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
——一种独特道路的确立(续)
佩里.安德森



八、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室

新自由主义在东欧取得胜利的影响在地球的其它部份,尤其是拉丁美洲显示出来了。拉丁美洲成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第三大试验场地。事实上,尽管某些大规模私有化措施在经合组织国家或东欧某些国家创始以后才在拉丁美洲被采用的,这个洲却是第一次系统地运用新自由主义经验的证明。我在这里要援引1973年9月智利军事政变之后在皮诺切特独裁下的情况来说明。这一政体的「功绩」在于宣告当前历史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周期已经开始。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立即以非常冷酷无情的形式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纲领;放松管制、大批失业、镇压工会、有利于富翁的财富再分配、公共部门的私有化。这一切的开始差不多比撒切尔早10年。在智利,皮诺切特的经验更直接受到北美理论的影响,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理论的影响比奥地利的冯.哈耶克的影响更为直接。值得强调指出的是,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智利的经验使英国撒切尔夫人的顾问们很感兴趣。而且在80年代,这两个政府之间建立了极为友好的关系。当然,新自由主义在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是废除民主制和建立一种二战以后最残暴的独裁制。

民主政体本身——正如冯.哈耶克不断地重的那样——从来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中心价值。他解释说,如果按照民主制而取得多数的民众决定干涉每一个经济主体按自己的想法处理自己的财产和收入的绝对权利,那么自由和民主就很容易成为不可调和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弗里德曼和冯.哈耶克可以对智利的经验表示赞赏,却不致使自己的理论丧失条理,也无需在原则方面进行妥协。由于智利的经济在皮诺切特政权下以比较快的节奏发展,这一点是与受新自由主义纲领支配的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一样的,因此他们就更加能为自己的赞赏辩解了。况且,这一发展节奏在后皮诺切特政体下仍继续保持,而这些政府基本上是采取同样的经济方针。如果说智利的经验可以给经合组织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引路,那么拉丁美洲国家也成了将来在东方实施的计划的试验场地。我在这里指的是1985年以来玻利维亚实施的「改革」。美国经济学家,年轻的经济良师杰弗赖.萨克斯在玻利维亚试验了他的休克疗法并作了调整,然才向波兰和苏联提出类似的建议。在玻利维亚,强制实行结构调整的计划不需要像在智利那样镇压强大的工人运动。结束过度通货膨胀是首先宣布的目标。执行杰弗赖.萨克斯试验的政治制度并没有采取独裁专制的形式,它是领导1952年革命的民众主义政党的继承者。

由此可见,智利和玻利维亚起了新自由主义实验室的作用。但一直到80年代末这些实验在拉丁美洲还是例外。在墨西哥,1988年卡洛斯.萨莱纳斯.德.戈塔里任总统时才开始明显地转向自由主义。接着是1989年卡洛斯.梅朗在阿根廷当选和同年卡洛斯.安烈.佩雷斯在委内瑞拉开始他的二个总统任期。最后是1990年秘鲁选举阿尔维托.藤森为总统。这些政府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在当选之前向居民说明所要实施的政策的内容。相反,梅朗.佩雷斯和藤森都明确许诺要执行与他们在80年代的反民众主义措施相反的政策。对于萨莱纳斯来说,众所周知,如果没有革命制度党大规模的选举舞弊,他是不会当选的。

从这四个试验来看,有三个在反对过度通货膨肪方面已立即取得显着成效——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唯一失败的是委内瑞拉。差别是巨大的。事实上,由于存在着把强大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行政机构,就已经为通货紧缩、急剧的放松管制、失业率上升以及私有化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在墨西哥,由于革命制度党实际上是唯一的党,因此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相反,梅朗和藤森却必须从事革新,即紧急立法、修改宪法或自行策划政变。这一种类型的专制政治未能在委内瑞拉实施。

尽管如此,如果得出结论说只有专制政体能够在拉丁美洲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那是危险的。玻利维亚的情况是,所有在1985年之后当的政府——不管是帕斯.萨莫的还是桑切斯.洛萨达的——都执行同一个纲领,这表明即使采取反民众主义的镇压措施,专制政治本身也决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玻利维亚经验提供的教训是:过度通货膨胀——对于占极大多数的民族来讲,每天都可能由此引起贫困化的结果——能起促使人们「接受」粗暴的新自由主义措施的作用,而非独裁的民主形式却可以保持下来。1987年,巴西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本人国际金融组织的一名成员,也是智利皮诺切特政府经验的赞赏者)透露真情说,当时,即在萨尔纳任总统时期,巴西的严重问题并不像世界银行官员所散布的那样是由于通货膨胀率过高引起的。他声称通货膨胀率太低,并坦率地讲:我们希望障碍被冲破。为什么?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在巴西,我们需要过度通货膨胀,以便创造条件,推动民众接受极端通货紧缩的做法,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通货紧缩是必要的。过度通货膨胀在巴西已经开始,为了启动新自由主义纲领,各种条件都已具备,却不需要独裁手段……。

九、新自由主义的三条经验教训

我有意识地既强调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也强调其思想力量,也就是说,强调它的活力和它在理论上的不妥协性,以及它在短期内还不会枯竭的能动性。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短期内有效地作出对应,就必须突出它的这些特点。如果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不稳定的或是不符合时代的,将一个危险的幻想。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敌人,它在最近这些年间已取得了许多胜利,尽管不是无法战胜的。如果我们试图指出各种可能超越现实的新自由主义的远景,如果我们力求在思想、政治、文化方面进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那么我们不能忘记它为我们提供的三条经验教训。

1、 敢于反对某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冯.哈耶克、弗里德曼和他们的朋友们的功绩(在今天所有聪明的资产阶级心目中这是一项功绩)在于,他们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情况提出激烈的批评,而在那一时刻这种批评恰恰是完全不得人心的。尽管如此,他们长期坚持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对派态度,而当时得到公认的「智慧」和「科学」,就算没有认为他们是疯子,也是把他们当作怪物的。他们一直坚持到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并且出现能使他们的纲领得到具体实施的历史可能性的时候。

2、在思想观点上不要违心,不要同意调和原则。新自由主义理论是极端性的,缺乏中庸之道是它们的显着特点。对于那个时代的具有正统思想的人来说,它们是破坏偶像的理论。尽管如此,它们并没有丧失有效性。相反,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彻底性和思想上的坚定性,才使它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如果用某些后现代主义思潮发明的流行用语来说(这些思潮是准备吞下折中主义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思想的对立面。

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曾经全盘实施新自由主义纲领,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它在实践方面是无效的。相反,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是如此毫不妥协,右派政府才能采用激烈的政策。新自由主义就其基础本身来说,提供了一种最高纲领,政府可以从其中用最适合当时情况的成份以及甚至最制度语境的成份。在这一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最高纲领主义」是有高度可操作性的。它提供了一个根大的激进措施的宝库,这些措施可以用于各种情况并且可以随不同情况而加以调整。与此同时,它证明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自己的囊括社会一切方面的能力和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观的载体而发挥作用的能力。

3、不承认任何已经确定的体制是不可改变的。当50年代和60年代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被蔑视和边缘性的思潮时,在那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圈子里不能设想可以在富裕国家造成4000人失业而不致引起社会爆炸。要公开声称应当以积极的价值(为了社会的活力而扩散不平等)的名义将收入从贫民向富人重新分配,在当时也是不能想象的。不仅对石油(开采),而且也对自来水、邮政、学校,甚至对监狱实行私有化,同样是不能设想的。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当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长期的经济衰退过程中发生变化时,这一切都被证实为可行的了。新自由主义的信息在某种程序上激活了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体制,不管多么神圣或多为人所熟知,都不是在原则上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加柔韧可塑得多。

十、超越新自由主义

在提醒人们注意可以从新自由主义的经验中得出的教训以后,我们将怎样设想超越新自由主义?这是一个大题目。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个可能的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三个因素。

1、价值。必须在价值领域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突出平等原则作为衡量一切真正自由的社会的中心准则。平等不是像新自由主义所确认的那样意味着均一性,而是相反,只有平等才意味着真正的多样性。

马克思的公式仍旧保持着它的多元主义力量:「……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哥达政纲领批判》)在这个关于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的观念中,明显地表述了个人的需要、性格和才能之间的差别。

这在今天意味着什么?这是指每个男女公民都有现实的可能按自己选择的模式,在没有由别人的特权造成的匮乏和劣势地位的影响下生活。不言而喻,这种平等要从平等地获得保健、教育、居住和劳动的机会开始。在其中每一个领域,市场都不可能保证普遍获得这些不可缺少的方面的需要(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只有公共权力能保证人们普遍获得高质量的治疗、知识的发展、稳定的就业以及对所有的人的社会保障。

在这一意义上,必须绝对地维护福利国家原则。尽管如此,不应当仅仅捍卫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要扩大社会保障的网络,但并不是必须把它交给一个集中制的国家来管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建立一种与目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还在生效的体系不同的财政体系。巴西、阿根廷或墨西哥等国的财政体系中的金融腐败和道德腐败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有钱人逃税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特有的现象。这也是而且愈来愈是第一世界国家的特权阶层的行为。如果说要求一个集中制国家提供服务并总是公正的话,那么为这些服务获得必要的财政来源却应当始终是这种国家的一个职能。为此,需要一个能挫败特权者的抵抗并且阻止资本外逃的国家,这就要求进行财政改革。发表忽视这一需要的反国家统制主义言论是蛊惑人心的做法。

2、所有制。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壮举无疑是国有工业和服务业的私有化。反社会主义十字军在这一领域实现了它的目标。这件事的悖论在于,新自由主义在投身于这些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时必须发明新的私有制类型。例如,可以举出捷克或俄国向公民无偿分配证券,使他们有权获得新的私有企业的股份。这种做法将成为并且已经成为一场闹剧。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的股份实际上被外国投机家或本国的黑手党买去。尽管如此,这些做法证明,像我们国家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传统形式决不是不可改变的。由此可见,新形式的人民所有制会被发明出来,这些形式将使一些职能同资本主义类型企业中极端集中的权力分离开来。

目前左派正在就人民所有制的新形式这一论题展开讨论。讨论是在西方国家内部酝酿的,但这个题目并不仅仅涉及发达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存在这一问题。

3、民主制。新自由主义敢于公开断言:我们的代议制民主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相反,它是一个就内在本质来说不合适的工具,它很容易超过限度,而且事实上已变成这样的了。新自由主义煽动者发出的信息是:我们需要更少的民主。例如,他们因此强调建立一个在法律上完全独立于(不管哪一个)政府的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或者坚持要在宪法中写下禁止任何财政赤字的规定。

我们在这里也应当接受这一「解放性的」教训并且把它颠倒过来。我们认为民主制——就它现在的情况而言——不是一个偶像,不能把它当作人类自由的尽善尽美的表现来崇拜。这是一个暂时的、不完善的形式,是可以重新塑造的。但是根本的方向应当和新自由主义所指出的方向相反、我们需要更多的民主。这不是意味着——情况应当说是很清楚的——人们设想的选举制度的简单化,即放弃比例代表制而实行机械多数制。同样,更多的民主并不是意味着保留或加强总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