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
刘祥琪编写
国外理论动态 200503

美刊《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03年夏季号刊登了爱尔兰学者特伦斯麦克多诺题为《长波理论对全球化的争论会作出什么贡献?》的文章。该文应用长波理论,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认为自20世纪70年末以来,世界经济制度确实发生了质变,质变后产生的这种新制度是持续而稳定的,其基本特征都和全球化相关,因此称这时期为全球化阶段是适当的。又由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深刻地相互关联,这一阶段应更准确地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或全球新自由主义阶段。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对全球化这一概念的批评基本有两点。其一,在一战之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创立,一战后这种全球性的体制被打破,但目前又被重新建立起来。因此,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其二,认为目前的国际化只不过是产生于二战后的长期趋势的继续。
第一点理由易于接受。全球化的中断有目共睹。对于第二个理由,即全球化的理论家误将量的变化看作质的变化,则是争论的关键。
本文认为全球化这一概念要成立必须跨越四道障碍,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第一道障碍:世界经济特征的质变必须作为全球化的可能开端

资本主义的长波或阶段理论可以为确认由一个历史阶段向下一个历史阶段的制度性质变提供标准。
长波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历史可以划分为交替出现的相对成功的扩张期和相对停滞的危机时期。这些理论通常认为资本主义及其再投资与增长过程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危机的趋势包括消费不足、阶级冲突加剧、不稳定竞争、资本成本长期上升、比例失调、金融脆弱、生产过剩、市场饱和等。危机还可能产生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制度之中。当资本主义内在的不稳定被暂时克服,就会出现经济的扩张。随后,经过较长阶段的经济扩张,危机的倾向将会再次强制地表现出来。
有一个稳定的框架巩固了战后的扩张。这些巩固战后扩张的制度包括凯恩斯主义支配的政府、美国的国际统治和福特制的劳动关系等。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危机的出现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结束,而这正是由于这一系列制度的削弱造成的。因此,当前阶段或者是危机的继续,或者是寻求解决这场危机的新制度框架的巩固阶段。如果这样一种新的制度框架正在形成,那么根据长波理论的标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就正在发生某种质变。
首先考察劳资关系及生产组织领域。工会成员已经减少。许多公司正在引进基于日本技术的精简生产(lean production)机制。运用计算机控制生产的技术使专业化的小批量生产取代了福特制的大批量生产。当一些公司正在寻求这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的时候,另一些公司退而求其次,寻求使用廉价劳动力和临时工,这些使劳动市场进一步二元化。
在资本与资本关系的领域,技术进展与放松管制加大了有形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流动。这导致了北美、西欧与日本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相互渗透。贸易自由化的加深已经产生矛盾性的结果:一方面是产品市场中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是通过相互持股、合资、紧密转包安排等形式进行的公司合作进一步加强。所有这些发展都导致利润原则在全球建立。所有经济活动的决策,即使全部发生在一个国家的边界之内,也越来越多地采用国际标准与准则。
政治的变革不仅包括国内政策的重新定向,还包括越发有力的国际管理制度的创建。财政政策强调价格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关键,同时政府的非军事经济开支已经相对下降。各国政府都在奉行放松管制和私有化政策。对竞争的强化已经成为国内政策的根本。
在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地域上有了大幅度的扩张。美国的霸权主义有所恢复和扩大。上述所有变化都要求意识形态上的认可,而新自由主义地位的急剧提升就是这种意识形态要求的表现。
制度重组会导致积累环境的根本改变,但是,用精确的标准来确定何时会出现这种转变是困难的。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所进行的范围广、深度大的制度变革,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条件正发生质变。这样,全球化这一命题就跨过了第一道障碍。

第二道障碍:这种制度变化必须是相对稳定和持久的

我们还不能确认这一套新制度足以支撑长期的增长与稳定。这一问题最终还是决定于我们能否真正观测到新一轮的长期增长。通过初步观察,可以看到:至少在美国,从加世纪80年代初起利润率已经开始上升;同时,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相对强劲的增长期。
然而,对于当前制度重组的持续稳定性存在激烈的争议。目前.两种强大的危机源头不仅没有被正在出现的制度框架所完全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危机可能产生于国际金融之中。其次可能产生于国际竞争所带来的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之中。但是,它们的影响有可能被推迟,以至于不足以阻碍经济的长期扩张。许多关于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讨论似乎都暗含着一种假设,即只有当一种制度框架本身不包含严重的危机倾向时,才是适当的。然而,20世纪初出现的垄断结构从其问世之初就带有消费不足的倾向。这种倾向产生于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抑制、投资市场的垄断和寡头统治以及对国际市场的帝国主义瓜分。有了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认为,即使有危机的倾向,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制度框架可能导致长期扩张。虽然还不能明确证实全球化命题已跨过了第二道障碍,但至少是在跨越的过程之中了。

第三道障碍:所涉的变化之一的特征必须是全球化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被全球化了的是经济的整体还是某些特殊的部分?
资本循环理论可以为问题的讨论提供依据。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一种静态关系,而是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到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的循环运动。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一过程包括资本的三种循环:货币资本循环,商品资本循环和生产资本循环。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果资本的三种循环没有都被全球化,那么资本主义能否被全球化。
仅有商品资本循环的全球化是不够的。商品可以在生产方式完全不同的地方被买到,同样,也可以被卖到生产方式完全不同的地方。货币资本的全球化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导致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做一个思想实验,可以设想有一个全球的统治阶级,通过货币资本循环结合在一起,剥削一个或几个地区的工人阶级。然而,全球的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人口有可能不被这种特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染指。
最后,我们必须考察生产资本循环的全球化。可能有人认为生产资本循环的全球化只不过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地域上扩张到全球或接近全球的所有地方,这种扩张不一定包含商品或货币资本循环的全球化。如果其它两种循环没有全球化,就会产生一个影响全球星星点点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不能说已经被全球化,也有悖于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全球化这一词的含义。
但是,如果这种影响全球星星点点地区的资本主义通过商品资本循环及货币资本循环结合在一起,那么则可以更准确地被称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商品资本的全球化将导致国际化的劳动分工。更重要的是,货币资本循环的全球化将最终产生一个全球统治阶级。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将为造就一个客观存在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提供充分的基础。在这种环境下,世界不仅面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而且面临资产阶级关系的全球化。的确,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可以认为,只有当阶级关系全球化时,我们谈论全球资本主义才真正富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展到前社会主义国家,再加上已经存在的商品和货币循环的全球化,才是向全球化迈出了决定性和实质性的一步。
生产资本的全球化的另一重大意义是跨国公司具有将生产或零部件的生产过程配置到世界各地的能力。生产过程的每一环节被安排到能够保证利润最大化的地区。生产再配置的能力部分源于规模及资源的集中,而交通及通讯的改进也是必要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创建跨国资本联合体,这可以通过相互持股、合资协议等资本跨国联盟的形式实现。国际及各国所确立的法制对跨国资本投资的欢迎态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一个由若干大型跨国资本集团所控制的世界中,将生产过程转移到全球各地的行为,将加快商品资本循环的全球化。更重要的是,这将使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跨国工人阶级,以共同对抗全球公司资本。面对共同的工人阶级以及共同的全球社会条件,即使在缺乏全球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共同的利益也会使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资本投资向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张将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全球化产生积极的作用。而柏林墙的倒塌及社会主义的改革正好适应了资本全球化的需要。所以,全球化命题跨过了第三道障碍。

第四道障碍:全球化必须是这种新秩序的主导方面

证实了全球化是正在出现的制度框架的一个重要方面后,第四道障碍仍旧存在。由于正在形成的制度框架是由几项不断发展的变革构成的,所以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全球化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把整个框架冠以它的名字。如果全球化是其它制度变革的基本先决条件或驱动力,我们才有理由将正在出现的制度框架称为全球化。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不断加强的资本流动性,资产阶级的跨国化,保证资本赢利的全球标准的确立,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家组织的形成,所有这些都是由全球化推动的。全球化与美国霸权地位的恢复也有密切关系。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全球化是改变阶级力量平衡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有了全球化,对工会的冲击,精简生产过程、灵活专业化技术的引入,以及国内政策的新定向等等新变化才得以形成。
要描述正在出现的制度框架的特征,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是全球化这一概念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乍一看,人们会将正在出现的制度框架中的经济制度归为全球化,而将政治与意识形态制度归为新自由主义。然而,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是互为条件、相互影响的。正在形成的制度框架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或全球新自由主义的产物,因此可以称这种制度框架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或全球新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