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吴季

《僞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

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英】约翰·格雷 着,张敦敏 译,《国际学术前沿观察》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9月第1

 

 

  作者约翰•格雷(John Gray),英国著名学者。本书从“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多元的带本土文化的资本主义、人道的、有责任感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我们曾经听说过的“慈善面目的资本主义”的立场,对全球化、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右翼理论进行了批判。

 

自由市场是由国家权力创造的

 

  和新自由主义津津乐道的理论相反,约翰•格雷以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格兰建立自由市场的过程爲例,指出,自由市场并非自然长成(如哈耶克所谓“市场经济是缓慢进化而来的”,“政府没有起什么作用”)而是国家“策略、规划和政治高压的産物”,“它在运作时,无时无刻不在依赖政府的权力”。而“在日本、俄国、德国,以及保护主义贯穿了几十年的美国,国家干预一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农业保护的解除(从圈地运动到废除《谷物法》)和自由贸易的确立,改革《济贫法》以强迫穷人工作,以及解除工资控制,这是19世纪中期英国自由市场建设的三个关键步骤”。(1)

  相反,对自由市场的反抗却是“自然发生的”,是对自由市场引发的具体社会问题的反应、协调,这些反应与协调的总和,如《工厂法》的制订,使自由放任主义最终失效。

  同样,20世纪后期,“全球单一市场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计划”,“重新启用自由市场无不涉及到雄心勃勃的、大规模的社会工程计划”,“这种尝试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招致重创。它摧毁的社会和政治解决方案,如英国贝弗里奇的解决方案和美国的罗斯福的新政,现在不可能重新産生”。“自由市场在政治上的所谓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不完整、不安全的,并很快会被瓦解。它难以摆脱漫长的经济衰退时期。”“在较贫困的国家里,全球自由放任主义産生出原教旨主义政权,而且起到了瓦解现代国家的催化剂的作用”。当然,今天的全球化和19世纪有很大不同,它是由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只不过举着“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幌子罢了。

  此外,“在经典自由贸易理论中,资本是不流动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建立在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之上,而李嘉图理论的一个限制是:资本满足于“自己的国家”里的低利润率的民族情感。因而,约翰·格雷认爲,它适用于国家之内而非国家之间。“全球资本流动”的现实“使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无效”。

  约翰·格雷这样描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起源:生産率下降和英国社团主义的社会和産业冲突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6年干预英国经济的管理,开始了对凯因斯学说的抛弃,至撒切尔夫人执政达到顶峰(这里多少包含着一种把撒切尔主义作爲外来“干预”促成,而非主动的阶级攻势的观念)。除英国之外,约翰·格雷还详细分析了新西兰和墨西哥实践新自由主义的个案,描述了自由市场的具体运作及其带来的矛盾的、灾难性的后果。作者对全球化自由市场的批判是较爲全面和深入、有说服力的,虽然对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则剖析得很不彻底。

 

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根源

 

  作者认爲,“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混乱”“归根到底起因于技术的过时”,它使得“战后时期的有管理的经济也不能生存”。“新技术使那种传统的充分就业政策不能实施,信息技术的作用是把社会的劳动分工掷入动荡之中。许多职业正在消失,而且所有的工作都是欠安全的。”全球市场不过是把这种不稳定性传播开去。“它的基本机制是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和无情的産生”。对新自由主义(新右翼)抬头所指陈的这些原因是极空泛和简略的,他没有响应关于“结构性”经济危机的问题,没能解释爲什么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抛弃了凯因斯主义而归入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阵营,在指责自由市场的同时,作者也没能针对“生産率下降”、“技术的过时”提出其它可替代的方案。他几乎回避了这个问题,仅限于指责全球自由市场的灾难性结果,并且认爲这种趋势不可逆转。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本书不过唱给资本主义的一曲挽歌。

  真正的压力来自主要由过度积累带来的利润率下降,这是《资本论》早就揭示过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战后25年间建基于阶级妥协的繁荣时期在70年代转入衰退长波。新自由主义的任务、全球化正是对经济危机的一种反应,它所采用的具体形式——降低关税、金融和贸易自由、私营化和放松管制、实行合理化、外判化、转移生産、削减福利、劳动弹性化、削弱工人和工会的反抗力量并增强对工人的控制,等等——无非是强化资本统治、追逐和巩固利润的手段,就像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兼容的,是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的经济危机的一个特殊的解决方式。对自由市场的批判不可能抛开对资本主义生産方式的批判(“资本观念本身直接反映了创建世界市场的趋势”——卡尔·马克思)。以爲反对全球自由市场——甚至仅仅局限于“美国式的”自由市场——就只能诉诸闭关自守的、“多元化、本土化的资本主义”,这既没有触及到不同的资本主义共有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利润的追逐;对世界市场的抢夺;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根本利益上的对抗),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与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作爲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成员的相互关联、共谋和竞争关系,却夸大了它们的“特色”、对抗和分歧,而且往往只限于走本土特色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例如作者绝口不提二战后美国出于战略利益对西欧和日本的扶持——也回避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现状(发达资本主义的主导作用和不发达地区依附型的、“出口导向”的地位)。这种视角使得约翰·格雷对早已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备受打击、持续萧条的亚洲资本主义作出错误的颂扬。

  此种缺陷,同样反映在作者仅对“国际货币体制如今处在一种浮动货币的无政府状态中”从而动摇经济活动提出警告,却没有对“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制在19711973年间崩溃而不能持存的原因作出解释(它是美国试图挽救经济竞争力而对美元进行贬值的结果)。另外,作者还夸大了某些政府“抵抗”自由化,坚持“本土”、“多元”、“社会市场经济”、担责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决心,事实上,在阶级对立、冲突和斗争中,爲资本开道的政府本来就不是劳动阶级的守护神,并非“迫于形势”,而是积极参与了全球化进程:“自由化并没有强加给不情愿的政府。他们既没有抵制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保持中立态度。世界各国政府积极参与了这个转变,包括许多明显左翼的政府(这些政府接受现存社会)也不得不接受正在变化的游戏规则。这个情节显示的不是民族国家的消失或者萎缩,而是它对新的历史阶段的适应。……一旦发展机制陷入困境,整个积累进程就受到威胁,运动就会转向。政府现在不是缓和社会关系,而是实际上出台反劳动法。” (2)——这也是当前中国新左派、“非主流经济学”、呼吁保护“民族工业”者的一大盲点,站在统治阶级、不同的既得利益阶级、阶层以及“国家”之内看问题时必然存在的盲点。虽然国家仍是阶级斗争的主战场,但唯一能够战胜资本全球化的力量只能是在国际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的工人的抵抗。

 

自由市场的反民主性质

 

  自由市场是在“广大的人民进入政治生活”使得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扩大之前的、非民主的産物,与民主政治不兼容,必须依赖冷酷无情的国家权力和高压政策(“只要国家有能力阻止人们用政治的方式去表达对安全和经济风险控制的需要,它就能维持”),它随着民主进程而消失。它因经济和技术的大变革取得了短暂繁荣,却大量地浪费人力,并对社会生活造成破坏,“社会爲这个繁荣时期付出的代价在政治上是不能忍受的”。

  约翰·格雷揭露了自由市场的非民主性质,但是对“广大的人民进入政治生活”以致“自由市场开始消亡”——事实上,它和英国的统治一道葬身于世界大战的废墟中——的原因和过程却没有具体的阐述分析:民主从何而来?源于自由市场导致的“政治反抗运动”?究竟人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参与本国的政治与经济事务?既然“广大的人民”已经“进入政治生活”,何以当自由市场在20世纪后期勃兴时,“广大人民”却没能有效地干预?在应当分析、揭露和批判代议制民主和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的地方,作者却泛泛而谈,一笔带过。虽然他严厉批判了伦理和经济上的分裂和对抗、种族和阶级矛盾激化的现实,但是作者所寻求的始终只是建基于阶级妥协的“公平和互助的价值”,社会凝聚力,包括“等级文化”,而非人民全体参政的民主。

  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作者对战后英国“等级文化”的留恋,也表现在对日本的态度。他把日本明治维新——在保存封建的社会秩序、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不是作爲落后性和社会痼疾而是当成符合日本国情的做法加以赞美。封建秩序就是一种等级秩序。约翰·格雷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的市场机构在与他们的雇员和其它社会成员打交道时,依赖于彼此信任的人际关系”(——这不过是内化了的等级秩序);“和谐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它起到的作用是反对从上至下的那种等级关系。”然而,这种“和谐”是通过对工会和工人的分化、贿赂、绝对操纵、半封建的压制造成的,而非出于家长的仁慈。二战之,日本有着自夸爲世界上最完备的警察系统。战后,日本企业就在美国的帮助和政府支持下,以资方组织的凶残的官僚主义的第二工会驱逐由工人自己组织起来的工联主义的工会,打败了工人抵抗运动,以实施大规模的降薪和解雇。(3)而且,日本的大公司一直实行后来爲其它发达国家所仿效的“精瘦生産”,核心公司把清洁、餐饮、安全、财务等工作尽可能外判,零库存,等等。“……典型的日本生産过程的相关特权(就业保障和资历工资、奖金等)实际上被不到全国1/5的劳动力采用……社会条件和收益随着每一水平(即每一级供货商)下降,而在最低一层上,主要是妇女就业和临时工作,薪水只是那些在主要工厂就业的人员的1/4。” (4)。更不要说日本普遍极高的劳动强度(每年有上千人因工作紧张导致神经崩溃而自杀)。

  自由市场固然是反民主的,但是,在自由市场之外,民主果然存在吗?在多大程度上旧有形式的民主可以干预、甚至决定社会、政策、法律,并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究竟人类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民主?

 

以多元的带本土文化的资本主义爲出路

 

  约翰•格雷把文化多样性视爲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在未来的世纪,最成功的经济将不是那些力图将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嫁接到本土文化树干上的经济,而是具有本土性现代化特征的经济”。他呼吁“把文化、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多元化作爲永久现实来接受”,让“世界上多种文化实现适合自身的历史、条件和独特需要的现代化”,在他看来,这些“历史、条件、独特需要”是只能适应而不可改造、不可触犯的既成的历史事实,包括印度的种姓制度。因此,他不仅否定全球自由市场,而且否定“普世文明”,“单一的世界文明”,批评把现代化等同西方化的做法——“在这一文明中,过去形形色色的传统和文化要被一种新型的、建立在理性上的社会所取代”——认爲那是启蒙思想的祸害。他把托马斯••••••••杰斐逊、汤姆•••••••••••潘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取其不重要的、相当粗糙、可疑的一点(“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接受某种形式的西方制度和价值”),再归爲一类(“启蒙思想家”)。他走着亨廷顿和后现代主义的陈腐的老路,虽然他(仅仅)把亨廷顿批判爲文明等级论、文明和野蛮二元论、单一(美国)文明中心论者。“就像前苏联的政策一样,美国外交政策与其说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不如说是基于启蒙期望”,还有许许多多此类唯心主义的论点,使得约翰•格雷的判断始终只能在“虚假意识”的范畴内运行。这种孤立地、静态地、非历史地建筑在(母)文化决定论之上的多元文化主义(除了“普遍的善与恶”,“一些伦理和审美标准”之外)的偏执在诸如“没有一家日本公司会裁员或精简机构,而这几乎是所有的美国大公司的惯例”之类的断言中走到了尽头。

  全球的“美国化”是真实的,但要说美国一直在向各地传播“美国价值”,这不过是皮相之谈(5)。美国在时机相当有利的时候也没有致力于把日本改造成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已如上述),相反,它在世界上扶植的往往是毫无民主可言、甚至是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这是利益,而非“文明”、“价值”、“启蒙”的问题。

  对中国、东亚以至“世界各地华人所实践的自由经济”、东亚对“美国模式”的“批判和蔑视”的论述,同样充斥着一厢情愿和生拉硬扯的毛病。他引述MichlethwaiteWooldridge

  “在菲律宾,华人只占该国人口的1%,但控制着一半还多的股市。在印度尼西亚,华人占总人口的4%,但控制了75%的股市。马来西亚华人占总人口的32%,,控制了60%的股市……”(本书P71

  奇怪的是,约翰•格雷没有据此指出,竞争、垄断、集中、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和必然结果,自由市场只是加剧了它,却对这种“成熟的选择模式”赞赏有加。他正确地指出:“它(中国大陆)的增长引人注目,其部分原因可以归结爲中国工人没有什么交涉的力量,而且他们的工资低于处在同等发展阶段的其它国家的工人工资。”但是,当他指称中国大陆“本土主义的繁荣和对西方影响的批判“、“也许包含了许多繁荣的小型家庭经营,而很少有那种在日本很普遍的大型公司”时,他当然不必去探讨中国乡镇企业的兴衰,政府如何急切地牺牲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加入世贸,以及在加入世贸之前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大型企业、公司加紧合并、洋洋得意地宣称“我们不怕”(全球化和入世带来的竞争)的情形。

  约翰·格雷称解除管制的结果是“恶劣的资本主义驱逐优良的资本主义”。假如把战后三十年繁荣的“黄金时代”称爲优良的,而把当今全球化中的资本主义称爲恶劣的,那么,我们决不能忽视两者的共同本质和历史演变的逻辑,以及“优良的资本主义”的代价:持续恶化的环境、作爲替代市场以应付生产过剩和就业压力的军工企业的扩张以及大量举债、庞大的财政赤字、不发达国家的长期贫困、大大小小的区域战争。作者不能历史地对待资本主义,甚至不能全面、有说服力地解释“优良的资本主义”的衰弱,因而,他所开出的药方仍然不过是“乌托邦”而已。

 

苏联及“后共産主义”俄罗斯的个案

 

  对苏联上世纪历程的回顾分析,包含了许多弱点和语焉不详之处,作者只是一味地控以“乌托邦”罪名,先是计划经济的乌托邦,后是自由市场(休克疗法)的乌托邦,但总归是西方化的、带启蒙思想遗毒的乌托邦。对战时共産主义体制的描述把十月革命之后几年的内战、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进攻的历史背景完全忽略了,让人以爲苏联简直是在某个真空中运转的国家。这注定了作者不可能深入探讨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産主义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只有泛泛的、上纲上线的批判。对前苏联体制的批判,其笔墨大都花费在农业方面,却没有提到工业化、科技和教育的发展,等等。

  作者对休克疗法给俄罗斯带来的灾难后果的揭露,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少数人大发横财,人民的生活水平则急剧下降,管理人员、有特权的共产党员成爲私有化的受益者,工人则不得不出售股份换取现金,以维持生活,“80%的俄罗斯人口没有任何银行存款”;经济崩溃,国家福利解体,萧条,失业,赤贫,酗酒,犯罪,腐败,无法无天,庞大而猖獗的黑手党,上升的死亡率和缩短的平均寿命带来的人口萎缩……他引用斯蒂芬·科恩的总结:

  “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家庭来说,俄罗斯好像不是处于转变中,而是处于无穷无尽的崩溃之中,崩溃的是一切体面生存所必需的东西。从实际的工资、福利待遇和保健到出版率和平均寿命;从工农业生産到高等教育和科学及传统文化;从行路的安全到对有组织犯罪和官僚集团的盗窃行爲的起诉;从仍然十分庞大的军事力量到核设施和核材料的保卫。”

  可惜,在狠狠批判一番之后,作者却掉头赞美“并不特别地具有压制性”的沙皇俄国和“成功的”沙俄晚期,以及斯托雷平改革。同许多评论家一样,他不去分析政府、官僚、统治者作爲特定阶级、阶层利益的代表者在经济转型和决策中的角色和所作所爲。在这片由苏联前统治者和西方改革家连手造就的废墟中,却矗立着一个中立的、有过缺点和盲点但没有自身利益的法官、医生、执行者——叶利钦,一个开始建设“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政府机构”、终于醒悟过来并鼓吹“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它以及它的资源和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政治形势将成爲最大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力的中心之一”这种空洞的表面文章而得到作者赞许的新沙皇。这种对“文化”、“历史”(类似于中国所称的“国情”)的天真的偏执只能教人苦笑而已。

 

对全球化自由市场的响应

 

  概言之,面对美国化的全球化,约翰·格雷选择的是“优良的资本主义”,具有本土特色的符合各国各地区传统、文明、宗教……的资本主义,包括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日本、东亚的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则找到(叶利钦的)“具有欧亚性的政策”,等等。对作者来说,可能存在的希望是:全球化由于自相矛盾而导致的全球化的最终不可能;各国政府和首脑能够认清美国化的危害,认清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在美国国内造成的巨大分化和社会恶果。爲此,他专门辟出《第五章 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揭露美国的现状:经济持续膨胀,受益者只占5%,尤其是最富有的1%,企业主管的年薪大幅提高,多数人的收入却停止了增长,或经济风险明显升高,两级分化空前加剧;社会发裂了,就业不足,家庭崩溃而离婚率上升,出现了扩大的绝望的下层社会,惊人的暴力犯罪率和监禁率,精英则退缩到带围墙的有産者的社区里,等等(不过,其大量的篇幅仍然停留于对美国的“启蒙愿望”的很表面的指摘)。

  全球化没能带来经济的繁荣,亦不能扼制,甚至只会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仍然处在停滞时期:生产过剩,全球失业率不断上升,金融投机泛滥于世界的各个角落。“今天,各国政府不能再实施雄心勃勃的反周期波动政策,这种政策曾把它们的经济从战后衰退中解救出来。”(约翰·格雷)它所带来的的祸害已爲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并引发了全球性的抵抗。全球化增强了资本的统治力量,也加剧了社会和政治矛盾,《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资本主义扩张的景象在当今世界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资本主义已经撕下了仁慈和福利的僞装。假如劳动阶级不能加强国际团结和本地反抗,寻求彻底的社会变革,那么,就像历史曾经上演过的那样,资本将通过长期动乱,踏着劳动者的尸体和鲜血闯过危机,

 

 

2003.3

 

 

附注:

(1) 本书P12

(2)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第九章 国际主义与全球化》,P176

(3) 1948828日《经济学家》:在19471948年间,美国有一种想法,它应当进行干预,以打破僵局,并使日本经济重新获得活力,以加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政府开支,特别是工资,补贴和失业津贴要削减,以平衡预算。……实行“紧缩措施的直接结果”是约70万工人被解雇。

《经济学家》记者:“在‘打倒共産主义’的声嘶力竭的民主叫喊中,日本的雇主们急忙降低工作条件和工资等级,并把摇摇欲坠的日本工会运动撵出去。他们已经从目前实行的精减工人的计划中尝到了甜头,这个计划是按约瑟夫·M·道奇先生的一道来得太迟了的严肃的命令进行的,道奇先生是华盛顿派往东京去加强经济改革的一位底特律银行家。由于公共服务部门和大企业解雇了数以千万计的多余雇员,日本的失业者预计可达400万。……现在,雇主们与政府一起,以东方的权术和假仁假义的机会主义利用着这种形势。本星期,日本雇主联合会在一份充满虔诚的辞句和厚顔无耻的僞善的长篇报告中,提出了准备爲全国雇主所采用的建议,这些雇主们爲工会的存在所牵制,不管这些工会已爲共产党渗透与否。……其它有用的意见是鉴于国家目前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需减少退休金,修订劳动合同,限制工会会员,以及用其它方法加强工会的民主化,……最后,雇主聪明热情赞扬了政府提出的一项很值得注意的立法,该项立法授权警察,当发现有匿名的工会会员被控犯有暴力罪行时,该工会领导人同样受逮捕和惩处。(1949924)

“雇主们也成功地致力于制造工会的内部分裂,方法通常是把一些中年工人从免职名单中抹掉,并给他们大大增加工资。”

——转引自《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産》P116-120

“一位日本的劳资关系专家指出:美国占领军当局用它们设计的、在劳动阶级中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战后改革强化了对于权力的半封建态度。他指出:‘在那个时期的“民主”教育制度之中反复灌输极端的竞争态度(甚至是在劳动阶级的家庭之中反复灌输)的最有效的制度之一延续了下来’(远连,第11页)。”

——同上P354

本书第17章对日本的劳资关系,私营企业中工会的面貌、公司如何透过工会控制工人有具体的描述。

(4)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P142

(5)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认爲美国把资本主义方式带到欧洲和全世界则是可笑的。当资本主义‘普遍化’后,那就要求不同国家有不同特色。与美国不同,德国银行被允许向工业直接投资……在法国,大産业集团的相对弱质性驱使集权的科尔贝政府在组织生産中起到了直接作用。同样,如果认爲德国政府不支持美国资本主义也是错误的……这种支持行爲采取了不同的方式。”P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