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尚在,神已远走——漫谈黄埔军校八十年

 

 

许志安

 

  1924616日,黄埔军校诞生。今年的八十庆祝还算热闹,北京要角纷纷「登高一呼」,敦请黄埔旧人「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爲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1](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而1984年大陆创办的「黄埔军校同学会」也被重申爲「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2](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刘延东)。那边的「小中原」——台湾岛上,也有伙孤臣孽子出气多入气少地念叨着「国父、蒋公与黄埔,实乃中华民国之 三大支柱」[3]

 

八十年过去,黄埔的少年或死或老;黄埔的事业呢?成功还是失败?本文不谈龙虎将帅,不问闲情野事,只讲黄埔建校的时代背景,说白了还是「讲政治」;本文也非当年工农革命的全景报告(有兴趣者可参考「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4]),随意侃侃罢了,故曰漫谈。

 

 

孙文寻枪

 

 

20年代初的孙文,好似名气很大却乏人捧场的过气明星;在老根据地广东,他一再地重新包装推出新作(设「大元帅府」、自号「非常大总统」),可总是失败。怪谁?中国资产阶级太弱太分散,列强捍卫在华利益的手段太黑太狠,军阀林立(肯听自己帅令的却基本没有),本党基层干部太少,多数亲信腐化消沈的程度极深;怎么办?怎么才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呢?十月革命前的亚非拉地区,孙文这类政治家的失意通常都与「胃口大钱包小」的客观制约有关;简单说,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实力与待解决的诸历史任务所需力量简直天差地远:本土资本家们政治上无主权,经济上缺资本,文化上不被宗主国奴化便在小天地里抱残守缺;底层则习惯于沉默。政治绝望导致军事冒险,许多爱国活动分子把目光投向军队,盘算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国民党最高领袖也不例外。

中共曾拼命宣传「中山先生」晚年决心「以俄爲师」,倒不全是扯谎:孙文狠抓枪杆子的样板正是苏俄。十月革命最让孙文激赏之处(在他看来)即爲「一经成功,便马上组织革命军,……所以就是遇到了好多大障碍,还是能在短时间内大功告成」[5];武力救了他们,一定也能救我们,「国父」如此这般地勉励着自己和同志们。

 

1924616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孙文告诉台下的青年:三民主义革命之所以一败再败,「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而只要「成立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6],这论调颇带「军刀救国」的味道。

「军刀救国」本无胜算,国内外早有无数失败例子做证[7]。工业革命以来,各国军队的战斗力越来越以大工业和稳定财政爲物质基础,以现代教育的普及爲人员供给前提,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更是如此。内无工业支撑,外无列强援助,所谓革命军只剩死路一条。军校开办初期,武器奇缺,连出操都用木棍,当地军工厂被军阀掌握,近身不得;似乎只有上帝才能拯救国民党了。上帝没到,俄国人来了。

 

 

俄国人来了

 

 

20年代中后期,苏共开始全面推行后来延续了许多年的「送大礼」外交,主要表现爲到处寻找同情苏联的「有力人士」,找到后即以物质好处爲诱饵,劝他们与莫斯科合作。1922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报告总部:「孙逸仙亲自对我说,他认爲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8],并建议力挺国民党;在北方,莫斯科也苦苦搜索「苏联之友」,一度找到吴佩孚头上,但吴帅已有了英国赞助商,他对布尔什维克没啥兴趣。

 

几轮「相亲」后,一桩国际政治姻缘便告成功;1923226日,莫斯科代表越飞与国民党签署共同宣言,以求全面合作。在基本原则上,孙文迫使苏联大声承认「孙逸仙博士以爲共産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産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9]。国民党内部,孙文干脆声称师傅是自己,苏俄才是徒弟:「俄国革命,原本只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而无民族主义。但其在六年间奋斗,皆是爲民族主义而奋斗」,所以「吾党与他们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10]。无论谁当谁的徒弟,出血的是俄国人。爲了使国民党站起来,莫斯科饬令中共「爲国民党做苦力」(苏共驻国民党代表鲍罗廷),又包下替孙文建军的重任。192410月,苏联送给国民党8千支步枪和40万发子弹;同年12月又运来步枪弹药500万匣、一批机枪大炮和炮弹;另拨军校每月十万卢布(前后总计二百万卢布)用于日常开销。在随后的建军、东征和北伐进程中,苏俄继续送来包括飞机在内的大批军火。输送武器之余,红军将领也来华讲学,帮助建立军队政治部制度,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和方法介绍到国民党内。

扶持国民党之余,苏联还曾支持过「左倾将军」冯玉祥(1925-1927年间)和「进步将军」盛世才(三十年代中后期),以金钱、枪炮、工业设备和技术人员协助他们重组军队、发展经济和巩固地盘。

 

苏联当局拼凑这些联盟的目标是什么?谁是受益者?工农大众得到了什么?对此众说纷纭。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断言苏共继承了沙皇衣钵,所谓国际主义不过是追逐民族利益的烟雾弹,「其目的是在中国国民革命的独立战争过程中,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制造其在亚洲等一个典型的附庸国」[11];中共则认爲联盟策略属于统战政策的一部分,值得肯定;坚持无产阶级独立政治立场的左派,提出无原则联盟会破坏工人求解放的事业。孰是孰非?

 

工人共和国的国家利益

 

何爲国家(民族)利益?从根本上说,它是(每个国家内部)统治阶级的利益。作爲无产阶级革命的孩子,工人共和国有自己的利益。就国内而言,它需要确保和促使工人与其它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构成社会生産生活的管理主体,不断稀释职业官员制度在国家机器里的含量,爲此要提高一般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就国际而言,它的根本利益在于援助和协调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促使更多地区出现工人政权,尽快使全球政治力量对比産生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转折。

 

20年代中后期,苏俄官僚系统对工人民主的侵蚀和压制已公开化和制度化(以1936年苏联新宪法爲顶峰);而官员层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可用「两头不到岸」来形容。从阶级属性来说,官员们仍附在工人国家这张皮上,后者的覆灭意味着苏维埃官员(作爲一种制度)的权力随之终结,所以干部们被迫做些保卫工人国家的事:发展经济、充实武备、避免和击退国际军事干涉等等;另一方面,官员们又要提防工人阶级夺回失去的权力。20年代中后期(以后更别提了)的苏联官员通常具有下列特征:勤奋、绝对听上级话,了解自己的本位利益并全力捍卫它,视野狭窄,习惯于上层谈判与「暗箱」式小集团斗争,对强调无产阶级领导角色的「马列教条」充满鄙视,极端自信。

 

所有这些表现在国际路线上,就成了上文所说的「送大礼」外交——用物质收买和个人谈判来代替阶级力量的聚集与阶级意识的教育,以求立竿见影地解决苏维埃国家的部分具体困难(比如促使某边境国家在对苏国际干涉中保持中立)。一切关于工人阶级政治独立性的提醒,都被极不耐烦的咆哮声(「我们是来办事的」「想讨论回去再说,现在要工作!」)打回来了。爲了表现自己(升迁的一大前提),外派干部们热衷于上瞒下骗,不惜血本,只求炮制眼前「成功」的既成事实;甚至马林那样的老革命者也未能免俗(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窝里斗、在内部报告中用夸大不实的信息描绘国民党,以影响中央决策),更不必谈魏金斯基(马林的继任)等随波逐流的三等小政客了。如此一来,任何军阀豪强(如冯玉祥)只要对着《真理报》记者胡诌几句「我是生在工人的家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12],便能弄到若干经费和军火,也就见怪不怪了。用台湾国语来讲,这类联盟也算一款「凯子外交」。

 

资产阶级(特别是发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政府、议会、司法、朝野党派、産业社团、私人研究机构、主流舆论和精英学界织成的庞大蜘蛛网。上述领域的成员常互相流动或身兼几职,对本阶级统治现状和远景进行讨论,指出潜在和明显的危机,确定哪些势力是国家的敌人,就各项决策提出意见,否决、修正或加强国家的某些作爲。资产阶级也常犯错,但它有一套纠错机制,不至于在自毁长城的路上走得过远。作爲年轻的工人国家,苏联(和后来的中国)本来就不掌握发达的统治文化,它的官僚层在大权独搅后又(不可避免地)建立了一套极端集中(但不耽误各派系彼此掣肘和政绩工程的盲目上马)和完全没有民主制约功能的管理系统,就连官僚层内部的沟通也离不开暗示、揣摸、恳请「圣断」等宫廷政治手法,使得错误决策造成的后果空前惨烈。

 

「凯子外交」与中共

 

20年代的中共,好似后生离家闯世界,虽常三餐不继,却有无穷精力和朝气。要指出的是,早期中共的群众运动能量与它薄弱的军事、财政实力是成反比的。二七铁路大罢工失败后,上千工人被炒;工运主持者项英到处筹措救济金,仍难以解决不少工友的吃饭问题,以至项英一度见到原罢工者就躲。19271月,湖北总工会一大开幕,会上有代表介绍林祥谦(铁路工会领导人、二七罢工烈士)的母亲和妻子以拣煤渣爲生,贫病交加,党组织无法可想;很多任务人听后纷纷捐款[13]。在此之前,中共北方党的一个主要负责人高君宇病死,党组织竟然连筹措丧葬费用也很吃力。当然,早期中共仰仗国际拨款(「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取的,党员交纳的党费很少」[14]),但与苏俄对孙文等资产阶级力量的援助相比,这些经费实爲九牛一毛。20年代中共的力量不在卢布,而在于十月革命的巨大威望和年轻共产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在于他们建立的工农组织。苏共当权派看不到这些,在它眼里孙文是「民族革命正统」「舆论知道他」,「国民党是众望所归」,所以远比工农更实际(这些官僚最喜欢谈论「实际」,直到整个苏东阵营烟消雾散爲止)。

 

莫斯科扶持国民党的「走快捷方式」路线,自然冲击到中共。那些去广东参加孙政权的共产党人,有的顶不住「进入体制」的诱惑,很快便沈溺享受(如李之龙)[15]。少数干部的腐蚀还不可怕,真正的危险在于许多人丧失了方向感:到底什么算革命?「辛辛苦苦在下层群众做工作,同工人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冒着殴打,拘捕、监禁、枪毙等危险,有什么用呢?既然绑着皮绑腿,挂着斜皮带,握着皮鞭,也能革命,而且更有力些?」[16]

苏联供给国民党的,不仅是枪弹,更有自己的国际威信;官僚们总喜欢玩弄什么「兵不厌诈」,以爲可以骗倒所有人,其实他们能骗的只有那些同情革命的工农。蒋介石可以在黄埔领着学生喊口号「‘服从第三国际领导’,‘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17] ,上海滩的银行家们不会因此惶惑,也不妨碍他们对蒋的政治信任。资本家和其它有産者已经做统治者很久了,对自己的阶级利益(国家利益)有清醒和成熟的认识;被统治者却不同,我们之所以成千上万次强调工人的政治独立性,恰好由于这个独立性绝非天生存在,而需要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后天培养。

 

 

资产阶级从黄埔得到了什么?

 

对中国资产阶级来说,黄埔象征的那场「国共合作」的最大成就,应属相对强大的现代中央政府的建立。而这一成就的前提,是国民党的咸鱼翻身。在苏联帮助下,国民党实现了改组,重聚了人气,补充了大批青年干部(从贺衷寒、宋希濂到戴笠),巩固了广东政权,建立了军队。随后,它用苏式枪炮毁灭了帮助北伐胜利的工农运动,与中外资产阶级胜利会师,爲老板们的国家利益继续奋斗着。它和老板们都没忘记黄埔,这个资产阶级国家复兴运动的整合处与出发点;连当年军校学生的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也成了民国国歌。

 

不过,剥削者豢养的军官团终归不能像孙文幻想的那样「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18]。江山初固,他们便你杀我夺,蒋桂战争后紧接着是中原大战,但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维系成本。

 

 

工农大众从黄埔得到了什么?

 

黄埔一期中共学生受蒋先云领导。他1921年入党,曾在矿区工人运动和安源罢工中发挥作用;在军校,他极受蒋介石赏识,但不改信仰;1927年,蒋先云牺牲于北伐的河南战役。这个年轻人的命运,浓缩了20年代中共依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路线的历史结局。无论左权还是宋时轮,刘志丹抑或赵尚志,他们并非通过军校得以接触群众的;相反,国民党通过他们控制了群众;他们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军校去建立工农武装;相反,资产阶级以他们爲炮灰实现了国家的初步统一。与其说黄埔是军事学校,还不如说它是资产阶级编练新锐的政治培养基地,中共则扮演了精力充沛的搬运工角色。

尽管军校学生对群众运动也有所帮助(东征时协助农民组建自卫队;去海丰训练农军;建立顺德农军干部学校;出任省港罢工纠察队教官和支队长,等等),但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国民革命军,却掌握在资产阶级政治代表手中,最终被用来镇压罢工、解散工会和屠戮工农,并建立了一个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独裁政府。打个比方说,工农运动从军校得到的好处是几粒芝麻,而整个烧饼属于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复辟后的借尸还魂

 

黄埔也好,国共合作也好,都是苏式阶级妥协路线的産物;如果说「黄埔有灵」,那灵魂在莫斯科。苏联走了,曾横亘与两大阶级之间居中调和的「神」走了,这便是今天阶级斗争总背景极重要的一部分。

 

大陆官方今天对黄埔的重视,带有「复归民国」的政治内涵;如果把中华民国看成「资本主义中国」的的代名词,那么今日十三亿大陆人脚下的土地就是中华民国的土地。用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的话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超越内战,大家一起来结束内战这样一个时期了」[19]。是的,内战结束了,国民党是胜利者。

 

当年的黄埔是20 世纪中国资产阶级重整河山的利器;21世纪的中国资本则急需迈出争取海权的第一步,以更好地捍卫「民族利益」(即中国资本的国家利益)。爲了这个目的,历史干尸纷纷被重漆金身,以便从侧翼「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促进直接‘三通’」 (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李运昌[20])和「坚决反对‘台独’,支持两岸统一」(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执行长秦开诚)[21]。这便是黄埔八十年北京庆典的全部意义。

 

28/06/04   

 

 


 

[1] 新华网北京6月17日电「刘延东希望黄埔同学致力反分裂反‘台独’」

 

[2] 2004618 新华网「贾庆林在黄埔军校建校80年纪念会上讲话」

 

[3] 2004617日《中央日报》「创校80年座谈」

[4]想得到 本书电子版的读者可与http://98.to/pioneer/联系

[5] 同上

[6] 2004616日孙文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讲演(《孙中山选集》)

[7] 土尔其凯末尔民族救亡运动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土国的相对主权国家地位,有一支较强的军队可供利用。

[8] 1922711日《马林报告》1980年人民出版社《马林在中国有关材料》

 

[9] 1923126日「孙文与越飞共同宣言」《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

 

[10] 19231125日「人民心力爲革命成功的基础」孙文在广州大本营对本党党员的演说

 

[11] 《苏俄在中国》(名义作者蒋介石)

[12] 1926年五原誓师冯玉祥宣言

 

[13]《张金保回忆录》1985年版湖南人民出版社

 

[14]1923818日《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1957年苏共中央转交给中共中央的中共驻苏代表团俄文历史档案)

 

[15] 见《包惠增回忆录》

[16] 《郑超麟回忆录》

[17]  李宗仁  《李宗仁回忆录》

 

[18] 同注释5

[19] 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开讲》 六月十八日话题「两岸纪念黄埔军校成立80周年」

 

[20] 2004618日《国际先驱导报》「黄埔军校80载的情天恨海:天下黄埔是一家」

 

[21]06/16/2004/华夏经纬网「台湾黄埔校庆:万名校友反台独盼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