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

——第四國際第十二次世界大會通過

(一九八五年一月)

兆立 譯

目前在國際工人運動中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無產階專政的不同觀念的爭論,是除了十月革命以後的那幾年以外最深入的爭論。產生這個爭論是由於1968年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鬥爭以及反帝鬥爭有所增長,也由於資本主義和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官僚統治同時出現危機;而且也由於國際工人階級對斯大林主義及一般的官僚的本質有了深刻的認識。這些因素,使這個爭論不再局限於學術性,而具有實際政治的意義。為了推動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對這個問題需要有明確的立場。因此,第四國際需要表明它對這個問題的綱領性立場。

一、甚麼是無產階級專政?

關於奪取政權、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無產階級國家的本質、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等等問題,各種派別的改良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即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者)之間的基本分歧,在於以下各點:

1)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有階級性質,而且國家這個機構是統治階級保持其階級統治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所有國家都是專政。資產階級民主也是一個階級的專政。

2)改良主義者和許多中派主羲者認為「民主」或者「民主的國家機構」是超越階級和超越階級鬥爭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個看法是個幻想,所以排斥這個幻想。

3)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即使是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其國家機構只是支持資產階級的權力與統治(在帝國主義國家,更是支持它對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的剝削)的工具。因此,資產階級國家機構決不可能成為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以及把政權從資產階級轉移至工人階級的工具。

4)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工人階級要奪取政權,必定先要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而首先是要消滅資產階級的軍事和警察的鎮壓機構。

5)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為了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需要提高工人的覺悟及發展工人的群眾組織。

6)因此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得出如下結論:工人階級只能經過一個與資產階級國家機構完全不同的國家機構來行使政權;這個國家機構是從獨立自主的。民主地選出來的、集中的工人議會(蘇維埃)而產生的;這個工人會議的基本特徵,已由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包括——所有公職人員、法官、工農民兵的指揮官,及國家機構中所有勞動人民的代表,都應該由選舉產生;選舉出來的官員應當經常輪換;他們的收入不應超過熟練工人;人民有隨時罷免他們的權利,蘇維埃式的機構應該同時行使立法及行政權力;大量削減永久性的行政人員的數目,越來越多地把行政權移交給勞動群眾的團體。換句話說,這個國家機構不是議會民主制,而是蘇維埃式的代表民主,同時結合著日益增加的多類型直接民主形式。

列寧說過,工人國家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支持大多數人民的統治。反對少數的剝削者與壓迫者的國家。「人民大多數可以代替那些享有特權的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官吏、常備軍軍官)的特殊機關來直接進行這些工作,而行使國家政權的職能越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就越不需要了。」(《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407頁)因此從綱領的角度來看,無產階級專政與工人民主絕不矛盾。「從它的本質來看,無產階級專政可以是而且必定是最成熟的無產階級民主。」(《托洛茨基文集》,法文版第5卷,206-7頁)。

以上總結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是馬克思主義學說關於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及建立無階級社會的過程的一個基本部份。「專政」這個名詞有它的具體的意義:它是工人階級解除資產階級武裝、沒收資產階級財產、行使政權的工具,是防止資產階級重新建立資產階級國家政權及恢復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的工具。

但是「專政」的意思絕對不是對大多數人民實施獨裁的統治。共產國際成立大會的宣言說得很清楚:「無產階級專政是用暴力鎮壓少數地主資本家剝削者的反抗。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必然使民主的形式和機關發生變化,而且,一般說來,正是這種變化使得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動階級能空前廣泛地實際享有民主。實際上已經形成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確是使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階級有實際享有民主權利和自由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甚至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也是從來沒有過的。(《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8441-442頁,《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的報告》)

這樣的在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只是在有需要「劇烈地鎮壓已喪失政權的階級的反抗」的時期,才發揮國家的職能。這就是指馬克思主義傳統上稱之為無產階級的國家專政的時期。「從它成立開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已經不再是舊有意義上的國家(即要維持大多數人民臣服於其下的國家)了。物質力量與武器一道,直接地、即時地轉交到工人組織例如蘇維埃的手裏。」而這個國家,「一個官僚的機構,就從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日開始消亡。這就是至今仍沒變的我們的綱領。」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這樣寫道。

顯然,當資產階級的反抗已在新的工人國家中被擊潰,但如果這種朝向國家消亡的變化並沒有實現,反而官僚化的過程卻發展了,那我們面對的,則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而是它向官僚化國家形式的墮落。

因此,我們排斥改良主義者與許多中派主義者(他們受了資產階級思想或斯大林主義獨裁政制的辯護者所影響)的辯解,說贊成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們之間的基本分歧,在於前者贊成一黨制而後者反對一黨制,或者在於前者要嚴厲限制或鎮壓民主自由,而後者堅決保衛民主自由。歷史事實證明上面這個論點是非常虛偽的,因為當資產階級制度有被群眾推翻的危險時,改良主義者不但極願意嚴厲限制群眾的民主自由,甚至於要用警察及軍隊來鎮壓群眾;改良主義甚至不能而且不願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採取有效行動保衛群眾的民主自由、反對極右分子的威脅,因為這樣做會招致群眾的廣泛動員,包括群眾的武裝。

第四國際保衛馬克思和列寧的這些傳統觀念,反對許多共產黨和中派主義組織公開地在政綱上修正馬列主義。如果沒有生產資料與社會剩餘產品的集體所有制,如果沒有全體工人階級經過民主集中制的工人議會來實施經濟計劃與經濟管理,換言之,如果沒有勞動者的計劃管理,是不可能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除非工人階級沒收了資本家的政治與經濟權力,而自己行使國家政權,否則社會化是不可能實現的。在民族國家狹窄國界之內是不可能產生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

根據所謂歐洲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其他幾個國家的共產黨、以及中派主義的組織、各社會民主黨等現在所共有的改良主義的思想,勞工運動是能夠在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結構中,經過議會選舉,以及漸進地奪取「權力的位置」,來完全達到它的目標。但是,特別是經過了智利的悲慘經驗以後(這個經驗證實了這麼多歷史的教訓);我們必須堅決反對這種改良主義思想,並暴露它的下列本質:它用來掩飾它放棄了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的鬥爭;掩飾它放棄了為沒收資產階級財產、為經常保護工人階級利益而鬥爭的路;以更有系統地與資產階級進行階級合作的政策來代替一貫的階級鬥爭的政策;在資產階級所發動的暴力之下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因此,在資產階級遭受到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嚴重危機時,表示了向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投降的趨勢。在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的情況下,如果這個改良主義政策確定成為勞動者的政治態度的話,這不但不能減低「社會轉變的成本」,不但不能和平地即使是緩慢地達到社會主義,反而會導致德國式的、西班牙式的、印尼式的、智利式的血腥的失敗與大屠殺。(在德國式的失敗的原因中,還要加上共產國際的罪惡的過左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二、工人議會的權力與勞動群眾民主權利的擴展

無產階級專政的全部內容,即無產階級民主,表示國家政權由民主地選舉出來的蘇維埃,即工人議會,所掌握。馬克思與列寧對資產階級的民主局限性的整個批判,就是基於以下的事實:私有財產與資本主議剝削(即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再加上資產階級社會所特有的階級結構(工人階級的分離與疏遠、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鎮壓機構的職能,等等),在甚至最民主的資產階級政權,也以暴力限制極大多數的勞動群眾行使民主權利與享受民主自由。

從這個批判所得出的結論就是,無論從經濟及社會的平面來看(如工作的權利治生活的安定。免費教育。空閒時間等等),抑或從政治及社會的平面來看(如工人及各階層的勞動者所享有的民主權利的範圍與程度),工人民主必定比資產階級民主優越。與無產階級在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制之下所享有的民主權利比較起來,如果讓一個黨或者讓這個黨所控制的「群眾組織」或「職業團體」(如作家協會)壟斷了印刷機構、電台、電視及其他大眾傳播工具及集會場所,事實上是限制而不是擴大無產階級的民主權利。勞動者(包括持不同意見的勞動者)應該有權使用民主自由(新聞、集會、遊行、罷工的自由等等)所必須的物資設備,同樣地工會應該獨立於國家而且不受當權的政黨所控制,這都是很重要的事。因此,如果要使勞動者享受到比在先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下所享受的還要廣泛的民主自由,那末就不能限制他們有在政綱或意識形態的基礎上組織政治團體、政治傾向或政治黨派的權利。

而且,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勞動群眾的自我活動與自我管理的方式一定會多姿多彩,他們的「政治活動」、「政黨」、「政綱」及「民主權利」的觀念一定會比資產階級民主下的各種政治生活更擴大更廣泛。這不但表現在代表制的民主的更先進的形式(如代表會大會)和直接民主(即用民意投票的方式使群眾直接決定某一政策中的主要的問題)的結合;而且連「政治」內容的本身也會如此。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甚至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商品生產的形態之中,價值規律,即不受人們意願管制的客觀的經濟規律,在基本上調節著經濟生活。社會主義革命表示人類有可能大踏步地走向自覺地調節其經濟及社會的命運,而不是盲目地受經濟規律所支配。這個過程只能在全世界社會主義社會之中才達到完滿的和諧的程度,但這個過程的開端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即自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對社會化的經濟作自覺的計劃。雖然在這個時期,價值規律的影響不能完全消滅,但是應可限制它的支配作用,否則經濟就無法計劃化了。

但是計劃的意思就是依照社會所決定的優先次序,而不是依照盲目的巿場力量及利潤的規則來分配經濟資源。優先次序的決定牽涉到以千萬計、以億計人的生活,而且它的含意、後果反過來會影響生產者及勞動者的行為,所以問題是誰來決定這些優先次序呢?

基本上來說,只有兩個方法能代替價值規律的統治:由上而下的強加給群眾(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官僚方法(不管它們的起源及性質如何,官僚方法包括溫和的專家人員的家長式統治及斯大林式的極端橫蠻的專制政治);或者,經過民主集中制的工人權力機構,亦即經過社會主義民主的機構,由生產者自己來作決定。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政治辯論及政治鬥爭的主要內容就是如何作這個選擇。

經驗已經證明,第一個方法是非常浪費、非常沒有效率的。因為它不但是資源及生產能力的直接的浪費及計劃的失調,而且是有系統地窒息工人階級的創意力與生產潛力。理論的及經驗的分析得出以下的結論,即第二個方法能夠而且一定會大大地減少上述的缺點。無論如何,第二個方法是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生產者及消費者自己管理的無階級的社會——的唯一的方法。

然而,經驗亦已證明,如果沒有獨立於蘇維埃國家機構的輔助性監督機構作為制衡,光是這個工人代表會制的民主集中制的工人權力機構也不能全部解決建設社會主義面臨的社會及經濟問題。為了保證能保工人的需要及保衛其生活水平免受工人代表會的一些決定所侵犯,尤其是免受管理機構的任何任意的、官僚的舉動所壓迫,因此有必要成立獨立的工會,並實施保障工人罷工權利的勞工法。1956年的匈牙利經驗,1968年的捷克經驗,1980年以來的波蘭經驗,都證實了這是經歷過官僚獨裁統治的無產階級最基本關注的事。雖然在原則上,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在單一的民主的工會中組織起來,但不反對工人有權成立多個工會。工會獨立性的一個要素,是負責工會中央領導工作的人不同時兼任一個政黨的中央領導工作。

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亦牽涉到改造各個層面的社會生活的巨大過程。它牽涉到要不斷改變生產關係、分配方式、勞動過程、經濟與社會的管理方式,大多數人民的風俗、習慣及思想方法等等。它牽涉到要基本上重建各方面的生活條件:城巿重建,徹底改革教育制度、恢復與保護生態環境平衡、技術革新以保持稀有的自然資源,等等。

在過去,統治階級總是霸佔了文化的豐碩成果,而且讓知識分子享有特殊的權利。這個特殊的集團的成員替統治階級傳佈和發展科學與藝術,並為統治階級提供各種專業人員。

當群眾漸增地吸收過去的全部的文化遺產而且開始創造無階級社會的文化的時候,知識分子就會慢慢地消失。這樣子,「勞力」與「勞心」之間的區別也會消失,同時每個人將會能夠發展各人的能力與才幹。

關於這方面的努力,人類都還沒有藍圖,因此一定會發生重大的思想和政治的爭論與鬥爭。圍繞這些意見分歧而產生的不同政綱,將會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從建立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即從無產階級的全面的階級利益而不是從部分的利益的觀點來看,用任何藉口(以這個或那個政綱「客觀上」反映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壓力與利益,「如果實行到底」可能導致「資本主義復辟」)來限制這些爭論和活動,就只會妨礙在這些問題上得到大多數人同意的最有效的答案之出現。

必須指出,一些社會罪惡在階級社會根深蒂固,不會隨著資本主義剝削或者僱傭勞動的消失而立即消失;因此,在建立無階級社會的過程中,反對社會罪惡的重要鬥爭還會繼續。婦女壓迫、對少數民族及少數種族的壓迫、對青年的壓迫與疏離、對同性戀者的歧視等,都是這些問題的典型例子,它們不能簡單地歸入「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個類別,除非我們像毛派及一些極左派一樣,反對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範疇的唯物的定義。

社會主義民主之下的政治自由也包括群眾有組織及行動獨立的婦女解放、民族解放、青年運動等等自由,這些運動比工人階級這個字的科學意義更廣泛。

革命政黨將能在這些運動之內爭到政治領導地位,並在意識形態上擊敗各種反動思潮,所用的方法並不是行政或者鎮壓的手段,而是在群眾中間推動最廣泛的群眾民主,而且毫不妥協地支持所有的政治傾向都有權在整個社會之前為其政見與政綱辯護。

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工人國家所特有的形式是集中和分散的獨特的辯證的結合。國家的消亡從無產階級專政一開始便應發展;它的過程;是在國際上,在同一國、一區、一地(公社)等等平面,將廣泛層面的社會活動(衛生、教育、郵政鐵路電訊等)的管治權力逐步下放,轉移到自管機構手上。工人代表會的中央代表會(即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將會經過大多數票數的決定,將社會的全部物質和人力資源分配給各部門。這也表示政治辯論與政治鬥爭的形式,不能簡化為單純的、機械的「階級鬥爭準則」。

最後,在建立無階級社會的過程中,群眾的參與不但表現在多少是被動的投票上,而且也表現在積極地參加各級的行政工作上;參與者並不能如工人主義者所主張的只限於「在生產單位」或者是工廠中的工人。列寧說過,在工人國家中,大多數人民都應該直接參加行使「國家的職能」。這表示,無產階級專政基礎的蘇維埃,不但是工廠會議,而且是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如工廠、商業單位、醫院、學校、運輸與電訊中心、街區(地區單位)的群眾組樴。要把最分散的、常常是貧窮的最受壓迫的層分融合在自覺的、活躍的工人階級之中,這是不可缺少的過程。這些層分包括婦女、受壓迫的民族、青年、小工場工人、退休老人等等。這也是鞏固工人階級與下層的小資產階級的聯盟所不可缺少的過程。這個聯盟對於奪取政權、保持政權,以及減少革命勝利及建設社會主義所需的社會成本,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一個制度性的保證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架構與國家行政機關之間的正確關係,它要在所有層面、所有範圍建立——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軍事的。如果這些國家的行政機關的權限沒有嚴格限制,如果它們的權力不是減到最必要的最低限度,如果它們不是完全從屬於社會主義民主架構(工人代表會)之下,那麼,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工人代表會在權限上應該對所有戰略性和策略性的決定擁有全部主權。行政機關只負責執行這些決定,僅此而已。

行政人員應該在審查其技術方面的能力和專業經驗的準則等基礎上選任,不應由較高級的行政機關人員委任,而應由各有關代表會委任,並可由這些代表會隨時撤換。

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鬥爭、
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興起

統治階級利用一切由它支配的意識形態的工具,來宣傳資產階級議會機構與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的鞏固是利益一致的。譬如在歐洲、北美、日本及澳洲,資本主義統治者要在工人及平民群眾眼中扮演「民主」的鬥士。這個印象由於法西斯及斯大林主義的反面經驗而大大增強。

爭取群眾走向社會主義革命、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要回應群眾對民主的要求,適當地加以表達,以對抗改良主義者全力搶奪民主鬥爭領導權,並將它帶到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死巷中去。

群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享有的民主權利——從言論自由到組織工會及工人政黨的權利,到普選權及墮胎權——都是經過群眾的鬥爭而得到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要爭取在資本主義下可能爭取得到的最廣泛的民主權利。民主權利越大,工人及其盟友為自身利益而鬥爭的可能性也越大,在準備與資本主義爭奪政權的鬥爭中的階級力量對比便越有利於無產階級。

為了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工人階級一定要保衛群眾的每一個鬥爭的成果(包括民主權利)而反對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歷史已經證明,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一貫地這樣做的階級,而且工人的聯合陣線是成功地組織反法西斯或反軍事獨裁的最好的工具。同樣地,在反對資本主義反動統治的鬥爭中,我們不信任資本主義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任何機構。資本主義國家每一限制民主權利的行動,勢必以十倍大的力量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特別是反對它的革命的一翼。只有工人階級及其盟友聯合起來的獨立的群眾動員,在有自覺地領導的聯合陣線的群眾鬥爭中,才能阻止法西斯主義。

在衰亡階段的資本主義滋養了反動力量。群眾在某一國家在某一時刻所享受的民主權利與自由的的程度是由階級力量的關係所決定的。

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的長期趨勢是:隨著階級之日趨分化,群眾的民主權利會越來越受限制。

特別是某一資本家階級覺得其經濟及社會的危機越益加深,其物質基礎及後備力量越益薄弱的時候,就越會限制群眾的民主權利。我們可以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國家的許多野蠻的獨裁制度中清楚地看到這一趨勢。

因此,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而言,自改良主義者的手中奪取群眾的民主運動的領導權,是非常重要的任務。明確的綱領及宣傳工作,特別是反對改良主義和議會政治的幻想的鬥爭,雖然非常重要,但是僅此還不足以達到上述目的。群眾在每日的實際體驗中學到經驗;因此需要天天與群眾一起來體驗這個經驗,才能得到正確的教訓。

當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時,工人就漸增地在各個層次向統治階級的權威和特權挑戰。工人經過自己的組織——從工會、工廠委員會、及工人管制機關到工人代表會(蘇維埃)——就開始取得更重要的政治及經濟的決定權,因此也就對本身推翻資產階級國家的能力更有信心。在這個過程中,為了能更有效地進行鬥爭,並最廣泛地捲入更多群眾參與,工人將看到最民主的組織形式的必需性。通過由自己民主管理的組織及自己的鬥爭經驗,群眾就會體會到比在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所能體會到的更多的行動自由與權利。這就是從資本主義統治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一連串事件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這也是建立工人國家的民主模式時的一個中心經驗。因此,無產階級在階級鬥爭中所成立的組織——從民主的罷工集會及民主選舉的罷工委員會到雙重政權的普遍制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無產階級民主的最好的學校。

四、一黨制與多黨制

如果沒有組織政治團體、政治派別及政黨的充分的自由,勞動群眾就不可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與自由。工人和貧農,以他們的自由投票來表示他們需要哪個黨成為蘇維埃制度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工人階級行使政治權力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享有組織不同的政治團體、政治派別或政黨的自由。「沒有蘇維埃黨派的合法化,就不可能有蘇維埃的民主化」(第四國際《過渡綱領》)。沒有這種自由,沒有這種不受意識形態限制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也就不能由真正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行使實際權力。

所以,限制組織團體、派別、政黨的自由,並不是限制階級敵人的政治權利,而是限制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利。由傳統上是受壓迫、受剝削、受蹂躪的群眾領導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在進行這個艱巨任務時,勢必遇到無數的策略、戰略、甚至理論(綱領)的問題。工人階級集體地作為一個階級,若想在這些問題上達到共同的或者至少是多數的觀點,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有組織黨派的自由。除非群眾有組織政治團體、政治派別及政黨的自由,否則就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代替主義的、家長式的、精英主義的、官僚的異端,這個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異端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奪取國家政權、及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行使國家權力,都是革命黨以無產階級的「名義」來代行,或者最多是取得無產階級的「支持」而代行。

如果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是名實相符的,如果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就是馬克思及列寧的理論傳統所明確地包含的,即工人階級的(「聯合的生產者的」)階級統治;如果無產階級只能經過無產階級本身的活動,而並不是經過由慈善的、開明的革命的行政人員所「教育」起來的被動的無產階級,才能達到它的解放,那末很明顯地,革命黨在奪取政權中及建立無階級社會時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在政治上領導無產階級的群眾活動,在這個逐步加強活動的階級中爭取到政治領導權,以及用政治的手段,而不是用行政的或壓制性的手段,向本階級提出建議並爭取大多數的支持。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完整形式之下,國家權力是由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行使的。革命黨爭取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爭取在工人代表會內取得政治領導權,而不是取代他們。黨和國家完全是分開的、不同的實體。

只有當群眾有權不受限制地選舉任何他們想選舉的人,而被選的代表不會因思想或政治信念而事先受限制,才能產生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這當然不適用於從事武裝鬥爭反對工人國家的政黨,即不適用於內戰、或者革命危機及武裝暴動的情況,關於後一點本決議案的後半段會談到。)同樣地,只有所有選出的代表能夠有權利組織集團、派別及政黨,能夠有權利使用大眾傳播媒介,能夠有權利在群眾面前提出不同的政綱,能夠有權利辯論以及由經驗來檢驗這些綱領,工人代表會才能民主地行使它的職責。限制代表隸屬任何政黨,只會限制了無產階級行使政治權力的自由,也就是限制了工人民主。這種限制違背工人階級的歷史利益,違背鞏固工人政權的需要,違背世界革命及建設社會主義的利益。

明顯地,進行反對工人國家的內戰或武裝行動的政黨、團體或個人,不會獲承認享有上述權利。這些自由也不包括組織性質上是種族歧視的行動或示威的權利,也不包括主張民族或文化壓迫的行動或示威的權利。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中,從來沒有一個觀念認為一黨制是工人政權、工人國家或無產階級專政的必需先決條件。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或托洛茨基的理論著作中,及在列寧領導下的第三國際的綱領文件上,我們根本找不到一黨制的建議。以後所發展的理論,諸如在整個歷史過程中社會階級老是由一個黨來代表的這個粗劣的斯大林主義理論,根本在歷史上是錯誤的,它的目的只不過替蘇聯官僚層及其他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思想的繼承人之獨霸政權辯護而已。這種獨霸政權是靠剝奪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才可能存在。

歷史——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波蘭、南斯拉夫、格林納達、尼加拉瓜的事變——已經在反方面證明了托洛茨基的立場的正確,即:「階級不是勻一性的,為了內部矛盾常致四分五裂,只有經過內部派別、集團和黨派互相鬥爭,才能夠達到共同問題之解決。……一個政黨代表一個階級的例子,在整個政治史上也找不到的——除非你將政治外形當作實體來看」(《被背叛的革命》,中文版,第232頁)。這對於封建制度下的資產階級是如此,對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階級也是如此,對無產階級專政下以及建立社會主義過程中的工人階級也將會是如此。

如果有人說,只有不具有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政綱或意識形態的,而且「不從事反社會主義或反蘇維埃宣傳或鼓動的」政黨及組織才能有合法的地位,那末他怎麼樣來區分呢?如果一個黨的大多數黨員是工人階級分子,但其意識形態是資產階級的,它應被禁止嗎?如果應該被禁止,那這個立場怎樣與工人代表會的自由選舉相協調呢?「資產階級政綱」與「改良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區別是什麼?改良主義的政黨也應該被禁止嗎?社會民主黨應該被禁止嗎?

無可避免地,依據歷史的傳統,改良主義的影響,還會在很多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思想裏,殘存很長的時間。行政的鎮壓並不能使這個殘存的時間縮短。相反地,這種鎮壓反而會使殘存的時間延長。反對改良主義幻想和觀念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方面進行意識形態的鬥爭,另方面創造使這些幻想消滅的物質條件。在行政鎮壓以及缺乏自由討論及自由交換意見的情況下,同改良主義的鬥爭就會失去效果。

如果革命黨號召鎮壓社會民主黨或其他改良主義政黨,它就會發現在自己黨內想維持派別的存在與活動是千倍的困難。工人階級的政治的不均勻性必然會在單一黨之內反映出來。

因此,真正的選擇並非只有下述兩種:要麼是只給具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的政黨(在思想上及在綱領上支持蘇維埃制度的政黨)以自由,要麼是所有政黨的自由。真正的選擇是:或者是真正的工人民主,勞動人民有權選舉任何人為蘇維埃的代表,以及所有被選者(包括在思想上不支持蘇維埃制度的人們,只要他們在實際上遵守蘇維埃憲法)的政治組織的自由;或是限制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以及因此產生所有後果;有計劃地限制政黨就會導致有計劃地限制革命先鋒黨內部的自由。

當我們說我們贊成所有蘇維埃政黨享有合法地位,即所有實際上遵守蘇維埃憲法的政黨享有合法地位,我們並不低估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這些政黨所宣傳的錯誤的綱領,及在勞動人民之間所散佈的異階級的影響,所可能招致的政治混亂、錯誤、甚至局部的失敗。我們不會號召工人在我們認為錯誤的政綱、政見或政策的基礎上建立政黨,我們也不會推動工人創立如此的政黨。我們只是說,用人為的行政方法鎮壓這些政黨——所謂人為,其意思是即使這些政黨已被合法地鎮壓,它們仍會繼續反映群眾中的思潮——不但不會減少且會增加這些危險。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要達到均勻化,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工人群眾能夠以自我管理的公民的自由的集體來取代殘存的國家機構(即能夠達到社會主義的建立及國家的消亡),是巨大的歷史任務。這不但跟顯而易見的物質的先決條件有關,還牽涉到特殊的政治訓練。「有批判性頭腦的人、反對者、異議者、不滿者、反動分子等的存在、使革命有生命和力量。分歧和爭辯的衝突,幫助人們發展「思想和政治筋肌」。它是一種持續訓練的形式,是癱瘓和消極的治理劑。」(《Tomas Borge的講話》,格蘭馬報,法文週報版1984107日)

同樣地,卡斯特羅在與艾斯加朗辯論時曾說:革命必須是無思想限制的學校。即使實踐並不經常符合這些言論,它們卻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命題上的綱領性持續,必須堅決保衛,反對所有否認這點的人。

歷史的經驗證明,除非有真正的工人民主,否則訓練群眾自我管理的過程勢必被延遲,甚或被倒轉過來。蘇聯的情況就是如此。歷史的經驗也證明,如果沒有多黨制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民主。

五、政黨代表甚麼?

有一種自發主義的幻想是,即使沒有自覺的先鋒隊,即使沒有建基於由歷史所證實的革命綱領上的、有組織的革命先鋒工人黨,即使沒有在這個綱領的基礎上教育出來的經過長期的活生生的階級鬥爭經驗的幹部,即使如此,無產階級也能夠經過自發的群眾行動來解決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推翻資產階級國家、奪取政權和建立社會主義時所面臨的戰術與戰略上的問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排斥上述這些自發主義的幻想。

這個幻想論點的來源是無政府主義,極左的「工人代表會派」亦接受這個論點。根據他們的論點,政黨的本質是異於無產階級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構成物,它們在工人代表會中是沒有地位的,因偽政黨具有篡奪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力的傾同。這個論點,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政治上是有害而且危險的。政治團體、派別及政黨並非只在現代資產階級興起以後才出現。在政黨這個字的基本的(不是形式的)意義上,政黨的起源更早些。當社會中,特別是階級之間,已經發生了矛盾時(例如古代及中世紀的城巿民主制),當不同形式的政府出現而比較多的人民在不同程度上參與行使政治權力時(不是小村落社會或是部落社會),政黨也跟著發生。換句話說,基於不同的物質利益的社會衝突發生的時候,政黨也發生了。這些衝突並不局限於不同的社會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它們也能反映某一社會階級之內的利益衝突。

在這個真正(不是形式的)意義上,政黨是歷史的現象,但政黨的內容因時代的不同而變異。譬如過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特別是法國大革命)時的政黨就有不同的內容。無產階級革命也將會有同樣的結果。只要基於不同的物質利益的社會衝突還存在的話,政黨也會存在。除非充分發展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終於建立起來,否則政黨是不會消失的。我們可以有信心地預測,在真正的工人民主之下,政黨將會具有更豐富、更廣闊的內容,將會進行更廣大的群眾政治鬥爭,將會有更多的群眾參加,即使最先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也比不上的。這些政黨中將會有許多是新型的,換言之不會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的政黨的繼續或殘餘。

其實,一當政治決定超出可以由少數人來處理和決定的、數量不多的日常問題時,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便需要對很多互相有關的問題作出有系統的、完整的選擇。換句話說,需要對不同的政治路線、綱領作出選擇。歸根到底,這些不同的政治綱領反映了不同階級及不同階層的利益。這就是政黨所代表的。

如果不採納上述的總體方向,不但不會使多數人得到更大的表達自由與選擇自由,而且會使工人代表會不能管治。不可能由一萬個人在五百個方案中選出一個適當的方案來。要避免政權落入蠱惑民心的或者秘密的壓力集團(為影響政策或者輿論而組織的集團)手中,就需要在少數幾個有系統的完整的方案之間,亦即政治綱領及政黨之間,進行自由的交鋒。這種交鋒應該是沒有壟斷的、沒有規限的。這種做法才會使工人民主具有意義而且可行。

還有一點是,無政府主義者及「工人代表會派」認為,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應有政黨的存在。他們這種想法是(一)一種良好願望而已(即希望勞動群眾不去組織或支持具有不同政治路線及政治綱領的集體、派別及政黨),(二)企圖阻止及壓制所有一切要在多元主義的基礎上從事政治活動的勞動者。在後一種情況下,這只會在客觀上促成官僚專權的形成,而這恰恰同這些自由主義者的願望相反。

很多中派主義及極左組織提出一個相似的論點:蘇聯無產階級被剝奪直接行使政治權力,基本原因就是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組織觀念。他們認為,由於布爾塞維克盡量要在革命中建立一個領導工人階級的工人黨,必然導致黨與勞動群眾之間產生家長式的、操縱的、官僚的關係,這種關係又在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導致一黨專政。

這個論點不但不合歷史,而且是唯心的歷史觀。就歷史事實而論,這論點也是錯誤的。從馬克思主義的,即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來看,蘇聯無產階級被剝奪政治權利,主要原因是物質上的、社會經濟上的原因,而不是意識形態的或是綱領上的。如果俄國革命繼續孤立的話,那麼,俄國的普遍貧窮又落後,以及無產階級在數量上的相對微少和文化上的落後,都會使無產階級不可能長期行使政權。這不但是1917-1918年的布爾塞維克派的共同的意見,而且是當時所有自認為馬克思主義派別的意見。在俄國,由於內戰、外國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及親資產階級的技術人員的破壞等等,生產力急劇下降,導致物資極端缺乏,因此才造成特權滋長。同樣的因素使本已數量很少的無產階級在質量方面更加薄弱。此外,無產階級政治先鋒隊(這些最有資格反對資本家及官僚層的人們)在內戰中死亡或者離開工廠而大量地參加紅軍及國家機構。

實施新經濟政策以後,經濟開始復甦,但是大量的失業及因世界革命的退潮與失敗而產生的失望情緒慢慢地助長了勞動群眾的政治被動性及政治活動的普遍衰落,以致在蘇維埃有同樣情況。因此,工人階級不能夠阻止特權層的生長。這個特權層為了維持統治,逐步限制民主權利並毀壞蘇維埃及布爾塞維克黨本身(雖然還用它的名字)。這些才是官僚篡權,才是黨與國家及經濟管理機構融合成一個特權官僚層的主要原因。

列寧、托洛茨基、其他的布爾塞維克及以後的左派反對派,不但沒有贊同官僚的興起,反而要反對它的興起。這個鬥爭之所以沒有成功,不是由於「列寧主義關於政黨的理論」,而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微弱。還有一點,布爾塞維克在列寧死前所採取的措施——例如在第十次黨大會上暫時取消派系的活動——也許造成先鋒隊的微弱。

「禁制反對黨導致禁制黨內的派別;禁制黨內派別導致禁制思想,除了永不犯錯的領導者外,黨的警察式的一元主義之後,就是官僚的腐敗行為,這是成為所有挫傷士氣、貪污腐化的源泉。」(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然而,這些都只是次要的原因。

官僚化過程有其客觀的、物質的、經濟的及社會的原因,我們應該在當時的蘇聯社會的底層結構上找尋這些原因,而不應在政治的上層結構上,更不應在組黨的觀念上找尋這些原因。斯大林主義官僚層不但不是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產物,它反而要摧毀整個布爾塞維克黨,才能建立其專權統治。布爾塞維克黨是工人階級的工具,是官僚層的敵人。完全剝奪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先決條件就是在政治上扼殺黨。

在另方面來看,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在缺乏領導的或有極大影響力的革命黨的時候,工人代表會就不能維持很久,而且不會比俄國的工人代表會長:1918-19年的德國及1936-37年的西班牙就是兩個顯著的例子,更不用說1956年的匈牙利和1973年的智利的例子。

六、革命先鋒黨的重要性

工人階級由於其成分不一致,其不同階層的覺悟程度參差不齊,許多成員的政治及社會活動又斷斷續續,因此就需要把工人階級中最富於自覺的、最能持久活動的分子組織成一個獨立的革命的先鋒黨。從資本主義社會裏的階級鬥爭,到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與走向社會主義,都需要這樣一個組織。在這些條件下,這個革命先鋒黨的不可替換的作用就更形重要了。

力量增強的列寧主義群眾黨必須領導工人來管理國家及建設新社會,一直至資本主義在全球滅絕以至無階級社會完全建立起來。決定經濟發展的不同速度問題,稀有經濟資源的分配問題,各種形式的個人及社會消費的較快或較慢的增長問題;如何減少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工人國家如何增強國防以防止資本主義強國的進攻的問題;如何建立群眾的革命的國際來擴張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如何消除兩性之間、不同年齡、不同民族、不同種族之間的從過去遺傳下來的偏見、反動觀念及不平等的問題等等——所有這些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所發生的問題,是不會自動解決的。要解決這些問題,都需要有革命馬克思主義綱領的政黨的干預。

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反對物質特權與官僚層的興起的鬥爭,更加需要一個革命的先鋒黨。要實行像目前這個綱領這樣徹底、這樣革命的社會主義工人民主的綱領,工人階級的革命的先鋒黨是決不可少的。黨要用自由選舉及群眾對它的政治信心,而不是用行政的方法,來運用它的權威。

勞動群眾的自由而民主的自我組織,和革命先鋒黨的政治與綱領的明確清晰及領導,這兩者的辯證的結合,給工人階級的奪取政權與繼續執政,提供更好的條件為了防止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領導工人階級的先鋒黨濫用權力,第四國際堅持以下原則:

1)黨內應有充分民主,黨員有組織派別的權利,不容派別被禁的充分權利;派別之間在黨大會之前能夠公開爭論。

2)黨與工人階級之間應維持最大可能的密切聯繫與互相滲透。革命的工人先鋒黨,只有獲得大多數工人的政治信任,以及爭取到大多數的先鋒工人成為其黨員時,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有效地領導工人階級。

3)嚴格禁止黨幹部或黨領導人享受物質特權。不論是黨領導人,全職黨員還是普通黨員,若當選為工人國家或其經濟機構、以至其他社會機構的領導人,其工資一律不得高於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

4)先鋒黨不能在政治上或思想上壟斷或控制政治活動和文化活動。堅持多黨制原則。

5)黨機構與國家機構完全分開。

6)黨要真正地參加革命國際,而且接受其他革命組織的同志式的批評。任何在工人國家當政的黨不可控制國際。

七、對社會主義民主有明確立場,
是爭取無產階級走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必要條件

改良主義領導要在帝國主義國家工人階級中反覆灌輸資產階級民主的神話與幻想,因此,保衛一個清晰明確的工人民主的綱領,是反對改良主義領導的鬥爭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官僚化工人國家所展開的政治革命過程中,保衛這個清晰的工人民主綱領,也是與反對各類親資本主義的幻想與反蘇維埃偏見的鬥爭不可分的。

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法西斯主義與其他形式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獨裁制度,另方面是蘇聯、中國、東歐及其他官僚政權的經,這兩方面的悲慘歷史經驗,使資本主義國家和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無產階級,對於推翻資本主義以後所產生的任何形式的一黨制及對民主權利的任何限制,都是極度懷疑的了。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給人任何印象,說工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比資產階級民主有更少的政治自由——包括批評政府的自由、組織反對黨的自由、出版反對意見的報紙的自由——那末戰勝議會幻想的鬥爭,若非註定失敗,也會特別困難。革命的先鋒分子在這方面任何躊躇與含糊,只會幫助自由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走狗來分裂無產階級,而且推使無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以保障民主權利為幌子,走到保衛資產階級議會之路去。

有人爭辯說,上面所有論點,只能應用在僱傭勞動階級已佔經濟活躍人口的大多數的國家裏。不可否認地,獨立小生產者仍佔人口大多數時,這種社會力量的關係在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充分發展的道路上樹立了障礙物,而且客觀上導致工人國家官僚化的現象。但是我們首先要著重指出這些經驗的特殊性,指出這些經驗在大多數半殖民地國家不會重覆。

其次,我們要強調指出,這些工人國家官僚化的極端形式,即使在落後國家,也不單是不利的客觀環境造成的,而且也是領導建立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政治上畸形變態的產物。

由於漸多的半殖民地國家正在局部地工業化,他們的無產階級在經濟活躍人口中所佔的比重已經比1917年的俄國或1949年的中國無產階級的比重為大。從革命危機一開始,(智利就是一個例子)這個無產階級根據自己的鬥爭經驗,就會很快提高其意識及自我組織的水平,以至將組織蘇維埃式的機關提上議事日程。在這個意義上來看,而且特別因為這可以應用到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上,第四國際主張這個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基礎的工人代表會民主的綱領,在基本要素上就是世界革命的通行綱領;這個綱領基本上與工人階級本身的社會性質、歷史需要、思想方法及群眾活動相適應的。這個綱領並不是專為「最富有的國家」的工人階級而設的「奢侈品」,雖然因為某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佔人口的比重特別小,它的具體應用可能會有某種限制。

同樣的,我們需要在觀念上及在理論上區別資產階級民主機構與無產階級民主機構,資產階級民主機構主要在帝國主義國家興盛,這是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數以億計的工農群眾的超級剝削及最殘酷鎮壓他們的基本民主權利的結果。無產階級民主機構,包括其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建立的核心組織,是工人階級經過幾百年的自我組織的鬥爭、犧牲、成功,並提高其階級覺悟的結果。資產階級民主正遭受歷史的唾棄,一定會消失。無產階級民主在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鬥爭之中和以後,以及在建設世界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過程中,勢必獲得前所未有的生長與發展。

顯然,要工人民主得以健康運作,首先社會要有普及的碼的文化水平和工業化程度。當社會狀況是勞動人民中一大部分是文盲時,統治模式變得官僚墮落的可能性更大了。因此,列寧才在他晚期的著作中不斷強調有需要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在古巴和尼加拉瓜進行的掃盲運動,是值得仿效的模式。

可是,在落後國家,初階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下,未必會實行各人口層份按比例產生代表,而是有可能公然讓工人階級的代表獲得較大比重(相對於農民來說),正如1918年的蘇聯憲法所規定的。

八、社會主義民主綱領何以至今未廣泛實現?

我們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不是「規範的」,而是綱領式的。正像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綱領一樣,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觀念只是一個客觀歷史趨勢的自覺的表現,是工人階級在革命危機的情況下自然地提出來的要求。歷史顯已證明,從巴黎公社到最近幾年的革命,即從1905年的俄國及芬蘭革命、1917年的俄國革命、1918-19年的德國革命、1918-19年的奧國革命、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1919-20年的意大利革命鬥爭、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1925-27年年的中國革命,以及包括許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在內的所有大洲上的無數國家的無數總罷工的經驗,工人階級都顯示出有成立自己的組織、工人代表會或類似組織的趨向。我們堅決相信,這個由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和盧森堡所清晰地理解而歸納成綱領的歷史趨向,定會在目前及未來的革命中顯示出來,而且比過去的革命時期更明顯。

反對上述看法的人,引證說,到現在為止,所有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總是導致由少數人、一個黨或者那個黨的領導機構實行專政的政治制度,不是由全體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我們不同意有些人說,建立堅定持久的工人代表會政權之所以會遲遲未能實現,是因為無產階級先天地缺乏行使政治或經濟權力的能力,必然要將政權交給特權的少數人去運行。工人代表會的政權在蘇聯的確存在了幾年,雖然資產階級及官僚層日後偽造歷史,說它沒有存在過。我們至少要說,這樣一個結論,在目前階段還是言之過早,正如在最初幾次資產階級革命以後,說資產階級統治是與普選權不相容的講法,同樣是言之過早。

恰恰相反,在現有的工人國家裏,到現在為止,工人代表會的政權,還只是例外的現象,而不是存在的規律,基本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無產階級在這等國家的創建過程中所佔的份量非常小——在1917-23年之間蘇俄的無產階級不但非常微弱而且愈來愈加微弱。

下述一連串的歷史因素起著交互作用——俄國的落後,俄國革命的孤立,蘇維埃官僚層之取得絕對權力,共產國際內斯大林派的勝利並主要由此「勝利」招致失敗所發生積累的影響,國際無產階級的其他較好的革命領導始終不曾出現,傳統的官僚機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能夠控制工人階級,革命的興起主要採取持久游擊戰形式而且其領導層受斯大林主義意識影響——上述諸因素帶來了在一段時期中新的工人國家產生,但從頭起無產階級所佔的比重非常小,也沒有無產階級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

此外,工人階級在中國及越南等國家中的比重之小,再加上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所面對的問題的特殊性質——在比俄國還要落後、還要缺乏資源的情況下,要開始工業化以及開始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問題——都在走上社會主義民主的道路上產生了額外的客觀障礙。

由於所有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在這些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從一開始就官僚化,工人階級從來沒有直接地行使過政治權力。

但在目前的時期,無產階級在世界革命具體進程中的比重比之1945-68年是大大增加了。這是由於許多工人國家和半工業化的倚賴性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有了質的增強。新一輪的革命鬥爭,可以舉19685月法國和1974-76年葡萄牙革命為代表,並繼之以官僚化工人國家政治革命的興起(捷克、波蘭)。要證明這點,可看近年來在不僅是智利和葡萄牙而且是伊朗和尼加拉瓜的革命起中,重新出現總罷工、城巿群眾起義和蘇維埃式的自我組織形式。同時,在群眾的意識無可避免地經過落後於現實的這個階段以後,世界一部分無產階級已經了解斯大林主義的真正的本質(他們在1936年或1945年都沒有了解),堅定地拒絕接受類似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型式」。不但在西方的一些帝國主義國家,而且在東歐、中國、巴西等國家,無產階級都是如此。

我們的基於工人代表會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綱領,既不是「抽象的模式」,也不是烏托邦的空想,而是反映真正的基本的歷史趨向。這個歷史趨向,雖因二十多年世界革命失敗所產生的客觀及主觀的結果而一度受到抑制,惟現已更有力地重新確立起來。

我們也不能接受一個論點,說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的話,即只要保衛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及革命的國際擴張還是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中心問題時,工人代表會式的民主政權是「不實際的」。我們相信,相反地,工人代表會的民主勢必加強工人國家的自衛能力,勢必加強它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的吸引力,也就是說,有利於反帝的鬥爭及革命的國際擴張。

九、答覆來自斯大林主義的教條

官僚統治層的意識形態本質上一向是實用主義的。但是,支持這個意識形態的是幾個理論和教條,它們具有內在的一貫性,而又是與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矛盾的。官僚層的意識形態的中心思想,就是由一個黨以工人階級的名義實行統治;儘管這個意識形態並非經常可以明確地表述,但也可以綜合如下:

1)「領導的黨」或者其「領導核心」(「列寧主義中央委員會」),即使還不至於壟斷科學知識,但至少壟斷了最高的政治意識,因此保證在政治上永不犯錯誤(「黨永遠是正確的」)。

2)工人階級,尤其是一般的勞動群眾,因為政治上太落後,太受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帝國主義的宣傳」影響,太喜歡為了眼前的物質利益而反對長遠的歷史利益,所以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不能容許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來直接行使國家權力。真正的工人民主就有可能會帶來一連串有害的「客觀上反革命」的決定,這就開啟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或者至少會嚴重妨礙及延遲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

3)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只能由「無產階級的領導黨」來實行,換言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的專政,這個黨或是代表基本上被動的工人階級,或是主動地建立於「群眾的階級鬥爭」,但群眾本身是沒資格、不願意、或者沒有能力通過制度化的權力組織來直接行使國家政權的。

4)因為黨(也只有黨)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工人階級的利益被認為是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問題上都是一致的,所以「領導黨」本身基本上是一元化的。任何反對派傾向必定是以某一形式反映異階級的壓力及異階級的利益(毛派的結論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永遠是「黨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這些觀念的邏輯結論就是單一的黨在社會生活各方面實施一元化的控制,黨應該直接控制「巿民社會」的所有部分。

5)另一個主要假定就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階級鬥爭會愈益加劇(這些假定假如不與上面幾個假定結合起來就不一定達到同樣的結論)。從這個假定就得出,即使生產手段私有制早已廢除,不管生產力達到什麼發展水平,資產階級權力復辟的危險是愈來愈大的。資產階級復辟的威脅常常被描述為在這個或那個社會、政治、文化或者科學部門的資產階級思想取得勝利的機械的後果。由於資產階級思想被賦予這麼大的威力,對客顴上代表這些思想的人的鎮壓,就成為這個假定的一個必然結論了。

所有這些假定與教條,從一般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都是不科學的,而且從蘇聯和其他國家的推翻資本主義統治及其後發展的真實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看來,都是站不住腳的。這些假定與教條,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使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遭受損害,而且阻礙了反對資產階級及其思想殘餘的鬥爭。

但是,正因為這些假定有其內在的一貫性,而且已被斯大林時代的各國共產黨普遍地接納為教條——反映了官僚層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物質利益,而且為其獨裁統治辯護——從那以後他們從來沒有被任何共產黨明白而徹底地加以批評或排斥。這些觀念繼續苟延存續下去,至少局部地在共產黨及社會黨的許多領導人及幹部的思想裏,即是在工人運動的官僚層的思想裏;它們繼續成為替限制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的各種形式辯護的思想來源。

必須注意到,除了受斯大林主義影響的組織外,也有一些組織在這方面提出類似的觀念,以替他們自己內部所實行的部分類似做法辯護。因比,我們更有必要強調這是與列寧和托洛茨基(更不用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我們的歷史運動所鼓吹的完全相違背的,為了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必須對這些觀念和他們引發的實踐作出明確的的有系統的批判。

第一、認為工人階級是單純一致的,只要由一個黨來獨霸代表即可的觀念,既不符合一切歷史經驗,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時代和推翻了資本主義以後的現代無產階級的實際成長的分析。人們頂多只能為以下的論點辯護,即只有革命的先鋒黨才能在綱領上保衛無產階級的長遠的歷史利益及無產階級的目前的整體階級利益,以反對民族的、區域的、地方的、特殊部門或特殊技術的、過份享有特權的局部利益。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採用唯物辯證的觀點,而不是採用唯心機械的觀點,我們會補充說,只有黨真正取得大多數工人的政治領導權以後,才可以說目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階級利益的真正的而不是理想的結合已在實踐中達到,因而犯錯誤的機會大大減少。即使如此,仍不能排除在某些特殊的問題上,黨仍可能犯錯誤。

事實上工人階級的分層化及工人階級的意識發展的分層化是確實存在.而且是由客觀決定的。同樣地,在工人運動中目前利益與歷史目標之間的鬥爭是非常緊張的(譬如工人國家中的目前消費與長遠投資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的根源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不平衡發展;就是因為有這些矛盾,所以才需要革命的先鋒工人黨,而不是需要一個「包括所有工人在內」的單一個工會。這也表示,人們決不能否認,對勞資之間的階級鬥爭,對目前要求與歷史目標之間的關係,會有不同解決方法的不同的黨,可能而且已經在工人階級之內產生,而且真正地代表工人階級內部各不同層分的利益(不管是純粹的局部的利益、享有特權的一部份人、異階級力量的意識形態壓力等等)。

我們也要看到一個可能性,就是在一個國家內出現幾個革命政黨,它們之間的分歧未必能在革命前通過合併來解決,而這個局勢會迫得需要尋求各個黨大致上緊密連系的陣線,以決定共同的政治行動。

第二,實行黨內民主的革命黨大大有助於對社會經濟及政治的發展作出正確分析,而且能夠對這個發展得出正確的戰術上及戰略上的解決方法;因為黨可以用科學社會主義的方法,即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總結和概括所有過去的階級鬥爭的經驗。這個對目前政治局勢所作出的綱領,使革命先鋒工人黨比工人運動的其他傾向,比工人階級的未曾組織起來的部份,較少可能作出錯誤的結論,較少可能得出不成熟的概括,對未能預見的發展較少可能作出讓步與從事無原則的政治妥協等等。

但是,並沒有永不犯錯誤的黨,沒有永不犯錯誤的黨領導層、或個別的黨領袖、黨的多數派、「列寧主義的中央委員會」,等等。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從來不是一定能夠達到的綱領。分析新局勢決不能全靠歷史的先例。社會現實經常在變。新的不可預見的發展經常在歷史的轉捩點出現。馬克思、恩格斯未曾分析過恩格斯死後的帝國主義現象。布爾塞維克未曾遇見到先進帝國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的延遲。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官僚墮落沒有被列寧包括在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中。托洛茨基也沒預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革命群眾的鬥爭而建立的許多(從開頭就已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南斯拉夫、中國、越南),會由非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所領導,等等。在經典著作或在現存的綱領中,找不到對新現象的完全的現成的答覆。

而且,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新問題一定會發生,對於這些新問題,革命馬克思主義綱領只提供一般的參考架構,不能提供現成的正確答案。為這些新問題找尋正確答案的鬥爭就牽涉到理論的政治的分析及討論,和革命的階級實踐之間的經常的交互作用。最後的決定還是要靠實踐的經驗。在這種情形下,任何對政治及理論討論的限制,以至進一步地對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的限制,即對社會主義民主的限制,一定會阻礙革命黨得出正確的政策。因此,如果要成功地沿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前進,上述的限制不但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上也是無效用的、有害的。

一黨專政的制度,缺乏多元性的政治團體、政治傾何及政治黨派,用行政方法限制自由的政治及思想的討論等等,其所產生的嚴重後果之一,就是當工人國家的政府犯了錯誤時,很難很快地改正錯誤。在建設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工人國家的政府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正如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其不同層分,不同政治組合也會犯錯誤一樣。只有自由的政治討論、反對派團體自由的運用大眾傳播工具、群眾的高度政治覺悟與廣泛參與政治生活,以及群眾控制各級政府與國家的活動,才能迅速改正錯誤。

一黨專政的制度缺乏上述改正錯誤的方法,所以更難改正嚴重的錯誤。斯大林主義制度所建基的黨永不犯錯誤的教條,不但否認黨政策的錯誤(尋找自我辯護,尋找替罪人),而且會盡量延遲錯誤的改正。從經濟的損失方面而言,從勞動群眾所遭受的不必要的、客觀上可以避免的犧牲而言,從勞動群眾所遭受的階級敵人導致的政治失敗、以及從無產階級的政治上迷失方同與喪失士氣而言,這個一黨專政的制度所付出的代價是令人震驚的;1928年以後蘇聯的歷史就是明證。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斯大林及其門徒,在農業強迫集體化帶來災禍以後,還要在農產品收購價格等細節問題上,頑固地堅持他們的錯誤政策——這當然只能用蘇聯官僚層在當時特殊的社會利益來解釋——這就使蘇聯人民遭受了整代人糧食缺乏的恐慌。其所產生的壞結果直到五十年以後的今天,仍未消除。如果當時的蘇聯在選擇不同的經濟及農業政策方面有政治討論自由的話,上述災禍是不可能發生的。

第三、限制無產階級的民主權利是有利於逐步「教育」所謂「落後的」勞動群眾——這觀念簡直是荒謬的。不下水怎樣學會游泳呢?群眾除了從事政治活動及從這些活動的經驗中學習以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只有具有犯錯誤的權利以後,才能從錯誤中學到東西。說群眾的思想「落後」的這種家長式的偏見其實就是對群眾活動懷有保守的小資產階級的恐懼,這與革命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官僚層之所以極端地恐懼社會主義民主,並不是出於「綱領」的理由,而是因為社會主義民主的政府形式與官僚層的物質特權不相容,更不必說與它的權力不相容了。馬克思主義者之贊成充分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因為他們相信,以群眾會犯太多錯誤為藉口來限制群眾的政治活動,只會使工人對政治越加冷漠,換句話說,這種解決群眾落後性的辦法恰恰是在加強群眾落後性。

第四、在生產手段及社會剩餘產品全部社會化的情況下,少數人長期獨霸政治權力——即使這個霸權的革命黨在開頭有最純粹的革命動機——就會有很大可能刺激官僚化的客觀傾向。在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之下,誰控制國家行政機構,誰就控制了社會剩餘產品及其分配的權利。特別是(而且不只是)落後的工人國家裏,經濟的不平等在開頭還是存在的;這個經濟的不平等就能夠變成貪污和物質特權與社會分化的泉源。「政權的取得,不但改變了無產階級對於別的階級的關係,而且改變了無產階級內部的結構。執掌政權變成某一個社會集團的專門事業。這集團愈把自己的作用看得很高,就愈急於要解決自己的「社會問題」。」(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中文本第93頁)

因此,在客觀上就有必要使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真正地控制決定權,而且還可以有無限制的機會來譴責包括最高層在內的工人政權各階層對物質的偷竊、浪費、濫用及非法的沒收。如果反對派的傾向、團體及黨派沒有行動、宣傳、鼓動及利用大眾傳播工具的充分自由,則群眾性的民主控制是不可能的;這裏唯一的條件是反對派不用武力來推翻工人政權。

同樣地,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甚至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各種形式的社會的勞動分工不可避免會殘存,從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工人組織形式及勞動過程也是不可避免地部分或全部殘存著,這使生產者的創造能力不能充分發揮。這些不利的條件是不可能如毛派所主張的用思想灌輸、道德規勸、或者週期性的「群眾批鬥」所能改正過來,更不可能用神奇的權宜措施如幹部及領導人每月或每週做幾天體力勞動就可改變的。在走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道路上,只有生產者群眾(首先是最受剝削的體力工人)對「仍具有功用的」特權層實施真正的政治及社會控制,才能阻止上述客觀的障礙物變成物質特權的強大來源。達到這個目標的主要條件就是所有工人的工作日要急劇減低、要有最充分的蘇維埃民主,以及快速地提高工人文化水平的充分教育機會。

為了免得受權力被專門人員操縱的侵蝕,革命黨要反對其黨員在國家機關和黨領導層戀棧權位。

官僚化工人國家目前的情況使它很難向無產階級民主的道路上前進。只有在下列的兩個條件其中一個或者兩個同時發生的時侯,目前的情況才會有質的改變:(1)一個或數個工業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這樣一個革命就會大大推動全世界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而且馬上會開啟急劇提高生產力的可能性,消滅物質缺乏的現象。這物質缺乏的現象是寄生的官僚層得以鞏固的根本原因。(2)在官僚墮落或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如蘇聯或中國爆發政治革命。這樣不僅帶來官僚層及其「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終結,還帶來無產階級民主的崛起,並在國際上產生巨大的反響。

政治革命成功以後,就可以在所有工人國家實現共同的經濟計劃,因而保證生產力的大躍進,幫助移除寄生的官僚層的經濟基礎。

第五、資本主義國家政權及生產手段私有制被廢除,並不會自動或同時帶來個人財富、文化遺產、及思想影響方面的特權的消失,更不必說商品生產的所有因素的消失了。在資產階級政權被推翻、資本主義財產被廢除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特別是當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不能夠保證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自動出現與鞏固的時候,小商品生產的殘餘及貨幣經濟因素的殘存,還可能使在這環境裏的資本原始積累重現。同樣地,在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上已失去了統治階級地位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社會及經濟上的某些不平等現象還會殘存;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風俗、習慣、文化價值等等的影響還會在社會生活的較大的圈子及較大的層分中繼續存在。

但是,如果從這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所以,為了不要使這些「資產階級影響的小島」成為資本主義復辟的基地,工人階級才少不了國家權力)得出結論,說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是用行政方法鎮壓資產階級思想,則是完全錯誤的。歷史經驗曾相反地證明用行政方法反對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是完全無效的。事實上,長遠來說,因為無產階級缺乏真正的政治鬥爭和思想爭論的經驗,而且因為官方的「國家理論」缺乏可信性,這種行政的鎮壓方法只會加強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對無產階級的支配,而且使無產階級群眾在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下被解除思想武裝。

為了消滅這些小資產階級思想對勞動群眾的影響,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

1)與所有主要生產資料的收歸國有化同時進行的,是將印刷所、電台、電視廣播站等等收歸國有,即是說,解放傳播媒介,使之不受廣泛散播思想的大企業的物質支配。

2)創造使這些思想失去再生的物質基礎的客觀條件。

3)在意識形態及政治方面對這些思想發動毫不留情的鬥爭,這種鬥爭只有在公開的討論及公開的針鋒相對的情況下,換句話說,這種鬥爭只有在思想反動的人可以有保衛他們的思想的自由時,在有思想及文化的多元主義的自由時,才能有完全成功的希望,只要思想反動的人不用暴力行動來反對工人政權。

只有那些不相信馬克思主義及唯物論的優越性,對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沒信心的人們,才不敢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跟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作公開的思想鬥爭。一旦資產階級的使用大眾傳播工具的機會與其人數成正比的時候,就沒有理由懼怕經常的、自由的、坦白的意見交換。這種觀念的交鋒是工人階級在思想上教育自己,而且脫離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影響的唯一方法,如此,則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便充分地顯示出來。

國家若用行政和鎮壓的方法使馬克思主義(更不必說對馬克思主義作特別的解釋)在意識形態及文化方面佔據獨霸的位置,只能使馬克思主義從批判的革命科學,從解放無產階級及建立無階級社會的武器,倒退成了無生氣的令人反感的國家教條或國家宗教,使它不斷地在勞苦大眾尤其是在青年之間失去吸引力。這情形在今天的蘇聯非常明顯,因為「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所佔的獨霸地位,掩飾了在一切領域上,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貧乏。馬克思主義本質是批判思想,它只有在充分的討論自由及經常與其他思想針鋒相對的氣氛之下,也就是在充分的意識形態及文化的多元主義的氣氛之下,才能發揚光大。

十、工人國家的自衛問題

很明顯地,任何工人國家必須保衛自己,反對任何推翻它及公然違抗它的基本法律的企圖。在解除了資產階級武裝和結束了內戰以後而崛起的具有工人民主的穩定的工人國家裏,憲法及刑法都禁止私人佔有生產手段或私人僱用勞工,正如資產階級國家的憲法及刑法禁止個人侵犯私有財產權利一樣。同樣地,只要我們尚未到達無階級的社會,只要無產階級的階級統治還殘存,只要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還存在的話,無產階級專政的憲法及刑法就會禁止及處罰武裝暴動的活動、用暴力推翻工人階級政權的企圖、對工人政權的代表施行恐怖主義的攻擊以及替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當間諜進行破壞等等。不過,只能對有證據確鑿的行動或積極的準備工作予以處罰,隱含地或公開地為資本主義復辟作一般性宣傳則不予處罰。這意思就是說,所有在實際上遵守工人國家的憲法而且在其機構(即蘇維埃)的合法範圍之內活動的人,包括親資產階級分子,換言之,所有那些不以直接行動從事推翻工人政權及集體財產制的人們、都應該有組織政治團體的自由。

工人不需要把「教唆」他們將工廠及銀行恢復私有的言論當作一種有致命危險的宣傳。大多數的工人不可能會「聽信」那種宣傳的。帝國主義國家。官僚化的工人國家及愈來愈多的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人階級已是足夠強大了。所以不需要把「言論犯罪」及「反蘇的鼓動」的觀點引用到刑法上或者成為工人國家的日常措施。

把煽動人們用暴力反對工人政權,與贊成恢復資本主義的政治活動意識形態、立場或綱領,嚴格區分開來,這是很重要的。工人國家應該鎮壓恐怖行動,但是對付反動的政策與思想,就應該用政治和思想鬥爭的方法,這不是「道德」或「軟心腸」的問題;基本上這是實際的長期效益的問題。

在寄生的官僚層所統治的國家裏,斯大林主義有計劃地濫用「與帝國主義勾結」、「替外國政府充當間諜」、「客觀上為帝國主義服務」、「反蘇」或「反社會主義的煽動」、「破壞及誤導別人的活動」等誹謗性的指控,來譴責及鎮壓任何形式的政治批評、反對行動或非正規行動,而且以這些為藉口進行大規模的野蠻的鎮壓。斯大林主義的這種災禍性的經驗,使一般的工人對於它的濫用司法刑警機關或精神病院,採取極度的(基本上是有理由的)不信任。因此我們需要強調指出:無產階級及其國家之運用鎮壓性的自衛行動以反對用暴力來推翻工人政權的企圖,應該限於證據確鑿的行動及罪行,絕對不應該牽涉到意識形態的、政治的及文化方面的活動。

第四國際保衛而且要擴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刑法及司法方面所得到的最先進的革命成果,而且要為把這些成果寫入社會主義的憲法及法典而鬥爭。這些成果包括以下的權利:

1)應訂定一套成文法;不應追溯既往的罪行;提供證據的責任在於控方;在沒有犯罪的證據以前,應該假定被告人無罪。

2)任何人都有充分的權利,自由決定其辯護的內容;法律辯護人不應該為了在審判中所用的辯護文件或辯護方式而受到檢舉。

3)反對個人犯罪要由團體、家庭等集體負責的觀念。

4)嚴禁任何形式的酷刑逼供。

5)除了內戰及戰爭時期以外,嚴禁死刑。

6)擴大陪審團的公開審判制度,而且使這制度普遍化。

7)所有法官都應民選,勞動大眾有罷免法官的權利。

工人國家能夠慢慢地吸收更多的群眾參加法律的工作,來代替職業性的司法人員制度。這工作可以從地方及較輕的罪行方面做起。

很明顯地,所有這些事情,以及在資產階級的武裝抵抗停止以後、無產階級專政的刑法制度的運用和法典的最後的審定,都要由工人代表會作最後的決定。我們只向工人代表會提出綱領式的建議,而且用政治的方法在工人代表會中爭取多數的支持。防止國家誤用這些鎮壓制度的最基本的保證,就是勞動群眾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有最廣泛的社會主義民主,以及廢除由少數人壟斷武器的特權,換言之,武裝全體無產階級。我們相信工人階級決不會誤用它的權力,也不會失去必要的警覺來保衛它自己的專政,以反對任何恢復資產階級的剝削的、壓迫的統治的企圖。

但是,正如列寧所指出,「無產階級已完成社會革命,並不足以將它變為聖人,也不會使它免犯錯誤和擺脫弱點。」正因此,在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革命共產主義者不應放鬆警覺。共產主義前衛者必須揭露「官僚主義」的最微細的證據,譴責和打擊無產階級國家所有濫權的情形,確保平等主義和民主的原則受尊重,保衛婦女的利益以及種族、民族和宗族的少數者利益。總而言之,對於無產階級國家也要扮演共產主義前衛的角色。

我們的原則性綱領性立場是:一切在實踐中尊重集體財產及工人國家憲法的人,都應該享有無限制的政治自由。這並不是說,不管具體情況都一定要全面貫徹這樣的標準。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過程中,由革命的危機而發展到起義,是不可避免的。在起義以前的時期以及起義的時候,當政權由一個社會階級轉移到另一個階級的時候,暴力事件的震以及法治的缺乏的情況會發生。只有當起義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僱佣勞動者的大多數——至少在那些僱佣勞動者已經是最大的社會階級的國家裏,無產階級才能得到勝利。支持這個起義的群眾的動員越廣泛,因這個巨大的社會變革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暴力與橫蠻行為就愈少。

同樣地,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前,內戰或者外國軍事的干涉可能會發生;換句話說,舊的統治階級及其國際的盟友可能會用武力來推翻工人政權。在這種情形下,應該應用戰爭的法規,這時候,也許需要限制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沒有一個社會階級、一個國家,會讓積極用武力推翻他們的人享有充分的權利;無產階級專政在這點上也不能例外。

更具體來說,所有參加或者被確鑿證據證明積極地支持或者準備反革命的暴力行為的個人、組織及黨派將會被鎮壓,而被放置在不能再從事這些活動的環境中;鎮壓的程度及具體的方式要看某個國家或某些國家當時的情況和力量關係而定。

在建立成功的工人國家的第一階段,為了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抵抗或者資產階級推翻工人國家的企圖,成文的刑法——社會主義法治——的建立可能會被延遲,因為革命的首要任務是解決危機的局勢,這不能等到法治建立以後才去進行。歷史經驗已經再三地證明,擊破資產階級的武裝抵抗的過程愈快愈激烈,實際的內戰時間就愈短,在社會變革中所付出的人命代價就愈少。

決定革命的長遠效益的準則,是把眼前的權宜之計,同社會主義新秩序的鞏固的問題結合起來,而且這個新秩序要以最廣泛的群眾支持和群眾參與為基礎。對階級敵人的權宜之計,甚至於在內戰的情況下,要真正有效,必須能夠提高而不是降低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及信心,它對於建立工人國家及無產階級社會的能力的信念,它的積極的支持及參與國家的管理,以及他的動員及自我組織的能力;甚至在內戰的情況下,上述的基本標準決不能忘記,特別是因為未來的革命能夠在遠比俄國19191920-1921年好的力量對比下發展。

關於上面的情況,托洛茨基在1940年說的話表達得最清楚,他那時說的話更適合現在的情況:「根據預測,我們可以定出以下法則:資本主義制度崩潰的國家愈多,則其他國家的統治階級的抵抗愈弱,社會主義革命的尖銳性質愈低,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愈不強暴,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愈短,在新的、更充分的、更完善的、更人道的民主制度的基礎上重新建立起來的社會的誕生就愈快。……如果社會主義不但不能夠帶來人身自由在法律上不可侵犯,而且也不能充分地保證人類品格的所有的利益,則它便沒有價值了。」(托洛茨基:《世界局勢與前景》,1940214日,見1939-40年托洛茨基文集,155156頁)

我們也應該強調指出,在內戰或戰爭情況下社會主義民主之受到限制,應該由資產階級反革命及國際帝國主義直接地負政治上及物質上的責任;這就是說,要向整個社會,及向過去的統治階級的殘餘分子,清楚地指出,對付他們的方法,歸根到底要視乎他們的實際行為而定。

十一、國際革命與反革命

只要帝國主義至少在幾個主要的國家——特別是美國——仍然生存,它決不放棄以經濟壓力及軍事力量阻止社會主義的擴張,也不會放棄收復資本無法直接剝削的領土(開頭是收復一部份,以後是全部)。這種復辟決不可能用漸進的和平方法,正像推翻資本主義也不會用和平的漸進的方法一樣。

因此就有以下的結論:任何一個由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所產生的工人國家和任何工人國家集團,不管其官僚化或社會主義民主的程度如何,將會與國際資本處在武裝停戰的狀態,在某種情況下,這可能會導致公開的戰爭。因此,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從物質及人力的角度來看)在軍事上作持久的準備,以對付公開戰爭的挑戰。

雖然我們並不同意說核子戰爭必然會發生,但我們也不同意說,僅靠資本主義國家勞動階級的宣傳、鼓動及階級組織就足以阻止帝國主義所發動的旨在反對新、舊革命的侵略戰爭。只要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仍未推翻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反革命戰爭的危險便一直存在,當權的無產階級必須對這種危險作好準備,正如它要幫助其他國家的起義的群眾對付國內及國際反革命的武裝干涉一樣。

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保持軍事準備,意思就是要撥出資源來生產戰備,這些資源本可以用來加速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這個原因再次推翻說可在一個或幾個國家最終建成社會主義的反動烏托邦。

工人民兵和人民民兵是工人國家武裝自衛的基礎,但工人國家也需要維持一隊軍隊,有專門使用尖端武器的技能。工人軍隊本身將會是新式軍隊,反映出它的階級基礎,像蘇維埃共和國所創立的紅軍初期一樣,它將要廢除官員等級制度,用兵士代表會和民主選出的指揮官來取代它。一般來說,「正規軍與民兵之間的相互關係能夠顯示實際朝向社會主義前進的程度」(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英文本第218頁)。

但這句話絕不表示由於帝國主義對工人國家施加外在的壓力,因此工人國家必然會產生官僚墮落或對社會主義民主必須作出嚴格限制。

首先,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興起和勝利,並不是資本主義包圍蘇聯的直接的自動的後果。它的產生是以下幾個因素獨特地結合起來的結果:俄國相對落後;俄國無產階級相對微弱;世界革命初遭挫敗;資本主義包圍;無產階級先鋒隊對官僚的問題在政治上沒有準備;官僚權力逐漸興起,影響了全世界革命鬥爭浪潮的結果;除了莫斯科控制的共產黨以外,別無其他無產階級領導。這些因素因國際革命屢遭失敗而更加深。但是,這些因素的結合極不可能會再度出現,尤其是當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發生在工業上遠比1917年的俄國或1949年的中國更進步的國家時。

即使是在今日,俄國的落後程度與國際資本主義比較起來已不怎麼嚴重,俄國無產階級的客觀力量也比1923年或1927年的無產階級大得多。如果現有的工人國家的相對的力量,再加上西歐、日本、或最大的拉丁美洲國家——更不必說美國——的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力量,那麼,與國際資本的力量關係對比就會有很大的改變,資本主義就會大大不利並大大惡化;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環境的壓力和加強軍事準備的必需性,不會再構成嚴厲限制社會主義民主的客觀原因。

再者,如果由於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和世界上富有的資產階級還存在,迫使現存的工人國家在長時期之內面對持久的有可能爆發的武裝交鋒及國際戰爭,因而工人國家需要保護自己免受外國帝國主義的干涉威脅,但這並不表示要把有可能發生的戰爭的狀況與真正發生的戰爭狀況等同起來。混淆可能發生的戰爭同實際發生的戰爭,正是斯大林主義者及各種親官僚層分子不斷用來替寄生性官僚統治之扼殺民主行徑辯護的藉口。

而且,蘇聯、東歐及中國今日所面對的主要問題不是在戰爭或內戰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立刻復辟的危險。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所面對的問題,是特權官僚層對經濟、政治及社會生活的獨裁控制。這種控制導致巨大的惡果,使這些國家的群眾對自己國家的認同大大動搖——因此,從長遠來看,削弱了在將來帝國主義軍隊有可能入侵時群眾成功加以抵抗的能力。

因此,更為必需的是保衛所有的民主權利以反對官僚層所強加的限制,以及推展反官僚層的政治革命鬥爭。這樣做,將會增強而不是減弱工人國家抵擋帝國主義侵略的能力,包括其積極援助世界革命過程的能力。

最後,整個論點應該反過來說。我們否認:為了成功地保衛勝利的革命及將革命向國際擴展以反對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因而要限制社會主義民主,以至要實行官僚專政,認為那是必定要付的代價。恰好相反,我們認為:這種限制勢必減弱無產階級專政在政治上及在軍事上反對帝國主義的能力。

勞動群眾的高度的政治自覺和社會主義信念,高度的政治活動、動員及警覺,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教育與活動,凡此等等,都能夠增強工人國家的自衛能力及軍事力量。

歷史已經證明,歸根到底,任何國家的最強大的自衛能力主要靠以下兩個因素:人民群眾對本國有較高度的社會團聚力和政治認同;以及較高度的平均勞動生產力和生產能力。社會主義民主愈廣泛,限制愈少,則絕大多數人民對工人國家的認同就愈高,勞動生產力的增長就愈快,達到比帝國主義更有決定性的技術進步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從這個觀點來看,在帝國主義對工人國家及對正在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發動侵略戰爭的世界局勢中,社會主義民主不但不是「奢侈品」,而且,即使在純軍事方面,還是工人國家手中的主要武器。

上面是從防禦的觀點看這個問題;從進攻的觀點看,也是如此。因為帝國主義對過去及現在的革命發動軍事冒險就必會引起國內的強力反對,因為帝國主義一定要漸增地運用鎮壓及限制群眾的民主權利來減弱反對力量,因此,工人國家的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會對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安的、受壓迫的群眾產生漸增的吸引力,這就削弱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有利於革命的國際擴張。

工人國家針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威脅進行軍事上的準備,必須包括實行特別措施以反對間諜,反對國外派來的破壞者,反對可能持續好幾年甚至好幾十年的其他方式的反工人階級軍事行動。但是,工人國家自衛的特別的技術性措施,但這種需要決不應該用來限制工人民主;決不能因為公民行使批評和反對的權利而說他們是「間諜」或「破壞者」。事實上,群眾的政治活動、自覺、及社會團聚力愈高(這只有在社會主義民主充份發展下才能實現),真正的間諜及破壞者就愈難在仇視的環境中活動,工人國家的自衛能力就愈高。

十二、官僚化的工人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反官僚政治革命的興起

從理論觀點來看,蘇聯及其他官僚化的工人國家是極端歪曲的墮落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這是由於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所創造的經濟基礎還沒有被官僚層所摧毀,在這個意義上,保衛蘇聯及各工人國家,以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企圖(復辟表示歷史的大後退),是根據這些國家仍然是墮落的或變態的工人國家,即墮落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這個事實而來的。

但是,卻不能由此推論說:無產階級專政有不同的歷史形式,它們是差不多相同的,而我們的綱領描述社會主義工人民主只不過是「理想的模式」,只是現實偏離了「理想的模式」,而且在將來還會大大偏離。

無產階級專政本身不是一個目標,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一個手段,它的目標是創立世界性的無階級的社會,使勞動得以解放,使所有被剝削被壓迫的人們得到解放;這是解決人類所面對的所有緊急問題的唯一道路。是避免人類陷入野蠻主義的唯一道路。但是在極端墮落的官僚專政之下,「官僚的」無產階級專政不但不能向目標進展,反而使社會的進展停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而變成了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主要障礙物。這個障礙物只有無產階級通過政治革命才能移開。因此,社會主義民主,即由勞動群眾民主選舉出來的工人及人民代表會的統治,絕對不是許多無產階級專政形式中的其中一個形式,而是與社會主義目標相符合的唯一形式,是走向世界革命和全球社會主義的有效武器。我們之所以為而且只為這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奮鬥,理由並不是出於道德的、人道主義、或歷史唯心論的原因(亦即企圖對歷史過程「強加」某種「理想」形式),而是為了世界無產階級及世界社會主義利益的眼前的及歷史的必要性。

還有,「官僚的」無產階級專政之能夠興起——譬如在蘇聯的興起——只是無產階級在政治上被官僚層所災難性地及長期地擊敗的結果。托洛茨基用「無產階級在政治上被官僚層所剝奪」這個公式並不是偶然的。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們對我們的階級的政治上的成敗問題,並不採取中立的或冷淡的態度。我們要保證它的成功,我們要用所有可能的方法來避免它的失敗。因此,我們只能為可以帶來這種成功、可以避免失敗的那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只有政權掌握在民主選舉出來的工人代表會的手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才能保證它的成功,避免它的失敗。

在政治上而言,這個問題並不是純學術性的;這是所有那些工人階級已經深切體會斯大林主義及一般工人官僚的罪惡及本質的——不只是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急迫的問題。在所有這些國家,如果不管工人階級對國家及經濟的控制的具體情況如何,只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與國有化財產等同起來,就會成為朝向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上的重大障礙物。這就會在客觀上幫助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民主黨及各國共產黨把工人階級束縛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範圍之內。

在所有官僚化工人國家,這是更急迫的問題,因為政治革命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在這些國家,如果企圖把工人民主以外的其他形式當作革命的目標,就難免使那些這樣做的人,在興起中的群眾面前自陷於極端的孤立,甚至使群眾對他們產生像對官僚層(即「新主人」)那樣的仇恨。

從那種政治的觀點看來,我們所保衛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是符合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群眾的需要及渴望的唯一的綱領,是代替官僚專政的唯一道路。我們要再三地說:革命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如果在反官僚政治革命的準備階段、興起、勝利及事後的整個過程中對保護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的幹勁及決心有任何躇躊或三心兩意的話,這勢必在客觀上幫助了復辟勢力,使官僚專政倒退至資產階級民主,而不會進展到社會主義民主。

195610-11月的匈牙利革命、19808月至198112月的波蘭革命(它在全國發動的反官僚政治革命路上走得最遠)以及:1968-69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具體經驗,已可得出政治革命動力的非常重要的結論。「布拉格之春」和波蘭的政治革命的優點是發生在社會、經濟及政治上非常有利的國家,因為無產階級佔經濟活躍人囗的絕大多數,而且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工會群眾組織的傳統;在波蘭,還有反官僚工人起義及爭取工人自管鬥爭的豐富經驗。

這三個政治革命發端的經驗證實了我們的綱領中所提出並在論述中進一步作解釋的社會主義民主這個內容,只是數百萬工人及勞苦大眾起來反對官僚層的專橫統治時的自覺表現。

反對秘密警察,要求釋放政治犯,反對官僚統治層鎮壓那些威脅其權力專制的政治及工會活動,反對新聞檢查,反對人治(即要求一切法律必須是成文法及被告人有依法審判及辯護的權利),反對一黨制度,反對官僚層對經濟制度的控制,反對官僚層的超級物質特權,要求在社會經濟方面的平等權利要大大提高——所有這些綱領要點是使匈牙利及捷克群眾走上街頭反對官僚層的主要動力。這些口號一定會在明日使蘇聯及中國人民走上街頭。

工農群眾並不是要使私有財產恢復或是資本主義復辟。斯大林主義者之作這些誹謗,是為了替自己動員蘇聯軍隊入侵匈牙利或捷克,或在波蘭實行軍事戒嚴以反革命的鎮壓這些反官僚群眾暴動而辯護。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口號與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也無關。

1956年的匈牙利,各地的工人代表會及布達佩斯中央工人代表會,經過長時間的劇烈辯論以後,主張保護國有化資產,主張除了法西斯主義者以外所有政治黨派均享有自由。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的時候,運動的最激進的份子首先提出要求給予各種政治組織、政治俱樂部、政治傾向及政治黨派以無限制的自由;這個要求被共產黨內的幾個大的派別所採納,而且被運動後期所興起的大多數的工會及工人代表會所支持。那些與蘇聯官僚層的反革命干預的軍隊合作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發言人,集中火力,向「不負責任的」「親資產階級的」作家開火,不惜用任何代價來摧毀他們的言論的表達自由。但是,工人階級的絕大多數,卻支持作家的寫作自由。

1980-81年的波蘭,工人階級在16個月時間內,推進了在工人國家內爭取政治民主的最深廣的鬥爭經驗。一千萬有組織的波蘭工人在「團結工會」內所採取的內部民主,顯示工人階級是奉行無產階級民主原則的。群眾運動提出的口號——「生產資料及計劃均社會化」,「建立自管的共和國」——明白地表達了他們希望從官僚層手中奪回對經濟、對國家的控制,並將之歸由工人集體民主管治,而這個渴求體現在爭取工人自治、建立工人代表會及其協調組織等鬥爭上。團結工會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綱領,聲稱「在自治共和國內,民主的基礎必須是意識形態上、社會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多元化」。它更說:

「波蘭的社會生活必須進行一個深刻的改革,以達致最終能實現自治、民主和多元化。正因此,我們的鬥爭是同時爭取國家機構的改變和獨立自治機構在所有社會生活上的建立和發展。」

在保衛「市民完全有自由結社權」時,綱領說:

「我們相信多元化的原則必須應用在政治生活上。我們的工會對於向社會提出不同社會、政治、經濟綱領的做法會加以協助及保護。」

同類的衝突很有可能在將來每一次政治革命(尤其是在蘇聯和中國)發生。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不能猶豫或騎牆,也不能說這是純粹策略性的選擇。他們必須與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聯盟,保衛大眾的不受限制的民主自由,反對官僚層的新聞檢查與鎮壓。

在政治革命實際爆發的初期,勞動群眾會將官僚層分為兩派:一派是狂暴地(包括使用武力)反對群眾的動員與組織,另一派則不管出於何種動機,會對群眾讓步,而且似乎贊同正在高漲的群眾運動。勞動群眾會把前者排除在所有新生的真正的工人組織及群眾政權之外;對於後者,則予以容忍,甚至與之建立策略性的同盟,特別是當群眾受到官僚專政的最可恨的代表所攻擊的時候。

在組織工人代表會政權的最後階段,勞動群眾可能會採取任何適當的措施,來保護他們在新生的蘇維埃中取得數量上、社會上及政治上的優勢,目的是避免日後遭受技術官僚及「自由派」官僚的支配。

特殊的選舉法可以使這些成為可能,所以不需要對與革命群眾建立暫時聯合的官僚層中某一特定黨派或思想傾向加以任何禁止。

在整個反官僚政治革命的鬥爭過程中,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及無產階級革命家要克服的巨大障礙。這個障礙就是斯大林、斯大林主義及其不肖門徒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列寧主義的名聲造成的損害;這些損害導致群眾把可恨的壓迫性的統治與這些偉大的解放思想等同起來。第四國際的成立者及其戰士,具有五十多年反對壓迫統治的毫不妥協的鬥爭紀錄,是能夠成功地克服這個障礙的。但是除了有這個紀錄外,還要加上一個大膽的具體要求的綱領;這個綱領,在群眾的眼中看來,包含了推翻官僚層統治,代之以工人階級自己的統治,而且保證我們決不會讓工人的政治及經濟權力再被社會中任何特權層剝奪去。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綜合了所有這些要求,這些要求在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幾億無產階級的眼中,將使社會主義的目標恢復它的可取性。

十三、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
——世界革命綱領一個組成部份

我們對蘇聯六十年的官僚統治所作的總結(從斯大林政權的崛起一直到近卅年的世界斯大林主義危機),可總括如下:

1)儘管歐洲和亞洲工人國家之間有不少分歧,儘管這些國家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它們的共同的特徵是缺乏制度化的、由憲法保障的直接的工人權力(即民主地選舉的工人代表會或實施直接的國家權力的工人與貧農代表會)。到處存在一黨制度,表明特權官僚層在社會生活各方面有完全的獨佔的權力。由於在單一黨內缺乏組織派別的權利(這違反了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在行使國家政權時更為強化了獨佔的權力。享有物質特權的官僚層的寄生性質,表示在不同程度上在向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上增加了額外的嚴重障礙物;因此,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受阻滯,創造力被窒息,巨量社會財富被誤用與浪費。

2)雖然自從戰後的斯大林主義的危機以來,各種各樣的思潮(狄托主義,毛澤東主義,「歐洲共產主義」,意大利、西班牙及西德型的左傾中派主義等等)都對蘇聯及其他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作了很多局部的批評,但是沒有一個派別曾經提出一個與蘇聯斯大林模式根本不同的模式。針對這個官僚的權力結構,沒有一個派別提出直接民主的工人政權。如果不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把官僚層解析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現象,就不可能真正的了解斯大林主義的問題;如果不在制度上確立由民主選舉工人代表會(工人及勞苦農民代表會)的直接工人權力、多黨制、勞動者有充份的民主權利,及由協作的生產者進行有計劃的民主集中的自我管理的經濟制度,就不可能取代官僚的統治(或資本主義的復辟)。

大部份的西歐共產黨,雖然批評蘇聯及東歐官僚層的教條與措施,並擴大克里姆林宮的爭論,但極其量只是對斯大林主義統治的最醜惡的劣行提出改良,而不是提出革命性的變革。這些政黨尚未切斷與克里姆林宮的連繫,還繼續對官僚層的過往罪惡及官僚統治現存形式的許多方面,提供「客觀主義」的辯護。此外,在帝國主義國家,他們的階級合作政策及在群眾鬥爭大規模爆發的時候支持資產階級統治的一般路線,當然使他們在工人運動之內——特別是他們所控制的群眾組織之內、在他們政黨之內——排斥民主。在他們的批評中,在對抗蘇聯東歐與中國的一黨制度的幌子下,他們有意地混淆了資產階級民主與工人民主之間的分歧。他們事實上為之辯護的觀念是:代替一黨制的官僚統治的唯一道路就是接受資產階級議會制度。這樣一來,他們就把古典的社會民主黨的「和平」及「逐漸」轉變到社會主義這個一般觀念再度灌輸到今天的工人運動。

鑑於上述的失敗經驗,第四國際的綱領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主張通過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的直接的工人階級統治及蘇維埃內的多黨制,是唯一具有一貫性的、認真的出路,它有別於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及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獨裁統治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雙重修正。

這個綱領的基本主張,繼承了馬恩的巴黎公社的著作、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共產國際頭幾次會議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文件等傳統;這個綱領又被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第四國際成立大會的綱領性文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第四國際的文件等等對無產階級革命及工人國家的墮落與變態的多次的分析所豐富。這個文件,可以說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革命綱領的基本內容的當前思想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