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反对力量的生死关头 ─ 后320变局的鸟瞰
■立报2004/03/26

320后,一个引人热烈讨论的新话题是:进步反对力量的催生。当然多数人心知肚明这个愿景的前提:泛蓝二连败处于崩溃边缘,及凯达格兰大道人潮久久不退。若一切预设成立,那么当泛绿缺少了泛蓝这个国族主义的镜象对手后,社会内部攸关劳工、农民、妇女等实际利益分配的议题,或有可能取代国族主义政治的格局,重新滋养台湾的新反对论述。 
 
果若如此,未尝不是台湾历经一场选举劫难后的大幸。但问题是,这种「蓝去社运来」的预设,不能建立在一个乐观主义想象中。对社运而言,若自己在320前便已养精蓄锐,则「进步反对力量」在320后会相对地有水到渠成之效;若自己无兵无粮,而仅觊觎泛蓝裂解后的社会空间,那么所谓「进步反对力量」未必因此能有寸进。 
 
一个简单而客观的事实是,过去陈水扁4年任内,社运可动员的议题几乎全都接力而上,但就是金刚不坏。从教师头一次上街头、到阔别十余年的农渔民再次脚踏台北城,期间包括台铁工会在内的反民营化抗议、健保双涨民怨,可说在这短短4年中,一个新自由主义政权所能碰到的各种社会怨怼全都爆发出来了。然事实证明,泛蓝选票并未坐收渔利,而泛紫以「公平正义」做为政治批判的公约数,也只落得曲高和寡的下场,这不啻暗示了过去扁政权这4年来,台湾国族主义霸权已经将这些社会矛盾有效消解、统合在「安全范围」内,故若陈水扁再次连任,则国家机器的权力强化与紧缩将是可预见的。 
 
最糟糕而吊诡的状况是,当泛蓝墙倒众人推时,社运不免兔死狐悲。社运当然与泛蓝愿景大相径庭,但自1990年后,社运仍一息犹存,与其说是生聚教训,倒不如说是与统治阶级的蓝、绿内讧有关,故社运能在这小小的夹缝里求生发声。然而,若泛蓝这个制度性的反对党真被一次剿灭,则社运等于直接与台湾国族主义国家机器硬碰硬,届时原已部落化的社运究竟是提高了胜算?抑或反之?因此,催生「进步反对力量」将非常急迫,且恐怕宜以最悲观的假设出发,毕竟国家机器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