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传媒体系与新自由主义、文化帝国主义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
郭莲编写


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2000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讨论未来全球传媒发展方向的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全球传媒体系与新自由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演话,而后美刊《每月评论》在2001年3月号上全文登载了该演讲的内容。该文对全球传媒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它与新自由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人们普遍认为当前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具有全球化、技术革命和民主化特点的时期,而传媒与信息系统在这三方面起到了主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商业传媒体系来促进全球市场的发展、刺激消费者的价值观,那么要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则是不可能的;技术革命的核心就是加速数据传播;而现在之所以不可能再恢复过去的极权国家以及独裁制度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随同全球化市场一起出现的新的传播技术不仅可削弱、甚至还可消除那些拥有极权的领导人的权力。

那些为资本主义制度唱赞歌的人们认为,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鼎盛时期,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关起门来坐下来,让市场和技术去发挥它们神奇的作用。然而社会主义者和投身于社会激进变革的人们对这种观点则持极大的怀疑态度。在我看来,全球化这一概念通常被用于描述某种无情的自然力量,现在人们赋予了它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所以是一个易使人误解的概念。现在一个更好的术语是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指的是国际国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而这些政策有利于商业在受到最小阻力的情况下,在所有社会事务上占统治地位。要实现这一目标,心保持庞大的政府机构,以更好地为公司的利益服务;同时还要尽量减少任何可能破坏商业和富人利益的机构。新自由主义概念几乎总是和这种信念交织在一起,即深信市场比其它任何途径都更有能力采用新技术来解决好社会问题。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问题就是需要解除对商业传媒和信息市场的管理,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对商业传媒和信息市场进行再调整,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司的利益。

如果把当前的时代理解成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全球化时代,那么这一时代就不再是一些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所作用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斗争发展的最新阶段。

全球传媒体系

在80和90年代之前,各国的传媒体系都以拥有本国的无线广播、电视和报业为特点,同时也进口一些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和图书。而现在这一切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过去几年中,一个全球性的商业传媒市场已经形成。

当前全球传媒市场具有两个明显而又互相关联的特点。首先,这种状况意味着占优势地位的公司(几乎都是美国公司)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全球扩张,世界主要传媒公司越来越把它们自己看作全球性的企业。其次,集中与合并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定势,在某些传媒领域里,权力正变得越来越集中。例如,美国现在的教育出版市场仅由4家公司垄断着,而在1980年却有24家公司活跃在这一领域里。传媒领域里的合并行为现在还在以迅猛的速度发展。仅在2000年上半年,发生在全球传媒、互联网和电讯领域里的合并活动就达到了300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1999年上半年的3倍,并高于前10年数字的总和。现在传媒公司寻求发展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即要么迅速扩大,要么被其它公司兼并。

几乎没有哪个产业里集中的程度像传媒业这么惊人,现在世界传媒市场仅由7家跨国公司垄断着。这7家公司在15年前都不是传媒公司,而在2001年它们几乎都已挤入世界3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之列。它们拥有美国主要的电影制片厂、美国全部的电视网络公司(除1家外);它们控制着全球音乐市场的80%-85%、全球卫星厂播领域;它们在图书出版和商业杂志出版业占有很大的比重;它们几乎拥有全部或大部份美国乃至世界的商业有线电视频道;它们在欧洲电视传播领域占有重要的比重。

传媒领域里产业集中的现象仍在扩大。正像美国新闻公司的总裁彼得.彻宁所说:「在到底内容最重要还是发行最重要这一问题上,一直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论,而我认为,最终规模是最重要的。」彻宁的新闻公司也许是最具向外扩展特征的企业,它所拥有的卫星电视网络覆盖了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它的卫星通讯电视占据亚洲30个频道,并用7种语言播出;它拥有中国凤凰卫视45%的股份,并通过凤凰卫视进入到中国4,500万个家庭;它在过去几年间的广告收入增长了80%。美国新闻公司现在拥有的资产有: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福克斯电视广播网、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电视台、有限电视频道、杂志、130多家报纸以及职业运动队,但这些还不能完全概括美国新闻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财产。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产业集中现象呢?人们通常的解释是,这是由于技术发展所造成的,例如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使得在过去看来不可能实现的全球性传媒帝国变成可能,而且还为其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这一解释与认为技术发展造成了全球化的解释一样,至多也只是解释了这一现象的部份原因。其实对利润的不断追求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着特征。技术中并没有隐含着任何产生新自由主义的因素,例如,新的数字通讯技术可被用来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如电视的质量。但是因为有了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电视这个过去在很多国家属于非商业的领域,突然间变成了各国商业发展的对象,而且已经成为全球传媒体系的发展核心。

当传媒业在美国和英国这样重要的国家里摆脱了国家控制而自由发展后,世界各国立即加以效仿。而像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它们为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投资和买卖铺平了道路,也为由几家大传媒公司垄断全球传媒体系的结局打下了基础。传媒市场是一个在10年内年收入可望达到万亿美元的市场,所以传媒公司必须变得更大、更加多样化才能降低风险和提高生产利润的机会。如果情况像这样发展的话,那么那些现在位于传媒领域最上层的公司就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加入20-30家世界大公司之列。

新自由主义论点的支持者们总是争论说,在文化贸易上所设置的条例和障碍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他们还认为,国家的补贴抑制了具有竞争能力的传媒公司的发展。现在各国都存在着一些强大的带有商业性质的传媒游说团,他们认为,与其维持贸易间的障碍,不如打开国界,因为这样他们可从中更多受益。

也许最能理解全球商业传媒体系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的途径是看一下广告的作用。广告是那些大公司在经济上所付出的一项重要花费。商业传媒体系是商业公司把他们的产品推向世界的必不可少的传输带,如果没有商业传媒体系的存在就不可能实现全球化。全世界广告花费的3/4最终都落入了20家传媒公司的口袋。自电视对商业广告敞开大门后,在过去10年里,广告花费飞跃增长,其增长速度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两倍多。例如,拉丁美洲在2000-2001年中花在广告上的费用增长了几乎8%。

观察全球传媒体系的发展还需要注意一点,即除了几家超级跨国公司外,全球传媒市场还由70-80家二级地区性公司环绕着,这些公司中的1/3或1/2来自美国,而其余大部份来自西欧和日本。它们都是它们各自领域里的巨匠,排列在世界千家大公司之列,年收入都在10亿美元之上。这些二级公司,就像一级公司一样,也需要跨出它门本国的国门。

所有二级公司几乎都不反对向全球体系发展,这在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例如,墨西哥联合电视公司、阿根廷的《号角报》集团公司等公司都在世界60-70家最大传媒公司之列,它们各自控制着它们国内的传媒市场;它们和世界级的大传媒公司和华尔街投资银行有着广泛的联系;它们还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说同种语言的地区里进行商业活动。这一现象所造成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传媒公司都趋向于支持商业政治活动,并且支持扩大全球性的传媒市场,而这一点却和这些国家里大众的意见相抵触。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全球传媒领域里仅存在着部份竞争。许多大传媒公司都拥有相同的股东或董事会成员,并互相拥有彼此的股份,「合并热」和相互拥有股份已构成了「一个令人眩晕的复杂关系网」。这样做,不但可降低竞争和减低风险,还可获得更多的赢利机会。西班牙一传媒公司执行总裁曾说过,我们的策略「不是和其它国际公司竞争,而是加入到它们中间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性传媒市场更像是一个企业联合体,而不像在经济教科书里所指出的那样是竞争之地。

当今的传媒公司更接近于约瑟夫.熊彼特所称的高垄断阶段里的合作式竞争者,而不像大多数经济理论里所描的那种自相残杀的激烈竞争的传统式竞争者。这些大公司的首脑们都相互直呼其名,而且定期举行对话。即使是那些彼此不太友好的公司,像默多克公司和时代华纳公司也明白,他们为了更大的利益,彼此必须合作。而且所有的一级和二级传媒公司都是通过他们所信赖的几家投资银行,如摩根银行和高曼银行,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而这些银行操纵了大多数传媒公司的合并行为。例如,这两家大银行在2000年第一季度参与了价值4,500亿美元的52起传媒电讯业的合并交易活动;在1999年全年则促成了价值4,330亿美元的138起这样的合并交易活动。

这些有意识的合并行为并不仅仅影响了经济活动,它们还使大传媒公司成为国家、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中强有力的政治说客。全球传媒体系并不是「自由市场」或自然法则的产物,而是一系列重大国家政策起作用的结果。这些大传媒公司在国家起草相关法律条文时起到很大的作用。在美国,传媒公司的游说团以他们能说服政客的能力而闻名。例如在2000年,大传媒公司与那些认为中国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人作斗争,说服政府打开了与中国贸易的大门。传媒公司还有其独特的优势,那就是它们控制着新闻业,而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民众正是期望通过这一领域看到有关传媒政策的讨论与批评。然而结果是,传媒公司通过它们所垄断的新闻对来实现为自己服务的目的。

当前因特网正越来越成为传媒和电子通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份,这是一个真正的技术汇集之地。有人认为,因特网能使我们相互进行自由有效的交流,因此可以遏制传媒公司垄断传媒领域的能力,但这一看法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共识。因为尽管因特网在很多方面都极有发展前途,但单靠它自己是不能遏制住传媒公司垄断传媒领域的庞大力量的。

全球传媒体系与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理论不仅是一个经济理论,而且还是一个政治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一个典型的民主体制社会里,商业占主导的模式将是最行之有效的。但这个社会必须是一个政治体制相对薄弱的社会,而且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穷人和工人阶级非政治化的程度要较高。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现存的传媒体系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如此重要,其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体制可营造出一个虚假的政治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允许商业占主导地位的机制顺利运行,而不会被冠之以极权国家,也不会遭到公众的反对。

这种观点看上去似乎和有些人的观点相矛盾,这些人称全球性联合企业对文化事业、特别是对过去一直被任人唯亲的腐败体制所控制的国家(如大部份拉美国家)传媒和那些对传媒实行严格控制审查的国家(如亚洲的部份国家)的文化事业有积极进步的影响。事实上,当前建立全球商业传媒体系是个相当资产阶级化的主张,因为当这种体系一旦涉及利润因素,就不再遵守自由的准则了。一旦统治建立,全球传媒体系在政治上就会变得保守起来,因为大传媒公司是现在社会结构的最大受益者,任何在财产分配和社会关系上的改变,都将不符合它们的利益。

有时这种偏见是很明显的,像默多克这样的集团霸主直接把它们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强加于它们的下属机构。但这种偏见时常是微妙的。用户至上主义、阶级不平等和所谓的「自由主义」常被认为是自然的、甚至是慈善的行为,而政治活动、公民价值观和反市场活动则被忽视。最好的新闻定位于商业阶层,适合于这一阶层的需要和利益。除了几个例外,留给大众的新闻常常是一类由传媒大公司所提供的废话。

墨西哥一传媒公司的前任总裁说:

「墨西哥是一个由谦虚而且非常客易受骗的阶级组成的国家,而且永远不会停止受骗。电视有责任给这些人带去娱乐,使他们从他们悲惨的现实和困难的前途中解脱出来。」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媒体文化的结合往往可以促进一个深入的非政治化体制。人们只要看一眼美国的现状就能看到这一点。

全球传媒体系与文化帝国主义

全球传媒体系和文化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70年代,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动员起来和西方霸权的文化帝国主义展开了斗争。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发展「新世界信息通讯秩序」计划,表明了他们对西方控制新闻文化领域的焦虑,他们担心这种统治会使得新独立的国家无法摆脱殖民地的地位。在欧洲也能听到类似的、担心美国控制整个传媒体系的焦虑。1999年美国电影、电视的出口额上升了22%,而世界最卖座的125部电影几乎全部是由好莱坞制作的。甚至像法国这样的「文化民族主义」国家里的10大卖座电影中的9部,都是由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制作的。对于许多欧洲电影制作者来说,要想成功,就必须使用英语拍电影,还必须采用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模式。

但是随着传媒领域变得越来越集中化、商业化和全球化,认为传媒公司仅是美国文化的传播者的观点也更加不可信,因为这些全球性的传媒公司都是一些跨国公司,它们的股东、总部和业务分布在世界各地。所以说最好把全球传媒体系理解成是促进共同商业利益的一个整体。不管这些公司是由日本人还是法国人拥有,也不管它们的总部是没在纽约、德国还是悉尼,它们在本质上并没有明显差异。从这种意义来说,基本分歧并不存在于国与国之间,而存在于各个国家的富人与穷人之间。

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认为全球传媒体系使得国家不重要,也是错误的。当代大部份资本主义活动,如投资和雇用,都主要是在国家范围内进行的,而且国家在代表资本利益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实现全球一体化是执行美国政府竭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方针的结果。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美国是以其军事力量作为强制实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后盾,又以那些以美国为基地的大公司和投资者为这一计划的发号令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说:「如果没有一个隐蔽的拳头,市场这只隐蔽的手永远也不会奏效。这正像是,如果没有F-15战斗机的设计者——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麦道公司就不可能发展兴旺。有把握使世界接受硅谷技术的隐蔽的拳头就是美国的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总之,我们需要明白实现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以美国军国主义为前驱的。

前景

现在已形成的全球化体系是非常不稳定的,新自由主义对世界上的富人是有利的,可它对穷人和工人阶级却是个灾难。全世界每天靠1美元过活的人的数量从1987年的12亿,上升到2000年的15亿,而且这一数字在未来的几年里还会上升。世界经济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虽然商业化传媒体系越来越占统治地位,可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抗浪潮。新自由主义和商业传媒体系努力制造非政治化倾向,而由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所带来的剥削、不平等和破产现象将粉碎这一非政治化的局面。

全世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进步的政治运动正在使传媒问题成为政治讲坛上讨论的话题。瑞典、法国、印度等国家的左翼民主政党正在进行传媒制度的结构改革,例如拆散大公司、资助非赢利性的广播业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左派一致认为,传媒问题已变得越来越重要,每个试图取得成功的社会运动都会重视这一问题。我们要想取得成功,建立一个民主的传媒体系就是我们当前斗争中必不可少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