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革命

 

查理.普斯特(Charlie Post)

刘宇凡译

 

 

《帝国》(Empire),麦可.哈德、安东尼奥.

纳格利着,中译本,台湾商周2002年版

 

〔译者前言:这里介绍查理.普斯特对《帝国》的一篇书评。他在美国纽约市教授社会学,同时积极参与教师工会的工作,又是美国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团结」的成员。由于篇幅关系个别地方及注释有删节。小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自International Viewpoint, 2002年6月。〕

《帝国》一书真是一桩奇事。它是大部头的书,共计478页,深奥难解。伤人脑筋,似应注定默默无闻,顶多是一小撮学院中的左翼知识分子会去翻阅。可是,这本书却广受注目;不仅在学术界如此,在主流传媒及欧美的反资本主义及争取全球公义的活跃份子中也如此。

后现代主义与《帝国》

    《帝国》之吸引人是由于几个原因。首先,两位作者并非普通的左翼知识分子。Michael Hardt在美国北卡罗尼亚州的Duke University教书,而Antonio Negri是罗马监狱的囚徒,因被控在七十年代末在思想上「启发」了赤军的(城市游击)的「罪名」而坐牢。他长久以来属于意大利革命左派中的所谓「自主主义派」。这一派在当时斗争性很强的工业工人中有相当影响,直到今天对意大利的反资本主义青年仍有魔力。

    其次,《帝国》的吸引力源于它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一方面,两位作者拥抱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认为资本主义在过去半个世纪已经根本改变为「帝国」。「帝国」是一个平均分布的、通畅无阻的网络,没有中心可言;它的社会生产在使用工人和技术上都已变得很有弹性,以便迎合不断改变的消费者的需求,迎合那由于制造业下降而通讯及服务业上升所造成的脱离了物质生产的特性,以及迎合交通日益便利所造成的高度流动性。民族国家及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与对抗,在这个新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中已告衰落。

    另一方面,两位作者又拒不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身份政治」(译注1)所宣扬的地方主义及悲观主义。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各种由地方性的、不固定的「身份」所从事的运动,即使不是唯一,至少也是今日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两位作者则批评,这种简单把当地与全球对立起来的见解,忽略了这样的事实:「看似地方性的身份,其实也并非自主的或自足的,而是实际上促进着资本主义帝国的机器的发展及其支柱。真正的敌人是我们称之为帝国的全球关系的特殊制度。」(英文版45-46页)后现代主义像拜物教般崇拜地方性和特殊性,很容易变成政治上维护「帝国」。(英文版105-115页;132-160页)

 

资本主义已脱胎换骨?

 

    两位作者认为,在过去半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已经从帝国主义制度变成一种新形式──「帝国」。在从前的帝国主义下,各国经济不均衡发展;组织为民族国家的各个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剧烈磨擦;工业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中居中心位置。反之,在「帝国」下面,跨国公司的投资具有高度流动性,产生了一种以非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世界经济,它平均发展,来去无阻。跨国公司和全球性机构(如世银、世界货币基金会等)支配了世界经济,使民族国家衰落。最后,一直担任社会革命的主要代理人的全球无产阶级,亦已为「群众」(multitude)所取代。

    两位作者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是有眼光的,但其所?述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却是不符现实的。他们在书中谈到「帝国」的特点是「生产的讯息化」。从前是生产耐用品的工业举足轻重,而现在则是服务及讯息业居于首位。(英文版280页)服务及讯息业既从工业生产的空间限制中解放出来,资本就能迅速而平均地流动。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现状远非如此。工业工人阶级在全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持续下降。这是资本主义持续机械化的结果。不过,在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工业工人数量却保持稳定,或只有轻微下降。尤其重要的,是工业工人的生产量占总生产量的比例在过去五十年增加了。

服务及讯息生产同工业(并非)无关。(译按:通观上文下理,疑原文脱落了「并非」两字)大部份所谓服务业的投资与雇员都不是个人服务(酒店,理发室等),而是商业服务,例如法律及金融服务,而这些都是为工业生产服务。同样,过去廿年讯息产业的增长,大部份都多得于把计算机科技应用于工业生产。信息轻易环游世界,但构成新的电讯网络的骨干,是有关的硬件,而这是世上最难以流动的投资之一。过去数年资本主义竞争导致在光纤网络及电子讯备严重生产过剩,而它们没有一件是资本家能轻易转变位置或抛弃的。

    由于工业投资始终地位重要,所以即使最大的跨国公司也并非轻易从这个地方流到那个地方。全球大部份生产与消费仍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国界之内进行:

 

-第三世界的工业产出只占全球二成,而发达国占八成;

-对外直接投资只占世界总投资的5%,其余95%是本地投资。在那5%的对外直接投资中,72%是在工业化国家之间流动,只有2%是从工业化国家流去发展中国家;

-在对外直接投资中,75%是以收购现成的工厂及设备的形式进行,特别是收购亚、非、拉三大洲的工厂及设备。只有25%是盖新厂。

 

    要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一个较现实的方法是看看精瘦生产的国际化。自六十年代中以来,鉴于利润率下降和国际竞争加剧,资本家重整生产,用消除浪费(多余的物料,多余的工作及工人)的方式来削减成本。精瘦生产有许多为人熟知的特点:加快工序,把技术工作变得非技术化,工人的工作多元化,增加兼职及临时工,由管理层更严格地控制工序及工时,把从前由工会会员包揽的工作外判等等。

同时,跨国公司则把低薪的、劳动密集的工种向南半球转移,制成零部件后再向北半球输出作最终装配。

    所以,资本积累及社会权力的中心始终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像两位作者所言的、「帝国」已成为一个「分散化的全球网络」。全球的不平衡及综合发展,例如北半球同南半球在收入及生产上的差距,就依旧不断扩大。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南非、南韩、台湾等,成为劳动密集的生产线及零件生产地,成为中心国家的资本积累的外延。但广大地区,例如撤哈拉以南的非洲,顶多也是只供人家挖取原料的地方,更坏的只被视为巨大的廉价劳工的储备,处于极端贫穷和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灾难中。

 

民族国家已由全球化代替?

 

    两位作者说甚么民族国家因国际性机构的崛起而衰落。恰恰相反。要这些国际机构能有效运行,首先要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增强起来。跨国公司既无兴趣又无能力缔造一个世界政府。所以他们只好追求建立一套多边协议及国际机构,以便为世界市场带来内聚力及秩序。跨国公司通过自己的政府去协商成立世贸组织以及地区性的贸易协议。为确保跨国公司能不受妨碍地做生意,确保其财产的安全,这些国际性机构需要民族资本主义国家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废除社会福利及劳工保障法例,撤消对市场的种种管制等等。这些国际机构的成立,本身正好增强了民族国家的作用,而不是像两位作者所言、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已然转移给国际机构。

    两位作者认为,「过去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磨擦,现在在各个重要方面已经转变为一个超级强国决定一切,把各国按单一方向协调起来,按共同的权利观念来对待它们。这是决定性地属于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英文版第9页)

    不能否认,帝国主义用所谓「共产政权」崩溃后,「保卫人权」或「反恐战争」代替了反共。可是,帝国主义侵略采用了新的思想,不代表帝国主义之间的磨擦终结。英美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刚结束,支持战争的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便生磨擦。大部份欧盟国家也非常反对美国单方面出兵改变伊拉克的政府。

    持续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来自那并不那么顺畅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特性,来自它的不平衡及配合的发展方式。精瘦生产的国际化以地区生产炼的方式出现。美国、西欧及日本的跨国公司,都把零件及装配工序外判到当地的「边陲」地带:墨西哥及其它局部拉美国家之于美国;东南欧之于西欧;东亚之于日本。大部份制成品都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国家发售。因此,北美、欧洲及东亚这三大区域性贸易与生产的同盟,彼此在为北半球的成品市场而互相竞争,也经常彼此争夺对方在「南半球」的生产炼。

 

谁是革命的主体?工人还是「群众」?

 

    在两位作者眼中,「帝国」时代标志着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已经根本改变。「在这个没有中心的帝国,权力分布于网络,并通过流动的及结连的控制机制来分布」。(384页)「非物质的劳动及合作成为主要的生产力。」生产与再生产已无从分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融合起来;社会主体既是生产者,又是单一机器的产品。在这新的历史局面中,无法再找到一个标志,一个主体,一种价值,或一种实践是被摒除在「帝国」之外的(385页)。在这世上,只要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荣衰代谢的,不论其为集体劳动于工厂的工人,还是因失业及强迫移民而被摒弃于社会生产之外的人,都一律平等地成为新的革命主体,也就是两位作者所说的「群众」。「群众」的任何反抗行动,从拒绝工作,或从地球一端移民到另一端,同警察冲突,罢工等等,都要等量齐观,都是强大反抗的形式,因为,「帝国之建设,以及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全球化,表示帝国的虚拟中心可以在各点上予以攻击。」(59页)

    这种结论是立足在一个可疑的论据上,即认为生产已经「讯息化」,社会生产亦「分散化」。事实相反。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仍然占主导,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过去廿年的政治挫折及资本所促成的经济重整,打击了工人阶级的信心及行动能力。可是,近年来阶级斗争的形势又改变了,有组织的工人显示出在经济的战略性部门的力量。1995年法国公务员的罢工,(由运输、邮政及电讯员工带头),表示西欧工业行动上升。美国在1997年发生的UPS工人罢工虽然规模较小,但也有同样的象征作用。

    两位作者的「群众」理论不仅是对今日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不真实描述。这种理论的历史本身就很长而又不正确。早在七十年代末,Negri就论证,一个新的「革命主体」已经代替了意大利北部的大工厂的「集体工人」。他及其「自主主义派」认为「社会工人」(Social worker),即包括一切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不论是就业的还是失业的,都成为了社会革命的新力量。他们特别推许失业者,说他们是拒绝了工作。(Negri认为工人要「拒绝工作」才够革命──译按)。他们这一派亦因此以学生及失业青年为基础。可是,这种理论有时把一些「自主主义」的青年人的政治绝望式的行动合理化,例如向有组织的工人及在业工人施以思想上及肉体上的攻击,理由是他们没有「拒绝工作」。

    今天意大利的自主主义派,例如Tute Bianche,再没有肉体上攻击组织化的工人,但是,他们常常对警方采取一些行动,不管社会的实际力量对比。在实际上,他们常常以自己的勇气及非暴力行动来代替工人阶级的群众行动。两位作者的理论没有简单地把这种行径合理化,但是却大大妨碍了人们去瘅精歇虑地思索斗争战略,思索怎样促成反资本主义的青年同基层工人结盟。而这却是使全球公义能达到长远的成功所必需的。

 

注释:

1.所谓身份政治,是指这样一种理论,它反对具普遍性的「身份」,例如「人类」、「阶级」,主张世上只应有各种各样特殊性的「身份」,例如「原住民」、「男同性爱者」、「女同性爱者」。据此,也无所谓普遍的「人类解放」、「阶级解放」,只有各种千差万别的特殊身份的自身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