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通过

(一九八五年一月)

兆立 译

目前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专政的不同观念的争论,是除了十月革命以后的那几年以外最深入的争论。产生这个争论是由于1968年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斗争以及反帝斗争有所增长,也由于资本主义和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同时出现危机;而且也由于国际工人阶级对斯大林主义及一般的官僚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些因素,使这个争论不再局限于学术性,而具有实际政治的意义。为了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对这个问题需要有明确的立场。因此,第四国际需要表明它对这个问题的纲领性立场。

一、甚么是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夺取政权、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等等问题,各种派别的改良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者)之间的基本分歧,在于以下各点:

1)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所有的国家都有阶级性质,而且国家这个机构是统治阶级保持其阶级统治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国家都是专政。资产阶级民主也是一个阶级的专政。

2)改良主义者和许多中派主羲者认为「民主」或者「民主的国家机构」是超越阶级和超越阶级斗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个看法是个幻想,所以排斥这个幻想。

3)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即使是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其国家机构只是支持资产阶级的权力与统治(在帝国主义国家,更是支持它对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的剥削)的工具。因此,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决不可能成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及把政权从资产阶级转移至工人阶级的工具。

4)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必定先要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而首先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军事和警察的镇压机构。

5)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为了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提高工人的觉悟及发展工人的群众组织。

6)因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得出如下结论:工人阶级只能经过一个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完全不同的国家机构来行使政权;这个国家机构是从独立自主的。民主地选出来的、集中的工人议会(苏维埃)而产生的;这个工人会议的基本特征,已由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包括——所有公职人员、法官、工农民兵的指挥官,及国家机构中所有劳动人民的代表,都应该由选举产生;选举出来的官员应当经常轮换;他们的收入不应超过熟练工人;人民有随时罢免他们的权利,苏维埃式的机构应该同时行使立法及行政权力;大量削减永久性的行政人员的数目,越来越多地把行政权移交给劳动群众的团体。换句话说,这个国家机构不是议会民主制,而是苏维埃式的代表民主,同时结合着日益增加的多类型直接民主形式。

列宁说过,工人国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支持大多数人民的统治。反对少数的剥削者与压迫者的国家。「人民大多数可以代替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军官)的特殊机关来直接进行这些工作,而行使国家政权的职能越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越不需要了。」(《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407页)因此从纲领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专政与工人民主绝不矛盾。「从它的本质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是而且必定是最成熟的无产阶级民主。」(《托洛茨基文集》,法文版第5卷,206-7页)。

以上总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及建立无阶级社会的过程的一个基本部份。「专政」这个名词有它的具体的意义:它是工人阶级解除资产阶级武装、没收资产阶级财产、行使政权的工具,是防止资产阶级重新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及恢复生产数据的私有制的工具。

但是「专政」的意思绝对不是对大多数人民实施独裁的统治。共产国际成立大会的宣言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少数地主资本家剥削者的反抗。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使民主的形式和机关发生变化,而且,一般说来,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能空前广泛地实际享有民主。实际上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确是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阶级有实际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甚至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441-442页,《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报告》)

这样的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只是在有需要「剧烈地镇压已丧失政权的阶级的反抗」的时期,才发挥国家的职能。这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传统上称之为无产阶级的国家专政的时期。「从它成立开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不再是旧有意义上的国家(即要维持大多数人民臣服于其下的国家)了。物质力量与武器一道,直接地、实时地转交到工人组织例如苏维埃的手里。」而这个国家,「一个官僚的机构,就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日开始消亡。这就是至今仍没变的我们的纲领。」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这样写道。

显然,当资产阶级的反抗已在新的工人国家中被击溃,但如果这种朝向国家消亡的变化并没有实现,反而官僚化的过程却发展了,那我们面对的,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而是它向官僚化国家形式的堕落。

因此,我们排斥改良主义者与许多中派主义者(他们受了资产阶级思想或斯大林主义独裁政制的辩护者所影响)的辩解,说赞成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之间的基本分歧,在于前者赞成一党制而后者反对一党制,或者在于前者要严厉限制或镇压民主自由,而后者坚决保卫民主自由。历史事实证明上面这个论点是非常虚伪的,因为当资产阶级制度有被群众推翻的危险时,改良主义者不但极愿意严厉限制群众的民主自由,甚至于要用警察及军队来镇压群众;改良主义甚至不能而且不愿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采取有效行动保卫群众的民主自由、反对极右分子的威胁,因为这样做会招致群众的广泛动员,包括群众的武装。

第四国际保卫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传统观念,反对许多共产党和中派主义组织公开地在政纲上修正马列主义。如果没有生产数据与社会剩余产品的集体所有制,如果没有全体工人阶级经过民主集中制的工人议会来实施经济计划与经济管理,换言之,如果没有劳动者的计划管理,是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除非工人阶级没收了资本家的政治与经济权力,而自己行使国家政权,否则社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民族国家狭窄国界之内是不可能产生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

根据所谓欧洲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其它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以及中派主义的组织、各社会民主党等现在所共有的改良主义的思想,劳工运动是能够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结构中,经过议会选举,以及渐进地夺取「权力的位置」,来完全达到它的目标。但是,特别是经过了智利的悲惨经验以后(这个经验证实了这么多历史的教训);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并暴露它的下列本质:它用来掩饰它放弃了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掩饰它放弃了为没收资产阶级财产、为经常保护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路;以更有系统地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的政策来代替一贯的阶级斗争的政策;在资产阶级所发动的暴力之下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因此,在资产阶级遭受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严重危机时,表示了向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投降的趋势。在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如果这个改良主义政策确定成为劳动者的政治态度的话,这不但不能减低「社会转变的成本」,不但不能和平地即使是缓慢地达到社会主义,反而会导致德国式的、西班牙式的、印度尼西亚式的、智利式的血腥的失败与大屠杀。(在德国式的失败的原因中,还要加上共产国际的罪恶的过左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二、工人议会的权力与劳动群众民主权利的扩展

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内容,即无产阶级民主,表示国家政权由民主地选举出来的苏维埃,即工人议会,所掌握。马克思与列宁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局限性的整个批判,就是基于以下的事实:私有财产与资本主议剥削(即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再加上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阶级结构(工人阶级的分离与疏远、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镇压机构的职能,等等),在甚至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以暴力限制极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行使民主权利与享受民主自由。

从这个批判所得出的结论就是,无论从经济及社会的平面来看(如工作的权利治生活的安定。免费教育。空闲时间等等),抑或从政治及社会的平面来看(如工人及各阶层的劳动者所享有的民主权利的范围与程度),工人民主必定比资产阶级民主优越。与无产阶级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之下所享有的民主权利比较起来,如果让一个党或者让这个党所控制的「群众组织」或「职业团体」(如作家协会)垄断了印刷机构、电台、电视及其它大众传播工具及集会场所,事实上是限制而不是扩大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劳动者(包括持不同意见的劳动者)应该有权使用民主自由(新闻、集会、游行、罢工的自由等等)所必须的物资设备,同样地工会应该独立于国家而且不受当权的政党所控制,这都是很重要的事。因此,如果要使劳动者享受到比在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下所享受的还要广泛的民主自由,那末就不能限制他们有在政纲或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组织政治团体、政治倾向或政治党派的权利。

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劳动群众的自我活动与自我管理的方式一定会多姿多彩,他们的「政治活动」、「政党」、「政纲」及「民主权利」的观念一定会比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各种政治生活更扩大更广泛。这不但表现在代表制的民主的更先进的形式(如代表会大会)和直接民主(即用民意投票的方式使群众直接决定某一政策中的主要的问题)的结合;而且连「政治」内容的本身也会如此。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的形态之中,价值规律,即不受人们意愿管制的客观的经济规律,在基本上调节着经济生活。社会主义革命表示人类有可能大踏步地走向自觉地调节其经济及社会的命运,而不是盲目地受经济规律所支配。这个过程只能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社会之中才达到完满的和谐的程度,但这个过程的开端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即自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对社会化的经济作自觉的计划。虽然在这个时期,价值规律的影响不能完全消灭,但是应可限制它的支配作用,否则经济就无法计划化了。

但是计划的意思就是依照社会所决定的优先次序,而不是依照盲目的巿场力量及利润的规则来分配经济资源。优先次序的决定牵涉到以千万计、以亿计人的生活,而且它的含意、后果反过来会影响生产者及劳动者的行为,所以问题是谁来决定这些优先次序呢?

基本上来说,只有两个方法能代替价值规律的统治:由上而下的强加给群众(生产者及消费者)的官僚方法(不管它们的起源及性质如何,官僚方法包括温和的专家人员的家长式统治及斯大林式的极端横蛮的专制政治);或者,经过民主集中制的工人权力机构,亦即经过社会主义民主的机构,由生产者自己来作决定。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政治辩论及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作这个选择。

经验已经证明,第一个方法是非常浪费、非常没有效率的。因为它不但是资源及生产能力的直接的浪费及计划的失调,而且是有系统地窒息工人阶级的创意力与生产潜力。理论的及经验的分析得出以下的结论,即第二个方法能够而且一定会大大地减少上述的缺点。无论如何,第二个方法是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生产者及消费者自己管理的无阶级的社会——的唯一的方法。

然而,经验亦已证明,如果没有独立于苏维埃国家机构的辅助性监督机构作为制衡,光是这个工人代表会制的民主集中制的工人权力机构也不能全部解决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社会及经济问题。为了保证能保工人的需要及保卫其生活水平免受工人代表会的一些决定所侵犯,尤其是免受管理机构的任何任意的、官僚的举动所压迫,因此有必要成立独立的工会,并实施保障工人罢工权利的劳工法。1956年的匈牙利经验,1968年的捷克经验,1980年以来的波兰经验,都证实了这是经历过官僚独裁统治的无产阶级最基本关注的事。虽然在原则上,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在单一的民主的工会中组织起来,但不反对工人有权成立多个工会。工会独立性的一个要素,是负责工会中央领导工作的人不同时兼任一个政党的中央领导工作。

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亦牵涉到改造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的巨大过程。它牵涉到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分配方式、劳动过程、经济与社会的管理方式,大多数人民的风俗、习惯及思想方法等等。它牵涉到要基本上重建各方面的生活条件:城巿重建,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恢复与保护生态环境平衡、技术革新以保持稀有的自然资源,等等。

在过去,统治阶级总是霸占了文化的丰硕成果,而且让知识分子享有特殊的权利。这个特殊的集团的成员替统治阶级传布和发展科学与艺术,并为统治阶级提供各种专业人员。

当群众渐增地吸收过去的全部的文化遗产而且开始创造无阶级社会的文化的时候,知识分子就会慢慢地消失。这样子,「劳力」与「劳心」之间的区别也会消失,同时每个人将会能够发展各人的能力与才干。

关于这方面的努力,人类都还没有蓝图,因此一定会发生重大的思想和政治的争论与斗争。围绕这些意见分歧而产生的不同政纲,将会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即从无产阶级的全面的阶级利益而不是从部分的利益的观点来看,用任何借口(以这个或那个政纲「客观上」反映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压力与利益,「如果实行到底」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来限制这些争论和活动,就只会妨碍在这些问题上得到大多数人同意的最有效的答案之出现。

必须指出,一些社会罪恶在阶级社会根深蒂固,不会随着资本主义剥削或者雇佣劳动的消失而立即消失;因此,在建立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反对社会罪恶的重要斗争还会继续。妇女压迫、对少数民族及少数种族的压迫、对青年的压迫与疏离、对同性恋者的歧视等,都是这些问题的典型例子,它们不能简单地归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个类别,除非我们像毛派及一些极左派一样,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范畴的唯物的定义。

社会主义民主之下的政治自由也包括群众有组织及行动独立的妇女解放、民族解放、青年运动等等自由,这些运动比工人阶级这个字的科学意义更广泛。

革命政党将能在这些运动之内争到政治领导地位,并在意识形态上击败各种反动思潮,所用的方法并不是行政或者镇压的手段,而是在群众中间推动最广泛的群众民主,而且毫不妥协地支持所有的政治倾向都有权在整个社会之前为其政见与政纲辩护。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工人国家所特有的形式是集中和分散的独特的辩证的结合。国家的消亡从无产阶级专政一开始便应发展;它的过程;是在国际上,在同一国、一区、一地(公社)等等平面,将广泛层面的社会活动(卫生、教育、邮政铁路电讯等)的管治权力逐步下放,转移到自管机构手上。工人代表会的中央代表会(即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将会经过大多数票数的决定,将社会的全部物质和人力资源分配给各部门。这也表示政治辩论与政治斗争的形式,不能简化为单纯的、机械的「阶级斗争准则」。

最后,在建立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群众的参与不但表现在多少是被动的投票上,而且也表现在积极地参加各级的行政工作上;参与者并不能如工人主义者所主张的只限于「在生产单位」或者是工厂中的工人。列宁说过,在工人国家中,大多数人民都应该直接参加行使「国家的职能」。这表示,无产阶级专政基础的苏维埃,不但是工厂会议,而且是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如工厂、商业单位、医院、学校、运输与电讯中心、街区(地区单位)的群众组樴。要把最分散的、常常是贫穷的最受压迫的层分融合在自觉的、活跃的工人阶级之中,这是不可缺少的过程。这些层分包括妇女、受压迫的民族、青年、小工场工人、退休老人等等。这也是巩固工人阶级与下层的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所不可缺少的过程。这个联盟对于夺取政权、保持政权,以及减少革命胜利及建设社会主义所需的社会成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一个制度性的保证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架构与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的正确关系,它要在所有层面、所有范围建立——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军事的。如果这些国家的行政机关的权限没有严格限制,如果它们的权力不是减到最必要的最低限度,如果它们不是完全从属于社会主义民主架构(工人代表会)之下,那么,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工人代表会在权限上应该对所有战略性和策略性的决定拥有全部主权。行政机关只负责执行这些决定,仅此而已。

行政人员应该在审查其技术方面的能力和专业经验的准则等基础上选任,不应由较高级的行政机关人员委任,而应由各有关代表会委任,并可由这些代表会随时撤换。

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
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兴起

统治阶级利用一切由它支配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来宣传资产阶级议会机构与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的巩固是利益一致的。譬如在欧洲、北美、日本及澳洲,资本主义统治者要在工人及平民群众眼中扮演「民主」的斗士。这个印象由于法西斯及斯大林主义的反面经验而大大增强。

争取群众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响应群众对民主的要求,适当地加以表达,以对抗改良主义者全力抢夺民主斗争领导权,并将它带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死巷中去。

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享有的民主权利——从言论自由到组织工会及工人政党的权利,到普选权及堕胎权——都是经过群众的斗争而得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争取在资本主义下可能争取得到的最广泛的民主权利。民主权利越大,工人及其盟友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可能性也越大,在准备与资本主义争夺政权的斗争中的阶级力量对比便越有利于无产阶级。

为了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工人阶级一定要保卫群众的每一个斗争的成果(包括民主权利)而反对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历史已经证明,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一贯地这样做的阶级,而且工人的联合阵线是成功地组织反法西斯或反军事独裁的最好的工具。同样地,在反对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斗争中,我们不信任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任何机构。资本主义国家每一限制民主权利的行动,势必以十倍大的力量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特别是反对它的革命的一翼。只有工人阶级及其盟友联合起来的独立的群众动员,在有自觉地领导的联合阵线的群众斗争中,才能阻止法西斯主义。

在衰亡阶段的资本主义滋养了反动力量。群众在某一国家在某一时刻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与自由的的程度是由阶级力量的关系所决定的。

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是:随着阶级之日趋分化,群众的民主权利会越来越受限制。

特别是某一资本家阶级觉得其经济及社会的危机越益加深,其物质基础及后备力量越益薄弱的时候,就越会限制群众的民主权利。我们可以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国家的许多野蛮的独裁制度中清楚地看到这一趋势。

因此,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自改良主义者的手中夺取群众的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是非常重要的任务。明确的纲领及宣传工作,特别是反对改良主义和议会政治的幻想的斗争,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仅此还不足以达到上述目的。群众在每日的实际体验中学到经验;因此需要天天与群众一起来体验这个经验,才能得到正确的教训。

当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时,工人就渐增地在各个层次向统治阶级的权威和特权挑战。工人经过自己的组织——从工会、工厂委员会、及工人管制机关到工人代表会(苏维埃)——就开始取得更重要的政治及经济的决定权,因此也就对本身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能力更有信心。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能更有效地进行斗争,并最广泛地卷入更多群众参与,工人将看到最民主的组织形式的必需性。通过由自己民主管理的组织及自己的斗争经验,群众就会体会到比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所能体会到的更多的行动自由与权利。这就是从资本主义统治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连串事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也是建立工人国家的民主模式时的一个中心经验。因此,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所成立的组织——从民主的罢工集会及民主选举的罢工委员会到双重政权的普遍制度——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最好的学校。

四、一党制与多党制

如果没有组织政治团体、政治派别及政党的充分的自由,劳动群众就不可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与自由。工人和贫农,以他们的自由投票来表示他们需要哪个党成为苏维埃制度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力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享有组织不同的政治团体、政治派别或政党的自由。「没有苏维埃党派的合法化,就不可能有苏维埃的民主化」(第四国际《过渡纲领》)。没有这种自由,没有这种不受意识形态限制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也就不能由真正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行使实际权力。

所以,限制组织团体、派别、政党的自由,并不是限制阶级敌人的政治权利,而是限制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由传统上是受压迫、受剥削、受蹂躏的群众领导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在进行这个艰巨任务时,势必遇到无数的策略、战略、甚至理论(纲领)的问题。工人阶级集体地作为一个阶级,若想在这些问题上达到共同的或者至少是多数的观点,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有组织党派的自由。除非群众有组织政治团体、政治派别及政党的自由,否则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代替主义的、家长式的、精英主义的、官僚的异端,这个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行使国家权力,都是革命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来代行,或者最多是取得无产阶级的「支持」而代行。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是名实相符的,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就是马克思及列宁的理论传统所明确地包含的,即工人阶级的(「联合的生产者的」)阶级统治;如果无产阶级只能经过无产阶级本身的活动,而并不是经过由慈善的、开明的革命的行政人员所「教育」起来的被动的无产阶级,才能达到它的解放,那末很明显地,革命党在夺取政权中及建立无阶级社会时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的群众活动,在这个逐步加强活动的阶级中争取到政治领导权,以及用政治的手段,而不是用行政的或压制性的手段,向本阶级提出建议并争取大多数的支持。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完整形式之下,国家权力是由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行使的。革命党争取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争取在工人代表会内取得政治领导权,而不是取代他们。党和国家完全是分开的、不同的实体。

只有当群众有权不受限制地选举任何他们想选举的人,而被选的代表不会因思想或政治信念而事先受限制,才能产生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这当然不适用于从事武装斗争反对工人国家的政党,即不适用于内战、或者革命危机及武装暴动的情况,关于后一点本决议案的后半段会谈到。)同样地,只有所有选出的代表能够有权利组织集团、派别及政党,能够有权利使用大众传播媒介,能够有权利在群众面前提出不同的政纲,能够有权利辩论以及由经验来检验这些纲领,工人代表会才能民主地行使它的职责。限制代表隶属任何政党,只会限制了无产阶级行使政治权力的自由,也就是限制了工人民主。这种限制违背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违背巩固工人政权的需要,违背世界革命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利益。

明显地,进行反对工人国家的内战或武装行动的政党、团体或个人,不会获承认享有上述权利。这些自由也不包括组织性质上是种族歧视的行动或示威的权利,也不包括主张民族或文化压迫的行动或示威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从来没有一个观念认为一党制是工人政权、工人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先决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托洛茨基的理论著作中,及在列宁领导下的第三国际的纲领文件上,我们根本找不到一党制的建议。以后所发展的理论,诸如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社会阶级老是由一个党来代表的这个粗劣的斯大林主义理论,根本在历史上是错误的,它的目的只不过替苏联官僚层及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思想的继承人之独霸政权辩护而已。这种独霸政权是靠剥夺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才可能存在。

历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波兰、南斯拉夫、格林纳达、尼加拉瓜的事变——已经在反方面证明了托洛茨基的立场的正确,即:「阶级不是匀一性的,为了内部矛盾常致四分五裂,只有经过内部派别、集团和党派互相斗争,才能够达到共同问题之解决。……一个政党代表一个阶级的例子,在整个政治史上也找不到的——除非你将政治外形当作实体来看」(《被背叛的革命》,中文版,第232页)。这对于封建制度下的资产阶级是如此,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也是如此,对无产阶级专政下以及建立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工人阶级也将会是如此。

如果有人说,只有不具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纲或意识形态的,而且「不从事反社会主义或反苏维埃宣传或鼓动的」政党及组织才能有合法的地位,那末他怎么样来区分呢?如果一个党的大多数党员是工人阶级分子,但其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它应被禁止吗?如果应该被禁止,那这个立场怎样与工人代表会的自由选举相协调呢?「资产阶级政纲」与「改良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改良主义的政党也应该被禁止吗?社会民主党应该被禁止吗?

无可避免地,依据历史的传统,改良主义的影响,还会在很多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思想里,残存很长的时间。行政的镇压并不能使这个残存的时间缩短。相反地,这种镇压反而会使残存的时间延长。反对改良主义幻想和观念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方面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另方面创造使这些幻想消灭的物质条件。在行政镇压以及缺乏自由讨论及自由交换意见的情况下,同改良主义的斗争就会失去效果。

如果革命党号召镇压社会民主党或其它改良主义政党,它就会发现在自己党内想维持派别的存在与活动是千倍的困难。工人阶级的政治的不均匀性必然会在单一党之内反映出来。

因此,真正的选择并非只有下述两种:要么是只给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的政党(在思想上及在纲领上支持苏维埃制度的政党)以自由,要么是所有政党的自由。真正的选择是:或者是真正的工人民主,劳动人民有权选举任何人为苏维埃的代表,以及所有被选者(包括在思想上不支持苏维埃制度的人们,只要他们在实际上遵守苏维埃宪法)的政治组织的自由;或是限制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以及因此产生所有后果;有计划地限制政党就会导致有计划地限制革命先锋党内部的自由。

当我们说我们赞成所有苏维埃政党享有合法地位,即所有实际上遵守苏维埃宪法的政党享有合法地位,我们并不低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这些政党所宣传的错误的纲领,及在劳动人民之间所散布的异阶级的影响,所可能招致的政治混乱、错误、甚至局部的失败。我们不会号召工人在我们认为错误的政纲、政见或政策的基础上建立政党,我们也不会推动工人创立如此的政党。我们只是说,用人为的行政方法镇压这些政党——所谓人为,其意思是即使这些政党已被合法地镇压,它们仍会继续反映群众中的思潮——不但不会减少且会增加这些危险。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要达到均匀化,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工人群众能够以自我管理的公民的自由的集体来取代残存的国家机构(即能够达到社会主义的建立及国家的消亡),是巨大的历史任务。这不但跟显而易见的物质的先决条件有关,还牵涉到特殊的政治训练。「有批判性头脑的人、反对者、异议者、不满者、反动分子等的存在、使革命有生命和力量。分歧和争辩的冲突,帮助人们发展「思想和政治筋肌」。它是一种持续训练的形式,是瘫痪和消极的治理剂。」(《Tomas Borge的讲话》,格兰马报,法文周报版1984107日)

同样地,卡斯特罗在与艾斯加朗辩论时曾说:革命必须是无思想限制的学校。即使实践并不经常符合这些言论,它们却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命题上的纲领性持续,必须坚决保卫,反对所有否认这点的人。

历史的经验证明,除非有真正的工人民主,否则训练群众自我管理的过程势必被延迟,甚或被倒转过来。苏联的情况就是如此。历史的经验也证明,如果没有多党制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民主。

五、政党代表甚么?

有一种自发主义的幻想是,即使没有自觉的先锋队,即使没有建基于由历史所证实的革命纲领上的、有组织的革命先锋工人党,即使没有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教育出来的经过长期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经验的干部,即使如此,无产阶级也能够经过自发的群众行动来解决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时所面临的战术与战略上的问题。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排斥上述这些自发主义的幻想。

这个幻想论点的来源是无政府主义,极左的「工人代表会派」亦接受这个论点。根据他们的论点,政党的本质是异于无产阶级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构成物,它们在工人代表会中是没有地位的,因伪政党具有篡夺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的倾同。这个论点,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是有害而且危险的。政治团体、派别及政党并非只在现代资产阶级兴起以后才出现。在政党这个字的基本的(不是形式的)意义上,政党的起源更早些。当社会中,特别是阶级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时(例如古代及中世纪的城巿民主制),当不同形式的政府出现而比较多的人民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时(不是小村落社会或是部落社会),政党也跟着发生。换句话说,基于不同的物质利益的社会冲突发生的时候,政党也发生了。这些冲突并不局限于不同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它们也能反映某一社会阶级之内的利益冲突。

在这个真正(不是形式的)意义上,政党是历史的现象,但政党的内容因时代的不同而变异。譬如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时的政党就有不同的内容。无产阶级革命也将会有同样的结果。只要基于不同的物质利益的社会冲突还存在的话,政党也会存在。除非充分发展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终于建立起来,否则政党是不会消失的。我们可以有信心地预测,在真正的工人民主之下,政党将会具有更丰富、更广阔的内容,将会进行更广大的群众政治斗争,将会有更多的群众参加,即使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比不上的。这些政党中将会有许多是新型的,换言之不会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政党的继续或残余。

其实,一当政治决定超出可以由少数人来处理和决定的、数量不多的日常问题时,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便需要对很多互相有关的问题作出有系统的、完整的选择。换句话说,需要对不同的政治路线、纲领作出选择。归根到底,这些不同的政治纲领反映了不同阶级及不同阶层的利益。这就是政党所代表的。

如果不采纳上述的总体方向,不但不会使多数人得到更大的表达自由与选择自由,而且会使工人代表会不能管治。不可能由一万个人在五百个方案中选出一个适当的方案来。要避免政权落入蛊惑民心的或者秘密的压力集团(为影响政策或者舆论而组织的集团)手中,就需要在少数几个有系统的完整的方案之间,亦即政治纲领及政党之间,进行自由的交锋。这种交锋应该是没有垄断的、没有规限的。这种做法才会使工人民主具有意义而且可行。

还有一点是,无政府主义者及「工人代表会派」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应有政党的存在。他们这种想法是(一)一种良好愿望而已(即希望劳动群众不去组织或支持具有不同政治路线及政治纲领的集体、派别及政党),(二)企图阻止及压制所有一切要在多元主义的基础上从事政治活动的劳动者。在后一种情况下,这只会在客观上促成官僚专权的形成,而这恰恰同这些自由主义者的愿望相反。

很多中派主义及极左组织提出一个相似的论点:苏联无产阶级被剥夺直接行使政治权力,基本原因就是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组织观念。他们认为,由于布尔塞维克尽量要在革命中建立一个领导工人阶级的工人党,必然导致党与劳动群众之间产生家长式的、操纵的、官僚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导致一党专政。

这个论点不但不合历史,而且是唯心的历史观。就历史事实而论,这论点也是错误的。从马克思主义的,即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苏联无产阶级被剥夺政治权利,主要原因是物质上的、社会经济上的原因,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或是纲领上的。如果俄国革命继续孤立的话,那么,俄国的普遍贫穷又落后,以及无产阶级在数量上的相对微少和文化上的落后,都会使无产阶级不可能长期行使政权。这不但是1917-1918年的布尔塞维克派的共同的意见,而且是当时所有自认为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意见。在俄国,由于内战、外国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及亲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的破坏等等,生产力急剧下降,导致物资极端缺乏,因此才造成特权滋长。同样的因素使本已数量很少的无产阶级在质量方面更加薄弱。此外,无产阶级政治先锋队(这些最有资格反对资本家及官僚层的人们)在内战中死亡或者离办厂而大量地参加红军及国家机构。

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经济开始复苏,但是大量的失业及因世界革命的退潮与失败而产生的失望情绪慢慢地助长了劳动群众的政治被动性及政治活动的普遍衰落,以致在苏维埃有同样情况。因此,工人阶级不能够阻止特权层的生长。这个特权层为了维持统治,逐步限制民主权利并毁坏苏维埃及布尔塞维克党本身(虽然还用它的名字)。这些才是官僚篡权,才是党与国家及经济管理机构融合成一个特权官僚层的主要原因。

列宁、托洛茨基、其它的布尔塞维克及以后的左派反对派,不但没有赞同官僚的兴起,反而要反对它的兴起。这个斗争之所以没有成功,不是由于「列宁主义关于政党的理论」,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微弱。还有一点,布尔塞维克在列宁死前所采取的措施——例如在第十次党大会上暂时取消派系的活动——也许造成先锋队的微弱。

「禁制反对党导致禁制党内的派别;禁制党内派别导致禁制思想,除了永不犯错的领导者外,党的警察式的一元主义之后,就是官僚的腐败行为,这是成为所有挫伤士气、贪污腐化的源泉。」(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然而,这些都只是次要的原因。

官僚化过程有其客观的、物质的、经济的及社会的原因,我们应该在当时的苏联社会的底层结构上找寻这些原因,而不应在政治的上层结构上,更不应在组党的观念上找寻这些原因。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不但不是布尔塞维克主义的产物,它反而要摧毁整个布尔塞维克党,才能建立其专权统治。布尔塞维克党是工人阶级的工具,是官僚层的敌人。完全剥夺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先决条件就是在政治上扼杀党。

在另方面来看,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在缺乏领导的或有极大影响力的革命党的时候,工人代表会就不能维持很久,而且不会比俄国的工人代表会长:1918-19年的德国及1936-37年的西班牙就是两个显著的例子,更不用说1956年的匈牙利和1973年的智利的例子。

六、革命先锋党的重要性

工人阶级由于其成分不一致,其不同阶层的觉悟程度参差不齐,许多成员的政治及社会活动又断断续续,因此就需要把工人阶级中最富于自觉的、最能持久活动的分子组织成一个独立的革命的先锋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斗争,到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与走向社会主义,都需要这样一个组织。在这些条件下,这个革命先锋党的不可替换的作用就更形重要了。

力量增强的列宁主义群众党必须领导工人来管理国家及建设新社会,一直至资本主义在全球灭绝以至无阶级社会完全建立起来。决定经济发展的不同速度问题,稀有经济资源的分配问题,各种形式的个人及社会消费的较快或较慢的增长问题;如何减少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工人国家如何增强国防以防止资本主义强国的进攻的问题;如何建立群众的革命的国际来扩张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如何消除两性之间、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之间的从过去遗传下来的偏见、反动观念及不平等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是不会自动解决的。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政党的干预。

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反对物质特权与官僚层的兴起的斗争,更加需要一个革命的先锋党。要实行像目前这个纲领这样彻底、这样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民主的纲领,工人阶级的革命的先锋党是决不可少的。党要用自由选举及群众对它的政治信心,而不是用行政的方法,来运用它的权威。

劳动群众的自由而民主的自我组织,和革命先锋党的政治与纲领的明确清晰及领导,这两者的辩证的结合,给工人阶级的夺取政权与继续执政,提供更好的条件为了防止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领导工人阶级的先锋党滥用权力,第四国际坚持以下原则:

1)党内应有充分民主,党员有组织派别的权利,不容派别被禁的充分权利;派别之间在党大会之前能够公开争论。

2)党与工人阶级之间应维持最大可能的密切联系与互相渗透。革命的工人先锋党,只有获得大多数工人的政治信任,以及争取到大多数的先锋工人成为其党员时,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有效地领导工人阶级。

3)严格禁止党干部或党领导人享受物质特权。不论是党领导人,全职党员还是普通党员,若当选为工人国家或其经济机构、以至其它社会机构的领导人,其工资一律不得高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4)先锋党不能在政治上或思想上垄断或控制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坚持多党制原则。

5)党机构与国家机构完全分开。

6)党要真正地参加革命国际,而且接受其它革命组织的同志式的批评。任何在工人国家当政的党不可控制国际。

七、对社会主义民主有明确立场,
是争取无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必要条件

改良主义领导要在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反复灌输资产阶级民主的神话与幻想,因此,保卫一个清晰明确的工人民主的纲领,是反对改良主义领导的斗争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官僚化工人国家所展开的政治革命过程中,保卫这个清晰的工人民主纲领,也是与反对各类亲资本主义的幻想与反苏维埃偏见的斗争不可分的。

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与其它形式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独裁制度,另方面是苏联、中国、东欧及其它官僚政权的经,这两方面的悲惨历史经验,使资本主义国家和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无产阶级,对于推翻资本主义以后所产生的任何形式的一党制及对民主权利的任何限制,都是极度怀疑的了。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给人任何印象,说工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比资产阶级民主有更少的政治自由——包括批评政府的自由、组织反对党的自由、出版反对意见的报纸的自由——那末战胜议会幻想的斗争,若非注定失败,也会特别困难。革命的先锋分子在这方面任何踌躇与含糊,只会帮助自由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走狗来分裂无产阶级,而且推使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以保障民主权利为幌子,走到保卫资产阶级议会之路去。

有人争辩说,上面所有论点,只能应用在雇佣劳动阶级已占经济活跃人口的大多数的国家里。不可否认地,独立小生产者仍占人口大多数时,这种社会力量的关系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障碍物,而且客观上导致工人国家官僚化的现象。但是我们首先要着重指出这些经验的特殊性,指出这些经验在大多数半殖民地国家不会重复。

其次,我们要强调指出,这些工人国家官僚化的极端形式,即使在落后国家,也不单是不利的客观环境造成的,而且也是领导建立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畸形变态的产物。

由于渐多的半殖民地国家正在局部地工业化,他们的无产阶级在经济活跃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比1917年的俄国或1949年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比重为大。从革命危机一开始,(智利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斗争经验,就会很快提高其意识及自我组织的水平,以至将组织苏维埃式的机关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而且特别因为这可以应用到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上,第四国际主张这个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础的工人代表会民主的纲领,在基本要素上就是世界革命的通行纲领;这个纲领基本上与工人阶级本身的社会性质、历史需要、思想方法及群众活动相适应的。这个纲领并不是专为「最富有的国家」的工人阶级而设的「奢侈品」,虽然因为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占人口的比重特别小,它的具体应用可能会有某种限制。

同样的,我们需要在观念上及在理论上区别资产阶级民主机构与无产阶级民主机构,资产阶级民主机构主要在帝国主义国家兴盛,这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数以亿计的工农群众的超级剥削及最残酷镇压他们的基本民主权利的结果。无产阶级民主机构,包括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建立的核心组织,是工人阶级经过几百年的自我组织的斗争、牺牲、成功,并提高其阶级觉悟的结果。资产阶级民主正遭受历史的唾弃,一定会消失。无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斗争之中和以后,以及在建设世界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势必获得前所未有的生长与发展。

显然,要工人民主得以健康运作,首先社会要有普及的码的文化水平和工业化程度。当社会状况是劳动人民中一大部分是文盲时,统治模式变得官僚堕落的可能性更大了。因此,列宁才在他晚期的著作中不断强调有需要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在古巴和尼加拉瓜进行的扫盲运动,是值得仿效的模式。

可是,在落后国家,初阶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未必会实行各人口层份按比例产生代表,而是有可能公然让工人阶级的代表获得较大比重(相对于农民来说),正如1918年的苏联宪法所规定的。

八、社会主义民主纲领何以至今未广泛实现?

我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不是「规范的」,而是纲领式的。正像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一样,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观念只是一个客观历史趋势的自觉的表现,是工人阶级在革命危机的情况下自然地提出来的要求。历史显已证明,从巴黎公社到最近几年的革命,即从1905年的俄国及芬兰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1918-19年的德国革命、1918-19年的奥国革命、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1919-20年的意大利革命斗争、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1925-27年年的中国革命,以及包括许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在内的所有大洲上的无数国家的无数总罢工的经验,工人阶级都显示出有成立自己的组织、工人代表会或类似组织的趋向。我们坚决相信,这个由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和卢森堡所清晰地理解而归纳成纲领的历史趋向,定会在目前及未来的革命中显示出来,而且比过去的革命时期更明显。

反对上述看法的人,引证说,到现在为止,所有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总是导致由少数人、一个党或者那个党的领导机构实行专政的政治制度,不是由全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我们不同意有些人说,建立坚定持久的工人代表会政权之所以会迟迟未能实现,是因为无产阶级先天地缺乏行使政治或经济权力的能力,必然要将政权交给特权的少数人去运行。工人代表会的政权在苏联的确存在了几年,虽然资产阶级及官僚层日后伪造历史,说它没有存在过。我们至少要说,这样一个结论,在目前阶段还是言之过早,正如在最初几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说资产阶级统治是与普选权不相容的讲法,同样是言之过早。

恰恰相反,在现有的工人国家里,到现在为止,工人代表会的政权,还只是例外的现象,而不是存在的规律,基本的原因,很大程度是无产阶级在这等国家的创建过程中所占的份量非常小——在1917-23年之间苏俄的无产阶级不但非常微弱而且愈来愈加微弱。

下述一连串的历史因素起着交互作用——俄国的落后,俄国革命的孤立,苏维埃官僚层之取得绝对权力,共产国际内斯大林派的胜利并主要由此「胜利」招致失败所发生积累的影响,国际无产阶级的其它较好的革命领导始终不曾出现,传统的官僚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能够控制工人阶级,革命的兴起主要采取持久游击战形式而且其领导层受斯大林主义意识影响——上述诸因素带来了在一段时期中新的工人国家产生,但从头起无产阶级所占的比重非常小,也没有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

此外,工人阶级在中国及越南等国家中的比重之小,再加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所面对的问题的特殊性质——在比俄国还要落后、还要缺乏资源的情况下,要开始工业化以及开始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的问题——都在走上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上产生了额外的客观障碍。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在这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开始就官僚化,工人阶级从来没有直接地行使过政治权力。

但在目前的时期,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具体进程中的比重比之1945-68年是大大增加了。这是由于许多工人国家和半工业化的倚赖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有了质的增强。新一轮的革命斗争,可以举19685月法国和1974-76年葡萄牙革命为代表,并继之以官僚化工人国家政治革命的兴起(捷克、波兰)。要证明这点,可看近年来在不仅是智利和葡萄牙而且是伊朗和尼加拉瓜的革命起中,重新出现总罢工、城巿群众起义和苏维埃式的自我组织形式。同时,在群众的意识无可避免地经过落后于现实的这个阶段以后,世界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了解斯大林主义的真正的本质(他们在1936年或1945年都没有了解),坚定地拒绝接受类似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型式」。不但在西方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在东欧、中国、巴西等国家,无产阶级都是如此。

我们的基于工人代表会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纲领,既不是「抽象的模式」,也不是乌托邦的空想,而是反映真正的基本的历史趋向。这个历史趋向,虽因二十多年世界革命失败所产生的客观及主观的结果而一度受到抑制,惟现已更有力地重新确立起来。

我们也不能接受一个论点,说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的话,即只要保卫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及革命的国际扩张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中心问题时,工人代表会式的民主政权是「不实际的」。我们相信,相反地,工人代表会的民主势必加强工人国家的自卫能力,势必加强它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吸引力,也就是说,有利于反帝的斗争及革命的国际扩张。

九、答复来自斯大林主义的教条

官僚统治层的意识形态本质上一向是实用主义的。但是,支持这个意识形态的是几个理论和教条,它们具有内在的一贯性,而又是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矛盾的。官僚层的意识形态的中心思想,就是由一个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实行统治;尽管这个意识形态并非经常可以明确地表述,但也可以综合如下:

1)「领导的党」或者其「领导核心」(「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即使还不至于垄断科学知识,但至少垄断了最高的政治意识,因此保证在政治上永不犯错误(「党永远是正确的」)。

2)工人阶级,尤其是一般的劳动群众,因为政治上太落后,太受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的宣传」影响,太喜欢为了眼前的物质利益而反对长远的历史利益,所以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不能容许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来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真正的工人民主就有可能会带来一连串有害的「客观上反革命」的决定,这就开启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或者至少会严重妨碍及延迟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

3)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只能由「无产阶级的领导党」来实行,换言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的专政,这个党或是代表基本上被动的工人阶级,或是主动地建立于「群众的阶级斗争」,但群众本身是没资格、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通过制度化的权力组织来直接行使国家政权的。

4)因为党(也只有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工人阶级的利益被认为是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所以「领导党」本身基本上是一元化的。任何反对派倾向必定是以某一形式反映异阶级的压力及异阶级的利益(毛派的结论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永远是「党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些观念的逻辑结论就是单一的党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实施一元化的控制,党应该直接控制「巿民社会」的所有部分。

5)另一个主要假定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阶级斗争会愈益加剧(这些假定假如不与上面几个假定结合起来就不一定达到同样的结论)。从这个假定就得出,即使生产手段私有制早已废除,不管生产力达到什么发展水平,资产阶级权力复辟的危险是愈来愈大的。资产阶级复辟的威胁常常被描述为在这个或那个社会、政治、文化或者科学部门的资产阶级思想取得胜利的机械的后果。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被赋予这么大的威力,对客颧上代表这些思想的人的镇压,就成为这个假定的一个必然结论了。

所有这些假定与教条,从一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都是不科学的,而且从苏联和其它国家的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及其后发展的真实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些假定与教条,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使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遭受损害,而且阻碍了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思想残余的斗争。

但是,正因为这些假定有其内在的一贯性,而且已被斯大林时代的各国共产党普遍地接纳为教条——反映了官僚层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物质利益,而且为其独裁统治辩护——从那以后他们从来没有被任何共产党明白而彻底地加以批评或排斥。这些观念继续苟延存续下去,至少局部地在共产党及社会党的许多领导人及干部的思想里,即是在工人运动的官僚层的思想里;它们继续成为替限制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的各种形式辩护的思想来源。

必须注意到,除了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组织外,也有一些组织在这方面提出类似的观念,以替他们自己内部所实行的部分类似做法辩护。因比,我们更有必要强调这是与列宁和托洛茨基(更不用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我们的历史运动所鼓吹的完全相违背的,为了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必须对这些观念和他们引发的实践作出明确的的有系统的批判。

第一、认为工人阶级是单纯一致的,只要由一个党来独霸代表即可的观念,既不符合一切历史经验,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时代和推翻了资本主义以后的现代无产阶级的实际成长的分析。人们顶多只能为以下的论点辩护,即只有革命的先锋党才能在纲领上保卫无产阶级的长远的历史利益及无产阶级的目前的整体阶级利益,以反对民族的、区域的、地方的、特殊部门或特殊技术的、过份享有特权的局部利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采用唯物辩证的观点,而不是采用唯心机械的观点,我们会补充说,只有党真正取得大多数工人的政治领导权以后,才可以说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阶级利益的真正的而不是理想的结合已在实践中达到,因而犯错误的机会大大减少。即使如此,仍不能排除在某些特殊的问题上,党仍可能犯错误。

事实上工人阶级的分层化及工人阶级的意识发展的分层化是确实存在.而且是由客观决定的。同样地,在工人运动中目前利益与历史目标之间的斗争是非常紧张的(譬如工人国家中的目前消费与长远投资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根源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就是因为有这些矛盾,所以才需要革命的先锋工人党,而不是需要一个「包括所有工人在内」的单一个工会。这也表示,人们决不能否认,对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对目前要求与历史目标之间的关系,会有不同解决方法的不同的党,可能而且已经在工人阶级之内产生,而且真正地代表工人阶级内部各不同层分的利益(不管是纯粹的局部的利益、享有特权的一部份人、异阶级力量的意识形态压力等等)。

我们也要看到一个可能性,就是在一个国家内出现几个革命政党,它们之间的分歧未必能在革命前通过合并来解决,而这个局势会迫得需要寻求各个党大致上紧密连系的阵线,以决定共同的政治行动。

第二,实行党内民主的革命党大大有助于对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发展作出正确分析,而且能够对这个发展得出正确的战术上及战略上的解决方法;因为党可以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总结和概括所有过去的阶级斗争的经验。这个对目前政治局势所作出的纲领,使革命先锋工人党比工人运动的其它倾向,比工人阶级的未曾组织起来的部份,较少可能作出错误的结论,较少可能得出不成熟的概括,对未能预见的发展较少可能作出让步与从事无原则的政治妥协等等。

但是,并没有永不犯错误的党,没有永不犯错误的党领导层、或个别的党领袖、党的多数派、「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等等。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从来不是一定能够达到的纲领。分析新局势决不能全靠历史的先例。社会现实经常在变。新的不可预见的发展经常在历史的转折点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未曾分析过恩格斯死后的帝国主义现象。布尔塞维克未曾遇见到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延迟。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堕落没有被列宁包括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托洛茨基也没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革命群众的斗争而建立的许多(从开头就已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南斯拉夫、中国、越南),会由非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所领导,等等。在经典著作或在现存的纲领中,找不到对新现象的完全的现成的答复。

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新问题一定会发生,对于这些新问题,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只提供一般的参考架构,不能提供现成的正确答案。为这些新问题找寻正确答案的斗争就牵涉到理论的政治的分析及讨论,和革命的阶级实践之间的经常的交互作用。最后的决定还是要靠实践的经验。在这种情形下,任何对政治及理论讨论的限制,以至进一步地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的限制,即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限制,一定会阻碍革命党得出正确的政策。因此,如果要成功地沿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上述的限制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无效用的、有害的。

一党专政的制度,缺乏多元性的政治团体、政治倾何及政治党派,用行政方法限制自由的政治及思想的讨论等等,其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当工人国家的政府犯了错误时,很难很快地改正错误。在建设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工人国家的政府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正如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其不同层分,不同政治组合也会犯错误一样。只有自由的政治讨论、反对派团体自由的运用大众传播工具、群众的高度政治觉悟与广泛参与政治生活,以及群众控制各级政府与国家的活动,才能迅速改正错误。

一党专政的制度缺乏上述改正错误的方法,所以更难改正严重的错误。斯大林主义制度所建基的党永不犯错误的教条,不但否认党政策的错误(寻找自我辩护,寻找替罪人),而且会尽量延迟错误的改正。从经济的损失方面而言,从劳动群众所遭受的不必要的、客观上可以避免的牺牲而言,从劳动群众所遭受的阶级敌人导致的政治失败、以及从无产阶级的政治上迷失方同与丧失士气而言,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所付出的代价是令人震惊的;1928年以后苏联的历史就是明证。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斯大林及其门徒,在农业强迫集体化带来灾祸以后,还要在农产品收购价格等细节问题上,顽固地坚持他们的错误政策——这当然只能用苏联官僚层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利益来解释——这就使苏联人民遭受了整代人粮食缺乏的恐慌。其所产生的坏结果直到五十年以后的今天,仍未消除。如果当时的苏联在选择不同的经济及农业政策方面有政治讨论自由的话,上述灾祸是不可能发生的。

第三、限制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是有利于逐步「教育」所谓「落后的」劳动群众——这观念简直是荒谬的。不下水怎样学会游泳呢?群众除了从事政治活动及从这些活动的经验中学习以外,没有其它方法可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只有具有犯错误的权利以后,才能从错误中学到东西。说群众的思想「落后」的这种家长式的偏见其实就是对群众活动怀有保守的小资产阶级的恐惧,这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官僚层之所以极端地恐惧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出于「纲领」的理由,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政府形式与官僚层的物质特权不兼容,更不必说与它的权力不兼容了。马克思主义者之赞成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因为他们相信,以群众会犯太多错误为借口来限制群众的政治活动,只会使工人对政治越加冷漠,换句话说,这种解决群众落后性的办法恰恰是在加强群众落后性。

第四、在生产手段及社会剩余产品全部社会化的情况下,少数人长期独霸政治权力——即使这个霸权的革命党在开头有最纯粹的革命动机——就会有很大可能刺激官僚化的客观倾向。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之下,谁控制国家行政机构,谁就控制了社会剩余产品及其分配的权利。特别是(而且不只是)落后的工人国家里,经济的不平等在开头还是存在的;这个经济的不平等就能够变成贪污和物质特权与社会分化的泉源。「政权的取得,不但改变了无产阶级对于别的阶级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无产阶级内部的结构。执掌政权变成某一个社会集团的专门事业。这集团愈把自己的作用看得很高,就愈急于要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中文本第93页)

因此,在客观上就有必要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真正地控制决定权,而且还可以有无限制的机会来谴责包括最高层在内的工人政权各阶层对物质的偷窃、浪费、滥用及非法的没收。如果反对派的倾向、团体及党派没有行动、宣传、鼓动及利用大众传播工具的充分自由,则群众性的民主控制是不可能的;这里唯一的条件是反对派不用武力来推翻工人政权。

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甚至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各种形式的社会的劳动分工不可避免会残存,从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工人组织形式及劳动过程也是不可避免地部分或全部残存着,这使生产者的创造能力不能充分发挥。这些不利的条件是不可能如毛派所主张的用思想灌输、道德规劝、或者周期性的「群众批斗」所能改正过来,更不可能用神奇的权宜措施如干部及领导人每月或每周做几天体力劳动就可改变的。在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道路上,只有生产者群众(首先是最受剥削的体力工人)对「仍具有功用的」特权层实施真正的政治及社会控制,才能阻止上述客观的障碍物变成物质特权的强大来源。达到这个目标的主要条件就是所有工人的工作日要急剧减低、要有最充分的苏维埃民主,以及快速地提高工人文化水平的充分教育机会。

为了免得受权力被专门人员操纵的侵蚀,革命党要反对其党员在国家机关和党领导层恋栈权位。

官僚化工人国家目前的情况使它很难向无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上前进。只有在下列的两个条件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同时发生的时侯,目前的情况才会有质的改变:(1)一个或数个工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革命就会大大推动全世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而且马上会开启急剧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消灭物质缺乏的现象。这物质缺乏的现象是寄生的官僚层得以巩固的根本原因。(2)在官僚堕落或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如苏联或中国爆发政治革命。这样不仅带来官僚层及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终结,还带来无产阶级民主的崛起,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反响。

政治革命成功以后,就可以在所有工人国家实现共同的经济计划,因而保证生产力的大跃进,帮助移除寄生的官僚层的经济基础。

第五、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及生产手段私有制被废除,并不会自动或同时带来个人财富、文化遗产、及思想影响方面的特权的消失,更不必说商品生产的所有因素的消失了。在资产阶级政权被推翻、资本主义财产被废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特别是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能够保证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动出现与巩固的时候,小商品生产的残余及货币经济因素的残存,还可能使在这环境里的资本原始积累重现。同样地,在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已失去了统治阶级地位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及经济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还会残存;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风俗、习惯、文化价值等等的影响还会在社会生活的较大的圈子及较大的层分中继续存在。

但是,如果从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为了不要使这些「资产阶级影响的小岛」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基地,工人阶级才少不了国家权力)得出结论,说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用行政方法镇压资产阶级思想,则是完全错误的。历史经验曾相反地证明用行政方法反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完全无效的。事实上,长远来说,因为无产阶级缺乏真正的政治斗争和思想争论的经验,而且因为官方的「国家理论」缺乏可信性,这种行政的镇压方法只会加强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的支配,而且使无产阶级群众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被解除思想武装。

为了消灭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劳动群众的影响,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

1)与所有主要生产数据的收归国有化同时进行的,是将印刷所、电台、电视广播站等等收归国有,即是说,解放传播媒介,使之不受广泛散播思想的大企业的物质支配。

2)创造使这些思想失去再生的物质基础的客观条件。

3)在意识形态及政治方面对这些思想发动毫不留情的斗争,这种斗争只有在公开的讨论及公开的针锋相对的情况下,换句话说,这种斗争只有在思想反动的人可以有保卫他们的思想的自由时,在有思想及文化的多元主义的自由时,才能有完全成功的希望,只要思想反动的人不用暴力行动来反对工人政权。

只有那些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及唯物论的优越性,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没信心的人们,才不敢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跟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公开的思想斗争。一旦资产阶级的使用大众传播工具的机会与其人数成正比的时候,就没有理由惧怕经常的、自由的、坦白的意见交换。这种观念的交锋是工人阶级在思想上教育自己,而且脱离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唯一方法,如此,则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便充分地显示出来。

国家若用行政和镇压的方法使马克思主义(更不必说对马克思主义作特别的解释)在意识形态及文化方面占据独霸的位置,只能使马克思主义从批判的革命科学,从解放无产阶级及建立无阶级社会的武器,倒退成了无生气的令人反感的国家教条或国家宗教,使它不断地在劳苦大众尤其是在青年之间失去吸引力。这情形在今天的苏联非常明显,因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所占的独霸地位,掩饰了在一切领域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贫乏。马克思主义本质是批判思想,它只有在充分的讨论自由及经常与其它思想针锋相对的气氛之下,也就是在充分的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多元主义的气氛之下,才能发扬光大。

十、工人国家的自卫问题

很明显地,任何工人国家必须保卫自己,反对任何推翻它及公然违抗它的基本法律的企图。在解除了资产阶级武装和结束了内战以后而崛起的具有工人民主的稳定的工人国家里,宪法及刑法都禁止私人占有生产手段或私人雇用劳工,正如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及刑法禁止个人侵犯私有财产权利一样。同样地,只要我们尚未到达无阶级的社会,只要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还残存,只要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还存在的话,无产阶级专政的宪法及刑法就会禁止及处罚武装暴动的活动、用暴力推翻工人阶级政权的企图、对工人政权的代表施行恐怖主义的攻击以及替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当间谍进行破坏等等。不过,只能对有证据确凿的行动或积极的准备工作予以处罚,隐含地或公开地为资本主义复辟作一般性宣传则不予处罚。这意思就是说,所有在实际上遵守工人国家的宪法而且在其机构(即苏维埃)的合法范围之内活动的人,包括亲资产阶级分子,换言之,所有那些不以直接行动从事推翻工人政权及集体财产制的人们、都应该有组织政治团体的自由。

工人不需要把「教唆」他们将工厂及银行恢复私有的言论当作一种有致命危险的宣传。大多数的工人不可能会「听信」那种宣传的。帝国主义国家。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及愈来愈多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已是足够强大了。所以不需要把「言论犯罪」及「反苏的鼓动」的观点引用到刑法上或者成为工人国家的日常措施。

把煽动人们用暴力反对工人政权,与赞成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活动意识形态、立场或纲领,严格区分开来,这是很重要的。工人国家应该镇压恐怖行动,但是对付反动的政策与思想,就应该用政治和思想斗争的方法,这不是「道德」或「软心肠」的问题;基本上这是实际的长期效益的问题。

在寄生的官僚层所统治的国家里,斯大林主义有计划地滥用「与帝国主义勾结」、「替外国政府充当间谍」、「客观上为帝国主义服务」、「反苏」或「反社会主义的煽动」、「破坏及误导别人的活动」等诽谤性的指控,来谴责及镇压任何形式的政治批评、反对行动或非正规行动,而且以这些为借口进行大规模的野蛮的镇压。斯大林主义的这种灾祸性的经验,使一般的工人对于它的滥用司法刑警机关或精神病院,采取极度的(基本上是有理由的)不信任。因此我们需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及其国家之运用镇压性的自卫行动以反对用暴力来推翻工人政权的企图,应该限于证据确凿的行动及罪行,绝对不应该牵涉到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及文化方面的活动。

第四国际保卫而且要扩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刑法及司法方面所得到的最先进的革命成果,而且要为把这些成果写入社会主义的宪法及法典而斗争。这些成果包括以下的权利:

1)应订定一套成文法;不应追溯既往的罪行;提供证据的责任在于控方;在没有犯罪的证据以前,应该假定被告人无罪。

2)任何人都有充分的权利,自由决定其辩护的内容;法律辩护人不应该为了在审判中所用的辩护文件或辩护方式而受到检举。

3)反对个人犯罪要由团体、家庭等集体负责的观念。

4)严禁任何形式的酷刑逼供。

5)除了内战及战争时期以外,严禁死刑。

6)扩大陪审团的公开审判制度,而且使这制度普遍化。

7)所有法官都应民选,劳动大众有罢免法官的权利。

工人国家能够慢慢地吸收更多的群众参加法律的工作,来代替职业性的司法人员制度。这工作可以从地方及较轻的罪行方面做起。

很明显地,所有这些事情,以及在资产阶级的武装抵抗停止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刑法制度的运用和法典的最后的审定,都要由工人代表会作最后的决定。我们只向工人代表会提出纲领式的建议,而且用政治的方法在工人代表会中争取多数的支持。防止国家误用这些镇压制度的最基本的保证,就是劳动群众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有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废除由少数人垄断武器的特权,换言之,武装全体无产阶级。我们相信工人阶级决不会误用它的权力,也不会失去必要的警觉来保卫它自己的专政,以反对任何恢复资产阶级的剥削的、压迫的统治的企图。

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无产阶级已完成社会革命,并不足以将它变为圣人,也不会使它免犯错误和摆脱弱点。」正因此,在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革命共产主义者不应放松警觉。共产主义前卫者必须揭露「官僚主义」的最微细的证据,谴责和打击无产阶级国家所有滥权的情形,确保平等主义和民主的原则受尊重,保卫妇女的利益以及种族、民族和宗族的少数者利益。总而言之,对于无产阶级国家也要扮演共产主义前卫的角色。

我们的原则性纲领性立场是:一切在实践中尊重集体财产及工人国家宪法的人,都应该享有无限制的政治自由。这并不是说,不管具体情况都一定要全面贯彻这样的标准。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由革命的危机而发展到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在起义以前的时期以及起义的时候,当政权由一个社会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的时候,暴力事件的震以及法治的缺乏的情况会发生。只有当起义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雇佣劳动者的大多数——至少在那些雇佣劳动者已经是最大的社会阶级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才能得到胜利。支持这个起义的群众的动员越广泛,因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暴力与横蛮行为就愈少。

同样地,在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以前,内战或者外国军事的干涉可能会发生;换句话说,旧的统治阶级及其国际的盟友可能会用武力来推翻工人政权。在这种情形下,应该应用战争的法规,这时候,也许需要限制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没有一个社会阶级、一个国家,会让积极用武力推翻他们的人享有充分的权利;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点上也不能例外。

更具体来说,所有参加或者被确凿证据证明积极地支持或者准备反革命的暴力行为的个人、组织及党派将会被镇压,而被放置在不能再从事这些活动的环境中;镇压的程度及具体的方式要看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当时的情况和力量关系而定。

在建立成功的工人国家的第一阶段,为了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抵抗或者资产阶级推翻工人国家的企图,成文的刑法——社会主义法治——的建立可能会被延迟,因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危机的局势,这不能等到法治建立以后才去进行。历史经验已经再三地证明,击破资产阶级的武装抵抗的过程愈快愈激烈,实际的内战时间就愈短,在社会变革中所付出的人命代价就愈少。

决定革命的长远效益的准则,是把眼前的权宜之计,同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巩固的问题结合起来,而且这个新秩序要以最广泛的群众支持和群众参与为基础。对阶级敌人的权宜之计,甚至于在内战的情况下,要真正有效,必须能够提高而不是降低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及信心,它对于建立工人国家及无产阶级社会的能力的信念,它的积极的支持及参与国家的管理,以及他的动员及自我组织的能力;甚至在内战的情况下,上述的基本标准决不能忘记,特别是因为未来的革命能够在远比俄国19191920-1921年好的力量对比下发展。

关于上面的情况,托洛茨基在1940年说的话表达得最清楚,他那时说的话更适合现在的情况:「根据预测,我们可以定出以下法则: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国家愈多,则其它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抵抗愈弱,社会主义革命的尖锐性质愈低,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愈不强暴,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愈短,在新的、更充分的、更完善的、更人道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社会的诞生就愈快。……如果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够带来人身自由在法律上不可侵犯,而且也不能充分地保证人类品格的所有的利益,则它便没有价值了。」(托洛茨基:《世界局势与前景》,1940214日,见1939-40年托洛茨基文集,155156页)

我们也应该强调指出,在内战或战争情况下社会主义民主之受到限制,应该由资产阶级反革命及国际帝国主义直接地负政治上及物质上的责任;这就是说,要向整个社会,及向过去的统治阶级的残余分子,清楚地指出,对付他们的方法,归根到底要视乎他们的实际行为而定。

十一、国际革命与反革命

只要帝国主义至少在几个主要的国家——特别是美国——仍然生存,它决不放弃以经济压力及军事力量阻止社会主义的扩张,也不会放弃收复资本无法直接剥削的领土(开头是收复一部份,以后是全部)。这种复辟决不可能用渐进的和平方法,正像推翻资本主义也不会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一样。

因此就有以下的结论:任何一个由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产生的工人国家和任何工人国家集团,不管其官僚化或社会主义民主的程度如何,将会与国际资本处在武装停战的状态,在某种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公开的战争。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从物质及人力的角度来看)在军事上作持久的准备,以对付公开战争的挑战。

虽然我们并不同意说核子战争必然会发生,但我们也不同意说,仅靠资本主义国家劳动阶级的宣传、鼓动及阶级组织就足以阻止帝国主义所发动的旨在反对新、旧革命的侵略战争。只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仍未推翻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反革命战争的危险便一直存在,当权的无产阶级必须对这种危险作好准备,正如它要帮助其它国家的起义的群众对付国内及国际反革命的武装干涉一样。

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保持军事准备,意思就是要拨出资源来生产战备,这些资源本可以用来加速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个原因再次推翻说可在一个或几个国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反动乌托邦。

工人民兵和人民民兵是工人国家武装自卫的基础,但工人国家也需要维持一队军队,有专门使用尖端武器的技能。工人军队本身将会是新式军队,反映出它的阶级基础,像苏维埃共和国所创立的红军初期一样,它将要废除官员等级制度,用兵士代表会和民主选出的指挥官来取代它。一般来说,「正规军与民兵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够显示实际朝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程度」(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英文本第218页)。

但这句话绝不表示由于帝国主义对工人国家施加外在的压力,因此工人国家必然会产生官僚堕落或对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作出严格限制。

首先,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兴起和胜利,并不是资本主义包围苏联的直接的自动的后果。它的产生是以下几个因素独特地结合起来的结果:俄国相对落后;俄国无产阶级相对微弱;世界革命初遭挫败;资本主义包围;无产阶级先锋队对官僚的问题在政治上没有准备;官僚权力逐渐兴起,影响了全世界革命斗争浪潮的结果;除了莫斯科控制的共产党以外,别无其它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因素因国际革命屡遭失败而更加深。但是,这些因素的结合极不可能会再度出现,尤其是当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工业上远比1917年的俄国或1949年的中国更进步的国家时。

即使是在今日,俄国的落后程度与国际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已不怎么严重,俄国无产阶级的客观力量也比1923年或1927年的无产阶级大得多。如果现有的工人国家的相对的力量,再加上西欧、日本、或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更不必说美国——的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那么,与国际资本的力量关系对比就会有很大的改变,资本主义就会大大不利并大大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环境的压力和加强军事准备的必需性,不会再构成严厉限制社会主义民主的客观原因。

再者,如果由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世界上富有的资产阶级还存在,迫使现存的工人国家在长时期之内面对持久的有可能爆发的武装交锋及国际战争,因而工人国家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威胁,但这并不表示要把有可能发生的战争的状况与真正发生的战争状况等同起来。混淆可能发生的战争同实际发生的战争,正是斯大林主义者及各种亲官僚层分子不断用来替寄生性官僚统治之扼杀民主行径辩护的借口。

而且,苏联、东欧及中国今日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在战争或内战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立刻复辟的危险。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所面对的问题,是特权官僚层对经济、政治及社会生活的独裁控制。这种控制导致巨大的恶果,使这些国家的群众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大大动摇——因此,从长远来看,削弱了在将来帝国主义军队有可能入侵时群众成功加以抵抗的能力。

因此,更为必需的是保卫所有的民主权利以反对官僚层所强加的限制,以及推展反官僚层的政治革命斗争。这样做,将会增强而不是减弱工人国家抵挡帝国主义侵略的能力,包括其积极援助世界革命过程的能力。

最后,整个论点应该反过来说。我们否认:为了成功地保卫胜利的革命及将革命向国际扩展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因而要限制社会主义民主,以至要实行官僚专政,认为那是必定要付的代价。恰好相反,我们认为:这种限制势必减弱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上及在军事上反对帝国主义的能力。

劳动群众的高度的政治自觉和社会主义信念,高度的政治活动、动员及警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教育与活动,凡此等等,都能够增强工人国家的自卫能力及军事力量。

历史已经证明,归根到底,任何国家的最强大的自卫能力主要靠以下两个因素:人民群众对本国有较高度的社会团聚力和政治认同;以及较高度的平均劳动生产力和生产能力。社会主义民主愈广泛,限制愈少,则绝大多数人民对工人国家的认同就愈高,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就愈快,达到比帝国主义更有决定性的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也就愈大。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帝国主义对工人国家及对正在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世界局势中,社会主义民主不但不是「奢侈品」,而且,即使在纯军事方面,还是工人国家手中的主要武器。

上面是从防御的观点看这个问题;从进攻的观点看,也是如此。因为帝国主义对过去及现在的革命发动军事冒险就必会引起国内的强力反对,因为帝国主义一定要渐增地运用镇压及限制群众的民主权利来减弱反对力量,因此,工人国家的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会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安的、受压迫的群众产生渐增的吸引力,这就削弱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有利于革命的国际扩张。

工人国家针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进行军事上的准备,必须包括实行特别措施以反对间谍,反对国外派来的破坏者,反对可能持续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的其它方式的反工人阶级军事行动。但是,工人国家自卫的特别的技术性措施,但这种需要决不应该用来限制工人民主;决不能因为公民行使批评和反对的权利而说他们是「间谍」或「破坏者」。事实上,群众的政治活动、自觉、及社会团聚力愈高(这只有在社会主义民主充份发展下才能实现),真正的间谍及破坏者就愈难在仇视的环境中活动,工人国家的自卫能力就愈高。

十二、官僚化的工人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反官僚政治革命的兴起

从理论观点来看,苏联及其它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是极端歪曲的堕落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所创造的经济基础还没有被官僚层所摧毁,在这个意义上,保卫苏联及各工人国家,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复辟表示历史的大后退),是根据这些国家仍然是堕落的或变态的工人国家,即堕落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这个事实而来的。

但是,却不能由此推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有不同的历史形式,它们是差不多相同的,而我们的纲领描述社会主义工人民主只不过是「理想的模式」,只是现实偏离了「理想的模式」,而且在将来还会大大偏离。

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不是一个目标,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手段,它的目标是创立世界性的无阶级的社会,使劳动得以解放,使所有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得到解放;这是解决人类所面对的所有紧急问题的唯一道路。是避免人类陷入野蛮主义的唯一道路。但是在极端堕落的官僚专政之下,「官僚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但不能向目标进展,反而使社会的进展停留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而变成了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物。这个障碍物只有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才能移开。因此,社会主义民主,即由劳动群众民主选举出来的工人及人民代表会的统治,绝对不是许多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中的其中一个形式,而是与社会主义目标相符合的唯一形式,是走向世界革命和全球社会主义的有效武器。我们之所以为而且只为这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奋斗,理由并不是出于道德的、人道主义、或历史唯心论的原因(亦即企图对历史过程「强加」某种「理想」形式),而是为了世界无产阶级及世界社会主义利益的眼前的及历史的必要性。

还有,「官僚的」无产阶级专政之能够兴起——譬如在苏联的兴起——只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被官僚层所灾难性地及长期地击败的结果。托洛茨基用「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被官僚层所剥夺」这个公式并不是偶然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对我们的阶级的政治上的成败问题,并不采取中立的或冷淡的态度。我们要保证它的成功,我们要用所有可能的方法来避免它的失败。因此,我们只能为可以带来这种成功、可以避免失败的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只有政权掌握在民主选举出来的工人代表会的手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它的成功,避免它的失败。

在政治上而言,这个问题并不是纯学术性的;这是所有那些工人阶级已经深切体会斯大林主义及一般工人官僚的罪恶及本质的——不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急迫的问题。在所有这些国家,如果不管工人阶级对国家及经济的控制的具体情况如何,只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与国有化财产等同起来,就会成为朝向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上的重大障碍物。这就会在客观上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及各国共产党把工人阶级束缚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范围之内。

在所有官僚化工人国家,这是更急迫的问题,因为政治革命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些国家,如果企图把工人民主以外的其它形式当作革命的目标,就难免使那些这样做的人,在兴起中的群众面前自陷于极端的孤立,甚至使群众对他们产生像对官僚层(即「新主人」)那样的仇恨。

从那种政治的观点看来,我们所保卫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是符合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群众的需要及渴望的唯一的纲领,是代替官僚专政的唯一道路。我们要再三地说: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在反官僚政治革命的准备阶段、兴起、胜利及事后的整个过程中对保护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的干劲及决心有任何躇踌或三心两意的话,这势必在客观上帮助了复辟势力,使官僚专政倒退至资产阶级民主,而不会进展到社会主义民主。

195610-11月的匈牙利革命、19808月至198112月的波兰革命(它在全国发动的反官僚政治革命路上走得最远)以及:1968-69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具体经验,已可得出政治革命动力的非常重要的结论。「布拉格之春」和波兰的政治革命的优点是发生在社会、经济及政治上非常有利的国家,因为无产阶级占经济活跃人囗的绝大多数,而且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工会群众组织的传统;在波兰,还有反官僚工人起义及争取工人自管斗争的丰富经验。

这三个政治革命发端的经验证实了我们的纲领中所提出并在论述中进一步作解释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个内容,只是数百万工人及劳苦大众起来反对官僚层的专横统治时的自觉表现。

反对秘密警察,要求释放政治犯,反对官僚统治层镇压那些威胁其权力专制的政治及工会活动,反对新闻检查,反对人治(即要求一切法律必须是成文法及被告人有依法审判及辩护的权利),反对一党制度,反对官僚层对经济制度的控制,反对官僚层的超级物质特权,要求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平等权利要大大提高——所有这些纲领要点是使匈牙利及捷克群众走上街头反对官僚层的主要动力。这些口号一定会在明日使苏联及中国人民走上街头。

工农群众并不是要使私有财产恢复或是资本主义复辟。斯大林主义者之作这些诽谤,是为了替自己动员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或捷克,或在波兰实行军事戒严以反革命的镇压这些反官僚群众暴动而辩护。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口号与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也无关。

1956年的匈牙利,各地的工人代表会及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经过长时间的剧烈辩论以后,主张保护国有化资产,主张除了法西斯主义者以外所有政治党派均享有自由。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的时候,运动的最激进的份子首先提出要求给予各种政治组织、政治俱乐部、政治倾向及政治党派以无限制的自由;这个要求被共产党内的几个大的派别所采纳,而且被运动后期所兴起的大多数的工会及工人代表会所支持。那些与苏联官僚层的反革命干预的军队合作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发言人,集中火力,向「不负责任的」「亲资产阶级的」作家开火,不惜用任何代价来摧毁他们的言论的表达自由。但是,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却支持作家的写作自由。

1980-81年的波兰,工人阶级在16个月时间内,推进了在工人国家内争取政治民主的最深广的斗争经验。一千万有组织的波兰工人在「团结工会」内所采取的内部民主,显示工人阶级是奉行无产阶级民主原则的。群众运动提出的口号——「生产数据及计划均社会化」,「建立自管的共和国」——明白地表达了他们希望从官僚层手中夺回对经济、对国家的控制,并将之归由工人集体民主管治,而这个渴求体现在争取工人自治、建立工人代表会及其协调组织等斗争上。团结工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声称「在自治共和国内,民主的基础必须是意识形态上、社会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多元化」。它更说:

「波兰的社会生活必须进行一个深刻的改革,以达致最终能实现自治、民主和多元化。正因此,我们的斗争是同时争取国家机构的改变和独立自治机构在所有社会生活上的建立和发展。」

在保卫「市民完全有自由结社权」时,纲领说:

「我们相信多元化的原则必须应用在政治生活上。我们的工会对于向社会提出不同社会、政治、经济纲领的做法会加以协助及保护。」

同类的冲突很有可能在将来每一次政治革命(尤其是在苏联和中国)发生。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犹豫或骑墙,也不能说这是纯粹策略性的选择。他们必须与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联盟,保卫大众的不受限制的民主自由,反对官僚层的新闻检查与镇压。

在政治革命实际爆发的初期,劳动群众会将官僚层分为两派:一派是狂暴地(包括使用武力)反对群众的动员与组织,另一派则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会对群众让步,而且似乎赞同正在高涨的群众运动。劳动群众会把前者排除在所有新生的真正的工人组织及群众政权之外;对于后者,则予以容忍,甚至与之建立策略性的同盟,特别是当群众受到官僚专政的最可恨的代表所攻击的时候。

在组织工人代表会政权的最后阶段,劳动群众可能会采取任何适当的措施,来保护他们在新生的苏维埃中取得数量上、社会上及政治上的优势,目的是避免日后遭受技术官僚及「自由派」官僚的支配。

特殊的选举法可以使这些成为可能,所以不需要对与革命群众建立暂时联合的官僚层中某一特定党派或思想倾向加以任何禁止。

在整个反官僚政治革命的斗争过程中,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及无产阶级革命家要克服的巨大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斯大林、斯大林主义及其不肖门徒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名声造成的损害;这些损害导致群众把可恨的压迫性的统治与这些伟大的解放思想等同起来。第四国际的成立者及其战士,具有五十多年反对压迫统治的毫不妥协的斗争纪录,是能够成功地克服这个障碍的。但是除了有这个纪录外,还要加上一个大胆的具体要求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群众的眼中看来,包含了推翻官僚层统治,代之以工人阶级自己的统治,而且保证我们决不会让工人的政治及经济权力再被社会中任何特权层剥夺去。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综合了所有这些要求,这些要求在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几亿无产阶级的眼中,将使社会主义的目标恢复它的可取性。

十三、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
——世界革命纲领一个组成部份

我们对苏联六十年的官僚统治所作的总结(从斯大林政权的崛起一直到近卅年的世界斯大林主义危机),可总括如下:

1)尽管欧洲和亚洲工人国家之间有不少分歧,尽管这些国家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它们的共同的特征是缺乏制度化的、由宪法保障的直接的工人权力(即民主地选举的工人代表会或实施直接的国家权力的工人与贫农代表会)。到处存在一党制度,表明特权官僚层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有完全的独占的权力。由于在单一党内缺乏组织派别的权利(这违反了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在行使国家政权时更为强化了独占的权力。享有物质特权的官僚层的寄生性质,表示在不同程度上在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增加了额外的严重障碍物;因此,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受阻滞,创造力被窒息,巨量社会财富被误用与浪费。

2)虽然自从战后的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以来,各种各样的思潮(狄托主义,毛泽东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意大利、西班牙及西德型的左倾中派主义等等)都对苏联及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了很多局部的批评,但是没有一个派别曾经提出一个与苏联斯大林模式根本不同的模式。针对这个官僚的权力结构,没有一个派别提出直接民主的工人政权。如果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官僚层解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就不可能真正的了解斯大林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在制度上确立由民主选举工人代表会(工人及劳苦农民代表会)的直接工人权力、多党制、劳动者有充份的民主权利,及由协作的生产者进行有计划的民主集中的自我管理的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取代官僚的统治(或资本主义的复辟)。

大部份的西欧共产党,虽然批评苏联及东欧官僚层的教条与措施,并扩大克里姆林宫的争论,但极其量只是对斯大林主义统治的最丑恶的劣行提出改良,而不是提出革命性的变革。这些政党尚未切断与克里姆林宫的连系,还继续对官僚层的过往罪恶及官僚统治现存形式的许多方面,提供「客观主义」的辩护。此外,在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的阶级合作政策及在群众斗争大规模爆发的时候支持资产阶级统治的一般路线,当然使他们在工人运动之内——特别是他们所控制的群众组织之内、在他们政党之内——排斥民主。在他们的批评中,在对抗苏联东欧与中国的一党制度的幌子下,他们有意地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与工人民主之间的分歧。他们事实上为之辩护的观念是:代替一党制的官僚统治的唯一道路就是接受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古典的社会民主党的「和平」及「逐渐」转变到社会主义这个一般观念再度灌输到今天的工人运动。

鉴于上述的失败经验,第四国际的纲领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的直接的工人阶级统治及苏维埃内的多党制,是唯一具有一贯性的、认真的出路,它有别于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及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独裁统治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双重修正。

这个纲领的基本主张,继承了马恩的巴黎公社的著作、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国际头几次会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文件等传统;这个纲领又被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纲领性文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第四国际的文件等等对无产阶级革命及工人国家的堕落与变态的多次的分析所丰富。这个文件,可以说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基本内容的当前思想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