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出路:
争取民主,收回主权

1983年)

新苗社(现名先驱社)

香港的主权应该属于中国,十九世纪英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决不能拘束今天的中国,中国有权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收回香港——这是无可争论的道理,也是一切不愿做洋奴的中国人所一致同意的立场。今天中国的力量比十九世纪的满清帝国或今天的阿根廷强大得太多,而香港决不是福克兰群岛,连最死硬的帝国主义者撒切尔之流大概也不敢梦想能够用武力阻止中国收回香港。但是,在这收回主权之期日渐迫近的时候,香港人(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却丝毫没有流露出期待「天亮」的欢欣鼓舞的心情(一九四九年在大陆和香港都有广大群众对中共的胜利怀着这种心情),反而普遍显得忧心忡忡。连中国政府和香港人之中那些最拥护中国政府的,都没有说过收回香港将给香港人带来光明幸福的新生活,反而要用许多「不变」的保证来安慰香港人。这真是这个时代的大怪事!难道香港在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真的已经成为幸福无比的「天堂」,「不变」才是最大的幸福吗?还是「主权」已经成为一句空话,主权的转移不会或不该使「制度」发生重大改变呢?事实上,两者都不是。这个怪现象的解释,在于所谓主权的具体内容,在于主权和民权之间的关系。

主权和民权

腐败的满清政府把香港的主权丧失给英国了。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香港的主权事实上归英国掌握,香港人对香港的最高决策完全无权过问,香港的统治机关完全不用向香港人负责,不受香港人监督。在香港继续为英国殖民地的期间,中国经过了两次革命胜利,中国的主权不再属于专制皇朝,而宣布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了。照理,由人民的中国来收回香港的主权,应该意味着香港的统治权由全中国人民掌握,香港人也是这个最高权力的主人翁的一部份,而且是这个地区内直接的掌权者。如果是这样,香港人应该热烈欢迎中国收回香港。因为,收回以后,香港人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把香港(以及全中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发展和改革,不再任人摆布了。可惜,事实上中国人民并没有真正掌握中国的主权,中国的主权是在一小撮极端专制的共产党官僚手中;中国人民在他们统治之下,比今天的香港人更受压迫,更不自由。今天的香港人虽然无权过问政治上的最高决策,无权选择执政者,却比国内的人民有较多的获得新闻、发表言论、出版书报、集会结社以及罢工等自由,人身安全也比较有保障。假定中国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不变,所谓香港的主权由中国收回,就并不意味着香港人享有主权,掌握自己的命运,反而意味着香港人陷于更不能自主,更没有权利的悲惨地位。正因为香港人明白这点,所以在他们眼中一九九七年是大难临头的日子。

由此可见,对香港人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最值得香港人关心的,不仅是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还是英国的问题,还有香港(以及全中国)的主权究竟是属于全体人民还是属于一个少数人的集团的问题。前者是国家领土的问题;后者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也就是民权的有无或多少的问题。无论香港的主权继续由英国掌握,还是移交给中共统治集团掌握,香港人都只能任人摆布,而不能真正自由地选择和创造自己认为是幸福的生活方式。只有争取到至高无上的自主权,建立彻底民主的政制,香港人的光明前途才有保证。

许多中上层的香港人公开表示,宁可让英国继续统治香港,而不愿让中共来统治。其中有的比较圆滑,说主权应该承认是属于中国的,但治权要继续归英国掌握,至少三、五十年。这办法实际上是只把一个纯为虚名的主权交给中国,而英国在香港的一切实际权益完全不变。另外一些人说:香港人只需要民主,不需要主权。他们所说的民主,并不是真正民主的政制,只是某些个人自由和一点点很可怜的参政权而已。那些标榜「爱国」的人士,拥护中共所宣布的「港人治港」政策。那政策实行起来,若非收回主权变成一句空话,就一定是由中共统治集团挑选少数合意的香港人来代它实行统治,所以结果一般的香港人所能够享有的民权最多只能像现在一样,而最坏的情形则是一点也没有,和大陆的群众一样。所有这些人士都只看到有两条路摆在香港人的面前,一条是继续受外国殖民地政府统治,另一条是受中国「自己」的专制政府统治。他们根本看不到有第三条路可走,根本不相信人民自己有能力争到民主自决权。他们不敢正视民主和主权之间的关连:当最高主权仍旧掌握在外国统治者手上的时候,所谓民主纯粹是自相矛盾的谎话;当没有民权的时候,所谓本国的主权不过是人民身上的国产锁链而已。争取民主的香港人,必须把主权从英国统治者手上争取回来。争取收回香港主权的中国人,必须也争取中国(包括香港在内)的民主。世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众一旦觉悟起来,就有足够的力量战胜任何统治集团,创立新制度。

自决的道路

由于香港事实上长期间处在中国政府统治之外,近三十年间连社会制度都和中国大陆不同,结果现在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都与国内人民有相当大的距离。更由于一百多年来(直到现在)的中国政府从来都不是民主的政府,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头几年以外,中国政府一直都是极端压迫人民而且腐化的,所以现在香港人一般都不愿意接受中国政府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用强力把它的统治权伸展到香港来,不但会引起香港人各种消极反抗的行为(如逃亡外国,转移资产,对新政府不合作等),而且并不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利益,反而一定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给全中国造成不小的损失。因此,香港在甚么时候并以甚么方式重归祖国的问题,应该让香港人自决。中国应该尽力争取香港的民心,使香港人自愿回归祖国怀抱。目前谈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应该以香港人从英国殖民地政府手中收回主权为第一步的目标。不但香港人应该为此奋斗,全中国人民也都应该支持香港人这种奋斗。中国政府如果是忠于人民的话,也应该极力帮助,其实根本有责任来领导。

中英两国的统治者都不承认香港民众有权自决,他们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正在背着香港民众来谈判决定香港的前途。但是,香港人民的自决权在民主的原则上是有根据的。

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说任何统治都应该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根据。香港殖民地政府是英国强加到香港人身上的,从来没有征求过香港人同意,所以这是不正义的统治,香港人在道义上有权不服从它,有权实行自决:用一种自己所选择的新政制来代替它。根据同样的道理,中国政府在接收香港的统治权之前,也应该征求香港人同意,让香港人自己决定是否接受它来统治。现在中英两国政府不让香港人民集体地正式表达意见,不以他们的意愿为依归,擅自谈判决定香港未来的政治地位,明显是违反民主原则的不正义的行为。

中共的代言人可能会说:中国的立国原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不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对这样的意见,并不难反驳。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解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要继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里面一切进步的东西,还要把它们发挥到更彻底,更真实。民主自决权正是一种进步的原则(这只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的理想原则,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并没有真正实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书中特设一节来解说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组织」民族的统一的理论。他指出: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政权应该使各地方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应该使用「自觉的、民主的」方法,而不是「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这还不够清楚吗?况且,你们中共也不是凡资产阶级的东西都拒绝的。你们不是已经宣布收回香港以后要继续维持原有的制度吗?你们不是说将来中外资本家照旧可以在香港自由投资发财吗?为甚么你们热心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权和政治统治权,却极力压制工人和一切劳苦大众的政治自主权呢?为甚么你们继承坏东西而拒绝好东西呢?你们到底是站在甚么立场上?你们宣布让「港人治港」,却不让港人享有主权,不让全体港人以民主方式决定香港的政治地位,那所谓「港人治港」到底是甚么意思,代表谁的利益?

至于撒切尔说英国对香港人负有责任,我们这样回答:你们的殖民地政府一百多年从来都不向香港人民负责,现在忽然愿意负责了,那很好,就请你们立刻开始筹备普选全权的香港人民代表大会,让香港政府向它负责,毫无保留地服从它的一切决定吧。香港人不是小孩子,不需要监护人来保护,他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

我们主张香港人民自决,就是主张通过召开普选全权的香港人民代表大会来正式集中表达香港人的意愿,决定香港的政治地位以及一切重大问题。

我们所要求的人民代表大会,名称上虽然和中国宪法上规定的国家权力机关相同,实质上却有很大的分别。现在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不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宪法上规定全国人民必须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以最高权力实际上不在全国人大手上,而在中共手上;不论中共的统治怎样腐化无能、祸国殃民,全国人民也没有合法的途径撤换它。我们所要求的香港人大,要在香港本身的范围内握有真正至高无上的权力,只向全体人民负责,不受任何其它力量支配,对香港的一切问题都有权作出最后的决定。这是第一点根本的分别。其次,现在国内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不是真正民主选举产生的。人民根本没有政治自由权,尤其是没有组织政党和进行竞选鼓动的自由。所谓选举的程序,主要是以中共为主体,同所谓各「民主党派」以及其它团体和人士进行「协商」来提出候选名单,实际上等于由中共征询党外人士一些意见后加以指定。而我们要求将来香港选举人大时要让人民有竞选鼓动的完全自由,一切党派的权利完全平等,要让全体人民真正在各种不同的政纲和候选人之间自由选择。所谓「普选全权」正说明了代表大会真正由民主选举产生和具有最高的权力这两大特点。

为了充份发挥香港民众的力量,为了能够有效地解决香港的政治地位和其它重大问题,普选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更低的要求解决不了问题。有人要求让民众有限度地「参与」政治,例如在立法局中设立一些民选的议席。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决定权仍旧操在港英官员和委任议员手中,那些民选议员不过是点缀品而已。只有全港民众的实际力量,由人民代表大会集中表现出来,才能够对抗来自英国和中国两方面的压迫。

中共现在需要保持香港安定繁荣,以便从中取得某些经济利益。有人以为凭消极反抗的威胁就可以迫使中共提供种种有利于香港人的保证。他们没有考虑到:中共单方面的保证,随时可以单方面收回,只要香港人自己不掌握权力,一切保证都是靠不住的。等到中共已经统治香港的时候,香港人的消极反抗也无效了。有些饱受港英奴化教育熏陶的知识分子提出方案,专门向中共争取权利,却不向英国争取,甚至指望依靠英国势力来维护香港人的权益。事实上,英国统治者只维护他们自己和大资本家的利益,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香港劳苦民众的利益。试看他们一贯地抬高地价,让公共事业在赚大钱之后还不断加价,置数十万人签名反对于不顾,现在又决定逐步取消房租管制了,他们凭甚么值得劳苦民众信任呢?如果劳苦民众指望他们保护,结果只有乖乖地继续殖民地统治(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深重的今天,这统治必然日益明显地恶化),然后,等到中英两国政府交易成功,再乖乖地接受中共官僚统治。假定中英谈判不成功,香港民众受英国利用去对抗中共,那时中共可以很方便地利用国内人民的爱国心,取得他们支持来压倒香港人,以后香港民众就难以理直气壮地反抗中共暴虐统治了。所以,香港民众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即开始争取自主权,为普选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奋斗。这运动目前在英国统治下的成就越大,将来直接反抗中共官僚压迫的力量也越大。

香港人民代表大会自然不是容易实现的,需要群众进行长期坚决的奋斗,不断地从各方面积聚力量,最后才能够实现。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劳苦民众不经过艰苦斗争就取得重大权益的例子。为争自由而抛头颅,洒热血,岂不大大胜过俯首为奴,任人宰割吗?谁也不能预先担保甚么时候可以成功,但这是唯一可能成功的道路。

有人觉得,以五百万香港人的力量去对抗指挥十亿人民的中共政权,是没有胜利希望的,更不用说港英当局也一定要压制香港人的民主运动了。他们没有考虑到,中共专制统治不但为香港人所不愿接受,更是大陆人民所深刻不满的;只由于种种原因,大陆一般人民暂时还敢怒而不敢言,尤其还没有积极的反抗行动而已。同样,台湾人民也对国民党残余政权深深不满。如果香港人形成了波涛壮阔的争取民权的运动,而且公开地以一切权力归全体人民为目标,必然会提高大陆人民以及台湾人民进行同一斗争的勇气。那时,大陆十亿人民就不是中共官僚用来打击香港人的力量,而变成香港人的强大盟友,和香港人一起争取实现全中国的真正普选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名正言顺地把国家主权从中共官僚的手上夺取回来了。台湾人民也迟早会加入来共同奋斗,为统一的中国打开光明的前途。所以,香港人必须真真正正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才可以对前途有信心;更要紧记万物皆变、无时不变的大道理,不要以为中国的现状是十几年内不可能改变的。(其实目前中国正处于最易变的时期)。如果香港人的民主运动将来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锋闯将,那是真正值得香港人骄傲的事情。反过来,如果香港人始终只求独善其身,不关心国内人民的进步斗争,那就简直等于走上了到地狱去的快捷方式。那样,不但来日大难不可避免,而且将来的历史书一定写着:香港人在政治上目光如豆、胆小如鼠,所以他们的繁荣生活转眼间就烟消云散了。

人们会问:香港人民代表大会由谁来召开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确定的答案。目前,当香港并没有一个具有足够权威的群众组织,尤其是人民代大这口号根本还没有深入人心,还没有多少了解和赞成它的时候,我们只能首先要求港英政府负责召开,因为它是香港的最高当局。香港政府自然不会立即同意,甚至大概永远不会同意。那么,其次,我们可以要求中国政府召开(因为香港与中国有很特殊的密切关系)。中国政府也一样很少可能同意。但我们香港民众应该不断地继续向港中政府要求,指出它们有这个责任(如果它们像自己所宣称那样真正维护香港人民的利益的话)。这做法一方面暴露他们的真面目,另方面也可以促使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了解必须拿出自己的力量来参加这个运动。等到在群众运动中产生了一个具有足够代表性的组织的时候,就有可能由这个组织把人民代大的召开权抓过去,甚至也许这个组织本身就可以起人民代大的作用,甚至可能起更高的作用了。人民代大并不是一个法宝,不能靠简单把它祭起来就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总的策略性口号,需要长期地、巧妙地运用它来帮助群众运动的发展。只要群众的力量发挥了出来,民主制度就可以实现。

何时回归?

召开普选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并没有对实质的问题提供答案:香港究竟应该在甚么时候,或在其么条件下,重回中国的怀抱呢?回归以后,香港的制度又应该怎样呢?

尽管香港人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回归祖国,在现实的条件下却不应该要求或同意立即由中国政府收回,因为这是没有实际好处的,这点香港一般人都明白,上文也简要说明过。所谓「现实的条件」,主要是指中国政治的极不民主,香港人也还没有机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民主地表示意愿。

反对中国政府立即收回香港,是今天一般香港人都一致的。但我们的立场和许多人发表过的意见有一点很重要的不同,就是:我们并不赞成维持现状(即港英殖民地统治),我们要求立即实际筹备召开普选全权的香港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香港的政治地位问题。在我们的要求未能实现之前,事实上当然是现状维持下去,但那不是我们所要求,也不是我们所支持的。香港人根本不应该支持殖民地统治的现状。这种态度并不是一句空话,这态度表示香港人要从现在起就不断地用各种适当方式来争取收回主权,同时也争取各方面的改革。

等到我们所要求的香港人民代表大会实现的时候,它应该怎样决定回归中国的问题呢?我们认为它应该决定: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但只有在中国宪法真正保证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真正是经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出来的条件下,香港人才接受它们的约束和管辖。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香港人民代大就要宣布自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机关,不受它们支配,然后同中央当局谈判双方之间的具体关系。那时香港人应该主张双方之间关系的原则是:尽量沟通,密切合作,但香港地区本身的一切制度和政策完全由香港人民代大自己决定,以此保障香港方面一切进步的制度不受中央政府干扰或破坏;关于双方制度或重大政策上不同的地方,彼此开诚布公地互相观摩,互相探讨,互相批评,互相竞赛。香港人可以接受这样的一种特区地位。

中共方面听了我们的主张,恐怕要大叫起来:你们企图分裂国家主权,破坏民族统一,搞香港独立,国家要对你们实行专政!

我们回答:你们向来对人民实行着官僚专政。你们大喊大叫也吓不倒我们。我们并没有要求把中国的领土分割,并不要像你们那样在「特区」和其余国土之间筑起铁丝网,我们也不要在一个中国之内长久维持两种相反的制度,我们所要求的是在全中国一律实行最高权力归全体劳动人民掌握,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废除一党专政的特权。不过,当我们暂时只有力量在香港实行这种制度,而未能把这种制度推广到你们所控制的地区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自卫,不得不抗拒你们对香港人民民主制度的干扰和破坏,所以我们不服从你们。这情形恰似你们以前在井岗山、在延安不服从国民党政府一样。当时国民党也大骂你们破坏国家统一。但你们和你们领导下的群众当时并不害怕,更不屈服。当时你们做得很对。现在我们要争取更彻底的民主、更进步的社会制度、更现代化的经济,我们决不害怕暂时实行——仿照你们你的毛泽东的说法——革命民主的割据。请问:为甚么你们几十年都没有用强力去对付侵占香港的英帝国主义,以后还可以允许在社会主义中国主权下的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权存在,却一刻也不能容忍香港中国人民自己的民主政制呢?

如果中共政府不肯和香港人民代大领导下的香港人民友好合作,反而采取誓不两立的态度,香港人民代大就只好模仿一九二五年广州政府和一九四七年延安当局的榜样,拿出革命的勇气,宣布自己为中国人民革命政府,号召全国人民来支持自己,打倒窃国殃民的中共官僚政府。

以上是假定香港的民主运动跑在大陆的民主运动前头来立论。当然相反的情形也是可能的。如果在香港的民主运动还没有重大成就之前,人民代表大会自然还没有召开,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就已经成功,中国政制巳经变成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制度,那时,香港人自然可以消除一切顾虑,愉快地欢迎中国政府立即收回香港。那时民主的中央政府一定会让香港人享有充份的自治权。不过,倘若那时英国政府还死硬地妄图继续霸占香港的话,中国方面最好的对付办法不是简单地派兵来武力接收,而是使用政治手段:号召香港人民选举产生香港人民代表大会,由大会宣布废除港英殖民地政府,把香港带回祖国怀抱。这样就可以彻底揭露英帝的强盗咀脸,也连带地粉碎了甚么国际条约有效论和维护民主自由的遮羞巾。

有人会说:最怕到了一九九七年,无论香港还是大陆的民主运动都没有胜利,甚至根本没有产生这样的群众运动呢,那时怎么办呢?

那情形自然是有可能的。谁也不能担保群众运动在某日之前一定兴起。但问题不是徒然猜想前途光明还是黑暗,而是应该怎样奋斗,应该朝着哪个方向用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光明。依靠民众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中国人民联合奋斗的力量,争取普选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这是唯一真正的出路。我们要从今天起就用全力去促使民主运动早日兴盛起来。如果到一九九七年还没有成功,就继续奋斗下去;即使陷于中共官僚专制统治下,也还要继续奋斗下去,一直到胜利为止。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根本就是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群众百折不回、前仆后继的奋斗过程。香港人很崇拜西方社会的个人自由,但很少人认真想到:个人自由以及资本主义时代一切伟大的文明进步,全靠民主革命为它们奠定基础。香港人在过去三十年间显得十分欠缺政治眼光和革命气概,这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今天的新形势要求香港人非改变思想不可。只要香港人赶快完成这种思想转变,前途就大有希望。三十年来香港人在经济活动方面表现了很有才能,近年还逐渐显出在科技和艺术上的才能,这都是适应环境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现在既然香港的政治地位问题已经日益实际影响到每个香港人的生活,今后香港人理应表现出他们在政治上也并非没有才能。「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这是一句至理名言。香港人实在需要把眼光从经济的平面提高到政治的平面,从改良的平面提高到革命的平面。那些中年以上的人也许没有多大希望改变思想,但我们毫无理由估计正在成长中的一代也没有能力承担这个时代的使命。

制度改革

到了香港的主权从英国手上移交给中国人民(首先是香港人)之后,香港的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制度自然要改革。过去香港一切制度的设立和改变实际上都是按照一个基本原则:让英国和大资本家得到最大的利益;将来人民的政权自然要把基本原则改为:首先保障和提高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绝大多数香港人大概都很容易同意:过去原有的人身安全和个人尊严的保障,以及新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请愿、婚姻、性爱、生育、宗教、出国等自由权,都只许加以扩大,不许缩小;司法上,无罪推定的原则要维持,审判的独立性和公开形式也只许加强,不许削弱;应该以汉语而非英语为法定语文。

至于新体制的详情,那不是匆忙间能够设计妥当的,也没有必要在今天就设计出来,尽可以仔细研究,从长计议。不过,有些原则应该而且可以早早确定。

应该迅速设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如失业救济金、最低工资标准、医疗津贴等),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促进工会运动的发展。

土地政策应以解决全体居民的居住问题和发展生产事业为目标,尽量防止地产投机和垄断。

加速公共房屋建设,满足贫苦居民的房屋需要。

改革税制,把纳税负担放在富人身上。

加强对公用事业的监管,禁止资本家利用有垄断权的公用事业谋取超额利润。

设立中央银行,加强对金融事业的公众监督。

母语教学。从速扩充教育设施。教育民主化和科学化。

保障妇女权利,促进真正的男女平等。堕胎自由。

加强保护儿童。非婚生子女在权利上和婚生子女完全平等。

以上都是今天在殖民地统治下劳苦民众已在争取和急需要争取的改革,所以也应该是民众取得政权后第一步要实行的改革。

长远来说,最大的问题是:香港究竟要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宪法上规定中国的立国原则是社会主义。只要这个立国原则不变,香港由中国收回后就迟早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反过来,如果中国政府允许香港长久维持资本主义。二者必居其一。长久地在香港维持资本主义制度而在全国其余地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避免澄清这个问题,不是欺人就是自欺。

由于中共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更由于六十年来苏联和其它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极不健全,所以今天香港人普遍都反对社会主义。其实,真正的社会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等伟大的革命家所预言和主张的),决不是今天的中国和苏联等国家所能代表;真正的社会主义路线,也和现在各共产党国家的路线大不相同。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都和今天各国共产党的曲解和伪造大大不同。因此我们要在下一节对这个十分巨大而复杂的问题非常简略地解释一下。

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由于资本主义有许多令工人阶级和一切劳苦大众不能长期忍受的坏处,所以才产生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的运动。人们针对资本主义的坏处来设想新的社会制度,并且组成运动来争取其实现。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其它一切派别之间有一点根本的不同,就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它不是一宣布出来就不打算改变的教条,而是用科学的(客观的)态度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结论,不断根据实践的检验来修改、补充,永远尊重科学研究的成果和群众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十分强调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等旧制度的进步性,指出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有非常伟大的贡献。但它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进步的限度,指出资本主义的根本弊害(贫富悬殊,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侵略战争等)一定会引起工人阶级和一切劳苦大众起来改造社会。至于怎样改造,改造成甚么具体的样子,马克思等革命家完全相信群众会在行动中找到妥善的答案,决不认为只有自己才识破天机。他们把自己终生辛苦研究出来的结论和实际奋斗的经验提供出来,让群众去考虑和根据实践来加以检验。他们永远愿意用科学研究的态度和人们讨论。他们对待理论和对待群众的态度和人们讨论。他们对待理论和对待群众的态度,同今天各国共产党官僚(那些假冒的信徒)是绝对相反的。至于科学社会主义者根据各国的实际经验,至今仍旧认为应该保持不变的理论和主张,最简地可以说明如下(特别针对中共的错误以及一般劳苦大众的忧虑和误会)。

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原则,是把那些早已变成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现代化生产机构、运输机构、金融机构、交换机构等,不再让极少数的大资本家控制,按照他们的私利去经营,当然也不让任何其它少数人的集团去控制,而由工人群众抓过来,按照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来管理、经营。

工人阶级为了实行上述的改革,必须首先把国家政权从资产阶级和官僚、军阀等手上夺取过来。因为,如果不取得政权,原有的政府、警察、军队、法院等一定用暴力禁止他们的改革。

工人阶级所建立的新国家应该是非常民主的,比最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民主许多,允许个人享有各种自由,包括发展个人才能和兴趣的自由在内。除了占有工厂、银行、大片土地等藉以进行剥削别人的那种自由以外,凡是资本主义时代个人所享有的自由权,在工人当权的国家里都要加以保障,而且保障得比资本主义时代更好。工人国家当然要允许劳动人民享有组织政党的自由,保证一切政党有权平等竞争。一党专政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因为那个专政的党一定会变成新贵族集,迟早一定腐化。

为了保证劳动人民所得的权利不至于丧失,为了避免重新产生新的特权治集团,工人国家要有计划地实行全民武装(这样才能够避免赤手空拳的人民被少数有武装的人欺压)。一开始就尽量缩减常备军、警察和官吏的数量,对他们实行严格的民主监督,把官吏的薪金降低到等于普通工人的工资,并且从头起就采取适当的步骤逐渐用轮流服务的民兵和民警去代替常备军和警察,对官吏实行民主选举和随时罢免的制度,还要日益把更多的公共事务交给群众团体去管理,最后目标是完全废除职业官吏和职业军警。

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当然要实行产业国有化,但国有化的实际步骤要根据情况来决定,务必要符合工人阶级当时的管理能力,保证国营以后生产只会提高不会降低。至于工人阶级还没有把握管理得好的企业,暂时仍旧私营,只由政府和工人群众加以必要的监督。经济计划的制定和执行,都要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保证符合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意愿,而不是由官僚垄断大权,任意施为。国有化的经济自然要有统一的经济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经济上实行绝对集权的行政管理制度。官僚集权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而是它的反面。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权,应该由全体人民和一切机构分工合作来掌握。每一个单位和个人一方面要服从统一的经济计划和上级领导,同时也应该各有其相当的责任、自主权和机动性。

对个体生产者,工人政府要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而决不加以压制。政府要向他们介绍集体经营的好处,当他们自愿实行集体化的时候给予实际帮助,而决不该强迫他们集体化。已经集体化了的,也允许社员自己有权决定解散,恢复单干。

工人国家的工资制度:第一阶段的原则是按劳付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务求既能提高劳动生产积极性和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又能避免个人收入有太大的差距。然后,等到物资的生产已经十分丰富,人民又养成了爱劳动的习惯,渐渐不以生产劳动为苦事,反而当作人生不可缺少的一种有趣活动,那时便转向逐步扩大免费供应的范围,最后废除工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制度。

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就是用群众的力量实行上述的路线,也就是民主革命的更进一步发展,而不是接受或模仿中共官僚那种统治。这条道路当然不会被资产阶级接受,但这是劳动民众(包括脑力劳动者在内)唯一的光明出路。资本主义表示大多数人受少数人剥削和压迫,它虽然比封建制度进步,决不是劳动人民的富裕和自由的保证。现在中共保证收回香港后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到时它有可能真正履行诺言,维持资本家的一切权利,同他们联合起来对劳动人民实行统治,甚至有可能逐渐实行全国学香港,让资本主义在全中国复辟,但是它决不会真正保障和促进劳动人民的自由权。

受资产阶级控制的香港新闻界极力散播一种论调:香港和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的经济情况对比,证明了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胜。我们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根本不配代表社会主义制度,撇开这点不谈,光谈香港经济的发展胜过大陆,这点论断也是不尽不实的,拿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这段期间来看,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显然比香港快,无论社会生产力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都超过香港。当时香港许多工人因香港生活困难而回大陆,以致一九五零年下半年香港人口数字急速下降,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底还没有恢复原先水平。即使不算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这段大陆经济恢复的时期,光看一九五三至五七,即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期间,那也是大陆的经济发展胜过香港。可见,只要领导政策正确或比较正确,国有化计划经济的发展就可以胜过资本主义经济。

繁荣安定和革命震动

目前香港舆论中充满了维持繁荣安定的呼声,不少人对任何震动都怕得要死,拼命反对勇敢的民主斗争,把真正的群众革命斗争和毛林四人帮的假革命暴乱混为一谈。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明智和慈悲上面,而不相信民众自己的能力。他们反对民主斗争,客观上恰恰便利今天殖民地政府和大资本家任意搜刮,也让明天中共官僚可以毫不费力就把它的专制统治伸展到香港来。这样的「安定」,实际上是叫劳苦民众安于被剥削,定于被压迫,永世为奴。他们完全不了解:凡是历史性的进步,必然要经过一番革命的震动,好比翻修马路,非把路面掘开,经过一段比动工前更不方便的短暂时期不可。只有经过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改造,扫除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之后,劳动人民才能够得到真正繁荣安定的生活。这种革改造自然是群众自己的事情,不能由少数人包办代替,也不能靠冒险行动来侥幸成功。在群众普遍觉悟而决心行动之前,那些先知先觉者要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一面尽量扩大革命思想的宣传,另方面通过局部的群众斗争(争取局部的改革和保卫群众既得的权利)来促进群众逐步觉悟。有人强调民主的实现需要人民受过充份的教育,但他们所鼓吹的教育,只是一些搀杂了不少奴化思想的基本文化教育而已,他们恰恰拼命反对向人民进行民主政治的教育。劳动民众,尤其是青年富有朝气的一代,一定要抗拒他们这种恶劣的思想影响。

19832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