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反對力量的生死關頭 ─ 後320變局的鳥瞰
■立報2004/03/26

320後,一個引人熱烈討論的新話題是:進步反對力量的催生。當然多數人心知肚明這個願景的前提:泛藍二連敗處於崩潰邊緣,及凱達格蘭大道人潮久久不退。若一切預設成立,那麼當泛綠缺少了泛藍這個國族主義的鏡象對手後,社會內部攸關勞工、農民、婦女等實際利益分配的議題,或有可能取代國族主義政治的格局,重新滋養台灣的新反對論述。 
 
果若如此,未嘗不是台灣歷經一場選舉劫難後的大幸。但問題是,這種「藍去社運來」的預設,不能建立在一個樂觀主義想像中。對社運而言,若自己在320前便已養精蓄銳,則「進步反對力量」在320後會相對地有水到渠成之效;若自己無兵無糧,而僅覬覦泛藍裂解後的社會空間,那麼所謂「進步反對力量」未必因此能有寸進。 
 
一個簡單而客觀的事實是,過去陳水扁4年任內,社運可動員的議題幾乎全都接力而上,但就是金剛不壞。從教師頭一次上街頭、到闊別十餘年的農漁民再次腳踏台北城,期間包括台鐵工會在內的反民營化抗議、健保雙漲民怨,可說在這短短4年中,一個新自由主義政權所能碰到的各種社會怨懟全都爆發出來了。然事實證明,泛藍選票並未坐收漁利,而泛紫以「公平正義」做為政治批判的公約數,也只落得曲高和寡的下場,這不啻暗示了過去扁政權這4年來,台灣國族主義霸權已經將這些社會矛盾有效消解、統合在「安全範圍」內,故若陳水扁再次連任,則國家機器的權力強化與緊縮將是可預見的。 
 
最糟糕而弔詭的狀況是,當泛藍牆倒眾人推時,社運不免兔死狐悲。社運當然與泛藍願景大相徑庭,但自1990年後,社運仍一息猶存,與其說是生聚教訓,倒不如說是與統治階級的藍、綠內訌有關,故社運能在這小小的夾縫裡求生發聲。然而,若泛藍這個制度性的反對黨真被一次剿滅,則社運等於直接與台灣國族主義國家機器硬碰硬,屆時原已部落化的社運究竟是提高了勝算?抑或反之?因此,催生「進步反對力量」將非常急迫,且恐怕宜以最悲觀的假設出發,畢竟國家機器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