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
──一种独特道路的确立
偑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费新录译


编者按:安德森是美国加利福尼亚——洛彬矶大学教授,英国《新左翼评论》杂志的主编。这篇文章是他不久前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系所作的一次学术报告。原载法国《思想》杂志第320期(1999年10至12月)。

1.佩勒兰山的伙伴们
2.1974年的转折点
3.撒切尔夫人、里根及其它领导人
4.掌握政权的新自由主义
5.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局限性
6.危机与缓解
7.来自东欧的冲击波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二战后的西欧和北美。它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展开了猛烈地抨击,是它们在理论上的反动。1944年,著名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冯.哈耶克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它可被认为是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它带有激情地抨击了国家对市场机制自由运转的一切限制。冯.哈耶克认为,这些束缚之所以应被废止,是因为它们对经济自由同时也对政治自由构成了一种致命威胁。在当时,冯.哈耶克的矛头是直接针对英国工党的。英国即将进行选举,而1945年7月该党最后赢得胜利,其领袖克莱门特.理查德德德.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冯.哈耶克的书所传达的信息可以概述如下:在他看来,英国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出自善意,但其政策势必会导致与德国纳粹相同的灾难:现代奴役制。

一、 佩勒兰山的伙伴们

1947年,当福利国家在战后欧洲占有一定基础时,冯.哈耶克曾在瑞士沃州区的韦维城市、佩勒兰山上这个名胜地的小研究所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聚会。在与会的学者中,不仅有坚决反对欧洲福利国家的人,而且有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反对者。

被他选中来参加1947年4月在这个度假村的公园旅馆召集会议的著名学者有:莫里斯.阿莱、米尔顿.弗里德曼、瓦尔特.李普曼、萨尔瓦多尔.德马达里亚加、路德维格.冯.米塞斯、米海尔.波拉尼、卡尔.波普尔、威廉.埃.拉帕尔德、威廉.罗普凯和利奥内尔.罗宾斯。

这之会议结束后成立了佩勒兰山学会,这可说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共济会,而且组织得很好,努力散布新自由主义论点,并定期举行国际会议。

佩勒兰山学会的宗旨是,一方面反对凯恩斯主义和二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团结政策;另一方面为创建另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即强硬的和不受任何规章约束的模式奠定理论基础。在这一阶段形势对于这样一种事业很不利。事实上,资本主义不多几年之后被称为新资本主义,那时正进入一个经济扩展长波阶段。资本主义处于它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是特别迅速和特久的。新自由主义派提出的关于国家对市场的某种控制可能导致危险的警告,看起来是不可信的。尽管如此,经济学界发生的专门反对社会调控的论战仍旧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冯.哈耶克与他的朋友反对这一时期的新平均主义(这是很有限的)。新自由主义派认为,这种受到福利国家鼓励的平均主义破坏公民的自由和扼杀人们发挥才能的积极性,而大众的幸福是依赖这两点的。佩勒兰山学会的带头人藐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官方理论和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平等是一种积极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实际上是不可缺少的。西方社会正需要这种价值。新自由主义派的这些观点在长达20多年期间始终停留在「理论」状态。

二、 1974年的转折点

1974年的「石油冲击」展现了战后世界经济的严重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部被卷入了经济衰退的漩涡,首次出现了以低增长和高膨胀为特征的滞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冯.哈耶克与他的同志断言,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工会(更加广泛地说是工人运动)的力量过大和破坏性。在他们看来,工会破坏了私人用于投资的资本积累的基础,因为工会在工资方面提出要求,也因国家在工会的压力下不得不断扩大寄生性的福利开支。这两种压力汇合在一起,压制了企业的利润,刺激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从而必然导致市场经济出现全面危机。根据这个推理,医治危机的药方只能是:一方面,维护强大的国家,使它有能力削弱工会力量和严格控制货币总量的发展(货币主义政策);另一方面,节省财政开支,压缩社会福利支出,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货币的稳定性应成为各国政府的最高目标,在此目标下,严格限制预算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要紧缩社会支出和保持所谓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说建立一支「雇佣劳动者后备军」(失业者大军),用以削弱工会的力量。此外,还应该推行税制改革,刺激「经济主体」去进行投资和储蓄。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无非是要减少对高收入者征收的所得税和大公司的利润税。

这样一种重新出现的和起解救作用的不平均可以使因滞胀而处于困境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再现活力,而滞胀病的起因是受凯恩斯和贝弗里奇影响的政策组合,也就是说,是国家的反周期性干预(力求减轻衰退)以及社会再分配的后果。这些措施的总体扭曲了资本积累的正常流通和市场的自由运转,是起破坏作用的。根据这一理论,一旦实现货币稳定并使主要的激励机制重新活跃(压缩预算、限制企业的社会保险负担、放松管制等等),经济自然就会重新增长。

三、 撒切尔夫人、里根及其它领导人

新自由派的这一纲领的支配权不是很快就可以实现的,应该说需要长达十年时间才能得到承认。起初,经济发展合作组织的多数国家针对由1974年至1975年的普遍衰退引起的这一经济危机,力图实施凯恩斯主义的补救办法。尽管如此,从70年代末——准确地说是1979年——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已经明确地显示出来。就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个公开宣布实践新自由主义纲领的政府。一年之后即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随后在1982年,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击败社会民主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1982年至1984年,丹麦在保罗.施吕特首相领导下,一个明显右倾的联盟掌握了政权,而丹麦本来是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福利国家的象征。接着,几乎所有的北欧国家,除了瑞典和奥地利,都转向右翼。这些年的「右转」浪潮使运用新自由主义处方所必需的政治形势重新结合起来,而这些处方被认为是能够摆脱经济危机的。1978年,「第二次冷战」随着苏联干预阿富汗和美国决定在西欧部署新一代核导弹(巡航导弹潘兴2型)而加剧。在战后各种类型的亲资本主义思潮中,新自由主义学派一贯是作为一个中心因素而构成一种非常凶恶的反共产主义的势力。在冯.哈耶克看来,反对「恶之帝国」——对人类的最彻底的奴役——的新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增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潮流的吸引力,使欧洲和北美的新右翼支配权得到巩固。这样,在80年代,人们目击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可争辩的成力。

四、 掌握政权的新自由主义

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实施是怎样的呢?英国模式是最纯粹的,同时英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开创性的。撒切尔夫人领导的各届政府压缩货币总量,提高利率,大幅度减轻高收入者的所得税,取消对领域流动(资本的进出)的控制,大幅度提高失业率,压制罢工,执行反工会法和削减社会开支。最后,实行广泛的私有化计划——按新自由主义信条的轻重次序来说,这是出人意外的延误——先从公共住宅开始,然涉及基础产业领域,例如钢铁、电力、石油和供水。这一整套措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新自由主义的全部经验中是最野心勃勃和最有系统的计划。

新自由主义在北美的变体不同。在美国,根本不存在类似欧洲那样的社会福利国家,里根及其政府部门优先考虑的是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这涉及到一个应能破坏苏联经济以及通过这种迂回方式颠覆苏联现行社会制度的战略。里根在国内政策方面同样是实这有利于富有者的减税,提高利率和摧毁他任期内唯一的一次重大罢工,即航空职员的罢工。尽管如此,事实上,里根不重视限制预算。相反,他却大胆从事空前的武器装备竞赛,结果导致巨大的军事开支,造成超出前任所有统治任期的极高国家赤字。此外,这是由国家直接和间接地补助一个庞大的工业部门。这是求助于一种古怪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其它国家都没有仿效它。这也是由于,唯独美国由于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量,才有能力由这一政策造成的巨大赤字。在欧洲大陆,这个时期的右翼政府——往往起源于基督教民主主义——对实施新自由主义纲领多少持保留态度。它们首先坚决主张货币紧缩和财政改革,较少关心大量缩减社会支出。它们并不坚决与工会对抗。尽管如此,这一政策与社会民主党在前一个时期所推行的政策之间的差别仍是非常大的。

当时,北欧的多数国家所选举出来的是实施不同版本的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右翼政府,而大陆南部——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以前执政的是佛朗哥、萨拉查、戴高乐,在希腊则是一些上校军官——已是左翼政府第一次执政。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讲的欧洲社会主义,这个时期有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西班牙的费利佩.冈萨雷斯、葡萄牙的马里奥.苏亚雷斯、意大利的贝蒂诺.克拉克西、希腊的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他们的出现是作为替代原来领袖的进步人物,依靠工人运动和民众,与里根、撒切尔、科尔和北欧一些国家政府的反动方针相对立。实际上,在最初一个时期,密特朗和帕潘德里欧至少力求实现再分配、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政策,这一试图展示了在南欧也实行与战后欧洲北部社会民主党类似的模式的前景。尽管如此,从1982年年末起,法国社会党政府的计划发展缓慢,1983年3月起开始明显受挫。这一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约束下,彻底改变了经济发展道路。它实行了非常接近新自由主义的方针,优先考虑货币稳定,控制公共支出赤字,在财政上向资本占有者让步。充分就业的目标已放弃,在80年代末,法国的失业率高于保守主义的英国,这一情况是撒切尔乐于强调指出的。

在西班牙,冈萨雷斯政府从未寻求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或再分配政策。相反,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政府执政初期,货币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工人社会党政府与金融资本关系十分密切,赞成私有化方针,它甚至有些泰然自若地面对接近国家就业人口20%的失业率,这在欧洲创造了最高记录。

在世界的其它地方,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们以蛮横的态度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在实施彻底新自由主义基本纲领方面,历届工党政府甚至胜过右翼保守主义力量。新西兰确实是最极端的代表。那里的社会福利国家的解体是极为彻底的,并且是以极为残酷的方式实行的,就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也未那样做。

五、 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局限性

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掌握支配权时的经历是这样的。起初,只有确定无疑的右翼政府大胆提出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方略。随后,不同类型的政府,包括一些自称为左翼的政府也相继对新自由主义表现出可以与前者媲美的极大热情。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新自由主义是以宣布社会民主党为其主要敌人开始的,这一做法在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引起敌对反应。以后,自称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在实施新自由主义方面表现得最为坚决。也有些例外。80年代末,在奥地利和瑞典,对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涌现表现出一些抵制。

然而可以说,佩勒兰山学会的思想在主要的经合组织国家取得了全面胜利。因此,提出下面这一问题也许是恰当的:在80年代期间,在工业化国家中,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权的有效具体实现是哪一些?新自由主义是否履行了它的许诺?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概观一下全貌。新自由主义最迫切的首要目标是遏制70年代的通货膨胀。在此领域,它是卓有成效的。通货膨胀率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由70年代的8.8%下降到80年代的5.2%,9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保持下降趋势,通货膨胀的降低也为重新提高企业利润率创造了一定条件,在这一领域新自由主义同样取得了实际成效,在整个经合组织工业国中,企业利润率70年代约下降了4.2%,80年代却增加了4.7%。如果人们考虑到整个西欧,那么企业利润率的上升就会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由减少5.4%变成增加5.3%。毫无疑问,运动的失败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它表现为80年代罢工次数急剧减少以及工人工资的下降或停滞。工会运动这一新情况——它的缓和越来越明显——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第三次胜利的结果,就是说,高失业率被认为是使整个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自然的和必然的机制。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失业率在70年代为4%,到80年代则至少翻了一番。这一结果从实施新自由主义目标的角度看,是令人满意的。

总而言之,收入之间的不平均——对新自由主义来讲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加深了。当雇员的购买力维持不变或有时已经减少时,各国的股市价值却不同程度地上浮,股价增加3倍或4倍。就这些与目标有关的问题而言——通货膨胀的降低、就业、工资和利润率——我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纲领已经获得了胜利。不过,这一切措施都是被设想为达到一个历史目标的手段,即在国际范围内重新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恢复像70年代危机之前那样的平稳增长率。在这一方面,失败也是明显的,这是无可怀疑的。最大的问题是,在70-80年代期间,一直到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没有大的改变。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发展始终停留在脆弱和摇摆不定的状态,同50-60年代膨胀波的节奏相比相去甚远。

六、 危机与缓解

为什么出现这一悖论式的结果呢?尽管创造了一切在制度上有利于资本的新的条件,但80年代的积累率——即在生产设备方面的有效净投资——只有极少量的增加。如与70年代的水平相比,它甚至减少了。在整个发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投资率平均每年的变化是:60年代为5.5%,70年代为3.6%,在80年代期间期间为2.9%。曲线明显是下斜的。

由此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企业利润率的恢复没有重新推动投资?一方面,能够发现对金融市场放松管制的重要反应(比如:资本流动的自由,出售和购买债券的自由,新的金融产品的创立等)。这种放松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内在的一部份。但是这导致投机性的领域投资人的赢利超过生产性投资。在80年代,人们目击到国际汇兑市场的成交额空前高涨,货币交易飞速发展,比有关实际财富的商业贸易多好几倍。资本主义运作的食利一面,即寄生性的一面在这些年大大加强了。另一方面,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失败的一面是,尽管采取了一切压缩社会开支的措施,但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并未大量缩减。80年代,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内,这一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仍处在平稳状态,甚至有所增大。这一形态可以用两个深层次的理由来加以解释:社会开支的发展是与失业相联系的,失业问题加重了国家预算负担,高达数十亿美元;另一方面社会开支的提高与居民领取退休金数额的增加也有关系。因此在90年代,对付社会保障计划应当是新自由主义的新措施的目标。

最后,当资本主义进入到新的极大衰退时,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现象: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公共债务达到令人吃惊的高度,尤其是企业和家庭的私人债务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记录,失业率更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90年代初期的衰退,经合组织国家内部的所有经济指数都是负数,经合组织国家失业人数已达3,800万,几乎相当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人口的两倍。

在这一剧烈危机的形态下,人们预期90年代会出现对新自由主义强大的反作用,这是有道理的。但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却获得了第二次活力,至少在它的诞生之地——欧洲是如此,尽管这一情况似乎不可理解。撒切尔主义在撒切尔下台后仍能幸存下来,1992年约输.马卓安在选举中获胜。在瑞典,80年代社会民主党曾抵制自由主义的冲击,1991年却被右翼统一战线击败。1993年,法国社会党遭到惨重失败。在意大利,1994年西尔维奥.贝鲁斯尼作为包括新法西斯势力在内的联盟的领袖获得了权力。在德国,科尔政府重新当选。在西班牙,右翼人民党领袖荷塞.马里亚.阿斯纳尔击败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七、 来自东欧的冲击波

在选举结果之外,新自由主义的计划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它的活力还没有衰竭。私有化的潮流在一直到目前还对它相对地有所保留的一些国家——如奥地利、德国以及意大利——的出现就是一个证明。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权在一些党和政府的行为中还有所表现,尽管它们在形式上是声称与新自由主义对立的。在美国,克林顿难道不是把预算赤字的缩小确定为首要任务吗?然后他又通过了一项倒退的苛刻反对犯罪的立法。这个论题被英国工党新的领导人托尼.布莱尔政府重新提起。这些党和政府的创新是受新自由主义因素支配的,而在这同一时间,这一纲领的实施在重新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已显得是无效的,在社会方面已表明是起破坏作用的。那么人们怎么解释90年代初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的第二次活力呢?可以解释第二次活力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是由1989年至1991年之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的失败提供的。这些事件正好在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局限性已在西方国家开始明确的时候发生。

这一「转型」的冲击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利——这一胜利是由「敌对的共产主义势力」本身的崩溃加以确认的——不是随便哪一个资本主义造成的,而恰恰是由80年代在里根和撒切尔这些新自由主义代表性人物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造成的。东欧的后共产主义经济建筑师跟随新自由主义的潮流:波兰的副总理巴尔塞罗维奇、俄罗斯的财政部长(后来是总理)盖达尔、捷克的克劳斯。这些人物都是弗里德曼和冯.哈耶克坚信不移的门徒,他们完全藐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也就是福利国家的干预和混合经济,更广泛地说,也就是战后时期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模式。这些政治领导人所设想和实现的私有化比西方国家实施的私有化更加广泛和迅速得多。那里的不平均也比经济合作组织国家更加野蛮,这表现为多数居民的严重贫困化。世界上哪里的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那样毫不妥协。克劳斯不是公开抨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正统派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执行货币政策方面表现出可悲的软弱吗?克劳斯在伦敦《经济学家》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西欧的社会制度是受许多规章条例的束缚和过多监督的。福利国家连同它的全部慷慨大方的转账支付是不受任何准则限制或者不以当事人的努力和功绩为条件的,这就破坏了劳动的道德基础和个人的责任意识。公员是过分受到保护的。应该说,撒切尔主义革命,也就是反凯恩斯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革命,是在西欧的『渡河码头』实行的,必须把它转变到对岸来」。

后共产主义国家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尽管有很大影响,但肯定要引起民众的反对。因此,1993年9月,前共产主义者在波兰选举中获胜。1994年在匈牙利和立陶宛也是这样。

不过,前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政府在实践和政策上的表现与它们的公开的新自由主义敌人的政策没有明显的区别。通货紧缩政策,公共服务缩减政策,私有化,资本主义的一个与黑手党联系的部门的发展,社会的两极分化都在持续。节奏也许更为缓慢,但方向不变。在这里,与西欧社会党政策的相似之处表现得很清楚。这两种情况都涉及新自由主义范例的温和变种——至少在话语方面,但并不总是在实践中——即右翼和官方左翼的共同的新自由主义范例的变种。因此,新自由主义者能够由于自己是规模巨大的、会持续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变革的领导人而洋洋得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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