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之後還是新自由主義?

威廉·K·塔布(William K. Tabb)

 

 

 

 

 

  美刊《每月評論》2003年6月出版的第55卷第2期刊登了美國紐約大學皇后學院教授威廉·K·塔布(William K. Tabb)題為《新自由主義之後?》的文章。作者認為:新自由主義目標的失敗並沒有終結新自由主義,反而強化了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要求,導致更多的新自由主義。以新保守主義為理論基礎的布希主義在“傳播民主”這一點上與新自由主義不謀而合。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緊接著新自由主義之後會是什麼?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回答一個更為基礎的問題: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在對待反全球化和反戰運動上有什麼共同點?答案是它們表面上都關注在當代世界體系中重新定義民主制度。“傳播民主”(Spreading democracy)幫助了“華盛頓共識”和布希主義。“華盛頓共識”宣稱新自由主義與中心金融資本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貿組織(WTO)對“週邊”和整個世界的經濟控制是不幸和災難的惟一的現實替代物;布希主義是一種毫不掩飾的新保守主義,以美國的全球軍事控制和先發制人作為保衛民主制度的世界安全的一部分。儘管是在所謂的“傳播民主”範圍內,但對於反全球化和反戰運動來說,它們只不過是裝飾美國全球霸權和核心精英們的團體控制的手段而已。反全球化和反戰運動在集中攻擊那些實行專制統治的制度的同時,也在努力創造一個替代性的、真正參與性的民主制度。

 

  新自由主義就其所許諾的目標而言,已經失敗了。它並沒有帶來快速的經濟增長,沒有消除貧困,也沒有使經濟更穩定。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霸權盛行的這些年裏,經濟增長放慢、貧困增加、經濟和金融危機成為流行病。然而,新自由主義作為資本的階級規劃卻是成功的。在這個方面,它未宣稱的目標——跨國公司、國際金融家和地方權貴的支配力量增長——卻實現了。

 

  承認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已經迫使它的支持者進行了有策略的退卻,並且使他們在“改革”的幌子下保護新自由主義政策議程的基本要點。結果是“華盛頓共識”不斷增加對實施新自由主義的國家的指責,而不是國際機構或跨國資本因新自由主義的失敗而受到譴責。是窮人們渴望沿著新自由主義的路線作進一步的調整,從這一點來看,新自由主義之後應該是更多的新自由主義。

 

  “9·11”給布希政府提供了一個推行更具野心的、可稱作是“全球波拿巴主義”的機會。布希主義的先發制人和政權更迭的戰爭反映了由一些統治精英們意識形態上驅動的新的帝國企圖。儘管克林頓白宮的自由制度主義和老布希政府的現實主義都具有侵略性,但是它們都意識到疏遠世界其他國家政策的弊端。與此相反的是,小布希的政策是新保守主義的,讚頌美國重構世界的獨一無二的道德權利。正如小布希所說的,不管世界其他國家喜不喜歡美國的方式,它都是反對邪惡、伸張真理和公正的正義行動。儘管國內經濟疲軟,但是布希仍把政策的重心從國內經濟轉移到對恐怖主義的擔憂上來。

 

  新自由主義

 

  聯合國發展計畫署2000年的《人類發展報告》指出,20世紀90年代末,有80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比80年代末更低。大多數國家的貧困增長是因為外債支付蠶食了國家每年大部分的出口收入,外國投資並沒有創造就業機會,免稅和吸引跨國公司減少了地方的社會支出預算。

 

  另外,全球經濟增長率的減慢恰逢新自由主義政策降低了生活標準之時。金融自由化不僅沒有增加經濟的穩定性,反而導致了世界經濟中的大多數國家的金融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項研究發現,在1980-1995年間,181個成員國中有131個國家遭受了至少一次包括銀行業困境在內的經濟危機。世界銀行則確認,在70年代末至1994年,90個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發生了超過一百起以上的銀行業破產的重大事件。三分之二的國際基金組織的成員國經歷危機並不能被看作是巧合,而應當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金融自由化思想聯繫起來。

 

  新自由主義的議程表要求貿易和金融的自由化、私有化、解除管制、開放外國直接投資、競爭性匯率、財政控制、低稅和小政府,但是沒有哪一個能真正地創造大規模的繁榮。現在明顯的是,新自由主義在刺激經濟增長、削減貧困和增加經濟的穩定性上的失敗,卻導致了更多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的新自由主義專家們責備那些已經遵循新自由主義原則的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失敗。在這些受指責的國家中,需要做的是更有效率地執行最初的目標和戰略,地方政府應當改善實施計畫的工作。同時,所提供的一些小的讓步卻被證明是空洞的:承認過去大規模的金融市場自由化的失敗,政策制定者提議“謹慎的”開放資本交易;中央銀行應當處於適當的位置上,例如進行“正確的”結構調整、制定金融標準和提高執行能力等,但是銀行卻繼續發放裙帶貸款,進行貨幣投機和資本逃逸。有人認為,集體治理能夠起作用,但集體治理需要反腐敗法律;或許也需要社會安全網以及旨在消除貧困的戰略。這些都是監督者所提出的制約條件。很明顯在過去十年並沒有這些步驟,相反的是,低收入國家被迫取消了其不完善的反對外國控制和防止由全球經濟波動而引起的不穩定性的保護措施。

 

  新自由主義批判

 

  下一個階段的新自由主義開始承認“華盛頓共識”的失敗,但它用更加詭異的手段提出作為解決辦法的改革仍然對外國資本有利。不應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所支援的善治措施與真正的民主賦權混淆起來。嚴格執行這些措施將會重新分配從擔負責任的地方精英到外國資本的權力,並促進跨國資本對較貧窮國家的經濟穿透。政治策略的重點已經從與“尋租”的地方精英結為同盟轉移到逐漸消除他們對這些責任的參與。這些壓迫人民的地方精英現在得到西方的承認甚至譴責,因為西方突然發現它們踐踏人權。因不能一體化到一個為中心資本主義的利益而構建的世界體系中去,西方指責地方精英侵蝕了他們相對於外國資本而言的權力。自由市場對此的回答是,對於外國資本來說,是要接管對這些經濟的支配地位,而不是鼓勵真正的民主。下一階段的新自由主義強調透明度、法治,以及市場而不是社會整體中平坦的“遊戲”場地的重要性。

 

  認為下一階段的新自由主義或對“華盛頓共識”的修訂會消除貧窮和增加地方政府對其公民的責任的主張招致了兩種批判。首先是來自經濟學界和政策制定群體的批判,他們認為制度改革的政策不可能是廣泛的和無歧視性的。新自由主義漠視地方的環境和需求,並且它也不符合如何真正發展的經驗現實。從這個視角來看,問題是全球經濟治理機構仍在試圖把所有的國家納入單一的發展模式。

 

  新古典的模式要求廣泛的可資利用的知識、應用現有技術的能力以及市場訊息的透明性,然而,這些條件都不具有真正的現實性。因為對大多數低收入國家來說,這些條件都很成問題。對新古典道路的批判將會改革國際體制,使其對欠發達國家來說公平一些。通過保護地方生產者和地方政府的自治,使國際交換真正地建立在共識和公平的基礎上。問題是這一點怎樣才能做到。現存結構和制度的改革是否可能?或者說,以改造階級關係為基礎的更為根本的變化是否是本質上所必需的?

 

  這些問題引出了第二層面的批判。它不是來自“華盛頓共識”,而是來自非政府組織和市民社會團體。它們對公司和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進行了更為基本的批判。對社會公平運動來說,階級權力和帝國主義是核心問題。這些運動反對市場準則對社會需求的操控,反對跨國資本和最強大的政府(首先是美國)制定符合其自身利益卻損害處於依附地位的弱小國家和階級的利益的規則。從這種批判的角度看,很顯然,所建議的改革正在強化階級統治體系和本應被取代的帝國主義統治。日益增長的反全球化運動,或者說,另類的全球化運動就是對這種正在成為國際政治經濟中物質力量批判的證明。

 

  進入後“9·11”的布希主義

 

  2001年9月11日對小布希來說是個決定性的時刻。布希對世界所知甚少,但卻堅信一直在為奪取意識形態霸權而奮鬥的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政策議程。在競選總統時,布希警告並反對與美國戰略利益無關的、支持民族獨立的行為和人道主義的干預行動,但是支持為保障美國的安全而進行的干預行動。像其他的保守主義者一樣,他認為美國不應當到處進行干預。然而,“9·11”之後,小布希信奉了野心勃勃的新保守主義,以政權更迭和先發制人的戰爭來伸張真理和正義,向世界推行美國方式。當前政府所奉行的新保守主義哲學既不同於老布希政府的傳統現實主義,也不同於克林頓政府的自由制度主義。追求到處推行美國價值的全球行動規則的單邊主義取代了主張保證美國的本土安全、美國的海外利益應當受到尊重的民族保守主義。

 

  “9·11”之後成為布希方式的那些論點,包括使用先發制人的軍事力量,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來了。目前在布希主義名義下新提出的計畫的本質要素包括這樣一些觀點:整個世界是個戰場;如果必要的話,美國將出現在世界的每個角落,並且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以實現政權更迭;沒有哪個國家能例外。同時,這對被小布希稱為“無商量餘地的要求”的自由、法律和正義亦是如此。

 

  多邊主義的方式——施壓但與盟國磋商,強迫但妥協以達成共識——對美國的精英來說,仍是獲取有效控制的高級手段。這是從20世紀開始就被伍德羅·威爾遜到老布希和克林頓所普遍接受的方式。但是,“9·11”促使了一種新世界觀的誕生。正如2002年1月在加里·施密特和湯姆·德尼利為“新美國世紀”所撰寫的新保守主義計畫中所言,布希主義以“它不是什麼”而著名。“它不是克林頓的多邊主義;總統並不指望聯合國,不信任軍政權國家,對任何‘和平進程’不抱希望。布希主義亦非老布希奉行的權力平衡的現實主義,它主張要靠美國軍事力量和政治原則來贏得持久的和平與安全。”沃爾福威茨在1992年任國防部長切尼的下屬時所起草的一份軍事計畫中就提出了這些新保守主義觀點。然而,當這些觀點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時,卻引起了爭議。大多數保守主義者認為這些觀點確實是不顧後果的和危險的。曾經是美國外交政策上的“花言巧語”同假想敵——蘇聯爭奪統治世界的地方,現在則是尋求新保守主義戰略目標——全球支配的領地,它試圖阻止任何威脅美國霸權的對手和可能的挑戰者的出現。在這種戰略中,一個單邊主義的美國應當維持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以同樣的方式控制朋友和敵人。在1992年,這種大膽的想像被認為是極端主義。當然,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仍然這樣認為,並堅持應當予以抵制。就像新保守主義者在“9·11”之前所說的那樣,它們需要的是一個“珍珠港”。“9·11”就是它們想要的“珍珠港”,現在,新保守主義者至少成功地改變了它們在美國國內的認同者的範圍。

 

  作為有爭論性構想的民主政治

 

  新自由主義之後是新自由主義,還是新保守主義?一方面是反全球化運動和反戰運動,另一方面是對當代世界體系中民主意義的爭論。在後冷戰時代,每個為公共職權辯護的人似乎都贊同民主政治。然而,對全球機構來說,首選的術語是“善治”;對布希政府來說,它是“自由”。這些概念與激進主義者心中的民主政治之間爭論不休的關係觸及到了關於哪種類型的世界具有可能性這個問題的本質。

 

  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的領導者來說,在開放的世界經濟中,遵循規則,公平地對待所有的參與者,維持一個標準的“遊戲”場地,這些對世界的繁榮和滿足世界人民的渴望都是關鍵的。善治的涵義就是負責任和透明性,前提包括正式交易中保護個體平等的程式公正、尊重選擇自由和促進大眾福利。面對國際上對美國計畫的普遍抵制,為了尋找令人信服的入侵伊拉克的理由,布希把伊拉克的民主化作為戰爭的主要目標。這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薩達姆糟糕的人權記錄和政權更迭的必要性上,以此在伊拉克建立與美國的觀念相匹配的民主政治。

 

  這兩種明確得到認可的民主都被證明是有問題的。就全球經濟管理機構而言,絆腳石就是參與者之間存在全然不同的權力。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中發號施令,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涉及本國人民生死攸關的事情上卻作用甚微。在許多情況下,政府本身是如此的不民主,以致于本國人民幾乎只能對其政府的言行保持沈默。美國和歐洲對這些地方的精英統治的建立和長期延續負有責任。

 

  就布希主義而言,白宮所定義的民主政治的偽裝非常脆弱。當土耳其議會投票否決了美國人想要的東西時,它被告知去再次投票,否則它的意願將會被簡單地忽略掉。當聯合國安理會拒絕了美國人想要的東西時,它被告知它要想保持可信性,必須按照美國的意願來行事,否則就會被擱在一邊。儘管抵制美國的霸權地位需要付出代價,但還是有越來越多的人和政府願意這樣做。這部分是因為布希的福音主義和牛仔式的風格,但更主要的是因為美國的單邊主義轉向對世界造成的後果:明顯的動盪不安和獨裁的方方面面。

 

  現在逐漸清晰的是,大部分關於民主政治的討論實際上是針對美國那些已經攫取權力的危險的決策者意志的強加性的,他們的立場震動了其他的保守主義者和新自由制度主義者,他們也已經加強、深化和拓展了活躍在全球公民社會中的一系列反體制力量。

 

  民主政治與選舉的關係很少像民主政治與那些從政治上來說可能更寬的社會關係結構的關係一樣。民主政治能夠用其他的條件來測量:在決策中民眾的積極參與程度;民眾足夠知情的程度;誰在控制媒體;競選是怎樣被資助的;誰能真正競選政府職位。這就要求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包括這些結構強加給民主政治的種種限制。

 

  全球正義運動一直關注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全世界所造成的痛苦和由專制獨裁者和腐敗權貴所造成的但卻要用普通民眾的血和生命來償付的債務。人民無法逃避軍事暴力以促進民主和自由的名義所造成的痛楚和因把匱乏的資源用於戰爭、而不是滿足人類需要所產生的苦難。戰後社會民主的妥協已經被一種不斷宣佈抗議和民主表達為非法的、致命的和貪婪的統治形式所取代了。新自由主義的後果強化了什麼是岌岌可危的憂患意識,同時,在許多地方激起了反霸權意識的發展和民眾動員的復興。在理解了民主政治主要涵義的重要性之後,反全球化和反戰運動才代表一個對階級統治和“布希-波拿巴主義”的激動人心的挑戰。

 

  (資料來源:After neoliberalism? William K. Tabb; Monthly Review; New York,Vol.55, No.2,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