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台灣經濟沈淪的序幕已經開始!

姚欣進

     今年前七個月台灣出口順差大幅萎縮,僅出超7.5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40.2億美元,下較幅度高達百分之八十五左右!以此推估,即使後續的五個月出口暢旺,但全年順差應不到30億美元。若如此,這將是自1981年後近二十四年來,台灣出口順差最低的數據。[1]

     針對這突兀的現象,過去一個月以來媒體已有不少評論。八月二十六日的經濟日報以此為社論,標題為「(台灣)經濟沉淪的序幕正緩緩拉開?」,提出頗為悲觀的結論。[2]

     本文將以台灣出口順差大幅低落的現象為切入點,提出當前台灣經濟局勢的簡略分析,並回應經濟日報的疑問︰台灣資本主義的經濟確實已結構性地轉向,已開始陷入長期衰退的局面中。如果未來台灣政經條件沒有根本性的大變化,這將是一個幾乎無法扭轉的長期下降的趨勢。我們無法預測台灣經濟沈淪趨勢的速度(就經濟史的例子來說,這往往會比我們想像的更快來到),更無法斷言它何時會爆發空前的經濟危機,但我們可合理的論證,台灣資本主義已在這沈淪的趨勢之中了。

一、出口順差低落的原因
     讓我們看看台灣出口順差的衰落,原因何在?答案是,台灣出口的低落主要肇因於台灣經濟體內部的嚴重問題,而非外在因素,如全球台灣主要出口市場的需求不振、高油價商品的進口、或台幣匯價上漲等等。

     首先,今年上半年台灣貿易順差的滑落乃是東亞各國以出口為導向各國中的唯一獨特現象,而同一時期,世界主要進口市場也是穩定增長,未呈現大幅度的需求下降。
     以下的基本數據支持了我們的論斷。以台灣創下出口順差的歷史新低的同一時間,日本順差426億美元,中國順差397美元,南韓順差128億美元,新加坡順差73億美元。而同樣是在今年的前七個月,中國大陸、亞洲四小龍的香港、韓國與新加坡的出口成長率分別為32%、11.5%、10.8%與14 %,都遠高於台灣的6.6%!
     換言之,當東亞各主要國家的貿易順差仍舊欣欣向榮之際,台灣卻淪於斯人獨憔悴的地步。

     事實上,從2000年至2004年四年期間,全球進口總額增加率超過30%而台灣卻僅增加17.3%(由1,483億美元至1,740億美元),這代表了台灣出口增長的速度、比例遠低於同期全球資本主義一般市場需求的增長。

     若再以台灣最主要的幾個出口市場來觀察(中國大陸、美、日),更可看出這是台灣經濟能力的衰竭而導致了出口不振,而非市場需求的下降。例如,中國大陸(與香港),去年第四季進口增加24.3%,但台灣對其出口僅增加11.6%,不及前者之半;美國與日本同季進口分別增加13.4%及20.4%,而我對美、日出口則分別增加9.4%與6.9%,均遠低於美、日進口增加率。
     其次,匯率的變化也絕非是決定台灣出口低落的主要因素。例如,在歐元對美元大幅升值後,德國(1-4月)出口還能增加12%,高於台灣出口增加率。

     另一個更鮮明的例子,則是南韓匯率上漲與出口增長。過去四年韓元雖對美元大幅升值,在主要國家貨幣中,其升值幅度僅低於歐元,高過日圓、新台幣、星幣等亞洲各國升幅,但其出口仍然強勁增加45.5%,是台灣出口增加率的兩倍。韓幣匯率的上漲,絲毫不影響其出口貿易的大幅成長。

     相對的,四年來新台幣匯率對於美元、日元雖微幅上漲、對歐元大幅下降,但在這些地區的出口表現,卻完全無法反映不同的匯率優勢條件,而一律呈現大幅衰退的現象。對美國出口而言,過去四年新台幣僅對美元升值3.36%,而美國本身的進口還增加17%,可是台灣對美國出口卻減少19.2%。而過去四年新台幣對日圓貶值7.6%,日本進口增加19.8%,在雙重對台有利的條件下,台灣對日本出口卻重挫20.5%。而過去四年台灣對於歐元地區進口雖僅有微幅增加,但新台幣對歐元大貶30%的情況下,台灣對歐元地區出口仍然減少1.1%。新台幣匯率的有利條件,絲毫不能阻止台灣出口順差大幅滑落的趨勢。

二、全球分工、兩岸經濟一體化下的台灣
     如果近年來台灣出口順差日益低落的根本原因,不在於全球主要進口市場的萎縮、不在於新台幣匯率上漲、不在於其他外部因素,那台灣出口不振的現象,就反映了台灣資本主義的運作已逐漸脫離了全球資本主義主要脈動,逐漸被邊緣化、逐漸淪入自我停滯的深沈困局中。

     簡單的說,這現象所反映的問題是?為何台灣經濟發展的動力,已逐漸跟不上全球資本主義的需求脈動?逐漸被邊緣化?逐漸被排擠出去?
     這問題的答案,必須以全球資本主義的商品利潤鏈、台灣在全球分工的結構角色,以及兩岸經濟一體化的視野下來討論。

     過去台灣資本主義多年來之所以能持續發展的條件,在於台灣能在全球資本主義分工結構中,扮演著一個獨特的角色,即提供生產資本中的製造(廉價勞工、土地等)與管理(彈性化製程、生產資源配置等)資本功能。在全球商品利潤鏈裡,台灣從不是以研發設計、或品牌行銷,而是以低技術製造、管理技術來分割全球商品的利潤。
     而自1979年後中國大陸經濟體開始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運作,逐漸成為全球資本主義最大規模的生產基地後,台灣過去融合製造與管理功能於一身的角色也逐漸順應中國「崛起」的現實,而快速地改變。即台灣與中國大陸發展出更細緻的兩岸分工模式?以台灣接單(美歐先進國委託代工製造)、台灣進口先端機器、生產半成品、試產少量原型商品;再出口至大陸由大陸勞工的初級技術大量製造、組裝,並由台商企業的製程管理;最後由大陸出貨至終端的歐美市場。

     在兩岸分工的關係裡,大陸工廠扮演了製程最尾端、技術層級最低的組裝生產,而台灣則是製程中較高技術的管理、較精密的組裝技術。大陸是單純的生產工廠,談不上生產主導的角色,所以生產原料、半成品、乃至於管理人才、資金都由台灣經濟體的企業總公司來負責。

     兩岸這種分工模式在九十年代之後,在台灣官方愚昧的閉關鎖國政策下,卻不斷發展到了極成熟而密合的運作。[3]自九十年代中期之後以迄於今,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動脈、資本能持續積累的根本原因,在於台灣與大陸的密切配合的分工運作。[4]

     換言之,自戰後六十、七十年代以來,台灣經濟體因為能以相對獨立的經濟體運作,以自身的製造與管理資本,而在全球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佔有獨特的結構角色來發展經濟。在九十年代之後,台灣經濟體若還想在這全球分工體系中仍有一席之地,不被殘酷地淘汰出局,台灣資本主義唯一理性選擇,就只能是持續深化兩岸經濟的一體化,來確保台灣自身的經濟發展。[5]

     這十餘年的兩岸經濟發展正客觀無比地反映了這沛然趨勢---它不是任何主觀、愚昧的、意識形態掛帥的各類官方政策所能扭轉的。

     正是在此時期,大陸取代了美國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台灣對於大陸的出口貿易依存度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即對大陸的出口貿易金額所佔的台灣國民生產總值),高佔全球的第一。「去年台灣對大陸及香港出口四九八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三五%,為對美出口額的兩倍,對日本出口額的五倍;台灣出口順差全由大陸賺來。台灣去年對中國大陸的出口貿易達到498億美元,占台灣總出口34.5%,等於台灣GDP1/6,順差高達371億美元,遠高於台灣總順差170億美元。如無對大陸的巨額出超,台灣去年貿易赤字將達200億美元」(引自經濟日報)!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對於大陸的鉅額出口貿易量,並非是一般單純的商品或成品之國際貿易,而是在兩岸經濟體一起融入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兩岸內部分工運作下的特定兩岸貿易。即台灣出口的是兩岸為先進國代工生產過程中,所需的生產原料、半成品、零組件,甚至是整體製造工廠的規劃、設置等。

     因此,大陸除了是台灣第一大出口區外,它更是台灣海外投資生產的首要區域,而且近十年來急遽地全面擴大中。例如,在1991年台灣對大陸投資金額,僅占全體海外投資比重的9.52%,在此之後即一路成長,平均成長率維持在三成以上。到了2003年底台灣對大陸投資金額占全體海外投資比重更急升到53.38%,即台灣海外投資的每一百元,就有五十三元流向大陸。如果再加計海外投資轉赴大陸投資者,我對大陸投資占海外投資比重達七成以上!

     據估計,台灣過去十餘年來的總投資金額至少一千億美元。而台灣對大陸的投資近年更是節節升高,在2003年投資增長率為百分之四十三,去年為百分之五十一---而這是在台灣執政當局全面反中政治氣氛下的選擇。

     台灣在大陸的投資,絕大部份是生產資本(機器、廠房的設置)。因此,不僅在出口貿易上台灣對於大陸的依存度是舉世最高,這更意味著,台灣在生產製造與獲利上,也不斷深化其對大陸的依賴。在2002年,台灣電子製造業的龍頭,鴻海精密約 70 億元左右盈餘,來自大陸及海外廠;台達電子高達 87% 的獲利來自大陸,比例居冠。據估計,目前電子業中(除了因為政策嚴厲禁止赴大陸生產兩大晶圓廠的台積電與聯電外),台灣各大陸廠為台灣母公司的獲利貢獻度已由2003年的 3 至 4 成,拉高到 5 成以上,超越台灣,躍升為電子大廠最重要及最大獲利來源。
    
這反映了另一個客觀趨勢︰台灣經濟體的關鍵生產資本(資訊電子業)已逐漸轉移過半比例至大陸生根發展了!下列數據,證明了這事實。台灣整體資訊產品在海外生產的比率,已由1999年的23.03%上升到2004年的60.71%,今年1至3月更上升到73.12%。而傳統產業的海外生產的比率,由2003年的23.9%驟升到今年六月的40.5%。台商正加快步伐轉移生產至大陸,而且不再回頭。

三、兩岸分工關係的轉變
     但,台灣對於大陸出口貿易、生產投資與獲利的強烈依賴,更隱含了另一個嚴酷的趨勢。即今日的兩岸經濟關係並非是穩定不變的,而台灣今日獨特的分工角色也絕非是不可取代的。

     換言之,作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以國民生產總值來計算,估計2015年超越日本、2040年超越美國)、第三大貿易國的中國大陸,其所能發揮的磁吸效應是鉅大無比的,因此台灣輸入的生產資源、投資的生產資本等等都不斷提升大陸經濟體自身的生產條件。

     首先,多年來台灣投資大陸的生產資本絕大部份是落地生根(據估計,至少 一千億美元),不斷在大陸經濟體內擴大再投資、再生產,而不再回頭重新加入台灣自身的資本總循環中。[6]台灣母公司、台灣股東與政府只是以股利分紅、抽稅(在台灣偏袒資本家的稅制政策下,甚至是免稅)等方式下來分享其盈餘。[7]

    其次,台灣過去派遣的台籍管理幹部不是逐漸由當地培育的大陸幹部取代,就是這些台籍幹部長期定居大陸,成為當地生產資源之一。[8]

     其三,由於在生產過程中各相關產業是密切相依,所以台灣生產資本轉移大陸的趨勢乃是聚落性、連鎖性質的大批移出。在這潮流中,在某特定產業龍頭企業移出後,任何競爭對手、單一企業(不論她多「愛台灣」)就會迫於市場競爭的壓力,遲早必須尾隨於後、轉移大陸生產。[9]大陸經濟體正是在台灣(以及南韓)生產資本、生產資源的長期輸入、扎根下,近年來已逐漸羽翼已豐,產生質變。即,大陸經濟體自身已逐漸能提供台灣過去負責的管理資本功能、特定的生產資源(半成品、零組件進口)。[10]

     不僅如此,過去十餘年來與大陸經濟體密切關連的南韓,更把握中國大陸崛起的「黃金時刻」,在1998年後全力深耕、扎根與開拓她與大陸經濟體的密切配合運作模式。[11]南韓近年來不僅全力發展對大陸的貿易關係,其家電業、電子大廠更直接在大陸設廠生產,以自己品牌來銷售。南韓商品資本與生產資本(尤其是後者),已深深融入於大陸經濟體內的一環。[12]

     簡言之,大陸經濟體生產力的提升轉化與南韓在其運作中的新角色,都大力衝擊了海峽兩岸多年來的分工關係與運作模式。

     我們已知,今日兩岸的貿易乃是建立在當前兩岸既定的分工的關係上。因此,一旦兩岸分工模式有了新變化,則兩岸目前的貿易商品、貿易額就必然會隨之發生變動。所以今年台灣出口順差的大幅滑落,不過是客觀反映了?兩岸近年來的分工關係已悄悄地產生了結構性的變化。

     這就是說,台灣獨特的兩岸分工角色,如今已逐漸被大陸與南韓所取代。一方面,原本大陸需要從台灣進口的特定生產資料等商品,如今已能從南韓取得。另一方面,台灣過去引以為豪的製程管理、彈性生產等技術等,已逐漸轉移至大陸生根成為其經濟體內一環。而台灣過去相對進步的海空轉口貿易的機場、港口建設等,也逐漸被大陸自身建設所取代。[13]一句話,過去十餘年來,支撐台灣經濟發展的台灣在大中華經濟圈的中介地位,已逐漸喪失中。

     下列的若干數據充分支持了上述的論點。首先,南韓與大陸經濟體的經貿關係,不論在生產資料的進口或是整體生產過程的分工關鍵地位上,均開始超越、取代了台灣。例如,南韓產品在大陸市場占有率,從1994年的6.3%,不斷上升而在今年1月達到11.7%,首度超越台灣的11.5%,成為大陸的第一大進口國。[14]

     而更重要的是,南韓並非是轉口貿易來進口其他先進國的關鍵組件,而是自我設計、生產這些高階組件而直接進口大陸製造加工的。南韓這些高階商品相對於日本顯得物美價廉,因而近年來在大陸的台灣組裝廠或基於轉口貿易的成本考慮(台灣進口、出口大陸在時間與運費上都是多餘支出),或被美國下單客戶要求,而開始在大陸自己採購、換用韓國的商品。因此,去年台灣進口積體電路、微組件、二極體、電晶體等284億美元,其中自韓國進口達57億美元居第一位,高於自日本進口48億美元、自美國進口36億美元。[15]

     其次,這意味著,大陸境內的台商企業已逐漸脫離台灣母公司的進口供貨、提供管理人才,自行在大陸內採購、管理與生產。在大陸的台商就地札根、就地擴大再生產、再擴大資本循環的情況,日益強化。例如,七年前大陸台商原物料由台灣供貨比例高達四九%,去年只剩下三九.三%。零組件、半成品部份,七年前,五成三由台灣供貨,去年也只剩下四六%。反映在出口數字上,今年前六個月,資訊與通信產品出口金額五○.七億美元,大幅衰退二成三,導致出超較去年同期縮減一三.五億美元,大幅衰退三四.五%。這也解釋了,為何今年台灣對大陸出口成長率大幅下降到只有七%,遠低於過去二十餘年來平均每年大約二五%的水準。

     換言之,台灣出口不振的癥結,正在於當前大陸經濟體的發展,越來越不需要台灣的中介角色了!大陸越來越不需要台灣進口生產資源,所以台灣出口順差才會日益縮減。

     例如,到今年前七月為止,台灣對大陸、東協與日本的出口成長率分別為7%、8.7%與6%,對美國出口 則減少1%。但去年前六個月,台灣對大陸、東協與日本出口成長率分別為39.4%、37%與9.9%。但由於 去年台灣對大陸出口占台灣總出口的36.7%,而東協 六國只占台灣出口的13.1%,因此,台灣對大陸 出口成長率銳減,乃是今年台灣順差大幅縮水的最主要原因。

四、黯淡的台灣經濟前途
     當台灣過去的分工角色功能,已日益被南韓、中國大陸經濟體所取代時,如果台灣不能轉化為更高階、或不同形態的經濟角色,以重新在全球分工網絡中另謀一席之地的話,那台灣現有的經濟發展就只會不斷凋零、不斷被排擠出這全球分工網絡之外。[16]

     台灣正步入了在全球資本網絡中被邊緣化的艱難局勢中,而出口順差的低落,將只是第一個徵兆而已。下列一連串的數據,更深入地反映了這殘酷的趨向已經開始啟動了。

     首先,就投資面來說,外人投資從2001、2002年年連續兩年衰退30%以上,最近三年來外人投資僅及2000年的一半水準。在2003年,民進黨官方統計外人投資僅三十五億美元,這尚不及2000年陳水扁首度就任總統當年投資額的半數。但這還不是最糟的數據!去年九月,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 (UNCTAD)」研究專員公佈的報告顯示,2003年進入台灣的外國直接投資 (FDI),即實際投入的總金額乃是四億五千萬美元,而非台灣經濟部統計的三十五億六千萬美元---這僅是外資申請投資批准的帳面金額,但卻未實際投資(見2004.09.25 中國時報)。

     其次,據經部投資處統計,今年前六月核准的僑外直接投資件數508件,比去年同期減少約10%,總額11.億131.6萬美元,更比去年衰退了33%。這是民進黨執政五年來,外資來台投資第三個年度衰退。除92年、93年因為全球景氣復甦微幅反彈外,五年中的三年,外資來台投資金額,都出現超過三成以上的衰退。

     其三,再看看國內民間投資。據經濟日報報導,「最近三年(2001至2003)固定投資毛額較前三年(1998至2000)衰退19.5%,已十分嚴重。但其中,仍有甚大部分是彌補投資設備在營運中的損耗,僅在維持過去的產能。而真正能提高生產力的,是扣除資本消耗後的「淨投資」。可是近三年來國內「淨投資」,較前三年減少54.8%,其中製造業「淨投資」更減少65.7%,萎縮三分之二,這是何等嚴重的問題」。事實上,我們若計算2001至2004年四年間平均每年投資較2000年民進黨上台前減少3,500多億元,合計四年減少1.4兆元,相當於台灣有一整年的投資是零蛋!
     其四,投資的對立面是消費,那麼台灣近年來的消費增長了嗎?台灣在1952年至1999年的48年間,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高達8.4%,而同期間民間消費支出,亦同步以每年8.4%的快速成長。但過去四年來,台灣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驟降為3.3%。台灣平均每年每人所得僅增加1.3%,而且失業率上升,消費能力大幅萎縮;致使消費支出增加率下降更為快速,四年來年平均僅及2.4%,約為過去的消費支出增長率的四分之一。
     投資不振,就不能擴大再生產、資本就無法獲取利潤、積累資本,以更進一步地推動資本循環。而消費不足,則會帶來生產過剩、投資生產停頓,更進而關廠、裁員,更進一步的消費不足之經濟蕭條的惡性循環。台灣目前當然還未陷入這絕境中,但上述的種種徵兆確實已浮現了。

     經濟蕭條的前一階段,乃是經濟停滯發展,社會生產力面臨發展瓶頸,開始走回頭路、吃老本了。而近年來,台灣出口的主力商品,居然逐漸由高技術、較無環保污染的資訊商品,走回高能源消耗的石化商品。

     電子、資訊、電機類產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自去年上半年的50.6%,今年上半年降為46.9%。這如與89年所占比重最高達55.7%比較,四年半內下降了8.8個百分點。相對的,在八十年代,佔出口所占比重約為60%左右的中高能源密集度產品,到了90年代後,其比重即快速下降,至89年已降至46.0%

     但民進黨上台後,隨著台灣資訊商品出口比例的下降,中高能源密集度產品出口所占比重卻節節高升,今年上半年更高達63.8%,創下80年以來的新高記錄。

     一旦台灣經濟體的繁榮不再出現,則台灣大眾過去期待由上層既得利益階級所滴漏的利益分享,就注定要落空。當前台灣資本主義所能創造的利潤大餅,不僅日益縮小,也日益集中於極少數權貴、壟斷階級手中。反映在台灣一般勞動大眾生活上,就是能支配的所得日益縮減、消費能力日益微弱,而負債金額日益擴大。

     據統計,若將全台依家庭收入,區分五大級別,則四年來每戶可支配所得縮減,已擴及80%家庭(約為556萬戶)。而這80%家庭為維持既有的消費水準,不得不降低儲蓄以為支應,其中第2、3、4組中高所得者60%的家庭平均每戶儲蓄,較88年分別萎縮10至33%,而第1組所得最低的20%家庭,在最近四年中有兩年可支配所得無法支應消費的需要,淪為負儲蓄。

     這最低級別的家庭,每人每月可支配所得扣除政府的各項補助後,為10,100元,遠低於台北市的13,797元,應屬於貧窮階級,其人口總數高達273萬人,較內政部所公布的低收入戶20萬人超過253萬人。他們乃屬於新貧窮人口。若如此,則台灣貧窮人口高占總人口的12.1%,即平均每8.2人中,即有一位!

     事實上,至今年5月銀行業對消費者貸款超過6.1兆元,是政府債務餘額4.1兆元的1.5倍。所以人民全體債務(即政府債務加民間債務,但這帳面上的政府債務餘額是嚴重低估)的總負擔高達10.2兆元,相當去年GDP10.2兆元的100%!換言之,台灣全體人民有一整年的勞動生產是要還清舊債的。
     更可怕的是,民今債務的積在這五年來是以滾雪球、加速度方式來進行的。據統計,個人消費性貸款及信用卡循環信用餘額,在1999年底時,才5,051億元,但去年底即驟增至1兆3,647億元。民進黨執政五年間,增加的消費性債務,即達過去48年累積債務的1.7倍。
     而根據家計調查,占總就業60%的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去年前3季經常性薪資只較前年同期增加1.07%,可是同期消費者物價上升1.54%,實質薪資已呈負成長。

     總歸一句話,台灣一般受薪階級的實質收入已呈遞減狀態,消費能力當然也開始不斷壓縮;而社會基層勞工大眾,尤其是無任何熟練技術者,更已面臨臨時、派遣工作的壓榨,必須時刻置身於無勞工權益、福利、冒著高工作風險而且身兼多職,以賺取微薄生計的慘狀。經濟大環境的惡化,勢必帶來整體社會的逐步的解體、價值錯亂的駭然現象?近年來,台灣大眾的欠債自殺、夫妻離異、子女無法正常受教育、販/吸毒不斷、家庭暴力、近親性侵害出現等等,豈僅是偶然而已。

     台灣經濟的冬天,才剛剛開始!

結語︰經濟分析的政治意義    
      經濟分析固然不能取代政治實踐,但一個在政治意識下的經濟分析,如果正確而科學的話,就必然能讓我們對於當前台灣社會的現實物質基礎有更清楚的認識,從而一個進步的政治運動方向,能更如實地針對客觀矛盾性質來提出解決之道。

     換言之,本文的經濟論述必然有其政治與社會意義的。為避免不必要的誤解,在此結語中,簡單補充以下兩個論點,它還有待來日詳細討論。

     其一,如果台灣資本主義已是走向長期衰退的趨勢,未來台灣政府在別無選擇下,應會全面走向新自由主義的反動社經政策,強悍地為獲利日益困難的資產階級建立「新社會秩序」、壟斷利潤,全力打擊社會大眾、弱勢團體的訴求與抗爭。這種種的徵兆,這幾年來其實已不斷浮現了,但未來隨著台灣資本主義更進一步惡化,台灣資產階級統治政權的暴力性格,將會更充分暴露出來。

     其二,面對台灣經濟江河日下的現實,絕大多數非統治集團的台灣政治人物、資產階級、甚至一般民眾將會寄希望於兩岸經濟關係上,期望在兩岸政治和解、兩岸經濟一體化趨勢下,台灣資本主義能重振活力。但,這將是無視客觀現實的主觀幻想。

     本文已分析,台灣在兩岸分工的經濟角色已被新的現實條件取代了。近年來兩岸政治關係的惡化,僅只是延緩了台灣自我調適時間來配合大陸經濟體發展而已,而非扼殺了兩岸經濟一直持續的密切往來(見本文腳注第三條、第四條)。

     這就是說,台灣過去相對於大陸經濟體的相對優勢、獨特角色,在未來將不再是關鍵了。台灣在未來兩岸關係的新發展中若還能有一席之地,就不再是延續過去的角色,而必須是步步依隨著大陸經濟體的急速發展條件,來重新調整台灣自己的結構角色。可想而知,這即使救得了台灣資本主義於一時(僅只是局部性的),但卻將帶來更鉅大的政治、社會災難。

     一如晚期資本主義發生危機時,總是以大量併購、資本大幅集中、全面寡頭壟斷來企圖延續資本主義的壽命。未來兩岸經濟的一體化,帶給台灣社會的,將是少數大資產階級集團的獲利、中小企業的全面整合甚至消逝、以及一般台灣勞動大眾的大量失業。[17] 另一方面,今日兩岸政治體制、政治主權的爭議,也無法期待兩岸資本主義的一體化而順利解決。[18]

     更何況,無人能斷言,當前大陸經濟體的資本主義能繼續以夾雜著駭人的官僚腐敗、破壞生態、貧富對立的掠奪式、強權式的方式發展下去。[19]

     台灣資本主義的冬天已經降臨,但兩岸資本主義的一體化,也不可能是兩岸社會的未來春天。兩岸人民必須另謀出路---我們將繼續討論這問題。

   
註釋︰
[1] 1981年的出口順差是14億美元,但當時台灣平均國民所得僅為2443美元,如今則為14900餘美元;因此,若以相同比較基礎來衡量,台灣今年出口順差事實上乃是二十四年來最差的記錄
[2]經濟日報的媒體角色,類似於英國的金融時報、美國的華爾街日報;其經濟分析的精闢與敏銳,堪稱為媒體的翹楚,但她正統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政策思維,卻是保守而反動的。它的立場是全力擁護自由市場經濟,而其執筆者深諳市場經濟學理論,善於綜合各方數據,來針對台灣資本主義運作的現象提出較深入的分析。在這方面,它的論述對於關心台灣資本主義客觀現實的讀者來說,頗有參考價值。另一方面,它若據此自由市場的原則來評斷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政策,其後果往往是匪夷所思,完全違反了社會起碼的公義(例如,它全力鼓吹派遣勞動、近日反對外勞基本工資制定等等)。在這方面,對於資本主義體制稍有反思能力的讀者,當然必須嚴正批駁的。

[3]雖然台灣鎖國政策的惡質效應在這幾年急速擴展,但這「戒急用忍」的政策卻是出自於國民黨政府,李登輝主政時代。在當時,國民黨政府無人公然反對李登輝的經濟政策(包括最近擔任連戰和解之旅先鋒的江丙坤),民進黨今日鎖國政策可以說是延續、強化這政策。以大陸經濟的發展脈動來看,李登輝當年的鎖國政策已落後於當時兩岸資本主義的客觀需求了,而民進黨執政後,兩岸經濟密切互動更是全面發展,所以同樣是鎖國政策,帶來的後續影響是有很大差異的。
[4] 總的來說,台灣資本轉移大陸的歷史過程,大約有三個階段?一為79年後至八十年代末天安門事件前,這是第一批傳統產業如製鞋、腳踏車等勞力密集、資金較少的中小企業為主;二為92年鄧小平南巡喊話,確立大開大陸經濟體制後至90年代末期,台灣一般資產階級、大企業集團開始不斷進入大陸,建立據點、展開佈局生產;其三,2000年後至今,一方面大陸進WTO,有了全球資本管理規範的保證,加上大陸各方面條件日益成熟,台灣大資產階級集團、高技術、資本密集資訊產業,幾乎是整體性進駐大陸、規模化生產。所以,兩岸經濟一體化的關鍵時刻,乃是在第二階段後期開始,即約最近十年。這十年,恰恰是台灣投資大陸的年增長率年年遞增的時期。
[5] 這是說,在既定的資本主義體制架構下,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理性選擇,應是深化與大陸經濟體的一體化。但這絕不意味著,資本主義本身乃是未來大陸、台灣兩岸經濟的唯一、或合理的出路。事實上,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的矛盾、不公義性質,有著全面的理論批判;參見筆者拙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世界資本主義》,姚欣進著,(台北?巨流,2004)。
[6]據2002年數據,只有二十三家公司曾將大陸轉投資盈餘匯回台灣,比例不到一成,累計匯回金額共僅二十五億餘新台幣,佔登記匯出金額比例約一.五六%。
[7] 台商為了逃避民進黨政府對企業投資大陸分公司不得超越該分公司資本額百分之四十的設限,甚至成立百分之百轉投資的子公司,在香港上市籌資再投入大陸境內生產。最近鴻海子公司,富士康就是如此。
[8] 行政院政務委員胡正勝根據主計處統計資料表示,去年一年台灣居民非移民但出國兩年以上,滯留未歸人數高達四萬餘人,較三年前驟多了近萬人。而這些長期移居者,大多是在大陸工作。胡正勝還表示,上海台商即已高達五十萬人,而台灣每年前往大陸的三百六十萬人次中從商者又比觀光客還多。見中時晚報05/23/2005。
[9] 最近華碩電腦總經理,施崇棠發給台灣員工的公開信,即承認華碩由於在大陸的發展步伐慢於其對手,鴻海精密,以至於其營收獲利節節失利,而他唯一的策略只有向其他的對手一樣---縮減台灣員工人數、擴大大陸投資等。見工商時報03/09/2005  
[10]根據廣達與仁寶財報,去年與今年前四月,台灣員工人數都約減少兩千人。
[11]南韓近年來投資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過去台灣也在24%以上,可是前三年降到17%以下,去年才回升到20%,但仍較南韓少1/3。而外人直接投資近五年來南韓平均每年有110億美元,台灣僅47億美元,不及南韓的一半。
[12]三星在大陸投資布局,已由製造基地變成品牌中心;LG在中國的投資策略,則是以本土化截取中國市場。「2004年24項數位相關產品世界占有率」調查報告,指出有七項「三星」品牌產品進入前五名之內,其中三星的DRAM、顯示器、LCD等四項產品,列為全球第一;兩年前三星更被美國商業周刊譽為2002年全球科技公司前100強的榜首。
[13] 見經濟日報08/29/2005的專題報導。
[14] 台經院的研究也發現,1992年韓資企業赴大陸投資額是2.06億美元,去年已激增到62.5億美元,12年間成長30倍;南韓對中國直接投資金額占其對外投資比重,2004年達78.9%,相較10年前的比重僅28.4%。
[15]今年一至七月,我對日本入超191.8億美元,增加14.5%;對南韓入超43.45億美元,增加29.1%,主因是自日本進口機械,及自南韓進口電子產品所致。
[16] 這正是全球化下的資本運作邏輯?即,全球資本在日益集中化的同時,將更嚴厲而精確地選擇極少數的各地節點,根據利潤極大化的原則而重新組合為全球資本的運作網絡。而過去處於世界體系中半邊陲、中間階層的經濟體,如東亞四小龍、東亞五虎等,將僅剩少數一二來取代過去的對手。這是一個贏者全拿、選擇少數/排斥多數的全球資本網絡的運作規律。可想而知,在這資本主義全球化運作下,未來今日仍處於半邊陲的眾多經濟體,將紛紛被擠壓、掉落到全球資本的邊緣地帶,甚至是無關的地步。台灣似乎也難逃這厄運。見筆者的論著,姚欣進(2004?385-387、454-458)。
[17]例如,台灣數以千計的中小企業將被併入、遷移大陸、或重新整合為兩岸企業、或將如小蝦米一樣被龐大的中國大陸大企業集團吞沒於無形。相對的,台灣大資產階級挾其雄厚資本、相對進步的管理、生產技術(如統一集團的通路行銷管理、兩大晶圓代工廠的生產技術、長榮海運的運輸管理、台塑的生產管理等)還有可能在兩岸一體化過程中,因為兩岸市場統一、生產規模擴大等而擴大其壟斷獲利。而對台灣一般勞動大眾來說,兩岸經濟一體化,其實就意味著失業命運提早、全面地來臨。因為,所謂兩岸經濟一體,也就是兩岸勞動力市場的統一。在台灣平均工資高於大陸工資十倍的現實下,台灣一般勞動大眾的普遍失業下場,是不言可喻了。
[18]事實上,寄希望於大陸資本主義發展的泛藍政黨,基本上,是不敢要求大陸民主政治的,更不敢批判大陸當前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負面性質。請參考左言,「評析張亞中的《兩岸統合論》」;網路文章登於苦勞網站(http://61.222.52.195/default.asp)與工協網站(http://www.worker-democracy.com.tw/index.asp),0702/2005。泛藍政黨將兩岸資本主義的一體發展置於首要地位,避而不談兩岸民主、兩岸資本主義矛盾,這是台灣資產階級以自身的階級利益,來取代了兩岸大眾民主政治的前途。這將反過來讓台灣泛綠政黨有可乘之機,繼續操弄民族主義,加大兩岸社會矛盾。
[19]這問題,遠非本文能夠討論的;讀者可參見,劉宇凡「資本主義新中國的前世與今生---從中國的和平崛起論談起」,《紅鼴鼠》第三期,2005年一月,34-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