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前途与社会主义运动

新苗社(现为先驱社)

19851

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阶段不久就要结束了。19841219日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标志着这个结束过程的开始。尽管这个定期在1997年实行的转变是个充满了不变的保证的转变,尽管香港绝大多数的居民和中英两国的统治者都在极力追求着安定(亦即不变)的目标,这个现在已经基本上安排好了的主权转移,无论对香港还是对全中国来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当初引致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这时被冲开了门户。从此,不但国家的独立主权陷于摇摇欲坠的境地足足一百多年,而且原有的封建社会也在外来的资本主义势力冲击之下发生根本的(然而绝非顺利的)转变。今天,中国早已强盛到能够迫使英国按照中国所安排的时间和方式来把香港交回,但是中国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性任务还远远没有达到基本解决的程度。中共在建立国有化经济制度的同时,重新走上闭关自守的道路,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尤其有很大的隔膜。最近五年多所实行的邓小平新经济路线,在这方面扭转了方向,反对闭关自守,实行对外开放,尤其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开放。这个新路线一方面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谁战胜谁: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变得更尖锐。将来收回香港而维持它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等于大开门户,让资本主义回来在中国建立一个滩头阵地。所以,十三年后香港的收回,虽然未必像一百四十二年前香港的丧失那样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界碑,标志着中国社会性质再次开始资本主义化,这个收回的决定和实现,对今后全中国(包括香港在内)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形势,无论如何一定会发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中国(尤其是香港)行将出现的新局面,是一种史无前例、非常特殊的局面。站在这个转折点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尤其是以香港为根据地的,必须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个转折的含义,对长远和最近的前途都观测清楚,然后才可能采取正确的奋斗方针。

. 中英协议和香港前途

1)中英两国政府本来都不愿意改变香港的现状,更不愿意为这改变的问题而发生冲突。但是一九九七这个历史遗留下来年限,迫使双方都不能不理会它,不能不在不变之中寻求一种稍稍改变的办法,而且不能避免在寻求解决办法的初期发生一些冲突。由于双方的基本立场都是尽可能地维持香港现状,从中取得经济的利益,所以终于根据「友好合作,互谅互让」的精神谈判达成了协议,这就是中英联合声明。

英国自然不愿意改变香港现状,不愿意放弃对这块殖民地的统治权。但即使根据资产阶级的国际法,英国也没有理由反对在一九九七年把九龙的所谓「新界」无条件交还给中国,而这样就令香港岛和九龙的割让部份无法独立存在了。英国起初以为可以利用目前中共极力寻求资本主义列强友好合作的情况,使中共答应让它延长对这殖民地的统治。但在中共方面,是绝无道理同意的。中共虽然不急于收回香港,但不至于害怕在一九九七年把香港收回。如果变相地延长不平等条约,既违反中共数十年一贯争取民族独立的立场,又大大损害它的威信,所以它不能那样做。反过来,到期收回香港,无论对它的实际权势还是名誉都有益处。至于香港可受中国大大利用的经济现状,则中共乐意维持不变。这办法使英国在香港的主要利益也可以维持不变。就是这个共同立场使中英谈判成功。

2)中共所提出的收回香港之后实行港人治港,原有制度基本不变的方案,香港各阶层人士一般都觉得可以接受,认为这是现实条件下最好的选择,但同时又相当普遍地忧虑将来这个方案未必十足兑现,恐怕中共不能遵守诺言到底。忧虑与信心的问题始终是存在的。

应该相信中共有诚意在九七年后让香港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因为这符合中共现行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总路线的精神。同时也可以估计现行的邓小平路线不是那么容易被推翻的,因为这路线事实上既改善了国计民生,又巩固了中共的统治。既然中共愿意维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又愿意尽量维持原有的统治机构不变,那么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以及人民的一些最基本的个人生活自由,如人身、择业、住宅、婚姻、生育等,就也会保持。但是涉及政治性的种种自由,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示威等,就很难希望真正不受压制了。不但中共在大陆一直都对这些自由加以压制,港英政府也始终没有充份保障这些自由,对集会、示威等「危险性」较大的自由尤其是如此。例如所谓维持治安的紧急条例始终没有废除。这就使「保持不变」的真正价值大打折扣了。只要民主政制还没有在香港充份实现,只要香港人民还没有运用民主权利实行政治和法律上的必要改革,将来中共想合法地大大压制这些自由就很容易办到。而在全中国继续保持极不自由的情况下,中共是很容易感觉到有在香港特区也压制政治自由的需要。所以,可以估计:将来资本家继续发财而且随时把财富带去外国的自由是相当有保证的,但工人和知识分子等寻求重大改革的自由则大有问题。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将是最受压迫的。他们的处境将比七十年代以来在港英统治下困难许多。在主权移交之前,甚至从现在起,他们就会开始感受到被人孤立的压力。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曾极力寻求国际保证,现在中共完全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不但在联合声明的文件上把各种诺言写得很详细,甚至超过人们的预期,而且特地在联合国大会上把中国对港政策郑重宣告。但这一切都只能增强对资产阶级经济自由的保障,而并不能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无论任何个别的帝国主义民主国家还是联合国,都从来未曾真正干预过任何一国政府压制人民自由的「内政」。

3)虽然中共说收回香港是实现国家统一的一步,实际上只是统而不一。香港归入中共统治范围之内了,但香港仍是一个和中国其它部份非常不一样的特区,香港经济仍不包括在全中国的计划经济范围以内,而且居住在其它地区的中国人民照旧一样地没有旅行和迁居来香港的自由。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说,收回香港虽然是一件大事,却算不得一个大成就。

4)关于未来特区的政制,联合声明显出中共的态度一点也不「宽大」慷慨,同它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态度相反。虽说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其实就在特区内政方面港人所享有的自主权也很有限,根本配不上「高度自治」这个形容词。特区的基本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包办制定的,港人既没有法定的权利表示接纳与否,也无权自行修改。全国各省市的行政长官由同级人民代大选出后都不用再报请中央政府任命,但号称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区的行政首长经选举产生后却还要再经中央政府任命。特区其它主要官员也要报请中央政府任命。同时,联合声明并没有表示要促使民主政制在九七年之前成立,却准备将来香港特区第一任的行政长官由「协商」产生。谁都可以明白:所谓协商,实际上就是中共作主。这一切充份表明:中共对港人的民主权利是带着高度戒备心的。它根本不容许港人真正实行自治,它要使将来特区的行政权力牢牢地抓在中央政府所选定的人手中。最近港英当局公布的代议政制白皮书,体现了英国政府同样反对港人民主自治的立场。它坚决拒绝实行由民众普遍直接选举议员,连这样选举一小部份议员都不允许。它的真正目标并不是民主代议制,只是「循序渐进」地从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中培养出一批港英官僚的接班人,而封闭下层民众取得政权的门径。按照中英政府的安排,一九九七后的普通香港人,将和今天一样,也和大陆的普通人民一样,对主权根本没有份。即使将来香港特区实行了普选制(普选制早已在大陆上实行了),真正的政治权力也不会因此就自动落到民众手上。中共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限制政治自由,连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种竞选活动的自由都不让香港人轻易得到。

5)中共的政策很明显是要香港的政权机构在九七年之后保持资产阶级性质不变。既然它要维持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继续存在五十年之久,那么资产阶级性的政权机构也保持不变实在是不可避免的。香港资产阶级的巨头和政客们已经开始积极准备迎接一国两制的新局面,担任在中共庇护之下治港的港人了。近来香港政治空气显著地活跃起来,主要就是这些有资格行将挤上统治层去的资产阶级和专业人士积极活动的表现。他们自然不会天真地相信长达六十多年的政治保证真正可靠。他们很明白:当他们坐上统治宝座的时候,头上有一把达摩克利斯剑。资产阶级之所以欢迎中英联合声明,是因为这是现实条件下所能够企求的对他们最有利、最美好的办法。连他们视之为护身符但与中国公民身份不合的英国护照,中共都允许他们在九七年以后继续持有和使用。他们一面指望着这六十多年内中国全面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一面准备着将来倘有必要则趁自由出入之门未闭之时带着财产逃跑。至于小资产阶级政客们的想法,有些同资产阶级一样,有些则准备加入中共官僚集团。

三十几年来华人资本家越来越觉得香港是世界上最适宜他们安身立业的地方,在这块英国殖民地上面,他们的剥削发财的自由得到最好的保护。他们既不感觉有必要去向英国统治者争取政权,又害怕工人得到政治权利以后会损害他们的经济特权,所以从来不争取民主。英国统治者有时咨询一下他们的意见,已经令他们感恩万分了。现在英国统治者不得不定期撤退了。尽管将来的新统治者中共郑重宣布维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而且极力拉拢资产阶级份子参加统治机构,由于中共政权到底是以反资本主义的国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香港资产阶级对它总不能像原先对英国统治者那样无保留地效忠爱戴,双方难免互相猜忌和冲突。这就是说,将来香港资产阶级同中共统治者之间难免有权力的争夺。但香港资产阶级的本性是极端害怕民众,完全缺乏远大的历史眼光和政治上的大志的,只惯于在夹缝中钻营私利,以迅速发财和眼前享乐为最大目标,所以他们一定不敢正面、公开地同中共争夺政权,尤其是决不会支持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在一九九七年以前的过渡期间,他们要依靠港英政府的扶助,尽量扩大他们的政治阵地,以便将来更容易对中共发生实际的影响。等到中共接收统治权之后,则施展种种狡猾手段去把中共同化。只要中共维持他们的剥削自由,不管在政治上怎样压制自由和民主,他们也会拥护。

至于那些以专业人员为主要成份的小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常常批评香港政府,唱唱民主和其它改革的调子,无非是希望英国统治者多施行一点改良,使香港现存的社会制度更加稳定,同时也让他们自己有更多的晋身之阶而已。他们本来绝大多数都是反对中共也反对大陆的社会制度的,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小心避免对中共有所触犯,甚至开始曲意逢迎了。那些仍旧大事批评中共的,也并不打算号召群众起来争取政治权力和改革,反而同资产阶级一样地对民主运动怕得要死。所以他们的言论和活动的实际作用,只是软硬兼施地促使中共向资本主义投降,而并不是促进香港和全中国的民主化。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社会精英自居,认为劳苦大众应该服从他们指挥。这种心理令他们在新的形势之下很容易同中共官僚打成一片。

6)香港工人运动的长期低沉,尤其是政治性运动的欠缺,是有深刻而复杂的原因的。一九九七年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以后,情况仍旧没有改变:无论工人组织还是工人个人,对九七问题的反应都并不热烈,没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那样关心。这是由于,香港前途问题的提出和达成协议解决,一方面并没有让工人感觉取得了比过去较好的地位和机会,并没有在工人心中激发起伟大理想的火焰,反过来也不至于使工人觉得处境明显恶化,以致有必要奋起进行不顾一切的抗争。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保证不变,自然表示工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都照旧:照旧被剥削,照旧被统治。将来的生活好坏,只看经济的繁荣与否。现在中英政府和华洋资本家都一致宣称尽力维持香港繁荣,所以普通工人似乎应该没有甚么值得特别担心的了。这就表示:中共所许诺的保存香港原有生活方式不变,对普通工人来说,比对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得较为实际、可信。普通工人不会奢望九七年后的处境改善,但也不担心显著地变坏,或者同其它阶层的人比较起来特别变坏。既然可以相信一切基本不变,所以本来对政治冷淡的工人阶级就照旧不变地冷淡下去了。中共保证现状不变的政策,现在并没有使资产阶级真正安心,却大大麻痹了工人阶级。

将来接收香港之后,中共要联合资产阶级(以及上层小资产阶级,它的基本立场是和资产阶级一致的)来实行统治,而非依靠工人阶级来实行统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表示中共要对工人阶级完全轻视,完全不替工人谋利益,不感觉需要工人支持。现在中共还没有抛弃社会主义信仰(自然是毛泽东牌子的),还没有向资本主义投降,它仍旧是一个以国有财产制为基础的国家的官僚统治党,它打算终于有一天要在香港废除资本主义。只要它的基本立场仍旧是这样,它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合作就只能是权宜之计,它对资产阶级就始终要心存疑忌,所以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工人阶级去防备资产阶级的势力膨胀到无法控制。这样,它就不得不多少替工人阶级谋一些利益,由此争取工人阶级的拥护。

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接收香港的时候为止,中共首先注重的是争取资产阶级的信住,尽量避免资本和人才的逃亡,况且这时香港的一切情况仍旧由英国负责,所以中共在这段期间不会替香港工人争取利益,甚至反而会运用它的势力去压制香港工人的「过火」要求和「过火」行动。可是,等到中共真正掌握了香港的统治权(这恐怕不会在九七年七月一日当天就马上做到),上述那样对待工人的态度就会表现出来了。那时它仍旧不会把政治权力整个交给工人阶级,不会让工人的代表在政权机构里占明显的多数,不会让工人反资本家的斗争发展到把资本家完全压倒的程度——只要它还没有打算实行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就仍旧不会那样做。可是那时中共要替香港工人谋取一些经济利益,要让它所信任的工人代表在政权机构中占某种比例的有实际作用的席位,尤其要抓住工人组织的领导权。以后,当中共需要限制资产阶级势力的时候,如果觉得单纯依靠国家机关的力量还不足够,就会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来补足。将来中共终于要废除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更不免多多少少也要发动工人阶级了。

在上述过程中,只由于中共政策的直接影响,香港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就会改变,工人就会得到不少机会脱离消极状态,积极参加政治斗争。此外,在将来变化了的环境中,香港工人自然还有可能通过其它途径而卷入政治行动。倘若中共走上向资本主义投降的道路而引起大陆工人反抗的话,香港工人也可能受影响而参加。总而言之,无论如何,在香港重新成为中国一部份之后,尽管香港仍是一个特别行政区,一方面由香港工人在法律上成了国家主人翁的一部份,另方面由于中国大陆内部的种种矛盾和变化对香港的影响更为真接,更为重大了,所以香港工人作出积极的反应,卷入政治行动的机会,比殖民地时代总是增多而非减少了。

7)由于中共采取了极大的让步政策,决定在收回香港的时候尽量保持现状不变,香港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大震动大概暂时可以避免了,一场猛烈的阶级斗争也暂时避免了。但这只是延期而已,问题并没有解决。即使将来的确按照中共的计划,香港和中国大陆真正的统一(在社会经济制度上合为一体)延迟到二零四七年才去实现,到时也还是要经历一场大震动,大斗争。而且很难预测那时的震动和斗争的猛烈程度究竟比如果现在发生是较小还是更大,除非在那时以前世界形势已经在更重要的地方经过猛烈斗争而大大改变了。例如,工人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的主要国家胜利了,或者资产阶级在中国复辟了。香港人,尤其是年青的一辈,毫无理由因为那十分严重的问题得到延期解决就兴高采烈,当作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他们至多只可以庆幸获得较多的时间去筹划将来怎样把问题解决得好一点,付出较小的代价。事实上,问题的重新提出决不是一定等到五十年之后的。

. 革命任务和政治口号

8)中国政府正式声明等到一九九七年新界租借期满的时候才收回香港,而且收回之后仍旧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法律等制度基本不变,香港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现有地位也维持不变,对英国在港的经济利益给予照顾,英国人可以继续在香港做官(只是不能担任政府主要部门的最高级的负责职位)——这一切自然是极大的让步。中共之所以作这么大的让步,主要是考虑到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自从三十五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中共对香港的态度一直是不急于收回,而且避免同英国尖锐冲突。它那种害怕同英国冲突,不惜屡屡压制香港群众运动的政策,自然是可耻的机会主义。但不急于收回香港,却是在当时客观形势下符合革命利益的。革命刚刚在大陆胜利时,首要的任是巩固新政权和进行最迫切的社会改革(土地改革等),既不急需、也没有余力来收回香港。当时英国并不对新中国采取积极敌对的政策,反而是帝国主义大国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在美国等对中国采取封锁和破坏的政策时,香港成为新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贸易等经济关系的主要通道。香港这种作用一直维持着,而且日益加强。一九五七年压制大鸣大放以后,中共已经确定丧失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作用,变成寄生在新兴的国有财产制度身上的官僚专制统治层的核心。在屡屡出现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中,它总是采取对人民高压强制的政策来应付。大陆和香港的人民都越来越对它不满。这样,它自然更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来收回香港了。一直到最近,一九九七的新界租借期限迫近了,才给予中共一个迫使英国同意和平交回香港统治权的好机会。但在经济利益的考虑上,中共这时仍不急需,甚至更不急需把香港吸收到中国的机体里面。号称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在中共的错误领导下,并没有显出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中共自己也不得不在最近六年来寻求新政策、新办法了。现行新政策的主要特点的一部份,是对个体经济和某种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开放,同时大大加强对外经济联系,借助外来的资本、技术和人才。香港近年已发展成为贸易、运输、通讯、金融等方面的一个国际性中心城市,正是中国需要依重更深的。倘若把香港原有的经济结构打乱,即使改造后的新结构的效能一样好,甚至更好,中间也必然有一段不短的时期效能大减。这对急需迅速现代化的中国经济自然是不利的。况且,现在大陆本身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许多具体办法还在试验或探索中,若在这时来改造香港经济制度,到底按照甚么方针、甚么模式来改造呢?中共也知道香港经济机构的效能比大陆高许多,它目前实在毫无信心把香港经济管理得好。所以唯一的办法是暂时维持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为了避免防碍香港经济机能的发挥,中共对香港原有的法律和行政机构也尽量避免打乱。

至于政治上的考虑,也使中共觉得应该暂时让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法律等制度基本上保持不变。中共也明白,香港几乎所有居民,包括工人在内,都是宁可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而不要中共所实行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如果中共对香港强迫实行同化,一定引起资本和人才大批逃走,以及香港人各式各样的消极反抗,大大破坏香港的经济机能,甚至可能引起港人积极性的政治对抗,而大陆人民只会同情港人方面,同时也使中国同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关系恶化。这自然对中国争取迅速现代化的事业不利,也是中共所极不愿意见到的。

9)现实情况有两个互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对于中国在一九九七年和平收回香港主权来,说情况是非常有利的;可是,另方面,对于中国政府实际统治香港,把香港同大陆真正统一起来,却是非常不利的。即使中国政府突然间变成了真正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革命工人政府,同时又具备一切必要的才能,它暂时也要受这种既定的、现实的环境支配,也不能马上把情况根本改变。要使香港工人阶级消除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恶感和畏惧,拥护香港和大陆的真正统一,同时使香港经济在改造过程中暂时发生的混乱和损失对大陆的不利影响的程度降低,即使中国已经有了很胜任的革命政府,也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主要是大陆上实行改革和建设)才可以做到。所以,现在中共政府不急于收回香港,宣布愿意等到一九九七年,而且宣布到收回时保持原有制度基本不变,让港人自治,在这个限度之内是没有错的;我们社会主义革命者不应该反对,不应该指责。我们不能要求中共政府做行比真正的革命政府更好——那等于要求奇迹,等于说空话,或者不负责任,无理取闹。十月评论社和革马盟在他们的联合声明中攻击中共要等到一九九七才收回香港是对不平等条约「采取承认态度」,正表现出这两个团体在政治上无能(根本不懂得权衡实际的利害)或不负责任。他们还说中共签发那个联合声明是「容许英国干涉中国内政」,「有损国家主权」,这种指责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政治上都是错误的。他们发出这种论调,既不能把中共骂倒,又得不到群众同情,更不能真正促使群众起来奋斗,只能使托派出丑,客观上进一步败坏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名誉。

10)废除港英殖民地统治向来香港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已经有了中英联合声明,这仍是一个尚未实际解决的任务。但这并不表示收回香港的要求高于一切或十分迫切,为了尽快收回香港可以不必考虑其它,更不表示今天靠尽快收回香港的口号可以把群众运动发动起来。香港人之中只有极少数是真正拥护港英殖民地政府,根本反对中国收回香港的。但是多年以来连大多数工人都认为:简单地由中国收回香港未必是好事;倘若由中共政府来统治,那实在是港人的不幸。这种想法并非纯粹是落后思想表现,其实也是现实的反映。我们革命者应该充份估计到这种现实情况(包括现在的群众心理在内)。我们应该了解:现在的问题不是迟收早收,而是收得好不好。好的收回办法可以保证收回以后港人的生活比殖民地时代好,而不是反而变坏了,所以提出一种好的收回办法可以得到群众拥护。但是提早收回并不能保证有好的办法。相反,由于今天香港民众还没有组织起来成为强大的力量,并没有把握能够对抗中共的操緃和压制,所以人们听见早日收回的口号只能联想到早日陷于中共统治之下,而这种联想是大有实际根据的。况且,定期在一九九七年移交香港政权,已由中英两国政府一致决定,若要提早收回,并不是发几张传单,喊几句口号就可以实现的,必须群众起来作激烈的斗争。这不但要面对港英的镇压,还要同中共对抗;不但要准备付出经济损失的代价,还要准备付出流血的代价。这样做是必要的吗?是值得的吗?为甚么一定不能多等几年,和平收回呢?如果群众听到早日收回的口号肯这样询问一下,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已经是最好的反应了。恐怕多数的反应是骂这口号的提出者唯恐天下不乱呢!所以,像革马盟和十月评论社那样,现在还来提出尽速收回香港,反对等到一九九七年,把召开港人代表大会当作提早收回的手段,是十分愚蠢的做法,唯一实际的效果是令自己更加孤立。

港人代表大会的口号一向是托派在香港的中心政治口号,现在仍是这样。在中英联合声明之后的新形势之下,我们继续争取召开普选全权的港人代表大会,是为了真正实现港人民主自治,为了使收回香港真正对香港民众有利,而不是为了提早把香港收回。港人代表大会未必能在九七年之前召开成功。如果在九七年前召开成功了,也未必表示当时就正式收回主权,而有可能是香港暂时成为英国一块自治的属地。那样,就等于未有收回主权之名而有收回主权之实(由港人收回)。自然,那时也大有可能由港人代表大会干脆宣布割断同英国的政治联系,重归中国怀抱。这就是,在争取民主自治成功的时候附带解决了收回的任务,也实现了提早收回。无论如何,重要的是港人真正抓到民主自治权,而不在乎香港在宪法上是否马上断绝同英国的联系。由港人代表大会来体现的民主自治权,才是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至于提早收回香港,不一定对民众更有利,所以不应该把它当作一个目标,一个要求。

11)让香港现有制度基本维持不变,自然不是香港工人阶级和一切劳苦民众应有的根本要求,不代表他们长远的利益。这只是在现实不利的环境下权宜之计,胜过由中共政府直接来统治香港,胜过由中国政府强行把香港社会改造。香港民众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一样,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彻底的胜利。因此,我们社会主义革命者虽然认为中国政府宣布在收回香港时仍旧容许原有制度维持不变是正确的,却反对中国政府保证五十年不变。我们要求实行真正的、最高限度的港人民主自治,那就是:香港地区以内的一切制度、政策等问题,完全由港人自己民主决定。只要港人大多数还不想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就让它保待下去,甚至可以超过五十年。反过来,只要多数港人想要废除资本主义了,尽管还不到2047年,中国政府也应让允许而且帮助去实行政造。如果中国政府是真正遵守社会主义原则的工人阶级的政府,就应该采取这样的立场。我们认为,只有工人阶级真正达到了社会主义的觉悟,有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自动要求的时候,才是实行改造的最好的时机。所以我们首先争取一个最自由,最民主的政治环境,希望在那样的环境中让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经验认识到:仅仅得到民主自由还没有改变自己的工资奴隶的地位,只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才是真正的解放。我们的道路是最彻底、最可靠的革命道路,也是现实条件下最有效、最迅速的恢复社会主义的名誉的道路。如果中共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也应该采取同样的立场。那时他们应该一面利用手中的政权,让港人充份享有民主自治的权利,一面以革命党的身份,使用种种政治的(而非行政的、强制的)方法促使香港民众接受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中共早已不是革命党,而是官僚统治党了,他们根本不信任群众,而且害怕群众,所以他们不肯让群众享有最后决定的权力,不让工人阶级反资产阶级的斗争自由发展。他们若非强制实行改造,就是不惜利用国家力量保卫资本主义制度,不许工人阶级动摇和推翻它。

12)我们仍旧以立宪会议性质的口号(港人代表大会)作为中心政治口号,是因为这样的口号不但照旧最适宜统括一切局部斗争的要求,对群众政治意识的提高最有帮助,而且对港人新近普遍关心的政制改革问题提供一个基本的解答。不管中共多么愿意维持香港现制度不变,在收回主权以后,香港的政制也非实行相当大的改变不可。为了准备年97的改变,政制改革现在就需要开始。

按照今天香港的形势,我们这中心口号的完整的提法修改为:召开全面普选的港人代表大会,通过基本法,建立民主自治政府。这种提法充份表明彻底的民主要求的特点,同其它各种虚伪的、半吊子的民主化要求和政策区别开来。它标明了:第一,这个代表大会是全面普选产生的;第二,它具有通过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的职责和权力,这就是说,基本法要先经它通过,再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确定;第三,要由它选举产生香港的民主自治政府。

13)只要这个口号被群众接受了,它所要求的东西就可以直接实现,不需要经过任何预备性、过渡性的步骤。而如果统治者有诚意实行真正的民主化,即使在群众还没有主动地普遍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也很容易经过一个短促的(大约几个月的)技术性准备时期,就直接把这要求实现。那些担心群众太早获得普选权会滥用这权利来破坏经济繁荣等等的见解,实际上是根本反对民主主义的,它代表反人民的特权层的死硬立场。为了更容易说服那些尚未觉悟的群众和真正怀有善意但是过份胆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在个别的场合首先提出较低的要求。例如有时我们可以首先提出立即实行全面普选立法局。我们提出这个较低的要求,只是为了说明:如果真心想实现民主化的目标,最低限度第一步可以全面普选立法局。这个第一步,既可以在实践中真正培养民众的民主能力,真实反映民意,又完全可以避免任何多少有点理由值得担心的流弊。在提出这个较低要求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放弃了本来的要求,连暂时放弃都不是。这只是一种辩论和说服的投巧。全面普选的港人代表大会的口号从现在起不间断地一真直都适用,要等到它的任务完成,让位给更高级的政治口号的时候才放弃,或者不再作为中心口号。

14)凡是民主政制还没有实行过的地方,全民民主的口号都对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我们社会主义革命者要积极利用它来发动群众,不应该轻易抛弃它。全民民主的口号,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性的口号,但它向来都常常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反资产阶级的政治武器。当普选的立宪会议之类的机构实际出现的时候,它的阶级内容(即内部的实际权力)并不一定是资产阶级的,而大有可能是工人阶级的。无论历史实还是理论,都可以证明这点。反过来,那种公开剥夺资产阶级政治权利的无产阶级民主形式,即法律上明文规定的公开的无产阶级专政方式,必须在群众从实际政治经验中获得了充份的教育之后,而且真正有必要时,才适宜提出和实行。过早的提出,是一种自陷于孤立的幼稚、愚蠢的做法;在教育群众的作用上,也无益有害。鉴于今后社会主义革命者在香港要面对着的特殊困难的环境,我们要千万小心避免沾染这种幼稚病。理论和许多经验都证明: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亦即无产阶级专政,并不一定要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在落后国家,工人阶级要能够成为人民公认的民主旗手,才能够实现它领导完成不断革命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专政(不论民主的程度怎样)并不一定要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保证,并不在于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而在于无产阶级本身达到充份的政治觉悟,和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加上剥夺资产阶级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民主(健全的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比广产阶级民主更寛宏,而不是更狭窄。

15)我们要促使港人代表大会和民主自治政府尽快实现。这不但可以使香港民众早日获得权力去实行他们所急需的各种政革,而且也保证香港在1997年以后享真正的民主自治权,有力量去应付中共政府的専横干预。我们要反对那种认为香港只能实行合乎中共统治者意愿的政制的论调。那论调只符合资产阶级卑鄙自私的立场。香港资产阶级从来都不需要而且害怕民主。如果中共对香港内政的干预不至于根本妨碍资本家剥削工人,他们大可以接受。如困连他们的剥削自由也受压制了,他们可以逃到外国去——他们有钱,而且多半早已有一部份摆在外国,逃走是很容易的。如果工人阶级相信他们的论调,当他们还留在香港的时候驯服地不起来争取民主权利,正好让他们有更长的时间在安定中拚命剥削发财,然后留下工人阶级在中共官僚统治下永远受苦。

自然,光靠民主政制本身和它所反映出来的香港民众的意愿,并不足够有效地抗拒中共的武力压迫。但民主政制是一种最好的条件,让香港民众去发挥他们的力量抗拒专制压迫。第一,在民主政制下,民众最容易得到高度的政治意识,认清自己真正的利益何在,并且会表达出来。第二,真正的民意通过正式的代表机构表达了出来,中共统治者就不能假借民意来推行违反人民利益的政策。第三,到了香港民众被迫起来反抗中共公然压迫的时候,他们具有最明显、最巨大的道义力量,这种巨大的道义力量既可以加强他们自己的队伍,又可以对中国其它地区以及世界各国的民众发挥最大的影响,引起们积极支持。

民主政制并不是一建立起来就能够自动保证运行良好的。需要经过相当时间的实际练习,民众才能够学会正确运用民主权利,养成良好的习惯,使民主政制的优点发挥出来。在做到这一步之前,新成立的民主政制可能显出不少缺点,让反民主的势力有机可乘。所以,为了防止中共的压制,香港的民主政制成立的日期越早越好。拿今天的香港同欧美先进各国开始实行民主政制时候的情况比较,没有理由说香港还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

16)在香港,只有工人阶级行动起来才会出现强大的民主运动。但是工人阶级对政治的冷淡态度看来不容易在短期内改变。所以民主运动恐怕也不容易发展起来,港人代表大会的口号在短期内恐怕很难得到群众响应。在这段期间,我们要一面取最迅速的政制民主化,一面积极投身于各种各样的局部性的改革运动,联系着这些局部性的改革要求和实际奋斗的经验来宣扬港人代表大会的口号。目前看来,最迫切又最能吸引群众的局部改革至少有三方面,就是:法律和行政上的中文化,母语教学,扩大社会福利。这三项都是同群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而前两项特别直接联系着一九九七年的收回主权和消除殖民地色彩。扩大社会福利的要求一向受资产阶级的坚决反对,今后也一定继续受到他们反对。另外两项,现在大概没有人再敢于根本反对了,但是仍会有不少人(主要是那些直接靠英国统治得利很大的以及思想奴化得最深的人)要找出种种借口尽量拖延这种改革。实际上,由于英国统治香港已有一百四十多年,而现在中国决定收回主权又保证了现状基本不变,所以实行这种改革是有不少困难和值得顾虑的地方。因此,在这三项改革过程中都一定有许多利害上和意见上的冲突。我们革命者要经过充份的调查研究,来提出最能够维护劳苦大众利益的具体要求和办法。如果群众积极参加了这些改革运动而在其中受到良好的政治教育,就容易接受港人代表大会的口号,并且支持其它的改革要求了。

17)无论在九七年以前香港所实行的政制改革中还是在香港特区基本法的讨论中,我们都要求以港人代表大会为香港的最高政权机关,而港人代表大会要由全面的、直接的普选产生。我们反对局部民选,反对间接选举和所谓功能团体选举。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维护少数人的特权而限制大多数民众的民主权利的办法。我们也反对用政治协商会议代替港人代表大会,反对用协商的办法产生新的行政机关。新的行政机关(自治政府)必须由港人代表大会选出。我们反对那些假民主的政制,自然并不表示我们认为应该抵制那有关的选举。当群众运动还没有力量马上可以扫除那些假民主的制度和机关的时候,自然应该参加选举,利用选举的机会扩大宣传民主和革命的政纲。我们要求基本法上面明文规定港人有进行政党活动的自由权,而且在选举中各政党都有平等的竞选权利。

. 一国两制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

18)一国两制的政策得到广泛的赞美,被称为伟大的创造。这个合唱队里面不但有中英两国政府和香港资产阶级,还有其它资本主义强国的政府。表面上,各方面的声调虽然有所不同,却互相谐和。主要的差别在于:香港资产阶级始终带着几分忧虑,恐怕中国政府现在对香港的政策未必真能维持六十多年不变,而中英政府则极力保证联合声明一定兑现。事实上,不难看出,在那些赞美者的内心里,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想法。中共相信到了2047年左右,政治和经济的形势都可以让它顺利地改造香港社会,实现制度上的统一;香港和各国的资产阶级却期望着性质相反的统一,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复辟。这两种相反的估计和愿望,究竟哪一种有较大的机会成真呢?这是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资本主义和国有财产制度(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是两种互相敌对的制度。不把私人资本收归国有,不压制资本主义企业的重新生长,就不能建立和维持国有财产制;不保障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权和营业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维持。所以两种制度在一国之内并存,只可能是过渡状态。终归不是国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消灭国有制。这两种制度的代表人一定要进行不可和解的斗争。一个国家政权不可能长久地对这两种制度都加以保护。

19)中国立国的原则是社会主义,中共统治集团一直宣称要坚持这个原则,它允许香港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局部的、暂时的政策。这样看来,似乎将来废除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成问题的,恰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对待大陆上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但是,现在香港的情形和大陆的先例有很大的不同。中共再三声明而且尽量提供各种保证:收回香港后一定让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保存五十年之久。从现在到收回还有十二年半,加起来是六十二年半。假定这种保证十足兑现的话,就表示:现在刚刚懂事的小孩子都要准备终生接受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说,简直人人都不能把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当作自己可以看到实际结果的事业。这不啻对社会主义运动大泼冷水。

新中国立国已有35年,苏联立国已有67年,世界上另外还有十多个国家是宣称奉行社会主义原则的。经过这样长久而广泛的试验,中共还在实际上宣告: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现在不宜扩展,那是今天的儿童的孙子的一代人的事情。人们听了,只能得出社会主义理论已经破产的结论;至少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太早了,应该退回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所以,中共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政策的实际影响,是大大助长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政策长期执行下去,不但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而且恐怕不到62年,连中共本身都蜕化变质,成为资本主义复辟党。反过来,如果中共不抛弃社会主义的目标,那五十年不变的诺言就要中途背弃,提早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看来,中共变质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20)过去中国本身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资本主义繁荣的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开始获得较大的发展,那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已经充份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第一个工人国家就在那时成立了。随后20多年,直到中共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中国人民一直痛切感受到资本主义的丑恶性:世界经济恐慌,长期的大批失业,落后国家在帝国主义转嫁恐慌之下民不聊生,残暴的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统治着中国,中国不断地被外国侵略。在那时代,即使在资本主义化的程度最高的大城市里(例如上海),也充满了饥饿和失业的现象,不但工农群众生活困苦,连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都痛感谋生困难,连大学生都要叹息毕业就是失业。对比起来,采取国有化计划经济制度的苏联,却在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年代中迅速发展,提高生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两大强国之一,而且把它那种新制度推广到东欧一系列国家里去。正因为这样,中共打倒了国民党政权,就很容易以俄为师,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而拥护资本主义的思想根本没有办法在劳动人民的心里生根。但是今天,由于种种原因,世界资本主义有了不少的改良,它给中国人民的印象和三十多年前大不相同了。反过来,在官僚操纵下的中国和苏联等国的计划经济,却充份显示出它对人民的积极性和进取心的扼制作用,经济效果低下,生产发展的速度日渐降低,不平衡性日益显著,人民生活的需求不能满足,甚至酿成巨大的危机。35年来香港的经济发展显然胜过中国大陆,也胜过上海等大城市。香港人的生活水平更引起大陆人民和官僚的普遍羡慕。随着香港的回归祖国,中国本身就有了一个可以显出资本主义的进步性的地区,而且有了一个经济力量强大到过去中国所未曾有的资产阶级,还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层。这等于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引力中心。中共官僚大有可能越来越觉得,可以从世界资产阶级那里学到的富强之道比从马恩列斯毛那里学来的更多、更实际。这样,中国的新经济路线就会变成全国学香港的路线,朝向恢复资本主义的方向走去。

中共本身抗拒资本主义吸引力的力量是不大的。它真正从事工人运动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经验不多,而且是50多年前的事情了。现有的绝大多数党员,是掌握政权后才吸收的,而且是在它已丧失革命性以后才吸收的,所以大多数是追求利禄的官僚或官僚候补者。党内最高统治集团也没有坚强的社会主义传统。他们的取得国家政权,是靠长期从事以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为政纲的军事斗争,胜利后很快成为不受人民监督的官僚统治者。他们是根深蒂固的的民族主义者,真正终身坚持的奋斗目标只是中国的富强。因此他们长期怀有两种制度在世界上和平共处的幻想。一国两制的思想,正是世界性和平共处幻想的进一步发展。过去他们认为俄国道路是最好的富强之道,近来却越来越觉行向西方取经更有用了。香港归他们统治之后,他们在同资产阶级长期密切合作中,一定难免更进一步受资产阶级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感染,他们本身和家族份子之中,一定有许多人发生积聚资本先富起来的愿望。所以,只要中共现在对香港的政策真正维持60年多年不变,它整个党变成资本主义复辟党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无论如何,这个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统治党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可靠的保卫者,这些官僚变成资本主义复辟派总比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派容易许多,而今天又比30年前容易。即使中共本身不变为复辟党,它始终坚持着的专制统治和新近采取的一国两制政策,在客观上也是替资本主义复辟铺路。

D. 社会主义者的新课题

21)新形势向香港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提出了两个新课题:一个是乘着香港非殖民地化的时机,怎样尽量争取政制改革和其它改革的最大成果,并且在改革过程中尽量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另一个是,目前社会主义运动处于非常不利的形势下,我们革命者应该采取怎样的办法来维护社会主义事业。

22)由于香港还没有实行过民主政制,而目前工人运动低沉,社会主义更非常不得人心,所以我们自然不能直接提出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府和社会主义性的改革要求,只能首先要求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最高度的民主制度。在这种最高限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工人享有最大的政治自由,所以最容易团结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目标。

23)英国和中共都不肯让香港人享有充份的民主权利,他们在压制民主这方面将继续合作。但是,关于97年以后要有一个怎样的港人自治政府,中英政府之间难免有矛盾。英国虽然已经不能奢望将来的港人自治政府是确定地亲英的,却可以尽力使它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较少受中共控制,反而有能力对中共发生最大的阶级同化作用。因此港英当局现在就推行它那套政制改革的计划了。中共对未来香港特区的政制问题,实在不容易提出一个很适当的具体方案。在形式上,它不能不让香港实行民主政制,而且照理应该是和大陆一样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可是,想在香港做到民主政制完全有名无实,却比在大陆上困难得多了。因为它不便直接派人来香港做官,也不便公然由党机关来操纵选举和操纵一切管理权。虽然中共已经决定要抓紧对香港特区政府的控制权,有把握制止「越轨」行为,但是,只要将来出现香港民意公然与中共对立的情况,对中共来说已经是很不好的了。所以中共大概觉得政制问题是起草香港特区基本法工作中最困难的一部份。除了不让香港任何阶层真正掌握民主自治权之外,中共对那一向依赖英国的香港人资产阶级,到底让他们享有多大的政治实权,也有不易处理的微妙问题。一方面,不能不依靠他们,不能不主要通过他们去统治收回后的香港;另方面,又不能让他们有太大的独立性。正因为有最后一点顾虑,中共对港英的政制改革计划恐怕未必完全同意。所以,环绕着政制改革问题,将有错综复杂的多角斗争。虽然中英政府以及香港资产阶级都会自我制,避免让矛盾过份尖锐化和表面化,但是矛盾终归是不能避免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应该巧妙地利用这种微妙的矛盾关系,选择适当的策略去促进工人阶级的实际利益和觉悟。

除了政制改革之外,还有其它方面的改革也一定要进行。例如,使中文成为第一法定语文,清洗教育制度上的殖民地色彩,等等。所有这些改革都要求社会主义革命者积极参与,并且在其中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所有这些改革大概都要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筹划和进行:群众并没有当权,甚至群众运动也没有显著高涨起来,这些改革只是中国和平接收香港所引起的,而中国政府并不发动群众,中国政府势力的来到也不大引起群众的改革热情。革命者参与这样冷淡的改革,必须冷静地选择比较容易引起尚未激烈化的群众响应的口号、方案和步骤,要作耐心的解释和讨论,而不能指望简单的鼓动可以收效。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必须避免跑得太快,脱离了群众。等到群众热烈投身改革运动的时候,就不要害怕顺应着斗争的逻辑去号召更激烈的改革,以至超越资本主义民主改革的界线。

24)现在社会主义在香港和全中国都很不得人心,所以我们革命者努力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变得格外重要,但又格外困难。民众不喜欢社会主义,是因为拿中共在大陆所施行的制度同香港、台湾等地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比较,觉得大陆的情况更坏。民众根据实际制度的优劣比较,而不是根据理想的比较来判断;又拿经济效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考验社会制度的标准——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我们必须同意。这根本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这样,我们就必须承认:并非任何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制度都真正比资本主义进步,都真正是朝向彻底解放工人阶级和一切劳苦大众走去的过渡性制度。换句话说,国有化经济的具体制度的好坏,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只有经济管理的大权由民众自己掌握、经济计划是根据民众的利益和愿望来制定的那种国有化经济制度,才是比资本主义进步的制度,才是真正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这种进步的经济制度,又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制度为先决条件。那些不符合这种标准的国有化制度,不但不是确定地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制度,而且它的经济效果不一定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胜,有时反而更低劣。一九五八年以后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比不上香港和台湾,就是一个例子。

把上述基本观念弄清楚,我们为社会主义辩护的工作就稍微容易一点了。科学社会主义断定为比资本主义进步的国有化经济制度,是指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原则、以社会主义为发展目标的国有化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目标,才可以称为社会主义性的国有化经济。至于在官僚操纵下的非社会主义性的国有化经济,有种种弊病和丑恶性质,那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争取的制度,不应该由社会主义负责。不过,仅仅指出中国现行的制度不是社会主义性的制度,拒绝为它负责,还不能达到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目的。因为,资产阶级早已极力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前途的预测,根本是幻想。所以,我们社会主义革命者必须重新证明社会主义前途的真实性和优越性。最确实的证明,自然是创造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性的国有经济制度的实例来。在此之前,要从速具体地说明,真正的社会主义性的国有经济的体制是怎样的;同中国现存的体制比较,主要分别在哪里;并且证明这种体制是实际可行的。现在劳动人民既看不到这样的实例,又看不到这样的具体纲领,却看到许许多多在社会主义名义下施行的丑恶制度,所以社会主义事业才遭遇很大的危机。

25)社会主义事业的危机是世界性的。所有现存的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很不健全,不能成为世界工人阶级革命的感召者,反而大多数成为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失望和反感的主要原因。在政治上,这些国家大多数是反动的,极端反民主自由,可以和法西斯统治相比拟。而在经济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确切无疑地显示出国有化经济的优越性。这表明:工人国家的反官僚革命所需要解决的任务,不仅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还有经济制度的大事改革,就是把国有化经济的具体制度改造成为真正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发展方向。

过去,主要是在世界上只有苏联一个工人国家的时期,我们革命者估计有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会首先胜利,这胜利使变态工人国家的群众激发革命的热情,起来矫正那些畸形。到了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些变态工人国家的丑恶状况,正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愿意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主要原因。尽管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大有令人不满的地方,但是比起变态工人国家的情况,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觉得还是保持现状的祸害较小。如果始终没有一个工人国家发生革命的突破,改变了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恐怕难望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有信心和勇气起来实行社会革命。另方面,工人国家里面却已经屡次发生巨大的社会政治危机,而且有些国家的群众已经尝试过起来革命了。因此,我们对世界革命的展望应该改为如下那样。

世界革命的三大部门中,变态工人国家的反官僚革命现在占关键性的地位。这类国家发生革命的机会,同不发达国家相近,而大大超过帝国主义国家。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一旦胜利了,对全世界的影响,对全世界的影响,将大大超过不发达国家革命的胜利,而且不下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胜利。反官僚革命胜利的工人国家,将立即实行政治和经济的体制改革。这不但很快使本国的经济和文化得到巨大进展,而且很快使本身成为世界革命的指路明灯。在这个活榜样的感召之下,世界三大类国家都会迅速发生革命的反应,完全打破世界革命发展迟滞的局面。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联邦不久也会出现,而且迅速扩大。这是今后世界革命大浪潮兴起的可能性最大的途径。不但工人国家的革命者,连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应该充份认识这个可能性,并且尽最大努力去促其实现。

26)无产阶级革命比资产阶级革命需要有更详细的革命纲领;而无产阶级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对详细的纲领的需要,又比反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更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已经存在而且相当发达了,革命的任务只是扫除那障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制度等等而已。所以革命的纲领可以由几个简单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来组成。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只能在革命胜利取得政权之后才开始创造。从头建造新的制度,自然需要详细的纲领作为蓝图。六十几年的历史经验证明:绘制社会主义的蓝图是很困难的,至今还没有修改到妥当。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就是为了根据修正了的蓝图去全盘改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工程。所以,掌握正确的详细纲领,是主要的先决条件。没有它的时候,即使政治革命胜利,也未必真正解决得了革命的任务,除非在革命胜利后很快就把纲领的重大缺陷补足。普通的情形是:由于还没有认识到革命的具体纲领,看不到实际的出路,群众根本没有信心和勇气起来进行政治革命,只会因不满现状而消沉,或者只作局部性的改良斗争,甚至会误信恢复资本主义才是出路。

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纲领,本来已经在十月革命后由俄国共产党提了出来,可以作为初步工作的指引。可惜不久之后,那个纲领不但没有得到有益的修订补充,反而被斯大林派的官僚集团彻底败坏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掌握政权的各国共产党所奉行的纲领,都是反映反动官僚统治者的意识的纲领,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有很大的危害性。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立场的托派革命者,一向反对斯大林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败坏,坚持并且继续发展正确的纲领。第四国际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其中政治的部份可算是足够的,但经济的部份还很不够。实际上,社会主义建设对经济纲领的要求,比政治纲领更大。为了彻底改革被官僚们弄得很坏的国有化经济,需要一个相当详细的经济纲领,那是六十多年各工人国家的经验的总结,也是同一时期内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总结。这个总结的工作,需要我们科学社会主义者当作一个重大而紧急的任务去着手解决。这个详细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制定出来,对于世界革命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都有极大的帮助。这是目前可以着手的解决社会主义事业的危机的办法中主要的一项。

27)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着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但在实际上有非常重大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探讨社会主义性的国有化经济的理论问题,和对于制定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次改革提出许多新的经验、新的问题和新的见解。我们必须加以非常密切的注意和仔细的研究。这个研究工作是我们目前工作的重点之一。一个适用于中国的经济纲领,一定要通过这项研究才能够制定出来。这项研究还帮助我们了解:如果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可能采取怎样的途径,复辟的分界线在哪里,以及这种危险已经发展到甚么地步。所以这项研究工作就是我们能够在目前进行的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首要工作。

28)我们可以预测:将来首先发生革命的大突破的工人国家,大概是一个比较强大而又富于革命传统的国家。匈牙利、波兰、捷克都曾经发生过政治革命,但是统统在苏联干预下失败了。如果革命发生在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就可能挡住武力干预。我们中国是具备这种优越条件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口众多,国土广大;而且,作为过去革命的主要成果的一部份,中国在抵抗外国侵略方面已经表现出不可动摇的决心和非常坚强的实力。任何强国,甚至若干最强的国家联合起来,倘若对中国革命实行武装干涉,也难望成功。中国是全世界最富于革命传统的国家之一。从太平天国革命起,中国人民在一百多年内曾经起来革命过许多次。1949年的革命胜利,曾大大推动了亚非拉三大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大大改变了世界形势。中国人民惯于在最黑暗、更艰难、彷佛是绝望了的处境中跳起来打开出路。一百多年来,每当自卑、媚外的空气彷佛笼罩住全中国的时候,实际上总有一批仁人志士坚持着民族独立和进步求生的奋斗;每当社会上腐化堕落的风气彷佛压倒了一切的时候,虽有一批革命战士在进行着庄严伟大的工作。今天中国又处于黑暗与光明交织的形势中。中共被迫采取的革新路线,一方面带来经济的繁荣,一方面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一方面暴露出更多的黑暗、腐败、障碍,同时也透露出奋斗与光明的消息。无论如何,新路线所造成的新形势和新的社会矛盾,必将给人民新的革命奋斗提供新的刺激和新的有利条件。中国有长远、深厚而独特的文化传统。中国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文化。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中国人民都表现出有能力开辟新的历史道路,向外国人民提供新的典型。(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