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社会化,不要私有化、外判化
──对当前瘟疫危机的应有回应

刘宇凡

非典型肺炎不仅严重危害广大市民的健康,而且已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普罗大众百上加斤。但更大的危机是我们的统治精英以至政党议员至今仍然用陈旧脑筋来解决问题。这样,即使不在短期,在中长期内也只会使问题恶化。

我们的医疗制度有足够能力从事长期的「抗炎」战争么?或更广泛而言,它有足够能力应付疾病和保障市民健康么?这是非常需要怀疑的。因为过去十年,香港的公共医疗及卫生制度已经被私有化、外判化的歪风大大削弱了。

私有化削弱公共医疗

香港人口老化,更需要增拨资源给公共医疗,可是政府在私营医院及私家医生压力下却反其道而行,片面规定公共医疗开支不能超过政府开支的15%和社会生产总值的3%。在逐步放弃政府对医疗的承担的大前提下,政府大力推行「收回成本」、「用者自付」、节约开支、工作外判、引入私营、开征或增加收费的政策。结果是一方面医管局继续向管理层及顾问医生支付超高薪金,另一方面却冻结前线人手,加强医护人员的劳动强度,以非专业人员代替专业人员;一方面各医院要为极其不足的资源而不必要地剧烈竞争,人手更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医科毕业生被拒诸公立医院门外的危机越来越大。总之为求省钱,不惜犠牲员工健康,更不惜犠牲服务质素、危害病者。

瘟疫一来,上述弊害便暴露无遗。至少在初期,医管局那种死抓住钱袋的作风使医护人员连口罩也没有就空枪上阵。董太那套全身装备,直至近日许多医护人员都没有。本来就人手不足的前线人员更加紧张工作,使许多消毒程序都无法做足。所以医护人员大批染病实在是意料之中。

外判化危害公共卫生

清洁工作一直在我们的「自由市场」及政治体制(功能团体选举)中都被视为低下的工作,贡献远远不及一个金融炒家,所以工资既低,又没有功能团体选举权(是否赞成这种选举方式是另一个问题)。这次疫情却提醒大家,清洁工正是公共卫生的先锋,他们的贡献是重要的!他们同医护人员一样,在疫症中不仅增加染病风险,而且劳动强度大增,雇主又不愿意负担保护措施。有清洁工人宁愿辞职也不愿被派往有疫症的地方工作。或许有人觉得他们太不愿意为公众利益而略冒风险。可是,我们要问,这个社会又是怎样对待他们?过去七八年,清洁工种是最受外判化影响的工种之一。不仅私营公司这样,连公营或半公营机构也是这样,结果是清洁工作往往变成临时工,工资下降一半。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合理吗?对保持公共卫生有帮助吗?

 

疾病风险应由社会负担

过去十年,私有化、外判化、商品化、「用者自付」歪风不仅吹遍医疗及卫生界,而且遍及教育、社会服务、公共房屋、退休制度。统治精英这样做,理由无非是﹕私有化可以为政府省钱;外判化可以增加「劳动弹性」;「用者自付」嘛,简直就是天经地义,世上哪有免费午餐?这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在过去廿年都肆虐全球。最早这样做的戴卓尔夫人就有句名言:「世上无所谓社会,只有个人。」所以,只要是惠及个人的福利,成本都应由个人负责。他们的口号是﹕不要依赖政府!

他们没有告诉你的是:省了的钱往往只是袋进财团商贾口袋;劳动弹性化的结果是使雇员既没有稳定工作,又「加辛减薪」,所以无法对工作有长期的承担及投入感,因而难免被迫降低服务质素;「用者自付」其实是统治精英欺老实小市民的大话,因为在所谓「用者」中,普罗大众占绝大多数,而他们在打工生涯中早已付出多而收获少;他们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或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服务(例如清洁),可是在新增财富中工资与商界利润之比多年来却不断下降[1],反映他们多劳而少获,而高官巨贾却少劳多获,甚而不劳而获。但高官巨贾还嫌普罗市民享有福利太多,还要强迫他们再为医疗、教育、房屋、退休金多掏腰包。这不过是再度抢劫罢了!

「用者自付」论暗含一个前提,就是使用了公共医疗、教育、公屋、公共服务等等的人,得益只归自己,所以理所当然要负担全部或大部成本。但这个前提根本错误!在上述领域,个人得益之外社会也得益。个人卫生和健康同整个社会息息相关;一幢大厦污水渠的好坏影响整个社区甚至社会﹔越多低下阶层青年人能接受高质素、低学费的大学教育,等于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和文化活力;有了基本生活保障能使人有起码的安全感,减少焦虑,整个社会也就比较精神健康。在预防及治疗疾病上,尤其需要低廉而优质的公共医疗制度,因为许多疾病的引起根本不是个人责任,所以风险应由整个社会负责。总之,医疗、教育、基本住房、退休制度、社会服务等从头起就应被视为公共利益,而不能视为谋利生意,所以在上述领域不应该实行私有化或商品化,相反,只应该实行社会化,意思就是营运的成本由整个社会负担,并按人的需要而不是按支付能力来分配。

统治精英和我们的立场是南辕与北辙。一言以蔽之,他们的立场就是金钱挂帅。正正因为董建华根本就是只知从钱眼去看人的大商贾,所以在今次抗炎之中,至少在初期,之所以不断延误战机,就是因为他不怕疫情为祸,怕只怕引起恐慌,影响经济 (更怕得罪大陆政府,下详) 。针对政府这种拜金主义高于市民健康的倒行逆施,我们需要把颠倒的公理再颠倒过来,大声疾呼:市民健康高于任何商业考虑!

失业风险应由社会负担

政府的拯救经济的方案,没有真正解决普罗市民收入减少甚至失业的问题。但是不仅由疫情引起的失业或收入减少的问题,理应由社会补偿,而且更一般地来说,失业的风险本身就应由社会负责。失业这个社会问题之所以产生,并不是雇员不愿去找工作,而是就业机会不足。资本主义甚么都生产过剩,唯独就业机会才生产不足。而放任「自由市场」去制造大量失业,本身就是迷天大罪,因为这等于慢性杀人。马丁路德金就说过:「剥夺一个人的工作和收入,在我们社会应被视为心理上的谋杀。你实际上是说他无权存在。」所以,真正称得上尊重人权的社会,一定要由社会负起失业及最低收入的保险的责任,政府也应该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和提供失业救济。这决不是过份依赖政府。人要劳而始获,这种个人责任是应有的。但要一个人自食其力,前提首先是社会有了就业机会。只有占有资本的人才能创造就业机会。而本来就没有资本的普罗大众是变不出就业机会的。如果工商界创造就业机会不够,政府就要补够。

以民主医治官僚主义

上至董建华政府,下至医管局,在此次抗炎中无不犯上思想麻痹、行动延误的罪责。何以致此?主要不是董建华个人性格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个政府只向中共最高领导人负责,而不向香港六百万市民负责(那个最高领导人则只向自己负责,不向十三亿人民负责)。所以香港政府的首要考虑,决不是市民健康,而是中央领导人的脸色。老爷子末讲过的,孙子绝不敢讲;老爷子没做过的,孙子绝不敢做。引起市民恐慌不要紧,引起中央领导人的恐慌才要紧。所以即使只是对中港出入境者实施医疗检验,也非要等到大陆那边已经做了,香港这边才敢做。针对这种官僚政治,只有民主政治这条药方可以医治。而香港人民所缺少的正是这种药,所以香港人民决不应该忘记长期的民主奋斗的必要性。眼下,由于香港市民目前没有任何合法途径可以撤换无能政府,手上唯有批评的自由,所以我们更应该充分利用这唯一武器来监察香港政府,多少减轻其无能对市民所造成的遗害。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统治精英鼓吹的那套「个人幸福完全是个人责任的思想」,其实只是专门喂饲普罗大众的迷汤。对于富豪阶级,他们唱的却是另一支曲。无论是殖民地政府还是特区政府,都一样致力为大财团承担投资风险。大家都一样心甘情愿去继续保证那本来就必赚的电力、交通等公用事业的利润;都不怕用千亿公帑拯救股市,实行「投资利润私有化,投资风险社会化」。所以,我们今天主张医疗、卫生、教育、失业保障等全面贯彻社会化原则,不过是不平则鸣罢了。

保守派又说,政府的角色要尽量小,而市场的角色尽量大,这样才能达到资源最优分配。

清洁工人在过去六、七年间尽管劳动强度有增无减,工资却从六千多元下降为三千多元,同期跨国财团的大股东照样赚取几十亿几百亿利润,这公平吗?保守派说,这也是公平的,因为只要是自由市场决定就必然是公平的。问题在于,现在的市场自由吗?当国计民生所系的重要行业都只剩下少数几间企业的时候,这种自由市场不过大财团自由垄断、自由剥削的那种自由市场罢了。

我们拥护自由,但我们所理解的自由,首先是「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罗斯福语)。要有这种自由,就要有起码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次,完全不受民主监督的自由市场,等于让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完全支配人类,这是引向社会动荡甚至社会内战的必由之路。一个大财团垄断了国计民生的市场,就更加是这样。要避免这种前途,就需要把市场置于民主监督和立法管制之下。现在特别迫切的就是实行最低工资制。至于政府,问题首先不在整体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哪方面该大、哪方面该小。它垄断「合法」暴力来进行压迫的作用应该要尽量小,而服务市民大众的作用就要足够大。

即使到了今天的重大危机的时候,仍然有不少议员学者出来要市民少骂政府,还叫市民自己反省可以为防疫做些什么。这种方法,简直就像有人想用水杯滔干洪水一样荒唐可笑。在这样的危机中,个人恰恰所能做到的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整个社会在一个有效的公共权力的动员下,才能应付这样的危机。而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是深深生病了,我们的公共权力给一小撮自私自利的统治精英垄断糊搞了。所以,除非我们先把社会的病医好,否则任何个人努力一定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个关头,我们更应该重温大仲马所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个人的也是社会的。个人并不活于真空;人本身就是社会动物,彼此祸福相连。只从个人努力入手,不从改革社会入手,这样的社会医生不过是另一个「赛卢医」而已﹕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

 

根据以上原则,我们提出以下具体要求﹕

1.      豁免所有SARs病患者医疗费用﹔

2.      废除现行有关公共医疗开支占社会生产总值的3%上限的政策﹔医疗政策,就像所有其它社会政策一样,都应民主决定﹔

3.      医疗、卫生、教育、失业保障由公帑负担,并按需要分配﹔

4.      实行最低工资制;

5.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工资不减,以便腾出工作给失业者;

6.      实行累进的利得税,增加大财团的税负;

7.      民主重订基本法,全部政府机构实行民选原则。

 

不要私有化,要社会化!这就是我们的奋斗方向。

 

 

2003424

 


 

[1] 香港雇员工资在附加值中所占比例,从1970年的57.1%下降为1994年的48.8%,而同期利润所占的比例就从42.9%上升为51.2%。如果考虑到两类人的人数非常悬殊,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香港的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