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那亚和纽约事件后的反资本主义运动á

亚历克斯·卡列尼科斯    王继楠  

       

2001年世界反全球化运动的分水岭,这是由两件大事所决定的。当然其中之一就是“9·11”事件及其后果。恐怖分子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构成了迄今为止对美国的最大挑战,而之前人们所见所闻无非是成功与增长。“9·11”事件后美国发起了一场“反恐战争”。当前社会运动高潮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731日热那亚30万市民参加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抗议意大利政府在前一天枪杀一名年轻的抗议者卡罗·吉利雅尼(Carlo Giuliani)这一暴行。愤怒的群众还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在该城市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

引人注意的是:这两件事都喊着相同的运动口号,要求起来反抗跨国公司全球化。因此,接下来我将阐述为什么我将这两种运动称之为“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从表面上看,“反全球化运动”这一提法简直是荒谬至极。人们将其称之为“反全球化运动”,就是因为这场运动波及范围很广,并且已经在全球五大洲打破国界,畅通无阻了。实际上,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已经很明智地远离了这个名称。纳奥米·克兰(Naomi Klein)写道:“使用‘反全球化’这个词不好。”(1)在20011月波图·阿莱格里(Porto Alegre)举行的首届世界社会论坛上,苏珊·乔治(Susan George)说道:“我们倾向于用‘全球化’这一词,因为我们赞同分享友谊、文化、烹饪、团结、财富和资源”。(2)而且在20022月举办的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上,社会运动组织者们就他们真正追求的目标发表了一番明晰的评述:“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大型联盟,为反对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与暴力制度而进行不懈斗争与反抗,因为这种体制无视人们的愿望与需求,给予了资本家和家长制以极大的特权。”(3

正是通过资本主义统治这一逻辑,我们才把不同的问题,包括反资本主义运动与以往那些更加具体(尽管也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核武器问题、种族隔离问题乃至环境保护问题区别开了。即使像詹姆斯大林·哈定(James Harding)这样冷漠无情的观察家,在纽约和华盛顿遭袭当天,也在为《金融时报》撰写“9·11”事件的调查报告时,否定了“反全球主义”这个名称:

这(“9·11”事件)是反对资本主义。激进分子携手掀起新一轮政治浪潮,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超出了其限度。这场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运动。引起中东地区普遍不满情绪的原因是民众怀疑那些大公司为了在股票市场上榨取更多的利润,不惜破坏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环境,并且没有实现他们的诺言:帮助穷人致富。更为重要的是,普通民众内心深处存在着一些恐惧:他们担心民主已变得苍白无力,再也抵挡不住那些公司的侵蚀,因为他们深信政治家们寄生在公司的钱袋里,而且国际政治机构只不过是公司的奴隶罢了。(4

“反资本主义”似乎是个更简洁的术语,至少从199964日伦敦抗议示威运动是1999年下半年西雅图一系列示威运动的前奏之一。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存在弊病,在这一点上大家都能达成共识。但每个人的具体观点与分析却大相径庭 ,主张采取的策略因而也千差万别。特别是有些组织意见分歧很大:一部分人主张资本主义应更具有可调控性,更人道,如杰里米·布雪切(Jeremy Brecher)所说的,把格列á束缚起来;另一部分人却主张将它完全推翻。但事实上,虽然1989年自由资本主义在全球大获全胜,被福山称赞为“历史的终结”,但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国际社会就出现了许多主张完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派别。

 

热那亚事件与“9·11”事件

本文接下来各部分将探讨的主要议题是热那亚事件和“9·11”事件对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这两起事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对反资本主义运动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企图通过联合那些谴责纽约和华盛顿恐怖袭击事件的人士,来挫败这场反资本主义运动。例如,一名与英国首相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政府有密切联系的记者——约翰·劳埃德(John Lloyd)写道:“当前唯一发起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政治集团就是本·拉登基地组织。他们的斗争策略就是采取不可捉摸的暴力行为,建立不可监控的和无法预测的恐怖网络组织,以实施对抗政策。”(5)把恐怖袭击事件与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相提并论,只能引起大多数人的不屑,因为两者有着天壤之别:一个秘密组织,它把大批屠杀公职人员、航空工作人员和消防队员作为合法策略;而另一个是一种公开的民主运动。后者动员民众行动起来反对封闭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政府和组织的决策过程,因为世界经济就是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以及两者所支配的国际机构所控制和发展起来的。(6

但是从一个更深层次、更有趣的视角来看,热那亚示威游行的和“9·11”事件都唤起了人们对一些类似问题的重视。例如,关于暴力在当前维持和挑战全球权力分配问题上所起的作用。2001720日至21日热那亚警方对游行示威者发动了袭击,后来英迪梅地亚(        Indymedia)中心的警方再次袭击示威者,之后意大利卡宾枪手对示威反抗人群进行了扫射。这些袭击事件充分表明了政府有组织的暴力活动是如何被用来维护对世界的统治的。除此之外,世界上还出现了其它大规模、有组织的国家暴力行为,结果导致大量人员伤亡。这主要是由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所引发的。例如,世界每年都有1000万到1200万儿童死于营养不良与疾病。“9·11”事件后各种暴力事件成为人们日益关切的重大问题。例如,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曾展开过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焦点是:纽约和华盛顿恐怖袭击事件与19988月克林顿政府对苏丹制药厂的轰炸(该厂是苏丹主要药品来源)所造成的破坏及伤亡人数相比,哪个是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7

从道德的层面来看,热那亚事件和“9·11”事件也突出了关于使用暴力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合法性和效用问题。当然,对于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事件,全球反资本主义各派别也表示强烈谴责。但是在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内部,自从西雅图会议以来就存在着关于无政府主义的“黑团”组织(Black Bloc)所采用的战略是否可行的大辩论。这个集团的成员常常捣毁商店,抢劫银行,烧毁汽车,有时还会袭击警察。另一方面,在热那亚也曾出现过主要针对和平抗议者的警察暴力。有证据显示,卡宾枪手与“黑团”组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因此“黑团”组织的斗争主张受到了社会运动人士的强烈谴责。不管是否出于明确的政治目标,“黑团”组织的暴力行为常常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有时候特别幼稚(如放火烧坏那些普通工人使用的自动取款机,烧毁很可能是抗议者停在热那亚湖边的廉价汽车,如此暴力行为如何能削弱全球资本主义势力?)。这些盲目的行为到后来只会给警察暴力提供借口。

不知道反资本主义运动中奸细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但反资本主义的抗议似乎总在上升过程中遇到逆流,尤其是在出现暴力冲突的时候;在热那亚警察暴力中吉利雅尼遭到枪杀后不久,20016月在哥德堡召开的欧盟峰会期间警察便又开枪打死了3名抗议者。苏珊·乔治是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一个派别领袖,她曾说过:

我常感到左右为难,我想在这一点上肯定无数同仁也颇有感触,那就是:我是一名反对全球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我是法国课征金融交易税援助国民协会(ATTAC)的副主任,拥有地方会员3万,地方委员会200多个],但如今我却不能鼓励自己的会员全部冲到的前线,参加示威游行,因为一方面有警察逮捕民众,并对示威者下毒手,另一方面,那些“黑团”组织由于渗透着便衣警察和法西斯分子,结果他们行为野蛮,举止粗鲁,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在游行时遵守秩序,循规蹈矩。(8

美国激进主义者斯塔霍克(Starhawk)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

我当时在热那亚。鉴于我在那里所经历的真正令人恐惧乃至恐怖的情景,我更加坚信我们必须在街道上组织示威。我们需要继续扩大游行示威的规模,向八国峰会提出抗议,将抗议示威者推向全球的范围。我们的大规模抗议行动已经非常奏效。我听说有人很失望,埋怨抗议示威并没有影响八国峰会、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会议照常召开。实际上我们抗议活动的确起了作用——他们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起初的议事日程和宣传口径。无论如何,那些机构的基本政策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但是对于聚集在街头的大多数示威者来说,改变那些机构内部的辩论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削弱它们存在的合法性,在它们计划和制定政策时指明公众关注的焦点,并且使这些组织运转所需的社会费用不断攀升,直到有一天它们无法承担这笔费用。(9

这的场辩论被“9·11”事件打断了,“9·11”事件立刻把这些运动赶出了街头,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原定于2001928日至30日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所进行的反抗运动,甚至在年会宣布取消之前就撤销了。接下来在美国和加拿大所进行的反对阿富汗战争和200111月在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峰会的示威游行,无论从规模还是声势来看都很小。《金融时报》用以下的评论来安慰焦急的读者:“美国遭恐怖分子袭击的直接后果是反全球化的民主运动止步不前,这一点往往被很多人忽略了。”(10)詹姆斯·哈定在他调查报告的总结部分(“9·11”之后被删去了)在谈到反资本主义运动时描绘了一幅类似的悲观的画面:

反资本主义运动已丧失了活力。这种运动不仅仅是一场运动,更是一种情结。它的主要舞台——街道——并不像“9·11”前那样开放了;它的要求本来就很复杂,现在已经完全转移了注意力。它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资金也面临进一步被削减的威胁,慈善基金会和慈善家们的财产随股票市场的萎缩也在减少。(11

沃尔登·贝洛(Walden Bello)是反资本主义运动中最雄辩、最强硬的代表人物之一,连他也不得不承认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事件对反资本主义运动具有负面影响:“在古典戏剧中,‘9·11’就是人们所谓的‘deus ex machineá——一种操纵着命运的外界力量或事件,这种命运会向处于对抗之中的一方倾斜。基地组织袭击纽约或许是献给美国和全球组织的一件最丰厚的礼物。”(12)由于“9·11”事件后反资本主义运动陷入混乱状态,这有助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以美国经济下滑和恐怖主义袭击为借口,使它们在多哈世贸会议上达到两年前在西雅图世贸会议上所未达到的目的,即促成新一轮关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这次峰会的基调由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ick)所定,他说:“自由贸易体现了我们这种长期奋斗目标的核心价值观。”另外,“反恐战争”的话语遍及全球,这证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所有花言巧语都已经过时。

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家

如果说“9·11”事件与热那亚事件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其中一个压倒了另一个,即“反恐战争”消灭了反资本主义运动?事实上,情况比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在欧洲的大片地区中,反资本主义运动其实是反对英美发动阿富汗战争的主要力量。最大的一场反战运动发生在意大利。在那里,热那亚运动——特别是2001721日的大规模游行——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激进运动。经过20多年的痛苦、失败与混乱,意大利左翼力量又复苏了。以热那亚社会论坛为代表的社会论坛像星星之火,遍及整个国家。激进组织吸收了部分公职人员。蕾奉达斯恩联合会(Rifondazione Comunista)与五金工人联合会(FIOM)都参加并坚决支持热那亚抗议示威活动。于是热那亚运动毫不费力地演变成为一场反战运动。20011014日,有30万人参加了一年一度的阿西西(Assisi)至佩鲁贾(Perugia)的和平大游行,规模空前,堪称历史之最。接着,1110日有14万人在罗马街头游行示威,反对阿富汗战争,人数大大超过了参加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右翼发起的支持战争的“美国日”集会人数:3万人。

令人吃惊的是:在欧洲的其它地方,只要有像热那亚这样较强人口流动性的地方,反战运动就特别强劲。例如,在英国,如果说阿富汗战争将以前反资本主义情绪转变成了一场反战运动,这并不算夸张。“9·11”事件之前,反资本主义思想已经在大范围内流传开来;因此纳奥米·克兰(Naomi Klein)的《无标志》(No Logo)一书在英国引起了令人吃惊的轰动。成立于20012月的“抵制全球化组织”为反资本主义行动提供了一个结构性框架,并根据热那亚运动的需要,组织成立了一个初具规模、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小组。然而,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运动组织能与法国反全球新自由主义联合会或北美联盟——激进主义联合会的复杂网络结构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在布莱尔政府大力支持下,美国对“9·11”事件的第一反应便是发动阿富汗战争,这直接导致了“反战联合会”的成立。2001103日和20021118日在伦敦举行的两起大规模反战示威游行,人数分别创下了5万人和10万人的纪录。正如安迪·贝克特(Andy Beckett)在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卫报》中报承认的那样:

到那时(1118日)为止,两场示威游行的重要意义都已显示出来了:反战人数之多超乎人们预料之外,因为政府和大多数分析人士起初认为这场战争在道义上完全占据上风,无需任何争论。并且这个反战联盟看起来特别像“9·11”事件之前的反全球化联合会。(13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人们可能自然会想到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在评价“9·11”事件对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影响时所援引的一个比喻。他说:“就像从山间流下的水一样:人们试图阻止它的流动,但是开始时水会绕过障碍物,接着便总能发现新的水道,一泻千里。我们也正是处于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处境中有一个障碍,我们必须先绕过障碍,再重新回到我们原先的道路上。”(14)(当然,反资本主义运动目前在美国还存在许多不利的因素,下文我再仔细探讨)另外,“9·11”事件的影响还在于它使人们更加关注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自从西雅图会议以来就已经作为反资本主义运动过程的一部分而存在着。

这个问题就是的国家的问题,而且它隐含在以上所讨论的暴力问题之中。反资本主义运动的资深知识分子把国家松散的结构看作挫败国家中央集权的突破口。纳奥米·克兰把这场运动比作是蜂群,这个比喻很形象。她以颇带赞同的口吻,引用了加拿大议员莫德·芭露(Maude Barlow)的话:“我们在对抗一块巨石。既然我们搬不动它,我们就只得从它底下钻过去,从旁边绕过去,或者从上面跃过去。”(15)但是,如果这块巨石——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出现——不会乖乖地立在原地任它的敌人绕过去怎幺办?要是它甚至还要抓我们呢?这种情况所引起的困惑在卢卡·卡萨瑞尼(Luca Casarini)所著的关于热那亚事件的反思之作中可清楚地看到。卡萨瑞尼是“白衣制服的”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场运动因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们所提出的别出心裁的非暴力示威战略而闻名。在2001720日热那亚发生的那起恶名昭彰的事件中,驻扎在加利尼(Carlini)体育馆、由“白衣制服”组织率领的分遣队遭到了意大利全副武装的卡宾枪手的大规模袭击。在此后不久的采访中,卡萨瑞尼说道:

警察非常残酷地袭击我们,所以我们被迫反击了,作为一名政界人士,我赞同我们同仁采取回应措施。即便如此,如果我们也采取的军事手段,那就太疯狂了,那简直等于政治自杀。热那亚有各种维护秩序的暴力机构:军队。以及世界上八大经济和军事强国拥有的各级情报机构。我们的军事力量和装备自然不能与他们同日而语。我们可能在几个月之内就会被打垮……两三年前我们就如何进行斗争才不至于遭到灭顶之灾而思考良久。我们的手段是独特的:我们公开阐述我方的立场,让世人都知道,如果警方攻击我们,我们只用盾牌和垫子来保护自己。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给自己所定的原则是必要的,因为它确保我们既开展了斗争又创造了和谐的环境。在热那亚我原以为我们的方法还好用,不会有意外发生,谁知警方欺骗了我们……尽管警方曾向我们保证过不使用武力,但他们还是用了。意大利贸易部长鲁杰罗(Ruggiero)所认同的不可剥夺的游行示威的权利,被警察的装甲汽车辗在了车轮之下。(16

热那亚事件强化了在保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政府有组织的暴力作用。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美国国防部强大的军事力量被调到国外,而阿富汗战争则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暴力的对外功能。美国所追求的全球霸权这一点,也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反资本主义运动问题上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对是个相对复杂的问题。许多激进主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以及它们通过七国集团政府制定的政策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动作过程中具有很强的破坏性,这成为他们斗争的主要对象。然而,现在反资本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全球资本主义除了涉及经济学,还涉及地缘政治学。马克思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曾试图运用系统的方法,在研究中将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关系与经济、资本方面的竞争关系联系在一起。因此,学术界对于由麦克尔·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所公然提出的非正统观点进行重新思考是非常及时的。(17

9·11”事件为反资本主义运动者在政治上进一步对资本主义加强了解,提供了良机。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们明白:这场运动是个系统的过程;如今他们还意识到:这场运动不仅涉及反资本主义,也包括反帝国主义。例如,沃尔登·贝洛就认为:要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就必须清楚美国在帝国主义的竞争中是要保持霸权地位的。(18)诺姆·乔姆斯基自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就是美国外交政策最尖锐的批评家,“9·11”事件之后他却变成了美国政府重要的顾问,(19)对此,反资本主义运动参与者并不感到奇怪。但与反全球化运动发起者相比,其它人都觉得难以理解。毕竟,阿富汗战争是自反资本主义运动在西雅图登上舞台以来所必须面对的第一场主要战争。特别是他们不应该忘记: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及其盟国最近发动的一场战争。在他们看来,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是反动的。那些参加了前海湾战争及科索沃战争的人们强调指出,尽管萨达姆·侯赛因与米洛舍维奇可恶至极,但这并不能说明西方诉诸武力是合情合理的。华盛顿选择打击那些政府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而非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考虑的。

正如苏珊·乔治所说的,如果不能清楚以上两点不同之处,就会导致严重混乱局面: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亨廷顿所提到的“文明的冲突”。这正是本·拉登及其它法西斯原教旨主义者的党羽最热切期望的,因为他们相信美国采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激怒上百万的穆斯林,继而诱使他们发动一场大规模圣战,严厉打击他们深恶痛绝的西方。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曾把本·拉登描绘为“一个妄想统治整个世界的狂人”,因此我们绝对不能给他任何机会。(21

当然,“文明的冲突”一说可能太令人震惊和恐惧了,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的批评家总是研究那些主流意识形态的报道,相信对伊斯兰教思想的批判和蛊惑人心的陈词滥调,那同样也没有什幺益处。200111月在纽约召开的“全球化及反全球化”会议引发了学者们撰写这本论文集的浓厚兴趣。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苏珊·乔治把本·拉登基地组织描绘成法西斯组织,因为他们有一个“充满血腥气和污秽的指导原则”,这是一种十分鲜明的观点。在穆斯林看来,伊斯兰是超国界的。本·拉登基地组织始终信守这一原则(不管人们对伊斯兰教的界定是多么千差万别),而且他们目前已经从世界范围内招募了不同国籍的众多战士。当然,把穆巴拉克作为穆斯林恐怖主义的大亨显示出人们判断上的偏差,因为他领导的政府曾进行过一场反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残酷的战争,虽然这场战争极大地限制了所有埃及人的公民自由。(并且,也有可能迫使那些受到孤立的年轻人投入到本·拉登基地组织)同时,穆巴拉克也寻求过新自由主义政策,例如埃及曾经爆发自由军官运动,起义的未遂后,他们的土地遭到纳赛尔的没收,十几年前埃及总统将所有征用的土地重新退还给了这些人。(22

美国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面对的困惑当然比知识界所遇到的困惑更多。“9·11”事件及其后果突出了拥护和批判全球化的人所经常犯的一个共同错误。毕竟,民族国家还没有因上一代全球经济进一步一体化而变得虚弱无力。美国攻打阿富汗使人们注意到许多国家仍保持着强大的机动军事力量,如地区性力量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美国考虑到自己的“反恐战争”需要将某些国家重新联合起来,因而强调了世界上有些国家政府仍然是国际上关键的棋手。总之,纽约与华盛顿遭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民众显示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23

这再一次说明:在当前公司全球化的浪潮中民族国家仍然居于中心地位。每个公民都具有其鲜明的、独特的国家认同感,而不是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和消费者,民族主义政党将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不论是在1989年之后比较次要的地区,如巴尔干半岛或前苏联地区,还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都是如此。(24

9·11”事件对美国反资本主义运动提出挑战,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兴起给持不同政见者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西雅图政治运动所带来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形成了卡车司机-海龟联盟(工会成员与反资本主义青年组成的反全球化同盟)。构成这一同盟的一方面是环保分子和声援支持减少第三世界债务的激进分子,另一方面是美国劳工组织,他们在历史上很少支持激进势力。(25)尽管在20014月美洲国家在魁北克召开自由贸易会议,以及数月后在热那亚召开西方八国集团峰会时曾有劳工组织人士参加示威活动,但新型的同盟关系并不是他们的特色。不过无论怎么说,“9·11”恐怖袭击事件都可能使这一同盟走向瓦解。无论是在袭击事件中丧生的办公人员、警务人员、消防人员,还是在随后参加求援工作的蓝领阶层,无产阶级在这起袭击事件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感情创伤。

因此,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英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和阿富汗战争都会加速激进运动和反帝运动的发展,并将进一步推动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发展。然而在美国,这种发展趋势却有可能导致激进分子与广大工人阶级分子分道扬镳(尽管激进分子在工人当中已经具有了一定影响力)。这个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加以解决。但我们可以借鉴历史,具体说就是借鉴历史上两次成功的反战运动的经验,这对我们说是大有好处的。第一项重要经验是:运动分子应当锲而不舍地批评政府,并继续在政治领域中参与抗议活动。与过去相比,持不同政见者所承担的政治风险要小得多,至少比一战期间好战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处境要好:第二项重要经验是:耐心等待。在美国,反越战运动起初参与的人数极少,甚至受到鄙视,后来发展成为20世纪声势最大的示威运动之一。如果布什真要在全球范围内发动“反恐战争”,政府行为中的血腥气、腐败作风和压制民众的做法必定会引起越来越多民众的不满。欧洲反战运动的力量不断壮大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学习的过程——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他们从历次战争中汲取经验。显而易见,“9·11”恐怖袭击事件阻碍了世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发展,但这种状态不会无限制地继续下去。(26

持续了近30年的“新经济”如今已寿终正寝,世界正进入第四次经济疲软期,这为反资本主义运动重新吸纳新成员,尤其是劳工,提供了良机。美国尽管对阿富汗用兵胜利,但紧接着却收到了两则经济萧条的消息。一则是有关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典范阿根廷经济崩溃,另一条是美国安然(Enoron)能源贸易公司宣布破产。这家大公司的破产意味着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投资银行、安达信会计事务所、布什政府以及布莱尔政府都已经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人数会越来越多的原因。正如沃尔登·贝洛所言:“世贸中心遭袭击事件,使全球精英们在‘9·11’之前所享有的世界霸权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27

20022月开始的两件大事(或许参与示威者已将它们写进日记)显示反资本主义运动已恢复了活力。世界大公司总裁参加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原来决定在达沃斯举行,但考虑到示威者,被迫迁往纽约,后来证明会议非常低调;即便如此,游行示威者还是达到了2万人,其中大部分来自纽约及其市郊。这是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北美地区发生的最重要运动。能与此运动相媲美的是世界社会论坛召开会议时爆发的抗议活动。当时波图——阿莱格里的示威者达到了6.5万至8万,是参加上一轮年会抗议运动者人数的三到四倍。在当时日益激进化的气氛中,集会者们举行了庆祝、反抗和演讲等一系列活动。难怪《金融时报》不得不承认:“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人数相当多,这反映自去年(2001年)9月美国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后资本主义组织又重新抓住了契机,恢复了活力。”(28

 

战略问题

9·11”事件并没有消灭反资本主义运动,而是给它们带来了更多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国家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并不全是负面的——如认为国家是改革的绊脚石,是国际和国内有组织暴力的源头。实际上国家是否还有一些积极的方面,如民族国家(或者说是地区层面或全球层面的治理)能否成为民主转型的工具?反资本主义运动自一开始,它就没有仔细考虑过如何改变现存的体制,以及用什幺样的体制来替换它的问题其结果必然是运动参与者意见相左,政治派别五花八门,政治斗争的方式也千差万别。这种不明确的斗争目标很难在不引起日益高昂的政治代价的情况下永久地保持下去。

反资本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强大派别所提出的战略构想,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古典革新主义提出的战略是相似的。这种战略得到课征金融交易税援助国民协会(ATTAC)的大力支持。实际上托宾税(即课征金融交易税)就暗含了这种战略,该税法将会在法国和相关国家得到执行。(29)最早提出托宾税这一构想的是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他曾直言不讳:“我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润滑轮上洒一些沙子,确保国家和本国政府在货币可自由兑换之前享有短期的自治权。”(30

托宾税背后的逻辑是:恢复民族国家一定的经济自主权。课征金融交易税援助国民协会的重要发起者,如伯纳德·卡森(Bernard Cassen)与法国左派民族主义退役军人、政治家让-皮埃尔·舍维内茫(Jean-Pierre Chevènement)的观点如出一辙,都强调恢复国家主权。与此相对应的是贝洛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二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支配着国际金融交易,它是“一个相对多元化的全球体系。随着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拉美和众多亚洲国家的工业取得长足发展,该体系权力更大,一举成为重要的多边机制,而美国的霸权则完全没有形成制度化。”(31)苏珊·乔治对此表述得更清楚:这一反资本主义运动派别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让它更加仁慈,更民主,可以受到国家的制约。她说:

很抱歉我不得不承认:本人不知道在21世纪初再讨论“推翻资本主义”到底有什幺意义。或许我们会遇到哲学家保罗·维瑞里奥(Paul Virilio)所预见的“全球性灾难事件”。倘若“全球性的灾难事件”真的发生了,那将是人类的莫大悲哀。如果所有的金融市场和股票交易一时间都崩溃了,那么将会有几百万人靠救济为生,银行的倒闭将使政府无力应付天灾人祸,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犯罪率将持续攀升,我们会陷入到霍布斯哲学中所提到的相互残杀的地狱般生活中去。你可以把我称作是“革新主义者”,但就像我厌恶新自由主义的未来一样,我同样反对这种混乱的未来。(32

这些运动组织的不同战略目标已经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在欧洲的一些民族国家中,政府已经对反资本主义运动作出了反应。在欧洲居支配地位的是社会民主党,他们对热那亚警察与示威者之间的对抗事件已经有不同的反应。当然,英国布莱尔政府对示威者向来采取顽固的敌意政策,这是在预料之中的。八国集团峰会刚刚闭幕,《金融时报》就透露说,“布莱尔先生称:假如热那亚事件闹得不可收拾,英国将宣布支持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事业的倡议者是‘有益的举措’。”(33)接着,布莱尔在意识形态方面发起了对全球反资本主义的攻击。“9·11”事件后他积极支持反恐战争,实际上成为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外交大使,因而布莱尔政府在西方成为美国政策最忠实的拥护者。

法国总理利奥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对热那亚事件的反应却大不相同。他说:“法国谴责一小撮人以全球化的弊端为借口进行暴力活动,但是看到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自发行动,要求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管是穷国还是富国,都来分享全球化潜在的红利,这一趋势又令人欣喜。”(34)若斯潘的社会民主党伙伴、德国总理施罗德起初也打出类似旗号,同英国布莱尔政府一样玩弄第三条道路政策。但20019月后他要求针对国际金融市场存在的“弊端”以及“如何能够对那些相对独立的金融投资资本进行干预”等问题展开辩论。(35)法国和德国政府接着便成立了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的高级工作小组。这一举措被《金融时报》描述为“反全球化主义者帽子上的又一根珍贵羽毛”。(36

若斯潘政府与反资本主义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未因“9·11”事件而中断。课征金融交易税援助国民协会领导人与法国总理身边的高官联合会召开了一系列会议。20019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托宾税法修正案。翌年1月,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在畅通图-阿莱格里举行。会议吸引了一大批法国政治家,包托若斯潘内阁的六名总理、舍维内芒以及两名法国总统后选人。法国左翼自由派报纸《世界日报》用了八张增页来报道这届论坛会议,并庆祝“西雅图反资本主义的萌芽终于在全球开始成长”。(37)亨利·韦伯(Henri Weber)曾是1986年那一代的革命分子,与法国社会主义政党成员、右翼领导人、金融部长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关系密切。他认为,世界社会论坛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运动,它与执政的左翼联盟的联合是十分重要的”。(38

毋庸置疑,欧洲官员对这些问题的关切反映了反资本主义运动的重大影响。然而,社会民主党所表现出的“爱恋”需审慎对待。尽管若斯潘想给人留下一种左倾的印象,但他所谓的“左派占大多数”的政府却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前几任保守派政府。布鲁金斯学会的菲利普·H.戈登(Philip H.Gordon)反映出:“尽管人们认为若斯潘是社会党——共产党——绿党三党联盟的领袖,对计划经济富有同情,但实际上他已经将总资产达2400亿法朗(约364亿欧元,或225亿英镑)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比前六届法国政府加起来还多。”(39)反资本主义组织已显示出巨大的机动性和影响力,对于法、德两国的大选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若斯潘和施罗德都竭力拉拢与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关系。20024月若斯潘在总统的大选中失利,这使社会主义党派政治家们更加看到了采取激进政策的必要性。反资本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危险是:在运动中他们会发现自己锋利的牙齿已经被拔掉了。

从总体来看,现行制度的维护者们对反资本主义运动有两种选择:压制和合作。第一种手段表现在日内瓦事件中,也表现在“9·11”事件后美国和英国政府对国内民权运动日益强大的高压政策上。但是,如果政府认为采取压制政策就能使发起者们寻求其它目标,那就完全错了。意大利社会论坛运动发起者维托利奥·阿格诺列托(Vittorio Agnoletto)认为,热那亚事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体系开始向寻求暴力的方向转变。(40)随后意大利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议的运动,这表明对反资本主义运动采取纯粹的压制措施是不可能奏效的。布莱尔与贝卢斯科尼可能是欧洲执政党中主张采取亲美政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为数不多的政府。但欧洲有些国家寻求与反资本主义组织合作,而且已经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这主要表现在法国。

9·11”事件后法国的示威运动的方式与其它国家不同。如我们所见,在意大利和英国,反资本主义运动与反帝运动往往遥相呼应,而在法国却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法国公开反对阿富汗战争的现象比较少见,每次不是游行人数少,就是内部涣散,左派力量也难以形成凝聚力。这与历史上类似示威运动的规模形成巨大反差。如199511月到12月的法国大罢工、声势浩大的课征金融交易税援助国民协会,这些运动的组织者的历来都反对美国的对外政策。(41)当然,法国大多数左派政党目前都是执政党,所以才会支持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这可能是其中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政府对议会之外的左派,尤其是对课征金融交易税援助国民协会所施加的影响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该协会不赞成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但似乎没有理由反对它(仅2.7万人表示反对)。(42

虽然法国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成员明确表示不赞成战争,但没有像欧洲其它国家那样出现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这使人们像历史上反资本主义的左派一样再次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分裂症”: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有一种常态——社会不平等,机能失调;另一方面它存在着偶发性事件——战争和灾难。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常状态,反资本主义运动只会表明立场,因为这些问题并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这种划分目前面临的困难的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正常的事件会变成正常的事件。突然的、偶发的和灾难性的事件实际都是在预料之中的。灾难性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从细节上来看可能是无法预见的,但是美国外交政策越来越表现出偏见,这样到某一天必然会引起关似的灾难,这又是可预见的。(43)正如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所雄辩地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的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崎岖不平的,任何反资本主义者看不到这一点就注定要失败。”(44)更具体地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与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即经济竞争与地缘政治争夺是密不可分的,要想有效地反对资本主义,就必须反对全球化的军事层面和经济层面。

贝洛强调了加强组织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如果说‘9·11’事件后世界局势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以前各自为政的运动——和平运动、人权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现在已经意识到联合行动的必要性。”(45)尽管我们有这种加强联合的愿望,但我们需要付诸实施的远非是“合流”。公司在竞争过程中所形成的逻辑也驱动了国家间地缘政治的角逐,对此我们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历史性的和非机械性的理解。(46)正是因为人们要求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才给了反资本主义运动以极大的动力。现在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有更深入的理解,而马克思经典著作能使我们对此有更好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社会腐败现象都是资本积累这一逻辑过程的必然产物,这使经典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鼎盛时期受到严厉的攻击。然而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才使它成为当今最有价值的政治思想。

我们对资本主义体制的运转方式了解得越深,就越难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良方。最近阿根廷经济的崩溃毫无疑问将使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被重新看好。于是在阿根廷三任短命政府被赶下台后,庇隆主义者爱德华多·杜阿尔德(Eduardo Duhalde)于200112月担任总统,预示着他将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不久,杜阿尔德政府立即投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怀抱,承诺将执行后者所提出的经济预算紧缩政策,结果引起了同样的问题:经济萧条,百姓怨声载道。阿根廷经济重新滑入新自由主义模式,并非阿根廷政界懦弱和贪污所致。显然,国际经济组织对民族国家施加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理论家们是正确的。从目前来看,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达到了国际的范围。例如,在债务偿还问题上南方国家可以联合起来,运用集体的力量对北方国家施加压力,争取延期甚至是免除它们拖欠北方国家和银行的债务。(47)过去20年中,新自由主义已经牢牢控制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核心领导层。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我们决定发起一场规模更大的运动,这场运动将远远超过前几年抗议的规模。

现在很难预见大规模反资本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会爆发多大规模的冲突。正如我们所见,资本主义也是帝国主义的,它们全副武装,反对国内和国外的敌人。但要是把眼光局限于建立一个仁慈的、多样性的民族国家是既危险又不危险的。说它危险,那是因为民族国家单独或与其它国家一起往往成为民主革新的工具,而看不到国家的真实面目:暴力——这在热那亚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说它不危险,那是因为这样就不用考虑用先进的制度代替资本主义,也不用考虑这句振奋人心的口号:“完全有可能建立另一个世界!”

建立另一个世界的社会逻辑和优先发展事项,都与当今世界有很大差别。其实很容易列举出新的社会逻辑的不同之处:公正的社会,高效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大众的民主,但却很难勾勒出新型社会的模式。接下来的一个难题便是如何实现它。到底什么制度才可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的?这两个问题有不同种答案。反资本主义运动所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坦诚地分析各运动组织之间的分歧,同时保持组织的团结与统一——这应是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最大优势。“9·11”事件后反资本主义运动应保持队伍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相结合,这一任务比以往更加艰巨。

反资本主义运动是个全新的运动。不管我们把哪场运动看作是它的起点,我们都会发现它只有几年的历史;正如这场运动的拥护者所不断提醒我们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是一种全新的运动。尽管这场运动还很年轻,但它却遇到了许多老问题,即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每一个寻求挑战资本主义的运动所遇到的问题:到底是改革还是革命的问题、国家的问题、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的问题、用什么体制来代替当今体制的问题,以及如何确保理想化的运动发起者们的不会逃避他们所遇到的挑战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要看如何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真正的社会转型。这项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西雅图、热那亚和波图——阿莱格里运动之后团结一致的社会积极分子肩上。

 

注释

(1)N.Klein,Reclaiming the Commons,New Left Review,Vol.2,No.9(2001),p.87.

(2)S.Geroge,“Que Faire à Present?January15.2001.

(3)Porto Alegre :Call of the Social Movements,February 4 ,2002.

(4)J.Harding,Globalization’s Children Dtrike Back,Financial Times,September11,2001.

(5)J.Lloyd ,The Protest Ethic (LondondEMOS,2001),P.67.

(6)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对恐怖主义的批评。参见,例如:L.D.Trotsky,Against Individual Terrorism (New York:Pathfinder,1974)

(7)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与诺姆·乔姆斯基的辩论可见网上:http://www.thenation.com相关问题还可参见A.Callinicos,Plumbing the Depths:Marxism and the Holocaust,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Vol,14(2001),和“Theory,History,and Commitment:An Interview with Alex Callinicos,Imprints,Vol.6.No.1(2002)

(8)S.George,Contribution toAfter GenoaWhat Next?Socialist Review ,September 2001,p.13.课征金融交易税援助国民协会(ATTAC)旨在调节金融市场,起初是调节国际金融交易的托宾法案。该法案起初在法国通过后,后来陆续在所有40个欧洲国家推行。

(9)Starhawk,contibution     to“AfterGenoa-WhatNext?”SocialReview,September,October 2001,p.11.

(10)Financial Times,October 6,2001.

(11)J.Harding, “Clamour Against Capitalism Stilled,”Financial Times, October10,2001.

(12)W.Bello,“TheAmericanWayofWar,”December     2001,或见网上http://www.focusweb.org

(13)A.Bello, “Did the Left Lose the War?”The Guardian,January 17,2002.

(14) “Ruptures dans I’Empire,puissance de I’exode:Entretien avec Toni Negri par Giuseppe Cecco et Maurizio Laxxarato”(October27,2001),fortheconing in Multitudes.

(15)N.Klein, “TheVision Thing,”The Nation,July 10,2000,p.4;或见网上http://www.thenation.com

(16)Il Manifesto,August3,2001.

(17)For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Empire, see A.Callinicos, “Toni Negri in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Socialism,Series 2,No.92(2001).And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see A.Callinicos et al.,Marx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London:Bookmarks,1994);andA.Callinicos, “Marxism and Global Governance,”forthcoming in D.Held and A. McGrew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Cambridge:Polity,2002).

(18)W.Bello et al.,Dark Victory,2 nd ed.(London:Pluto,1999).

(19)参见N.Chomsky,9-11(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1)

(20)关于1999年科索沃战争,参见:N.Chomsky,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London:Bookmarks,2000)

(21)S.Geroge, “Clusters of Crisis and a Planstary Contract,”Sand in the Wheels,November 21,2001,或见网上http://www.attac.org

(22)For a more balanced assessment of contemporary Islamist movements, 参见:C.Harman,The Prophet and the Proletariat ,rev. ed. (London:Bookmarks,2002)

(23)参见一种相对比较中性的评论,例如:N.Hertz,The Silent Takeover (London:Hernemann ,2001)

(24)参见Michael Mann,Globalization and September11,”New Left Review ,Series2,No.12(2001).当然人们常指出:当代的全球化从文明化的视角来看是相当模糊不清的,到底是多元文化主义还是美国文化主义?9·11”事件以后,美国国家认同感进一步增强,使它更加具有排斥性而不是包容性。这里的文化是指布什所谓的“好国家”的文化。

(25)关于贸易联合会成员与反资本主义行动者们建立联盟关系所面临的机遇和问题,可参见:K.Moody,Unions,in E.Bircham and J.Charlton ,eds.,Anti-Capitalism:A Guide to the Movements (London:Bookmarks,2001)

(26)乔姆斯基在谈到当今美国左派运动时说:“现在情况比以前好多了……60年代时期情况糟糕得多。我记得当时我想发起人们对越南战争的最温和的批评,但听我演讲的甚至还不到4个人。在较为民主的城市波士顿,我们只看到了1966年以后才到街头参加有警察保护的游行示威的,以前示威活动总是受到群众的人身攻击。现在情况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参见:TheSalon Interview with Noam Chomsky,”或见网上http://www.freedomofpress.tripod.com

(27)W.Bello,The Twin Debaclaes of Globalization,January2002, 或见网上http:www.focusweb.org

(28)Financial Times,February5,2000.

(29)关于托宾税及其实行,参见,例如:M. ul Haq er al.,eds.,The Tobin Tax (New 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andH.Patomaki,DemocratizingGlobalization9London:Zed,2001)

(30)J.Tobin:A Proposal for Monetary Reform(1978),Appendix 2 in Patomaki,Democratizing Globalization,pp.239,240.

(31)W.Bello,Reforming the WTO Is the Wrong Agenda,in K,Danaher and R.Burbach,eds.,Globalize This!(Monroe,Maine:Common Courage Press,2000),P.117.

(32)George,Que faire à present?

(33)Financial Times,August 2,2001.

(34)Ibid.,July 24,2001.

(35)Ibid,September 5,,2001.

(36) Ibid,September 7,2001.

(37)L’Auttre Monde de Porto Alegre,”Le Monde,January27,2002.

(38)Le Monde ,February 5,2002.

(39)P. H. Gordon,Liberté! Fraternité!Anxiety!”Financial Times,January 19,2002.

(40)Agnoletto made this argument in several speeches at the second World Social Forum,Porto Alegre,January 31-Febuary2,2002.

(41)参见J.Wolfreys,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International Socialism ,Series 20,No.84(1999)

(42)参见“Contre le Terrorisme,la justice and non pas la guerre!”欧洲课征金融交易税援助国民协会宣言,20011110日。http://wwww.attac.org.有趣的是,Pierre Bourdieu的朋友、房产权利保护运动分子Annie Pourre却认为:尽管欧洲课征金融交易税国民协会有些成员参与了活动,但ATTAC仅仅是革新运动组织,因为他们与当局关系密切。“参见C.Losson and V.Filippis,”“Penseuranti’,militant en marge ,”Liberation,January 25,2002

43)参见Chalmers Johnson的著名预见性著作Blowback(New York:Metropolititan Books 2000)

44W.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in Illuminations(London:Jonathan Cape,1970);参见Mike Davis,Ecology of Fear (New York:Metropolititan Books,1999)

45Bello,American Way of War.

46)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理解并不是公式化的。例如,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网上充满了各种要求美国解释开战理由的文章,它们认为美国把在阿富汗的石油公司作为通向中亚的能源海洋的输油管道。而这种解释将问题简单化了,它混淆了美国政策制定者近五六年来对中亚日益关注的原因与布什政府攻打阿富汗的动机。阿富汗战争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因为它 关系到“9·11”事件后美国受到的侮辱,也关系到美国全球霸权主义。中亚的石油和天然气只是这种战略的潜在副产品,而非它的主要目标。也可进一步参见:J.Rees ,Imperialism:Globalization,the State,and War,International Socialism,Series 2,No.93(2001)

47)参见例如,A.McEwan,Economic Debacle in Argentina:The IMF Strikes Again,Sand in the Wheels ,January 16,2002,或见网上http://www.attac.org; J.Brecher et al., Two,Three,Many Argentinas?”或见网上http://www.villageorpillage.org

 


 

á 本文是根据笔者在“全球化及反全球化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的。这次研讨会于20011116-17日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举行。另外,笔者还参考了自己在2001131日至25日波图·阿莱格里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的发言稿。本文完稿后,笔者进一步将该文加以扩充,《反全球资本主义宣言》(CambridgePolity,2003)一书已经问世。

 

á该词源于18世纪英国作家Jonathan Swift所写的一部讽刺小说《格列弗游记》。——译者

á deus ex machine意即突然帮助人们解围的人或事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