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节译自《国际观点》第349

为同性恋的解放而斗争

德鲁克.维托里努

第四国际第15次世界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同性恋的决议。这几乎花了五年的努力才取得这样的结果,并为国际的同性恋工件迈出了一大步。世界大会两小时的辩论本身表明了为此花了许多时间,也表明了在今后的几年内会有许多机会取得长足的进步。

由于90年代末以来,同性恋运动在好些国家里迅速跃起,一年一度举行的同性恋者自豪的行军这种形式,使运动迅速扩展起来。现在,在首都巴黎、柏林、罗马、里约热内卢,组织成千上万人的行军巳成为常事。

而几年前那里只有几千人参加这样的活动。

在世界大会的讨论中,发言人都提到组织同性恋运动的各方面情况,运动从一国到另一国迅速组织起来了。葡萄牙革命社会主义党的联合报记者塞奇奥维托里努强调:第四国际的同志介入同性恋运动,使其成为另类全球化运动的一个方面的重要性。经历了在巴西阿雷格里港的第三次世界社会论坛,千万人就是通过同性恋运动这个平台而来的;去年11月佛罗伦萨第一次欧洲社会论坛也是如此。这些情况,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的发言人都提到同性恋者组织反对进攻伊拉克。维托里努说,整个葡萄牙的同性恋运动都反对战争。

维托里努说,好多年以来,人们都把注意力集在谈论法律改革上。而今,至少在一些国家里,社会舆论开始重视同性恋运动了。维托里努列举好几个例子说明同性恋问题与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之间的关系,例如:“反对「煽动仇恨」的原教旨主义者和极右势力以「禁止同性恋」来恐吓反对者;反对以同性恋为由裁减员工;反对限制移民法律(这种法律使同性恋移民面对双重困难);反对跨国医药公司为了自身的超额利润不给贫穷国家免费用药的待遇”。在大会的讨论中还提到了在纳粹集中营同性恋者的命运,早先溶合在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同性恋运动,现在又出现在以色列的和平运动,和反对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国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斗争中。荷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彼得德鲁克就决议问题谈到在同性恋移民,特别是在欧洲的穆斯林移民中开展的组织工作,得到发言者(如来自英国的发言者)的赞同。德鲁克说:“我们反对穆斯林的魔鬼说教,但伊斯兰教徒有时拒絶接受西方国家关于妇女和同性恋的观点是正当的。事实上,伊斯兰世界有着丰富的歌颂同性恋的历史,而西方国家的文明对此袛是空有愿望。但同时,我们絶不同宗教的和非宗教的反对同性恋偏见作任何形式的调和”。一位美国的观察员着重指出反对原教旨主义的重要性。

理论和策略

关于同性恋决议的报告包括有:对压迫同性恋者的根源作出扼要的重点分析;和对1979年国际关于妇女压迫和解放决议的解释。在预备会议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在决议的一些章节的分析中,或者太过着重于资产阶级家庭,或者视家庭在近几十年来变化达到了最大的限度。但在世界大会的讨论中,这些问题并不占到显著的地位。一位乌拉圭代表争辩说,决议对家长制度和家庭的研究应该加深。

正如一位法国代表指出的,这次同性恋问题的讨论是社会转变过程中国际上广泛反映的社会问题的一部份。对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我们曾经有过工人阶级关于社会主义的狭隘观点。我们现在愈来愈认识到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是多样的复杂的。

我们在同性恋运动中的工作不仅反映了第四国际对家长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也反映了我们对同性恋所采取的战略和策略。我们认识到性欲的压抑是社会的和全世界的重要问题,犹如一个人在学徒期间必需服从和循规蹈矩一样,性欲的压抑在人的一生中是生理上重要的改变,甚至一个革命者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被迫面对这个问题时也会受到伤害。我们也认识到,没有那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会不同性欲压抑的基础有关。依照维托里努的说法,这表明同性恋的斗争具有破坏性的潜能,也表明了我们参加这一斗争的合理性。他说:革命者在同性恋运动中的工作必需建立在“尊重自主,自我组织,和群众运动优先的基础之上,但要干预运动的过激化,要推动同性恋运动与其它社会运动的联系,对运动的研究要开诚布公,支持运动的改革,但反对强制把性欲的压抑规范化和一体化;这些做法是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改变的。”也不能认为这样做就是害怕同性恋的重要根源。

配对

欧洲的同性恋运动(也包括其它地区的运动)要求为同性恋立法,承认同性恋的亲属关系,包括直至同性恋配对结成的亲属关系。国际大会的讨论反映了社会主义男女平权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何等混乱,他们把婚姻看成是暴虐的家长统治的制度。澳大利亚和德国有些过激的同性恋者,我们的支部曾同他们一起工作过,他们简单地反对同性恋立法的要求,和拒絶参加为此而进行的组织工作。德鲁克为决议进行辩护,认为决议是站在「辩证的和变化的」立场上看问题的。决议从同性恋者眼前的需要和要求出发,探究了为同性恋婚姻进行斗争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列举了过激份子必定会加深这些矛盾的几种手段,例如:要求同性配对婚姻在各方面都得到完全的平等;反对法律上以父母血统出身的中心地位;要求每个人的婚姻状况自主,不同全体的或个人的社会权利挂钩。这些就是我们用以争取同性婚姻完全平等的手段,目的在于打击和摧毁现行的婚姻制度。

大会的讨论一再肯定,在性与家庭问题的讨论中,儿童问题是个特别敏感点。有一位代表,是个父亲,他对媒体针对追求同性恋自由的人们,把儿童的性恶习视为犯罪,表示了自己的气愤。他指出大多数儿童的性恶习,大都是异性相恋的,而且是发生在家庭之内。一位来自卡塔隆尼亚的青年代表说,对青少年同性恋者的压迫必须从全局来考察,这就是普遍存在的对青少年性权利的剥夺。这是当今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的一个特征。

维托里努谈到在同性恋青年进行组织工作的具体问题说:“强硬约束性行为,违反道德的性偏见,性羞辱和性恐吓的说教就是性压迫的各个方面,都是针对青年人的。”再者,大多数青年人缺乏性解放的手段,在许多国家里,由于削减社会福利、加强了青年人对家庭的依赖性,毁坏了他们除了依靠异性婚姻的家庭之外,就不能活下去的基本的先决条件。青年同性恋者特别容易受到歪曲的同性恋情欲的幻想所影响,因为他们没有经验,在他们陷于同性恋情欲的痛苦过程中,也没有人可以咨询和帮助他们。

有好几位发言人就个人的性问题发言感到很困难。有一位发言人认为决议谈个人或私人问题比谈政治问题太多。其它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丹麦的一位妇女代表说,谈论个人的性问题是困难的,但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过去和未来

第四国际关于性压迫和性解放的问题的讨论并非今日才开始。早在1934年,左派反对派就反对斯大林讉责当年苏联的同性恋者。皮湟洛普杜冈是1979年国际关注妇女解放决议案的作者之一。他随时提醒这次会议,1979年的文件保卫了同性恋者的权利,特别讨论了女同性恋的斗争。第四国际1995年世界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同性恋的16条,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遵循的和建立未来广泛的群众性国际的根据。

1998年、2000年和2002年召开的关于同性恋运动的三次世界讨论会,有助于加深理解和增进国际合作。这次第四国际世界大会采纳了1998年讨论会草拟的关于同性恋运动进程的决议;并通过电子邮件继续在第四国际领导成员中交流,如同在讨论会的领导者中进行交流一样。从开始直到几天前召开世界大会都是为了在第四国际同性恋的活动份子中尽可能达到有关同性恋问题的意见一致。由于在决议提交世界大会之前,起草委员会在既有争议的问题上巳经取得协调,所以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一直有人说国际着手解决同性恋问题是太迟了。没有人怀疑这种说法。一位ACTUP的活动份子说,与艾滋病作斗争这个生与死的问题,早在80年代便提出来了,仅仅是最近这几年我们才重视这个问题。其它发言人认为在第四国际组织中,异性相恋是正常现象。维托里努说:“我们在寻求性问题上的深刻变化,在这样的社会里,异性婚姻关系的特权,性关系的改变和各种同性恋的问题都不会成为社会组织的中心问题。”维托里奥认为在我们组织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要求的变化巳经开始。“这就是说,把战斗员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成是私人的事情,这是很成问题的。恰恰相反,正是这一场合,存在着同性恐惧和性歧视的复合症呢。”在维托里努看来,这不仅暗示在我们组织内部反对性问题的偏见,而且是要理解关于性问题的重要性,藉以作为行动的依据。

我们反对有些人以为性的问题并不重要。要知道,在我们组织中有某些人在异性恋爱,或同性恋爱时,我们对此是支持呢,还是让他们在自我反省中受到伤害。维托里努说:“承认同性恋者有自我组织的权利并非要把有同性恋的同志排除在外”,包括从组织的基层到领导层的同志在内,而这是很少发生的。他还注意到不管有多困难,第四国际组织在建立和促使同性恋运动政治化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在许多国家里,国际的支部同现有的同性恋运动都有联系。维托里努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每一个战士为争取同性恋权利的斗争归纳到总的议事日程去。

法国和葡萄牙的组织是第四国际在欧洲的同性恋运动中,工作最得力和组织最好的支部。而在他们国家的预备会议上却没有提出国际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决议来讨论。德鲁克在他的总结中提到这次世界大会代表的选举过程表明了国际远没有做好。虽然担当起草同性恋问题决议的七、八个人中有一半是妇女,有几个是来自被统治的国家;而在大会上作报告的,却由欧洲支部的两位男同志来分担。

70年代以来,墨西哥革命工人党便是第四国际支部中第一个注意把同性恋工作作为中心工作的支部,并担当起该国同性恋运动的重要角色。自那时以来,第四国际更偏重于欧洲的同性恋和性解放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一位乌拉圭的代表要求国际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到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