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瘦身减薪犹如抱薪救火

刘宇凡

 

针对巨额财政赤字,新任财政司长梁锦松的对策是政府瘦身及公务员减薪。据他说,公共支出达本地生产总值22%太高,应减至20%或以下;公务员则应减薪近5%

你作决策,我背黑锅

这个瘦身政策的要害是不仅要中下级公务员,而且要普罗大众负起财政赤字的危机。因为政府一旦带头瘦身减薪,就会反过来促进私营部门照办煮碗,正如几年前开始的私营部门的裁员减薪潮,促使公营部门今次的裁员减薪潮一样。回头去看,不难看出官商勾结、共谋对付打工一族的阴谋。中下级公务员与一般打工族唇寒齿亡,真是明如白昼。

向普罗大众开刀,等于是开脱罪犯,嫁祸无辜。财政赤字为甚么严重?因为楼市股市的泡沫爆破,使政府卖地收入大减;然则何以会有泡沫经济?是普罗大众造成的吗?当然不是!这同样是政府与大财团共谋的结果。众所周知,政府的高地价政策同时养肥了政府及大财团,另一方面却让中下阶层背上高楼价高租值的包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高地价所引起的疯狂投机终于走向反面了。这时官商统治精英就赶忙把危机转嫁给普罗大众。但我们必须质问:为甚么是我们?为甚么不是你们这些统治精英?十多年来贫富悬殊不断加重,证明你们已经不断在「损不足以奉有余」,而当此困难时刻,你们还要向普罗大众落井下石,这公平吗?

不要比例税,要累进税!

填补财赤,根本不用向普通市民开刀。首先,政府过去廿年几乎年年都是高估开支、低估收入,所以亦几乎年年有财政盈余。全世界简直数不出有几个政府坐拥那么巨大的财政盈余。现在不过是一两年财赤,政府却坐拥巨额盈余不用或少用,反而立刻向普通市民打主意,这种政府要来何用?梁锦松把财政储备的安全水平从相等于十八个月公共开支降为十二个月,好像已经很为难,很为大众设想。但是,在八十年代中,当时港英政府定下的应有储备水平亦不过是半年开支而已。说非要拿着相等于一年开支的盈余(这个数还没包括外汇基金那另外的几千亿港元呢!)不能有效管治,适见其无能与贪财甚于港英而已。

其次,即使估计未来多年都会出现财赤,问题也不难解决,只要实行累进利得税就行了。大财团的税负比例要重些,天经地义!香港税制的基本原则是比例税,而不是累进税。不论大财团还是蚊型企业,一律平等,同样交纳16%的标准利得税!但这种平等不过是豺狼与绵羊之间的平等而已,因为对年赚几十几百亿的大财团来说,16%的税负实际上比年赚廿万的小公司的17%税负无比地轻许多倍。要有起码的平等,只有实行累进利得税,即盈利越多,负税比例越高。有人说这会打击投资意欲。此话大谬。顾名思义,利得税是有钱赚才要交税。资本家最着紧的是有钱赚,而不是交税多少。事实上,资本流向很少纯粹决定于一地的税率。欧美各国都实行很高的累进税,但世界上一半以上投资都流向发达国。只要香港的累进税率不高于欧美,就没理由说一定会影响投资。工商界反对累进税,只因为他们一毛不拔;政府反对累进税,只因为高管与工商界本来就是姻亲:官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官,是以彼此亦是唇寒齿亡。

奇怪的倒是那些一向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的政党及工会。在过去的竞选政纲中,从民主党、民协,一直到劳工团体例如工联会等等,无一不提出过累进税;但是,到了今天这个严峻时刻,到了真正急需实行累进税制之日,这些政党与工会却反而一声不发了(只有社会经济政策研究所及先驱社提出这个主张);相反,他们还同工商党派连手,搞甚么「八党联合反对加税」──从大财团到小市民一律不要加税!这种「平等对待」大财团与小市民的做法,不过是把小市民当作大财团的利润祭坛上的祭品而已。

另一种最有欺骗性的说法是香港税基太窄(只有三分一劳动人口纳税),所以要扩阔税基,早晚要实施销售税云云。其实,税基之所以窄,不是因为免税额太高,以致中等收入也不必纳税,而是相反,尽管免税额低(以单身人仕计,月入超过九千元就要纳税──而九千元亦仅多糊口而已),但由于许多受薪阶级工资更低,所以还是不用交税。换言之,税基窄是因为贫富悬殊太严重。若要用销售税去解决税基窄,真正是进一步劫贫济富。再者,说三分二打工者不必缴税,这也是欺人之谈。对许多人来说,正式的税不用交,但非正式的税却不轻──高楼价、高租金,这些钱政府一直同地产商、律师行、银行瓜分,这难道不也是一种隐蔽的税吗?

谁的「小政府,大社会」?

说甚么香港政府规模太大,欺人之谈而已。英国在经历多年私有化及瘦身之后,政府支出占生产总值仍达四成。许多西欧国家也是这样。香港的数字只及人家一半,怎能说「太大」?有人辩说,外国的水平比香港高,只因外国有军费开支。言下之意,若外国扣除军费,政府支出就高不出香港多少了。这种骗术太拙劣了。西欧军费开支只占生产总值2-3%,所以即使扣除军费,政府开支比例仍远高于没有军费的香港。又有人拿新加坡来同香港比(据说新加坡的公务员人数比例比香港低许多),但请问:为甚么新加坡成了榜样?为甚么不是其它国家?当年许多劳工团体希望政府仿效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但高官与商界坚决反对。为甚么你们只肯学新加坡政府瘦身,却不肯学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何厚此而薄彼?总之,随便拿某国数字来同香港比,根本是胡说八道。

说到底,只是因为梁锦松等高官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认为市场天然比政府有效率,所以私人经济要尽量大,公共财政要尽量小。

现在是2002年,不是1802年。近二百年来,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历过廿多次普遍的经济衰退以至萧条;亚洲金融危机,从巴西到墨西哥、阿根庭的经济崩溃,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美国的衰退也不过是去年的事。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本身一定带有巨大盲目性,投资者不是过份乐观,就是过份悲观,结果使整个社会常常在荣衰周期中剧烈动荡,造成周期性灾难。九十年代,市场中人无不唱好楼市股市,才会造就泡沫经济。这个闹剧的下半情节,现在不必再饶舌了。新自由主义在世界流行了廿年,使各国竞相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及撤消市场管制。廿年后的今天,成绩又如何呢?诚然,当年的高通胀大大降低了,可惜代之而兴的却是通缩的威胁;官商合力打击工会的确使利润率回升。但是,资本家往往没有把扩大了的利润投资于生产性建设,相反,而是作投机。难怪没有一个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成功使经济增长回复至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亦没有一个成功恢复充份就业,更不用说有哪个能摆脱周期性衰退的瘟疫了。香港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几乎每一次都要由港府出面拯救资本家:八十年代初之拯救五、六间银行;1987年及1998年分别以巨资打救股市。说到底,只有对于普罗大众的安危,港府的自由放任才是贯彻始终的。

市场经济不仅常常失灵,而且不监管简直就会天下大乱。廿年来各地进行私有化的恶果,今天已经昭然可见。美国九一一事件暴露了私营化的保安公司怎样为了节省成本、多谋利润而使人手不足及工作马虎;英国一连串火车大灾祸揭发了私营公司怎样为发财而妄顾安全、使用废弃火车的零件;欧美各国大幅削减卫生部门人手以及撤消市场管制正是造成反复的食物污染(疯牛症、E coli病毒)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第三世界,政府瘦身、私有化更是经济破产社会爆炸的促成者之一。在香港,反复出现的兴建公屋的丑闻(最有名的是天颂苑短桩事件)亦突显了:若缺乏监管的话,这些私人建筑商可以怎样拿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作儿戏。这一切一切,不过再一次证实一个简单道理:放任市场经济去「调节」投资、生产与消费,亦即放任资本家积累再积累资本,结果总是经济与社会危机的爆发。

投机家索罗斯在亚洲危机后多次发表言论,承认市场经济一定有强烈动荡,而互相竞争的资本家为求盈利亦必然不择手段,结果难免造成重大的社会危机。要避免灾难,就应由社会来为资本活动设下规则,甚么可以做,甚么不可以做;不能反过来,由市场来为社会定下规则。

我们并非根本反对市场;但是市场机制必须受到民主社会的监管,才能使之真正有利于大多数人,真正有利于社会进步及生态环境。

政府瘦身,弄巧反拙

如果有人驾车辗过了途人,司机的应急方法决不能是开倒车辗回去。同样,政府若出现赤字,明智之举也决不是条件反射式地削减人手及社会服务开支。在经济衰退时尤其如此。因为这样只会进一步削减有效需求,打击消费,妨碍复苏。香港已经连续几年通缩,而通缩使投资与消费都减弱;在资本家来说,价格持续下跌使其预期利润下降,因此不愿投资;在消费者来说,价格下跌使他们认为迟买好过早买。对于负债者而言(特别是正在供楼者),通缩更使其债务增加,消费减少。政府在这个时刻不去增加政府开支,促进消费力,反而背道而驰,恰恰是在火上浇油,抱薪救火。比较明智的政府都不会这样做。其次,政府这样做只会加深贫富悬殊,而这样又反过来打击消费力,因为越富的人,消费占其财富比例越小。这个道理,凯恩斯早就指出过。事实上,虽然在过去廿年新自由主义到处都打垮了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但是,在亚洲危机之后,情况又开始改变了。去年底金融时报这样评论美国布殊总统之增加赤字预算:

「这个星期,布殊总统低调地结束了美国十年来的正统派经济政策。他决定明年降低税收,增加1300亿美元公共开支(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他这样做表示他要以政府之力来支持那种看法,就是短暂的总需求不足,要以政府从盈余预算改为赤字预算来弥补。凯恩斯这种学说,在过去十年以至更长时期内,在发达国家久已失宠。但当世界三大经济──美、日、德──都已陷衰退或将陷衰退之际,人们就不能不重估流行观点。」(2001年十月十六日)

我们不是凯恩斯的信徒。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赤字预算及国家介入市场也不一定凑效。日本就是例证。但是,反过来,在经济衰退时还要削减公共开支及拼命平衡预算,则经济一定更糟。在这方面,凯恩斯多少比佛利民之流多一点现实感。可惜香港那一众高官,论薪酬则远高于世界市场,论水平则远低于平均。

人类的生产力早就高到足可保证人人都有象样的工作与象样的生活。资本主义无法做到,不是因为资源不足,而是因为资源被浪费到过度的竞争与过度的投机之中。要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既不是采取市场至上,也不是采取国家至上,而是要确立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要确保一切社会经济政策都以创造就业及缩小贫富悬殊为最高目标。为此必须废除商人统治,建立普罗大众自己的民主政府。这样才会有真正的社会改革和真正的安居乐业。

就眼前而论,中下级公务员和一般大众必须打破隔膜,联合反抗政府瘦身减薪的进攻,同时准备作长期的民主奋斗。不要奢想靠上层游说可以保住饭碗。如果统治精英可以在一念之间「施恩」于你,他们将来同样可以在一念之间嫁祸于你。想避免俯仰由人的命运,只有自己挣脱枷锁。大众的幸福永远只能靠大众去争取。

 

2002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