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阶级分析

詹姆斯•彼得拉斯

范军 编写

 

《当代亚洲杂志》2005年第2期发表了国际著名左翼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题为《反帝国主义政治学:阶级构成和社会经济行动》的文章,详细分析了目前全球尤其是拉丁美洲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历史、现状及其不同于以前反帝运动的新特征。作者特别分析了拉美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阶级构成,认为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手段成功地使拉美国家的中央银行、军队、警察、情报机构和行政机构中的很多高级官员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深刻地改变了这些国家的阶级结构:农民和原住民大量破产,公共部门中下层职员处境恶化、大量失业,他们沦为从事非正式就业的城市贫民和无业游民,成为反帝运动的主力军;仍有工作的产业工人尤其是他们的工会缺乏反帝的积极性和战斗精神;和跨国公司联系紧密的资本家以及中间阶级拥护帝国主义;一些生产性资本家虽然不满意帝国主义,但是他们同时反对劳工、反对社会福利,因此在反帝运动中作用不大。因此拉美新的反帝运动不再是 20世纪那样的进步资产阶级领导的、产业工人阶级积极参与的民族主义运动。作者还比较了目前美国和欧洲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拉丁美洲反帝国主义运动之间的区别。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帝国主义对阶级结构的影响

    
帝国主义,尤其是它的经济政策和它对金融、商业、矿业及石油等战略部门的成功接管,对拉美所有社会阶级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自封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强迫实施的经济政策,对阶级结构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自由贸易”政策的选择性实施对于城市和乡村阶级结构的重组也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在乡村地区,帝国主义政策产生了如下重要后果。
    
l)“自由市场”政策使得美国政府补贴的出口农产品大量涌入拉美市场,破坏了小型和中型农场的基础。
    
2)由于土地所有权集中,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和失去土地的人们被迫迁徙,另一方面专门生产出口产品如大豆、咖啡及桔子汁的农业出口公司得到大量贷款和扶植。
    
3)终止对外国人拥有土地的限制,终止土地的公共所有权,这些导致乡村两极分化不断加剧。
    
4)地方生产者的产品的价格不断降低,而他们的信贷成本逐渐增加(正常信贷渠道不畅,迫使小生产者在非正规的借贷市场借高利贷)。
    
最终结果是丧失土地的农民数量不断增加,破产的个体农场不断增加,乡村居民被迫迁徙到中心城市的边缘。帝国主义诱发了大规模的贫穷、土地集中和农民的流离失所,这些都成为点燃乡村社会运动的导火索,乡村社会运动处于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国际金融机构和新自由主义战斗的前沿。同样重要的是,帝国主义政策(农业机械化、消灭就业机会、接收牧场、使用非法或合法的高压政策夺取富含矿藏的土地),使拥有大量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农民及农场工人的国家出现社会危机。国际金融机构资助的公共建设几乎完全与大型农业出口商和市场相联系,对乡村社区的需要视而不见。对于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的小生产者而言,影响最大的也许是帝国主义设计的化学“灭绝”计划,该计划已经摧毁了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生计,却没有提供适当的可以代替古柯生产的农作物。结果是,大规模的农民社会运动组织和动员起来了,参加者维护他们自己的土地、家园和社区,反帝国主义意识骤然增强。
    
在城市中,帝国主义分子加速私有化,为清偿外国债务而削减预算,这已经严重地影响了雇员和工薪族的利益。公共部门中成千上万的雇员尤其是社会服务部门和政府部门的雇员失去了工作和保障,在过去的十年中,大部分人收入下降达40%。新所有者通过合并企业不断解雇产业工人或肆意挥霍新近获得的公共资源。最后的结果就是公共部门中的工人由于收入低、工作失去安全感、社会地位恶化而“无产阶级化”。结果在公共部门,有组织化的抗议活动日益增长,目标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分子鼓吹的“结构调整”纲领,并且指向国际金融机构那些设计者。帝国主义政策和制度动摇了帝国霸权得以确立的“政治稳定”的两大支柱——乡村小所有者和公共部门中的中等收入职员。城市失业者和被迫迁徙的农民集中到所谓的“非正式部门”,他们仅得到少得可怜的一点工资,遭到残酷的剥削,在加工工业区受到严厉控制。失业工人运动以及西班牙语居民聚居区的个体经营商贩日益组织化,玻利维亚、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以及其它国家的运动领导者以及激进主义分子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私有化政策的最前沿,他们反对诸如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自来水公司、秘鲁阿雷基帕的电力公司的私有化,反对那些以前曾是国有现在变成私有的由外国垄断者经营的公用事业企业日益提高价格。大中小学的师生反对国际金融机构授意的政策措施,后者为清偿外债而削减预算、降低工资、使公立学校境况大大恶化。
    
偶发性的抗议活动在控制严密的加工工业区已经出现,但是,传统的私有部门的工会在支持帝国主义所属企业组织工会方面不是缺乏兴趣就是缺少能力。事实上,产业工人,尤其是他们的工会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最缺乏积极性和战斗精神。面对大批的失业工人,很多产业工人害怕失去现有的工作。同样,工会大多数领导加强对工会的控制,紧紧握住同国家和雇主之间的三方协定,拒绝任何独立的阶级行动,更不用说积极参与反帝国主义的团结行动。除形式上谴责美洲自由贸易区、新自由主义和结构调整政策外,产业工会只是拉美反帝国主义斗争新浪潮中的次要参与者,远远不及天主教会某些进步阵营在反帝斗争中的作为。在巴西、乌拉圭、智利及阿根廷也存在例外情况,但它们只代表少数。
    
帝国主义重组了资本家阶级。成千上万中小制造业主面临重重困境:信贷成本增加,信贷变得更加困难,资金流入中断;廉价的进口产品损害了他们的利润;跨国公司从分包商那里攫取利润。结果,这些中小企业纷纷破产或者转向商业活动。但类似的模式也发生在商业部门。在零售业和餐饮业方面,大规模的外国所有的百货公司和超市急剧地降低了中小商人的利润份额。最终结果是受雇于庞大的外国商业中心的低工资、无工会的服务业工人大幅度增长。美国和欧洲银行家进行大规模银行并购,导致银行职员大量被解雇,刺激了投机资本的巨大增长,成百亿美元的逃税收入和非法所得通过合法或非法渠道流出。帝国主义政策不是使资产阶级激进化,而是创造了帝国主义的同党,这些当地的资产阶级同外国金融和商业网络紧密联系,他们包括一大群当地咨询家和公关人员、法律和税务顾问以及当地政治活动家,这些人在促进有利于外国资本的有利可图的私有化、获得国家合同、控制垄断市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虽然一小部分中小生产性资本家积极寻找廉价的信贷、庇护、补贴和较低的公共事业费用,但是他们的反对行动却因为他们支持国际金融机构倡导的反劳工、反社会立法而大大削弱,所以他们在这场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也不大。
    
帝国主义通过军事干涉、经济讹诈、政变、贿选、操纵大众传媒等手段,改变了拉美国家的本质。帝国主义对拉美国家即对它们的中央银行、军队、警察、情报机构、行政机构(所有政府部门中的“常设机构”)中的高级官员进行培训、灌输新自由主义。附庸政权取代了以前的平民主义、民族主义政权。帝国主义确立了附庸国政策的特征:外交政策方面屈从于帝国主义,经济政策方面实行自由市场和结构调整,社会政策方面收入向上层和国外集中,外国信贷者的债权重要性超过了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复苏的重要性。
    
这种“以帝国为中心的积累制度”需要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大规模的长期的干预,以给帝国的企业配置资源;需要制定规章制度,以方便利润的自由流动和对外偿付利息;需要大规模地干涉公民社会,以压制、吸纳或者消灭反帝国主义领导者和激进分子。
    
帝国主义通过美洲自由贸易区推进了公开的政治控制,所谓的贸易和投资协定将会用一种正式的以帝国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模式把附庸国彻底变成殖民地。

                           
阶级组织和反帝国主义政策

    
有人认为,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人员是由各个阶级、不同身份、各个阶层组成的诸众(multitude),他们从社会的最底层差不多一直延伸到社会等级的最高层。这是美国和欧洲“反全球化”运动中的那些激进分子的观点。但这种表面现象和拉美的现实大不相同。今天,正如刚刚过去的时期一样,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主体是城市中的雇佣工人、失业者、半失业者、学生、个体经营者,尤其是农民、仅能维持生存的印第安农夫以及乡村工人。并不存在无差别的“诸众”。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参加者是由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组织起来或召集起来的,其组织者和领导者都有在工作场所或街坊参与阶级斗争或阶级政治的“历史”。
    
当代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在运动的构成方面同过去相比有根本的差异,领导阶层和参加的政治力量带上了目前的时代特征。
    
首先,无论是作为运动的领导因素还是运动的参与者,任何“进步的资产阶级”都不存在。当地大批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企业签订转包合同,变成边缘同党,他们从倒退的降低劳动成本的劳工立法中获得好处,尽管降低关税会对他们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同过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群众基础的重心从产业工会转移到农民和乡村运动,大部分工会同跨国公司签订集体谈判协定,更愿意就合同问题进行磋商,而不是提出国有化问题。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受补贴的粮食产品的涌入、帝国主义分子鼓吹的灭绝计划和外国所属的农业出口企业的扩张,对农民和农场主的生计和家庭产生了直接的不利影响。
    
再次,目前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不像过去那样受到苏联、中国等国的外部影响,其策略更为灵活,对于帝国主义剥削所产生的国内阶级变化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过去,反帝国主义议程将外部“同盟”置于优先地位;如今,反帝国主义的议程由内部自己决定,国际行动以开放的协商为基础。
    
最后,如今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领导更倾向于直接行动,支持同反帝国主义相联系的阶级斗争,不大热衷于大型的象征性的示威游行。社会论坛,无论是世界性的、区域性的或者是本国范围内的,是各种运动交流思想的会议场所,但是,这些论坛并不提出行动计划,不产生领导,不制定纲领,也没有给民族国家内部正在进行的日常反帝斗争提供资源。

                                    
理论问题

    
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关键特征在于它们确定中心矛盾存在于阶级之间而不是国家之间。新反帝国主义运动把阶级剥削同帝国主义掠夺联系起来,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认为冲突是集团之间的对立(如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或者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如第一世界同第三世界)。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清晰地表明,内部的阶级差别和不平等同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和国家紧密联系,并因为它们而得到强化。帝国主义渗透到整个民族国家,特别是国家高层、基本制度和金融领域,这意味着帝国主义阶级和当地买办阶级是资本和劳工对立斗争的起点。换句话说,帝国主义并不仅仅影响和控制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结构,而且还在宏观和微观各层次的政治、社会经济活动中运行。结果,反帝国主义既在国家层次上表现出来(主要城市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也在城镇和乡村层次上表现出来。而且,不同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不断地交织在一起,并从地方运动发展为全国性运动,反之亦然。
    
例如,在玻利维亚,在恰帕尔和科恰班巴,两场主要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发生在小城市或者说城镇水平上。在科恰斑巴,运动反对将自来水公司私有化给外国公司;在恰帕尔,运动反对美国的灭绝古柯政策。
    
新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宏观的帝国主义政策同其部门性和地方性的阶级影响之间的直接联系,这种联系提高了农民和工人的觉悟,他们从提出单纯的经济要求提升到开展国家层次的政治斗争。例如,欧洲、美国金融机构强加在秘鲁和阿根廷身上的结构调整政策,导致大批公共部门雇员特别是教师和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失业和工资的削减。这引发了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人们要求加薪,抨击政府实施结构调整政策和国际金融机构授意的政策,控诉美国帝国主义政策制定者以及通过国家盈余从利息支付中获益的银行家。
    
最大的、范围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抗议行动是由这些阶级发动的:他们深受美帝国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之害,结构调整政策、自由贸易信条以及正在强行实施这些露骨政策的帝国主义政策制订者给这些阶级和公共部门以沉重打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授意实施结构调整政策,导致公共基金大幅削减,公共部门就业机会大批丧失,大城市中讲西班牙语人聚居区医疗卫生福利终止,教室拥挤不堪,教师罢工,孩子上街乞讨。这个时候,普通群众毫不费力就能认清导致他们境况恶化的根源。反帝国主义运动不再是中间阶级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是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因为帝国主义深入日常工作和家庭生计之中。

                              
持续的、大规模的运动

    
阿马蒂亚•森及其它一些人认为,选举制政体(他们称之为“民主”政府)比起独裁制度能够产生更多的平等、进步和政治稳定。但是,这个论点是荒谬的。原因如下。首先,尽管有选举制,但是在选举制政体下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经济决定是由非选举产生的国内外精英人物作出的,结果导致不平等扩大,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发展倒退。
    
反帝国主义运动最为强烈的四个国家都是选举制政体,都是美国的经济附庸国,过去的20多年都推行以帝国为中心的政策。
    
实行选举制政体时间最长的哥伦比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一直处于准军事法律的统治下,是拉美地区接受美国军事支持和接受外国雇佣军最多的政府。哥伦比亚也是拉美地区最大的、最富于斗争精神和最持久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基地,包括两支基础广泛的全国性游击队和引人注目的社会运动。在哥伦比亚,游击队是反帝国主义运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有大约2万多名战士,还有几乎1万名以城市民兵、义勇军、乡村分队形式存在的积极的支持者,覆盖了一半以上的行政区。民族解放军大约有4500名战士,另外在城市和特定的省份可能还有5000多名支持者。政府的军事和准军事的行刑队多年来杀害了参加合法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大批平民。仅2002年至20038月就有250多名工会领导人遭到暗杀,这一数字是世界之最。
    
哥伦比亚的社会经济条件与拉美其它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相似,那么为什么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在哥伦比亚不断发展而在拉美其它国家程度稍逊一筹?我们可以提出几个因素。哥伦比亚的高压体制在肉体上消灭了批评帝国主义的政治家,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选举爱国联盟运动中约有5000人死于政府及其军事同盟手中,这使该国失去了任何改良的可能性。在哥伦比亚,长期以来政府与地主及毒品贩子密切勾结。最后,以乡村为基础的运动组织及其领导层保持着对城市改良主义者和选举党派的相对独立。游击运动的领导人M•马鲁兰达同农民建立紧密联系,65%的游击队战士来自农村。美国长期镇压暴动的武装力量,强迫大批农民迁徙,无情摧毁个体农民种植的高利润农作物,与军事力量及大地主结成同盟,这些都是哥伦比亚乡村激进化的原因。40多年来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干涉、乡村暴动的历史传统、民主空间的缺乏,这些是培育拉美地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关键因素。
    
玻利维亚仅次于哥伦比亚,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又一主要国家。形成这种局面的第一个因素是,美国长期推行大规模的军事、政治和财政干预,支持当地的军政府和政变,摧毁农作物、支持关闭矿山等等,这些行为在玻利维亚民众中间培育了根深蒂固的广泛的反帝国主义意识。美国干涉1952年以后的民族主义革命,支持 20世纪 607080年代的亲美军政府,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闭锡矿,过去20多年以暴力推行大规模的古柯灭绝行动。美国的玻利维亚政策对于该国城市矿工、制造业工人(通过自由贸易政策)及农民产生了长期的大规模的负面影响。第二个因素是反帝国主义革命和斗争的历史传统,包括1952年革命及其工人民兵、19701971年建立的以群众为基础的人民议会、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大罢工、目前富于战斗精神的农民团体进行的道路封锁到20032月爆发的反对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的群众性城乡起义,这显示了玻利维亚的民众运动持续斗争的能力。
    
第三个因素是古柯种植者拥有以群众为基础的政治和社会领导,他们的社会运动和联合会纪律严明,民主有序。民众领袖埃沃•莫拉莱斯把乡村的直接行动和城市政治选举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把当地民众要求结束美国主导的古柯灭绝计划同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联系起来。玻利维亚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因为事关日常家庭生活和工作生存问题而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
    
在阿根廷、巴西和厄瓜多尔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不过,这些运动并没有与争取政治性权力联系起来,缺乏统一的政治领导和组织。但是,它们已经显示了罢黜现存政体(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的能力和发动群众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2002年巴西1100万公民投反对票)的能力。整个拉美地区,都普遍地存在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反对以帝国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反对哥伦比亚计划的运动,并且目标明确地反对亲帝国主义政府的举措,例如秘鲁的托莱多的私有化纲领点燃了全国范围的群众抗议活动。
    
除了反帝国主义运动,还有两个政府反对或部分地独立于帝国主义:古巴和委内瑞拉。从南非到拉美甚至在这个范围之外,古巴都站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沿。
    
古巴作为一个反帝国主义国家,在其它左翼政权纷纷被推翻或者蜕变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的反帝国主义道路呢?根本上来看,既有内因也有外因。第一,古巴政权诞生于革命过程中,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并成功地建立了一套全面实用的打击恐怖分子及阴谋破坏者的国家安全机构。第二,古巴拥有一支大型的职业化的士气高昂的武装力量,该武装力量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服从于革命领导,有能力保卫古巴免于美国的正面侵略(在摹拟的“战争游戏”中,五角大楼已经估计到从地面入侵古巴会造成美军好几万人的死伤)。第三,古巴革命领导一开始就在培养新一代革命干部和技术人员方面取得成功,这些骨干承担着领导重任,保卫革命取得的初步成果。第四,绝人多数古巴工人和农民与拉美其它国家相比,境况好得多并且享有社会福利。第五,为了抵制美国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制裁,古巴领导人成功地与前苏联和中国签订了有利的贸易、军事和经济协议。后来,古巴领导人在后苏联时期成功地重组了古巴的经济,发展了与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的经贸关系。第六,古巴与委内瑞拉发展了互惠关系,保证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安全。第七,美国不懈的敌视态度和军事威胁政策破坏了古巴那些企图与帝国主义调和的任何群体的基础。换句话说,对古巴而言,反帝国主义既是一件生活必需品,也是一种理想。
    
查韦斯奉行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与古巴不同,查韦斯仍旧依赖“体制化的”军官及其对政权的个人忠诚。除了反对美国导演的两次政变外,大多数军官没有任何社会革命的经历。在具有战略性质的经济部门,他容忍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和美国跨国公司的存在,这些都是很大的隐患。
    
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和国家都有强有力的领导人,他们与群众斗争长期联系在一起。同样有意义的是,反帝国主义运动基本上是阶级运动,而不是无差别的诸众。哥伦比亚游击队的群众基础是农民,城市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基础是工薪族。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基础在古巴是大批的工人及农民,在委内瑞拉则是城市贫民。引人注目的是,各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缺席了,尽管帝国主义控制市场、信贷和国家政策从而使他们濒临破产。在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秘鲁,政府雇员是主要群体,他们深受帝国主义操纵的预算削减政策之害。至于委内瑞拉、巴拉圭及墨西哥,公共部门的雇员被分化,有些人支持亲帝国主义的政党。

                          
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战术和战略

    
反帝国主义运动是对前左翼党派的失败和背叛的回应。为了理解反帝国主义运动“直接行动”的政治学,将其置于具体的环境中考虑是很重要的。新反帝运动源于两个要素:一个是美国和欧洲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增长,包括经济和军事两方面;另一个是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以前的共产党以及工会同推行帝国主义征服的政权合作。美国之所以出现某种类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是由于那里缺乏任何意义重大的选举活动或工会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者被迫走上街头。
    
美国和欧洲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拉美相比,其方式有着重大差别。在美国和欧洲,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主要战术和组织目标是大事件,例如在西雅图、热那亚、达沃斯和巴塞罗纳这些地方,大批的非政府组织、工会、反全球化组织汇聚在一起抗议帝国主义大国召开世界贸易组织或者七国集团的会议。这些事件显示厂民众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广度和深度,教育了“消极的公众”,可能有利于迫使帝国主义统治者,尤其是欧洲的帝国主义统治者在支持美国的世界征服计划上变得更加谨小慎微。这些活动也为反帝国主义运动提供一个聚会场所,以交流思想、协调未来的活动,创造一个面对镇压行为相互声援的网络(尤其是在拉美)。
    
拉美地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主要焦点是日复一日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尽管这些对抗比起发生在北方的重大事件较少引起公众的关注,但是它们涉及更多的工人、农民,在阻止私有化、坚持斗争和教育当地民众方面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像世界社会论坛以及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社会论坛这样的大事件确实在拉美发生了。虽然这些事件具有教育的功能,但是对参与者来说,它们更多地只具有象征意义或精神激励的作用,而不能对帝国主义征服产生任何直接影响。
    
北方的大事件运动的战术同拉美持续的民众斗争之间存在更为深刻的差异。总而言之,北方的运动是各种力量的混合体:改良帝国主义的进步人士,反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沙文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工会成员。而且,除了设置一些街垒、砸碎几扇窗户、烧毁几个垃圾桶,这些事件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或者日常经济活动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持久影响,即使在事件发生国也是如此。
    
与此相反,在拉美,反帝国主义运动通过持续的群众街垒战、占领公共建筑和举行反私有化的全面罢工,使全国范围的交通和经济活动陷于瘫痪。这些行动在迫使政府撤销私有化法令、限制美国的灭绝计划、反对美国军事干预并挫败美国组织的军事政变方面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总之,拉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战术具有更多政治性而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倾向,具有更多反资本主义倾向而不是改良主义倾向,目标直指政权而不是只进行象征性的抗议,更多地是通过政治领导者的实践来提供教育经验而不是由国外要人举办公共演讲。
    
北方的运动得到媒体的大量宣传报道,得到广泛声援,但南方的运动很少受到媒体的关注和声援。20031月至2月间,60名玻利维亚反帝国主义激进分子遭到杀害,北方的非政府组织、工会或进步知识分子几乎都没有发动一次抗议;而当一名意大利激进分子在热那亚遇害后,却爆发了世界性的抗议,要求议会调查。
    
战术的差异反映了北方和拉美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截然不同的战略目标。北方运动(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主体是坚定的改良主义分子,他们攻击“投机资本”、跨国企业的过分行为,他们呼吁实行托宾税和要求跨国公司遵循一定的行为准则,并支持联合国的反战决议。在拉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斗争努力转变资本主义体系,取代政权把持者,团结第三世界被殖民化的人民。
    
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待帝国主义干涉和同古巴的团结问题上,北方的知识分子同拉美的知识分子存在深刻的政治差异。美国和欧洲的“进步”知识分子谴责古巴拘留美国资助的特务,说他们是持不同政见者,谴责古巴对劫持船只威胁乘客生命的恐怖分子实施惩罚。在拉美,绝大多数的反帝国主义知识分子及其运动宣布与古巴团结,对美国资助和控制的“不同政见者”有着清楚的认识。
    
拉美的反帝国主义分子被贴上“恐怖分子”和“毒品贩子”的标签。北方进步知识分子由于拉美反帝国主义者不符合他们预先设想好的抵抗模式而谴责他们,这就削弱了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尽管出现了许多国际主义的团结一致的豪言壮语,但是北方尤其是美国的反帝运动有黑暗的记录:很多人支持美国入侵南斯拉夫和阿富汗;不少人指责美国入侵伊拉克,但他们同样谴责伊拉克的抵抗;很多人批评美洲自由贸易区,但同时也批评反对它的主要拉美政权古巴和委内瑞拉。
    
在拉美,几乎所有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领袖都支持古巴革命,在反对帝国主义组织的政变、美洲自由贸易区和其它帝国主义征服行动的群众动员集会上,他们都公开表示他们同古巴团结一致。隐藏在对待古巴的不同态度之后的是更为深刻的战略差异——美国的运动和知识分子大部分仍与亲帝国力量(民主党“左翼”、劳联一产联、支持帝国和政变的工会联合会)联系在一起,它们总是不支持在拉美发生的社会革命。共同观点的缺乏意味着在美国和拉美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之间建立任何战略联盟都困难重重。

                                      
结论

    
美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主体是中间阶级、专业人土、学生和非政府组织成员。拉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绝大多数是工人、城市贫民、农民、公共部门雇员及来自地方中间阶级下层家庭的学生。美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与生态运动、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工会、和平运动以及进步的公民运动联系紧密。在美国,人们之所以认为帝国主义有负面影响,是因为帝国主义破坏环境、损害人权、导致失业、推行不道德的海外干涉和欺诈,败坏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在拉美地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对生活水平、工作就业、农业生产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并控制了该地的经济政策;拉美具有更加深刻和全面的反帝国主义意识。帝国主义的政治影响不均衡,它对拉美地区生活产生了直接影响,对美国和欧洲则只有间接影响,这种不均衡导致两者的反帝运动的特点很不同。
    
当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转变成殖民占领军,帝国主义武装力量快速发展,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回应。
    
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阶级构成、显着的群众性特征以及对公开的殖民统治(无论是在阿富汗、伊拉克,还是拉美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抵抗,确保了斗争不大可能遭到变节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出卖。换句话说,开展运动的阶级是那些如果放弃反帝国主义运动就最容易受到伤害的阶级。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背后的一致的阶级利益是持续斗争的基础。帝国主义的脆弱性在一系列战术失败上表现得非常明显:20024月委内瑞拉政变的逆转;阿富汗反殖民抵抗运动的重组和高涨;伊拉克反殖民化的游击队抵抗运动;对付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民族解放军以及公民运动的哥伦比亚计划的失败;美洲整个大陆抵抗美洲自由贸易区运动的日益发展。随着第三世界抵抗运动的高涨以及美国和欧洲镇压的人力与经济成本的增加,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及其之间将开始产生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这样,将进一步动摇帝国主义统治。
   
(摘自2006年第8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