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俗套
布尔迪厄、瓦岗
张慧君摘译


法国《外交世界》(Le Monde diplomatique)月报总第554期(2000年5月号)发表了法国法兰西公学教授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和美国加州贝克兰大学教授罗依克.瓦岗(L.Wacquant)合写的文章《全球新俗套》。两位有名的社会学家揭露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化条件下,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征服人们的思想。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段时间以来,在所有的先进国家中,不论是传媒知识分子和高级记者,还是国际公务员和雇主,全都心领神会地在使用一种奇怪的新语言以及一些含混的新词汇:「全球化」、「新经济」、「后现代」、「社区主义」、「多文化主义」、「弹性」等。这些新俗套不知何时突然冒出,眼下却几乎已成为挂在所有人嘴边的口头禅。

随着全球新俗套的传播,「资本主义」、「不平等」、「阶级」、「剥削」、「统治」等具有实在内涵的概念被一些人以过时和落伍为借口束之高阁。这是名副其实的符号帝国主义的产物。由此产生的后果十分严重和有害。因为这种帝国主义不仅为新自由主义卫道士所推崇,而且也得到了文化产品制造者(研究人员、作家和艺术家)和以进步自居的左翼人士的捧场。

文化帝国主义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一种符号强暴,其目的旨在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其特点则是把与特定历史经验相联系的特殊需要说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全面推广。

这些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只是辩论俗套的概念和命题,因其原发地在美国,被人们信以为十分重要,因而从柏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伦敦到里斯本,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播。以中立思想自居的各大国际机构、保守派的思想库、慈善基金会、名牌大学和重要媒体,无不起劲地充当传送信息的驿站,他们不遗余力地把这些俗套当作万能钥匙四处分发,让仓促命笔的专家学者有点超现代的飘飘然感觉。

后福特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时代的美国社会,被当作衡量各种事物的范例和标准。这个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这个全球符号的麦加圣地,其特点就是破除国家的社会福利性,大力加强国家的惩治性,镇压工会运动,实现建立在「股票价值」基础上的企业独裁。而这一切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则是职业不稳定及社会不安定的普遍化成为经济活动的优先推动力。

就拿围绕着「多文化主义」而进行的辩论为例,这个从欧洲输入的词语原来用以确指文明圈中的文化多样性,而在美国却被用来掩盖对黑人的继续排斥、「美国梦」神话的危机、体系由公共教育以及破产而连带产生的「机会均等」的危机。随着当今对文化资本的争夺日趋激烈,阶级不平等的差距正以令人眩目的速度不断拉大,作为掩盖这一危机的面纱,「多文化」这个形容词其实并不意味着学术经典对边缘文化的承认,而是让大学在国家甩手不管的背景下,充当中等和上等阶级的再生产工具。

美国的「文化主义」既不是概念,也不是理论,更不是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却自称对这一切无所不包。这个用来应付门面的招牌之所以在知识界有其地位,完全是由于许多人以讹传讹的结果。也就是说,「多文化主义」带着美国民族思想的三大坏毛病,重新向世界各地输出:

1.「小团体主义」:即把被国家官僚奉为经典的社会分化确认为认识准则和政治要求;
2.民粹主义:用对被统治者的文化和观点的颂扬去代替对统治机构和运行机制的分析;
3.道德主义:在社会经济世界的分析中,力图阻挠实施健康合理的唯物论,因而在承认民族本质特征的问题上,陷于无结果、无休止的争论。正当哲学家们在「文化承认」的问题上高谈阔论时,被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种族却有成千上万名儿童因受名额限制,被赶出了小学校门。

再说「全球化」,这个多义概念的作用,说到底就是用经济宿命论来为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装点门面,使人们以为跨国家力量对比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通过对发达国家经济演变的长时段分析,人们发现「全球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而是各国政府为心甘情愿地屈从金融市场的意志而援引的一个「修辞用语」。在这些国家中,政府推行的非工业化措施,扩大不平等的措施,以及收缩社会福利的措施,不但不是对外贸易增长的必然后果,而是反映着阶级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资本家的方向转移。

美国在把反映本国社会结构的感知范畴强加于其它各国,力图以自己的形象改造世界;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殖民征服,这只能导致一切看华盛顿的眼色行事。这些新俗套鹦鹉学舌般地模仿科学,给统治者的社会宿命论穿上理性的外衣。它们深入政治和经济决策者及公众的头脑,有着足以呼风唤雨的能量,因为它们既是制定政策的工具,又是进行政策评估的工具。正如科学时代的所有神话一样,新俗套依据一系列相互促进和相互呼应的对立和等同,展示发达国家当今社会的变化;国家少管或不管经济事务,但又强化其警察和惩治机构;破除控制资金流向的法规和放开就业市场,但又削减社会保障和鼓吹「个人责任」。由此,市场便成了「自由」、「开放」、「灵活」、「生动活泼」、「流动」等等的同义语,而国家变成「强制」「封闭」、「死板」、「千篇一律」、「停滞」的代名词。

新自由主义理性在从事文化生产的两类典型人物身上获得了完美的知识体现:一类是在幕后为部长和雇主准备技术文件的专家;另一类是抛弃教职、投靠当局的官方传媒顾问。他们的使命是以学术的形式为国家贵族和企业贵族草拟政策方针。而典型中的全球典型,无疑当属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结构化理论之父」、不久前出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安东尼.吉登斯,他是各种社会学传统和哲学传统经院综合的代表。由于历史、文化和语言等原因,英国位于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中立地带,这就使布莱尔和吉登斯可以起到特洛伊木马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主子们从此放心睡觉,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潘格罗斯(伏尔泰《老实人》中一味粉饰太平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