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組會務人員工會刻不容緩

潘欣榮

近日中華電信工會與其會務人員的爭議,不僅是單一工會團體內部的爭議,更反映了當前台灣各工會普遍性的基層民主問題。工會組織若不是建立在工人民主的基礎上,就很難成為進步的力量來與資本主義體制抗爭。透過這次事件,讓我們檢討會務人員權益、釐清會務人員與工會團體的關係,並由此來反思工會團體內部民主的問題。

同為勞動者 相煎何太急

長期以來,許多來自異議性社團的年輕學生、或者對社會運動抱有憧憬的人,在畢業後投身到各種工會、社運團體工作,但最後許多人卻黯然離開現場。離開的原因很多,但經濟壓力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會務人員普遍來說皆面臨著薪資低、工時長、無勞健保等等,諸如此類相較於一般職場毫不遜色的惡劣勞動條件。

這樣的勞動條件擠壓了家中經濟情形不好的人投身運動的可能性;有些人為了實現理想,願意忍受前述條件,但那些名為夥伴、實為雇主的人還會不時抬出「在工會、社運團體和NGO裡工作是在為社會付出,為理想奉獻」這樣冠冕堂皇的理由,再進一步使會務人員接受更多不合理的要求。大家在「為理想奮鬥」的大帽子下不敢吭聲。最終熱情燃盡,而以「自己不適合這一行」為由離開。

然而,這究竟是歸咎於會務人員個人的問題?或是台灣社運界長期未面對的勞資權益的普遍問題?從近日在苦勞網上看到勞方所撰述的《中華電信工會會務人員聯誼會聲明》及《抗爭日誌》,或許能給予我們一些啟發。

我們雖不能全然掌握電信工會勞資爭議的細節與全貌,但可從張緒中理事長在《中華電信工會勞資爭議報告》的承諾,證實勞方所批評的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與考核要點的確有缺失。而在苦勞網的網友回應中,看到這個仍在進行的爭議當下,勞方在沒有工會等團結組織的保護時,少數受雇者必須獨自面對旁人對於抗爭者個人的懷疑與指指點點,以及來自職場內部的各種有形、無形的龐大壓力。

網路上討論的焦點變成是少數受雇者個人的問題,集中在質疑在個別會務人員的人格、品行等等,卻未回答究竟會務人員的勞動問題根源為何?應該如何解決?其它團體的受雇者是否也面臨的相似的處境?能否透過集體的方式解決?很可惜的,無論是網路上的討論,或者資方的公開信,都迴避未談此問題。

在2004年電信工會發動罷工時,在政府操縱下的主流媒體,宣傳著電信員工普遍領著比民營企業員工高的待遇和福利,當時,是這些會務人員努力讓社會大眾瞭解中華電信員工所面臨的遇缺不補、業績績效嗎等壓力;努力思考著怎麼讓勞動條件相對較好的中華電信員工成為台灣勞工的標竿,讓社會多數勞動者的待遇能夠和電信員工一同向上提升,而非向下沈淪。很可悲的是,在這次電信工會內部的勞資爭議中,當初捍衛工會會員的會務人員,卻面臨相同的攻擊,質疑會務人員的勞動條件已太優渥,令人不禁感嘆「同是勞動者,相煎何太急」?

工會作為勞方團結、共抗資方各種無理剝削與改惡勞動條件行為的組織,因此,工會捍衛勞工權益之原則也應用在自己內部雇用員工上,不得內外有別、表裡不一。同時,工會既是爭取、保障勞工權益的組織,它本身運作更應如此。但我們往往看到工會將雇主剝削勞工的手法,拿來對待自己雇用的勞工(會務人員),如此一來,不過是另一個壓迫者,再加上內部不民主,就更是官僚。

從個人轉向團結

簡要的說,電信會務人員的集體抗爭突顯出下述的運動意義:

首先,過去工會的會務人員,在遇到挫折時往往只能「委屈吞肚內」,或選擇用個人的方式離開以對。然而,這次電信工會的會務人員卻選擇團結起來公開辯論及爭取權益。這過程對任何受雇者來說,都得承受非常大的壓力,但這幾位受雇者卻勇敢的面對,並將平時鼓動工人起身爭取權力的話語,在自己受到資方壓迫時,言行一致地實踐。這樣的精神是少見而值得鼓勵的。

其次,電信工會的會務人員透過籌組會務人員聯誼會,以團結的力量來面對隨著勞資爭議排山倒海來的各種壓力。雖然在人力、時間、法令的限制下,聯誼會本身力量仍小,無法像是工會一般受到工會法所保障的「團結、協商、爭議」等完整勞動三權,以致於資方(電信工會)可以在沒有「會務人員工會」的代表下,與「全體的會員」進行談判,縱使電信工會在會議前給予會務人員短暫的時間內部討論(詳見張緒中理事長的《中華電信工會勞資爭議報告》),卻仍因時間急促、共識的有效性與代表性等因素,造成實質上勞資間不對等的談判。

雖然,在2003年11月8日,勞工團體的雇員(即會務人員)已適用勞基法;但光是會務人員適用勞基法是不足的,因為當前勞基法的一大疏失正是:對於沒有工會的單位,資方即可逐一與勞方達成協議,亦即資方可以選擇與「全體」受雇者一起談判,或者與「部分」工人逐一談判,而這對沒有工會的會務人員來說,這談判雙軌制將大大破壞勞方的團結。

聯誼會雖靠著團結的力量,暫時阻止資方可能的各別談判方式,但這樣不對等的談判關係不僅對工人心理上造成很大壓力,也很難使會務人員透過理事會、會員大會等正式會議,從民主的方式凝聚出受雇者一致的意見。

籌組會務人員工會的價值

「工會不是萬能,但沒有工會卻萬萬不能!」這是許多工會運動者、幹部的老生常談。在台灣,面對勞資爭議時也常常是籌組工會的開始,雖無奈但為時未晚。期待現有的中華電信工會會務人員聯誼會,能在勞資爭議暫告落幕後,進一步申請轉為會務人員工會聯合會;使得全台灣6000名的會務人員(林倖妃報導2003.11.08中國時報),能夠在面對經濟壓力與不合理管理的雙重壓迫時,能有一個團結組織給予協助,讓更多有熱情投入會務工作的人,在獲得基礎的薪資、工作權保障時,更進一步為運動付出。

或許會有人說:「工會是沒有用的!縱使組織了還是會被資方或少數人操控的!」然而,這個新工會是否會被少數人操控,都要看下個階段勞資間的鬥爭如何進行。但在工會籌組織前,這樣的擔心是必要但應化為如何讓這工會能透過民主的方式討論、辯論,並且透過民主投票的方式決議後,分工去確實執行。而在面對來自基層會員、工會幹部的質疑時,或許能透過以下的說明來促進理解:身為是運動者、也是受雇者,我今日爭取會務人員工會的成立,正是證明我(作為受雇者)所爭取的、與我(作為運動者)所鼓動的是一樣的價值、理念,爭取會務人員工會是受雇者權力的展現,更是階級運動基礎的擴大!

台灣社會運動的防腐劑

會務人員工會,不僅是工會會務人員的工會,更是NGO、各種社會運動團體、立委雇員等會務工作的受雇者之工會。在面對台灣今日分散、少量的雇傭型態,不僅傳統工會面臨了新的挑戰,在會員招募、團結、勞動條件的爭取上,會務人員工會也得面臨相同嚴酷的挑戰。但這個挑戰也同時是個契機,正是全面充實、深化工人民主的機會,將工人權益落實於各種勞動場合、組織之內。

工人民主、工人權益絕不僅限於某個大型代表組織的上層代表身上,而是全面徹底落實在全體勞工上,尤其是包括被工會、NGO雇用的勞工。唯有徹底的工人民主,才能確保我們爭取的另一個社會不會墮落為官僚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