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命运

墨翟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翻了三番。这些都是我们工人所创造的财富。然而,这些巨大财富主要都落进剥削阶级口袋。在新创造的财富中,利润的比重越来越高,而工资的比例却相反,步步下降。这就是相对贫困化。这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规律,连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人也不能完全避免。只是我们额外严重而已。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的工資佔国民收入比例,從1998年的53%下降到2005年的41.4%[1],而利润相对于工资就此消彼长,说明了这段时期社会急速两极分化。

但是大陆的工人阶级中,有成千上万计的工人不仅相对贫困化,而且是绝对贫困化,就是说,工资的购买力在过去二十年持续下降,几乎只能糊口(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了。近年来,在珠三角,最低工资普遍都增加了。但是并没有显著带来生活的好转,因为不久物价也赶上来了。

只靠个人奋斗不是办法

许多工人都怀着朴素的理想:努力工作,多拼几年,生活还是会慢慢好起来的,下一代还是会有好日子过的。简单来讲,就是相信个人奋斗来脱贫。只要认真回顾社会财富分配的当代史,再来看看今天官商怎么拼命转嫁危机,不难看出,个人奋斗根本无力改变剥削阶级把工人当成纯粹即用即弃的增殖工具的局面,因此也无法改变工人的绝对贫困化的趋势。而且,还有一点许多人不知道:工人越是拼命进行个人奋斗,越使全体工人过得更苦!因为劳动力市场同任何一种市场一样,价格水平是由供求双方中,最有组织实力的一边来决定的。而作为劳动力的买方的资本家,除了有钱而居于强势之外,他们之间也通常比较有组织性,再加上当官的偏袒,就使到他们占尽优势;相反,作为劳动力的卖方的工人,总是分散的,又因为是无产者,一无所有,总是急于求职生存,本来就居于劣势。如果工人不知团结,只知个人奋斗,那么,他们越是互相竞争,就越居于下风!工作更辛苦而工资更低!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这个结果更不可避免!许多人不断换工作以求得比较高薪的工作,结果都差不多,就是这个原因。

有人说,只要老板继续有订单,经济继续增长,那么工人早晚就会得到更多好处。水涨船高嘛。这是欺骗。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早就是属于那种“不能带来就业增长的经济增长”。从19902002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可是就业增长竟然只有0.8%!所以失业率长期维持在超过10%的水平(官方的4-5%失业率根本是假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归根到底,是因为资本家迫使3个工人做6个人的工作!如果在经济增长期,就业增长还那么少,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尚且不断下降到惊人地步,那么,到了经济危机时,劳动者的生活就肯定只会再恶化。

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规律,全世界没有例外,历史上没有例外!而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危机已经爆发。而到了那个时候,剥削阶级就会立即千方百计把危机转嫁给工人:关厂,裁员,减工资,加强劳动强度等等。那时工人阶级就苦中更苦了。

拧成一股绳

历史已经向我们工人阶级提出严峻考验。要么我们换掉脑筋,抛弃“个人奋斗脱贫”的旧思想,拥抱“集体奋斗脱贫”的新思想,拧成一股绳,抵抗剥削;要么就是掉进贫困化的深渊,连下一代也无法爬出来。要改变命运,必须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好就一块儿好,坏就一块儿坏。当然,个别人可能自有出路,这个我们由他。但是我们现在是向着绝大多数工人兄弟姐妹说话,不是向个别人说话。

所谓“集体奋斗”,就是长期团结,长期奋斗。农民团结为农会,工人团结为工会,同剥削阶级作总较量,来改变社会财富的根本分配,天经地义!在欧美,凡是有比较强大的工会的行业,工资都比较高。美国1995年一个调查显示,有工会的蓝领工资比没有工会的高出五成,退休金高出3倍。其次,工会使到工人的尊严得到保障!外国哪里会像我们的资本家那样敢随便向工人罚款!欧美的工运用“体面劳动”一句话来概括工人的应有地位,它包括:合理工资,就业保障,自由结社,人的尊严,男女平等。只有我国的工人才会在维权时打出“不准保安打人”这样的要求;欧美工人没有这个需要——他们有工会,尊严受到尊重,谁敢打他们?连香港的工人都比大陆工人活得有尊严!因为他们多少享有基本公民权和工会权。工会的真正作用就是把分散的工人拧成一股绳,迫使资本家签定合理工资的集体合同,这样才能扭转工人的劣势。我们当然也有工会,但是徒有虚名,并无其实。怎么办?普通人会有一种“既然有名无实,那么我就干脆名也好、实也好也不要。”他们以为一概拒绝就能避免受骗。其实这恰恰继续受骗!人家指鹿为马,那么,正确的对策应该是指鹿为鹿,指马为马,循名责实,去促成有名有实的、为工人说话的工会。不分真假,一概拒绝恰恰符合剥削阶级的利益!

工人不是不懂这个道理,而是觉得工人难以团结起来。第一个障碍当然是剥削阶级严厉禁止工人自由结社。不过,一个南韩工运者说得好:讲镇压,我们当年南韩的军事独裁政府也非常镇压工运。但是这没能阻止工人慢慢团结起来,终于成功建立自主工会。力量,是可以从无到有的。

法律维权的局限

有人会说,我不如用更省力的方法,例如法律维权。的确,对于某些人来说,打官司可能有效。但是,对于大多数受无情剥削的工人来说,光靠打官司就很有疑问了。我们虽有保护劳动的法律,问题是司法不独立,而当官的又腐败,所以指望完全靠打官司来维权,是靠不住的。其次,打官司一点都不省力,而是费时费钱,而工人既缺时间更缺钱。有一个例子,就是老板无理开除工人,工人去打官司,打了一年,赢了,要老板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可是那时劳动合同都到期了,老板又有籍口赖帐了。有人笑说,只有那些要躺在病床上一两年的工伤病友或者职业病患者,才有条件慢慢等。怪不得当官的也怂恿工人打官司,因为这样能够把工人的集体力量拖散拖死。那么,是不是什么官司都不要打呢?那倒不是。任何一个案例都要具体分析。我们这里要说的只是:官司可以打,但不能奢望可以代替工人的集体的、自主的团结力量。

其实,我国有关保护劳动权利的法律还算不错。例如,有关防治职业病的法律,我们还是蛮先进的。但是工人都知道官商都不会执行,这就是为什么无数工人为职业病所害。工人怎么才能迫使剥削阶级尊重法律呢?只有靠自主的工人运动。光有自上而下的法律是没用的,如果同时没有自下而上的工运、去抗衡不守法的官商的话。150年的世界工运史证明了这点。

工会的作用不仅是提高工资,就是在抵抗职业病与工业意外方面,都需要工会。在西方早期,不论是为工人开设健康诊所,还是接济受害工人,还是监察工厂的工作环境,还是促进有关职业病的预防与赔偿的法律,工会的斗争是不可缺少的。美国第一个职业病诊所就是工会开办的。19113月,美国纽约的三角制衣厂的大火烧死146个工人,引起工人运动的强烈抗议,导致了美国第一个工业意外赔偿法的产生。同时,工会迫使雇主同意成立环境卫生监察局去预防职业病及工业意外,工会自己则设立诊所为受害者服务。在事件之后,工会会员飙升,因为工人知道工会在抵抗职业病及工业意外上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二十世纪初也是大量工人罢工才迫使国会制定较为完善的赔偿法律的时期。欧美的有关法律还常常成为其他国家的有关法律的典范(包括中国)。

只有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政府官吏和政治精英才慢慢被迫改变过去完全而公开地偏袒资本家的态度,并多少考虑劳工的要求。在今天美国,由于工会会员的监督,有工会的职业场所受到当局检查卫生条件,比没有工会的职场,次数平均高出五倍。阿伯拉罕在他的书〈职业健康小史〉里说:

“整个劳工健康与疾病的历史表明,在有关立法、工厂巡查、赔偿、改革与预防的事项中,工人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劳工的抗议、罢工、诉诸法律以及工业灾难,都是促成有关方面采取行动的催化剂。从工业革命一直到现在,劳工组织起来,都是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得到改进的关键因素。”

工人也不是不了解团结维权的必要,而是觉得没有力量去跟老板较量,更没有力量跟当官的较量。打工的,要向现实低头啊。然而,剥削阶级真的能够为所欲为,而工人永远只能坐以待毙吗?只要回顾一下,就知道15年前的现实同今天的现实也有重要分别。现在,在珠三角,自发罢工无日无之,早已冲破了早期官方的罢工禁令了。(其实中国没有一条法律禁止罢工。当官的如果说什么依法禁止罢工,那根本是法盲。不过宪法也没有保障罢工权,也是事实。下详。)为什么?就是因为罢工太多,禁无可禁啊。而事实上,许多时自发罢工都能迫使老板改善一点工资或福利。事实证明剥削阶级不能为所欲为,而工人也不至于毫无力量。而工人以后能否提高地位,就看下一个阶段工人能否再接再励,通过集体奋斗来冲破不让工人长期团结的恶法了。

有工人说,我们每觉不平,就临时罢工好了,何必要讲什么下一阶段,讲什么长期集体奋斗呢。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知道,虽然有些无组织罢工成功了,但是有更多失败了。常见的情况是这个部门罢工,那个部门却不响应,结果失败了。其次,即使在成功的例子,无组织罢工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凡是多少有过罢工、怠工经验的工人都多少知道:上个月罢工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下个月他就要用各种诡计尽量拿回来;或者加强劳动强度,或者提高产量标准,或者改用新的计算工资的方法,或者兼而有之。工人纵然不是一无所得,得益也往往太少而且并不牢固。

说来说去,不论是法律维权,或者是临时性的罢工,都不能代替建设工人自主的团结力量。

我们是谁?——身份迷思

有些工人明白这个道理,可是觉得难以团结工人。要工人想到一块,难啊。大家平时都在厂里打工,谁是城市户口,谁是农村户口,这个分别还不算什么。可是,一旦要讲到集体奋斗,问题就出来了。集体?什么集体?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你的身份不同我的身份,怎么长期团结、集体奋斗?有本地户口的会对农民工说,你们有什么事大不了就回家种田,不必呆在本地,我的一家都捏在本地当官的手里,随时给你穿小鞋,能够和他们对着干吗?如果不能,我怎么跟你一条心打拼?而农民工又会对本地户口的工友说:你的爱人孩子都在身边,享受本地教育福利,我的呢,都呆在乡下,孩子哭着要见爹娘,我怎么跟你一条心打拼?“农民工”这个称谓之外,还有一个称谓,就是“外来工”。外来的,又怎么会跟本地的想到一块呢?

再扩而充之,还有国企工和农民工的分别。国企工人觉得农民工不算工人,因为他们还有田地;农民工觉得国企工人吃惯大锅饭,好吃懒做,脏活累活都推给农民工,现在下岗也活该。更可悲的是,两个部分的工人阶级都充满自卑感,觉得低人一等。国企工人以前是老大哥,现在却几千万下了岗,在岗的无论工资还是福利也都短了一截,找对象也难。农民工呢,更陷于“身份迷思”。有一个调查说,有三成农民工觉得自己既不是农村人又不是城里人,另有一成不知道自己身份应该怎么叫。农民工这个名词本身也是自相矛盾:他们究竟是农民?还是工人?如果说是农民,他们大部分都没有认真耕过田呢。都是年纪轻轻就出城打工。说是工人,然而,他们又不像城市户口的工人那样比较有保障。正因为存在着那么严重的分化,尽管工人阶级的数量不断增长,现在已经达到2亿5千万(国企工1亿,农民工1亿5千万),却是散沙一盘,任人宰割。

但是大家应该想想,这种把公民分成两个等级的户口制度本身合理吗?一点都不合理!现代国家是公民的国家,不是专制主义时代的君主——臣民国家。公民的一切政治权利应该平等,不能因为出身不同而有区别。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通过户口制度剥夺农村人口的自由迁居(包括迁居城市)的平等权利。其实中国也并非从来如此。连国民党时代也不是这样。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也不是这样。现行的户口制度是1958年,为了阻止农民进城才建立起来,并正式剥夺了农民的迁移权利,还特地从宪法删除这点。

20年,剥削阶级忽然发现农民可以成为廉价劳工,这才放宽他们进城打工的条件,但是种种歧视性的规定仍然没有松动。所以才会有什么“农民工”、“外来工”的荒谬称谓。其实,都是生息在自己土地上的公民,岂有“外来”之称?如果出身农村,就要永远打上“农民”的烙印,那么,是不是也应该使用“毛(农民)主席”这样的称谓?在农村种田,就是农夫;出到城里打工,就是工人,同国企工人、本地户口的工人,同属工人阶级,岂有“农民工”与“本地工”之别?一直有这种区别,那是剥削阶级特意用来剥夺农民的人权,其次是用来分化工农,而现在又特意用来分化工人阶级。剥削阶级就是要令到一部分工人歧视另一部分工人,让双方都觉得“你不是跟我一夥的!”这样工人之间就永远不能团结一致了。

然而,残酷的现实不断地教育工人:不论是国企工人、本地户口的工人,还是农村户口的工人,大家都是同一命运的阶级,好就一块好,坏就一块坏,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这不是吃饱饭闲磕牙,而是20年来的翻天覆地的资本主义复活和发展所决定的!20年前,国企的工作还算体面,那个时候,要说国企工人跟新进城的少数“农民工”是命运共同体,是不会有人相信的。20年后的今天,国企经过所谓股份制改革后,大部分都变成私人企业,国企工人地位已经逐步下降到同1亿5千万进城打工的农村青壮人口的地位相差无几了。拥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工人也不一定再在国企打工,而是更多在私人企业打工了。城市人原来拥有的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福利,不是干脆取消就是大大缩水了。另一方面,由于人多地少,现在年轻一代的农村人口已经很难再分得土地了;即使还有几分地,要靠它去活得像个样子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工人来说,他们从城市退回去种田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即使有些民工在大城市打工78年之后回去,往往也并非回去务农,而是回去开个小店做小买卖。到了最近,连做小老板也越来越困难了,许多人回去后仍然在家乡附近的小城镇继续打工。

总之,资本主义复活本身正正在打造着一个统一而且同一命运的工人阶级。但是剥削阶级面对这个自己打造出来的巨大的工人阶级,害怕了,为了不让这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不仅继续禁止工人自由结社,而且利用次要的差别和旧的头脑和偏见,来继续分化工人。醒醒啊,工人兄弟姐妹们!天下工人一家亲,我们为什么还要硬分什么“本地工”、“外来工”,“国企工”与“农民工”呢?记住:种田的就是农民,城里打工的就是工人;农民就要团结为农会维权,工人就要团结为工会维权,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咱们工人应该从此拒绝“外来工”与“农民工”这些称谓,而城市户口的工人也不应对来自农村的打工兄弟姐妹有任何歧视。

有些工友会说,工人的不同户口身份,不是讲讲就可以消除的。再讲什么团结起来,试问工人有什么力量同剥削阶级较量呢?

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工人因为内部分化而造成的分散状况,当然是客观存在,但是也要看到,几个方面的因素正在松动着户口制度。首先是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要求劳动力随资本和技术的升级而自由转移。有些雇主巴不得为比较有技术的“民工”办理“农转非”。大多数民工的流动性还是很大,但是已经有一大批有技术的“民工”长年留在固定城市打工。其次,“民工”或“外来工”的自发反抗也不断撼动着户口制度中最具歧视性的规定。经常发生的“民工”反抗治安队乱查户口、乱罚款的事件,已经逐步迫使政府降低暂住证的收费。近年治安队借查户口去骚扰“民工”的事件也减少了。2003年孙志刚事件所引起的全国公愤更迫使政府取消收容审查条例。“民工”的反抗力量确确实实在发挥着作用。户口制度已经松动到越来越多“民工”长期留在城市打工,连老家的子女都搬过来同住了。所以,虽然户口制仍然起着若干分化作用,但是这个不良作用已经大大减少了。如果工人之间觉得难以团结,那是因为自己的头脑跟不上,而且对自己的阶级的历史命运了解太少而已。

工人和农民一样,都是生产的阶级,都在养活着所有人,包括资本家和官吏。没有农民种粮食,没有纺织工人纺纱,资本家和官吏就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许多年前,在英国一个工人集会上,有个钮扣工人演讲,他的话很短:如果我们全体钮扣工人罢工,全城的衣服都没有钮扣!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有人说,不对,如果没有资本家的机器,工人要劳动也没有工具。这表面上是对的。但是这样说忘记了另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如果没有工人的劳动为资本家的资本增值,那些机器不仅不能为资本家带来利润,而且他们还要负担维修费用和租金!所以,即使从表面看,资本家更要依赖工人!其次,问题恰恰不能只从表面看,而应该从本质看。我们要问一句:机器又是从哪里来的?原料又是从哪里来的?只要把这些东西的价值构成不断还原,就可以发现,它们最后仍然是劳动的成果,或准确一点说,是劳动作用于自然资源的成果。劳动的确创造了世界!世界上可以没有地主,没有资本家,没有官吏,没有任何剥削阶级,但是不可以没有工人。谁若以为,资本主义是人类唯一能够想像的社会制度,它注定万年长在,根本是胡说。

咱们工人阶级还有一个更加显著的优势,就是集中。农民和工人都是生产的阶级,但是农民是分散的,只有工人才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劳动阶级,才有集中的力量去争取自由。几千、几万人的大工厂到处可见。他们天天一块干活,长期习惯分工合作,而且不用别人教导,很快都学会怎么有默契地抵制资本家不断提高工人产量的阳谋。所以工人团结起来应该比较农民少困难。只有工人能够进行总罢工,农民是很难的。所以表面上工人没有力量,而其实潜在力量大得惊人。

有人说,胳膊拗不过大腿,当年学生运动声势浩大,结果不是一样被镇压吗?同当官的较量是死路一条。但是这个见解的错误就是恰恰不了解工人阶级的性质和命运。工人阶级的优势不是游行示威,不是把群众都集合到空地上去抗议,然后和警察拼死。工人阶级的优势是拒绝生产,就是罢工。游行、示威都只起辅助作用。警察、军队可以用武力镇压示威群众,但是对于分布在数以万计个工厂、企业的罢工工人,能够调动警察、军队进驻工厂强迫工人工作吗?要这样做,岂不是复辟奴隶制吗?但是,如果几千年前奴隶制都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那么,它怎么可能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越来越需要脑力劳动的技术发展?所以,只要工人团结一致,拒绝生产,整个社会就要停摆,剥削阶级就要低头。

又有人说,劳资不应该对抗,应该和谐,因为老板有钱赚,工人才有饭碗。“劳资一条船”嘛。那也是错的。过去二十多年,老板们赚了无数的钱,有让工人分享劳动成果吗?没有!资本家阶级不能自动对工人好,这不是个人品质的问题,而是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决定的。一个资本家得到多少利润,这不止决定于他自己的经营,更加决定于他跟同行的资本家互相竞争的结果。如果他对工人太好,以致于工资一头占多了,利润一头占少了,他就不够钱去购买最新的机器或聘请最好的人才来跟同行竞争,那么他就要倒闭。所以,即使有比较好的资本家,他也“好”极有限,因为资本主义的竞争规律已经为他设定了这个限度。所以,工人要有体面劳动,不能靠诉诸资本家的良心来获得,也不能靠资本主义的自我发展来获得,而只能从工人的维权行动中去获得。

其次,即使有部分小资本家赚钱很少,难以增加工钱,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放弃加薪的维权行动。道理很简单:我们工人照顾自己的利益还那么艰难,凭什么还要照顾你们小老板?你赚钱的时候又有照顾我们吗?说到底,工人是工人,老板是老板,冰炭不相容。工人只照顾工人的集体和个人利益,老板的我们不管。你如果付不起合理工资,就说明你没有当老板资格。有资格剥削的老板,我们反对;没有资格剥削的老板还硬去剥削,更加反对!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的工友就在你周围,难道就不可以从他们开始,去做思想启蒙吗?这个启蒙阶段大可不拘形式。然后,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挑选有利时机,用行动维权,累积小胜,建立威信,锻炼骨干,扎根群众,迈向更广阔的联合。有些先进工人也知道要维权就要团结,但是他们所发展的团结,类似同乡会、“兄弟会”。这是走错了路,因为这种团结形式的团结范围太狭窄,实际上亲疏有别,团结了一小批而排斥了一大批。要团结一切工人,首先就是工会。当然这不是排斥其他团结形式。俱乐部、球队、互助组,都可以,而且只要有条件都值得尝试。尤其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起步点往往不能不比较曲折一点。但是不论起步点怎么不同,都要殊途同归,最后汇合成强大的工人团结,汇合成基层工会、产业工会等等,再汇合成更高级的团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做到这点,但是为防走错路,起步的时候就应该清楚终点站。

反过来,即使清楚终点站,也要了解到怎么起步。要知道,目前有些法律实际上鼓励工人用简便的“工人代表”的名义在工厂里团结起来的。今年生效的〈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一节,第51条规定在没有工会的企业,工人可以推举代表与企业谈判集体合同。而合同的草案要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通过。这就是说,工人有权通过工人代表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在企业内团结起来。2000年的〈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规定,企业不得对工人代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200712月通过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凡是发生劳动争议,职工可以推举代表参加调解、仲裁或者诉讼活动(参看附录)。换言之,“职工代表”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工人在工厂初步团结起来的合法而又有效的形式。

坐等改良?

又有人说,朝廷已经了解到工农群众的苦况,近年来正在改进呢,何必费心费力搞什么长期团结呢?在劳工政策上,朝廷推行劳动合同法和提高最低工资;在农村政策上,陆续推行的改良有:废除农业税,实行农村义务教育,还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即国家增加对农村的投资。所以,工人阶级只需要继续信任朝廷,生活就会慢慢好起来。

其实这些经济改善对于工农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中国的最低工资根本太低。国外的最低工资往往是平均工资的五到六成(美国是五成,法国是六成)。发展中国家例如泰国都有54%。可是,我们的最低工资一般只有平均工资的三成多[2]。所以,即使近年来提高了最低工资,最多只是追上物价(其实仍然追不上),对工人来说谈不上是什么显著改善。现在,全球金融风暴已经吹袭到中国。最高当局提出四万亿元的救市方案来扩大内需。但是究竟会有多少给贪官化公为私,大家心中有数。其实,如果真要照顾民生,完全可以通过大幅增加最低工资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这样又能够扩大内需,何乐不为?上面指出过,过去十年资本家的利润大幅挤压工资。有个叫王练利的学者计算过,如果2005年的利润与工资之比能够恢复到1990年的比例,平均工资水平就可以翻两翻。所以如果最高当局真的照顾民生,那么把咱们工人工资提高一倍也绝不为过。

说到底,这个“新政”最多也只是经济利益上的微小改善。但今天工农最迫切需要的是恢复应有的公民权利啊。只有当统治者把宪法上承诺的公民权利(游行、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奉还工农,恢复工人的罢工权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他们才能有自卫的武器。所以我们应该争取的,不只是经济利益,而且要争取公民权利,而后一点是统治者永远不会自动奉还给人民的。谁如果只坐待统治者“施恩”,随他们去,这与我们无关。有些人还以为所有坏事都只是地方官干的,与朝廷无关。其实呢,把工人的罢工权利从1981年的宪法中删除,或者禁止工人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又或者通过户口制来剥夺农民的迁徙自由和平等公民权,这些都是朝廷做的啊。死心罢,别指望什么朝廷了!

指望剥削阶级可以自动划定剥削的底线,同样是缘木求鱼。没有的事!历史经验证明,他们只会疯狂剥削,直至到官逼民反和社会动乱。朝廷要工人“相信朝廷”,禁止工人自己动手解决。但是,当追讨欠薪也要总理出面,当总理出面了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到了这个时候,还能相信朝廷有能力解决所有重大民生与腐败的问题吗?这种思维的根本缺陷,是以为朝廷是万能的机器,而坐龙庭的简直“无所不能”。其实呢,朝廷连自己的官吏的恶性膨胀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腐败也控制不了,何况是解决千万人民的、千差万别的种种问题!

当官的常常警告工人:你们抗议闹事,就是阻碍经济发展,就是搞动乱。其实,他们这种残酷的剥削制度,才是铺向动荡和灾难的道路呢。

但是,咱们工人并不仅仅是受害者,还是有自救能力的、能够思考能够行动的人,所以也有能力自己动手解决问题,避免灾难。咱们工人要用自己的方法来维权。我们要自救、自主、自为,直至翻身为止。

要谈国事

咱们工人阶级当然要维权,但是咱们也爱护祖国的河山。可是,今天祖国却是一天比一天沉沦。经济虽然发展,可是发了权贵,穷了工农,整个社会为富不仁,贪官遍地,兵贼难分,治安恶劣,民生凋敝,自然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到不可修复。来临中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将把所有问题放大一百倍。剥削阶级虽然自称爱国,其实最自私自利,一味只知搜刮民脂然后五鬼运财出国外。剥削阶级不止无法解决问题,勿宁说,他们自己就是问题所在。21世纪的中国的主要危险,已经不再是外国侵略,而是特权阶级腐烂到核心。他们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腐败,而且是把整个经济发展战略都精心设计到让他们残民自肥。要拯救祖国免于灾难,关键在于扫除专制主义,废除剥削,建设劳动民主,这样祖国才有光明前途,工农阶级才有翻身的希望。真正爱护祖国的人,今天不仅要维权,而且要有远大的民主眼光。

其实工人都不想碰政治。然而,越来越多人都疑惑,你不碰政治,政治却来碰你,怎么办?试问,被打死的孙志刚又是反政府份子吗?每个有维权经验的工人都知道,维权的阻力不止来自资本家,还有当官的阻力!无官不贪,才是维权举步维艰的主要理由。所以,不根本解决国家腐败问题,工人要维权也是不可能的!而解决国家腐败,只有一条办法,就是建设民主。而所谓民主,不止是实现自由选举,而且也指让各种社会运动自由发展,特别是工人运动自由发展,直至到劳动人民有权话事为止。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政府的腐败才有可能得到遏制。

还是有人说:“胳膊拗不过大腿啊”。但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知道任何特权阶级都不能永远主宰历史发展。朝廷决定复活资本主义,并且完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一方面为他们带来巨大发财机会,另一方面也使到全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日益脱离开他们的控制,像沙粒一样从他们的掌握中溜走。时代正在改变,你们听不到它的脚步声吗?今天普通人民仍然有着深刻的无能为力感,所以不谈国事是正常的。然而,也总有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先进份子。一切仁人志士,现在首先需要的是加紧学习,努力研究社会改造的道路,团聚先进份子,迎接来临中的民主奋斗的机会。只要有方法,铁杆也可磨成针。

200911

附录一:〈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一条 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商,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订立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

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订立;尚未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由上级工会指导劳动者推举的代表与用人单位订立。

附录二:〈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

第九条 工资集体协商代表应依照法定程序产生。职工一方由工会代表。未建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民主推举代表,并得到半数以上职工的同意。企业代表由法定代表人和法定代表人指定的其他人员担任。

第十三条 协商双方享有平等的建议权、否决权和陈述权。

第十四条 由企业内部产生的协商代表参加工资集体协商的活动应视为提供正常劳动,享受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保险福利待遇不变。其中,职工协商代表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企业不得对职工协商代表采取歧视性行为,不得违法解除或变更其劳动合同。

附录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四条 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协商,达成和解协议。

第七条 发生劳动争议的劳动者一方在十人以上,并有共同请求的,可以推举代表参加调解、仲裁或者诉讼活动。

第十条 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到下列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一)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二)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

(三)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

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和企业代表组成。职工代表由工会成员担任或者由全体职工推举产生,企业代表由企业负责人指定。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成员或者双方推举的人员担任。


 

[1]同期美國高達57%。西欧又比美国高。

[2]以深圳为例,2007年最低工资是810元,而当地平均工资是2450元,前者只是后者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