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痞子革命"

區芳

近日讀到作家牧惠的一篇文章《修改,「讓錯誤披上一件正確的外衣」》(原名《來點"樸學"》《社會科學報》2002年4月25日),是談上世紀20年代農民運動的。讀後有些想法不吐不快。
牧先生從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不同版本說起,摘引《報告》原稿中 "流氓地痞之向來爲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爲農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這句話,進而得出"當時農民運動讓流氓地痞領導不得人心"這樣的政治結論來。
1925-27年涵蓋近一千萬人的中國農民運動是不是被"流氓地痞領導"了,有無數直接間接的文獻(各地農會、共產黨機關和工會的報告、武漢國民政府調查人員的材料、中外目擊者的記錄)可以查證,不必我來反駁。單說說流氓地痞與中國革命運動的關係。
由於人口增長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遲到,近三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農村,的確是有著日益嚴重的無業遊民現象的。"天地會"等各種秘密社團就是遊民求生的一個曲折體現。遊民及其組織,在無產階級反對資本家和農民爭取土地的鬥爭中,既可能被統治者利用來充當摧殘工農的過河卒,也可能爲無產階級革命出力。當然,遊民在經濟生活中沒多大份量,所以他們不可能在階級鬥爭中扮演主要角色。儘管遊民的軍事組織在政治危機時期總是很活躍,但階級決鬥的主力並不是他們:有産者真正依靠的是剝削階級的軍隊,工人和農民依靠的,則是大規模自我武裝)。
一般的小農,在與地主的抗爭中,也是有著"亂殺亂燒、分光吃淨"的傾向的。小農經濟的單一、匱乏和落伍,造成了一般農民思想和眼光的驚人狹隘和短視。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鐵鉗下,小農自顧自的反抗(不論這種反抗多勇敢多讓人同情)是沒有獨立的政治前途的。農民不是感覺不到這個局限性,所以在他們的燒殺行爲中,除了狹隘和短視外,也是有著一層"同歸於盡"的意思。當農民反抗者認識到可以從工人革命那裏找到一條出路以後,他們往往成爲無產階級政權最熱誠的擁護者。工人階級對農民鬥爭的政治領導,就是要把農民運動的巨大力量引到推翻資本家統治的道路上去。在這個過程中,政治領導固然要力求避免在農村出現過多而無謂的階級報復,但更要考慮到農民有別于工人的特殊性,不可因噎廢食。歸根到底,只有工人國家主持下的工業大躍進,才能確立改造傳統農業的物質-技術基礎,才是小農階層自然消亡的保證。也就是說,需要一個工人政權。離開這一點談論"農民的暴行",不是清談就是僞善。
作家牧惠不知道(或裝作不知道)中國(何止中國?)農民幾千年來"豐年吃不飽、災年吃孩子"的處境,一見到"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爲所欲爲,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的現象", "常常發生私自審判、處決豪紳的事件,在新陽縣處死45名紳士"等等階級復仇的情境,便跟著"恐怖"起來。"處死45名紳士"便恐怖了?1927年國民黨上臺後,短短兩年,有的省份連民國一百幾十年的稅都預先征了,恐不恐怖?西方帶頭封鎖伊拉克,十年造成50萬伊嬰幼兒"非正常死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恐不恐怖?

最後要說一下陳獨秀。陳獨秀作爲中共主要領袖,"反對農民運動過火,主張不沒收小地主和北伐軍官的土地,禁止亂捕亂殺",執行的是蘇共中央布哈林-史達林多數集團"階級合作"的統戰政策。它並不如牧先生所說,是什"保護農民運動、維護革命的聲譽的正確措施",而是姑息養奸,把工農推到紳士們的屠刀下了。1927年的中國紳士們,恰好是以雇傭的私人武裝(流氓地痞)配合資產階級軍隊,屠殺了幾十萬農民,進而撲滅了革命。只不過陳獨秀並不應負主要政治責任,而只是執行人;此外,當時的中共中央,包括毛澤東在內,都忠實執行了"反對農民運動過火"的投降路線,所以陳獨秀甚至不是唯一的主要執行者(據1927年陳在中央也只是幾個負責人之一,沒有了過去主要領袖的地位)。牧惠稱讚陳獨秀阻礙農運,才真是"給錯誤批上了一件正確的外衣"。

21/02/03/


P.S.毛在《報告》中對"矯枉過正"發的那通議論,倒是暴露了他的政治實用主義,與後來的"槍桿子"論有一脈相承之處。 另外,1949年後大家見到的許多毛澤東著作,的確是幾經修改的,只有讓他們回復原形,中國的新一代無產階級革命者,才可能更好地理解中國革命的過去、現在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