的各種政策,是不充足的,因為“IMF需要衰退,不需要繁榮作為推行重整計劃的背景,而IMF之需要經濟衰退作為其推行重整計劃的背景是因為衰退不但向各個主要經濟演員提供強大壓力,而且破壞勞工在經濟、政治生活中的社會權力。”

    由於斯氏缺乏有關於世界經濟中霸權和霸權利益的理論,所以他低估了美國和IMF對解散發展國家模式所施加的壓力。但是他在其他方面却高估了這個壓力。他暗示,要是這個壓力能夠因某種方式而被中立化,一切就好了。這種“奇蹟”就能夠再度在包括東亞在內的任何地方出現了。這種說法極度低估了目前歷史階段以下這個一般趨勢:發展國家模式朝向遠離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制度的方向過渡。這個趨勢在世界市場幾乎所有地區中,受到工業如金融資本大多數主要部門的支持。我們不能說它全是美國和IMF決策層的陰謀策劃。全球經濟各個角落有錢的儲戶現在都要尋求比存放在國家儲蓄系統中所得到的利潤率更高的利潤率。巨型公司寧願依靠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市場,不願依靠特定銀行來獲得信用貸款,因為通過後者的渠道是要受到打擾人的監管的。全球經濟中的巨型銀行,為了避免被那些難以適應急速變化的技術和經濟環境的公司所拖垮,希望擺脫與這些公司的長期聯繫。愈來愈多、愈來愈大的跨彊界的生產連線和跨彊界的公司合併、公司獲得,也使發展國家模式在全球經濟中愈來愈行不通。

    在試圖評估東亞發展國家模式的成功事例駁倒了不平衡發展論這個說法的時候,另外一個要考慮的緊要事情是:在世界市場中,有系統地產生過份積累危機的傾向。這個問題也是太複雜了,所以不能在這裡作出合適的討論。就寫作本文的目的而言,注意到以下這一點就足夠了:當私佔剩餘利潤的欲望往往必定引起效率更高的工厰、公司進入某一行業的時候,已建立的公司或工厰決不會自動退出該行業。由於這些舊公司、舊工厰的固定資本已經“下沉”(即深深地投資)到裡面去,因此它們也許覺得它們在流通中的資本能夠產生平均利潤率就高興了。它們也許已經與供應厰商和顧客建立良好關係,所以在相關時間在別的地方重建工厰或公司是不可能的或者極端昂貴的。

    還有,它們的管理層和勞動力也許己經具有操作該行業的特定技能。或者,政府也許對人員訓練、基礎結構或研究、開發提供了補助,如果它們轉移到別的部門或行業去,這些補助也許就得不到了。當相當多的公司和工厰因這些原因不撤退的時候,其結果就是資本的過份積累。這種過份積累就表現在過剩的生產量和下降的利潤率上。用較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說明,那就是所產生的剩餘價值不足以使固定資本的投資增值。在某種情況下,這個動力也許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引起全經濟範圍內的利潤率下降。

    當過份積累的危機爆發的時候,先前在固定資本上的投資必定會減值。在這個時候,為了要把減值的損失轉移到別地方去或給別人,整個制度就會受到猛烈的震動。資本的每個單位每個網絡每個地區都想把減值的損失轉移給別的單位別的網絡別的地區。還有,那些控制着資本的人們就會動員大量的、任由他們支配的大量經濟、政治、思想的武器,試圖把儘可能多的減值損失,通過增加失業、降低工資和忽視工作環璄惡化,轉移給工資勞動者。當資本的積聚和集中,在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繼續進行的時候,過份積累和因此而來的減值,必定趨向於更時常、更大量地發生。全球動盪和一般化的經濟不穩漸增地變為正常事態。

    以上這些考慮強有力地增強以下這個論點:所謂“東亞奇蹟”並没有駁倒不平衡發展的理論。雖然在某個時候,有些發展中國家也許可以在某些出口市場上享受到很大的成功,這並不能說,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能夠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市場上做到這一點。

    當愈來愈多的發展中國家進入全球出口市場,過剩的供應品必定有增多的趨勢。換句話說,發展國家模式愈成功、它就愈接近失敗。

    還有,東亞奇蹟至少局部以能向美國輸出為前提。而向美國的輸出之所以能夠被吸收,是由於美國史無前例的信貨膨脹率。這個信貸膨脹的極限——那就是說這個信貨膨脹没有消除積累過多這個困難——表明了美國市場吸收東亞輸出品能力的極限。

    斯蒂洛里茨一點都没有提到今天折磨着全球經濟幾乎每一個主要部門的生產能力過剩問題,也没有提到只有在全球規模上對資本進行大量減值才能解決這些問題這個事實。因此他没有充份意識到,從佔主宰地位的資本和國家立場上來看,IMF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資本減值的過程是通過公司之倒閉和公司之被競爭對手所買走而發生的。當IMF強加各種條件迫使公司倒閉、迫使國家將其經濟開放給外來投資者的時候,這就是一個把減值的損失轉移給弱的公司弱的國家的合理戰略的一部份。要求領頭的資本和國家——以及它們所控制的各國際機構——不這樣做,就是要求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不要成為資本主義世界市場。

    到這裡為止,我一直在爭辯說,即使為辯論起見我們假定金融危機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合理性仍然會與社會的合理性發生衝突。在那種情況下,有系統地朝向不平衡發展的趨向和過份積累的危機仍然會繼續困擾着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但是,我們有充份理由相信,斯氏的希望是一個永遠不會實現的幻想。與不平衡的發展和過份積累的危機一樣,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中,金融危機的發生並不是偶然的。它的發生並不是由於支配經濟學家和公共政策專家的意識形態的力量,也不能用連接IMF、美國財政部和華爾街的那一扇旋轉門來作適當的解釋。它的發生是植根在資本主義財產和生產關係的邏輯之中的。

    金融業是與過份積累危機的形成有密切牽連的。從世界市場各地流來的金融資本趨向於集中在世界金融秩序幾個中心點,然後被分配到世界各地去。由於信用貨幣和虛假資本,資金的供應可以是暫時閑置的利潤、貶值損失基金和金融業為防萬一所設的準備金的倍數。就這樣,金融資本“作為過多生產和在商業上過份投機的主要槓桿出現”。

    一旦過份積累的危機開始,在遭受生產能力過剩之苦的部門的投資速度即大量減慢。以投資為目的的聯合基金再次被形成,其目的在於尋求在未來有高增長率潛力的部門進行投資。當這樣的部門被找到了,從世界市場各個角落來的金融資本就流向那個部門。如果流向這些新部門的投資資本多到某一程度,就會產生系統地朝向資本資產膨脹的傾向。當投資人購買金融資產是為了希望日後售賣它們時可得豐厚利潤的時候,期望日後從這些資本資產上賺取花紅就變成次要了。當先前在資本資產上的(紙面)增值被用來作為借錢的担保品而繼續購買更多的資本資產的時候,這就觸發了更快速的資本資產的膨脹。在這整個投機泡沫中,金融資產在基本上只不過是在生產未來剩餘價值的鎖鏈上一個環節而已。當這些資產愈來愈大的價格明顯地愈少可能被未來利潤所償付的時候,這個投機泡沫就爆破了,金融危機就隨之而來了。

    過份積累危機的傾向和金融危機的傾向之纏繞在一起意味着資本的積聚和隻中對前者的衝擊也擴張到後者去。緊接着金融危機,貨款和虛假資本的貶值必定往往會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大量地發生。資本的某單位、某網絡、某地區要將這種貶值的損失轉移給其他單位,其他網絡,其他地區的這種壓力也因此會大大增加。情況最嚴重的是,資本要將儘可能多的損失轉移給工資勞動者及其社區的這種企圖也會加緊進行。

    現在讓我再度檢討斯氏在本文前頭所提出的政策建議:

    這些政策建議會不會轉變金融業使它在過份積累危機的形成中不起任何作用呢?不會。

    這些政策建議會不會在金融界排除投機泡沫的發生?不會——斯氏所提出的許多措施早已在美國到位,但是它們並不能防止歷史上最大投機泡沫之一的發生。

    這些措施中之任何一個能夠阻止金融危機的最大泡沫損害最不能從過過久的金融活動中得到利益的團體——即男女勞動者及其社區——嗎?不能夠。

    最後的,也許是最重要的是,在這些政策建議中有没有一條建議會澈底改變產生不平衡發展的結構性機制嗎?没有一條。

    所有這些問題都植根在資本主義財產和生產關係的制度之中。瞭解這一點就瞭解斯氏的論述的局限性,不管他與新自由主義的決裂是多麼令人欽佩,甚至於多麼勇敢的。

 

〔兆立譯自《國際觀點》第3452002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