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之后还是新自由主义?

威廉·K·塔布(William K. Tabb)

 

 

 

 

 

  美刊《每月评论》2003年6月出版的第55卷第2期刊登了美国纽约大学皇后学院教授威廉·K·塔布(William K. Tabb)题为《新自由主义之后?》的文章。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目标的失败并没有终结新自由主义,反而强化了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要求,导致更多的新自由主义。以新保守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布什主义在“传播民主”这一点上与新自由主义不谋而合。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紧接着新自由主义之后会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回答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对待反全球化和反战运动上有什么共同点?答案是它们表面上都关注在当代世界体系中重新定义民主制度。“传播民主”(Spreading democracy)帮助了“华盛顿共识”和布什主义。“华盛顿共识”宣称新自由主义与中心金融资本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贸组织(WTO)对“外围”和整个世界的经济控制是不幸和灾难的惟一的现实替代物;布什主义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新保守主义,以美国的全球军事控制和先发制人作为保卫民主制度的世界安全的一部分。尽管是在所谓的“传播民主”范围内,但对于反全球化和反战运动来说,它们只不过是装饰美国全球霸权和核心精英们的团体控制的手段而已。反全球化和反战运动在集中攻击那些实行专制统治的制度的同时,也在努力创造一个替代性的、真正参与性的民主制度。

 

  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并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更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然而,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的阶级规划却是成功的。在这个方面,它未宣称的目标——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家和地方权贵的支配力量增长——却实现了。

 

  承认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已经迫使它的支持者进行了有策略的退却,并且使他们在“改革”的幌子下保护新自由主义政策议程的基本要点。结果是“华盛顿共识”不断增加对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的指责,而不是国际机构或跨国资本因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而受到谴责。是穷人们渴望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路线作进一步的调整,从这一点来看,新自由主义之后应该是更多的新自由主义。

 

  “9·11”给布什政府提供了一个推行更具野心的、可称作是“全球波拿巴主义”的机会。布什主义的先发制人和政权更迭的战争反映了由一些统治精英们意识形态上驱动的新的帝国企图。尽管克林顿白宫的自由制度主义和老布什政府的现实主义都具有侵略性,但是它们都意识到疏远世界其它国家政策的弊端。与此相反的是,小布什的政策是新保守主义的,赞颂美国重构世界的独一无二的道德权利。正如小布什所说的,不管世界其它国家喜不喜欢美国的方式,它都是反对邪恶、伸张真理和公正的正义行动。尽管国内经济疲软,但是布什仍把政策的重心从国内经济转移到对恐怖主义的担忧上来。

 

  新自由主义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末,有8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比80年代末更低。大多数国家的贫困增长是因为外债支付蚕食了国家每年大部分的出口收入,外国投资并没有创造就业机会,免税和吸引跨国公司减少了地方的社会支出预算。

 

  另外,全球经济增长率的减慢恰逢新自由主义政策降低了生活标准之时。金融自由化不仅没有增加经济的稳定性,反而导致了世界经济中的大多数国家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980-1995年间,181个成员国中有131个国家遭受了至少一次包括银行业困境在内的经济危机。世界银行则确认,在70年代末至1994年,90个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发生了超过一百起以上的银行业破产的重大事件。三分之二的国际基金组织的成员国经历危机并不能被看作是巧合,而应当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金融自由化思想联系起来。

 

  新自由主义的议程表要求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私有化、解除管制、开放外国直接投资、竞争性汇率、财政控制、低税和小政府,但是没有哪一个能真正地创造大规模的繁荣。现在明显的是,新自由主义在刺激经济增长、削减贫困和增加经济的稳定性上的失败,却导致了更多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的新自由主义专家们责备那些已经遵循新自由主义原则的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在这些受指责的国家中,需要做的是更有效率地执行最初的目标和战略,地方政府应当改善实施计划的工作。同时,所提供的一些小的让步却被证明是空洞的:承认过去大规模的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失败,政策制定者提议“谨慎的”开放资本交易;中央银行应当处于适当的位置上,例如进行“正确的”结构调整、制定金融标准和提高执行能力等,但是银行却继续发放裙带贷款,进行货币投机和资本逃逸。有人认为,集体治理能够起作用,但集体治理需要反腐败法律;或许也需要社会安全网以及旨在消除贫困的战略。这些都是监督者所提出的制约条件。很明显在过去十年并没有这些步骤,相反的是,低收入国家被迫取消了其不完善的反对外国控制和防止由全球经济波动而引起的不稳定性的保护措施。

 

  新自由主义批判

 

  下一个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开始承认“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但它用更加诡异的手段提出作为解决办法的改革仍然对外国资本有利。不应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支持的善治措施与真正的民主赋权混淆起来。严格执行这些措施将会重新分配从担负责任的地方精英到外国资本的权力,并促进跨国资本对较贫穷国家的经济穿透。政治策略的重点已经从与“寻租”的地方精英结为同盟转移到逐渐消除他们对这些责任的参与。这些压迫人民的地方精英现在得到西方的承认甚至谴责,因为西方突然发现它们践踏人权。因不能一体化到一个为中心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构建的世界体系中去,西方指责地方精英侵蚀了他们相对于外国资本而言的权力。自由市场对此的回答是,对于外国资本来说,是要接管对这些经济的支配地位,而不是鼓励真正的民主。下一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强调透明度、法治,以及市场而不是社会整体中平坦的“游戏”场地的重要性。

 

  认为下一阶段的新自由主义或对“华盛顿共识”的修订会消除贫穷和增加地方政府对其公民的责任的主张招致了两种批判。首先是来自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群体的批判,他们认为制度改革的政策不可能是广泛的和无歧视性的。新自由主义漠视地方的环境和需求,并且它也不符合如何真正发展的经验现实。从这个视角来看,问题是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仍在试图把所有的国家纳入单一的发展模式。

 

  新古典的模式要求广泛的可资利用的知识、应用现有技术的能力以及市场信息的透明性,然而,这些条件都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为对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来说,这些条件都很成问题。对新古典道路的批判将会改革国际体制,使其对欠发达国家来说公平一些。通过保护地方生产者和地方政府的自治,使国际交换真正地建立在共识和公平的基础上。问题是这一点怎样才能做到。现存结构和制度的改革是否可能?或者说,以改造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更为根本的变化是否是本质上所必需的?

 

  这些问题引出了第二层面的批判。它不是来自“华盛顿共识”,而是来自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团体。它们对公司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行了更为基本的批判。对社会公平运动来说,阶级权力和帝国主义是核心问题。这些运动反对市场准则对社会需求的操控,反对跨国资本和最强大的政府(首先是美国)制定符合其自身利益却损害处于依附地位的弱小国家和阶级的利益的规则。从这种批判的角度看,很显然,所建议的改革正在强化阶级统治体系和本应被取代的帝国主义统治。日益增长的反全球化运动,或者说,另类的全球化运动就是对这种正在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物质力量批判的证明。

 

  进入后“9·11”的布什主义

 

  2001年9月11日对小布什来说是个决定性的时刻。布什对世界所知甚少,但却坚信一直在为夺取意识形态霸权而奋斗的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议程。在竞选总统时,布什警告并反对与美国战略利益无关的、支持民族独立的行为和人道主义的干预行动,但是支持为保障美国的安全而进行的干预行动。像其它的保守主义者一样,他认为美国不应当到处进行干预。然而,“9·11”之后,小布什信奉了野心勃勃的新保守主义,以政权更迭和先发制人的战争来伸张真理和正义,向世界推行美国方式。当前政府所奉行的新保守主义哲学既不同于老布什政府的传统现实主义,也不同于克林顿政府的自由制度主义。追求到处推行美国价值的全球行动规则的单边主义取代了主张保证美国的本土安全、美国的海外利益应当受到尊重的民族保守主义。

 

  “9·11”之后成为布什方式的那些论点,包括使用先发制人的军事力量,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目前在布什主义名义下新提出的计划的本质要素包括这样一些观点:整个世界是个战场;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将出现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并且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实现政权更迭;没有哪个国家能例外。同时,这对被小布什称为“无商量余地的要求”的自由、法律和正义亦是如此。

 

  多边主义的方式——施压但与盟国磋商,强迫但妥协以达成共识——对美国的精英来说,仍是获取有效控制的高级手段。这是从20世纪开始就被伍德罗·威尔逊到老布什和克林顿所普遍接受的方式。但是,“9·11”促使了一种新世界观的诞生。正如2002年1月在加里·施密特和汤姆·德尼利为“新美国世纪”所撰写的新保守主义计划中所言,布什主义以“它不是什么”而著名。“它不是克林顿的多边主义;总统并不指望联合国,不信任军政权国家,对任何‘和平进程’不抱希望。布什主义亦非老布什奉行的权力平衡的现实主义,它主张要靠美国军事力量和政治原则来赢得持久的和平与安全。”沃尔福威茨在1992年任国防部长切尼的下属时所起草的一份军事计划中就提出了这些新保守主义观点。然而,当这些观点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时,却引起了争议。大多数保守主义者认为这些观点确实是不顾后果的和危险的。曾经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花言巧语”同假想敌——苏联争夺统治世界的地方,现在则是寻求新保守主义战略目标——全球支配的领地,它试图阻止任何威胁美国霸权的对手和可能的挑战者的出现。在这种战略中,一个单边主义的美国应当维持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以同样的方式控制朋友和敌人。在1992年,这种大胆的想象被认为是极端主义。当然,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这样认为,并坚持应当予以抵制。就像新保守主义者在“9·11”之前所说的那样,它们需要的是一个“珍珠港”。“9·11”就是它们想要的“珍珠港”,现在,新保守主义者至少成功地改变了它们在美国国内的认同者的范围。

 

  作为有争论性构想的民主政治

 

  新自由主义之后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保守主义?一方面是反全球化运动和反战运动,另一方面是对当代世界体系中民主意义的争论。在后冷战时代,每个为公共职权辩护的人似乎都赞同民主政治。然而,对全球机构来说,首选的术语是“善治”;对布什政府来说,它是“自由”。这些概念与激进主义者心中的民主政治之间争论不休的关系触及到了关于哪种类型的世界具有可能性这个问题的本质。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领导者来说,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中,遵循规则,公平地对待所有的参与者,维持一个标准的“游戏”场地,这些对世界的繁荣和满足世界人民的渴望都是关键的。善治的涵义就是负责任和透明性,前提包括正式交易中保护个体平等的程序公正、尊重选择自由和促进大众福利。面对国际上对美国计划的普遍抵制,为了寻找令人信服的入侵伊拉克的理由,布什把伊拉克的民主化作为战争的主要目标。这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萨达姆糟糕的人权记录和政权更迭的必要性上,以此在伊拉克建立与美国的观念相匹配的民主政治。

 

  这两种明确得到认可的民主都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就全球经济管理机构而言,绊脚石就是参与者之间存在全然不同的权力。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中发号施令,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涉及本国人民生死攸关的事情上却作用甚微。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本身是如此的不民主,以致于本国人民几乎只能对其政府的言行保持沉默。美国和欧洲对这些地方的精英统治的建立和长期延续负有责任。

 

  就布什主义而言,白宫所定义的民主政治的伪装非常脆弱。当土耳其议会投票否决了美国人想要的东西时,它被告知去再次投票,否则它的意愿将会被简单地忽略掉。当联合国安理会拒绝了美国人想要的东西时,它被告知它要想保持可信性,必须按照美国的意愿来行事,否则就会被搁在一边。尽管抵制美国的霸权地位需要付出代价,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和政府愿意这样做。这部分是因为布什的福音主义和牛仔式的风格,但更主要的是因为美国的单边主义转向对世界造成的后果:明显的动荡不安和独裁的方方面面。

 

  现在逐渐清晰的是,大部分关于民主政治的讨论实际上是针对美国那些已经攫取权力的危险的决策者意志的强加性的,他们的立场震动了其它的保守主义者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他们也已经加强、深化和拓展了活跃在全球公民社会中的一系列反体制力量。

 

  民主政治与选举的关系很少像民主政治与那些从政治上来说可能更宽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关系一样。民主政治能够用其它的条件来测量:在决策中民众的积极参与程度;民众足够知情的程度;谁在控制媒体;竞选是怎样被资助的;谁能真正竞选政府职位。这就要求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包括这些结构强加给民主政治的种种限制。

 

  全球正义运动一直关注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全世界所造成的痛苦和由专制独裁者和腐败权贵所造成的但却要用普通民众的血和生命来偿付的债务。人民无法逃避军事暴力以促进民主和自由的名义所造成的痛楚和因把匮乏的资源用于战争、而不是满足人类需要所产生的苦难。战后社会民主的妥协已经被一种不断宣布抗议和民主表达为非法的、致命的和贪婪的统治形式所取代了。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强化了什么是岌岌可危的忧患意识,同时,在许多地方激起了反霸权意识的发展和民众动员的复兴。在理解了民主政治主要涵义的重要性之后,反全球化和反战运动才代表一个对阶级统治和“布什-波拿巴主义”的激动人心的挑战。

 

  (资料来源:After neoliberalism? William K. Tabb; Monthly Review; New York,Vol.55, No.2,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