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驅社的選舉政策

先驅社

先驅社在1995年和98年都參加了立法議員的競選,也曾兩次競選區議員,但是決定不參加今年的立法會競選。這並非由於先驅社根本改變了對政治選舉的態度,也不是由於認為這一屆的立法議員選舉的性質和以前的根本不同,而只是策略性考慮的結果。簡單說,我們覺得:以我們現有微弱的人力和財力(尤其是財力),與其每一屆選舉都耗費那麼大的力量去參加競選,倒不如把力量用在其他工作方面,所得的效果會更大。

我們從來都不認為在現行制度下參加選舉能夠對普羅大眾的處境造成多大改變。不用說香港的自治權根本很有限。就在香港自治的範圍以內來說,權力最大的行政長官根本不是普選產生,立法會的權力很小,而且只有一部份議員由普選產生。即使將來香港和全中國都實行了西方國家那種民主制度,選舉本身也不可能改變資產階級統治的事實,不可能建立真正屬於普羅大眾的政權。因此我們從來都不把參加競選作為主要的工作。在我們參加競選的時候,我們並不像一般競選者那樣誇大自己當選後能夠為選民做到什麼,而是注重說明普羅大眾集體奮鬥的道路,表示自己要在議會之內和之外都為這種集體奮鬥效力。我們不太重視得票多少,最注重的是喚起群眾起來作有組織的長期奮鬥,認識正確的奮鬥道路。

像先驅社這樣的小團體,暫時不能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參加競選,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每次選舉都能參加,反倒是罕見的。光是一筆參選保證金,對於我們已經是十分吃力的負擔。1995年的選區小,我們的競選宣傳還沒有顯得微弱得那麼厲害。到98年,選區擴大了許多,而我們因為欠缺財力,所做到的宣傳在絕對數量上也反而更少了。連政府免費代寄宣傳品的服務都不能利用(我們沒錢印製那麼多傳單)。這是我們98年參選比95年效果差的原因之一。這並不在我們意料之外。當初我們明知自己的力量不足,但是還決定參選,是因為一來香港剛剛開始有普選立法議員,二來正當97回歸巨大轉變的前後,我們要趁這機會讓多些人知道我們這個團體和立場,同時也取得參選的經驗。從這方面看,我們過去的參選不是白費的。現在我們認為暫時沒有必要,所以不值得再耗費那麼大的力量提名參選。

不參加競選,不等於對這次選舉採取消極不理的態度。在原則上,先驅社自己不提名競選,有可能對其他候選人採取批評的支持的態度。我們可以支持的候選人,一定不能是資本主義經濟和資產階級政制的擁護者(現在大受吹捧的自由發展的市場經濟,正是資本主義經濟;而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的任何政制,都一定是資產階級政制)。要我們支持他,必須他當選或得票增加在現實條件下能夠幫助普羅大眾的獨立的(不受資產階級支配的)政治運動的發展。我們認為現在所有的參選政團和個人都不符合這個標準,所以我們不支持任何候選人。

在一次選舉中,沒有一個真正值得支持的候選人,這並不是罕見的情況。這正是常見選民投票率低的一個主要原因。這情況並不表示我們應該號召抵制選舉或者贊成不去投票。我們在原則上反對政治的消極態度。如果我們號召抵制選舉,一定是在當時的特殊條件下可以達到某種積極的政治目的。例如群眾正在舉行某種比投票競選更強有力的政治行動,政府企圖用一次選舉來換取群眾停止那種更有力的行動,我們就會用抵制投票來打破政府的詭計。在平常的時候,僅僅因為沒有合意的候選人,不去投票並不是最好的辦法,更不是唯一合理的辦法。投票除了表示真正支持某一候選人之外,還可以只是一種策略性的使用。例如為了阻止一個更不好的候選人當選,或者減低他的得票比率,或者故意讓一名牛皮大王上台,為了讓他不久露出真面目。

選民在競選中可以做的事情不僅僅是投票而已。他還可以向候選人提出要求和質問。即使他對任何一個候選人都不信任,也可以對某些候選人提出要求或質問。這樣做是為了揭露他,也可能是希望壓迫他轉變得好一點。這些辦法都可以助長普羅大眾的政治認識,促進普羅大眾獨立的政治運動。

投票並不是選民在選舉中最後一步的行為。如果所支持的人當選了,積極的選民可以監察他的公務行為是否符合競選政綱和諾言。對落選者也可以監察以及參與他的政治運動。

上述的積極活動,每一個選民只要認為值得做,都可以去做。先驅社作為政治團體,當然要去做。所以我們暫時不參加競選,並不表示我們在這次選舉中無所做為。我們仍舊要利用這次選舉的時機努力促進普羅大眾的政治認識和積極性。

香港的競選者絕大多數一直都以救世主或政治明星的姿態出現,爭取選民信賴和擁戴,而不注重政綱的討論,更不注重選民的參與政綱的製定和實現。在先進的民主國家,情況其實也差不多。我們先驅社一向與眾不同,注重促進選民認識各種政綱的差別,並且促使選民了解到:代表普羅大眾利益的政綱,要靠普羅大眾自己長期的集體奮鬥(自然主要是議會之外的奮鬥)來實現。我們促使選民重視政綱,並不是主張簡單地看看哪個候選人的政綱寫得最漂亮,提出的諾言最甜蜜。大家知道,差不多每個候選人都懂得在競選時說盡好聽的話,把政綱當作走上政壇的階梯。等到上台以後,很多人就把那階梯忘掉了。所以選民必須考慮政綱是否實際可行(實際可行不等於一下子就能實現),候選人和所屬政團一向的實際表現怎樣,是否忠誠、堅定而且有足夠的勇氣,等等。

當前香港最迫切的問題是經濟問題,尤其是普羅大眾的就業和生活水平的問題。其實全世界的問題差不多都一樣,而香港原有的條件(包括財富的存底在內)還是比較好的。為了徹底解決普羅大眾的經濟問題,自然需要民主。但是單純爭取民主而不敢(或不想)觸犯所謂自由市場經濟,是解決不了普羅大眾的困境的。那樣的民主只是形式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不可能讓普羅大眾當家作主。這樣的民主派是不值得普羅大眾支持的。

有人提出要董建華下台的口號。這個呼聲一度相當激昂。不過似乎沒有那派候選人把這點列入政綱。我們了解群眾對董建華的不滿。董當然不值得支持。不過,董並不是政府種種惡劣政策唯一或最後的負責人。那些政策是港英末期一直到現在的香港政府、整個香港資產階級和中共政府所支持的,也是全世界資產階級統治的大勢所趨。單純要求董下台而不觸動整個制度,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在現實條件下,如果董建華被迫下台,繼任者不會有多大分別,甚至很可能更壞。所以我們反對單純要求董建華下台。我們認為最低限度的要求應該是要求普選行政長官。

有的民主派標榜關注基層權益,但是同時也要維護各階層的利益,要保持「平衡」。這樣的「平衡」,就是維持普羅大眾永遠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這種人實際上是在欺騙民眾,不論是否有意的欺騙。

至於那些眾所周知的保皇派,不論他們怎樣掛著工人階級的招牌(中共至今也還掛著工人階級的招牌),在一些小問題上表演一下為民請命,自然也不值得信任。

既然所有的候選人都不是真正值得我們支持的,我們就只能建議先驅社員和一般選民作策略性的投票。在這種情況下,具體建議投票給誰,就沒有多大實際意義,而且很難作出對於每個選區以至每個選民都完全適用的具體建議。因此我們現在只提出上述那些原則性的意見,讓每個人自己去作出具體的選擇。

雖然先驅社不是選舉迷,不把資產階級政制下的選舉當作最重要的政治活動,但是也認為每次立法會選舉都是一次讓群眾認識我們的政治立場的機會,而不能參選是錯失機會。目前,香港正處於一個巨大轉變的初期,群眾的痛苦和不滿很大,急於尋求出路。我們在這個時候錯失一次參選的機會,尤其值得惋惜。我們唯有更加努力進行各方面的工作,希望能夠加速發展我們的組織和群眾基礎,以後不再錯失參選以及其他政治活動的機會。

有人同我們一樣,認為資產階級政制下的選舉不能解決普羅大眾的問題,他們還特別重視資產階級議會等機關對於民眾代表的腐蝕作用(我們也同樣重視),因此就得出結論說:不應該參選,不要進入資產階級議會,以免同流合污。我們不能同意這種結論。議會和選舉的腐蝕作用當然是很大的,但是並非在其中必然要被腐蝕。只要堅持正確的目標,不斷提高政治和理論的認識,而且永遠盡力避免脫離群眾,是可以避免腐蝕而且不斷提高抵抗力的。反過來,因為害怕腐蝕就不敢去接觸,很可能正是軟弱無力的表現。無論如何,不敢利用資產階級的機制去進行抗爭,客觀上正是放任資產階級對這些機制的專利壟斷,妨礙普羅大眾的政治鍛煉。況且,有腐蝕危險的不限於國家機構。政黨不用說,工會不是經常養成許多工會官僚嗎?許多工會不正是受這些官僚控制嗎?哪種非政府機構沒有大量的腐化現象呢?在階級社會裡,腐化細菌無處不在。採取逃避政策者能夠逃到哪裡去呢?其實,腐化與否,主要不是個人因素所決定,而是時代環境決定的。20世紀初在俄國鍛煉出布爾什維克黨,在德國也有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等革命家,不過是黨內少數。1923年之後,布爾什維克大批黨員就腐化了。但是處於權力中心的托洛茨基等人,卻始終保持革命者的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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