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社的选举政策

先驱社

先驱社在1995年和98年都参加了立法议员的竞选,也曾两次竞选区议员,但是决定不参加今年的立法会竞选。这并非由于先驱社根本改变了对政治选举的态度,也不是由于认为这一届的立法议员选举的性质和以前的根本不同,而只是策略性考虑的结果。简单说,我们觉得:以我们现有微弱的人力和财力(尤其是财力),与其每一届选举都耗费那么大的力量去参加竞选,倒不如把力量用在其它工作方面,所得的效果会更大。

我们从来都不认为在现行制度下参加选举能够对普罗大众的处境造成多大改变。不用说香港的自治权根本很有限。就在香港自治的范围以内来说,权力最大的行政长官根本不是普选产生,立法会的权力很小,而且只有一部份议员由普选产生。即使将来香港和全中国都实行了西方国家那种民主制度,选举本身也不可能改变资产阶级统治的事实,不可能建立真正属于普罗大众的政权。因此我们从来都不把参加竞选作为主要的工作。在我们参加竞选的时候,我们并不像一般竞选者那样夸大自己当选后能够为选民做到什么,而是注重说明普罗大众集体奋斗的道路,表示自己要在议会之内和之外都为这种集体奋斗效力。我们不太重视得票多少,最注重的是唤起群众起来作有组织的长期奋斗,认识正确的奋斗道路。

像先驱社这样的小团体,暂时不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竞选,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每次选举都能参加,反倒是罕见的。光是一笔参选保证金,对于我们已经是十分吃力的负担。1995年的选区小,我们的竞选宣传还没有显得微弱得那么厉害。到98年,选区扩大了许多,而我们因为欠缺财力,所做到的宣传在绝对数量上也反而更少了。连政府免费代寄宣传品的服务都不能利用(我们没钱印制那么多传单)。这是我们98年参选比95年效果差的原因之一。这并不在我们意料之外。当初我们明知自己的力量不足,但是还决定参选,是因为一来香港刚刚开始有普选立法议员,二来正当97回归巨大转变的前后,我们要趁这机会让多些人知道我们这个团体和立场,同时也取得参选的经验。从这方面看,我们过去的参选不是白费的。现在我们认为暂时没有必要,所以不值得再耗费那么大的力量提名参选。

不参加竞选,不等于对这次选举采取消极不理的态度。在原则上,先驱社自己不提名竞选,有可能对其他候选人采取批评的支持的态度。我们可以支持的候选人,一定不能是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政制的拥护者(现在大受吹捧的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而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任何政制,都一定是资产阶级政制)。要我们支持他,必须他当选或得票增加在现实条件下能够帮助普罗大众的独立的(不受资产阶级支配的)政治运动的发展。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参选政团和个人都不符合这个标准,所以我们不支持任何候选人。

在一次选举中,没有一个真正值得支持的候选人,这并不是罕见的情况。这正是常见选民投票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情况并不表示我们应该号召抵制选举或者赞成不去投票。我们在原则上反对政治的消极态度。如果我们号召抵制选举,一定是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可以达到某种积极的政治目的。例如群众正在举行某种比投票竞选更强有力的政治行动,政府企图用一次选举来换取群众停止那种更有力的行动,我们就会用抵制投票来打破政府的诡计。在平常的时候,仅仅因为没有合意的候选人,不去投票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更不是唯一合理的办法。投票除了表示真正支持某一候选人之外,还可以只是一种策略性的使用。例如为了阻止一个更不好的候选人当选,或者减低他的得票比率,或者故意让一名牛皮大王上台,为了让他不久露出真面目。

选民在竞选中可以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投票而已。他还可以向候选人提出要求和质问。即使他对任何一个候选人都不信任,也可以对某些候选人提出要求或质问。这样做是为了揭露他,也可能是希望压迫他转变得好一点。这些办法都可以助长普罗大众的政治认识,促进普罗大众独立的政治运动。

投票并不是选民在选举中最后一步的行为。如果所支持的人当选了,积极的选民可以监察他的公务行为是否符合竞选政纲和诺言。对落选者也可以监察以及参与他的政治运动。

上述的积极活动,每一个选民只要认为值得做,都可以去做。先驱社作为政治团体,当然要去做。所以我们暂时不参加竞选,并不表示我们在这次选举中无所做为。我们仍旧要利用这次选举的时机努力促进普罗大众的政治认识和积极性。

香港的竞选者绝大多数一直都以救世主或政治明星的姿态出现,争取选民信赖和拥戴,而不注重政纲的讨论,更不注重选民的参与政纲的制定和实现。在先进的民主国家,情况其实也差不多。我们先驱社一向与众不同,注重促进选民认识各种政纲的差别,并且促使选民了解到:代表普罗大众利益的政纲,要靠普罗大众自己长期的集体奋斗(自然主要是议会之外的奋斗)来实现。我们促使选民重视政纲,并不是主张简单地看看哪个候选人的政纲写得最漂亮,提出的诺言最甜蜜。大家知道,差不多每个候选人都懂得在竞选时说尽好听的话,把政纲当作走上政坛的阶梯。等到上台以后,很多人就把那阶梯忘掉了。所以选民必须考虑政纲是否实际可行(实际可行不等于一下子就能实现),候选人和所属政团一向的实际表现怎样,是否忠诚、坚定而且有足够的勇气,等等。

当前香港最迫切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尤其是普罗大众的就业和生活水平的问题。其实全世界的问题差不多都一样,而香港原有的条件(包括财富的存底在内)还是比较好的。为了彻底解决普罗大众的经济问题,自然需要民主。但是单纯争取民主而不敢(或不想)触犯所谓自由市场经济,是解决不了普罗大众的困境的。那样的民主只是形式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可能让普罗大众当家作主。这样的民主派是不值得普罗大众支持的。

有人提出要董建华下台的口号。这个呼声一度相当激昂。不过似乎没有那派候选人把这点列入政纲。我们了解群众对董建华的不满。董当然不值得支持。不过,董并不是政府种种恶劣政策唯一或最后的负责人。那些政策是港英末期一直到现在的香港政府、整个香港资产阶级和中共政府所支持的,也是全世界资产阶级统治的大势所趋。单纯要求董下台而不触动整个制度,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在现实条件下,如果董建华被迫下台,继任者不会有多大分别,甚至很可能更坏。所以我们反对单纯要求董建华下台。我们认为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要求普选行政长官。

有的民主派标榜关注基层权益,但是同时也要维护各阶层的利益,要保持「平衡」。这样的「平衡」,就是维持普罗大众永远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这种人实际上是在欺骗民众,不论是否有意的欺骗。

至于那些众所周知的保皇派,不论他们怎样挂着工人阶级的招牌(中共至今也还挂着工人阶级的招牌),在一些小问题上表演一下为民请命,自然也不值得信任。

既然所有的候选人都不是真正值得我们支持的,我们就只能建议先驱社员和一般选民作策略性的投票。在这种情况下,具体建议投票给谁,就没有多大实际意义,而且很难作出对于每个选区以至每个选民都完全适用的具体建议。因此我们现在只提出上述那些原则性的意见,让每个人自己去作出具体的选择。

虽然先驱社不是选举迷,不把资产阶级政制下的选举当作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但是也认为每次立法会选举都是一次让群众认识我们的政治立场的机会,而不能参选是错失机会。目前,香港正处于一个巨大转变的初期,群众的痛苦和不满很大,急于寻求出路。我们在这个时候错失一次参选的机会,尤其值得惋惜。我们唯有更加努力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希望能够加速发展我们的组织和群众基础,以后不再错失参选以及其它政治活动的机会。

有人同我们一样,认为资产阶级政制下的选举不能解决普罗大众的问题,他们还特别重视资产阶级议会等机关对于民众代表的腐蚀作用(我们也同样重视),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不应该参选,不要进入资产阶级议会,以免同流合污。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结论。议会和选举的腐蚀作用当然是很大的,但是并非在其中必然要被腐蚀。只要坚持正确的目标,不断提高政治和理论的认识,而且永远尽力避免脱离群众,是可以避免腐蚀而且不断提高抵抗力的。反过来,因为害怕腐蚀就不敢去接触,很可能正是软弱无力的表现。无论如何,不敢利用资产阶级的机制去进行抗争,客观上正是放任资产阶级对这些机制的专利垄断,妨碍普罗大众的政治锻炼。况且,有腐蚀危险的不限于国家机构。政党不用说,工会不是经常养成许多工会官僚吗?许多工会不正是受这些官僚控制吗?哪种非政府机构没有大量的腐化现象呢?在阶级社会里,腐化细菌无处不在。采取逃避政策者能够逃到哪里去呢?其实,腐化与否,主要不是个人因素所决定,而是时代环境决定的。20世纪初在俄国锻炼出布尔什维克党,在德国也有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革命家,不过是党内少数。1923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大批党员就腐化了。但是处于权力中心的托洛茨基等人,却始终保持革命者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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