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為法文,王學東轉譯自德文)
《先驅》第40期,199610

社會主義的狀況和未來

歐內斯特曼德爾

根據社會主義的過去分析其現狀並要預見其未來,這意味著研究本世紀的全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思想史。因為社會主義的歷史貫穿著20世紀的整個進程。

要詳盡地論述這個題目,恐怕需要不止一部大部頭的著作。因此,要想以一篇短文的篇幅圓滿地論述這個題目,這是不切實際的冒險。在短文的論述中,細微差別、科學的基礎和事件間的相互關聯要盡可能地略去,留下的只是以合乎邏輯的(辯證的)、其結果必然無可辯駁的論證為基礎所作的分析。

我們可以直截了當地斷言,這樣的分析絕不是教條的或演譯的。

它以大量經驗材料為依據,這些材料任何人只要想得到我們都可以提供。(1)不過讀者首先必須滿足於追隨作者的思路,並主要根據這一思路的本來意義及其自身說服力對其作出取捨。

一、社會主義的危機

社會主義的危機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150多年來,社會主義一直是同一股思想和行動的潮流融為一體的,這股潮流試圖用一個全新的、各方面都更加美好的社會來取代資產階級社會。

更加美好當然並不意味著盡善盡美。除了若干已再次銷聲匿跡的少數派外,絕大多數信仰社會主義的流派從未幻想過盡善盡美的千年王國,而既無知又不誠實的敵人卻一再以此來非難他們。社會主義並不是要創造「人間天堂」或一勞永逸地結束人的發展,更不是要達到「歷史的終點」。

恰恰相反,在馬克思、恩格斯和無數其他社會主義思想家看來,社會主義意味著人類古代史的終結,意味著人類真正的歷史的開端和有悖人的尊嚴的生存狀態的結束,在這種生存狀態下,人們總是受到強制,為起碼的生存問題和一點點可憐的利益而爭鬥並自相殘殺。此後將開始進入真正人的生存狀態,在這種生存狀態下,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衝突將不同於野獸之間的爭鬥而與人類的尊嚴相稱。

社會主義者一致勾劃了這樣一種社會,在這個社會裡,資產階級社會的根本缺陷將被鏟除,任何形式的階級社會將被埋葬。社會主義者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壓迫、強權和不公正,沒有任何一個人類集團明顯受歧視的社會。這是一個不以競爭、人皆為敵和個人發財致富的渴望、而是以合作和團結作為社會行為的主要動因的社會,廢除主要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私有制和實行計劃經濟,被視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儘管尚不充分、但卻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這就涉及到要為實行社會變革即深層含義上的社會革命(不是這一概念的狹義解釋即「革命等於暴力」)制定具有連貫性的計劃。直到20/30年代,所有的社會主義者,無論其在政治上和戰略上屬於何種派別,對這類計劃都是普遍認同的,對於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來說,這種共識甚至還又持續了長達數十年之久。甚至他們的主要同盟者,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運動的戰士,也接受了這樣的計劃。

對此下面的例子是很典型的:當30年代的經濟大危機爆發時,整個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所有流派幾乎異口同聲地作出了這樣的回答:「用計劃經濟(依流派分別有社會主義的、民主的或國家的計劃經濟)克服資本主義危機」。

而在今天,在70年代爆發了至今仍遠未結束的長時期的資本主義經濟衰退之後,(2)無論是在地球的西方、南方或東方,以社會主義為旗幟的文職官員和高級軍官的絕大多數集團都不再作這樣的回答,即使有人這樣回答,也只是半心半意的和沒有多大信心的。我所屬的派別雖然仍十分堅定地這樣回答,當然使用的是1930-1955年間尚不為人知的論據,(3)但是它不抱任何幻想。它目前只是一個有限的少數派,儘管具有這種傾向的並非只是它這一個派別。

因此社會主義的危機首先是社會主義計劃的信譽的危機。五代社會主義者和三代工人曾為強烈的,不可動搖的信念所激勵,即認為我們剛才所說的那種社會主義是可能的和必要的。(4)而今天的這一代人卻不再確信它是可能的,他們甚至還至少是部分地懷疑這種社會主義是否必要和有益。(5)所以說我們遇到了深刻的危機。

二、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失敗

社會主義的危機實質上是社會主義者的實踐的危機,這是我們的第一個中心論點。社會主義的危機一方面是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的歷史性失敗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包括改良主義漸進論的各個變種(歐洲共產主義和第三世界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失敗的結果。

乍一看,這樣硬性地把理論和實踐相互分離,可能會令人感到奇怪。對於主張辯證思維方式的人來說,這種分離大概尤其顯得缺乏根據。我們必須以某種方式對此作一番細致說明。我們把社會主義的危機解釋為首先是實踐失敗的反映,依據的是四條難以辯駁的論據。

第一條論據是,在廣大群眾的心目中出現了對社會主義計劃的信念危機:這就是說,這種信念危機絕非僅限於知識界和政界的狹小圈子。

廣大群眾的態度不是由他們對理論的看法決定的。馬克思的《資本論》或列寧的《怎麼辦?》的所謂的缺陷,在95%的群眾甚至從未讀過這些著作的情況下,怎麼能決定數千萬人的態度呢?廣大群眾形成其信念和思想傾向是根據他們的經驗,而不是通過閱讀或上進修班●就連已經部分擺脫了統治階級思想影響並且已不同程度地具有一定階級覺悟的勞動群眾也不例外。廣大群眾通過與社會主義者交往而獲得的與他們對資本主義現實的日常體驗不同的、具有決定作用的經驗,顯然是從社會主義者的實踐中,而不是從他們的理論中感受到的。

此外,無法證明共產黨人至遲從1923年以來的實踐和社會民主黨至遲從1914年以來的實踐與19世紀未曾得到普遍公認的那種社會主義的(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有任何相符之處。而這一理論在20世紀初曾得到社會民主黨的贊同,在1900-1920年間先是得到革命的社會黨左派,後來又得到共產黨人的贊同。既然災難性的實踐是在同理論決裂之後才發生的,那麼人們又怎麼能用理論的失誤來解釋這種災難性的實踐呢?

要想論證一種社會發展理論的成敗,人們必須首先回答下列問題:這種理論是否能對最重要的社會經濟發展作長期分析?它能否預見本世紀重大歷史事件的一般進程?它今天是否也還仍然適用於對今後的20-30年作出分析和預言?

對上述問題我們毫不猶豫地用「是」來回答。我們能夠證實這一點。因此在我們看來,讓正確的理論為錯誤的實踐的罪過負責,這起碼是荒謬的。此外我們還確信,這樣來考慮社會主義危機的解決辦法,會使人看不到清除弊端的合適手段。它將把它的支持者引入死胡同。

我們的中心論點的第四條論據絕對是最有說服力的。我們在論及本世紀社會主義兩大群眾性流派和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失敗時,針對的既不是「錯誤」(6),也不是可寬恕的過失或個人意義上的不愉快現象。(7)我們針對的是規模驚人的罪行,這些罪行給數千萬人造成了令人憤慨的後果,把這類後果與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或其他某個人的這一個或那一個重大分析錯誤或預見錯誤(如果確實能證實有這樣的錯誤的話)所造成的後果相提並論,那是荒謬的。

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實踐的罪行尤其涉及以下方面:至遲從1923-1924年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話)對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蘇維埃民主和共產主義工人參與政權的一切努力的鎮壓;農業的強迫集體化和把富農或所謂的富農流放到非人的生活條件下;從1934年開始的至少使100萬共產黨人喪生的恐怖清洗;希特勒——斯大林協定所導致的領土後果和鎮壓後果;1945-1953年間在被蘇聯佔領或統治的國家中實行的大清洗;對1956年匈年利革命的軍事鎮壓;

為鎮壓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而對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佔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血腥鎮壓為特徵的文化大革命;柬埔寨波爾布特政權的暴行;入侵阿富汗以及蘇聯社會福利事業的嚴重衰退,由此該國實際上成為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平均壽命下降和嬰兒死亡率上升的唯一國家。

這些罪行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它們絕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合乎邏輯的」或「命中注定的」結果。無數共產黨人曾對必將導致這些罪行的政治決定及時敲起過警鐘。他們對這些決定的後果當時就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而不是在10年、20年或30年以後才提出批評。這在許多情況下往往使他們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例如布哈林、托洛茨基的伊姆雷納吉等人的情況。但是面對由數千萬具屍體所揭示的罪行的可怕記錄,這些人的個人命運在群眾的心目中自然就不那麼重要了。

把這些罪行說成是帝國主義宣傳的「發明」或借口揭露這些罪行會使工人「氣餒」而有計劃地對其進行掩飾的企圖,在歷史上注定要失敗。人們不可能長期否認將近15億人親身經歷過的事實。真相最終總要暴露出來。西方、南方和東方的大部分工人意識到事實真相至少已有20年了,至遲從1956年起真相就已暴露出來了(一些先驅者意識到事實真相甚至還要早得多)。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以蘇維埃國家本身的名義確認了這些事實真相。但是,讓公開性所作的揭露來為斯大林及其繼承人的罪行對各國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信念的災難性影響負責,這是毫無道理的和極其反動、反共產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出現這種無可爭辯的迷惘和氣餒的原因不能在對罪行的揭露中尋找。這種迷惘和氣餒是由這些罪行本身引起的。

此外,我們的指控,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蘇聯和東歐的大多數工人和共產黨人提出的指控,只包含了斯大林罪行的直接後果。要想控訴得更加徹底,那就必須把斯大林主義者和後斯大林主義者的政治錯誤的間接後果也包括在內。例如德國關於「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從19369月起西班牙工人統一的破裂;對1942年印度人民起義的背叛;對19361945年間波蘭反納粹人民抵抗的態度以及1947-1965年間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對本國資產階級軍隊採取的災難性政策——這裡僅列舉造成了最嚴重後果的事例。在這些事例中,同樣有數百萬人由於這些錯誤的政治後果而喪失了生命。

以上簡要回顧所顯示的失敗記錄是觸目驚心的。但是,國際社會民主黨自1914年以來的失敗記錄的慘痛程度和流血程度上也毫不遜色。

除少數幾個值得稱贊的例外(主要是意大利),各國社會民主黨幾乎都以「民族防衛」為借口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血腥屠殺辯護並向其提供支持,而它們所假託的那些理由的荒謬性今天實際上已無人再否認了。這場嚴酷的戰爭不僅導致了上千萬人(歐洲青年的精華)死亡,而且它還是現代史上的一道分界線,是現代史決定性的轉折點。從這一刻起,祖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日益嚴重的野蠻和暴力逐漸被當作命中注定的、無法逃避的和不可避免的東西而接受下來。(8)軍國主義和由國家施行的暴力——現在人們談論國家恐怖主義不是沒有道理的——是社會主義者從19世紀初起就堅決反對的東西,但這些也逐漸為「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者」(9)和越來越多的社會民主黨人所接受。社會民主黨人放棄了以讓饒勒斯、我們偉大的羅莎(指盧森堡——譯者)、卡爾奧西埃茨基和庫特圖霍爾斯基為象徵的不屈不撓的反抗,走上了怯懦的順從之路,這條道路最終導致了諸如奧斯威辛、廣島、對柬埔寨的致使樹葉脫落的轟炸和核戰爭對全人類的威脅等一系列惡果。

從盲目的反共主義出發,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18-1919年間有意識地使普魯士的軍國主義者集團得以繼續存在並蓄意組建了志願團,從這些志願團中產生出了衝鋒隊和黨衛隊的核心。德國社會民主黨庇護了殺害卡爾李卜克內西、羅莎盧森堡和成千上萬工人的行徑。它阻礙了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德國的可能性,而這樣的國家本可使人類免遭斯大林和希特勒所造成的可怕災難。

德國社會民主黨由於其在1929-1933年間的政治盲目性、荒謬的合法主義和拒絕在還有可能的時候組織反對希特勒政府的起義性總罷工而對納粹專政的上台和鞏固負有連帶責任,納粹專政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使人類付出了80,000萬具屍體的代價。

社會民主黨政府或有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參加的政府組織或者維護了在印度支那、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阿爾及利亞進行的殖民戰爭。它們組織或者庇護了刑訊拷打,尤其是在阿爾及利亞。它們嚴厲限制民主的自由權利,尤其是在印度、印度尼西亞、埃及、伊拉克和新加坡。它們粉飾並支持在南非保留慘無人道的種族隔離政權。

英國工黨政府應當對魯爾區的煤炭和鋼鐵在1945年以後未實行國有化、致使這些自然資源繼續掌握在曾資助和支持過希特勒的康采恩手裡承擔責任,儘管三分之二的居民明確表示贊成國有化,儘管這同一個政府在英國對煤炭和鋼鐵實行了國有化。

國際社會民主黨參與冷戰達數十年之久。它贊同在西歐部署核武器,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並以陳腐的反共主義為理由維持了工人運動的分裂。它今天仍拒絕接納法國總工會和葡萄牙工人總工會加入歐洲共同體範圍的共同工會陣線,而這種做法只會對僱主方面有利。它一如既往地與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共同致力於維護能對第三世界各國人民進行超額剝削的國際經濟結構。它從70年代後半期起親自支持或組織實施了緊縮改策,大資本利用這一政策力圖實現通過降低工人的實際收入和提高失業率來捍衛並增加自己的利潤這一目標。

然而,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性失敗並不僅限於上述罪行的範圍。它的最壞方面是對社會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嘗試的歷史性失敗。

今天,在成體系的社會主義行動開展了150多年之後,在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奮鬥了150年之後,儘管經過了無次驚心動魄的戰鬥並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世界上卻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建成社會主義。任憑人們怎樣努力為強調相反的觀點而進行宣傳,人民群眾還是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們思想迷惘和懷疑的最深刻的根源可能就在於此。追求一個甚至經過150年的努力都未能實現的目標現實嗎?繼續為此付出犧性值得嗎?這就是他們向自己提出的根本問題。

如此看來,人們能在思想上為國際資產階級提供的最大幫助就是給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東歐和其它地方的不倫不類的過渡社會掛上「社會主義」的標籤。恐怕沒有什麼能比幹這種理論上的大蠢事更嚴重地敗壞社會主義的聲譽。它使資產階級及其政治家和思想家有可能依據無可辯駁的證據譏諷地宣稱:存在著「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社會主義的」集中營,「社會主義」下工人的物質貧困、對婦女的「社會主義」壓迫、對人權的「社會主義」壓制、普遍的「社會主義的」賣淫和營私舞弊等等。

巴黎公社的男女社員們、奧地利保衛同盟的戰士們、1936年夏西班牙共和國的男女英雄們、斯大林格勒的男女英雄們和中國長征的男女英雄們難道就是為了這些而戰鬥和犧性的嗎?

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性失敗的記錄屬於較低的層次,但其後果卻差不多。在為爭取能據以取得議會多數的普選權而鬥爭了100年之後,在「你們投我們50.1%的選票,我們就會實現你們的(我們的)目標」一類的誓言喊了數十年之後,人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在社會黨人擁有議會多數的任何一個地方,資本主義都在繼續——金牛犢仍然存在。

最有說服力的兩個例子是瑞典和法國(人們同樣也可以列舉奧地利、挪威、澳大利亞、新西蘭、西班牙以及1974年以後的葡萄牙)。令人難忘的奧洛夫帕爾梅在領導他臨終前的某次選舉鬥爭時曾用這樣的論據來打動全體選民:「請給我們議會多數吧,否則控制著經濟的15個家族就會同樣控制政府。」在社會民主黨人幾乎不間斷地執政了40年之後,15個家族仍繼續控制著一個國家的經濟,這難道不是一次失敗的記錄嗎?

在法國,社會黨和共產黨在80年代初共同掌握了65%的議席,他們是在「變革」的旗號下得到男女選民穩定的絕對多數票的支持而當選的。然而「變革」實際上根本沒有進行。經歷了「左翼聯盟」時期的法國同當初一樣是資本主義的,而且失業現象更加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群眾對徹底改造社會的前景和社會主義計劃持懷疑態度難道還會令人感到驚訝嗎?

三、部份成就——最終目的辯證法

然而,在對社會主義150年的鬥爭經歷進行反省時,我們的指控在這一點上應留有餘地:實現最終目標方面的失敗是伴隨著實現部分目標方面的同樣引人注目的成就而來的。這就需要進一步闡明這一失敗和這一成就之間較深刻的辯證關係。

社會主義者(還是指所有的流派)100多年來的頑強努力,最終使社會現實發生了世界性的根本變化,儘管尚未在任何一個地方導致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150年前,八歲的女孩子就在煤礦的非人條件下做苦工。而在今天,無論是在西方還是東方,這樣的慘事都不再有了。甚至在我們這個世界的南方,這樣的慘事也越來越罕見了。這要歸功於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的頑強努力。

150年前,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平均工時為每周72小時或者更長。而今天的平均工時至少在工業化國中已縮短到了36小時,這又要歸功於所有流派的工會會員、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的頑強努力。

150年前,病人、殘疾人、失業者和老年人只能在極度貧困中生活。1900年時,在倫敦或紐約這樣的富裕城市的貧民區裡,孩子們還仍然光著腳走路。而今天,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已有可能使絕大多數職工免遭這樣的貧困。工會會員、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雖然也在第三世界國家為實現同一目標而進行了鬥爭,但迄今為止收效甚微。

150年前,除極少數技術熟練工人外,大部分職工都是些未受過教育的、絕望的男人和婦女,他們常因酗酒而處於麻木不仁的狀態,而且多數是文盲。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的頑強努力最終提高了職工的素質,使其具有了初步的知識、教育、人的尊嚴和自信。

斯大林主義和毛主義產生了可怕的後果。但是,俄國十月革命、中國革命、南斯拉夫革命、古巴革命和其它類似的運動使進步和初步的解放成為可能,這種進步和初步的解放是任何人憑良心都無法否認的。

要確證這一點,人們只需拿1850年的只因一點兒雞毛蒜皮的小事便遭鞭笞和流放的貧苦農民,拿長期遭受1900年饑荒折磨的不識字的貧苦農民,同今天有文化的蘇維埃公民對比一下就可以了。人們只要拿舊中國的城市同今天的中國城市對比一下就可以了。舊中國的城市擠滿了苦力,他們憑自己的力氣拉黃包車,即使在有飯吃的情況下每天也不過是靠一碗米飯充饑。而在今天的中國城市裡,成千萬男女公民擁有自行車,城市和農村25%的家庭擁有洗衣機。

人們只需了解一下,今天的古巴具有拉丁美洲最低的死亡率,並在掃盲、教師培訓和出版書籍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

因此,人們不能說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徒勞無功,尤其不能說勞動群眾為改善自己的命運所作的努力是白費氣力,所有這些工作,所有這些努力,已經使世界發生了根本變化。人們必須依據上述成就,依據對成功和失敗同時進行批判性思考,來探討社會主義的未來和可能性。

此外我們認為,廣大群眾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覺悟也發生了根本變化,這種變化是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鬥爭的結果。世界各地的大部分勞動群眾不再接受束縛他們的鎖鏈,而這些鎖鏈過去曾被認為是好的和金子似的,因為它們是長久沿襲下來的。1850年、1900年或1944年時曾為人們普遍接受的「傳統價值」(「這是上帝安排的」、「這是祖國的要求」、「貧困總是存在的」、「富人之所以富是因為他們天生就是傑出的人」、「最優秀的人統治著我們」、「我們太無知了,取代不了資本家和部長們」、「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戰爭是培養勇敢精神和男子氣概的好學校」),今天已被認為是可笑的或受到鄙棄。甚至連教會中最明智、最寬容的派別也不再固守這些「傳統價值」了。

西方、東方或南方的大部分勞動群眾今天確信,「上層人物」即統治這個世界的人,都是些既腐敗又無能的人。(10)這是社會主義運動在其黃金時代能夠清晰地加以說明的日常經驗的結果,社會主義運動有助於(不是「導致」)人們意識到這一日常經驗。這樣就完成了精神和道德康復的重要工作。以上情況證實了亞伯拉罕林肯的一段著名的話是至理名言:「人們能夠自始至終欺騙某些人和在某一段時間裡欺騙所有的人,但是人們不可能自始至終欺騙所有的人。」這是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始終支持著繼續為社會主義社會而奮鬥的社會主義者的歷史樂觀主義信念的一條主要理由。

絕大多數勞動群眾比懷疑社會主義計劃更強烈地否定資產階級社會和東歐國家統治結構的合法性。這是可由經驗證實的主觀現實,我們必須從這一現實出發。

這裡有人可能會提出異議:但是群眾並不否認資產階級社會的基本價值,即力求掙更多的錢,以便改善自己的物質境遇,進而有能力購買由「消費社會」生產出來的充裕的商品。

這一異議反映了分析上和語義上的混亂。對於資產階級社會來說,能表明其特性的不是作為交換手段、作為購買消費品工具的貨幣。表明該社會基本特性的是由賺錢過渡到積累資本。

在前一種情況下,貨幣是達到目的的簡單工具。恐怕沒有任何一個理智健全的僱佣勞動者會反對不用貨幣這種支付手段便得到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務——例如:免費的醫療保健——,只要他或她能夠自由選擇,而且所分得的商品和服務是高質量的。而假如貨幣沒有統治社會,那就沒有任何一個資本家能作為企業主或投機商通過剝削他人勞動發財致富、積聚私有財產或將財產轉讓給自己的子女。這第二種「價值」是絕大多數僱佣勞動者既未「領悟」又不曾實際運用過的。資本主義的典型現象是,極少數人只有在對大多數人隱瞞這一價值的前提下才能運用這一價值。

一方面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100年來積累起來的部分改良和部分成果,另一方面是實現「最終目標」上的失敗,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聯繫?無政府主義者和某些左翼派別斷言存在因果聯繫,但是他們所作的論證卻並不令人信服。

帝國主義宗主國的僱傭勞動者群眾今天是否因自身境遇無可置疑地得到了改善而比從前更容易接受資本主義的日常現實,對這一問題人們可以進行討論。這一問題要求對各種不同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進行詳細的、有經驗根據和統計證明的分析。然而,認為僱傭勞動者群眾在1914年之後更頻繁、更大規模地一再舉行反對資本主義的抗議活動的反論證,肯定不會因此而被駁倒。

而左派的論證最終卻被駁倒了,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因極度貧困或絕對貧困化而導致以消滅資本主義乃至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為目標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我們這樣說理由是很明顯的。

一個反對現存統治制度並力圖用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取而代之的大規模抗議運動需要勞動群眾方面有高度的團結、組織、自信和鬥爭經驗。而這種狀況的實現絕不可能出自勞動群眾的貧困化、無望的貧困、窮困潦倒和絕望。

群眾堅持捍衛部分成果,這說明了為什麼男女選民們在選舉中通常——美國目前是個突出的例外——總是優先選擇改良派政黨和新改良派政黨。甚至在匈牙利和波蘭,被認為要對嚴重的經濟危機負責的共產黨在第一次真正的自由選舉中也能同它們的聯盟黨一起贏得大約30%的選票。

雖然選民的態度在各個地方都表現出對這些政黨的本質不抱任何幻想,也就是說,選民們是在帶有許多保留意見和大量棄權的情況下無可奈何地選擇了「較小的禍害」,但是這種選民態度還是很能說明問題的。由於同樣的原因,絕大部分社會主義者始終支持並試圖領導爭取改良、爭取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爭得並鞏固民主自由權利和爭取改善群眾的物質境遇的鬥爭。

我所屬流派的革命社會主義者承襲了這一傳統。它不僅譴責社會民主黨人,而且不得不越來越頻繁地譴責仍然——還能持續多久?——信奉共產主義的眾多流派,因為它們放棄為實現必要的改良而進行堅決的、不妥協的鬥爭,為「社會和平」、「社會契約」、「維持公共機構穩定的承諾」、「優先維護在開放經濟中的經濟競爭能力」以及其它反映資本的階級利益的考慮而犧牲必要的改良。

然而,「改良—革命」、「部分成就—最終目的」,這類羅莎盧森堡早在她1900-1910年間寫成的最重要的政治著作中就已出色地探討過的虛構的二律背反,使人們注意到一個難題,這個難題造成了社會民主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在實踐中的失敗。它關係到部分成就在工人運動內部造成的社會的和心理的後果。這些後果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個公式:極端保守的「工人」官僚機構和「社會主義」官僚機構的膨脹。

對於廣大群眾來說,改良取得成就並不一定總是要以接受現存統治制度為前提。一定時間的或暫時的失業、生活水平的一時下降、周期性反復發生的戰爭、危機和對民主的自由權利的限制,都是阻礙實現這種持久的一體化的反作用力。

而在從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中發展起來的或已在後資本主義國中取得執政地位的(11)官僚機構那裡情況則不同。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與其所取得的地位及其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12)相適應,這些官僚機構最終已同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國家一體化了。在東歐國家,上層領導集團在相當程度上為他們自己實現了「社會主義」,而沒有為全體人民群眾實現社會主義。(13

一方面是無可置疑的物質利益,另一方面是社會民主黨的、工會的和斯大林主義的(後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機構所表現出來的越來越系統化地拒絕為實現最終目的而鬥爭。想在這兩者之間確立一種直線式的、自動的因果關係,曾被說成是屈從於庸俗唯物主義或屈從於某種與對歷史(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唯物主義解釋相對立的「密謀理論」。

這兩者一致證明,官僚機構害怕失去既得利益,害怕「冒險」,顛倒了「手段(工具)——目的」的關係,賦予被提升為「目的本身」的「組織」以獨立性並對其盲目崇拜。捍衛由「黨」行使的「政權」或「國家政權」壓倒爭取真正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而佔了上風,其方式簡直近乎狂熱。社會民主黨的官僚機構以此方式保衛「民主機構」,以防革命群眾的衝擊。(14)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機構也同樣狂熱地堅持為「一個範圍的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陣營範圍」)的神話以及「黨國家」的神話(「假如黨的領導作用受到懷疑,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資本主義復辟」)辯護,共同反對革命群眾。

歷史本身為防止這種情況找到的替代解決辦法可以用英國左派社會黨人安奈林比萬提出的公式來概括:「社會黨人的任務不是行使政權。社會黨人的任務是運用政權實現自己的綱領。」導致作出與綱領相抵觸的決定——如果想避免「按規範思維」的責難,那麼這樣說更確切些:導致採取違背工人利益的措施——的任何一種執政方式、「行政社會主義」的任何一個變種,都不是較小的禍害,而毋寧說是較大的禍害。

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一條無可爭辯的缺點需要克服。社會主義運動很早就認識到了這樣一種危險,即它自己的幹部有可能由公僕演變成為對群眾多少有些專橫的主人。不僅無政府主義者經常談論這一點,而且馬克思、恩格斯、年輕時的考茨基、年輕時的托格茨基、讓饒勒斯、羅莎盧森堡、年輕時的布哈林,《國家與革命》和晚期著作中的列寧以及奧托鮑威爾,也都曾不止一次地談到過這種危險。

但是,理論不可能超越物質現實。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後資本主義國家,都需要借鑒1914年的令人震驚的經驗,以便在較深入的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支持必不可少的反官僚主義方面的社會良知,無產階級的良知。這一點已經部分實現了。

對一切官僚機構,包括對資本主義大公司的和所謂民主國家的官僚機構的不信任,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地扎根在群眾的意識中。這是一個進步而不是退步(15)。它導致社會主義越來越同廣大群眾自身的主動性,自身的組織和自治融為一體。這不僅僅是向最初價值和真理的回歸。這是向前邁出的一步,為在廣大群眾心目中重新確立社會主義計劃的信譽,邁出這一步是絕對必要的。

決定性的回答毫無疑問要由實踐作出。為最終消除群眾的杯疑,需要有一個新的,令人振奮的經驗,它類似於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或1936年夏的加泰羅尼亞的經驗,不過影響面更廣,而且取得的社會成就要使前進了的資本主義所取得的成就相形見絀並有持久的成效。有可能一個大國未來的社會主義政府(工人的和人民的統治)立即實行半日工作制將成為這樣的啟動器。這將使全世界的僱佣勞動者振奮起來(16)。

大幅度地縮短工作日是一切自治方案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如果生產者●公民(女生產者●女公民)沒有時間處理自己的事務,那麼社會劃分為管理部門和被管理者的現象就將繼續存在下去或必然重新產生出來。此外,要在勞動生產迅速提高和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的背景下恢復並保持充分就業,也必然要求大幅度地縮短工作日。女權主義者的願望●減輕對於領薪婦女來說意味著雙重工作日的沉重負擔●和環境保護主義者的願望也同樣要求縮短工作日。

而大幅度縮短工作日首先是與一種雙重的●主觀的和客觀的●變化相適應的,這種變化起源於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資產階級社會關係的普遍危機。與一種沒有任何經驗根據的神話相反,男女生產者越來越拒絕接受著名的(新教的?日本的?)「勞動倫理學」。減少工作和提高生活質量,這是他們的首要願望●即使在日本也是如此。這是我們已經提到過的「價值革命」的結果。它首先是對地獄般的工作節奏使人精疲力盡同時毀壞人的身體、神經和精神健康的性質,對機械的、重復的、無創造性的勞動的單調的、因而同樣具有破壞性的性質的日常痛苦體驗的結果。

這裡顯露出晚期資本主義的致命弱點。它雖然能設法●其成效比通常假定的要小●使男女僱佣勞動者作為消費者一體化,也能設法使男女僱佣勞動者作為公民一體化或至少使其中立化,但是它不能使男女僱佣勞動者作為生產者一體化。

資本主義的本性決定了這個制度下的男女生產者不可能是自由的和獨立自主的。自由勞動是自我控制和支配的勞動,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自己決定生產什麼,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這只有在自由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者的領導下才能實現。在與支配僱佣勞動含義相等的資本的統治下,這種勞動是不可能的。

此外,與這種主觀上的需要相適應的還有客觀上的必要性。

第三次科技革命使那種以強化勞動者的體力投入作為增長的源泉●如果是也只是次要的●的作法,即使從任何意義上的「純」經濟觀點來看,也顯得既無效又不合理(17)。

今天,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可以說:宏觀經濟的「優化」,99%是取決於工具的種類和質量,商品流通和倉儲的合理化,也就是說有計劃的組織(18)以及男女生產者的技能專注和責任感。

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東歐由行政機構管理的或官僚主義的商業體制,其經濟上最大的失敗就在於它們沒有能力調動起工人的這種注意力和責任感。工人們對繁重的勞動怨聲載道,在這種勞動中他們體會到,他們早晚要為此付出代價,而別人將坐享其成。日本資本家為解決「輪班工作制」和「質量保證制」產生的問題所作的努力由於同樣的原因而以失敗告終:工人們不願意「無報酬地」辛苦工作。

只有生產者自由聯合的體制才能改進監督,發揮創造性以及個人的和集體的責任感,否則新工藝的相當一部分潛能將被閑置和浪費。要釋放這部分潛能,恰恰需要對工作時間、學習時間(技能、信息、文化知識)和閑暇時間之間的關係進行徹底變革,而且是終身性的(19)。因此,實踐經驗證實了馬克思在《大綱》中所作預言的合理性,根據這些預言,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水平後,閑暇時間而不是工作時間將成為財富的源泉和尺度。

結論:我們仍然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最高權力仍然掌握在大資本手中(20)。對於數十億人來說,這種權力的後果是可怕的。這些後果有演變成災難的危險。社會主義的鬥爭必須把爭取改善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當前境遇的鬥爭同他們接管最高權力的系統準備工作聯繫起來,一旦出現奪權的有利時機就通過廣大群眾的行動接管最高權力。

四、社會主義的必要性

在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客觀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的歷史時刻,社會主義計劃喪失了信譽,這不單純是,但主要是由於經濟效率方面的原因。

昨天的抉擇是「社會主義還是野蠻」,而今天的抉擇簡直就是「社會主義還是死亡」。

馬克思主義者經常受到指責,說他們低估了資本主義的適應能力及其經濟和政治領導人的靈活性。這裡不是探討這種指責有多大根據的地方。它可能含有真理的內核。從1848年至1937年(在盎格魯撤克遜國家是從1940年至1973年)的長期經濟擴張及其社會成就確實使馬克思主義者感到意外。它現在同樣也使自由主義者和新保守主義者感到意外(試比較一下凱恩斯和其他人反對凱恩斯和新凱恩斯主義的憤怒的喊叫聲)。他們曾宣稱,「國家統治主義的」罪行的報應將是因通貨膨脹而造成貧困化。而這一預言並沒有應驗●至少是沒有在帝國主義宗主國應驗。

然而儘管如此,馬克思主義者仍然有理由提醒人們注意人類為資本主義的持續擴張所不得不付出、並且仍在付出的越來越高昂的代價。資本主義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代價才終於找到了擺脫1913-1939年的「長期蕭條」的出路。我們已經提到過: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付出的代價是8,000萬具屍體和前所未聞的野蠻(奧斯威辛、1942-1943年的孟加拉飢荒、廣島)。即使不使用核武器,第三次世界大戰將付出多高的代價?

我們堅信「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必要性所依據的第二個中心論點是:資本主義喪失適應能力的臨界線越來越臨近了。資本主義的創造力量變為毀源力量的暫時性的轉變正趨向於變成永久性的轉變。自殺性的災難不僅威脅著文明的延續,而且還威脅著自然科學意義上的人類物種的延續。

《約翰啟示錄》的四騎士(原意分別是象徵瘟疫、戰爭、飢饉、死亡●譯者)已經在打獵。我們已經聞到了他們難聞的氣息。這四騎士就是迫在冒睫的戰爭毀滅、迫在冒睫的對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的破壞、迫在冒睫的第三世界的大規模飢荒和迫在冒睫的在帝國主義宗主國中隨著貧困現象重新蔓延和對民主的自由權利的剝奪而出現一個「兩極」社會。

第一種威脅最早是以核戰爭這種表現形式為人們所注意,沒有哪一個有理智的人會懷疑核戰爭具有自殺的性質。但是威脅絕非僅限於核戰爭的可能性。在存在著核電站的時代,任何一場用常規武器進行的世界大戰都會導致與核戰爭同樣的後果。此外、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也有造成類似後果的危險。當人們正在計劃制造具有與落在廣島的炸彈同樣大甚或比它更大的破壞力的炸彈和非核彈頭●且不說「死光」和其它為坐在寫字台後面的軍事家和戰略家們所向往的玩藝兒●的時候,「常規武器」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義。

同樣,第二種威脅也越來越強烈地被人們感受到。環境意識不是富國的奢侈品。它是全人類所面臨的現實威脅的對應物。這種威脅在蘇聯、東歐、巴西、墨西哥和印度正在明顯增強。許多有名望的科學家認為,爆發環境災難甚至比戰爭毀滅的危險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第三種威脅可惜甚至在西方和東方的左派圈子裡也極少受到注意。南半球的居民對它當然是很熟悉的,因為他們每天都在目睹和經歷飢荒的威脅。對此我們想舉兩個例子。

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第三世界每年有1600萬兒童死於飢餓和可醫治的疾病。

這就是說,每五年的死亡人數與整個第二世界大戰期間的死亡人數一樣多。每五年一次針對第三世界兒童的世界大戰。這就是某些社會主義者所極力贊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實際運行的結果。

在最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裡,50%的男女居民食物攝入量下降到了這樣的水準:自經濟蕭條開始以來每天大約1700大卡熱量。這是1940年以前,即真正的滅絕集中營出現以前,納粹集中營的令人營養不良的水準。

第四種威脅在一部分大城市的居民看來已是明顯的事實。人們只需探訪一下紐約的哈勒姆或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的某些區,利物浦或格拉斯哥的某些區(更不用提那不勒斯或巴勒莫了),憑肉眼就可以確證這一事實。在巴黎的某些區,「打零工」的外籍工人在那裡耐心地等待著象從前的「短工」那樣被僱佣,他們是按小時計酬的,沒有任何社會福利。他們的生活境遇就是這種可悲的社會發展進程的真實寫照。

這一進程對整個工人階級的長期影響目前還幾乎不為人們所了解。該我們想想看,在美國的年輕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中失業率已高達40%以上,與這種社會倒退相伴隨的貧困、絕望、墮落等一系列伴生現象已經在發展。

此外我們還要想到,民主的自由權利在帝國主義宗主國逐漸被剝奪(21)與其在第三世界不斷受到損害在時間上是同步的。據大赦國際統計,世界上有60多個國家存在著程序化的、甚至是由官方進行的刑訊拷打。

有的人承認這一陰暗的情景,但補充說:現在已經太晚了●《約翰啟示錄》的四騎士肯定將把我們殺死(22)。然而他說得不對。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勞動人民喪失了這樣的能力,即阻止走向深淵的進程;把他們自己創造的工業技術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銷毀庫存的武器並最終制止武器生產;重建受到威脅的經濟平衡並向第三世界和世界其它地區受貧困威脅的群眾提供食品和醫療援助。他們有這樣的能力。而要將這種能力付諸實踐,需要的是採取行動的意志和行動計劃,尤其是需要有實際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權力,以防止任何人把這種努力引向與上述主要目標相反的方向。

與上述「滅絕論」觀點的支持者相對立的是那些指責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懷有「夸大其詞的災變論思想」的人。他們雖然不否認我們列舉的危險,但卻斷言這些危險並不那麼嚴重,涉及的只是技節現象,這些現象由於政府和專家們的智慧已經得到緩解,它們不是在擴大,而是在縮小,到時候一定會一切順利的。

這是一場舊爭論的繼續,這場爭論100年來一直貫穿著工人運動,現在它進入了第三個階段。這場爭論最終奠定了「改良主義者」與「革命者」的對立。

愛德華伯恩施坦是社會民主黨的漸進主義的創始人(23),他的思想顯然比他的絕大多數學生和繼承者更清晰、更連貫。按照他的思想,本世紀的基本趨勢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內在矛盾,尤其是其爆炸性的對立不斷縮小,經濟危機將越來越少,危機的程度將越來越輕。因此社會的緊張氣氛將日趨緩和,專制日益減弱,民主日益加強。戰爭和各種形式的暴力衝突越來越少。革命也必然會越來越少,或者更確切地說,在「文明」國家中乾脆就不會再有革命。

相反的論點主要以羅莎盧森堡為代表。她斷言,儘管資本主義的對立在一定的時期●我們今天可以補充說明:「持久擴張時期」●會暫時減弱,但是本世紀的基本趨勢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內在矛盾日趨尖銳而不是日趨緩和。

那時經濟危機將比19世紀更嚴重而不是更輕微。

將會有更多的專制和更多的革命,尤其是將會有更多的戰爭和更多的暴力,其破壞性的結果將比19世紀更嚴重得多。

毫無疑問,正確認識事物的是羅莎盧森堡而不是伯恩施坦。請記住這些決定命運的日子:1914年、1917年、1918-1919年、1920年、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1925-1927年(第二次中國革命)、1929年、1931年(日本進攻滿洲)、1933年、1935年(意大利進攻埃塞俄比亞)、1936年、1937年、19391942-1943年(孟加拉飢荒)、1945年、1946-1947年(因劃分印度而引起的騷亂、第一次阿以戰爭)、1949年、1950年(朝鮮戰爭)、1953年(阿爾及利亞的革命和戰爭)、1956年(蘇伊士之戰)、1956年(古巴革命勝利)、1962年(美國人干涉印度支那)、1967年(第三次阿以戰爭)、19685月、1969年意大利的熱秋、1970-1973年(智利革命高漲和皮諾切特的軍事政變)、1973年(埃以戰爭)、1974-1975年(葡萄牙革命,第一次普遍的經濟衰退)、1978年(伊朗革命),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勝利)、1980-1982年(第二次普遍的經濟衰退)、1987年(交易所危機)等等。

1935年以來只有唯一的一個年份沒有戰爭。自1945年以來發生過80次戰爭。這難道還不足以使人明白嗎?至少在有關對本世紀的評價問題上,看來恰恰革命者是現實主義者,而持調和立場的改良主義者則是充滿幻想的空想家。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種晚期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尖銳化的趨勢會突然逆轉。當戈爾巴喬夫「修正主義」顧問們同最溫和的社會民主黨人攜手並進,鄭重其事地宣稱21世紀的特徵將是階級和解和合作而不是長期化、尖銳化的階級鬥爭的時候,我們必須回答他們:「你們談論的是哪個星球?你們的理想是徹頭徹尾的空想。」

英國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在充當了數十年斯大林主義的辯護士之後轉入了新改良主義者的營壘,他聲稱,十月革命和成立共產國際是錯誤的,因為它們所依據的是三個未經證實的假定:資本主義的崩潰,革命擴展到德國和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

硬栽到列寧頭上的第三個假定是一個明顯謬誤,再說它也與前兩個假定相矛盾。關於第一個假定和第二個假定的說法是典型的詭辯,其奧妙在於,用故意誇張的言詞來表述一個論點,以使其成為荒謬的。

列寧、托洛茨基和他們的同志既沒有預言過資本主義崩潰,也沒有預言過德國革命必勝,而是預言了資本主義極其嚴重的危機和德國會爆發革命危機。這些危機的結局主要將取決於「主觀因素」,其中也包括社會主義政黨和共產黨的政策。這些預言有多少證明是錯誤的呢?

最後還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我們的判斷,但從中得出的結論卻與我們截然相反。在資本主義國家和東歐國家的某些「正統的」共產黨人中間●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一些不那麼「修正主義的」顧問也屬於這一類●在某些左派社會民主黨人那裡,尤其是在某些「綠黨」和激進的女權主義者那裡,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人。他們的論證如下:由於我們面臨自殺性災難的威脅,而佔有者階級肯定不打算自殺,所以他們最終將選擇理智的道路。他們將同意用和平方式從根本上調解最危險的衝突和危機。

無庸置疑,壟斷大資本非常清楚地知道世界大戰意味著自殺。它不再象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把世界大戰視為經濟危機的最終解決辦法。資本家不能把手中的商品賣給被核武器殺死的顧客,這樣做他們「克服」不了經濟危機。他們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一樣清楚地懂得,自從核武器具備重復毀滅能力以來,世界大戰已不再是政治以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因此,在核裁軍和拯救環境的道路上與這些國家的政府共同採取一些起碼的步驟是可能的和明智的。沒有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會拒絕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裁軍倡議和裁軍建議。

錯誤是始於出現了這樣一種傾向,即把這種合作賞試所取得的有限的、暫時的成就過分誇大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成就(24)。帝國主義雖然對防止核自殺,甚至於對稍微限制一下軍備競賽感興趣(25),但是它對全面地或哪怕只是較大規模地停止軍備競賽卻絕對不感興趣。「軍事●工業集團」的利益阻礙這樣做。尤其是在較長期的經濟衰退時期,軍備生產向來是最好的「替代市場」,正如羅莎盧森堡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起所預言的那樣(26),以及1914年以來的全部經驗所證明的那樣。此外,無條件地保持核軍備仍然是包括社會民主黨政府在內的絕大多數資產階級政府的原則信條,密特朗的例子不幸證實了這一點。(我們對金諾克、福格爾一拉封丹或克拉克西●奧凱托的政府將會採取不同的態度深表懷疑,但願事實會駁倒我們。)

此外錯誤還在於,人們明顯地低做了由於「地區性的」有限軍事衝突和核武器擴散而釀成的核戰爭的危險,以及由於誤解,由於錯誤的信息或感情衝動而爆發的核戰爭的危險。只要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還存在著核武器和核電站,這類危險就將繼續存在。儘管有人可能認為這類危險是或然的,但是把人類的肉體生存寄托於饒幸之上,設想絕不會有人跨過核戰爭的門檻,這難道是理智的嗎?這難道是負責任的嗎?

錯誤還在於以這樣的假定作為出發點,即認為擁有核武器的資本主義強國的政治領導人永遠是傳統意義上的理智的政治家(就拿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尼克松、卡特、里根、布什這一類人來說吧,在他們中間也已顯示出了某種才智和理性思維遞減的趨勢,不過這種趨勢被他們的最重要的顧問們抵消了)(27)。但是這種假定缺乏現實意義,因為它沒有考慮到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對資本主義國家挑選政治家的過程可能產生的影響(28)。

我們至少知道一個例子●德國的例子,在那裡統治階級曾允許,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是提供了可能性,讓一個不受任何束縛的肆無忌憚的冒險家,一個徹頭徹尾的虛無主義者掌權。這家伙決心將一切孤注一擲,不惜冒毀滅自己的國家、人民和政權甚至自殺的風險。我們毫不懷疑,即使在核武器具備重復毀滅能力的情況下,他也敢甚至在自己祖國的土地上使用核武器。1945年夏的日本也差一點落入同一類具有自殺傾向的瘋子之手。

誰能向我們擔保這樣的局面任何時候都不會在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裡重演?這不是又在輕率地拿人類的肉體生存冒險嗎?這不是極端缺乏理智和不負責任嗎?

根據這些又使般純結的假定,人們犯了根本性的分析錯誤,這就是沒有認清正在臨近的災難與這樣一種資本主義制度存在著結構上的聯係。如果人們想最終擺脫戰爭危險、對環境的威脅、第三世界的飢餓和貧困以及大都市中出現「兩極社會」的危險,那麼就必須對世界上一切工業技術的、經濟的和社會的發展進行自覺的檢驗,看其是否合乎人道,也就是說,必須同時放棄中短期的打算和利益,放棄追求局部的、分散的利益,放棄各民族國家的主權和競爭。這顯然是與一個以私有制、競爭和追求個人發財致富為基礎的制度不想容的。這顯然是與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相容的。這一制度內部存在著不斷追求局部的合理性與不斷產生全球性的、往往具有爆炸性和毀滅性的不合理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對立只有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消失才會消失。

一切調和主義、改良主義和新改良主義用以對付人道危機的虛假解決辦法的典型特徵是,無論其中含有何種故弄玄虛的思想(「混合經濟」,亞歷克諾夫的「可行的社會主義」等等),它們的內容都是以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為出發點的。當代最博學、最有洞察力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家是美國人邁克爾哈林頓,可惜他不久前去世了。然而,在他充滿自我批評和懮慮的極端批判主義之路走到盡頭的時候,他在最後的著作中(29)得出了結論並提出了建議。《紐約時報》在報道這些結論和建議時直截了當地寫道,它們的主旨是改良的資本主義。事實的確如此。因此這些建議不可能阻止滑向深淵的進程。因此它們並非是能取代對社會進行必要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替代解決辦法。

經常有人說,為了阻止威脅著我們的災難發生,進行一場思想方式的真正的革命、一場真正的道德革命的絕對必要的。必須徹底克服人類行為中對「本集團」和「外部集團」不一視同仁的「雙重道德」。用弗洛伊德的話來說就是:毀滅傾向(死亡之神)最終必定要被受到控制的、文明的娛樂傾向(受超我約束的愛神)所戰勝。

但是歷史告訴我們,「雙重道德」,即對本集團(如部落、氏族、社會階級、種族或國家)的成員和外部集團的成員使用不同的道德規範,既不是基於人類內在的邪惡,也不是基於原罪。它實質上是以利益的對立和衝突以及人們對這種種利益的對立和衝突的感受為基礎的,它在歷史進程中隨著這種利益對立和人們賴以出生、成長、工作和積累經驗的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既想擺脫「雙重道德」,阻止人類行為中攻擊性的、自我毀滅的傾向佔上風,同時又想保持以競爭和用攻擊性手段追求個人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結構,這是最危險的空想。它只意味著更加直接地走向災難。

只有以合作、團結和自覺地對經濟發展進行民主監督為基礎的社會制度才有可能●我們不能作過多的許諾●克服「雙重道德」。只有這樣的制度才有可能避免正在臨近的災難。這就是生產者自由聯合的社會制度,用亞歷克諾夫的術語來說,就是「馬克思式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這是當今世界上唯一值得人們全力以赴去爭取實現的社會制度。

五、社會主義的可能性

我們所闡釋的這種社會主義是必要的。它同時也是可能的嗎?它當然是可能的。這首先是因為資本主義導致了並將繼續導致一系列的危機,這些危機提出了廢除資本主義的問題。社會主義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為正是這種資本主義業已創造出了戰勝資本主義所必不可少的經濟和文化前提:能夠在世界範圍建設生產者自由聯合制度的人的和物質的生產力。

然而,實現社會主義還有兩個絕對必要的附加前提。第一個是政治——社會性的:男女群眾的意志,這些男女群眾有足夠的潛力以微小的、不會使奮鬥目標從一開始就受到威脅的代價迫使社會革命的敵人服從自己的意志並按此意志行事。第二個是政治和組織性的:男女群眾使這一困難的行動取得成功的能力。

這兩個前提無論哪一個今天都不具備。這兩個前提無論哪一個都不會由於「客觀前提」成熟,文明危機或壓在人類頭上的災難威脅嚴重而自動產生。它們無論哪一個都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緩慢地、逐步地形成。實現這兩個前提要花很長的時間,要費很大的氣力,要有很強的洞察力和堅韌不拔的頑強精神,這樣才能結束目光短淺的現實政策,不再繼續為次要目標而犧牲主要目標。

這關係到為社會主義的勝利創造絕對必要的主觀前提。在確定這些前提的過程中,經濟發展對各階級及其較大集團數量上的實力和社會潛力的影響,是與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對群眾的意識和精神狀態的影響,物質利益的重要性和群眾通過自己的行為而獲得的經驗,群眾的行為,群眾的精神狀態與政黨和工會對群眾覺悟的(阻礙的或促進的)影響之間的交互作用以及許多其它因素相互關聯的。

然而,在一個長長的,纏繞在一起的鏈條的所有這些環節中,決定性的環節是行動的出於物質利益的動機,不過它有時被意識形態的衝突所掩蓋(30)。因此,西歐的資產階級和東歐的親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蘇聯和東歐的危機或失敗高興得太早了。他們得出結論說,資本主義即將復辟。他們不懂得,通過公開性而有可能自由行動的各種社會力量利益是相互衝突的。絕大多數工資勞動者將利用公開性為自身的利益而鬥爭,他們的利益既同專制的、過分集中的特權花名冊集團的利益相矛盾,也同過分的經濟自由主義的辯護士、即資本主義復辟的辯護士的利益相矛盾。蘇聯礦工的罷工已經相當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按馬克思主義的定義所劃定的工人階級(31)仍然是當今世界上唯一擁有戰勝資本主義,在威脅著人類的災難面前拯救人類和實現更高的文明——自由聯合的男女生產者的文明的必要潛力的社會力量,這支力量是實現上述目標所絕對不可缺少的。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階級有10多億人,也就是說,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

已經能隱約揣測到其輪廓的今後幾十年的長期歷史趨勢,是趨向於工人階級的壯大及其日益增強的緊密聯合,而不是趨向於工人階級的削弱或瓦解。這是我們探討社會主義的狀況和未來第三個中心論點。

我們談論的是歷史趨勢,而不是特定的情況,特定的國家或特定的地區。因此,考察這一趨勢時必須同時考察向相反方向運動的趨勢。正象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常見的那樣,當資本的流動性大於勞動的流動性時,企業向新地區的遷移會導致「老」國家和「老」工業區僱佣勞動者數量——儘管是有限的——下降,但是,由於正在工業化的地區和國家中僱佣勞動者的數量上升,這種下降不但會得到補償,而且還有盈餘。

與「白領工人」人數引人注目的增長和婦女在無產階級中所佔份額的擴大●兩個積極的現象●相伴隨,也出現了一些消極的現象,如貧困化的、在整個工人階級中被擠到邊緣的階層,即馬克思所說的「窮困者階層」令人懮慮地擴大了。「老」國家中無產階級的某些傳統堡壘的相對削弱(32)尚未完全由新堡壘的發展所彌補,儘管後者已經顯現而前者還遠未消失(33)。

但是,如果人們想避免乏味的折中主義,那麼就必須對這兩個相互作用的趨勢哪一個將在世界範圍長期佔上風的問題明確表態。我們今天所掌握的大多數經驗數據都導向這樣的結論:就世界範圍的和長期的發展來看,無產階級不是趨向於削弱,而是趨向於壯大,不是趨向於渙散,而是趨向於聯合。

公營部門的僱佣勞動者發展成為工會運動和群眾行動的一個最富鬥爭性、最有戰鬥力的方面軍,就是這一歷史趨勢一的一個明證(34)。與此同時,出現了工人運動的新堡壘,如電信中心、公共交通部門(其中也包括航線和機場)、醫院和銀行或者學校系統。

這些堡壘聯合了數以千計、有時是數以萬計、或者就地區和國家而言是數以10萬計的僱佣勞動者,這些僱佣勞動者的組織性日益增強,他們使資本主義經濟癱瘓和動搖「資產階級社會」的能力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的能力實際上比舊的工人堡壘的能力更大。鋼鐵業或汽車工業的總罷工不會使一個國家的整個經濟癱瘓,而電力部門、電信業、公共交通業或銀行職工的總罷工卻肯定會使其癱瘓。

說到工人行動反資本主義的客觀潛力,所指的正是它使整個資本主義經癱瘓,阻止其按照資產階級的準則和邏輯實際運行和在組織經濟生活和國家生活方面取代資產階級的能力。除了僱佣勞動者群眾,當今世界上任何其它的社會力量都不具備這樣的潛力。

僱佣勞動者群眾在世界上五個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中已經佔到職業人口中的90%以上,在數十個國家佔職業人口的80%左右。如果他們行動起來,誰能使這樣一支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大軍循規蹈矩?19世紀德國社會主義詩人所說的:「只要你強健的臂膀想這樣幹,所有的輪子都將停止轉動」這句話,用來形容20世紀末葉的現實,比形容上個世紀的現實更貼切得多。

人們可能會提出異議:公營部門的罷工可能更容易被「擊潰」或被法律規定所禁止。這類罷工在消費者中,尤其是在低收入的消費者中是不受歡迎的。但是,僱佣勞動者以其堪稱楷模的、講求實際的理智,已經找到了對這種威脅進行反擊的振奮人心的途徑:積極罷工的途徑。

當醫院的各項醫療服務只緩慢運轉的時候,當地鐵、公共汽車、市郊列車停運的時候,當白天部分時間斷電以及孩子們因教師罷工而不得不呆在家裡的時候,「公眾」肯定不會對此表示贊賞。但是,如果地鐵、公共汽車和列車雖然運行,但卻免費乘坐,乘客坐車不必買票:如果醫院晝夜開診,但也同樣分文不取而且不必填寫任何事務性的表格:如果孩子們照常上學,但教師讓他們去做游戲或偏離正式的教學計劃給他們上課,那麼「僱佣勞動者公眾」就會保護罷工者。如果罷工者不再斷電,而只是乾脆拒絕查電表,那麼「公眾」將會高興地鼓掌叫好。

公營部門中的積極罷工統一了當今無產階級的態度(情緒)的兩種可由經驗證實的傾向:滿足於迫切要求(歸根結底是要為公營部門的職工爭得明確規定了的種種好處,而不是要廢除資本主義制度)的傾向(35)和不讓任何一種對資產階級的「傳統價值」的尊重再繼續阻礙自己的傾向。

如果這些傾向在一場包括所有行業、持續時間超過24小時或48小時的總罷工中同時出現,那麼最終將導致形成國家中事實上的對抗性權力,即導致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高度工業化國家中的任何一場革命危機都將遵循這樣的模式。

向來既為現代社會民主黨所採納、同樣也為斯大林主義者和後斯大林主義者所採納的古典社會民主主義的最有害的原理之一,就是政黨和工會之間在職能上的「分工」。後者應專門致力於僱員直接的物質要求。唯有前者才有權「從事政治」(即通過選舉進入議會和政府)。這實際上排除了群眾在政治領域中開展任何議會外的直接行動的可能性(36)。更糟的是:這使是工人群眾除選舉權外與一切政治主動性無緣。這使政治成為政黨的領導集團獨佔的活動領域。

這一原理是以這樣一種詭辯為基礎的:工會應代表個別利益或者「階層利益」,而議會黨團和民主政府則應代表「全民意志(人民主權)」。然而,一旦人們發現在甲競選綱領的基礎上當選的議員和政府擅自實施偏離甲的決定甚至「非甲」的決定,這一騙局就真相大白了。誰給了他們這樣的委託?

只要要求他們以人民動議權為基礎的全民公決寫入他們的憲法,人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揭穿這些詭辯家。假如工會、僱員和大型公民團體有權向男女選民們陳述這樣的或那樣的要求●為什麼不執行被「該」黨放棄了的競選綱領的某項條款,而且這種要求不必僅限於經濟方面,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對選民的畏懼也許會阻止人們提出不適當的競選諾言並毫無顧忌地拋棄這些諾言。

議會外的群眾行動在積極罷工和總罷工的情況下具有強烈的政治意義,它實際上能夠逐步克服群眾的「政治冷模態度」。而那些以此態度為其「代替論」辯護的人則企圖不惜任何代價制造、保持和鞏固群眾的「政治冷漠態度」。

馬克思的主要功績之在於:與第一批社會主義者和諸如格拉古巴貝夫一類的第一批共產主義革命家相反,他把「社會主義計劃」同工人階級自身的行動和自身的組織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身的事業,而不是任何諸如上帝、凱撤、護民官、政府(國家)或政黨一類的較高貴的救世主的事業。政府或者政黨可以證明是必不可少的解放工具,但是有明確的條件,這就是,它們要開放、促進和鼓勵群眾自身的主動性及其真接的組織。如果它們限制、妨礙或阻止群眾自身的主動性及其真接的組織,那麼它們就不再是有價值的或有益的工具了。

繼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後,托洛茨基、羅莎盧森堡、1905年以後的列寧、年輕時的布哈林、葛蘭西和其他許多人也透徹地理解並反復強調了這一點。因此,如果社會主義不徹底擺脫代替論的一切殘餘,它就將繼續處在危機之中並且前途渺茫。

我們這裡所勾劃的克服社會主義危機的一般戰略●假如有人想更進一步,開一張對150個不同國家普遍適用的準則或策略建議的請單,那是可笑的!●不是象牙塔中某位智者幻想的產物。它只是對近幾十年來已在大規模的工人鬥爭中初步顯現出來的趨勢加以概括所得出的一般結論:比利時1960-1961年的總罷工、法國的19685月、意大利1969年的「熱秋」、1974-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1980-1981年波蘭團結工會的興起(不是指1989年的波蘭)、巴西80年代的大罷工和1989年的蘇聯礦工罷工。在所有這些場合,向對抗性權力發展的趨勢對於任何一個沒有蒙上眼睛的、不帶偏見的觀察者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再說一遍:趨勢乃至「初步顯現的趨勢」,說的並不是已充分實現了的東西或者人們自覺地去實現的東西。我們追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計劃」,並不包含把無產階級理想化的內容。我們針對的始終是本來面目的真實的無產階級,連同其優點和缺點,這兩者都是由於無產階級是「不良」社會的產物(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社會,另一方面是官僚主義的、後資本主義的社會)。無產階級是在這樣一些帶有種種缺陷的環境中形成的,但它並非單純地只是這些環境的果實,就象蘋果是蘋果樹的果實那樣。因為無產產階級的產生和成長與其所處的環境既是共生的,又是對立的。

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只能是這個現實階級的現實鬥爭的結果,而不可能是某個理想階級的想象的、假想的鬥爭的結果。這個階級在通常情況下,首先就其思想覺悟而言對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還沒有作好充分準備。所以它需要一個自覺的、有組織的先鋒隊。因此,只要列寧主義不蛻變成代替主義,我們就始終是堅定不移的列寧主義者(37)。

無產階級的缺點之一●如早已承認的那樣,這一缺點由於其黨的執行委員會和工會的反動態度而增大了十倍,並且由於有關的理論,其中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陳舊而變得更加嚴重●在近幾十年裡愈加明顯了:它很難克服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是拒絕克服自身隊伍中的大男子主義、男性自大狂和男性至上論,這些觀念的根源在於「以家庭為細胞」的社會結構。這是群眾性的女權運動脫離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獨立發展的主要原因。

同一論斷大體上也適用於生態和反核運動。這個運動最初常常不僅在工會運動的部分組織中,而且也在工人階級本身的部分成員中引起了事實上的敵視態度,這些人把上述運動看成是對自己就業崗位的威脅。

這些「新社會運動」只有從經驗中學習才能懂得,他們所提出的對於解放的前景和人類的生存具有至關重要意義的問題,在不廢除資本主義制度的情況下不可能得到解決。目前無產階級愈來愈多的部分正以「自我批評」的態度逐步樹立起女權意識和生態意識,如果上述正在發展中的意識再充實進來,那麼工人運動將為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贏得強大的同盟者。

然而,必須力爭實現的首要聯盟仍然是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解放運動的聯合。隨著那裡的工業化進程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可避免地呈上下波動狀地向前發展,無產階級在這一運動中將發揮愈來愈大的影響,這種情況在南非已經發展到了給人以深刻印象的程度。而女工和女農民的聯盟以及爭取農業改革和城市改革(解決生活在貧困中的貧民區居民的緊迫問題)的鬥爭,對於把人民運動引向勝利仍舊是必不可少的。儘管「超級大國」、帝國主義和各國資產階級為阻擋和鎮壓人民運動作了種種努力,人民運動仍將進一步興起。

我們曾強調過,無產階級日益壯大和日益團結的趨勢是一佪世界性的趨勢。戶看上去這似乎純粹是幻想。民族主義在國際無產階級中難道不是具有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大的影響嗎?究竟有哪些群眾還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句舊口號為依據來樹立信念,採取行動和提出要求?

大的群眾性工人政黨和大的工會難道不是已經證明了自己沒有能力在國際上共同行動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難道不是已被有計劃地引入歧途,用來為所「領導國」的(確切地說是為在這些國家中當權的官僚機構的)利益服務,從而導致甚至各個「領導國」的群眾都拒絕這一提法嗎?

各個國家的僱佣勞動者(有時甚至一國的僱佣勞動者的不同階層)的利益是有差別的,其表現形式是顯著的工資差別,這種工資差別由於「勞動力市場」相互脫節而得以保持下來。上述一切挫折和失敗的根源難道不是在於僱佣勞動者的利益差別嗎?

這種論證無疑包含有部分真理。但是,20世紀末資本主義的基本發展趨勢使這一論斷難以成立,這一趨勢就是生產力的國際化。儘管存在著種種國家的和意識形態的阻力,生產力的國際化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資本的國際化和階級鬥爭的國際化。

今天,700家跨國公司控制著世界市場。它們使任何一種國家政策,使任何一種局限於一個國家或少數幾個國家的抵抗失效的能力將進一步增強。至少就長期而言,這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有必要和有可能復興的客觀基礎。要麼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建立,要麼是死亡。要避免威脅著我們的災難,社會主義世界聯邦是唯一可能的未來解決辦法。放射性煙霧是不會在任何一條邊界前停住的,無論是主權國家的邊界,還是「聯合起來的歐洲」的邊界,無論是「伊斯蘭世界」的邊界,還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邊界。

生產力和資本的國際化是下個世紀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而且它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將來既不會有「後工業化社會」,也不會有「計算機社會」,既不會有「知識權力」代替資本權力,也不會有無產階級的衰亡(38)。本刊的綱領性聲明草案提出了相反的論點,對此論點我們是不同意的。因此,我們只是在明確的條件下同意自由合作,這條件就是我們絕不受這篇綱領性聲明的束縛。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參加了撰稿,因為我們認為,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必須利用任何一個現成的講壇,毫不退縮、毫無保留地捍衛自己的觀點。何況不能自由地、公開地討論工人運動內部的意見分歧自1914年以來一直是社會主義危機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們更要尖銳地闡明我們的觀點。

用禁令、唯我獨尊、不容異說、侮辱和誹謗或者人身壓迫來代替恩格斯所說的「社會主義科學的自由」,更加劇了社會主義的危機。在不要求為最終達成妥協或一開始就意見一致承擔義務的前提下重建進行自由對話的可能性,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公開性為此作出了貢獻。我們希望本刊今後也這樣做。

這絕非是知識分子的擔懮,而是關係到這樣一種認識,即工人運動中的民主是使工人運動獲得成就、澄清工人運動的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和途徑的絕對必要的前提條件。此外,工人運動內部的民主也是使不屈不撓的思想鬥爭始終具有團結一致、追求共同目標和反對共同敵人的意願和能力的絕對必要的前提。

這又一次涉及到強調恢復社會主義的信譽的道德前提。如果社會主義者的實踐與他們的原則不一致,那麼群眾就會繼續持懷疑態度。今又,唯有社會主義能夠堅定不移移地、無保留地為爭取和全面捍衛男人和婦女的權利而鬥爭。而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者絕不能使男人和婦女的權利屈從於任何一種「國家利益至上願則」,即使是由社會主義親自管理的國家也不例外(39)。這意味著社會主義者必須在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內部保障這些權利。

如果社會主義重新獲得與世界各地反對剝削、壓迫和不公正的鬥爭打成一片和不為這些醜惡現象承擔責任的能力,如果社會主義重新系統地始終按照馬克思的絕對命令行事,無論可能會付出何種短期的或中期的「政治代價」都絕不以任何一種借口容忍人的生活處境的惡化,那它最終將獲得不可戰勝的道義力量和政治力量。那時它將全面恢復社會主義方案的信譽,那時未來將屬於社會主義——無論社會主義的進程要持續多久,不管有多少必須克服的重重障礙(我們對此不抱幻想;障礙非常多)。



注釋:

1. 多年來我們一直致力於總結一個世紀以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討論。這一總結的經濟部分在我們為鵜鶘●企鵝出版社以英文出版的袖珍版三卷本《資本論》所寫的引言裡得到了概述。

2. 這個問題請讀者參閱我們的著作:《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期波動》(劍橋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

3. 我們是與民主多元論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民主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擁護者。勞動群眾必須獨立自主地和自由地親自決定經濟資源的分配。如果沒有在各種相關的分配方案之間,也就是說在幾種不同的競選綱領之間,或者說在若干個政黨之間進行選擇的自由,這樣的獨立自主是不可能實現的。

4. 應該注意到這不是必然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羅莎盧森堡和托洛茨基始終否認社會主義的必然性的思想。他們把資本主義的未來描述為兩種可能性中二者擇一;或者是社會主義,或者是野蠻。為避免野蠻,群眾和社會主義者的自覺的、有組織的行動被視為是必不可少的。

5. 亞歷克諾夫教授在一部對於改良主義者和新改良主義者具有權威性的書中斷言,「馬克思式的社會主義」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無法實現的(空想的)。同時他還對這種社會主義是否有益表示懷疑(《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阿倫和昂溫出版社倫敦1983年版)。

6. 有人居然把波爾布特稱作是「犯過一些錯誤的」政治家。屠殺上百萬人竟然只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這裡我們簡直是置身於烏布國王和卡夫卡的王國之中。

7. 我們不想用人身攻擊來毒化討論的氣氛。但是「香檳社會主義」,即英國人所說的「與統治階級在一起吃吃喝喝」的癖好,在人民群眾中極大地敗壞了社會主義。

8. 19世紀時,暴力曾在第三世界被大規模地使用。從1914年起,帝國主義以及後來的法西斯主義越來越多地把這種殖民主義的風氣搬回了祖國。

9. 我們在閱讀有名望的人道主義作家如托馬斯曼、埃米爾韋拉朗、馬塞爾普羅斯特、格奧爾吉普列漢諾夫、H.G.韋爾斯和其它許多人所寫的戰爭頌歌時,不能不為他們感到羞恥。只有極少數幾個值得稱贊的例外。

10. 資產階級社會上層人物中不斷增強的犯罪傾向變得日益明顯也與此有關。這種犯罪傾向與晚期資本主義中投機成分、信貸和貨幣資本的膨脹有結構上的聯繫。

11. 奪取政權(「政治剝奪」)這句術語今天已不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標誌。這一術語也出現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會議所通過的正式決議裡。

12. 這種一體化是分三個前後相繼的步驟發生的:社會黨的受托人融入資產階級國家:工人官僚與資產階級國家機構和超國家機構的上層日益緊密地融合在一起;這種「社會民主黨●國家的復合體」與晚期資本主義新的「計算機化了的」私營成分開始融合。

13. 關於上層領導集團、工人階級、農民、「新的中等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我們已在《戈爾巴喬夫的賞試》一書中作過詳細探討(法文本由巴黎拉布雷舍出版社出版;英文本由倫敦韋爾索出版社出版;德文本由法蘭克福阿騰諾伊姆出版社出版)。

14. 這些機構的資產階級本性主要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暴露出來。在葡萄牙,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公開宣布他們決心與工人階級某些部分的「無政府主義自發論」作鬥爭。然而,他們「拯救」的並不是「民主」,確切地說他們拯救的是資本主義。今天從社會的倒退中可以看出這種拯救的結果。

15. 不能把對一切官僚機構的這種否定與贊同重新私有化混為一談,重新私有化無非是用私人壟斷和官僚機構來取代能夠較好地接受監督的國家壟斷和官僚機構。更不能把這種否定與剛剛開始的廢除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做法混為一談,幾乎所有地方的絕大多數選民都拒絕這種做法,甚至連美國也不例外。

16. 實現這一目標同時又不危及生態平衡的經濟上的可能性在於,存在著巨大的生產儲備(未加利用的和濫用於破壞性目的的生產能力),其總量估計可達世界現有經濟潛力的50%60%。軍備支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7. 這正好揭穿了在東歐國家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中被引用的、所謂工人的「懶惰」阻礙了生產的論據是多麼的無聊和反動。當某個很少從事或根本不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對正忍受著令人疲憊不堪的體力勞動折磨的工人提出這樣的指控時,這種指控多麼無恥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任何一個技術員或生產工程師都會證實,通過引進生產流水線和更常見的採用半自動化的生產工藝來加大男女工人體力勞動的強度,這對提高產品的總數和質量只有,微不足道的影響,或者更確切地說只會導致相反的結果。

18. 在大生產和大工業的領域中贊美市場經濟是犯了時代錯誤。所有資本主義大公司都預先對自己的年度生產或10年生產作出計劃。它們全都有制定計劃的部門和機構。貿易關係的好處一般而言充其量只是在小工業和服務業的領域表現得明顯。

19. 匈牙利持批判態度的馬克思主義者姚諾什伊早在60年代就已強調過資本主義的這種矛盾的趨勢,即在制造出工業後備軍(失業、勞動力的培訓水平降低)的同時,又明顯缺乏受過良好培訓的勞動力,這種矛盾的趨勢在經濟衰退時期尤其明顯。

20. 可參閱儘管是持保守主義立場的美國社會學家萬斯帕卡德不久前出版的引起轟動的著作:《超級富翁,到什麼程度才為過分?》,利特爾、布朗和賽伊,倫敦1989年版。這部著作是以往早已眾所周知的研究工作的繼續,譬如斐迪南隆德貝爾格的《富翁和超級富翁》和C.威廉多姆霍夫的《誰統治美國?》。對第三次科技革命條件下勞動時間與閑暇時間關係的論述見安德烈戈爾茲的最新著作。

21. 在這一方面,英國在瑪格麗特撤切爾領導下對罷工權的限制(禁止同盟罷工)和對新聞自由的限制(在「國家安全」的借口下)最為令人擔懮。

22. 這一派的思想先驅是英國教授E. P. 湯普森(《滅絕主義和冷戰》,韋爾索出版社倫敦1982年版)。

23. 愛德華伯恩施坦:《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狄茨出版社柏林1899年版。

24. 通過限制戰略武器協議,迄今為止銷毀了不到5%的核彈頭。重復毀滅能力仍繼續存在。

25. 鑒於其財政赤字的規模,美國同蘇聯一樣對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其軍備支出(或者不如說是減少其軍備支出的年增長率)感興趣。

26. 這是她的《資本積累》一書的最有價值的部分。

27. 古里翁、摩西沙萊特、摩西達揚、戈爾達邁爾、西蒙佩雷斯、伊茨哈克拉賓、梅納歇姆貝京、伊茨哈克沙米爾以及阿里爾沙龍這個序列就更加令人擔懮了。

28. 戈爾巴喬夫的思想家們擔心這種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尖銳化的危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擔心並不能代替對當前的發展進程的科學分析。即使談的是抵消這些危險的最佳手段,根據這種擔心也提不出什麼好建議。

29. 邁克爾哈林頓:《社會主義,過去和未來》,阿凱德出版社紐約1989年版。

30. 宗教上的區分尤其起了這樣的作用,如天主教會接連不斷的教派分裂,宗教改革以及從四世紀直至我們時代的17世紀新教本身的分化等。

31. 即所有那些由於經濟上的原因不得不出賣自己勞動力的人。這個源出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式曾被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第一個綱領中原原本本地採用。當然人們也可以以無產階級的其它定義作為出發點。但是這就與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和對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宏觀分析的邏輯相違背了。

32. 尤其是採礦、鋼鐵和汽車工業及企業,如比揚古的雷諾公司、威爾士和蘇格蘭的煤礦、魯爾區的礦山,底特律的汽車製造廠、日本的三菱造船廠等。

33. 都靈的菲亞特、沃爾夫斯堡的大眾以及豐田等汽車制造廠,大型石化裝置,大型煉油廠,宇航部門的工廠,以及制造電力和電子設備的大型工廠,仍然是歐洲、日本和美國的工人堡壘,儘管這些部門的就業率有所降低。

34. 在一些國家人們甚至可以把醫生視為僱佣勞動者,他們越來越經常地從事領取工資的工作。社會條件的這種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們的態度(作為自由職業者的醫生過去和現在對工會和工人運動大體上總是持反對態度的)。

35. 直接要求並非一定就是經濟要求。醫護人員可以為改善護理工作,為其所學的知識受到更好的重視,反對等級制結構的固定化,反對公文旅行的泛濫等而鬥爭。反法西斯的鬥爭●實質上是政治要求●19341939年間在動員工人方面就發揮了突出的作用。

36. 順便提一下,政治經驗清楚地說明了工人運動中的這種「分工」的虛偽性。德國社會民主黨政府在1920年全憑在大規模地把工人武裝起來的同時舉行政治性總罷工●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才阻止了卡普●馮呂特維茨反動軍事政變取得成功。

37. 參閱我們的資料集《列寧主義的組織理論》。

38. 綱領聲明草案對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後果作了錯誤的判斷,把即使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條件下也還是受資本控制和使僱佣勞動者數量增加的「信息」與所謂的由專家、科學家和學者取代大資產階級混為一談。似乎人們相信,是電視、報刊、廣告代理處、民意調查機構(更不用提各個大學了)的貧窮的技術人員在「控制」德伯內德蒂公司、貝呂斯孔伊公司、貝爾納塔皮埃公司、特朗普公司、馬克斯韋爾公司、默多克公司、福伯公司、貝特爾斯曼公司以及不管叫什麼名字的公司,而不是控制著這些僕從的萬能的、傲慢的托拉斯和金融巨頭在控制這些公司。

據說一場不同於科技革命的新「工業革命」必將廢除資本與僱佣勞動的關係。但現在沒有任何徵兆表明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即將出現這種情況。

39. 社會黨國際的成員、以色列工黨的部長們贊同、袒護或者慫恿把巴勒斯坦被佔領土上的所有學校關閉達18個月之久,為巴勒斯坦青少年的大規模文盲化如此地操心費力。這與人權難道是一致的嗎?在這種特定的場合人權難道不是成了「國家安全」的考慮的犧牲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