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階級的命運

墨翟

過去三十年,中國的經濟翻了三番。這些都是我們工人所創造的財富。然而,這些巨大財富主要都落進剝削階級口袋。在新創造的財富中,利潤的比重越來越高,而工資的比例卻相反,步步下降。這就是相對貧困化。這是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規律,連歐美發達國家的工人也不能完全避免。只是我們額外嚴重而已。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中國的工資佔國民收入比例,從1998年的53%下降到2005年的41.4%[1],而利潤相對於工資就此消彼長,說明了這段時期社會急速兩極分化。

但是大陸的工人階級中,有成千上萬計的工人不僅相對貧困化,而且是絕對貧困化,就是說,工資的購買力在過去二十年持續下降,幾乎只能糊口(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了。近年來,在珠三角,最低工資普遍都增加了。但是並沒有顯著帶來生活的好轉,因為不久物價也趕上來了。

只靠個人奮鬥不是辦法

許多工人都懷著樸素的理想:努力工作,多拼幾年,生活還是會慢慢好起來的,下一代還是會有好日子過的。簡單來講,就是相信個人奮鬥來脫貧。只要認真回顧社會財富分配的當代史,再來看看今天官商怎麼拼命轉嫁危機,不難看出,個人奮鬥根本無力改變剝削階級把工人當成純粹即用即棄的增殖工具的局面,因此也無法改變工人的絕對貧困化的趨勢。而且,還有一點許多人不知道:工人越是拼命進行個人奮鬥,越使全體工人過得更苦!因為勞動力市場同任何一種市場一樣,價格水平是由供求雙方中,最有組織實力的一邊來決定的。而作為勞動力的買方的資本家,除了有錢而居於強勢之外,他們之間也通常比較有組織性,再加上當官的偏袒,就使到他們佔盡優勢;相反,作為勞動力的賣方的工人,總是分散的,又因為是無產者,一無所有,總是急於求職生存,本來就居於劣勢。如果工人不知團結,只知個人奮鬥,那麼,他們越是互相競爭,就越居於下風!工作更辛苦而工資更低!由於中國人口眾多,這個結果更不可避免!許多人不斷換工作以求得比較高薪的工作,結果都差不多,就是這個原因。

有人說,只要老闆繼續有訂單,經濟繼續增長,那麼工人早晚就會得到更多好處。水漲船高嘛。這是欺騙。因為中國經濟增長早就是屬於那種“不能帶來就業增長的經濟增長”。從19902002年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可是就業增長竟然只有0.8%!所以失業率長期維持在超過10%的水平(官方的4-5%失業率根本是假的)!為什麼會這樣呢?歸根到底,是因為資本家迫使3個工人做6個人的工作!如果在經濟增長期,就業增長還那麼少,工資佔國民收入的比例尚且不斷下降到驚人地步,那麼,到了經濟危機時,勞動者的生活就肯定只會再惡化。

週期性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規律,全世界沒有例外,歷史上沒有例外!而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經濟危機已經爆發。而到了那個時候,剝削階級就會立即千方百計把危機轉嫁給工人:關廠,裁員,減工資,加強勞動強度等等。那時工人階級就苦中更苦了。

擰成一股繩

歷史已經向我們工人階級提出嚴峻考驗。要麼我們換掉腦筋,拋棄“個人奮鬥脫貧”的舊思想,擁抱“集體奮鬥脫貧”的新思想,擰成一股繩,抵抗剝削;要麼就是掉進貧困化的深淵,連下一代也無法爬出來。要改變命運,必須認識到工人階級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好就一塊兒好,壞就一塊兒壞。當然,個別人可能自有出路,這個我們由他。但是我們現在是向著絕大多數工人兄弟姐妹說話,不是向個別人說話。

所謂“集體奮鬥”,就是長期團結,長期奮鬥。農民團結為農會,工人團結為工會,同剝削階級作總較量,來改變社會財富的根本分配,天經地義!在歐美,凡是有比較強大的工會的行業,工資都比較高。美國1995年一個調查顯示,有工會的藍領工資比沒有工會的高出五成,退休金高出3倍。其次,工會使到工人的尊嚴得到保障!外國哪裡會像我們的資本家那樣敢隨便向工人罰款!歐美的工運用“體面勞動”一句話來概括工人的應有地位,它包括:合理工資,就業保障,自由結社,人的尊嚴,男女平等。只有我國的工人才會在維權時打出“不准保安打人”這樣的要求;歐美工人沒有這個需要——他們有工會,尊嚴受到尊重,誰敢打他們?連香港的工人都比大陸工人活得有尊嚴!因為他們多少享有基本公民權和工會權。工會的真正作用就是把分散的工人擰成一股繩,迫使資本家簽定合理工資的集體合同,這樣才能扭轉工人的劣勢。我們當然也有工會,但是徒有虛名,並無其實。怎麼辦?普通人會有一種“既然有名無實,那麼我就乾脆名也好、實也好也不要。”他們以為一概拒絕就能避免受騙。其實這恰恰繼續受騙!人家指鹿為馬,那麼,正確的對策應該是指鹿為鹿,指馬為馬,循名責實,去促成有名有實的、為工人說話的工會。不分真假,一概拒絕恰恰符合剝削階級的利益!

工人不是不懂這個道理,而是覺得工人難以團結起來。第一個障礙當然是剝削階級嚴厲禁止工人自由結社。不過,一個南韓工運者說得好:講鎮壓,我們當年南韓的軍事獨裁政府也非常鎮壓工運。但是這沒能阻止工人慢慢團結起來,終於成功建立自主工會。力量,是可以從無到有的。

法律維權的局限

有人會說,我不如用更省力的方法,例如法律維權。的確,對於某些人來說,打官司可能有效。但是,對於大多數受無情剝削的工人來說,光靠打官司就很有疑問了。我們雖有保護勞動的法律,問題是司法不獨立,而當官的又腐敗,所以指望完全靠打官司來維權,是靠不住的。其次,打官司一點都不省力,而是費時費錢,而工人既缺時間更缺錢。有一個例子,就是老闆無理開除工人,工人去打官司,打了一年,贏了,要老闆繼續履行勞動合同。可是那時勞動合同都到期了,老闆又有籍口賴帳了。有人笑說,只有那些要躺在病床上一兩年的工傷病友或者職業病患者,才有條件慢慢等。怪不得當官的也慫恿工人打官司,因為這樣能夠把工人的集體力量拖散拖死。那麼,是不是什麼官司都不要打呢?那倒不是。任何一個案例都要具體分析。我們這裡要說的只是:官司可以打,但不能奢望可以代替工人的集體的、自主的團結力量。

其實,我國有關保護勞動權利的法律還算不錯。例如,有關防治職業病的法律,我們還是蠻先進的。但是工人都知道官商都不會執行,這就是為什麼無數工人為職業病所害。工人怎麼才能迫使剝削階級尊重法律呢?只有靠自主的工人運動。光有自上而下的法律是沒用的,如果同時沒有自下而上的工運、去抗衡不守法的官商的話。150年的世界工運史證明了這點。

工會的作用不僅是提高工資,就是在抵抗職業病與工業意外方面,都需要工會。在西方早期,不論是為工人開設健康診所,還是接濟受害工人,還是監察工廠的工作環境,還是促進有關職業病的預防與賠償的法律,工會的鬥爭是不可缺少的。美國第一個職業病診所就是工會開辦的。19113月,美國紐約的三角制衣廠的大火燒死146個工人,引起工人運動的強烈抗議,導致了美國第一個工業意外賠償法的產生。同時,工會迫使僱主同意成立環境衛生監察局去預防職業病及工業意外,工會自己則設立診所為受害者服務。在事件之後,工會會員飆升,因為工人知道工會在抵抗職業病及工業意外上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二十世紀初也是大量工人罷工才迫使國會制定較為完善的賠償法律的時期。歐美的有關法律還常常成為其他國家的有關法律的典範(包括中國)。

只有在工人運動的壓力下,政府官吏和政治精英才慢慢被迫改變過去完全而公開地偏袒資本家的態度,並多少考慮勞工的要求。在今天美國,由於工會會員的監督,有工會的職業場所受到當局檢查衛生條件,比沒有工會的職場,次數平均高出五倍。阿伯拉罕在他的書〈職業健康小史〉裡說:

“整個勞工健康與疾病的歷史表明,在有關立法、工廠巡查、賠償、改革與預防的事項中,工人都扮演著關鍵角色。勞工的抗議、罷工、訴諸法律以及工業災難,都是促成有關方面採取行動的催化劑。從工業革命一直到現在,勞工組織起來,都是工作場所的健康與安全得到改進的關鍵因素。”

工人也不是不瞭解團結維權的必要,而是覺得沒有力量去跟老闆較量,更沒有力量跟當官的較量。打工的,要向現實低頭啊。然而,剝削階級真的能夠為所欲為,而工人永遠只能坐以待斃嗎?只要回顧一下,就知道15年前的現實同今天的現實也有重要分別。現在,在珠三角,自發罷工無日無之,早已衝破了早期官方的罷工禁令了。(其實中國沒有一條法律禁止罷工。當官的如果說什麼依法禁止罷工,那根本是法盲。不過憲法也沒有保障罷工權,也是事實。下詳。)為什麼?就是因為罷工太多,禁無可禁啊。而事實上,許多時自發罷工都能迫使老闆改善一點工資或福利。事實證明剝削階級不能為所欲為,而工人也不至於毫無力量。而工人以後能否提高地位,就看下一個階段工人能否再接再勵,通過集體奮鬥來衝破不讓工人長期團結的惡法了。

有工人說,我們每覺不平,就臨時罷工好了,何必要講什麼下一階段,講什麼長期集體奮鬥呢。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知道,雖然有些無組織罷工成功了,但是有更多失敗了。常見的情況是這個部門罷工,那個部門卻不響應,結果失敗了。其次,即使在成功的例子,無組織罷工的局限性也是很明顯的。凡是多少有過罷工、怠工經驗的工人都多少知道:上個月罷工迫使資本家提高工資,下個月他就要用各種詭計儘量拿回來;或者加強勞動強度,或者提高產量標準,或者改用新的計算工資的方法,或者兼而有之。工人縱然不是一無所得,得益也往往太少而且並不牢固。

說來說去,不論是法律維權,或者是臨時性的罷工,都不能代替建設工人自主的團結力量。

我們是誰?——身份迷思

有些工人明白這個道理,可是覺得難以團結工人。要工人想到一塊,難啊。大家平時都在廠裡打工,誰是城市戶口,誰是農村戶口,這個分別還不算什麼。可是,一旦要講到集體奮鬥,問題就出來了。集體?什麼集體?每個人想的都不一樣。你的身份不同我的身份,怎麼長期團結、集體奮鬥?有本地戶口的會對農民工說,你們有什麼事大不了就回家種田,不必呆在本地,我的一家都捏在本地當官的手裡,隨時給你穿小鞋,能夠和他們對著幹嗎?如果不能,我怎麼跟你一條心打拼?而農民工又會對本地戶口的工友說:你的愛人孩子都在身邊,享受本地教育福利,我的呢,都呆在鄉下,孩子哭著要見爹娘,我怎麼跟你一條心打拼?“農民工”這個稱謂之外,還有一個稱謂,就是“外來工”。外來的,又怎麼會跟本地的想到一塊呢?

再擴而充之,還有國企工和農民工的分別。國企工人覺得農民工不算工人,因為他們還有田地;農民工覺得國企工人吃慣大鍋飯,好吃懶做,髒活累活都推給農民工,現在下崗也活該。更可悲的是,兩個部分的工人階級都充滿自卑感,覺得低人一等。國企工人以前是老大哥,現在卻幾千萬下了崗,在崗的無論工資還是福利也都短了一截,找對象也難。農民工呢,更陷於“身份迷思”。有一個調查說,有三成農民工覺得自己既不是農村人又不是城裡人,另有一成不知道自己身份應該怎麼叫。農民工這個名詞本身也是自相矛盾:他們究竟是農民?還是工人?如果說是農民,他們大部分都沒有認真耕過田呢。都是年紀輕輕就出城打工。說是工人,然而,他們又不像城市戶口的工人那樣比較有保障。正因為存在著那麼嚴重的分化,儘管工人階級的數量不斷增長,現在已經達到25千萬(國企工1億,農民工15千萬),卻是散沙一盤,任人宰割。

但是大家應該想想,這種把公民分成兩個等級的戶口制度本身合理嗎?一點都不合理!現代國家是公民的國家,不是專制主義時代的君主——臣民國家。公民的一切政治權利應該平等,不能因為出身不同而有區別。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通過戶口制度剝奪農村人口的自由遷居(包括遷居城市)的平等權利。其實中國也並非從來如此。連國民黨時代也不是這樣。1949年之後的一段時期也不是這樣。現行的戶口制度是1958年,為了阻止農民進城才建立起來,並正式剝奪了農民的遷移權利,還特地從憲法刪除這點。

20年,剝削階級忽然發現農民可以成為廉價勞工,這才放寬他們進城打工的條件,但是種種歧視性的規定仍然沒有鬆動。所以才會有什麼“農民工”、“外來工”的荒謬稱謂。其實,都是生息在自己土地上的公民,豈有“外來”之稱?如果出身農村,就要永遠打上“農民”的烙印,那麼,是不是也應該使用“毛(農民)主席”這樣的稱謂?在農村種田,就是農夫;出到城裡打工,就是工人,同國企工人、本地戶口的工人,同屬工人階級,豈有“農民工”與“本地工”之別?一直有這種區別,那是剝削階級特意用來剝奪農民的人權,其次是用來分化工農,而現在又特意用來分化工人階級。剝削階級就是要令到一部分工人歧視另一部分工人,讓雙方都覺得“你不是跟我一夥的!”這樣工人之間就永遠不能團結一致了。

然而,殘酷的現實不斷地教育工人:不論是國企工人、本地戶口的工人,還是農村戶口的工人,大家都是同一命運的階級,好就一塊好,壞就一塊壞,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這不是吃飽飯閒磕牙,而是20年來的翻天覆地的資本主義復活和發展所決定的!20年前,國企的工作還算體面,那個時候,要說國企工人跟新進城的少數“農民工”是命運共同體,是不會有人相信的。20年後的今天,國企經過所謂股份制改革後,大部分都變成私人企業,國企工人地位已經逐步下降到同15千萬進城打工的農村青壯人口的地位相差無幾了。擁有本地城市戶口的工人也不一定再在國企打工,而是更多在私人企業打工了。城市人原來擁有的住房、養老、醫療、教育等福利,不是乾脆取消就是大大縮水了。另一方面,由於人多地少,現在年輕一代的農村人口已經很難再分得土地了;即使還有幾分地,要靠它去活得像個樣子幾乎是不可能的。對於大部分來自農村的工人來說,他們從城市退回去種田的機會越來越少了。即使有些民工在大城市打工78年之後回去,往往也並非回去務農,而是回去開個小店做小買賣。到了最近,連做小老闆也越來越困難了,許多人回去後仍然在家鄉附近的小城鎮繼續打工。

總之,資本主義復活本身正正在打造著一個統一而且同一命運的工人階級。但是剝削階級面對這個自己打造出來的巨大的工人階級,害怕了,為了不讓這個統一的工人階級團結起來,不僅繼續禁止工人自由結社,而且利用次要的差別和舊的頭腦和偏見,來繼續分化工人。醒醒啊,工人兄弟姐妹們!天下工人一家親,我們為什麼還要硬分什麼“本地工”、“外來工”,“國企工”與“農民工”呢?記住:種田的就是農民,城裡打工的就是工人;農民就要團結為農會維權,工人就要團結為工會維權,就是這麼簡單!所以咱們工人應該從此拒絕“外來工”與“農民工”這些稱謂,而城市戶口的工人也不應對來自農村的打工兄弟姐妹有任何歧視。

有些工友會說,工人的不同戶口身份,不是講講就可以消除的。再講什麼團結起來,試問工人有什麼力量同剝削階級較量呢?

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

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工人因為內部分化而造成的分散狀況,當然是客觀存在,但是也要看到,幾個方面的因素正在鬆動著戶口制度。首先是資本主義發展必然要求勞動力隨資本和技術的升級而自由轉移。有些僱主巴不得為比較有技術的“民工”辦理“農轉非”。大多數民工的流動性還是很大,但是已經有一大批有技術的“民工”長年留在固定城市打工。其次,“民工”或“外來工”的自發反抗也不斷撼動著戶口制度中最具歧視性的規定。經常發生的“民工”反抗治安隊亂查戶口、亂罰款的事件,已經逐步迫使政府降低暫住證的收費。近年治安隊借查戶口去騷擾“民工”的事件也減少了。2003年孫志剛事件所引起的全國公憤更迫使政府取消收容審查條例。“民工”的反抗力量確確實實在發揮著作用。戶口制度已經鬆動到越來越多“民工”長期留在城市打工,連老家的子女都搬過來同住了。所以,雖然戶口制仍然起著若干分化作用,但是這個不良作用已經大大減少了。如果工人之間覺得難以團結,那是因為自己的頭腦跟不上,而且對自己的階級的歷史命運瞭解太少而已。

工人和農民一樣,都是生產的階級,都在養活著所有人,包括資本家和官吏。沒有農民種糧食,沒有紡織工人紡紗,資本家和官吏就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許多年前,在英國一個工人集會上,有個鈕扣工人演講,他的話很短:如果我們全體鈕扣工人罷工,全城的衣服都沒有鈕扣!這就是我們的力量!有人說,不對,如果沒有資本家的機器,工人要勞動也沒有工具。這表面上是對的。但是這樣說忘記了另一個明顯的事實,就是如果沒有工人的勞動為資本家的資本增值,那些機器不僅不能為資本家帶來利潤,而且他們還要負擔維修費用和租金!所以,即使從表面看,資本家更要依賴工人!其次,問題恰恰不能只從表面看,而應該從本質看。我們要問一句:機器又是從哪裡來的?原料又是從哪裡來的?只要把這些東西的價值構成不斷還原,就可以發現,它們最後仍然是勞動的成果,或準確一點說,是勞動作用于自然資源的成果。勞動的確創造了世界!世界上可以沒有地主,沒有資本家,沒有官吏,沒有任何剝削階級,但是不可以沒有工人。誰若以為,資本主義是人類唯一能夠想像的社會制度,它註定萬年長在,根本是胡說。

咱們工人階級還有一個更加顯著的優勢,就是集中。農民和工人都是生產的階級,但是農民是分散的,只有工人才是現代化大生產的勞動階級,才有集中的力量去爭取自由。幾千、幾萬人的大工廠到處可見。他們天天一塊幹活,長期習慣分工合作,而且不用別人教導,很快都學會怎麼有默契地抵制資本家不斷提高工人產量的陽謀。所以工人團結起來應該比較農民少困難。只有工人能夠進行總罷工,農民是很難的。所以表面上工人沒有力量,而其實潛在力量大得驚人。

有人說,胳膊拗不過大腿,當年學生運動聲勢浩大,結果不是一樣被鎮壓嗎?同當官的較量是死路一條。但是這個見解的錯誤就是恰恰不瞭解工人階級的性質和命運。工人階級的優勢不是遊行示威,不是把群眾都集合到空地上去抗議,然後和警察拼死。工人階級的優勢是拒絕生產,就是罷工。遊行、示威都只起輔助作用。警察、軍隊可以用武力鎮壓示威群眾,但是對於分佈在數以萬計個工廠、企業的罷工工人,能夠調動警察、軍隊進駐工廠強迫工人工作嗎?要這樣做,豈不是復辟奴隸制嗎?但是,如果幾千年前奴隸制都已經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發展,那麼,它怎麼可能適應現代化大生產和越來越需要腦力勞動的技術發展?所以,只要工人團結一致,拒絕生產,整個社會就要停擺,剝削階級就要低頭。

又有人說,勞資不應該對抗,應該和諧,因為老闆有錢賺,工人才有飯碗。“勞資一條船”嘛。那也是錯的。過去二十多年,老闆們賺了無數的錢,有讓工人分享勞動成果嗎?沒有!資本家階級不能自動對工人好,這不是個人品質的問題,而是利潤掛帥的資本主義社會所決定的。一個資本家得到多少利潤,這不止決定於他自己的經營,更加決定于他跟同行的資本家互相競爭的結果。如果他對工人太好,以致於工資一頭佔多了,利潤一頭佔少了,他就不夠錢去購買最新的機器或聘請最好的人才來跟同行競爭,那麼他就要倒閉。所以,即使有比較好的資本家,他也“好”極有限,因為資本主義的競爭規律已經為他設定了這個限度。所以,工人要有體面勞動,不能靠訴諸資本家的良心來獲得,也不能靠資本主義的自我發展來獲得,而只能從工人的維權行動中去獲得。

其次,即使有部分小資本家賺錢很少,難以增加工錢,我們也沒有理由去放棄加薪的維權行動。道理很簡單:我們工人照顧自己的利益還那麼艱難,憑什麼還要照顧你們小老闆?你賺錢的時候又有照顧我們嗎?說到底,工人是工人,老闆是老闆,冰炭不相容。工人只照顧工人的集體和個人利益,老闆的我們不管。你如果付不起合理工資,就說明你沒有當老闆資格。有資格剝削的老闆,我們反對;沒有資格剝削的老闆還硬去剝削,更加反對!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你的工友就在你周圍,難道就不可以從他們開始,去做思想啟蒙嗎?這個啟蒙階段大可不拘形式。然後,在做好充分準備之後,挑選有利時機,用行動維權,累積小勝,建立威信,鍛煉骨幹,紮根群眾,邁向更廣闊的聯合。有些先進工人也知道要維權就要團結,但是他們所發展的團結,類似同鄉會、“兄弟會”。這是走錯了路,因為這種團結形式的團結範圍太狹窄,實際上親疏有別,團結了一小批而排斥了一大批。要團結一切工人,首先就是工會。當然這不是排斥其他團結形式。俱樂部、球隊、互助組,都可以,而且只要有條件都值得嘗試。尤其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起步點往往不能不比較曲折一點。但是不論起步點怎麼不同,都要殊途同歸,最後匯合成強大的工人團結,匯合成基層工會、產業工會等等,再匯合成更高級的團結。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做到這點,但是為防走錯路,起步的時候就應該清楚終點站。

反過來,即使清楚終點站,也要瞭解到怎麼起步。要知道,目前有些法律實際上鼓勵工人用簡便的“工人代表”的名義在工廠裡團結起來的。今年生效的〈勞動合同法〉集體合同一節,第51條規定在沒有工會的企業,工人可以推舉代表與企業談判集體合同。而合同的草案要提交職工代表大會或全體職工討論通過。這就是說,工人有權通過工人代表或者職工代表大會在企業內團結起來。2000年的〈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規定,企業不得對工人代表違法解除勞動合同。200712月通過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規定,凡是發生勞動爭議,職工可以推舉代表參加調解、仲裁或者訴訟活動(參看附錄)。換言之,“職工代表”或者“職工代表大會”可以成為工人在工廠初步團結起來的合法而又有效的形式。

坐等改良?

又有人說,朝廷已經瞭解到工農群眾的苦況,近年來正在改進呢,何必費心費力搞什麼長期團結呢?在勞工政策上,朝廷推行勞動合同法和提高最低工資;在農村政策上,陸續推行的改良有:廢除農業稅,實行農村義務教育,還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即國家增加對農村的投資。所以,工人階級只需要繼續信任朝廷,生活就會慢慢好起來。

其實這些經濟改善對於工農來說只是杯水車薪。中國的最低工資根本太低。國外的最低工資往往是平均工資的五到六成(美國是五成,法國是六成)。發展中國家例如泰國都有54%。可是,我們的最低工資一般只有平均工資的三成多[2]。所以,即使近年來提高了最低工資,最多只是追上物價(其實仍然追不上),對工人來說談不上是什麼顯著改善。現在,全球金融風暴已經吹襲到中國。最高當局提出四萬億元的救市方案來擴大內需。但是究竟會有多少給貪官化公為私,大家心中有數。其實,如果真要照顧民生,完全可以通過大幅增加最低工資的方式來達到目的,這樣又能夠擴大內需,何樂不為?上面指出過,過去十年資本家的利潤大幅擠壓工資。有個叫王練利的學者計算過,如果2005年的利潤與工資之比能夠恢復到1990年的比例,平均工資水平就可以翻兩翻。所以如果最高當局真的照顧民生,那麼把咱們工人工資提高一倍也絕不為過。

說到底,這個“新政”最多也只是經濟利益上的微小改善。但今天工農最迫切需要的是恢復應有的公民權利啊。只有當統治者把憲法上承諾的公民權利(遊行、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奉還工農,恢復工人的罷工權和組織工會的權利,他們才能有自衛的武器。所以我們應該爭取的,不只是經濟利益,而且要爭取公民權利,而後一點是統治者永遠不會自動奉還給人民的。誰如果只坐待統治者“施恩”,隨他們去,這與我們無關。有些人還以為所有壞事都只是地方官幹的,與朝廷無關。其實呢,把工人的罷工權利從1981年的憲法中刪除,或者禁止工人享有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又或者通過戶口制來剝奪農民的遷徙自由和平等公民權,這些都是朝廷做的啊。死心罷,別指望什麼朝廷了!

指望剝削階級可以自動劃定剝削的底線,同樣是緣木求魚。沒有的事!歷史經驗證明,他們只會瘋狂剝削,直至到官逼民反和社會動亂。朝廷要工人“相信朝廷”,禁止工人自己動手解決。但是,當追討欠薪也要總理出面,當總理出面了也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到了這個時候,還能相信朝廷有能力解決所有重大民生與腐敗的問題嗎?這種思維的根本缺陷,是以為朝廷是萬能的機器,而坐龍庭的簡直“無所不能”。其實呢,朝廷連自己的官吏的惡性膨脹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腐敗也控制不了,何況是解決千萬人民的、千差萬別的種種問題!

當官的常常警告工人:你們抗議鬧事,就是阻礙經濟發展,就是搞動亂。其實,他們這種殘酷的剝削制度,才是鋪向動盪和災難的道路呢。

但是,咱們工人並不僅僅是受害者,還是有自救能力的、能夠思考能夠行動的人,所以也有能力自己動手解決問題,避免災難。咱們工人要用自己的方法來維權。我們要自救、自主、自為,直至翻身為止。

要談國事

咱們工人階級當然要維權,但是咱們也愛護祖國的河山。可是,今天祖國卻是一天比一天沉淪。經濟雖然發展,可是發了權貴,窮了工農,整個社會為富不仁,貪官遍地,兵賊難分,治安惡劣,民生凋敝,自然資源耗竭,環境破壞到不可修復。來臨中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將把所有問題放大一百倍。剝削階級雖然自稱愛國,其實最自私自利,一味只知搜刮民脂然後五鬼運財出國外。剝削階級不止無法解決問題,勿寧說,他們自己就是問題所在。21世紀的中國的主要危險,已經不再是外國侵略,而是特權階級腐爛到核心。他們不止是一般意義上的腐敗,而且是把整個經濟發展戰略都精心設計到讓他們殘民自肥。要拯救祖國免於災難,關鍵在於掃除專制主義,廢除剝削,建設勞動民主,這樣祖國才有光明前途,工農階級才有翻身的希望。真正愛護祖國的人,今天不僅要維權,而且要有遠大的民主眼光。

其實工人都不想碰政治。然而,越來越多人都疑惑,你不碰政治,政治卻來碰你,怎麼辦?試問,被打死的孫志剛又是反政府份子嗎?每個有維權經驗的工人都知道,維權的阻力不止來自資本家,還有當官的阻力!無官不貪,才是維權舉步維艱的主要理由。所以,不根本解決國家腐敗問題,工人要維權也是不可能的!而解決國家腐敗,只有一條辦法,就是建設民主。而所謂民主,不止是實現自由選舉,而且也指讓各種社會運動自由發展,特別是工人運動自由發展,直至到勞動人民有權話事為止。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政府的腐敗才有可能得到遏制。

還是有人說:“胳膊拗不過大腿啊”。但只要回顧一下歷史,就知道任何特權階級都不能永遠主宰歷史發展。朝廷決定復活資本主義,並且完全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這一方面為他們帶來巨大發財機會,另一方面也使到全國的經濟,社會,政治的方方面面日益脫離開他們的控制,像沙粒一樣從他們的掌握中溜走。時代正在改變,你們聽不到它的腳步聲嗎?今天普通人民仍然有著深刻的無能為力感,所以不談國事是正常的。然而,也總有一批以天下為己任的先進份子。一切仁人志士,現在首先需要的是加緊學習,努力研究社會改造的道路,團聚先進份子,迎接來臨中的民主奮鬥的機會。只要有方法,鐵杆也可磨成針。

200911

附錄一:〈勞動合同法〉

第五十一條 企業職工一方與用人單位通過平等協商,可以就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等事項訂立集體合同。集體合同草案應當提交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通過。

集體合同由工會代表企業職工一方與用人單位訂立;尚未建立工會的用人單位,由上級工會指導勞動者推舉的代表與用人單位訂立。

附錄二:〈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

第九條 工資集體協商代表應依照法定程序產生。職工一方由工會代表。未建工會的企業由職工民主推舉代表,並得到半數以上職工的同意。企業代表由法定代表人和法定代表人指定的其他人員擔任。

第十三條 協商雙方享有平等的建議權、否決權和陳述權。

第十四條 由企業內部產生的協商代表參加工資集體協商的活動應視為提供正常勞動,享受的工資、獎金、津貼、補貼、保險福利待遇不變。其中,職工協商代表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企業不得對職工協商代表採取歧視性行為,不得違法解除或變更其勞動合同。

附錄三:〈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

第四條 發生勞動爭議,勞動者可以與用人單位協商,也可以請工會或者第三方共同與用人單位協商,達成和解協議。

第七條 發生勞動爭議的勞動者一方在十人以上,並有共同請求的,可以推舉代表參加調解、仲裁或者訴訟活動。

第十條 發生勞動爭議,當事人可以到下列調解組織申請調解:

(一)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

(二)依法設立的基層人民調解組織;

(三)在鄉鎮、街道設立的具有勞動爭議調解職能的組織。

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由職工代表和企業代表組成。職工代表由工會成員擔任或者由全體職工推舉產生,企業代表由企業負責人指定。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主任由工會成員或者雙方推舉的人員擔任。


 

[1]同期美國高達57%。西歐又比美國高。

[2]以深圳為例,2007年最低工資是810元,而當地平均工資是2450元,前者只是後者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