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郑伯伯

戴 晴 

编者按:

作者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傅大庆之女。郑伯伯即郑超麟(1901-1999),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廿年代大革命失败起追随陈独秀转向托派,先后在国民党及共产党监狱坐牢超过卅年,1979年恢复自由,任政协委员至逝世。

 

与父亲同志、同学并且同年的郑伯伯,如果今天依旧在世,正是一纪龄。他早走了两年,在98岁时平静离去——而父亲连他的一半也没有活到,他死于日本宪兵之手的时候45岁。

 

以自己的生命覆盖了一个世纪——而且是自人类存活于地球以来最重要的一个世纪的郑伯伯,更以自己的生存实践验证了该世纪最大的一个命题:人群应该如何共生?(他的答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何实现?(他的答案是受剥削民众奋起革命)这革命浪潮如何推动?有可能在一处首先突破么,即「在一国首先实现」?(他的答案是绝无可能,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是全球性的)。

 

这一命题若在哲学家手里,他们会坐在房子里思索;如果在政治家手里,他们会依情据势,把它当作旌旗招摇的同时,制定自己瞬间万变的应对方略。无奈郑伯伯他们是理想家,属于拿自己身家性命付诸理想的一群。这付诸不是一次两次、一年两年,而是全部生命的每分每秒——以多少代之后的远期目标,当作自己手边的事。在他98年的生命里,如果将早年长身体、基本知识积累的19年除去,将他懵懵懂懂(没有分清楚理想与现实政治的区别)为党效命的11年除去,再将他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牢中的岁月(8+27年)除去,他以自由之身享受广阔天空与情亲的日子,只有战乱与被捕之惶恐的12年,和最后的暮年岁月:79岁之后的19年。

 

这是怎样的一生啊!

 

即便是以佝挛的手握着放大镜,读着专门为他放大一倍复印的诋毁文字;即使将面孔埋在案头,颤抖着书不成行,郑伯伯也没有丝毫的气馁与自怜。不错,他是个「屡战屡败的老兵」(郑伯伯85岁时自称),但这「败」是世俗意义上的败——坐到多高的位?积聚了多少财?为地球增添多少携带自己染色体的口子?而思想自由与言论独立,这生而为人最可宝贵的部份,郑伯伯的保有超过了任何一名「彪炳史册」的大角儿,即使在精神摧折绵密得一丝不透的监牢。他最后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但清楚地对自己说,他反的是关押他的人心目中的那个「革命」,是他所不同意的毛泽东思想、观点与伟大业绩。

 

虽然《郑超麟回忆》讲的全是旧事,虽然监禁的日子只能读宣传品,郑伯伯从未失去现实社会独立观察者的敏锐。他的一个重要论断,是对「斯大林/毛邓江社会主义」的揭示,对这个我们沉浸其中、劳作其中、攫掠其中、或者勃蹊其中而不自觉的「人间天堂」的揭示。他以自始至终的参与,将假象说破,告诉我们这不过一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牵涉生命最多与最深刻大骗局啊!百洋景之所以由他这样宝贵盛年全在圈禁下的人拆穿,只原于他的纯真与坚韧:他与那些强夺巧取辈势不两立,只要你以一身一口却占据本属于大多数人资源财富,就是他进攻与戳穿的对象,无论这占据祭起何等样的旗帜、执掌着何等样的利器、玩起何等样红的、白的、或者不红不白的理论。

 

在他的晚年,郑伯伯赏心乐事之一,是亲临了一个「国际宽容年」,虽然在他生活的环境下,那宽容——特别对异端的宽容——依旧稀缺得让人手足冰凉。宽容,对信仰、对思想、对言论、对出版与结社——如果这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共识来得早一些,郑伯伯度过的会是怎么不同的一生!

 

近日与母亲闲谈,曾庆幸父亲走得早,免得为同为同志者干下的那些糗行而羞愧;中国人之间的丑恶内战、「战友」间残忍内斗、红旗之下无耻化公为私。这些,郑伯伯都曾亲历。从容面对而不苟同、不苟且,要怎样的以信念为支撑的定力呀。

文字方块: 宽容,对信仰、对思想、对言论、对出版与结社——如果这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共识来得早一些,郑伯伯度过的会是怎么不同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