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兹的不满

夫名

 

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领域最具深远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年仅二十七岁的时候被耶鲁大学聘请为终生教授,此后分别在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任教。斯蒂格利兹对经济学的主要分支,诸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国际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信息经济学,都有基础性和开创性的贡献。因为对不对称信息下市场的分析,斯蒂格利兹分享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蒂格利兹的贡献和影响不仅限于学术领域。1993年起,他先后担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主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及资深副总裁,直接参与并指导美国主要经济政策以及世界范围内发展和援助项目的制定和实施。2000年斯蒂格里兹退职到哥伦比亚大学任商学院、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经济学系联席教授,主持公共政策研究项目,并为政府和产业提供咨询。

 

2002年的五月,斯蒂格利兹出版了他在自己七年政策生涯中与众不同的观察、思考和结论。这本题为<全球化及其不满>的书,迅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斯蒂格利茨回顾了过去数十年,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亚洲和拉美的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组织南辕北辄的努力。在这些描述的基础上,斯蒂格利兹批评了华盛顿政经界盛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倡导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公开性,要求改革主要国际经济金融组织。更为重要的是,斯蒂格利兹向权威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政策的制定者发出了道德挑战,指出了他们置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于贫穷国家之上的错误行径,呼吁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向人性的回归。

 

斯蒂格利兹经世济民的激情和理想在这本书里表现德淋漓尽致。他在该书的扉页中说,"谨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因为他们教会我去关爱,去理论"。斯蒂格利兹的童年,曾经亲自体验了周围家庭在失业后的艰苦,在成年后他到过第三世界的许多角落,亲眼目睹了那里人民的不幸。斯蒂格利兹相信,经济学并不是一门枯燥神秘的学科,好的经济政策有力量去改变无数贫苦人的生活。政府应该而且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保障成果为人民所共享。斯蒂格利兹提醒决策者,在通货膨胀,充分就业这些简单术语背后,是千万人的生存和福祉。

 

全球化的失诺和市场原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盛行

 

斯蒂格利兹指出,到目前为止全球化的努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实惠,但是并没有真正成功的消除贫困,也没有能够保证稳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对此应付主要责任。根据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凯恩斯主义精神,世界银行负责全球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维持各国的宏观经济稳定。不幸的是,这两个组织都被西方七国集团的财长以及他们背后的商业和金融利益所左右,并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使命。尤其自八十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当政以后,自由市场的教条变成了华盛顿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些国际组织沦为推行"正确"政策的工具。不考虑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毫无例外的开出自由市场的药方,导致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的牺牲品,坏的经济政策促成了社会动乱,恶化了普通人的生活,这是反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的根本原因。

 

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经济援助推销意识形态的做法,斯蒂格利兹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举例说,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埃塞俄比亚允许外资进入银行业,开放金融市场,让汇率自由浮动,建立国债拍卖市场,否则将停止对其贷款。在当时贫穷的埃塞俄比亚,整个银行系统的规模还不抵华盛顿郊区一个五万人小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做法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斯蒂格利兹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高在上,蛮横的给贷款国强加各种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干预经济,干预政治,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曾经要求韩国修改中央银行宪章。

 

斯蒂格利兹认为,在重要的经济政策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颠倒了目的和手段。事实证明,急剧的私有化如果没有配套的创造就业的宏观政策,如果不能有效的控制腐败,必将是一场灾难。贸易的自由化原则上能够造福发展中国家,但是发达国家在贸易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以保护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过早的过度的完全开放资本市场,只是使国际金融资本收益,而一些已经在发达国家证明是不可取的政策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行推销给发展中国家。盲目的引进外资,只会摧毁本国的相关行业,抑制了经济生长的内在力量。在改革和转型的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味追求速度,不考虑先后次序,结果导致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斯蒂格利兹强调,好的经济政策不仅要解决长痛,而且要避免短痛。

 

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的失败

 

斯蒂格利兹认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性错误不仅导致了东亚的金融危机的产生,而且加剧了危机向纵深发展。冷战结束以后,无数的国际资本流向新兴的市场,从东亚到拉美,从俄罗斯到印度。这些国家的大量证据表明,资本市场的完全开放不一定能够促进增长。尤其是对于高储蓄东亚国家而言,只会徒增不必要的风险。但是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下,一直到1997年十月东亚危机的前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在该地区不遗余力的推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斯蒂格利兹认为,这是东亚危机的最根本原因。

 

在东亚危机最初爆发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考虑这些国家的特殊情况,采用对付拉美危机的紧缩性政策药方,强求预算平衡和贸易盈余,其结果是加剧了以邻为HE的效应,导致了危机向周边国家的扩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危机国家提高利率,以吸引国际资本,保护本国货币价值,但事实上高利率导致了更多的公司破产从而加深了银行体系的危机。其结果,危机国家的经济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在收缩。当危机继续发展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达尔文主义的简单思路推行结构性改革:关闭坏账累计的银行,破产资不抵债的公司。斯蒂格利兹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可悲的一个错误,是不考虑所有这些经济措施的社会和政治效果。230亿美元的援助被用去支撑汇率,保护西方的主要贷款银行,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资金用于帮助普通人民度过危机时的艰难生活,这样不可避免的在东南亚出现了悲剧性的种族骚乱。斯蒂格利兹赞扬了中国和马来西亚保持经济的增长同时保持社会稳定的宏观思路和具体政策。

 

斯蒂格利兹认为,西方在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试验是一场大失败。休克疗法的私有化自由化并没有能够兑现繁荣的诺言,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倒退,腐败加剧,贫富不均加大。价格在一夜之间的放开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随后采取的货币紧缩政策又抑制了经济的发展。私有化意味着国家资产的流失,养肥了一小部分的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叶利钦统治下的俄罗斯变成了黑社会和寡头垄断的乐园。1998年为了维持"改革派"的统治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了260亿美元的援助,但是几天以后,这笔钱就出现在俄罗斯大亨在瑞士银行的存款账户上,三个星期之后,俄罗斯政府宣布,单方面终止偿还政府债务,卢布贬值,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了。与俄罗斯相比较,斯蒂格利兹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减少了世界上最大的贫困人口,而俄罗斯在最短的时间内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贫困人口。

 

不公正的世界贸易体系

 

贸易体系的公正性一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议的焦点。斯蒂格利兹说,美国之所以表现虚伪,是因为利益集团的作用。现布什政府的财长,前美国铝制品公司首席执行官奥尼尔就曾经组织了一个全球的铝制品卡特尔,与钢铁业进行不公正的竞争。美国支持自由贸易,但是每当一个穷国找到一个可以向美国市场出口的商品,美国保护主义的利益集团就开始行动了。利益集团的武器,所谓的"贸易公正法案",对世界其它国家而言,是不折不扣的贸易不公正法案。这种保护主义有的时候是以美国的国家安全为代价的,比如,根据美俄两国在冷战结束后达成的协议,美国将出资收购被拆除的核弹头上的铀,这样一个涉及国家安全的安排被美国国内铀制造商指责为不公正竞争。

 

改革主要国际经济金融组织

 

斯蒂格利兹从道德上向华盛顿的主要国际经济金融组织进行了质问。根据凯恩斯的最初设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用来对付市场失灵的,但是这个组织已经被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代表华尔街利益的经济学家所把持,增进全球稳定的宗旨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开放资本市场有利于西方的大银行在发展中市场的长驱直入,在危机发生以后注入巨额资金首先也是保证那些银行收回贷款。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一些似乎不可解释的政策行为都是可以解释的了。

 

斯蒂格利兹提出,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出台的透明性,鼓励成员国的积极参与,建立测量指数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自己的政策后果负责任。改革世界银行,取消援助贷款的各种附加条件,减免发展中国家的沉重债务。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综合平衡各方的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及诸如环境保护等人类生存的长远利益。

 

在书的结束篇,斯蒂格利兹饱含深情地呼吁,给全球化一个人性的面具。全球化不只是个经济过程。不应该去推翻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而是给他们时间去适应去响应新的挑战。全球的资本主义正在一个十字路口,能不能让让全世界贫困的人口分享发展和进步的成果,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改革全球的经济金融体系。

 

近些年来,对美国财政当局、国际经济金融组织的批评不绝于耳,声音比较响亮的有经济学界的克鲁格曼,金融界的索罗斯。但是以作者本人的学术威望和亲身参与的独特经历,从学术、制度和利益根源上提出全面批评的尚属首次。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书中点名批评了公认的克林顿时代三位金融奇才,在全球推行市场化的主要英雄,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主管费歇尔,前财长现花旗银行行政委员会主席鲁宾,前财长现哈佛大学校长萨门斯。因为批评的高度和广度,这本书引起了主流社会的强烈的负面反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不无讽刺的建议这本书改名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斯蒂格利兹的不满>。华尔街日报发表书评认为这是一本完全另人大失所望的作品,斯蒂格利兹放弃了自己高超的分析技巧,虚构了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狂热征服的卡通故事。另外一种通行的观点认为,斯蒂格利兹发惊世之言是有隐藏的妒忌心理在作怪,被批评的职位恰恰都是他曾经可遇而不可求的。

 

毫无疑问,最有力的反击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外关系部主任戏称斯蒂格利兹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批评家,认为他位居诺奖得主但是在政策领域内资历尚浅,并且强调"是他先动手打人的"。2002年六月二十八号,由世界银行主持,斯蒂格利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主管罗高夫进行了一场对话。罗高夫火药味极浓的发言随后以致斯蒂格利兹公开信的方式发表。

 

罗高夫现身说教,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严肃的学术态度和敬业精神进行了辩护,并以自己早年与斯蒂格利兹共事时的一段插曲对他历来目中无人的态度表示不满。罗高夫认为,斯蒂格利兹对付国家破产的思路不联贯,开出的药方充其量是狗皮膏药,斯蒂格利兹本人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的哗众取宠盲目自信正是问题的一部分。关于斯蒂格利兹的主张,罗高夫说,危机中的国家如果推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只会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把经济带进深渊。关于充分就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着眼点的是长远而不是眼前的得失,而且也并没有象斯蒂格利兹描述的那样顽固的坚持要求危机中国家维持预算平衡。斯蒂格利兹不像是个凯恩斯主义者,倒像是供给学派,错误的认为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能够自动解决经济问题。罗高夫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否认市场有失灵的时候,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失灵是更广泛更普遍的问题。罗高夫进一步以亲身经历指出,费歇尔领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鼓励不同的学术和政策见解的,但是在一街之隔的世界银行供职的斯蒂格利兹,没有积极主动的寻求理解和合作。罗高夫还特别指出书中一些人生攻击属不实之词,以此对斯蒂格利兹写作的动机和态度表示疑问。总体而言,罗高夫的反驳情绪超出了理智的分析。

 

斯蒂格利兹的不满以及与此相关的争论,有着很深刻的时代背景。九十年代是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十年,也是对市场的信仰迅速膨胀的十年。但是历史并没有在这里终结,二十一世纪刚刚开始,金融泡沫破碎,市场道德沦丧的后果正在突显,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出现前所未有的迹象。国际经济金融组织指导下的发展中经济和转型经济毫无例外的遭遇了各种危机,而中国成功的独立的渐进式改革呈现了独一无二的大气象,但是华盛顿的主流社会对此是不愿意去深想的。在这样的时候,斯蒂格利兹说出了一些真话,不中听但很中肯。国际组织需要改革,发展要基于各国的具体情况,政府和政策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些建议不仅是针对第三世界的,对发达国家解决面临的新问题也是适用的。

 

《全球化极其对它的不满》,台湾版译作《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李明译,大块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