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影响
迈克尔.坦泽尔

 在这次讲演中,我想集中讨论三个问题。第一是全球化和国家的关系。第二是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关系。第三是全球化的历史脉络,特别是它在经济长期停滞状态下的发展。

  首先,通常所讨论的全球化指的是,在过去的二十到二十五年中,巨大的跨国公司和庞大的汇合在一起的资本穿越国界渗透到每一个地方的现象有了爆炸性的增长。而且,这种全球化被主要认为是计算器、通讯、快捷交通等技术爆炸的结果。资本和技术的加速国际化的事实并没有争议。流行的见解认为,这些跨国公司已经变得如此巨大而有力以至基本上超过了民族国家的力量,并由此独立于国家。我想就从这种见解的问题开始。

  有意思的是,这种看法不是什么新观念。事实上,它早在二十年以前--这二十年在习惯上被称为“全球化”的时期--就有了。因而,远在1974年,理查德德德.伯内特(Richard Barnet)和罗讷德.E.穆勒(Ronald E. Muller)在他们的著作《全球通达︰跨国公司的权势》中已经说︰“如果我们将1973年跨国公司的年销售收入和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相比就会发现,通用汽车公司比瑞士、巴基斯坦和南非大;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比伊朗、委内瑞拉和土耳其大;固特异轮胎公司比沙特阿拉伯大。”[1]不仅如此,作者还引用一家顾问公司1967年的报告警告道︰“国家已经过时了︰明天……它会在任何意义上都死亡。”[2]

  然而今天,在公司相对于国家的“规模”问题之外,重点还在这样一些趋势,如资本从诸如墨西哥这样的国家迅速逃离,迫使国家屈服于公司的意志;或公司从美国到香港又到墨西哥或海地的转移。这些事实被用作例证来说明增长中的全球化,以及国家无力阻止全球化趋势。在伯内特的最新著作《全球梦︰公司帝国和新世界秩序》中指出,“近年来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已经从受领地束缚的政府转向可以漫游世界的政府。”[3]

  我不否认这些事实性观察的某种正确性,但我想说,就存在一种资本和跨国公司与国家或政府的分离这个结论而言,对这些事件的解释存在基本的缺陷。诚然,埃克森,拜尔,丰田的销售和投资遍及全球,它们的主要目标是为其股东赚钱,但这并不使其中每一个独立于它的母国,即它的总部和最大多数的股票拥有者所在的国家。理由是,今天如历史上的以往时期一样,国家的力量对寻求全球性销售和投资的公司来说总是重要的。无论国家力量是否用以迫使其它国家减少公司出口或投资的障碍,都是这样。

  国家力量的关键性作用,无论是军事、政治、外交、经济,也许在自然资源如石油等部门体现最明显。这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之间为控制这一关键性工业的历史性竞争,归根结底是由国家力量的终极考验--从事战争的能力来解决的。因而,诸如埃克森、莫比尔、不列颠石油和壳牌公司的名字家喻户晓,而Veba和Nippon炼油公司这两个在德国和日本最大的全国公司只有专家知道,这要归功于美国和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石油是个突出的例子,但我认为在公司争夺市场或投资机会的每一个工业中,无论它是在墨西哥、泰国还是沙特阿拉伯,公司的国别会是成功或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且,事情的另一面是,即使跨国公司根本不在乎它的行动会对自己国家的产生什么影响--顺便提一下,这种情形在美国比在德国或日本更有可能,德、日两国的工商界和国家机器的联系更加紧密--本国政府却总是在乎的。故一个或更多的本国公司控制如石油这样的重要自然资源或如计算器这样的关键技术是有利于本国政府的。这样做有很多理由,包括所产生的利润给本国的股东,也包括由于控制资源所带来的国家安全和独立。

  另一个理由是,政府对由本国公民拥有的公司的控制力比对外国公司大得多,它可以更容易地迫使本国公司做它想要做的事。例如,在最近的例子中,美国政府阻止了一家美国公司--大陆石油公司,帮助发展伊朗的油田,而欧洲和日本的公司却能抵制住美国的压力。

  值得牢记的关键点是,在一个公司之间强烈竞争的时代,国家和公司联系的意义是最重要的。当全面经济增长放慢或停止的时候,这种竞争空前激烈。相反,当经济快速增长而所有竞争者都有足够的生意时,或当一个国家的公司占据绝对优势以致没有真正的外国竞争者时,这一国家和公司的联系才会不那么重要。事实是我们正处在一个慢增长或停滞的时代,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而这只能意味着国家和公司的联系远比以往更重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今天,那种全球化使国家无足轻重的传统观点尤其错误。

  牢记住我们所讨论的历史时期,对理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有必要简单谈一谈这个时期。这两个机构的历史可追溯到五十年以前二战结束时,特别是1950年以后,那时欧洲重建已经完成。

  战后时期须分为两个阶段,强劲经济增长的早期,大约从1950-1973年,和相对慢增长或停滞的后期,1973年至今。两组数字概括了这两个时期的不同︰以工业化国家作为整体,1950-1973年总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4.4%,而1973年以后则仅为2.4%。而且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将会看到,早期是美国单方面主导世界经济,而现在则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的三极竞争时期。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从高增长经济到低增长经济的转变?二战后,美国成了世界主导经济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那里有着巨大的推迟了的消费和投资需要,以及将这些需要变为有效需求的巨额储蓄。这样,在1950-1973时期,面对其需求被大萧条和战争所压制了的消费者,电视、汽车和新建住宅的生产有了爆炸性的增长。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郊区化、庞大的建筑业繁荣、高速公路建设、以及随之而来的汽车工业的扩张推进了经济增长。随郊区独门独户家庭的需要产生了各种商品的需求,从家俱到游泳池,公共设施如学校、道路、自来水、用电和煤气等。此外,当美国经济开始一个周期性衰退时,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给了它另一个刺激。在随后的年代中,军事开支几乎稳定增长,在越南战争中又大大提高,这成为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支柱。最后,欧洲和日本相继恢复和迅速增长,增强了工业化国家的整体增长。

  但在六十年代后期的某些时候,停滞的力量开始起作用了。这里面有一系列因素。首先,美国然后是欧洲,私人消费者的需要出现相对饱和。第二,繁荣年代里对美国是卖方市场,而到1970年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竞争越来越强。由于上述两种因素,早先的高利润率开始减弱。更重要的是,没有一种可以取代汽车、高速公路、建筑投资群体的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技术革新。结果,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金融投资和投机性交易的巨大增长为特征。在六十年代中期,银行跨国贷款额仅为市场经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这一比例达到了20%,而这时的国内生产总值又更高了[4]。正如伯内特在他1994年的书中指出的︰

  全球金融网是一个不断变幻的迷宫,那里有货币买卖,全球证券,信用卡,欧洲日元,物物交易,“出王牌”,以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用以重新包装、倒卖货币的投机工具的新鲜花样。这一网络更象一连串赌博游戏机,而不再是以往单调灰色的银行。一天二十四小时,成万亿美元流过世界外汇交易市场……这一巨大数字中不到10%和商品与服务贸易有任何联系。[5]

  同时,里根-撒切尔的时代的取消控制(Deregulation)和私有化政策,伴随着政府的税收和支出的倾斜政策,使收入和财富向富有者急剧转移。其结果削弱了商品和服务的真实需求。不仅如此,随着冷战的结束,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的主要支柱--军事支出--不再有合法性;即使军事预算仍保持在接近冷战的水平,但寻求“军事凯恩斯主义”的膨胀政策就很困难了。

  最后,我要强调,习惯思维所注意的全球化过程恰好发生在1973年以后的停滞时代,我认为这更主要地是对繁荣期结束的一种反应。因而,在繁荣期结束时生产性资本的过度积累(其另一面是消费不足)意味着加剧竞争,从而给谋取利润带来压力。这反过来又促使公司进行海外扩张,从而增强了金融投资和投机。

        我认为,是这些变化促使了1973以后时代计算器、通讯、运输等领域的技术提高,而这些变化不是诸技术提高的后果。

  现在我们来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哪里介入了全球化过程。这两个机构都是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上诞生的,归根结底反映了那时居世界压倒性优势的力量--美国--的利益。美国认为,在大萧条中,它受到了其竞争对手对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内的货币、贸易、资本进行防御性管制的损害。因而,美国希望战后时代建立在它的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基础上,放弃几乎所有国际货币流动的限制,以便为贸易和投资创造最大的机会。为达到这一目标,就构想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一对双胞胎机构,它们分工不同,互相配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是确保在经济衰退期,各国不再象三十年代那样,用以邻为壑的政策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通过汇率和贸易限制以及货币的竞争性贬值提高出口,削减进口。因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是,当一国面临外部收支平衡困难时,采取内部措施改善竞争地位,如用降低工资或政府支出来减少生产费用,而不再采用会给其它国家带来负面影响的办法,如汇率控制或货币贬值。

  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胡萝卜是,当一个国家发现自己处于收支平衡困难时,它可以从基金得到短期贷款以赢得摆脱困难的喘息机会,来做根本的调整。成员资格的副作用则是大棒,即作为获得基金贷款的条件,政府必须采用损害人民大众的一切办法--减少工资,取消补贴,私有化,向外国资本开放市场。这些都是极端反人民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机制是直接和成员国所交的钱相联系的,这保证了美国(它占36%的上交资本)与其它工业化国家一道(共占上交资本的绝大多数),是压倒一切的声音。即使到1974年,美国的份额下降到了23%,因为有通过关键问题需要80%多数票赞成的条款,美国仍有否决权。

  切里尔.佩尔在1974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早期繁荣年代中所起作用的作了很好总结︰

  在富裕的发达国家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调整汇率和贸易实务上从来没有起过明确的作用,尽管它有大量可用以稳定其汇率的资金。当国际金融巨头间有根本性分歧时,它什么也做不了。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原则所全力支配的是那些弱小的国家……[6]

  这种对不同国家的不同作用后面还要提到。现在来看世界银行。受战争创伤的工业国的重建完成后,世界银行的主要作用是向第三世界政府贷款,以支付巨大的基础设施工程如大坝、电厂、道路等的投资。这些工程是私人投资所不愿或不能做到的,但又是为在其它部门进行私人投资所必须的前提,特别是在自然资源开发和制造业。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世界银行的投票机制是由上交资本决定的,这保证了银行也是主要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利益服务而不是为第三世界服务。因此,从一开始,美国就拥有银行股份的最大比例(35%),工业化国家作为整体占绝大多数。不仅如此,由于银行的政策是通过从世界资本市场--不用说这同样是由工业化国家统治的--筹措大部分贷款,因而工业化国家的影响更加增强了。

  习惯思维认为世界银行的贷款最终是促进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而现实却是︰它的作用是促进外国私人资本在第三世界的投资。银行真实动机的一个极好例子在石油领域,数十年来银行顽固地拒绝借钱给第三世界政府在石油提炼和生产上进行高利润的投资。相反,世界银行坚持外国投资者应得到这些有利可图的机会。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全球化之前的战后繁荣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是作为西方资本和第三世界打交道时的仆人,而对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起什么作用。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早期,这两个机构在回击第三世界的挑战上起了传统的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由欧佩克的兴起所提出的挑战,并由其它关键性原料生产国推动,以改善它们的关键出口商品的贸易条件。特别是世界银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阻止工业化国家和原料生产国达成优惠的单边协议,而且世界银行还促成多边努力以增加所有工业化国家可获得的原料供应量。换言之,世界银行阻止了工业化国家之间潜在竞争的形成,这本来会提高第三世界的讨价还价地位。

  更进一步,在八十年代,当全球化和金融投机日益加剧时,这两个机构继续努力以确保第三世界服从于国际资本的需要,不惜任何代价。因而它们连手协调处理第三世界债务危机,这一危机本是由西方大银行为周转石油美元向第三世界国家如墨西哥和巴西欺骗性地提供贷款所造成的。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运用其广大神通,迫使这些国家向西方资本集团偿还债务。如一份联合国的报告写道︰“在1983年-1989年,富裕的贷款人从借债的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贷款中得到了2420亿美元的惊人的净资金回流。”[7]而其总债务,1970年只有1000亿美元,在八十年代翻了一翻,从6500亿美元增加到13500亿美元[8]。

  这些枯燥的数字还没有现实出人道因素方面的代价。正如戴维森.布都,一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1988年由厌恶而辞职,他写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减少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并将资源导向生产用以还债的出口商品……这些程序的最大的失败可以从它们对大众的影响上看出来……据估计,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的反人民的、甚至灭绝性的实质,从1982年以来每年至少有六百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去。而这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大约有12亿第三世界的人民现在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在环境方面,数以百万计的当地人被巨大的商业化农场主和木材商从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赶走……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对南方的环境的打击和它对当地人民与社会的社会与经济的打击具有同样的毁灭性。”[9]

   因此,结论是,就代表工业化国家利益反对第三世界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所做所为无论在繁荣期还是停滞期都是一致的。然而,在九十年代,我们处在一个三大工业化力量中心极其激烈竞争的时代。共产主义国家的瓦解意味着日本和德国不再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伞,虽然海湾战争可以被认为是美国试图向它们显示它们的脆弱,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对保护它们获得资源的重要性。但今天主要的竞争是在贸易和投资保护上,特别是在美国和日本之间,也在美国和欧洲之间。

  在这种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国际金融机构就不那么清楚它们该做些什么,当它们的主要成员在争吵时。最近的两个事件是极好的例子。第一个是墨西哥比索的崩溃,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美国的要求迅速行动以解墨西哥危机,几小时内提供了一笔将近180亿美元的应急信用贷款--这远远多于它以往给一个单独国家的数量,也占了它全部借贷能力的很大比例。但欧洲的主要权力中心如德国和法国,还有日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动十分恼怒,其中一些采取了意想不到的步骤弃权投票同意这笔贷款。在这件事情中,美国的竞争者们认为比索危机基本上是一个美国的问题,应该由美国自己来解决,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这样一个问题不惜钻火圈,他们为此感到恼怒。

  第二个例子是最近受到广泛注意的美元对日元和马克的贬值。日本和德国公开表示,美国应该用传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于第三世界的方式解决它自己的“美元”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是由美国巨大的预算和贸易赤字引起的。即,美国应该通过提高税收和减少社会开支来削减这些赤字,即使这会将美国甩向衰退。美元持续不断地贬值对这些竞争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既因为贬值损害了他们对美国的贸易竞争地位,也由于他们作为美国债务的巨额持有者,因债务的贬值而受到损害。

  假如按照标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这种汇率贬值是不能被接受的,国家应该采用内部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是不愿意接受它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于第三世界国家那些同样约束的。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它自作自受了︰整个世界都看到了它的自由市场和金融管教的教条对弱者是很好的,但对强者则不灵。

  最后,我想以对全球化和这两个机构的前景的思考来结束。全球化连同其合谋者--私有化,意味着私人资本和市场原则无情地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强大的力量。由于不再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实际的或思想上的挑战,各地的民众和领导人都屈服于那个被不断鼓吹的思想,即没有替代私有化和市场的方案。然而,全球化自身的不断增长也许给这一趋势的最终遏止和逆转铺平了道路。

  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全球化以在北美、欧洲、东亚基础上的集团化的发展为标志。这些相互冲突的集团是私有化的主要受益者,但私有化的具体推进可能开始和这些集团的愿望相抵触。例如,上个月在华盛顿召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与会者普遍同意世界银行贷款的重点应该放在私人投资者上,而不是第三世界政府。但这马上引起了问题︰来自哪个国家的哪个投资者应该成为受益人呢?

  对全球化的一个更根本的制约是,在今天这个停滞的时代,全球化在整个世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在1970年,世界人口的最富的20%的平均收入是最穷的20%的32倍;到1991年这一比率几乎翻了一翻,达到了61倍[10]。正如《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在富国和穷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而且还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拉大。”[11]同样类型的过程在美国这里,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和城市中也可以看到。

  这种收入不平等增长的结果之一是,资本过度积累或消费不足的问题,本来就是引发停滞的原因,现在变得更严重。世界上越来越少的人能支付得起全球经济所能生产的生活的必需品和奢侈品。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有时候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毁了。这种现象的一例,直接与全球化之下加速的金融投机的冲击相关的,是墨西哥。1994年短期资本的逃离致使当年底比索的急剧贬值,其结果数以千计的墨西哥企业毁掉了,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失去了工作,而在八十年代已经下降了一半的实际工资,到年底很可能又下降了20%或者更多[12]。

  目前,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全球化产生的巨大压力的反应不一,从耐心等待到震惊绝望到孤立的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市场的意识形态吹鼓手们、政治领袖和大众媒介的头面人物等,经常向受苦难的大众掉几滴鳄鱼的眼泪;他们说这种苦难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妙处最终开始正常工作,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提高的。然而,今天的现实却是︰市场本身没有任何机制来阻止最大多数的人的生活水平掉入无底深渊。的确,一些市场的意识形态吹鼓手们已经在为接受一个新的空前不平等的时代准备舆论基础,这种不平等经常是以种族和阶级偏见为基础的。在我们自己的国度这里,已经有所谓“钟形曲线”的探测气球来试图证明非洲裔美国人和一般少数民族的受压迫地位的合理性。

  在这幅阴暗的图画中还有什么亮点吗?我想有的,从大多数人民并不愚蠢的意义上,在震荡和绝望过去以后,我相信他们最终会看到市场神话的破灭。这个时刻在各地到来的时间会有所不同,但各地的人民都将寻找组织经济的新的出路和办法。他们会看到,正如人们在三十年代的美国或革命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所看到的那样,并不见得只有坐地无援、绝大多数人民失业穷困这一种选择。通过运用智慧、计划和协作,人民能在他们的社区和国家中建立起有尊严的经济生活。

  这些新的经济共同体的性质是什么,则难以预先知道或详细刻划。但即使我们还不能给出新的理想未来的详细蓝图,作为起点,重要的是要揭露当今全球化的动力和为此服务的资本绝对统治--一张处理停滞和经济危机的蓝图,那里少数富人暴发到空前的程度而多数人一贫如洗。

  就此而论,因为去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五十周年,出版了许多对这些机构的有价值的批评,以及大量各种各样的改革建议。在我看来,由于这两个机构一直是不公正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奴仆,根本的出路不在于改革甚或撤销它们。我们所要的是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全面彻底的改造,以人的优先取代资本优先。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看到所需要的全球金融机构。

  最后,由于我认为民族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然是政治活动的支点,美国的进步人士有责任为改变政府的政策而努力。只有这样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才会用来为全世界所有的人建立起一个更加公正的经济秩序,包括我们自己国家的人民。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很小但重要的步骤是,教育我们自己,去了解现存的国际体系是什么东西。我希望这次讲演和接下来的讨论会推动这一过程。

注︰

[1]理查德德德.伯内特和罗讷德.E.穆勒:《全球的研究︰跨国公司的权势》,(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5), p.15.
[2]同上,P19.
[3]理查德德德.伯内特和约翰.凯文纳︰《全球梦︰帝国化公司和新世界秩序》,(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14.
[4]哈里.马格多夫︰《全球化︰走向何方》,《社会主义年鉴》,(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2), p.56.
[5]同3, P.17.
[6]切里尔.佩尔︰《债务陷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第三世界》,(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p.24.
[7]《人类发展报告》,1992,表3.1,P.36和1994,表2.6,P.35.
[8]同上。
[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第三世界的蹂躏》,自《五十年足够了︰论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凯文.丹纳尔编,(Boston: South End Press for Global Exchange, 1994), PP.20-22.
[10]《人类发展报告》,1992, P45.
[11]同上,P38.
[12]《左翼商业观察》,1995.3.14,P7.

  迈克尔.坦泽尔,经常给《每月评论》供稿的作者,是住在纽约的一位经济顾问。这篇文章是在纽约长岛五镇论坛的一次讲演基础上整理成的,时间是1995年5月12日。

(原载《每月评论》1995年第4期(九月号);杭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