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一切变买卖

 

刘宇凡 陈泰 着

新苗出版社

2005


不容一切变买卖

作者刘宇凡、陈泰

出版新苗出版社

地址:香港沙田中央邮箱366

网址:http://www.xinmiao.com.hk

电邮:pioneerhk2003@yahoo.com.hk

ISBN 962-7529-28-1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初版

定价:港币50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倒装,请寄回更换


目录

1.    来一客禽流鸡炒毒菜!………………………………       8

2.    水的危机与商机……………………………………      20

3.    从汇丰银行滥收费用看「企业的社会责任」……      29

4.    谁的知识产权?……………………………………      37

5.    资本主义与生态平衡势不两立……………………      49

6.    现代金融危机的来龙与去脉………………………      71

7.    自由贸易的神话……………………………………      88

8.    自由贸易、不自由贸易与不贸易自由……………      97

9.    中国入世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    114

10.  入世三周年:中国经济的变化与工农大衆………    125

11.  私有化还是社会化…………………………………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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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利益高于一切,国计民生不是买卖

二十一世纪继续是社会大倒退的时代。工作待遇下降,就业日益不稳定━━这些都是普罗大众近年来很容易感觉到的。政府更是落井下石,不断打出「用者自付」的幌子,来推卸应负的公共服务的责任,一方面为工商界扩大商机,另一方面使普罗大众百上加斤。过去那种比较有保障的生活已经随风而逝。环境更是急速恶化,连一口干净食水,呼吸一下清新空气,也日益成为奢侈品。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大官僚大商贾所推动的计划﹕商业利益压倒一切,国计民生无不是生意,而不论其社会及环境的代价。这种全面倒退现象并非香港独有,而是世界性的。因为推动这种反攻倒算的帝国主义政府、跨国公司、世贸组织等等,本身就是横行全球的暴龙。

官商联盟一味叫受薪阶级各自提高竞争力来解决问题。他们没有告诉大家的是,在资本主义市场下,人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竞相比贱,富翁得利。他们这样鼓吹的原因,不仅因为这样对官商最有利,而且还可以转移视线,把官商自己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变成是受薪阶级的个人问题。

我们的社会生病了,而且病入膏肓。但病根是什么呢?是资本家的贪欲那么简单?这样说未免把全部社会和历史问题化作资本家的主观问题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人问金融大炒家索罗斯为什么乘人之危地发财。他答﹕他不能不如此。如果他让道德的考虑左右他的投资决定,他早就完蛋。何况即使他不干也没有用,因为总有其它资本家干他不愿干的事。换言之,问题在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而不仅在于资本家。这一点索罗斯没有错。

资本主义制度的灵魂是资本。资本家也好,跨国公司也好,世贸也好,统统都不过是资本的代理者而已。资本就是不断积累和扩张的价值。资本必然以分散的、彼此竞争的方式存在,然后从竞相剥削劳动和大自然之中,来获得利润,来达到不断扩张的目的,而不论其代价。资本的存在早于资本主义,但是那时候它仍处处受制于皇权、贵族、宗教、习俗、小区共同体等等。要等到资本逐渐打破所有这些限制,资本才全面得到解放,社会才变成资本主义。资本第一个最重大的突破是普遍地把人的劳动力变成商品,使小农破产变成了雇佣工人,这样资本才能有真正稳固的利润。接下来的工作就容易多了﹕不断地扩大商品买卖的范围,直至全球和全部社会生活都纳入其圈套,还要继续下去。所以马克思才说资本主义就是普遍的商品生产。马克思早就说过﹕

「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买卖和交换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基本价值的评价的时期。」(《哲学的贫困》)

这种疯狂地把一切变成买卖的资本的逻辑,不能不造成周期性的市场饱和及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时资本为求自救,一方面通过裁员减薪来把危机转嫁到普罗大众身上,另一方面就开拓新的商品、新的商机。在现在这个所谓全球化时代,这个各种危机都比过去放大好多倍的年代,更是无一不变成商品﹕从人的基因到无线电频道,从科学知识到食水,统统都可以买卖,甚至只能买卖。在许多国家,从邮政到监狱,从医疗到天文台,都从公营变成私营。

但人是人,不是商品。他们有尊严、有思想、有反抗不义的伟大传统。近十年来,各国普罗大众和社会运动已经开始了反抗。彼此之间虽然还有许多差异,但是既然面对同一个资本暴龙,就很自然地喊出共同的口号﹕世界不容出卖!The World Is Not For Sale

这个小小的文集主要是揭露无限商品化的危机及其程度。所谈的议题虽然各不相同,可是有一条线索贯串其中,那就是揭露资本的逻辑怎样造成社会和环境一切领域的全面倒退。从食水到食物安全,从银行这个「息魔」到环境污染,背后都可以看到资本的身影。这个小书的主要内容不是作者自己的独立研究的成果﹐而是介绍外国左翼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不是有关方面的专家。大概任何有关议题的专家━━经济学家、环境专家等等━━都可以从书中找到数据上的不足甚至错误。可惜,尽管危机不断深化,我们也很难找到真正站在普罗大众立场上的专家来替大家说话。甚至只是引起讨论危机背后的社会原因,也不多见。所以我们只好当仁不让,抛砖引玉。

这里所收的文章,大部份都在先驱季刊发表过。在收进本书时,只改正了一些个别错字,和在几篇文章中增补几句话。

当我们快要完成这本小书的出版的时候,距离香港举行世贸第六次部长会议不足一个月。届时就会有数以千计的各国工人、农民、渔民来香港抗议世贸。这部小书可以看成是为这次抗争作一个小小的纪念。

是为序。

刘宇凡

200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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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客禽流鸡炒毒菜!

——农场工厂化的苦果

刘宇凡

禽流感一次又次肆虐香港,但不论是高官还是禽畜业,都不去反省真正根源。有高官竟然说,禽流感不过像人患感冒一样无可避免。这种论调无视世界上日益严重而频密的食物污染危机﹐只是近十多二十年的事而已。香港一位医生惊呼:「猪肉含哮喘药,牛肉有疯牛症因子,蟹含抗生素,鸡只有流感……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安全的食物?」(信报,200229日)

汉堡牛肉滋味何来?

好多年来食品日益便宜,肉食价格尤其是这样。问题的另一面只是:食物的质量却越来越差劲,而且食物污染致病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及严重。在香港,你花不到五块钱就可以吃到一份汉堡包。但你有没有想过里面的牛肉来自何处?含有什么东西?汉堡牛肉不少是来自乳牛。在大型农场内,乳牛一旦过了四岁,乳量开始减少,这时乳牛就开始变得不符「成本效益」了。虽然乳牛可以活到40岁,但不少在四、五岁就已当作「老化」的牛而被屠宰。你知道这点是重要的,因为乳牛比一般牛只吞下更多的激素,以便增加乳量。换言之,你吃汉堡牛肉可能会比吃整块牛肉吞下更多的激素,亦即增加致癌的机会。乳牛因被过份催谷产乳,所以健康不好,需要较大量抗生素。这亦表示你吃得汉堡包越多,吃下的抗生素越多。其次,你吃的那片汉堡牛肉,其原料(磨碎牛肉)来自十数只以至上百只牛。只要其中一只牛染了大肠杆菌或疯牛症病毒,那么病毒就会迅速散播于大量磨碎牛肉之中。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当英国的疯牛症杀死了近一百人之时,有几十万美国人也因为吃了内含大肠杆菌的牛肉而生病,其中上百人死亡。

你在吃汉堡包时,可能觉得味道不错。你以为,虽然磨碎牛肉往往来自牛身中最不好吃的肉,但那毕竟是肉呀,所以还算有肉的滋味。你错了。那些「滋味」可能有七八成并非来自那片汉堡牛肉,而是来自人工味道。本来,在所谓「现代化农场」饲养下的禽畜,由于要吞下大量抗生素及激素,早就变得不好吃。再经过食品工业的冷藏、脱水、加工、运输以及要符合快餐业的标准化(汉堡牛肉大小一致,肥瘦合乎标准比例等),那小片磨碎牛肉早就味同嚼蜡了。你吃得滋味,只是因为添加了各种各样化学香料。现在,食品工业如果没有了香味工业的配合,就等于人丢了灵魂。你在Burger King叫一客草莓奶昔,你可知道那些草莓香味只是由上百种微量化学物合成?科技越发达,香味工业就越能够模仿出各种各样新奇香味。例如美国Burger King的烤鸡肉的烟熏味,就是人工合成的。这个工业最近还研发「口感」,通过添加脂肪、淀粉、橡胶、乳化剂、稳定剂及各种化学物来使到食物或具弹性、或够爽脆等等。问题在于,不仅消费者,就连政府卫生部门也往往不知道这些人工香料的具体成份。在「商业秘密」的挡箭牌下,香味工业的老板在我们背后拿我们的健康作各种实验。

牛不再吃草,鸡不再走路

农业是资本主义最后一个实行工业化的传统部门。第二次大战后,种植业及饲养禽畜业的急速工业化亦同时导致两极化:家庭农场逐渐让位于巨型农场。当中,快餐业的兴起是其中一个催化剂。今天,麦当劳已成为美国最大的牛肉收购商。在1968年,它从175个农场收购磨碎牛肉。但到了七十年代,为求产品更标准化及更大的成本效益,麦当劳把供货商减为五个。这也预示了整个快餐业的趋势,并大大加促了农场的工厂化━━大规模生产至上。怪不得在随后廿年,有五十万中小型牛场倒闭,而余下的八十万牛场主亦日益困难,日益要兼业补充收入。另一方面,现在美国四家最大的肉类企业(Con AgraIBPExelNational Beef)所屠宰的牛只占全国84%,可见垄断程度之高。同时,养鸡业的垄断趋势也加快了。早在八十年代,八家最大的鸡肉制造商便已控制了三分二美国市场,其中Tyson Foods更是世界最大的鸡肉制造商,供应麦当劳所需的一半鸡块。

Tyson Foods虽大,但并不拥有所有鸡场。他们才不会那样笨呢。相反,他们只专门哺育初生一天的雏鸡。养大小雏的任务是由分判农场负责的。Tyson公司向这些分判农场提供小雏、饲料、防疫注射及其它技术支持,并因此一切饲养程序都要听他们的。许多分判农场连信贷都要靠Tyson。全靠那份合约,农场主才能向银行借到15万美元去盖一个能养2.5万只鸡的农场。在这个情况下,这些农场主有多大议价能力?当然没有。哪个农场主不满意价格,他就会发现Tyson的货车不再驶来农场供给小雏,而你就仍欠银行一大笔钱。怪不得有一半农场主在三年之后就要关门了。

为了「成本效益」,几万几千鸡、兔、牛、羊、猪都挤在仅可容身的笼子或牛羊栏内。鸡兔一生更可能一生只走过几步路。由于挤迫,使病毒极易传染。于是要牲畜吞下大量抗生素。美国一年用于喂饲禽畜的抗生素超过850万公斤,是人类服用的十倍。这些抗生素最后也进入人体以及整个食物链。滥用抗生素已带来严重的细菌耐药性,也就是人类自己在制造无药可治的超级病菌。专栏作家鲁致知报道:

「最近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公共卫生专家在近期《新英伦医学期刊》发表一篇研究报告,首次证实在州政府批准鸡农使用一种抗生素后,当地由耐药细菌污染而致的食物中毒个案激增八倍之多,而鸡菌所耐抗的正是获准使用于鸡只的抗生素。

为证实导致食物中毒的耐药菌确实来自鸡只,当地卫生署的科学家采用最新的遗传基因技术,先从耐药细菌的遗传基因组内摘取一段有代表性的特异DNA。在鉴定其分子序后,他们分头在州内各大城市的超级市场买鸡九十二只。利用DNA份子序比较法,他们鉴定其中百分之十四的生鸡确实受到同一耐药细菌的污染。在追寻细菌污染来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污染鸡只并非来自一个鸡场,而是从整个明尼苏达州及附近州份的鸡场而来,在在反映整个美国的养鸡业有一个牵连广泛的问题,就是大部份美国鸡只都是耐药细菌的带菌者。」(信报,1999913日)

快餐业的兴起使人们习惯于吃过多肉食。为了生产更多禽畜,就需要种植更多玉米作饲料,以欧洲为例,七成半谷物生产不是为了人吃,而是为了饲养禽畜。一面是世上无数人连吃也吃不饱,另一面宝贵的耕地却用于种植禽畜饲料,以便发达国家消费者可以多吃肉。人们多吃肉,就可以多生病及多增脂肪,而这又刺激了对医生及药物的需求,也激刺了对瘦身工业的需求,于是经济就更繁荣。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了━━对资本家而言的合理性了。由于玉米产量较其它谷物高,又较能接受大量化肥(特别是氮肥),所以玉米一直是饲养禽畜的主要谷物。但大量种植玉米也引起环境恶化,因为大量化肥污染土地及地下水。又由于玉米远较其它谷物耗水,所以会较易抽干地下水。

牛有四个胃,是特别用来反刍青草的。现代资本主义农业中,这四个胃变成多余,因为他们早就离土喂养,改吃由饲料公司配制的饲料。英国疯牛症的爆发才让人惊觉喂牛的是什么「饲料」。七成半美国牛只吃的饲料来自死鸡、牛、羊、及其内脏,甚至是油罐底的渣滓、禽畜粪便、锯木厂的木屑、旧报纸等。1994年,单在亚肯色州就有300万磅鸡粪饲了牛。美国的爱护动物会的死狗死猫,不少也被饲料公司收购,制成饲料给禽畜吃。总之是「蛋白质」便成。素食的牛变了肉食。常见的是牛吃鸡羊内脏,鸡羊又吃牛内脏。这种情况遍及欧美以至全球。结果就造成羊的疯牛症病菌传染牛,再传染人。

使用激素可以令牛只增重5-10%,令乳牛的乳量增加25%。但激素可致癌,所以欧洲已禁止,但美加及其它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香港)却仍在广泛使用。使用激素催谷禽畜会使牠们较易生病,而这又促使农场加大抗生素用量。

这些整天呆在笼内或栏内的禽畜,身体内尽是毒物,以致连粪便也变成毒物。以前,禽畜粪便是不错的天然肥料。但这些工厂化农场的产品的粪便再无这种价值了,因为它们充满重金属、抗生素及其它有害废料。据农夫说,它们还特别臭。粪便无法循环再用,只好挖大坑容纳它。在美国,每年产生二万亿磅动物排泄物,大部份都不经处理。六成河流已经被这些粪便污染。19956月,北卡罗讷州一个粪便坑裂开,有2,500万加仑粪便流入新河(New River),杀死了2,500万条鱼。

食品工业的弱肉强食

越来越多的食物中毒没有驱使资本家及其政府反省那种工厂化农场的生产方式,反而进一步变成新的「商机」。为了「彻底」消灭食物上的细菌以及令食物可更长期存放,食品工业开始引进放射性技术。最初是使用钴60或铯137等放射物质去照射肉食,后来又发明了使用加速的电子光。后者似乎比前者较少危害性,但在渗透度方面不及前者。沃尔玛(Wal-Mart)早已采用这种技术灭菌,但营养学家指出,细菌是灭了,但肉食的营养成份也消失许多。被幅射照过的肉食,维他命AB2B3B6B12CEK、氨基酸等等都减少了。同时,各种自由基却增加了,而自由基是有害人体的。最后,这种肉的味道也改变了。这对香味专业公司倒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的市场忽然扩大了。

市场上的弱肉强食机制使农业以至整个食品工业都为跨国公司所直接或间接控制。在美国,主要肉食工业几乎由头四家控制了五成至八成供应。(见表一)。今天,工厂化农场所供应的食品已占世界一半。垄断趋势的发展在各行业之间往往是互动的。这个行业的生产日益集中往往引来上游及下游行业的相同趋势。快餐业的兴起促进肉食工业及饲料工业的集中,肉食工业的集中又加速屠房的集中。超级市场的垄断局面也在促进屠房的集中,因为超级市场偏爱大屠房。在美国,四家最大肉食公司所屠宰的牛只占全国84%。在英国,1990年尚有1400间屠房,今天只有300间。表面上,大屠房比小屠房较能保持清洁。其实并不尽然。越多地区性小屠房关门,则牲畜越要远距离运输到大屠房,而距离越远,则病菌传播亦更容易。去年英国爆发口蹄疫并要屠杀百万计的牛羊,本身就同长途运输牲畜有直接关系。其次,即使在大屠房内,卫生也不见得一定很好。不论屠房怎样机械化,都需要工人操刀及用手把内脏掏出。屠房的商业化经营意味要尽量榨取工人的劳动,结果是生产线的转动速度日快。今天美国一个屠房工人要一小时内屠宰60只牛。以这种速度屠宰,猪牛的大肠很易刺穿,让粪便沾污内脏。刀本应每几分钟消毒一次,但是手忙脚乱的工人很容易忘记。在美国,1995年一份报告指出,屠宰好的牛只常发现染有大肠杆菌;五成屠房在清除脑袋及脊髓时没有按照正规程序。

表一 美国猪、牛、鸡肉制造商集中程度
四间最大企业占市场份额

猪肉

1989

34%

 

1998

57%

牛肉

1990

72%

 

1998

79%

鸡肉

1986

35%

 

1998

49%

(资料来源:Multinational Monitor July/August 2000, P.14-15

食品工业的集中程度决不能只归因于市场的无形之手,还必须多得政府的有形之手﹐竟然把监管权力拱手相让给前者。早在六十年代末,资本家就成功游说一些国家(如法国)把有关限制农场禽畜数目的法律废除。八十年代初以来,随着戴卓尔及列根的上台及新自由主义的推行,这只有形之手更自动撒手不管了。许多市场的必要监管现在都撤消了。在英国,本来严格规定所有动物蛋白的饲料一定要经过130度高温处理及其它程序,才能售卖。但是戴卓尔政府废除了这些规定。接下来的故事,就是疯牛症的蔓延。另一个蔓延原因是政府追求瘦身,大幅削减各部门,包括卫生督察的开支。政府之所以任由大屠房兼并小屠房,原因之一就是屠房越集中,则数量越少,所需的卫生督察也越少。对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来说真是如意算盘!在美国,1978年尚有1.2万个肉食卫生督察,但是近年削减到只有7,500人。怪不得大肠杆菌横行了。有卫生督察向上级进言,须要降低屠房生产线的速度,以便保持卫生,但上级不理不啋。甚至在反复出现E coli的中毒事件后,联邦政府仍拒绝迫使有关公司回收有毒肉食,理由是它无权这样做。

结语

食品工业在反驳所有对他们的指责的时候,最爱强调:消费者爱选购便宜的肉食,而只有工厂化农场才能提供。好像这些老板只是为了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才费神投资搞生产似的!关于他们的真正目的,我们还是下面再说吧。就所谓「便宜论」而言,事实已证明,如果从整个社会以及自然环境来看,这些由工厂化农场制造的肉食绝不便宜。英国疯牛症爆发以来,已经近百人死亡,屠宰百万计牛只,政府花了四十亿英镑去处理。这便宜吗?

上述那位香港医生发觉,肾癌患者日益年轻化。从前此病多见于老人,而今天竟有卅多岁的患者。由于肾是过滤及排出毒物的器官,肾癌年轻化意味现在人们摄入太多毒物。而他认为,这同食物污染大有关系。他惊呼:「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安全的食物?」的确没有。但为什么食品工业还是不断推出这些垃圾食物并诱骗消费者付钱毒害自己呢?无他,谋利而已。本来,农业不同于工业的地方,在于动植物的健康生长要按照固有的生命规律,不像工业产品那样可以完全受人类技术支配。但是,资本家为了开创新商机,追求新的发财领域,不惜逐步使农业工业化,而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工业技术给资本家用来强暴、扭曲自然生命的过程。在一个清醒合理的社会,食物的营养及卫生无论如何高于企业的利益,因此要确保农场经营规模及一切技术服从生命及自然的规律,而不是反过来;要让牛只自然长大,不是用激素迫使牛只快高长大。想要有滋味食物,关键也在于确保食物新鲜及质素高,而不在于各种添加剂及人工味道。要做到这一切一点不难,唯一障碍只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为利润而生产的机制而已。可惜现在仍有不少人摸错脉、断错症,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上:游说资本家以较高价钱推出「走地鸡」 free range chicken)。但是这种「以资制资」的办法根本是自欺,因为在竞争压力下,最有良心的资本家早晚也要弄虚作假──从一年走300天一直竞相下调到屠宰前才走几天路,也算是走地鸡呀!你消费者能知道实情吗?能监察哪家农场的鸡走几天地吗?但是,自然生命已经对人类继续容忍资本家这种暴行作出应有报复了。如果人类不及时改革这种鼓励破坏自然、破坏生命、从而破坏人类的制度,那么人类的灭亡是不会太遥远的。

200232


参考数据:

l. The world is not for sale - Farmers against junk food, by Jose Bove and Francois Dufour, Verso, 2001.

2. Fast food nation, by Eric Schlosser,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2001.

3. Multinational Monitor July/August 2000,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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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危机与商机

──兼谈大陆水务私有化浪潮

刘宇凡

急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严重污染世界淡水资源,以致今天干净淡水日益稀缺。2000年联合国发表一个报告,估计未来廿年淡水的需求将超出供应四成。世界有三分一人口没有足够的水使用。

即就今天而论,世界已有10亿人每天喝的是污染的水,而每天有5000个小孩因此死亡。只有加拿大不必犯愁,因为世界上四成淡水在那儿。

中国淡水资源更是污染及破坏到越来越接近灾难。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二缺水,有些更须要限量供水。香港人更被迫花巨款(每年廿亿港元)买东江污水饮用。

食水私有化触发起义

世界银行的副主席Ismail Seregeldin在几年前说过,廿一世纪的战争将是为水而战。那怎么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呢?世界银行向各国推销的政策就是食水私有化。世银的经济学家Dr. Briscoe解释食水危机的根源是因为水价太廉宜,差不多等同免费,促使人们浪费食水。他们认为只需让水价确实反映成本就能使人珍惜食水,而这就须要市场力量来调节。所以世银到处都建议政府把水务私有化。最著名的例子是1998年世银以拒绝为玻利维亚的二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作担保、来威迫玻国政府把该国第三大城市科查本巴的食水私有化。结果只有一间公司,即有份建造三峡工程的Bechtel公司属下分支中标,并获得16%的利润保证。19991月,该公司接手后立即把水价提高一倍,有些人所付水费达到收入的二成,使贫民百上加斤。世银好像还嫌不够,告诉玻国政府,所有世银贷款均不能用于补贴水费。政府忠实执行命令,甚至要那些吃井水的小区居民安装水表以便付水费给Bechtel。这种荒唐可耻的政策旋即引起总罢工及大游行;20003月,在科查本巴市更发生起义。这时候政府不得不向人民斗争低头,宣布取消私有化。不过,Bechtel 后来也不甘示弱,正在利用玻国与荷兰的双边投资条约(该公司为此而事先把控股公司转移至荷兰)控告玻国政府,追讨四千万美元「损失」。

世银的政策虽然在玻利维亚受到一些挫折,可是并没因此在私有化立场上后退。2000年在世银赞助下各国政府及跨国公司在海牙开了第二届世界水务论坛以便为私有化造势。出席的首先是那些大型水务公司代表。代表们正儿八经地讨论有水吃究竟应视为「人权」还是「人的需要」;世银代表以至许多政府代表都同意,有水吃不应视为人权,只应视为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最好由市场及私人企业来满足。

工商界总爱说私有化惠及所有人。可是,各地经验说明,水务私有化往往令水费提高,但服务质素却下降。英国是最早实行水务私有化的国家。在私有化五年内,水费平均上升一倍。同时,水务公司利润上升近七倍。究竟谁人得益,不是明摆着吗?其次,由于资本家唯利是图,所以尽管英国有两成半食水因喉管漏水而浪费掉,水务公司宁可建造水塘或在河流抽水,以补供应,也不愿花钱维修喉管。但是造水坝及增加在河流抽水都会破坏环境。

跨国水务公司破坏环境、滥收费用、贪污付贿

破坏环境

1. 1994年,Vivendi属下一间公司在法国被控向Tregeux一地居民供应水质恶劣的食水。在1990-1993之间,有476日所供应之水含有过量硝酸盐及杀虫药,根本不宜食用。

2. 在南非,苏伊士里昂属下公司南非水务与排污服务公司在Eastern Cape的一个水库被发现因有死猫狗及工业污瓶而污染。当地居民多次投诉,但该公司拒绝清理。

3. 1989-1997年间,英国的Anglian, Severn Treat, Northumbrian Wessex等公司被成功检控过128次。Wessex(英隆Enron属下公司)更被英国环保部门列为1998年第四大污染制造商,并因非法倾倒污水被罚款。

4. 1999年,Anglican Water 被评为第六大污染制造商。1989-1997年间,它因污染而被控告过31次。

5. 泰晤士水务先后两次因非法倾倒污水及因非法抽水而被罚。但罚款一般都阻吓不了私营水务公司的非法行为。

滥收费用

1. 在印度尼西亚,苏伊士里昂及泰晤士水务被控滥收费用。当地居民的律师呼吁法庭取消两间公司的合约及要它们赔偿。

2. 1996年在法国St. Etienne,苏伊士里昂属下公司被法庭判决要退还向用户多收的费用。

3. 1998年在美国,英隆属下的Portland General Electric 被俄勒岗州上诉庭判决非法滥收用户一年2100万美元罪名成立。

贪污贿赂

1. 在匈牙利,RWE-Matra因被控付出2600万美元贿款给国家私有局股份公司,以换取私有化合约而正被调查。

2. 1995年在法国,苏伊士里昂及Grenoble 市市长因贿赂以便达成水务协议而被判罪名成立。市长收贿600万美元,苏伊士里昂属下的Merlin公司则因此在1989年获得供水合约。从1989-1995,该公司把水价增加3倍。

3. Vivendis 属下一间公司在法国因六宗贪污案被调查,而一名法国参议员已承认从这间公司收贿43万美元。

4. 1989-1996年间,在法国三大水务公司(Bouygues, Vivendi及苏伊士里昂)获得Lie-de-France地区盖学校的合约。它们更在合约的价钱上再加2%额外收费,并用这些钱去支持当地政党。苏伊士里昂一个董事已因贪污被起诉。

资料来源:Blue Planet Project http://www.canadians.org/blueplanet/

大陆水务私有化黑幕重重

水务私有化现在也日益成为中共的立场。自从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大陆更大胆地向外资开放,越来越多国计民生变成中外合资公司的商机。在最初阶段,中国政府只是在水厂及污水处理厂的建造及经营上引进外资。最著名的是法国跨国公司──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廿年来它已经参与建造了一百多个水厂,其中直接经营的有十三个。另一家法国公司威望迪则较晚,只造了两个水厂,但是1997年它同天津市供水部门签订的一项合资协议,不仅让它占有55%股权,而且第一次让一家外资经营现有的水厂(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能经营自己所建造的水厂)。到2001年为止,外资经营的水厂有50家,只占全国城市的2.5%。但是由于利润丰厚,近年已大量吸引其它跨国公司参与竞争,包括泰晤士水务公司、安格利水务公司等。许多地方为了引资而不惜向外资作了高利润保证。今年三月初南方日报的网页报导,在九十年代,沈阳市政府给予兴建沈阳第九水厂的香港汇津公司的保证回报率异常高:第2-4年为18.5%,第5-14年为21%,第15-20年为11%。这种高回报拖垮了沈阳自来水总公司,因为它向市民供水的价格只是每吨1.4元,而向汇津公司买水的价格却是2.5元一吨。为甚么分明是损己利人的事都要做?南方日报隐晦地说:

「高回报率的背后还闪现着腐败的影子。……原沈阳自来水公司总经理迟若岩(后升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因涉及『慕马案件』被判刑。据知情人透露,在迟的一升一调的过程中,自来水公司的业绩一落千丈,其中的重重疑点被有关方面称为『水务黑幕』。」

向外资保证高利润率,这个做法既违反国家政策,而且太不合情理。可是,这个荒谬政策的后果现在却要人民来负担。在官员看来,避免自来水公司继续亏损的唯一办法,是大加水费。但是这些丑闻并没有打击各地政府竞相吸引外资参与更多水务领域的合资项目的决心。现在外资纷纷要求大陆不仅开放污水处理,而且开放管网建设及自来水零售终端的经营权。特别是水的销售,因为抓住这最后一环就等于抓住巨量现金收入。今年二月,苏伊士里昂属下的中法水务公司终于与沈阳自来水总公司达成全面合资的协议,合资范围包括污水处理、自来水销售及管网建设。中法水务说,他们有先进技术及有效管理,可以为合资公司节省成本。但问题是,省下来的钱会落在谁人口袋?当然是高官及外资。至于普通市民,则多付水费已成定局。原有的国营水务公司员工呢,当然也是牺牲品,因为官商两边都已声明那儿冗员太多,一定要瘦身才能提升「竞争力」。

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污染及破坏淡水资源的元凶。讽刺的是,它越是这样破坏,就越为自己带来商机,因为水越缺乏,就越值钱,而供水成本也越贵,在这情形下官商勾结推行私有化就更容易。

用水是基本人权

但是,人民会永远默默眼看自己的用水权利、因而是生存权利,被一众官商所断然剥夺么?我们从玻利维亚以至南非工人(他们近年也一直反抗水务私有化)的例子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吧。事实上,玻利维亚人民的伟大斗争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民间团体联合起来反对水的商品化与私有化。当2000年世界水务论坛召开时,全球几十个民间团体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批评跨国公司、世银、世贸等组织推动水务私有化。同年十二月,几百个民间团体代表在玻利维亚的科查本巴市召开会议,发表以下声明:

「水理应属于地球及一切物种;水对生命来说是神圣的,因此,为了将来世代以及自然环境,世界水资源必须好好保育及由人民拿回来。

用水是基本人权,必须受各级政府所保护。因此不能把水商品化、私有化或为商业目的而买卖。这些权利必须得到各级政府尊重。特别须要一条国际公约来保障这些权利。

由当地居民来保护水资源是最恰当的。因此,在保护水源及其调节上,当地居民应被视为同政府平起平坐的伙伴。人民自己才是促进民主及保护水资源的力量所在。」

2002319


附录﹕

十大水务跨国公司的年收入

公司

所属国家

水务收入

总收入

总利润

Vivendi (‘98)

法国

59亿

297.4亿

10.3亿

Suez Lyonnaie des Eaux (‘98)

法国

48亿

293.9亿

9.4亿

Bouygues(Saut) (‘98)

法国

22亿

29.2亿

2.1亿

Enron (Azunix) (‘98)

美国

 

293.5亿

7.9亿

RWE Group (‘98)

德国

1.3亿

404亿

 

Thames Water (‘99)

英国

21.3亿

21.3亿

2.3亿

United Utilities (Bechtel) (‘99)

英国

13.7亿

13.7亿

2.9亿

Severn Trent (‘99)

英国

5.7亿

8.2亿

1.8亿

Anglian (‘99)

英国

4.5亿

5亿

2.3亿

Keida Group (‘99)

英国

 

4亿

1.3亿

资料来源:Blue Planet Project http://www.canadians.org/blue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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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汇丰银行滥收费用看

「企业的社会责任」

刘宇凡

汇丰宣布向小存户收费之后,迄今已有六万存户取消户口以表不满。但政府至今毫无打算出面干预以保障小存户。消委会则安慰小存户,说现在仍有选择。但是这种安慰意义甚小,这或者因为事实上许多人没有选择(例如雇主固定在汇丰发薪水),或者因为不收费的中小银行分行太少,或者因为即使现在不收费的中小银行也不会保证以后不收。

另一方面,一些工商领袖、经济学家却出来为银行收费辩护,否认银行有社会责任保障小存户「免费」享用银行服务。银行界与高官强调「这是商业决定」、「我们要向股东负责」,说穿了其实同前者一个调。

已经有人指出,汇丰一直享有许多特权,所以要它负起照顾小存户无力负担费用的义务,并不过份。在殖民时代,汇丰一直被政府委托为中央银行,并从中有许多好处。在后过渡期,汇丰的央行角色淡出,但是至今仍保留不少法定的或事实上的特权,包括发钞、结算银行及政府的银行等。这些都大大有助于其商誉及经营。既享特权,哪能不负起码义务?

说过去小存户「免费」享用银行服务,根本荒谬。试问过去银行少给小存户的利息又怎样计算?消委会在1994年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香港银行的息差(贷款与存款利息的差额),由于存在利息协议(实为垄断手法),平均比外国高1.65%-1.79%。消委会估计,以1991年为例,存户因此损失51.7亿-74亿港元利息收入,占GDP差不多1%。正因如此,当年消委会才要求政府取消利率协议。消委会想不到的是,银行决不会甘愿其垄断利润消失,所以协议一取消,银行就立即反扑,向小存户开刀,并且恐怕陆续还有新招。(其实当年银行已经威胁过,协议一取消就会这样做。但消委会却对之掉以轻心)

消委会的报告还指出,香港银行过去的收费并不比外国低。以英国为例,申请提款卡及其更换、兑换硬币、发出客户存款证明、三个月内取消存款户口等,通通不收费,但香港不少银行都收。

历史上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大师佛利民说过,企业的责任就是赚钱;它对社会并不负甚么责任。他在香港的徒子徒孙不过是重弹老调而已。但是企业的历史却表明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经济学教科书总是这样追溯企业的历史:首先是独资经营,但其缺点是资本不足,于是聪明的企业家很快想出合伙经营;但同一逻辑不久又推动合伙经营演变为有限责任公司以至上市股份公司,即现代意义上的企业。这种历史解释的好处(对资本家而言是好处)──是把企业的起源与发展解释为纯粹基于资本家的私人之间的合约关系,与政府及社会都无关。据此,自然谈不上甚么企业的社会责任了。

但这并非历史,而是创作出来的童话故事。事实是企业是公共权力(首先是立法机构)的产物。合伙经营可以追溯到古代,但是现代有限责任公司却只有几百年历史。在合伙经营与现代企业之间,为一道深深的历史鸿沟所隔断。在英国,「公司」本身是皇权在十七世纪的一种特许经营。在美国,独立战争后,在民主改造了政治制度之余,同时亦改造了企业的权力来源:企业不再是皇权的产物,而是民选的立法机关的产物。既然如此,则企业除追求自身的盈利之外,当然负有某些社会责任。例如1834年的宾夕凡尼亚州的法律规定:

「法律规定企业组成时是甚么,就是甚么。它是法律的产物,并且可以由立法机关按照最有益于普遍利益而自由修改法律。」

当时许多州法律都对企业的经营项目及年限设立规定;年限多是廿年,而对银行特别严格,有时只有几年。许多州拒绝给予企业董事以有限责任,恐怕这会过份保护富豪。如果企业经营不符合公共利益,其经营权可被终止,或届满时不予延续。1791年有一位州议员麦迪逊──后来就任总统──就曾在议会反对给予一间银行以经营权,理由是「这些企业太强大,已经独立于人民之外」。1832年美国的杰克逊总统也曾否决延长美国第二银行的经营权。

美国1860-64年的内战之后,一个新时代出现了。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在一些重要经济部门已经开始出现寡头垄断。羽翼丰满的资产阶级已经不愿再受到公共权力的限制了。他们大力推动废除限制,取消人民的民主监督权。从前有限责任是小心地按个别情况给予的,现在变成了企业的普遍权利;从前企业被视为公共权力的产物,但1886年最高法院却宣判企业作为「法人」享有同人一样的一切「天赋人权」,因此其生与死都不能让公共权力干涉。资产阶级的这些反动都曾遭到劳动者及正直的民主派的反对(曾有工人反对给予企业主以有限责任,因为这样方便企业主借企业破产而不付工资),但总是以前者的胜利告终。从前的民主与企业法律制度虽非完善(所谓民主,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穷人、黑人与妇女都没有选举权),但多少使企业主受到一点公众监督,而现在呢,企业主可以基本摆脱公共监督,而企业也就成为纯粹「私人」企业了。这个过程在欧陆也是基本一样的。

廿世纪卅年代的大萧条使资产阶级相当程度丧失了对「不受干预的自由企业制度」的信心。战后欧美各国谁也不敢搞自由放任,对银行尤其如此。这是国家大举干预市场的年代。与此相应的是,有关企业须负社会责任的见解又一次抬头,尽管这一次由于整个社会结构上已经同百多年前大不相同、因而实际意义更小。国家干预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企业经营,但在更大范围内却又促进企业的发展(只要举出政府军事订单对财团的意义就够了)。所以,这个干预时代也是企业进一步发展为跨国公司的时代。所以,当这些跨国巨兽在七十年代碰上广泛的经济危机时,即变脸反扑,决心推翻一切多少不利资本剥削的市场管制,不要负任何社会责任(除了交那不断减少的利得税),实在既毫不奇怪,又易如反掌。

香港汇丰银行之从头起得到殖民地政府扶助,是人尽皆知的。当香港华人连丁点普选权都没有的时候,汇丰大班就已一直与港督并排坐在行政局内开会了。说它的成功完全由于私人企业的努力,实在是开玩笑。

私有产权的真真假假

资产阶级越强大,越爱鼓吹私人企业无社会责任论,据说因为企业是私人财产,与社会无关。讽刺的是,资产阶级之所以强大起来,恰恰不是仅靠自有资本而发财。仅靠自有资本根本不可能发那么大的财。自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上市股份公司的大幅发展,所谓「私人财产」一词已经日益失去原来意义,因为这些公司的大股东之所以能发大财,恰恰是因为他们能以极低代价支配小股东的巨量的财产以为己用;大股东的股权即使只有20%,已可令他支配无数小股东的财产。到了今天,这种靠别人金钱来发自己的财的现象更是有增无已。到处泛滥的投资基金、保险基金、退休基金、医疗基金,其大股东与董事们莫不靠别人的养老金、棺材本、储蓄来发财。说这些企业纯粹是私人企业,简直是对广大小股东与普通受薪阶级的欺人之谈。

至于银行,就更不能说它纯粹是私人财产,因此与社会无关了。银行是社会资金的供应者与需求者之间的中间人;它把巨量的、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转贷出去,并从中发财。银行本身能够这样做,是以整个社会的信用制度,法律制度及经济制度为前提的;没有后者的支持,就根本不可能让银行担当资金供求的中介人角色。既从社会获得支持才能经营,岂能不负社会责任?银行家这时会和颜悦色地道:不对,因为我们并非无偿使用存款。如果说甚么社会责任,这一责任我们已经负过了,已经反映在我们付给存户的利息上了。这位银行家没有告诉你的是,他支付的只是一笔利息支出,但他所获得的,却不只一笔,而是两笔财富:一笔是存贷息差,另一笔则是把分散的存款集中起来之后所形成的资金上的规模经济:只要不发生挤提,银行家可以把大部份存款转贷,并且通过资金的循环作用来创造几倍于原有存款的银行存款。正因为银行这种特殊重要的功能,所以才会被称为「社会经济上的制高点」。但由于这种机制只有在信用制度能维持的前提下才能发挥,而信用制度本身又离不开政府中央银行的保证(所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所以这也是银行所受到的监管往往比一般企业严格的原因。说银行是纯粹私人企业,与社会无关,实在大错特错。

结语

「企业无社会责任」论,说穿了,不过是大资本家一面要依赖政府提供资本营运所需要的一切社会成本、依赖广大的小股东及普通市民的钱来发财,一面却丝毫不愿回馈社会大众的刻薄咀脸而已。而资本越发展为垄断资本,咀脸就更其丑恶,并因此引起越来越大的公愤。在这种压力下,现在也开始有一些跨国公司吸收教训,也大力提倡「企业的社会责任」;一些民间团体有见及此,也纷纷向有良心的企业家发出诚恳的呼吁,希望企业家体察民情。甚么「企业行为守则」、「社会责任8000」等等,便沸沸扬扬起来。其实,这一切都不过是公关手段,因为这些「运动」都是依靠企业自己自愿推行,对企业并无真正约束力。普罗大众需要的,是建立一个普罗大众自己的民选政府及各种自主团体,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它们去迫使企业主履行其应有社会责任。

200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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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知识产权﹖

刘宇凡

最近香港某大学进行有关消费者购买盗版光盘的调查,显示在购买盗版货者中有四成具大专学历。负责调查的那位教授惊呼这种「只讲价钱不讲道德」的风气要不得。

街头访问显示有些消费者是买得理直气壮的。他们质疑:「人人知道光盘制造成本很低,但他们却卖得那么贵,有什么理由一定要买正版?」但也有人始终感到买盗版的确是道德上不好。「毕竟那是人家的知识产权啊!」

不过,不管你们消费者怎样看,政府都正在大力扫荡翻版,而且不断盘算怎样连消费者购买翻版也列为刑事罪行。因为啊,政府要主持正义,捍卫「知识产权」啊。

化公为私的互联网

微软近年一直受到被指垄断的官司的困扰,但这并不妨碍盖茨(Bill Gates)在全球各地追查及控告涉嫌盗版者或使用盗版者,包括中国。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关于互联网、计算机、微软以至知识产权本身的历史,便不难知道,把现在的所谓「知识产权」当作是天经地义的东西,是多么受骗。

大家知道,如果没有互联网,知讯科技就不会发生那么大的革命,微软的计算机王国即使有,也不会像今天的规模。但是,互联网的开发本身,是自由市场下私人企业所焕发的创新精神的产物吗?不是的。就像核能、雷达、微型电子器材等等一样,互联网是战争或军事竞赛下,由政府以公帑开发的。当苏联在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美国立刻意识到有在军事竞赛中落后之虞,于是加紧科研,包括研究怎样对通讯科技进行革新。互联网的原意是为了使核战时也能确保全国通讯。在旧有的通讯设备下,一旦首都及几个最重要城市受袭,全国通讯便可能瘫痪。美国军方在1969年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计算机网络,让各部门科学家相互之间传递最新消息。即使其中一个被毁,其余的网络仍可维持。到了1983年,这个网络已联系了562个计算机系统。网络虽由政府付钱开发,但其实际经营是外判给一间私营公司。名字叫高级网络及服务公司(ANS - Advanced Network & Services)。所以那时网络叫做ANS net。这种公私合营的方式在美国及其它国家都很普遍。这间公司是由包括IBM在内的大公司所创建。到了1995年,经过几轮转手之后,ANS的网络更正式落入私人手中,变成现在的internet。这种由公帑付帐,又让私人企业分享开发成果的公私合作,使私人企业往往无偿得到昂贵而又尖端的技术。核能技术也是这样变成杜邦(Dupont),孟山都(Monsanto),威斯丁豪士(Westing house electric),通用电器(General electric)等超级企业的「知识产权」。

互联网在变成私人财产之后,同时也变得日益商业化。是的,它由于竞争加剧而费用日廉,甚至有些服务变成免费,但你所获得的信息,首先是广告。有人在网上查询非洲一条河流的数据,但搜寻器传回的只是旅行社的广告。其次,当竞争过后,市场只剩下少数企业时,他们就大可合谋把价格抬高。

计算机技术本身若无政府带头,也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二次大战加剧了军事科技的竞争。英国政府为了破译德国的密码,制造了一部最早期的计算机原型叫Colossus,战后并演变为第一部计算机。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为了制造核弹,也在1945年研制计算机,并在韩战爆发后把大量制造计算机的合约批给当初不大愿意自行制造计算机的IBM。计算机技术,无论是最初的开发还是在此后廿年的不断更新,都是使用大量公帑及吸收了政府部门所发展的技术。为了确保美国在军备竞赛中胜出,美国政府有时更直接投资到IBM

贼喊捉贼

那些整天去控告别人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资本家,本身往往才是最大的侵权者。事实上,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冒起本身就是靠盗窃工人的知识产权,再加上许多其它因素,才发展起来的。由泰来所「发明」的科学管理就是最明显例证。在十九世纪末,虽然工人自主劳动的小生产已经为大工厂所取代,但是,即使在工厂,工人对劳动过程仍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即使当时已大量采用各种机器,生产过程中仍有无数变量,需要技术或半技术工人临场决定怎样做,而这些知识是从长期劳动中积累下来的、为工人拥有而老板不懂的。就算是非技术工作,一个劳动日的最高劳动定额,也只有前线工人最清楚。所谓科学管理,就是打破工人对劳动过程的最后一点支配权,使工人纯粹变为机器的一部份。办法就是:夺取工人的知识产权。泰来本人说得很清楚:

在传统的管理部门中,「工人们都拥有大量的传统知识,其中大部份是经理部门所没有的。……最有经验的经理们干脆把如何最出色而又最经济地来做工作的问题交由工人决定。」但是,依靠工人的「知识,技术与好意」是危险的,这样简直等同把工厂变成「实际上是由工人而不是老板和领班来管理」。科学管理就是申明,「管理人员所负的责任就是……搜集工人过去所有的一切传统知识,然后把这些知识加以分类、列表并使它们变成规划、法则和公式。」然后是「一切可能有的脑力工作都应该从车间里转移出去,集中在计划或设计部门」,接着是把原有劳动过程再分解为更简单、更沉闷的工作,使工人不必再多用脑,使他们能够一刻不停劳动,从而达到产量最大化。这是一种最赤裸的盗窃,可是这却管叫「科学管理」。

这过程并没有随着泰来主义、福特主义之有些过时(但从未像许多学者所说的已然消失)而停止。近年流行的什么小组生产,精瘦生产,劳动弹性化等等「新管理方式」实际上仍是不断迫使工人无偿献出生产知识,让资本家可以凭此而加强工人劳动强度。

对于脑力劳动的雇员,这种盗窃同样普遍。许多跨国公司属下的传媒及研究机构都明文规定,雇员在公司的一切研究与创作的知识产权都属公司所有。近年更有传媒老板连自由作家、记者、摄影师的作品版权也不放过,迫使他们放弃版权。英国记者协会一直反对,但胜负难测。

有谓知识产权法是用来鼓励发明创造。如果大家知道,今天享有专利的人,往往不是发明者本人而是跨国公司,他就未必会那么尊重其专利了。在1973年英国有人就专利作研究,结论是专利制度并无促进发明。许多发明都会照样产生,不论是否有专利。

科技革命与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及专利法并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东西。它们是人为产物。在资本主义诞生前并无所谓专利法。在这之后,各国对专利法的看法也不相同。法国1791年专利法把发明者的垄断权视为「天然权利」。但奥地利的1794年法例却排斥「天然权利」说,相反只视专利为公民有权得到发明知识的例外。英国十七世纪的法例至少也注意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需要与公众获得知识的需要必须加以平衡,不让发明者长期垄断知识,而把专利期定为14年。之所以是14年,是按照师傅完成训练两个学徒的时间来定的。过了期限,有关知识就变成公共财产。但是,资本主义越是发展,资本家日益成为技术发明的最大收购者或是对其雇员的脑力劳动的剥削者(而不一定是发明者),从那时开始,他们便不断迫使政府修例来缩小对公众知情权的保护,同时拼命扩大对知识的垄断。这自然引起各种反抗。因此,各国法例亦依彼此的各种形势不同而分别很大。所以,尽管1883年已达成了一个有关专利的国际协议,但协议也承认各国可以按自己情况订定专利法。例如有些国家硬性规定专利拥有者必须在社会生产中实际去运用它,有些则没有规定。有些国家的专利期限长些,有些短些。有些甚至长期有意不立专利法。荷兰在1869年撤消其专利法后,半个世纪之后才再订立。瑞士多次公民投票否决专利法,直到十九世纪末才立法。直到近年,德国、瑞士仍不容许就化学品发明注册专利,法国、西班牙及意大利不许就药物注册专利。到了现在,自然大不相同了。各国纷纷向跨国公司低头,日益把专利法修订得更为严苛。

当初版权法是因应印刷术的兴起而产生的。此前,一切文稿都是抄本,版权观念自然不会出现。以后,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及其在工业及商业的普及应用,都使知识的传播更容易,因此资产阶级为了垄断知识更需要控制传播,需要对原有的版权法及专利法作修改及由法庭重新诠释。在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复印机、录音机的普及,使资产阶级赶忙督促其政府作必要修订。自从计算机技术革命以来,这方面的修订就更多。当软件初出现时,究竟它该列为发明还是列为文字作品就大有争论。1980年美国版权法修订时,把软件列为文字作品,因为它们是对计算机的一组指令或陈述。政府之前所委任的专家对此却大加反对,认为这种分类有违美国宪法所界定的“文字作品”。这事例一方面反映了知识产权概念的人为性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解决新科技、新经济部门与传统知识产权法律的矛盾上所具有的异常重要的角色。科技革命越是发展,知识产权的界定,以至各种旧有概念的界定,便更加模糊,更加须要国家机器这个仲裁人按照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来仲裁。比方说,尽管国家机器往往是促进垄断的元凶,可是,当垄断达到危害其它大资本家时,国家就需要多少压抑一下有可能发展为独断的最大企业,以便维持寡头垄断资本之间的「自由竞争」(中小资本则尽可不管)。1988年美国法庭判决苹果对微软的诉讼败诉,理由不是微软不曾抄袭苹果,而是“不能给予苹果太多保护,否则会有害竞争”。这判决不利苹果而有利于微软,但同时也有利于计算机业技术的普及,从而促成美国在世界计算机业上的霸主地位。

现在轮到微软被控垄断了。不过,不管以后法院怎样判决垄断资本之间的争吵,其结果都只是保障了垄断资本的总体长远利益,而非保障了普通消费者的利益。你付出高价买入软件,可是严格来说你根本连所有权也没有。你所获得的只是一张使用软件的许可证。在软件的许可证上面往往印有一行小字,说:“这软件及附属手册是由XX软件公司拥有,并由美国及国际版权法保障所有权。一旦你违反这份许可证的任何一条,你使用本产品的权利自动停止,并须立即销毁本产品的所有副本,或交回XX软件公司。”这份许可证不必经你签名就有效。你一旦打开封套,即受许可证条文限制。违反条文可以被罚巨款。这就是所谓消费者权益了。

按照传统知识产权法,科学发现不可申请专利,只有技术发明才可以。从前二者的界线比较清楚,现在却越来越模糊了,甚至变成连科学发现也实际可以申请专利。至少,在生物工程及讯息技术方面是如此。欧美法院在多次判例中已裁定,有关构成全部基因的基本化学物的知识是可以申请专利的。虽然有些案例附加条件,即有关知识须具潜在的商业价值。但要证明这点并不难。例如若有人发现某一基因与乳癌有关系,你就可以申请专利,因为你不难利用发现来设计测试,看看该基因的突变有否增加患癌机会。知识产权的涵盖范围的扩大,等于鼓励研究人员事事守秘。人人都想,噢呀,我这个主意可以令我发大财啦!即使他的主意十划只有半撇,他还是会闭口不言以妨泄密。“否则,不慎说了出去,同事阿炳可能会先我而申请专利,岂非见财化水?”然而,科学发展的历史说明,科学只有在研究者之间自由交流与讨论,才会有健康发展。相反,只会妨碍它的发展。

世贸加强保障跨国公司对知识的垄断

但是,单靠一国的国家机器还不足以保障早已在全球生产与销售的跨国公司的整体利益。这个责任,现在就由世贸来负担了。世贸有关知识产权的协议包括容许跨国公司有权就生命体本身申请专利,大大方便他们通过盗窃各种生物(包括人)的基因来发展其生物工程技术。另一方面,有关协议实际容许他们合法抢掠全球劳动人民积累几千年的各种传统知识并申请专利。据印度的民间团体说,美国跨国公司已经盗窃了印度九成的动植物样本作为己用。倘若跨国公司据为己有,申请专利(就像他们把泰国香米申请专利一样),那不啻是双重抢劫当地人民。有朝一日,如中国人发现传统中药变成跨国公司的专利,并因此变得价格昂贵,不要惊讶,因为,这勾当一直在进行,只是中国政府视而不见而已。

现行的、由世贸强加到全球人民头上的知识产权法,保障了跨国公司的利润,却危害了全球环境。

鉴于地球日益暖化,近年各国政府订立了蒙得利尔协议,谋求尽快停止生产一种名为CFC的制冷剂(多用于冷气机及冰箱)。协议规定发达国的停产期限为2000年,发展中国家为2010年,并规定发达国将在财政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发代用品。印度有几间公司联合开发,且有相当进展,可是仍须外国跨国公司容许其使用名为HFC134A的技术专利。然而有关公司却拒绝,即令印度公司愿以市价付出专利费用。跨国公司开出更高条件:要印度公司让出多数股权。如是,则印度难免进一步丧失经济主权,而有关代用品的价格也大抵由外国跨国公司控制。如果印度人因用不起代用品而无法落实停产CFC的协议,结果使全球继续暖化。但是﹐对不起,跨国公司对此是不关心的。

变本加厉,贪得无厌

最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简称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打算把有关国际协议作出修订,确保所有由私人及政府发出的各种原始数据的制作都列入知识产权法的函盖范围,从此使用数据通通要付钱,否则要受刑事责罚。(原有的协议只保障对原始数据的应用,而不保障原始数据的制作本身)它甚至打算把十五年期限无限期延长,只要有关机构到时对数据作更新便可。国际科学会议,一个由95国的25个科学学会组成的团体,已经发表声明反对WIPO的企图,重申科学家之间公开交换原始数据对科学发展事关重要。一个海洋学家说:「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关键问题。世界各地的人都对此至关重视。你怎么知道气候在变?你唯有量度全球各地的气候,并与之同100年前相比,然后据此估量其未来。若你要知道人对气候的影响以及全球趋势,你尤要这样做。而数据是科学的血液。科学家既是数据的用家,又是它们的生产者。WIPO的最适当做法是认真而公正地研究这个问题,不要有任何先入为主之见。科学及教育界也应能有份参与这个问题的决定。」

我们并不是根本反对订立版权法与专利法。我们完全赞成社会应对发明人或创作者给予特别奖励。可是,目前的知识产权法不仅往往没有保障发明人或创作者本身,而且实际上使资本家对发明人或创作者的盗窃变成合法,尤其使资本家借此垄断知识来谋取暴利。

每一个发明家,不论其多么伟大,都不是在真空之中作出发明的,而是根据千百年的人类经验及与同辈们交往中作出的。伟大如牛顿,也说自己不过是站在巨人肩上,才能有那样的成就。就算是貌似与科学发明毫不相干的普通劳动人民也对科学发明作出间接的贡献。是他们为科学家提供一切物质需要。所以,每一个发明家的发明,既是他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既须给与科学家足够保障其从事发明工作所需的一切物质需要,保障其有舒适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确保有关知识不是变成跨国公司的垄断工具,相反,甚至要保障知识真正变成促进全人类幸福的公有财产。

20001


参考数据:

1. 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in Wils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Spring 1997.

2. Capit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edited by Robert W. Mchesny, Ellen. M. Wood, John B. Foster, 1998, Monthly Review Press.

3. Recolonization - GATT, the Uruguay Round and the third world, by Chakravarthi Raghavan, Zed books Ltd, 1990.

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Harry Braverme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5. Website of Encyclopedia Britanica.

6. World Socialist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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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生态平衡势不两立

刘宇凡

当代最重要的新社会运动之一是环保运动。它向全人类敲响环境破坏的警钟,促成各国政府与民间社会把改善环境提上议程。另一方面,整个生物圈的破坏却持续下去。即使在发达国,某些污染指标可能改善了,但其它污染指标却恶化了。全球生态更是持续恶化。物种的灭亡速度一年快过一年;温室效应在加剧;冰山开始溶解。地球环境破坏到不可修复的临界点一天近似一天。

环保工作为什么进展甚微?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始终局限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去寻求解决办法。不能否认这有时也有局部效果,但总体而言收效甚微。要扭转局势,得对准病根所在,即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的固有逻辑必然是反人类反生态的。不针对资本主义的环保努力,难免最后被资本主义化解收编,使争取人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反倒变成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无限扩大生产与有限的自然资源的矛盾

任何清醒而不太自私的人都不难了解,资本主义那种惘顾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的经济盲目增长,很快就会超越自然界限而为人类带来更巨大灾难。从1860年至1985年,世界的商业性能源的消费增加了60倍,其中尤以战后增加得最多。从1860年至今,十个最暖的年份都是在1980年之后,而1998年又是廿世纪最暖的一年。必须尽快在大灾难发生前大减各种温室气体(专家估计须减少六成,但1997年京都协议只减5.2%)。

许多环境专家指出,西方社会那种物质已很丰盛却还要不断追求经济增长的模式,要为环境污染负责。但要落实他们那种经济「零增长」主张,得首先废除资本主义的统治。因为资本主义只能在不断增殖的情况下才能保存自己,而这只有在不断扩大生产及销售额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资产阶级区别于其它一切有产阶级的是,只有前者才以纯粹积累货币为全部活动的目标;占有货币才可以无限积累而不会有腐坏之虞,才可以同一切商品交换并从中增殖。这种积累资本的癖好,与资本家是否有「良心」无关。在市场盲目竞争的压力下,除非他尽量扩张生产、抢占市场,尽量赚钱及再投资,否则他分秒都有被对手挤垮的可能。唯一能不断避过恶运的办法就是积累再积累,扩大再扩大;由于每个资本家都这样做,不久就会市场饱和,生产过剩、价格下跌,经济衰退;但周期性的衰退虽然暂时打断了这种无限扩大生产的趋势,不过是为下一轮更大规模的生产与积累奠定新的基础。至于这种做法会怎样有损受薪阶级及自然生态,资本是不会管的。

明白资本主义这种无限扩大生产的规律,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种种局部努力都没能改善环境。尽管发达国家已纷纷管制石油含铅量及规定汽车装上过滤器,因而可能使每辆车的某些废气排放减少,但是由于汽车总量在增加,结果温室气体还是不断增加。英国的一氧化硫便因此在1986-1991年间增加了35%。在19701990年的廿年间,世界汽车数量从2亿辆增至4.5亿辆,消耗了三分一世界石油产量,造成无尽污染。同时,尽管过去廿年增加能源效益的技术不断提高,每一单位马力的耗油量有所减低,但由于汽车总量在增加以及引擎马力增加(这是车厂互相竞争下的产物),结果欧洲的能源消耗自1970年以来还是增加了4成。更可怕的是,汽车总量还是无止境地增长下去。现在第三世界的统治精英纷纷以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为典范,当中包括汽车。倘若世界各国都像美国那样滥用汽车(平均每1.3个人就有一辆),全球汽车数量就会达到50亿辆,而那是自然资源绝对不能承受的。(Nichols:87,143

利润第一还是需要第一

这儿就触及到资本主义一个最重要的矛盾,即利润与人类需要之间的矛盾。古代人类有时也会破坏环境(例如古代中国人在中原地带之滥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但是这多份出于无知。现代资本主义持续扩大生产及使用汽车,并不是由于无知,而是明知故犯,是因为利润的规律。盲目扩大生产汽车是为了利润。汽车业及其相关行业(石油、钢铁、橡胶等等)都是发财大生意,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占2成。福特解释为什么不去制造较小型汽车(这样浪费较少)时说过一句话:「小的汽车带来小的利润。」对资本家来说,这真是至理名言。最近火石牌轮胎被控故意出售有问题的轮胎更证明这种利润至上的可怕后果。

今天美国九成的个人运输是以汽车代步。造成这个局面,重要原因之一是发钱寒的大汽车商的有力干预。从卅到五十年代,通用汽车就一直与标准石油及火石轮胎共谋收购各地的电车线路并代之以巴士。在19361955年间,全国电车线路从四万条减至五千条。同时,福特又利用自己在巴士及火车头生产上的垄断地位及强大的政治游说,逐步使城市之间的陆路运输由私人汽车代替公共汽车与火车。这是美国人均汽车大大高于各国的主要原因之一。(Foster:115-6

太阳能明显比化石燃料环保及便宜得多。现在太阳能始终没能代替石油及煤,原因不是技术困难,而是因为,那些投资了亿万美元计在固定资本及技术开发上的石油业及汽车业的巨头们,是不能容忍这些设备及技术再生不出钱来的。所以他们才对发展另类能源抗拒拖延。

环保先驱Berry Commoner曾经提出过生态学四大原理:(一)万物互相关连;(二)万物皆有其去处(例如汽车废气好像在你眼前消失,但其实是进入大气并促成温室效应);(三)最了解自然界的是它自己(例如许多看似「无用」的物种可能极有生态价值);(四)万物皆有代价。美国环保主义者John Bellamy Foster则指出,资本主义全部违反上述四条原理;(一)万物之间的连系只有通过金钱关系;(二)万物有何去处,与资本无关,只要它们不干扰到资本自身的循环;(三)自行调节的市场才全知全能;(四)自然界的丰盛万物是给予有产者的无偿礼物(所以可以任意掠夺及污染)。(Foster:120

自然界中一切物种、物质与能量都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总体,但是开发自然资源的资本家没有兴趣去照顾这种互相联系;他看到的只是利润。如果某种自然生命真的被折算为价格与利润,它就会被资本家从其所属的环境单独挑出来,变成可供剥削买卖的商品,变成资本家的利润,直到它们耗尽为止。至于有关环境及其它生物的死活,由于它被视为「无用」、「无市场价值」,更是无人关心。渔业公司只管捕他要捕的鱼,赶快的捕,尽量的捕,至于这样会否危及海洋各种生物的生存需要,它们是不管的。水电公司看上一条大河,然后赶快在上游盖起水坝发电以便发财,至于整条河流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互相平衡是否受威胁,他也是不管的。

自然的多样性总是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中;它们不可能在折算为量的价格与利润之后仍能保持其多样性及平衡。大气层、臭氧层值多少钱?亚马逊的原始森林值多少钱?地下水值多少钱?━━但这样的问题能真正提出来吗?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决定于生物及物理定律,而不是决定于价格。人类的经济开发必须服从这些自然的界限,才谈得上可持续发展。

其次,市场价格永远只能调节眼前的货币上的供求关系。为利润而生产这种机制必然是短视的,其一切经济行为也必然是短期行为。事实上,市场对于调节生产周期较长的生产事业往往表现最差:不是严重求过于供便是供过于求。(香港的物业市道正在经历同样危机)但保育自然界恰恰不仅是为了目前及这一代人的消费需要,更是为了人类的千秋万世,为了千万个物种的绵延不绝,为了生命,为了地球本身。从这个角度看,自然界绝对是无价之宝;它同利字当头的资本主义经济根本势不两立。

林业公司为发财而滥伐的例子是臭名昭著的。诚然,有些公司会从事商业植林。但是,资本家植林的方式也是反生态的。自然生成的树林是生物与基因的多样性的宝藏,具有无限的实用及观赏价值。但商业性植林呢,生物多样性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资本家视为有经济价值的那种树。Foster引述一个商业杉林的例子:

林业资本家「把最高限量的养份、水份、太阳能灌注于新一轮的植林中。他把那些年龄、大小太过参差的杉树铲除,因为这类杉树的砍伐效益较低。他铲除一切生长缓慢的树,卖不出的树,铲除一切下层林丛及任何可能损及收成的动物。他所种植的快大的道格拉斯杉树排列得非常整齐,基因划一,不像从前那些自然生成林那样不整齐。他除掉多余的苗,施加化肥以便于树快高长大;……结果是毁灭了生物与基因多样性,……流经这些树林的河溪很少有鱼,动植物、昆虫及菌类极少。老树林的土地是一块具有丰富的植披的地方。但商业性植林的土地却是不育的。」(Foster:111-2

资本主义农业对土地的破坏

右派经济学认为,「目前许多环境的问题,都是由产权界定不清而引起的。」这导致人们无节制地滥用共享的自然资源。解决办法就是「产权清楚界定与执行,可引发人们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如果制度安排能将资源控制权交到个人而非集体手中,反而会令人们对海陆空或其它资源的看管方式更具责任感。」「如果处理自然资源跟处理其它物品一样,可以买卖或交换,那么人们自然愿意看到自己的财产得到适当的照顾。」(邝美慈,1-3

问题在于:「对自己财产负责」与「对自然资源更具责任感」是一个东西吗?在自然经济时代,二者也许多少吻合。一个小农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为了自己及子子孙孙都能不断从土地获得产品,往往会尽量保育地力及周遭环境的生物多样性。但资本家同小农根本不同;他要获得的是不断增殖的利润,而利润最大化同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不是同一个东西、因而二者并不必然吻合,相反,前者的逻辑一定同后者矛盾。

土地是最早被资本家「划定产权」的自然财富。二百年来的实验结果却证明农业资本家大大损害而非保育土地及周遭环境。为了各自能从变动不居的市场得到最大货币回报,大地主往往选择出租土地给农业资本家而非自己经营,而农业资本也往往选择租入土地经营农场而非买入土地。这个情况直到今天改变很少。在1994年,美国农业土地有一半是出租土地;大农场尤其多租入土地经营(占六成之多)。租入土地经营可以增加资本应付市场的灵活性。可是,租入土地者往往只知耗尽地力而不会保育地力;他们像伐木公司一样只想到尽量与尽快剥削自然资源,以便尽快与尽量推销商品。

至于在自己土地上经营商业农场的地主,可能较有一点长远眼光;但是,他们的任何长远眼光也得受制于市场竞争。他们在剧烈竞争下也是没有耐心与时间进行保育的。如果土地因过度开垦而地力下降,他很少想到休耕,而是千方百计去补充地力。在十九世纪廿卅年代的欧美,资本主义农场需求肥料之亟,竟然驱使农场主拚命从秘鲁大量进口鸟粪;美国政府在19世纪下半期抢占了几十个海岛,为的只是掠夺鸟粪。拿破仑在滑铁卢大败之后,农场主即跑到战场收拾尸骨肥田。但有机肥的供应毕竟有限,所以其代用品必须尽快找到,而且最后找到了。1842年首次发明人工合成的磷肥;人工氮肥要到1913年才发明。化肥在战后的普遍应用与滥用同时亦宣布环境灾难的开始(Foster & Megdoff:33-6)。无限量供应的化肥打破了有机肥固有的自然界限,让资本家可以从土地不断变出高产量的农作物,但这亦同时大大损害泥土固有的有机物,妨碍植物吸收无机氮。为克服这个困难,只好再增加化肥量,于是更多泥土有机物被毁。恶性循环使化肥使用量日增,大大超过了土地及环境的自然净化能力。过量的化肥渗入水源杀死鱼类,同时毒害人类及其它生物。农药也大体如此。农业越是资本主义化,就越只求短期利润而不顾及生态平衡。强劲的农药,最后都敌不过昆虫的抵抗力。但是商业农场的对策不是寻找较天然的办法,而是发展更强劲的农药并更加以滥用。今天,水土流失,土壤肥力消失的现象日益严重。每年失去的耕地大如英国。

土壤肥力消失还有第二个因素 资本主义社会下,大部份人类排泄物不能循环回到土地。而这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城市与乡村的矛盾的结果。自然,城乡矛盾远早于资本主义时代。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城乡矛盾才达到最尖锐,因为这时城市才成为工业生产中心,并从乡村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上百万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成为常规,而城市越大,排泄物的循环便越困难。本来,只要人类的排泄物能循环回到土地,而不是像现在那样流入大海污染海水,就能既增加土地的有机肥又可减少整体污染,何乐而不为?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真正有益的循环再造是对立的。它追求的是利润的量的单线扩张,而没有兴趣于循环再造。Commoner写道:「产品总是单线发展为废物;谷物变成排泄物,铀化作幅射废料,石油与氟变为二恶英,化石资源变作二氧化炭……结果总是废物,而这损害了一直支持生物圈的循环过程。」(Foster:122

农业不同工业的地方是前者的生产不能单靠人类的劳动与技术的物质力量;农业首先是有机物的生长;它首先遵从的是生命的规律而不是机器的规律。树木要几十年才能长成;小麦要100多天。在未能大量应用科学于农业的年代(十九世纪上半叶),资本家为求增加原料供应,在改变自然方面最多可以改变植物的原产地,例如把橡胶树从巴西移植到锡兰,把咖啡从西非原产地移植到世界各地,但也仅此而已;他们不能改变有机物的基因及其生长规律。两次大战所带来的科技革命彻底改变这点。科技革命令资本家无情剥削人与自然方面如虎添翼,并达到逐渐打破一切自然界限、扭曲生命规律的程度。嫌猪牛生长期过长?不要紧,喂饲激素就行,于是「快大猪」、「快大鸡」纷纷面世。把太多牲畜集中于农场工厂会增加疫症可能?喂饲抗生素就行了。(至于这些化学物会怎样危害人类与自然,对不起,那与企业无关。)嫌有机菠菜生长期70天太长?大量使用化肥就可以缩短到45天。

无限商品化与普遍的损人利己

资本主义同过往时代的分别之一是生产力急剧的提高。它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其对人与自然的剥削的机制非常完美,能够在科学帮助下打破人与自然的固有的界限。但他越这样做,便越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方面是无限扩大生产的趋势与购买力的有限性(这是资本尽量节省劳动成本的必然后果)的矛盾周期性地爆发,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高度发展,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日廉,市场容易饱和;两方面因素都使市场有停止扩大之虞,从而使资本家的发财机会缩小。这对资本家来说都是灾难。为了克服市场狭窄及由此引起的危机,资本家只好尽量在商品生产上推陈出新,刺激消费意欲。所以每一次新的繁荣周期,都以新的科技革命、新的商品、从而是新的消费热点为其起点。例如廿世纪初的电气化及汽车业;而战后则是核能代替煤油发电、人工合成物代替天然物的时代(合成橡胶代替天然橡胶、合成纤维代替天然纤维、合成化肥代替天然化肥、塑料代替玻璃等)。众所周知,恰恰是这些新技术新商品,由于其极难降解,才造成了今天极其严重的污染及生态危机。现在生物科技更成为许多跨国公司走出投资机会不足的困境的救命灵丹,而不管自然基因受到无法挽回的污染的巨大风险。

有些人认为环境污染的主因是发达国家的人消费太多。结论是叫人停止「消费主义」,实行绿色消费。这其实只是扬汤止沸的办法而已,因为消费主义只是病症所在,不是病根。从1946年至1970年,美国人口及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了43126%;人均消费量呢,只增加了6%,但同期污染却增加了100倍。(Nichols:45)可见关键不一定在消费量,而在于所消费的新商品及其制造技术。战后塑料大量代替皮革,意味污染增加,因塑料极难降解;其次,塑料生产所需劳动只及皮革生产的四分一,但所使用资本及能源分别是皮革的10倍及30倍。塑料之代替皮革,意味就业机会减少,能源消耗大增。(Foster:123)。

只抓住「消费主义」现象的错误还在于:它把污染责任放在消费者身上而非大财团身上,而这等于是为罪魁祸首开脱。有些纯粹鼓吹绿色消费的环保团体天真地相信,在资本主义下面是消费者用钱投票决定厂家生产什么。请问:消费者几时投票决定生产核电?人工合成物?几时决定生产基因改造技术?或互联网?通通没有。消费者所能有的选择,不过是在业已生产出来的商品之间买或不买而已。即令在这方面,也很难说消费者有多大主权。你能决定不买电力吗?即使在竞争性的消费品之中,消费者的选择也是有限的。(你能根本不买塑料制品吗?你能知道罐头内真的不含味精?)不要忘记,资本主义之所以为资本主义,正是因为人类的需要不再直接支配生产;支配生产与人类需要的是货币与利润。他们不懂得,不是消费决定生产,而是生产决定消费。我们不是说消费者运动没有意义。当然不是这样。问题只在于消费者运动应采取什么方向,是针对资产阶级在投资与生产上的霸权,还是避免作这样的针对?

表面看来,资本家还是挺关怀消费者的需要的。君不见他们千方百计来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吗?实际上呢,他关心的只是你手上的购买力能否变成他的利润。英国汽车制造商Lord Stokes说过,「我其实并无兴趣于制造汽车;我只有兴趣于赚钱」。今天,食品上的各种各样添加剂对消费者不仅没用,相反,只会有害身体,但是它们照旧无节制地加到食品中去,无他,只是利润作怪而矣。

资本主义越发展,人类需要被资本家任意扭曲的情况就更严重了;如果消费者能真正支配自己的需要,又易于满足,资本家就无利可图了。但是他们决不容许这事发生。因此资本家尽量通过「完美无瑕」广告来刺激人们各种各样欲望,以便制造虚假甚而有害的需求(例如对香烟及瘦身的需求)━━你还不够漂亮,或者不够瘦,皮肤不够白,所用的手提电话不够高科技。在广告的每天洗脑下,消费者往往买了许多其实不一定需要买的东西。你买的东西越多,便制造越多垃圾。全世界每年花在广告上的金钱是2,500亿美元。资本主义同浪费简直是同义词。

美丽新世界早就降临了。在赫胥黎这部卅年代的小说中,人们以福特为上帝,吃快乐丸保持快乐,又以浪费为荣,以缝补衣物为耻。人们以在工厂试管中出生为正常,以胎生为奇耻大辱,所以那位胎生的「野人」只有自杀一途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前述几点早就做到了。最后一点还未做到,但可能不远。君不见香港的母亲在公众地方母乳餔婴早就被赶尽杀绝,得躲在公厕进行,反之,奶粉餔婴才被视为正常。掌握了基因改造技术的跨国公司,更是廿一世纪资本家的新的发财技俩。现在,从食水到邮政,从医疗到退休金,从个人私隐到植物以至人类基因,莫不纷纷被资本家商品化,化作一盘盘大生意。

普遍的商品生产就是资本家普遍的损人利己。在小商品生产时代,由于市场的狭小,价格和利润要受当地小区的血缘纽带、风俗习惯、传统道德的限制,从而使小商品生产者不一定要损人利己。资本主义的特点正是利润打破了一切自然与人类需要、一切地域与传统道德的限制,成为全球市场的最高统治者。这时才出现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嘲弄过的普遍损人利己:医生期待病人多、律师楼希望诉讼多、建筑商希望火灾多、棺材商祈求死人多。在环境问题上,这个原理则变成「越污染资本家越快乐」。这要分两个层次说明。第一层:没有几个资本家愿意自动安装减废除污的技术,因为这会增加成本。他越是把自然界当作免费垃圾岗及净化器,他的利润就更多。Monsanto自己发明了一种可以清除废气中的氧化琉的装置并向外推销,但是它却不肯在自己的工厂安上这种装置。人人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污染物远超过自然界的净化能力。但越多污染恰恰又会为资本家带来新的商机。这就是「越污染越快乐」的第二个层次。食水越污染,蒸馏水及过滤器供货商便越发财。(这些资本家更利用广告去宣传「水要蒸馏过才算清纯」这种反科学反人类的口号,以图扩大销量。)温室效应越厉害,冷气机供货商就越多生意。空气越污染,罐装「新鲜空气」或氧气便越有销路,空气清新机越多人买。就连绿色思想也变成供资本家发财的「绿色消费」━━环保喷雾剂,环保饭盒,环保电池━━尽管以HCFC代替CFC一样破坏臭氧层,环保电池本身的生产过程一样不环保,环保饭盒徒具虚名。事实上,环保工业本身也成了大生意。有些环保份子相信,只要发展环保工业就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污染。他们忘记,资本家发展环保工业,前提是要有利润。像胶瓶这种无利可图的废物,在香港就没有回收商愿意回收再造,结果是让它们继续污染。

市场环保主义还是人民共有共享资源

右派经济学总爱拿孤立的个人与孤立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公有制必然被坏环境,为什么必须求助于市场来解决环境问题:假设有一个由各家农户共享的草原。由于对草原使用没有划定产权,所以各家农户总爱尽量多饲养牲畜;无节制地饲养的结果是迅速把草吃光。唯一解决办法是把草原划定产权;拥有草原的主人定必尽量保护资源免于耗尽。「目前许多环境的问题,都是由产权界定不清而引起的。」可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自然资源理应在许多千年,不,许多万年前已经被对经济学无知的人类所耗尽,不必待到廿世纪才来劳右派经济学家的驾。人类千百年来都在共有的耕地、树林、草原与河流资源上合作生产、共享成果,但没有变成普遍而毫无节制地浪费。疯狂耗尽自然资源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尤其是晚期资本主义,才出现的。否定这点就是否定历史事实。英国资产阶级在十六世纪开始成功把农民共有的树林与草原圈占为私产之前,农民一直在风俗习惯、传统道德的调节下共享资源(放牧、伐木为柴、采摘野果菌类)。右派经济学那种二分法根本是虚假的。要么无节制耗尽公有资源,要么就私有化资源━━为什么不能设想有第三种可能?凭什么说共有共享就一定等于滥用?就不能自行有效调节使用权?

「划定产权然后容许买卖」的办法与自然生态根本不兼容;实行它只是意味将那个万物互相关连的生物圈肢解。我们怎样划定海水与海洋生物的产权?或者大气层?清新空气?水的循环?候鸟?根本没法划定。经济学最多只是使用一种极其「间接」而又异常主观的办法:例如人为制造一个企业买卖污染大气权的市场,规定凡是污染者都要花钱买下「污染权」才能排出废气;订价则决定于企业愿付多少。很明显,这种订价完全是任意及反生态的。清新空气的供应是由整个生物圈的良性循环所决定,而不是决定于任何人为「订价」。其次,「污染权」买卖纯粹是挖肉补疮,因为该减的污染根本没减,相反它其实暗含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承认有钱人有权污染,穷人无权污染,甚至是实际承认富人可以恃着有钱而迫使穷人吞下富人所制造的污染,因为污染最多的工厂往往坐落在穷人地区或穷国(想想Union Carbide的毒气在印度玻拍尔省毒死6000多人的惨剧吧!)。发达国有毒废料也是这样按市场规律而被运到穷国掩埋。

市场环保主义认为,市场是保育稀缺资源的有效工具;越稀缺的资源价值越高,从而减少滥用。有环保主义者因此主张,只要提高自然资源的价格就能保护之。他们忘记了另一面:价格越高也会吸引越多厂商去搜刮资源增加供应,或是寻求其它代用品(这往往也会增加污染,例如以合成物代替天然物);不论哪一种方法,长远来说都是要耗光自然资源的。海鱼就是这样。鱼价上升并没有减少滥捕,相反是加速了它。目前全球15个最重要的捕鱼区中已有11个近于捕光。我们中国人同样没有因为鲨鱼日少、鱼翅价昂而少吃鱼翅。事实上,价格高昂不一定会降低需求,因为现在资本家并不囿于本国市场,而是盯紧全球市场,而全球市场中各国的发展水平极其悬殊;如果自己国家没多少人买得起,总有另一些富国的人买得起。燕窝对泰国人来说太昂贵,但在港台却有许多中等收入的受薪阶级吃得起。

如果市场不行,国家直接介入又如何?现在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开征环保税,但是其效用之成疑已见端倪。如果要环保税行得通,前提是它必需很高;(还要假设企业不会逃税━━当然是一个不大可能的假设)有人估计,如果要使美国汽车业把环保成本纳入其企业成本内,其所需的环保税将是3.8万亿至6.6万亿美元;汽车公司当然可以转嫁给消费者,但这样将使驾驶汽车的成本增加至车主无法负担的地步(如果我们把人类千秋万代的、对清新空气的需要也计算在内,那更是任何货币量都是不足以衡量的)。所以汽车公司绝不接受这样高的税。其实,比这温和几十倍的环保税,大财团同样不接受的。对政府来说,小民不接受不打紧,大财团不接受可不行。要知道政府决不是阶级中立的。所有资本主义政府都是首先为资产阶级服务。所以在1993年克林顿一旦遇上大企业反对,便乖乖取消施征温和的能源税的建议;1990年福特车厂成功促使加州州长否决州议会有关一种减污制度的立法;1992年路易斯安那州在企业反对下取消环保税。(Nichols:146)当美国环保团体为阻止污染而买下污染权(但不加使用)时,当地政府就出面阻止了。

我们并非反对一切市场机制,更不是原则上反对环保税。我们反对的只是让市场机制控制主要经济决策、从而是控制自然界;一定程度的市场机制与环保税,都有其可借镜之处,但它们只能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下才有可能对环境发挥良好的作用。

分析到底,出问题的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当前的最大问题,就是全球贫富悬殊,而这是破坏环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污染地球上的责任也是悬殊的;大部份污染都是富国的富人阶级造成的。其次,第三世界之环境破坏,正是过去二百年的殖民主义造成的长期贫困使然。尤其最近廿年,他们为求还富国的债而要向富国贱价出售自然资源。以伐林为例,一个国家越是欠债多,就更容易被世银、IMF等国际机构强迫以增加出口原木来还债。在1989年,三个负债最重的国家━━巴西、墨西哥及阿根庭━━同时亦是伐林最严重的国家。(Friends of the earth:14)打击穷国最厉害的亚洲金融危机亦迫使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把原木出口税大减三成,以便增加出口、换汇还债。同样,在第三世界,由于地主富农占有大多数良田与水利,而贫农少地甚而无地,迫使后者开垦更多树林。

贫富悬殊并不始于资本主义;但也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贫富悬殊才达到空前尖锐地步。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个富豪的全部财富,就已经相等于全球一半人口(25亿)的总收入了。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是两极分化,而不是什么中产化。依靠进一步扩大市场与商品的统治范围,只会进一步恶化贫富悬殊,从而恶化环境问题,而不会有助其解决。

结语

人类社会已经面临十字路口。只要想想现代战争就够了。自然,战争亦非始于资本主义。但是,也只有到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才达到足以用核弹毁灭地球从而毁灭自己的程度。但资本主义有可能真正弭兵吗?不可能的。当军火工业本身也成为超级发财的大生意的时候,经常的备战及各种局部战争更是发财必杀技。所以,虽然只要世界停止生产杀人武器几年,将资源用于救助环境与穷人,就可以大大缓和问题的严重性了,但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硬是不为。

要真正保护生态与人类,越来越需要把人类社会从资本统治这件拘束衣中解放出来,需要废除它的统治,并代之以一个由全体劳动人民共有共享自然资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抗及竞争将被合作互助所代替。

2001216


 

参考书目

市场环保主义━━香港的借镜,邝美慈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

绿色革命,F. Lappe' & J. Collins,中译本,香港远流出版公司,1992年。

生物圈与人类社会,刘国城着,人民出版社,1992年。

Burkett, Paul, Marx and Nature -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St. Martin Press,l998.

Cock, Martin and Hopwood,Bill,' Global warning - socialism and the environment', Militant publications, l996.

Croall, Stephen and Rankin, William,' Ecology for beginners', Icon books, l992.

Foster, John Bellamy,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l994.

Foster, John Bellamy & Magdoff, Fred, 'Liebig, Marx and the depletion of soil fertility: relevance for today's agriculture' ,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l998.

Friends of the Earth, 'Rainforest destruction and the High Street Banks', UK,l994.

Mcnally, David, 'Against the Market', Verso, l993.

Nichols, Dick, ' Environment,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 ressistance books, l999.

Vogt, Roy, 'Whose property? The deepening conflict between private property and democracy in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l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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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危机的来龙与去脉

刘宇凡

亚洲金融风暴已经逐步扩散全球。继俄罗斯之后,拉美的巴西正处于惊涛骇浪之中。对冲基金LTCM在美国政府牵头拯救下才免于破产,暂时避免了在发达国家实时爆发金融危机。

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金融危机日益繁密,而且日益严重。在发达国,八十年代美国用于拯救存贷银行的钱是GDP(国内生产总值)的3%。挪威是4%,瑞典6%,芬兰8%,西班牙17%。在1980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IMF)有三分二会员国经历过信用制度的灾难。在发展中国家,灾难程度自然比发达国深远得多。自1980年以来,有50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系统损失了泰半以上资金,有十多个国家使用了10%以上的GDP来拯救银行危机,数额达到7,500亿美元。有些国家甚至要使用GDP25%来解决金融危机。刻下的全球金融风暴将又一次打破过去纪录。

衍生工具,衍生危机

金融危机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从1825年以来已经经历过20多次;七十年代以来至少三次)往往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信贷制度把闲散资本集中起来并借给人们,这样资本家的投资便不受自有资本的限制,消费者也不受现有购买力的限制。这样信贷便促进了整个经济的扩张。可是,另一方面,信用同时也掩盖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严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生产过剩(或设备过剩)是无可避免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盲目竞争;每个企业家都拚命扩充生产争夺市场,结果是有些资本家无法售出商品,于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市场萎缩。当消费力已容不下大大扩充的生产力的时候,信用制度还在制造虚假的需求(这是泡沫经济的主要来源。)当清算的时刻来临,信用制度就使危机爆发得更猛烈。依靠借贷来投资的资本家,或者是借债消费的消费者,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中发现无法还债;而银行此时也一定「落雨收伞」,提早追讨欠款,于是便发生了金融上的连锁反应。总之,信用制度既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它也使资本主义无限生产与有限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尖锐化。

不过,九十年代的金融危机同过去一切金融危机也大有不同处。尽管以前每一次经济危机爆发前都往往出现金融上的过度投机,可是同九十年代以来的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九十年代的新情况就是金融市场日益同实际生产与贸易脱钩,其投机性及流动性之大,因而是不稳定性之高,完全是史无前例的。

每天国际外汇交易量,1987年是6千亿美元,1997年为1.4万亿美元,其中只有一成半同实际贸易与投资有关。外汇交易额,1982年是世界贸易的17倍,1989年是28倍,1992年是33倍。这意味绝大多数交易都是投机。

每日的外汇及利率的衍生工具交易量,1995年已经达到22,980亿美元。而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每日交易量达到5万亿美元,仅有2%与生产及贸易有关,其余是资金的自身循环,绝大多数是投机。

期货本来是从生产贸易中发展出来的。农夫害怕到秋收时谷物跌价,而磨坊主人害怕到时升价。结果大家预先按协议价作好买卖,便是期货交易。这样双方都能避免价格波动的风险。

期权同期货交易不同之处是期货合同规定双方必须履行交易,而期权则只赋予买家或卖家进行交易的权利,当事人有权不行使这个权利。期权交易可以用来对冲风险。例如,一个出口商在售出货物后3个月内将收到外汇货款。但期间汇率可能下调,造成损失。为了对冲风险,他就与银行订立3个月的外汇期权。他付出按金后,就得到一张合约,据此他可以根据汇率变化决定是否履约。假如市场汇率低于合同汇率,他履约就能避免损失;如果市场汇率高于合同汇率,他可以不履约,还可以市价卖出他的外汇,这样,汇率下跌的损失就被控制,而汇率上升的好处却保留了。

在正常情况下,对冲可以减低资本家的风险,但是对个别资本家有利并不一定代表对整个社会同样有利。有人举这样的例子:假定生产稻米可以有两种不同方式,一个较保险,一个有较高产量,但同时受虫害的风险较高。在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下,农夫不会选择第二种方式。有了期货市场,农夫才会较有可能选择它。但是,这样整个社会的稻米供应就会比没有期货市场时更为波动,对普通人民的生计影响也更大。总之,期货即使能降低个人风险,社会风险并没有降低,反倒有可能提高。何况,所谓减低个人风险,也只是在正常情况下行得通。Doug HenwoodWall Street一书中指出:「人们以为自己已做了对冲,但当市场变得疯狂的时候,他们的风险结果并没有被对冲,因为他们赖以立足的所有假定都粉碎了。这时各种正常的价格关系,例如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之间,又或是升跌一向接近的两种货币,忽然崩溃;又例如供求之间的巨大不平衡使买卖价之间相差太大;市场忽然只有卖家,没有买家,资产的折现力消失等。」(3940页)

目前衍生工具大部份已经同实际生产与贸易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投机而已。以美国为例,农产品期货只占全部期货市场的15%,而金融期货占了70%。香港的棉花期货因为无人问津而要在1981年关闭。在金融期货中,绝大部份也是投机。1993年,全球最大的22家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金融机构,其衍生资产面值为24万亿美元,比1993年世界七大经济强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之和16万亿美元还要多8万亿。天文数字的资金都耗费在赌博中,这样就只会令整体风险大增。其实,1987年股灾已经说明期货市场的危险性。当时香港期交所便差点破产(是港英拯救了它,不是市场的自动调节之功)。但是各国政府全无吸收教训,而像LTCM那类的对冲专家,还自以为利用高深数学,已经找到了「避免风险模型」,可是,由于俄罗斯金融危机而造成孳息差距忽然扩大,使LTCM一个月内损失了近五成资产。

股市的作用是为实际生产集资吗?

经济学教科书总爱说:股票市场的作用就是为实际生产筹集资本。马克思不是说过,如果没有股份公司,要个别企业自己兴建铁路不知要等多少年吗?Henwood一书却指出,今天股票市场同过去一个重大分别,恰恰在于它为实际生产的集资功能已大大减少了。以美国为例:

「在1952年至1997年之间,92%的资本开支是由企业自有资本所支付的。……在八十及九十年代,可以经常听到大工业企业不知道怎样处理手上的数以十亿计的美元现金。

股市对于股市外融资差不多毫无贡献。在19011996年之间,新股净发行额等于非金融机构的资本开支的不过4%。这个平均数还是夸大的,因为廿世纪初,企业大量上市。在19011929年之间,新股发行等于实际投资的11%。近年由于收购合并潮,股票回购比新发行的还要多。新股发行在19801997年之间等于资本开支的-11%,使股票市场看来(似乎有点超现实主义)是融资的负来源。但若除开上述期限,而只限于看19461979年之间,股票不过为5%的实际投资融资而已。这个现象在第一世界其它国家是同样真实的。在第三世界,数字较像廿世纪初的美国,但是同样因为许多企业初次上市所致,而不是现有企业为集资而发行新股。」(7273页)

「在19811997年之间,多得进行并兼收购,美国非金融机构所回购的股票,比他们所发行的还要多8,130亿美元。当然,有个别企业的确是为集资而发行新股,但令人惊奇的是极少是用于投资。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谈到1996年新股发行之多令人目眩,但是指出其背后动力是海外私有化及美国企业持续的重整。换言之,即使是在发行新股市场,主要跟所有权的安排及重整有关,同集资关系较少。大多数股票买卖都是现有股票买卖。1997年新发行股票为1,000亿美元,但那只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周交易额而已。」(34页)

股市对促进实际生产的作用日少。它的主要作用,实际是帮助大资本家的财富集中以及加强对中小股东的控制。

Henwood指出:「非金融机构一直以来把日多的利润分配给外面投资者(股民),而后者实际上并无对任何真实企业投资,只不过是从先前的持有者购入这些企业的债券或者股票。就从股息这一基本分配谈起吧。从五十年代初直至七十年代中,企业付出其税后利润的44%作为股息。在七十年代末,这个数字稍为下降。然后又急速上升。从1990年至1997年,非金融机构拿税后利润的60%来派息。」(73页)

不论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论调叫得怎么响,大部份金融财富都是在富豪阶级手上。「在1995年,最富有的1%家庭(约二百万成年人)拥有个人所有的股票的42%,债券的56%。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二者的近九成。由于全国家庭拥有一半企业股票,那就意味着那挺风光的1%家庭拥有美国企业的1/4生产资本及其未来利润。而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近半。」(66-67页)美国股市市值占全世界42%。谁也不能说美国的例子没有代表性。

大家知道,大股东并不需要握有全部股票才能控制股份公司。他们只需持有20%甚至10%,就有可能这样做。所以那最风光的10%大股东所操控的财产比实际所有量所表示的要大很多。近年来大陆学者不断引述马克思有关股份公司的「正面」言论来说明大搞股票市场之必要,但总是忘了引述马克思接续的话:

股份制度「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这里马克思特别举商业批发商为例,但他实际指的是包括股份制在内整个信用制度━━作者按)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是荒唐的,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资本论第三卷,496-497页)他这番话虽说于百多年前,今天读来还是历久常新呢。

债务危机

金融投机没有银行信贷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再加上其它私人债务及公债,就表现为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债务的惊人发展。同时,债务危机亦多次爆发,终于发展为去年以来亚洲、俄罗斯及拉美的债务危机。

亚洲奇迹在相当程度上是由高投资率而来的。许多亚洲国家投资率高于30%,而泰国、马来西亚更高于40%。但高投资率是由高额外债所支持的。整个九十年代,东亚地区的私人贷款增长率都远超GDP增长率,以致外债占GDP的百分比极高。1995年,马来西亚、泰国都分别高达3933%,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更高至53%。一旦他们的出口由于各国过度竞争而减少,外汇收入亦减,这时就很容易还不起债。再给国际游资狙击一下,金融危机便一下子爆发。

其实,八十年代拉美已经吃过过度借债的苦头。亚洲各国今天不过是重蹈覆辙吧了。在亚洲危机爆发之前,西方及日本银行作为主要债权人,一直都相信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拉美的债务之所以出现危机,因为钱都是借给政府,而政府官僚并不懂得按市场规律去投资。亚洲不会重蹈覆辙,因为外债以私人企业债务为主,他们不会像官僚那样乱花钱。结果怎样,现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在危机之初,西方尚把责任全推在什么「裙带资本主义」,现在也少谈了。因为危机早已不限于亚洲。

究竟世界外债有多少?整个第三世界外债由1980年的5,670亿美元增至1992年的14,190亿美元。在十二年间总债务上升了二倍半。同期,利息及本金支出共计16,620亿,是1980年债务的三倍。在这十二年间,第三世界所付出的理应还清欠债,但到头来却债台更高筑。关键原因是西方及日本银行家所设计的还债机制:他们要第三世界借新债还旧债;而同时第三世界的出口换汇能力由于原料价跌而大为削弱。债务成为第三世界输送巨量资金给发达国的食利阶级的重要机制。

发达国家的外债又如何?七大工业国在1994年所负外债为2,780亿美元。数字不高,是因为美加的巨大外债为日、德的巨大国外债权所抵消:

1984年七大工业国外债或债权额(亿美元)

美国

-7,810

法国

-880

意大利

-1,090

加拿大

-2,140

日本

+6,880

德国

+2,030

英国

230

七大工业国共计

-2,780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Elmar Altvater, Socialist Register, 1997, London.

如果我们再看看发达国家的公债,就能更清楚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怎样发财。这些国家的政府无一不向金融市场大量举债用于支出(商界把责任推到福利开支太高;为什么他们不去归咎那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欧盟的公债在1993年达到4万亿美元,美国是4.9万亿美元(美国公债占GDP比例,1974年是23%1997年是47%)。意大利一国每年的利息支出高达国家预算的20%。美国偿付利息占联邦财政之比,1950-80平均为7%1982-90却达到13.4%。公债就是资产阶级套在政府脖子上的绳索,确保政府乖乖为他们服务,同时又能使自己财源滚滚而来(美国八成公债握在一成最富有的人手中)。

债务越大,银行以及整个食利阶级就越发财(虽然银行的钱主要是别人的存款)。公债如是,私债亦如是。我们在此举美国为例。美国家庭债务与其税后收入相比,1952年不到40%,到了1992年高达90%。在1997年末,美国家庭花了一万亿来还债,亦即他们的税后收入的17%。而1960年的数字只是不到14%。反映整个食利阶级所得分配直线上升。

美国非金融企业借钱并不主要为了实际投资。Henwood指出,借钱主要为了筹资从事股票回购及兼并。结果是工业企业偿付利息占利润之比,1950-73年为3.8%1990-9624%

至于金融机构,在1997年借了5万多亿美元。其中很多也只是像量子基金或LTCM之类作为投机之用而已。

香港没有外债,也没有多少公债,但私人债务却高达GDP161%1996年),比新加坡的96%高出很多。其中物业贷款占了近一半,而其中的投机成份亦很高。结果就是香港泡沫经济的破灭。

然而,在全球范畴,这么高的债务,而投机成份又这么重,危机早晚爆发实在是不难想象的。信用的杠杆作用,在资本主义繁荣期可以很大,在衰退期尤其如此。在97年之前几年,各国由于互相激烈竞争,亚洲各国已经出现出口下降,设备闲置率上升的情况。例如,当时世界汔车业的闲置设备高达40%。由于南韩在汽车业与日本激烈竞争,导致南韩一方面债台高筑,一方面工业设备闲置高达30%。半导体市场的过剩也是令包括南韩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亚洲四小虎1995年出口增长23%1996年只有5.6%。一旦国际贸易盈余逆转,各种外国证券投资便疯狂离场,触发起金融风暴。马克思说:

「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程度,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样要素。」(资本论第三卷498-499页)

金融危机反映资本主义衰落

为什么这么多资金不流向实际生产,而是流向投机?这是同七十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走向衰落分不开的。两方面数字可以为证。一个是经济增长率。西方发达国的增长率在九十年代比五六十年代下降一半。另一个是工业利润率。1970-1990年,七大工业国的工业利润率比1950-70年期间降低了40%1990年比1973年降低了27%,比1965年低了45%。亚洲虽然在七八十年代有较高利润,但总的趋势一样是下降。

工业的平均净利润率(%

 

南韩

日本

美国

欧洲

1963-1971

39.7

48.2

28.4

16.4

1972-1980

27.7

22.9

17.4

12.7

1981-1990

16.9

14.4

12.6

13.4

来源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78 P41

一方面是工业利润率趋降,使工业日益难以吸引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先后彻消对金融的监管、债务上升以及大量减税,使金融资本大为发财;这些没有出路的资金便流向金融投机。美国私人对金融、保险、物业的投资,在1975-1990年之间翻了一翻,从12-13%上升为25-26%。在1982-1990年,差不多1/3的设备与楼房的私人投资落在上述部份,比任何部份(包括工业)都多。

因此,同过去相比,金融资本今天的规模,它所侵吞的国民收入,它之不仅日益脱离实际经济而且对实际经济的破坏作用甚于促进作用,都是史无前例的。

所谓金融资本,是指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其中又以前者起支配作用。同过去相比,今天银行的支配作用下降了,而且世界金融市场也大到任谁都难以操纵(当然在一国范围内仍有很大分别)的地步。一方面,许多工业企业现在已发展为跨国公司,它们的盈利不仅足以为自己的实业投资融资(所以它们不像过去那样依赖银行信用),而且有余钱参与金融投机。另一方面,各种投资基金,包括互惠基金,退休基金,对冲基金等等之兴起并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使银行的吃重角色稍为下降。这个状况在英美最为明显。据估计,全球的投资基金竟达7万亿美元。银行的竞争对手增加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较为紧密的关系也逐步打破了。近年来,连日本、德国这类一向由银行起中心作用的传统金融资本帝国(英美的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一向不如它们融合得那样紧密),也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冲击下逐渐向英美向齐。这种由「银行为中心」变为「金融市场为中心」的改变,一直是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指为自由市场胜利的明证。是的,同过去相比,在现代金融资本中,银行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了,而市场的自发调节的力量上升了,但是,让全球数以万亿计资金毫无秩序地流动,甚至连它们的正确数字都无人知晓,这样造成的损害并不见得少于传统的金融资本。廿世纪初的金融资本的发展导致帝国主义瓜分全球及为再瓜分而进行的世界大战。九十年代的金融资本呢,则是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自由地冲垮较弱的国家的经济,造成全球化危机以及全球性的两极分化。这一切,也同样为各种战争、动乱、屠杀、饥荒、环境灾难铺平道路。

结语

信报的曹仁超经常批评官员花钱不计效益,是因为他们花的是别人━━纳税人━━的钱(OPM - Other People Money)。殊不知道,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制度中,从大银行家到基金经理,从大股东到大食利者,无一不是拿别人━━中小存户,中小股民,向医疗、退休基金供款的雇员━━的钱去冒险,发财就大半袋进自己袋,一旦投资泡汤,由于规模过巨,政府不敢不救(too big to fail),所造成的损害就由社会负担。但是,同几年前不同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打救闯了大祸的资本家的能力已经大为削弱了。在1958年,十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比私人资本家的还要多5倍,到了1986年,这种关系完全倒转了。

IMF总裁康德苏日前承认:目前的危机不是国家范围的危机,而是整个制度的危机。说得好!但还不够透彻。是什么制度的危机呢?马克思指出,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危机。历次的金融危机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到和社会化到这样一个阶段,除了把它们交给社会管理之外,再也没有办法驯服它并使它为人类谋幸福。继续让资本家控制就只有造成灾难。只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承认股份制的正面历史作用,因为它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已发展到高度社会化的阶段,为普罗大众废除资本所有权并自行当家作主奠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人阶级把一切资本置于自己的集体控制下,按照民主原则及大众的利益来发展生产: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资本论第三卷,494498页)

上文所谓「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就是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民主地生产与管理社会。经济学教科书,爱把资本家称为「生产者」。这是盗窃。工人才是生产者。资本家的利润是从剥削作为生产阶级的工人而来的。称资本家为「生产者」,其实是进一步窃夺了工人的精神财产。在九十年代,当资本家日益成为食利阶级的时候,叫他们作「生产者」就更显荒唐。工人阶级需要的就是把一切生产工具及把「生产者」的称号都一并夺回来并共同民主经营。


本文材料主要根据:

1 Wall Street by Doug Henwood, Verso 1998, London.

2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by Robert Brenner, New Left Review no. 229, 1998, London.

3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 78, London, 1998.

4 IMF/World Bank/WTO - Free Market Fiasco, edited by Eric Toussaint & Peter Drucker, 1995, Amsterdam.

5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Elmar Altvater, Socialist Register, 1997, London.

6 东南亚金融风暴,王先庆、吴少平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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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的神话

刘宇凡

世界贸易组织以推动世界自由贸易为己任,因为据说自由贸易是天然的善,而保护主义是天然的恶。一位中国学者说:

「无论是国际贸易理论,还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都告诉我们,贸易自由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过程,……如果真正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贸易自由化,将会使世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配置和使世界经济达到最大效率,从而会使全球经济达到繁荣。」1

「客观事实」并不是这样。「贸易理论」呢,那就要看你宗的是什么门派了。先谈前者。

先有保护主义,才有自由贸易

今天的发达国家,差不多无一例外,在其工业化早期都推行保护主义来维护其工业。英国是自由贸易论最早流行的国家。但是这只是在它已经取得无可挑战的工业优势后才成为事实。英国工业革命后,曾经长期禁止出口纺织机器,甚至连有关图则也禁止出口。有位移民美国的工程师Samuel Slater是全靠记忆才在美国复制纺织机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760年,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初,国际市场上的纺织品供应国主要仍是印度和中国,而不是英国。英国后来居上,靠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保护主义,而且是一种炮舰政策下的保护主义。英国先征服印度,然后采取一种双重标准:它对印度入口货采取高达70%的保护主义关税,对印度的出口呢,就迫使印度接受自由贸易的低关税。这就彻底打垮了印度民族工业,使它从一个棉布出口国变成为棉花出口国。棉花出口到哪里呢?到英国。在英国制成棉布后又运到那里呢?到印度。同样的过程也在中国重复,只是一切是由鸦片的自由贸易的问题开始而已。

其它发达国家在其赶上英国期间也推行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从美国、法国到德国莫不如此。后来的日本及南韩也一样。没有证据证明保护主义一定妨碍经济增长。日、法、南韩一向很保护主义,但其经济增长在长时间内都比大力推行自由贸易的爱尔兰、希腊、纽西兰高。也没有证据说自由贸易必然导致贸易增长、从而是经济增长。从战后到六十年代末的繁荣时期,各国都盛行高关税及其它保护措施,但是贸易却急剧增长;反之,整个七十年代,尽管各处都在降低关税及减少保护,贸易增长却降低。经济学家Samir Amin认为,与其说贸易增长促进经济增长,不如说是相反。2也就是说,经济及贸易增长同贸易是否自由没有必然关系。

从奴隶贸易到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理论又如何呢?这方面自然不能不谈到其开山祖师大伟.李嘉图。假设甲国有养牛优势,乙国有种麦优势;如果各自扬长避短,然后互通有无,这是对两国都有利的。这是斯密的绝对利益论。但倘若甲国比诸乙国在两种产品上都有较高效率,那甲乙两国应否进行专业分工和贸易呢?李嘉图认为,国际贸易不是根据绝对利益,而是根据比较利益,即两国应按照优势最大(就甲国而言)或劣势较小(就乙国而言)的产品,进行专业分工及互相贸易,结果将是彼此都一样得益。

李嘉图的理论在一定限度内自然有参考价值,但是他的模型就算在当时也嫌太脱离现实。他的模型以产品数量与劳动量为单位,但正如一位学者指出,进出口商并非根据实物数量,而是根据以市场价格表现出来的成本及利润。如果再加上汇率的变动﹐就不难发现﹐每增加一个变量﹐就越发暴露所谓比较利益的实际计算不仅困难而且并无多少实际指导性。因为汇率的突然上升或下降﹐都可以使一种按实物计算具有比较利益的产品忽然变得没有比较利益。拿这种具有先天缺陷的模型来作为当代国际贸易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而认为它必然对各国和所有人都有利﹐更加是天荒夜谭。自然,很多人企图在承认李嘉图模式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条件去作出修正及补充。但所有这些修正与补充往往不是根据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实际历史发展去实核李嘉图的模式,反而是重复他的缺陷,那就是忽略历史﹐特别是忽略殖民主义的历史。李嘉图的模型中只有英国和葡萄牙两国。没有广大殖民地。但是,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奠定物质基础的不是十八世纪的少数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英葡之间)之间的自由贸易,而是在十六到十八世纪之间的、对亚洲、非洲及拉美的抢掠及奴隶贸易。英国商人是从臭名昭著的所谓「三角贸易」中大发横财的:商船把棉布运到西非出售,再从那儿运载奴隶到西印度群岛出售,然后把那儿的糖再运到英国出售。正是这种绝对不自由的贸易使英国从落后国得到巨大利益并完成自己的资本原始累积,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最基本动力。再加上保护主义的作用,到了十九世纪初,英国工业的优势才终于确立━━对葡萄牙而言固然是难以挑战,对亚、非、拉人民来说更是不可挑战。在这个情况下,即使英国不再采取炮舰政策,单凭「公平交易」也可以打垮完全没有现代工业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后者的手工业被欧洲现代工业品淘汰了;他们只能以原料输出国及欧洲商品的入口国身份参与国际分工及贸易,而这样的分工不能不使后者大量资金外流到欧洲,因为他们所出口的都是低增值产品,而入口的是日益昂贵的高增值产品。他们这种与工业国的贸易绝非「大家都有利的」。诚然,二次大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炮舰因素」淡出了,国际贸易似乎较为「公平」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举出一个事实就足可使人反省了:尽管第三世界的出口大为增加了,但世界上各国的贫富悬殊是不断增加,而不是减少。关于现代国际贸易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国际上都有不少有名学者作过分析。

巴西为什么专门出口咖啡?

自由贸易论者的最大毛病是抹煞历史发展,死抱着由几个抽象元素建筑成的模型。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是在历史中发展的,所以也只有从历史分析中去探讨。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分工及贸易,并不是比较利益的定律的作用,而首先是资本主义工业国对第三世界的控制与剥削。马克思说过:

「例如,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并根据每个国家优势的自然条件规定出生产种类。

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天赋吧。

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

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天赋作竞争。」3

长久以来,古巴专门生产甘蔗,巴西生产咖啡,东南亚生产橡胶,并拿这些优势产品去同发达国家交换技术与机器。可是这种国际分工并不是落后国家贯彻比较利益原则的结果。因为这些植物根本不是天然生于当地,而是殖民主义者从外国输入,并在工业国家的威迫利诱下变成后者的原料供应地。

波利维亚、加纳及尼日利亚的原料出口占出口额达95%。许多落后国家都是这样。但那主要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原料丰富,因此就发挥这方面优势。欧美各国的原料同样丰富,但是没有变成以出口原料为主。这种世界分工是帝国主义强加给落后国家的不平等分工。如果落后国家到现在还要按照「比较利益论」、「自由贸易论」来发展经济,那么,他们的劳动人民就永远只能当矿工、种植园工人、牧羊人之类,或顶多做低增值的工业工人。这样去发挥「比较利益」无疑是一种没有发展前途的发展。

如果德国、日本、南韩、台湾等国都听从自由贸易论者的忠告去发展经济,那么他们早就无法变成工业强国,早就成为另外几个半殖民地,因为只要世界市场上已经存在一些具有工业优势的国家,其它国家就很难在「自由」市场上同它竞争,资本就很自然流入劣势较小的部门,首先就是初级生产部门。这些国家却选择在国家补贴及保护下发展亏本工业(初期不能不亏本)。从「比较利益」的观点看也好,从个别资本家的钱眼看也好,这做法都是有违常理的。可是,实际上这条路线为他们挤身发达国家之列奠定基础。我们这里不是简单主张第三世界以德、日、韩、台为圭臬。我们只是说明,上述那位中国学者的言论是多么片面,多么脱离实际历史,多么善忘━━忘记我们中国百多年来所吃过的亏。

比较利益论从来没有完全正确过,放到今天就更为荒谬。在李嘉图的模型有一个假设﹐就是没有资本流动的问题。相反,他是以资本不会流出国外为前提的。但是,今天的世界早就两样了。现在跨国资本流动于全球,按照对其最有利的方式布置全球供应链、生产线和销售网﹐把许多穷国的民族企业原先享有的「比较利益」,都集中到自己口袋。

出口导向的害处

说自由贸易促进「最大的效率」,也同事实距离很远。中国人从前把对外贸易称为「互通有无」;今天,国际贸易已经不是「互通有无」了,而是「互通有有」,因为超过一半的国际贸易所涉及的出入口货物是基本相同的。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牙签部份来自日本;另一方面,该州又有一间工厂每年生产10亿双即弃的筷子出口日本。这样的贸易该叫做增加效率还是该叫做浪费,是值得探讨的。如果两地工厂各自供应本国,而不是互相交换牙签与筷子(二者使用相同的木材),是否更好些?有位经济学者这样打趣:美国入口丹麦曲奇,丹麦又入口美国曲奇。其实,大家交换制作方法不是更有效吗?何苦千里迢迢去贸易?4自然我们不是主张各国自给自足。但是,现在至少值得反省:目前的国际贸易是否已经太多太滥呢?据说国际贸易可以令消费者多些选择━━但是,不少学者都指出,现在许多商品,虽然都标榜自己什么独特配方,实际上大同小异而已。不过,更坏的一种贸易,就是帝国主义一直向第三世界农民威迫利诱,迫使他们放弃自给粮食的种植,改种出口用的经济作物。由于各国都被诱使这样做,结果是经济作物的世界价格持续下跌。农民一方面失去自给粮食的保障,变成要依赖进口粮,另一方面收入日益下跌及不稳。巴西采纳了这种放弃自给、依赖贸易的模式;在1977-84年间,基本食物生产下跌13%,而人均出口经济作物增加15%,结果是有几成巴西人营养不良。南韩在1990年的稻米自给率达到108.3%,但在开放市场后,自给率跌到95.2%,农民收入下跌,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的贫民窟。这种模式自然增加了跨国农业公司的效率,因为生意额大大上升;它也增加了跨国银行的效率,因为第三世界出口增加可以多赚外汇,这样才还得起欠银行的债。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这种效率却是更快走向饥饿与死亡的效率。

1999724


注释:

1《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对策》,李欣欣,辽宁人民出版社,284-5页。

2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Samir Amin, Zed books, 1997, P.26

3《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马克思,马恩选集第一卷208页。

4The case aginst the global economy, edited by Mander and Goldsmith, Sierra Club books, 1996, P.22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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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不自由贸易与不贸易自由

──谈谈世界贸易组织的本质

刘宇凡

中国在大使馆被美国炸毁后,其入世的热情减少了。不过,基本调子没变,即:加入世贸利大于弊。

本文的目的就是剖析世贸组织的性质:究竟它是一体促进各国幸福的国际机构,还是别的什么。

从关贸到世贸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议》,简称关贸。它成立于1947年,到1995年转变为世贸,成员包括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位国内学者推崇关贸,认为它「增加了国际贸易的公正性,对弱小国家有利。」1关贸的宗旨是促进各国自由贸易,降低各国关税及减少贸易障碍。关贸只是一个临时协议,不是法律,因此约束性很小。世贸同关贸的主要分别在于:

(一)后者是严格的国际法律,它规定每个成员国的法律都要服从世贸的所有协议;

(二)前者只包括有限的世界贸易,连农产品及纤维产品都不包括。后者扩大到包括农产品、纤维产品、全部服务业(金融、电讯、旅游、运输,连文化、教育也包括在内)、知识产权等。尤其值得注意是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也包括在内。

(三)关贸规定一国对任何一国之贸易制裁须全体协约国通过方可,这等于任何一国都有否决权。世贸则规定制裁只须专家小组通过即可,除非所有成员国在90日内一致通过反对裁决。

(四)关贸不许交叉报复,但世贸容许。即是说若甲国严重指控乙国歧视其制衣产品,乙国经世贸裁决败诉后仍不停止,甲国可以在其它领域(例如电讯产品)对乙国实施报复。

很明显,世贸组织的涵盖范围比关贸大得多,在约束力方面也达到空前。上述那位国内学者认为关贸「的法律效力如此低下,对保证世界贸易的正常秩序十分不利」,并举例说美国常以其国内法高于关贸协议为由拒不执行协议,言下之意是世贸可以使第三世界约束美国。所以他说,世贸的产生是「美国经济霸权衰落的见证」2,尽管中国加入世贸还是首先要同美国达成协议。

「人人平等,自由贸易!」

究竟世贸是否代表美国霸权的衰落及第三世界地位的上升,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先讨论一下世贸的基本前提:一体对待。据说,为了达到自由的贸易,就必须在世贸成员国之间,对万国商品及资本一视同仁,不能对任何一国商品及资本有歧视。但是怎样达到一视同仁呢?这就须要贯彻普遍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原则。普遍最惠国待遇是指:一成员国给予另一国的产品以任何贸易优惠,都必须无条件地给予其它成员国的产品。所谓国民待遇,就是说任何一国给予外国的进口产品及投资的待遇,不能低于其给予国民的待遇。

对万国商品及资本一体对待,多么讲究平等啊。不过,不是任何一种「平等」都是好的。把同一原则(例如对刑事罪行的惩罚)应用于小孩和成人身上,这肯定同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无关。但是,世界各国的大小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比小孩子与大人的差距不知要大多少倍。现在美国国内的人均生产总值达三万美元,而洪都拉斯不足200元。要最穷国家与最富有国家在同一条在线起跑,实际上是最不公平的做法。如果我们从国与国的范围,转移到阶级的范围看,那情况更为突出:一方面跨国公司富可敌国(一间通用公司已经比印度尼西亚的二亿人口富有),另一方面数以十亿计的人一无所有。上述那位学者说:「应该说关税与贸易总协议的最惠国待遇对发展中国家是无害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按关贸协议「对民族工业进行合理的保护」。3但是,早在1964年,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上,当时的秘书长Raul Prebisch便说:「不论最惠国原则在调整平等者之间的贸易关系上何等有效,但这个观念却不适合于经济实力不平等国家之间的贸易」。4到了今天,世界穷国与富国的差距更大了,而世贸的一体化原则更为严格了,在这个情况下,第三世界的产品及资本要同发达国的「平等竞争」,结果一定是更不容易保护自己的工业。至于农业,就更不用说了。在全球五十亿人口中,有31亿是农夫,压倒多数是个体农民或佃户。这些小农有什么能力同跨国农业公司及其「石油农业」(意谓农业高度机械化)竞争?有人估计,完全开放世界农业市场将造成数以十亿计的人失业。

一直以来,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都有限制外资的规定,例如限制外资银行数目及经营项目(香港这样「自由」,也有这些限制),限制外资的股份,限制外资企业的产品要有一定比例的当地原料或外销等等。不论是否具体实行这些措施﹐第三世界都需要保留这方面的经济自主权。但是这些规定现在都是有违国民待遇原则﹐因而被否定。这样一种「平等」,实际上剥夺第三世界人民自主发展经济的权利。

所谓国民待遇

关贸其实也有国民待遇条款,但是涵盖范围既窄,又没有多大约束力。至少,关贸没有把国民待遇原则引申到政府采购政策上。大家知道,现在各国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比廿世纪初高很多;政府支出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各国政府的采购政策往往为配合经济、文化、环保的发展,或者是为了缩短地区、贫富的差距等等。所以,政府往往对本国企业,或本国某地区、某行业的公司实行优先采购。但是现在都变成违反国民待遇原则;外资企业同本国企业要「一视同仁」。有人说,你们第三世界各国的企业不也可以在美国享受与美国公司「一视同仁」的待遇么?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它只看形式,不看实质。事实是,只有发达国的跨国公司才有充份实力去打进各国的市场。所以全球几千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绝大部份都是发达国的。

世贸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一旦同国民待遇条款结合起来,尤其不利第三世界。虽然关贸已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世贸第一次把它扩大到包括生命。人们可以对各种动植物品种申请专利。至于基因经改造的生命,更可以申请专利。反之,任何人未注册其有关知识,即使是由他们开发或承传了一千年,都不受保护。这样不仅为了保障跨国公司的生物工程技术,而且大大方便他们掠夺第三世界的丰富多样的生命资源,及劳动人民积累了以百年计的有关动植物知识及他们所改良的品种。印度和泰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跨国公司Rice Tec(稻米科技公司)分别从印度及泰国引入BasmaticJasmine品种,并申请专利。这样,尽管两个品种都是两国人民的劳动成果,Rice Tec却轻易抢过去。两国农民若继续种植这些品种,就要向公司付出补偿。Rice Tec还研究把有关品种的种子基因改造成无生育能力。若第三世界农民买入种子,将来就不能够自行培植;而要永远依赖外国公司。把科技应用于消灭谷物生育力来谋利,这种歹毒只有麻木不仁的奸商才会想得到。5

大概有鉴于此,泰国政府最近草拟法例,保护传统医学知识及药物资源免被跨国药物公司占有。此举也完全符合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协议(但美国没签署)。美国驻泰大使却指责有关法例因为只让泰国公民登记,是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及知识产权!6中国如果加入世贸,其丰富的动植物品种及医学知识就很容易被跨国公司掠夺,因为许多中药都未有登记专利。事实上,尽管中医源于中国,今天在中药的世界市场中,中国只占3-5%,日本、南韩以及其它国家的公司要压倒中国并掠夺中国资源不会很难。鉴于中国政府不仅盲目夸张世贸的「正当」一面,而且不容许在这方面(其实是一切方面)的言论自由,以至人民对这方面危险全无警觉性,中国人民很有可能蒙受大害。香港政府在全无警觉性的情况下发展中药港,也不见得是有利无弊。

一体化就是向最坏看齐

要达到国际贸易,就要铲除各种贸易障碍;但何者为障碍,何者不是,就需要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一体化原则。各国的标准一向高低有别。如果要一体化﹐就会发生究竟是向最高还是最低看齐的问题。而世贸的问题正在于﹐它的一体化总是变成向最低的环保、劳工、食物安全等标准看齐。任何高于世贸标准或没有标准的标准﹐都可以被视为贸易障碍而被否定。以食物安全为例﹐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是世贸正式采纳的国际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法典委员会在1962年由世界卫生组织成立。现在,任何超过此标准的国家立法都可被视为贸易障碍。问题在于,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标准只是最低标准。这些标准也经常被专家怀疑甚至抨击。事实上,许多国家的标准都比食品法典委员会高。它容许的食物DDT残留量是一些国家的50倍。美国核数署近年曾比较过美国与委员会标准的差异,发觉在许多个案中前者对消费者的保护要多55%1993年美国的民间团体Public Citizen研究过食品法典委员会的3285个有关容许谷物残留杀虫剂的标准中,有1539个为美国所绝对禁止。而在美国所禁止的40种杀虫剂中,委员会却为其提供「安全」标准,尽管有八种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极度有害。7

这种一体化的结果就是使食物安全卫生全球一体降低。为千差万别的各国人民划一食物安全标准根本是荒唐的。划一规定大米的杀虫剂残余量,表面上很「公平」,但是大米是亚洲人主食,对欧洲人却不是,标准一体化的结果就是迫使亚洲人吃下大量杀虫剂。

另一个为世贸所采纳的国际标准是卫生及植物卫生措施协议﹐它容许食物含有残留激素。但欧盟则绝对禁止,并把美国含激素牛肉拒之于门外。美国遂控诉欧盟禁令为贸易障碍,世贸的仲裁机构于是裁决欧盟禁令为非法。美国认为卫生及植物卫生措施协议是科学标准,因此是安全的。专门监察世贸的美国民间组织Public Citizen指出:问题在于科学,特别是目前科学知识,并不总能万无一失。何况,今天未证明其有害,不等于已证明无害,更不等于将来不会被新事实推翻。但是美国政府居然还不满足于此,现在连实验标准也一体降低。美国政府近年建议改变测试药物致癌的标准,以便符合国际一体化会议。过往的测试是大鼠小鼠并用于测试。因为有研究发现,有65种物质,在大鼠中不致癌,但在小鼠中则致癌。但一体化会议的标准是只测大鼠,尽管大小鼠齐测才最安全。这明显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总之,政府及世贸未经证明其真正安全,又未经人民同意,就采取某种技术或物质标准,对人民而言都是被迫增加了风险,有可能在未来带来严重后果。欧洲、加拿大等国曾容许使用一种叫thalidomide的药物;在试验时验不出有害,但在上市后导致一万个畸胎个案。这个事实教训我们:在关乎健康上面,应当尽量确立零风险原则。8

为什么世贸会这样妄顾全球人民健康?其实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跨国公司服务吧了。像食品法典委员会这类国际组织,直接或间接都是由跨国公司支配。食品法典委员会表面上由政府代表组成。但问题是,跨国公司如雀巢、Kraft等等经常参加政府代表团。据报,出席食品法典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团中,五分四的非政府官员的代表来自工商界,只有1%代表来自民间团体。

世贸组织的贸易体制一体化,实际上是一种促使各国竞相降低全球环保、卫生健康、工农生活水平及就业保障的标准的一体化。

海龟的故事

第三世界国家有时都可以通过世贸去降低欧美的「贸易障碍」。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四国与美国的海虾及海龟贸易纷争。1989年,美国国会鉴于海龟数量大跌,于是立法保护。海龟之所以大量死亡,是因为捕虾渔船往往在捕虾时连带捕捉了海龟。只要渔船用75美元购买特制装置,就可以让海龟逃生。美国的立法禁止没有上述装置的国家的渔船入口海虾到美国。上述四个国家向世贸投诉,世贸上诉机构在1998年十月裁定美国的法例为贸易障碍。判词虽然承认海龟应予保护,但是它说世贸成员国在国际贸易上不能对其他没有采取同一保护环境措施的成员国实行经济禁运。结果,海龟仍然继续被合法杀死。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段小插曲:在开庭前美国环保团体致书世贸上诉机构解释立场,上诉机构在判词中说:任何不是成员国政府代表所提交的任何证词,法庭都没有必要考虑。按照西方法律,第三者是可以以「法庭之友」身份向法庭提供证词的,而法庭一般都会考虑。但世贸的仲裁机制却剥夺了各国民间团体提供意见的权利。9

总的来说,世贸的仲裁机制是有利于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劳动人民及发展中国家。世贸的仲裁机构可以推翻各国立法,但是它既非由各国人民选举产生,亦非向人民负责。其司法权力的两个机构,即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其成员资格的规定使支持自由贸易者及发达国的跨国公司专业人员特具优势。这些规定(或没有规定的规定)包括:候选人必须在有关行业的贸易具有专长,特别是法律专长(例如曾代表政府或工商界进行贸易谈判)。其次,在各国司法机构中,都规定凡官员涉及利益冲突时都须公布并回避有关审判。但是世贸的仲裁机构却不必。所以,在有关加拿大与美国的木材争执中,5人专家小组中竟有2人是加国的林木公司的律师。

世贸保护第三世界?

如果某国不服从上诉机构的裁决,控诉国可以实行交叉报复。交叉报复条款实际上是为发达国而设。名义上任何一国都可以实行交叉报复,但对于那些原料出口占总出口达到八、九成、同时技术及先进设备严重依赖西方或日本的国家来说,它有什么能力对发达国实施交叉报复?反之,只有那些工业部门门类齐全、以高增值的出口为主的发达国才能充份运用交叉报复的权利。总之,由于发达国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优势,使许多表面上平等的规定天然地有利于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世贸的八成投诉都是来自发达国。文首所引述的中国学者认为,世贸法高于本国法有助落后国挑战美国霸权主义。不知道他读了这些报导会不会改变看法?

表面上世贸不是完全忽略各国发展水平悬殊的问题。有关「例外条款」及「普遍特惠制」算是照顾了落后国家。「例外条款」是指一国若出现国际收支平衡困难,或其某一产业刚刚建立,仍处于幼稚阶段时,它可以对进口实行限制。不过实际条件十分苛刻。比如,一国是否真的出现国际收支困难,不能由该国自己说了算,而要由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判断。众所周知,IMF是发达国(首先是美国)的工具。印度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些条款的苛刻程度。几年前印度出现贸易赤字,因此按此条要求世贸容许改变它的原有承诺,从立即取消入口管制,改为分期取消。发达国要求IMF介入,IMF说印度仍有200亿美元外汇﹐所以国际收支平衡没有困难。其实这个数字包括短期外资。世贸却不管三七廿一,裁定印度理据不成立。这样发达国便据此反对印度的建议。

「普惠制」是世贸授权给发达国给予落后国的优惠。不过,世贸没有硬性规定发达国在这方面有什么义务。对于哪些发展中国家给以优惠,为期多久,甚至哪一国才算是发展中国家,统统由发达国自订。结果是发达国对听话的就给予优惠,不听话的就不给。这也是美国长期不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理由之一。

有人说,即使发达国在世贸享有最大优势,可是发展中国家亦非一无所得;上述海龟案不是说明后者一样可以向美国霸权挑战成功吗?而且这类案例也不是绝无仅有。

国与国的对立及阶级对立

这说法自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要问:海龟案中究竟谁才是赢家?谁才是输家?在这里我们必须破除那种「发达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简单二分法。另一个范围的对比关系更有价值、更有考虑必要。那就是一方为全球劳动人民及世界自然环境,另一方是世界资产阶级,包括发达国的及发展中国家的。毕竟,不论在发达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全民并非利益一致;相反,全民是分为阶级的。有利于一国的商人,不等于也有利于它的劳动人民及自然环境。在海龟案中,真正的输家是海龟,而不是「美国霸权主义」。真正的赢家,也只是四国船队的资本家;不见得其劳动人民有多大好处。近年来各国之间,为了拼命增加出口,就拼命互相指控。委内瑞拉挑战美国的清新空气法及保护海豚法,香港挑战美国限制入口香港含有亚洲长角甲虫(一种害虫)的木材,美国又挑战欧盟的禁止含激素牛肉进口的法令;近年其它国家有关工人生活及安全、环境、卫生的法例也同样不断被挑战,包括加拿大的香烟包装法例及再造森林法,丹麦的瓶子循环再造法,马来西亚的禁止原木出口法。10在这些互相挑战中,虽然发达国占优势,落后国的确有时也会成功。但是,在这个情况下,真正得利的也只是落后国的出口商及其它资本家,而不一定是劳动人民。落后国成功挑战发达国的「贸易障碍」,自然可以增加出口。但出口增加是必然的善━━那是根本错误的。落后国往往为了增加经济作物出口而不惜迫使农民放弃耕种自给粮,结果是陷农民于困境(见《自由贸易的神话》一文)。这种拼命增加出口也往往极其有害环境。世界银行多年来鼓励第三世界农民改为养虾,结果是为了建立养虾场,世界一半的红树林(一种很有价值的植物)及依靠其生活的鱼类已经被毁。至于说落后国可以通过世贸机制打击「美国霸权主义」,那只是一厢情愿。即使委内瑞拉成功推翻美国的清新空气法,真正的输家也不是美国「霸权主义者」,而是美国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他们往往住在空气最坏的地方)和自然环境。美国的跨国公司绝不会有多少损失,相反,在这种彼此竞相拉低对方的种种环保、安全、卫生、就业保障的标准的过程中(外国学者称为A race to bottom),全世界资产阶级,包括跨国公司,也包括落后国的资产阶级,都是得益者,因为工资及各种成本都会大为降低。自然,在某些行业、某些企业的资本家会在这场走向最低标准的比赛中利益受损,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但对世界资产阶级来说,仍是利大于弊。总之,在分析世贸的时候,我们不能囿于国与国的关系,相反,必须看到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并用这个视野去重新审核国与国关系。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的逻辑结论就自然是既反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世贸剥削第三世界劳动人民,但同样反对第三世界资产阶级为增加出口而牺牲自然环境及劳动人民利益━━不论他们是第三世界还是发达国的劳动人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人民有权要求发达国停止剥削并给予种种无私援助,但没有理由尾随其资产阶级政府之后去挑战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它一切国家的种种合理标准。把各国高于世贸的标准(指保护工农、环境、卫生的标准,不是资本家的利润标准)一概视为有害,是根本反动的。自然,在这些较高标准中有些是过份甚至是有意妨碍他国入口的。但这须要独立分析,不能连合理标准也当成有害。

不要不自由的贸易,要有不贸易的自由

要知道,所谓自由贸易,对于全球劳动人民及自然环境来说,恰恰是一种不自由贸易。为换取外汇或「便宜进口产品」而失去了的清新空气、青山绿水、生物多样性,都不会再生;粮田改种经济作物或变成出口加工区的结果可能是耕地永远受损或消失,在外国企业排挤下而倒闭的民族工业很难再建立……。总之,这样一种自由贸易,结果就是令劳动人民失去自给的保障,更深地仰赖跨国公司,从而变成后者的予取予携的剥削对象。参加世贸或会增加第三世界的贸易额,从而令个别部门的资本得益,但总的来说,这意味着劳动人民的经济自主权进一步丧失,他日即使决心减少有害处的贸易,也要被迫付出高昂代价。至于发达国家的劳动人民,同样只会因跨国公司更自由剥削全球人民及环境而利益受损。最明显的例子是许多西方企业现在都把工厂搬到第三世界去,使西方工人失业。

世贸的成立意味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得到初步成功。不过,九七年开始的亚洲危机及其未了余波,说明资本主义永葆青春之说已经破产。这些都有助劳动人民重新认识奋斗方向。中、港、台的劳动人民现在要急起直追,加深了解世贸及自由贸易的本质,并鲜明地反对他们。但另类选择又何在?我们认为前途不在于回到闭关自守的方向。今天社会化大生产已经使各国融为一体,根本不可能回到自给经济。不论是「一国社会主义」还是「一国资本主义」都是同样反动的空想。外国有人主张一种「从下而上的全球化」,意思是争取这样一种国际新秩序:国际分工与贸易的一体化一定要经由各国劳动人民民主决定;一体化的标准应当是同现实中最高的保护环境、工农、卫生的标准看齐;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要充份掌握经济自主权,在关系民生的重要社会部门﹐例如食水、公共医疗及教育等等﹐要保留限制国际贸易的自由;发达国家无私援助第三世界等等。这种精神其实就是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路线。

第三世界中不乏因自由贸易而受损的资本家,他们也会起来反对世贸。不过,他们是出于维护其剥削作为同胞的工人阶级的特权,多于维护后者的利益。几年前大陆有本《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多少也反映了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我们劳动人民倒要对这种立场「说不」呢。

1997725


注释

1《战后世界经济三大支柱》,主编滕维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241页。

2同上,287-8页。

3同上,258-9页。

4《最惠国与多边贸易体制》,赵维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59页。

5The WTO, the World Food System,and the Politics of Harmonized Destruction, Gerard Greenfield, IUF - A/P Globalization Seminer,Nov 1998, India.

6Third World Network, Chakravarthi Raghavanhttp://www.twnside.org/souths/

7Comments of Public Citizen regarding U.S. Preparations for the WTO's ministerial meeting, Oct, 1998, http://www.harmonizationalert.org/

8同上。

9同上。

10The case againet the global economy, edited by Mender and Goldsmith, Sierra Club books, 1996, 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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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

刘宇凡

经过十三年的谈判,尤其经过今年四月以来中美关系的暂时倒退,中美终于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的协议。这是因为中国作出重大让步。以汽车业为例,中国先前一直希望在八年内把关税从目前的100%降至40%,但今次中国同意未来六年降至25%。从前中国想保护关键行业如银行、保险、证券、电讯等行业免受外资竞争,现在中国也开放给外资经营。

简直没有人认为中国入世是有利无害的,人人都同意入世将付出高昂代价。只是他们认为利大于害而已。

中共向人民隐瞒的事实就是,每人所获的利益与蒙受的害绝非均等。对有些人的确是利大于害,甚至有利无害,而对另一些则一定害远大于利。

世贸组织偏袒发达国

官方刊物一直把世界贸易组织(WTO)描绘为一个至少是中性的促进自由贸易的世界组织;各国平等地致力于自由贸易并从中得益。官方刊物有时也承认,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所以不可能在发达与落后国之间实行划一的自由贸易制度。幸好,WTO是挺明智的,所以它规定发达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减免关税上有分别待遇。所以今次中国政府才会很骄傲地说协议是双赢,因为中国迫使了美国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从而保护了中国经济。但是,这种「区别对待」本身对发展中国家仍是不公平的。以农业为例,1995年的协议规定发达国在未来六年内削减36%关税,而发展中国家在十年内减24%;在出口补贴上,二者也是分别减36%24%。多么照顾发展中国家啊!但是这种区别对待仍有利于前者而不利于后者。因为发达国可以拿巨资去补贴农业出口,而发展中国家不可以。美国给予玉米种植者的出口补贴是菲律宾农夫的平均收入的100倍(因此美国之出口玉米价格比菲律宾的低20%)。欧盟的六成预算支出都是拨给农业,这是令欧盟从七十年代的农产品净入口国变成净出口国的原因之一。他们削减36%之后,其出口补贴仍是巨大的。可发展中国家呢,如果从前只能有一百万美元出口补贴,现在只能花76万。另一方面,由于种种游戏规则的制订都由强国支配,所以在具体实施时也总有利于它们。例如,按规定,与美国农场的生产量没有直接关系的补贴是不包括在削减之列的。这样,美国给予农夫的价格补贴(若农夫卖给农业公司的产品价格低于规定最低价,农夫可以从政府得到补偿)就不会列入削减之列。结果就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种种特权,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到处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市场,以廉价产品到处挤垮后者的小农经济。菲律宾农民生产的猪肉、禽畜、玉米的国内市场份额出现大幅下降,猪肉及禽畜分别从82%94%下降为45%49%。菲律宾的例子并不是个别的,而是适用于广大第三世界的。所以,即使中国完全按照发展中国家的资格入世,也不见得对中国农民有利。几年前西方已经要求中国进口粮食量逐步增至二千多万吨。这个数字是1996年进口量的1.8倍。当时中国鉴于西方要价太高而拒绝。现在可能在这一点上也作了重大让步。退一步说,即使让步不太大,但是减免关税上的让步也够大了。这样下去对中国小农是不利的。

中国能同西方竞争吗?

中国加入WTO意味中国丧失部份重要的经济主权。按照1995年的协议,成员国作为东道国不得再对外资厂的产品硬性规定出口比例,也不得再规定外资厂须使用若干比例的国产原料。本来,这类规定,像限制外资股权等其它规定一样,都是发展中国家保护自己市场的普遍办法。中国入世意味从此外资厂可以把产品完全在中国市场内销售,也可以自由从世界进口原料,不一定要买中国货。结合其它贸易自由的协议,中国市场将差不多完全对外国跨国公司开放。据说美国方面评价,中国入世将在「短期内」使大批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因此再增加一千一百万,出口锐减三成。

中国的工业基础现在虽然比1949年前强大了许多,可是仍难以同西方及日本竞争。中国比较上有竞争力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例如纺织),因为中国劳动成本低廉。至于资本密集产品,中国简直同西方或日本无法比拟。以汽车为例,中国最先进的车厂(这样的车厂还是占少数),每个工人平均每年产车11.3辆,而发达国是40-50辆。如果是拿中国全行业同人家比,差距更惊人。一家通用汽车可以一年拿出74亿美元的研究开发费,我们汽车全行业只拿得出28亿元,而且是人民币。即使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也不见得各方面都有竞争力。在九十年代初,日本的纺织服装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5.6倍;中国之所以在这方面还有竞争力,主要是因为中国劳工成本比日本低几十倍而已。所以,中国只是在低档次产品有竞争力,在高档次纺织品上是没有的。几年前中国政府自己估计,即使只是取消非关税的保护措施及只把关税降至38.9%,中国纺织企业仍至少有7%要倒闭或面临严重困难。如果中国现在作出更大让步(这是很有可能的),那恐怕打击更大。再加上入世后中国不得再硬性规定八千家外资纺织企业的内销比例,这些外资企业可以自由同中国企业竞争内销,到时情况实在不堪设想。中国相对有竞争力的行业尚且如此,那么,其它本来就没有多大竞争力的行业就不难想象了。中国农业同外资的差距最大。一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的农民的个人平均谷物产量是中国比较先进地区的农民的213倍到400多倍。试问这样低的劳动生产率如何与外国跨国公司竞争?

即使中国现在还没有入世,由于近年不断降低关税,以及国内市场盲目竞争,中国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正在大幅下降,外国产品占有率急剧上升。增加了市场占有率的中国产品不是没有,但只居少数。

1992-1995年中国工业品占国内市场占有率变化(%

食品

-7.54

化学

-4.6

塑料、橡胶

-7.05

纺织

-7.2

贱金属

-10.25

机器、电气设备等

-12.02

车辆、飞机、船舶

-8.83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主编金碚,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153

入世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人民

中国入世自然不是绝无一利。问题是它有利于谁?

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的发展逻辑往往是弱肉强食。所以,得益最大的首先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现在全球三万多间跨国公司(大部份是西方国家的),控制了世界贸易的过半,世界投资的过半。超过四成的世界贸易是跨国公司之间的交易。而15间最大的跨国公司的收入超过120个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大部份最有名的跨国公司今天都已经投资中国,并且逐步排挤了中国企业(不要忘记,我们五百家最大的企业的一年销售收入也抵不上一家通用公司的销售收入)。中国入世之后,这些跨国公司的中国分公司从此可以从各国自由入口最便宜的原料及零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工生产,然后自由内销,自由挤垮中国的企业,从中自由获利,然后自由地把利润汇出。

占了外资一半以上的港澳资本当然也可以从这大为扩大了的贸易与投资自由中获利。

至于中国企业,自然也有小部份得益。在像纺织制衣这类劳动密集行业,那些最大型的企业将能通过自由贸易与自由投资来充份利用世界经济分工来进行生产及出口。至于资本密集行业,不少会面对全行业萎缩的危险;较大规模的企业大概可以逃过破产一关,但不过成为跨国公司的一个附属机构。今天汽车行业早已变成这样。只有最大规模而又得到国家支持的极少数企业才有可能维持独立并从入世中获利。

在中国人里,只有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才是最大得益者。表面上看,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意味许多经济管制(例如进出口证之类)的取消﹐官员权力下降。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改革」也意味官僚经商自由空前扩大。每年国内官僚资本外逃据说数以百亿美元计。加入WTO之后情况只会更炽烈。

一句话,入世对外资、官僚资本、大中型的私人资本都是利大于弊甚至有利无弊的。但是,对于广大农民、工人、小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却肯定害大于利。官方刊物的辩解是,这些困难只是暂时的,日后中国利用入世发展了经济,就能裨益广大劳动人民啦。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出口机会大幅增加;因为可以扩大吸引外资;因为通过与「国际市场接轨」而使外资转让技术给中国等等。

限于篇幅我们只能扼要谈谈这些辩解。首先谈谈扩大出口的问题。要知道,中国对进出口的依赖已经非常深,这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少有的。九十年代中期,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从廿年前的一成多增加为40%,比美国的18%及日本的14%都高。日本那么依赖出口,但依赖外贸程度尚且比中国低那么多,可见中国实在是多么依靠外贸。所以,中国在接受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前提下继续扩大出口是否有利,这至少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扩大出口是要付出很大的机会成本的。扩大输出经济作物,和增建加工出口区的代价就是粮田的缩小;扩大输出某些工业产品的代价就是进口外国昂贵的机器,诸如此类。像中国那样的大国,在外贸依赖度已经么深的情况下,在现阶段是否继续扩大出口还是该改为锐意发展国内市场(现在由于农民太穷、国内市场并没有足够的发展)﹐这至少是值得研究的。

至于吸引外资,老实说,其实现在所吸引的已经够多,多到每年汇出利润越来越追得上外资的直接投资额;更多外资意味不久将来更多资金外流;再加上官僚资本在入世后更容易打扮成「假外资」,因此加速国内资金外逃。其次,中国劳动人民虽然还是贫穷,但整个中国并不算缺乏资金。中国储蓄率极高,民间储蓄也达到几万亿人民币,不一定要再扩大吸引外资。其三,即使要吸引外资,也不一定要用进一步放宽外资经营权利的办法。

至于技术转让,那不过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外国的真正高科技根本不会轻易转让给你。干么他们要养虎为患,为自己培植竞争对手?事实上外资来华没有带来多少高尖技术;最近美国禁止一种计算机出口中国,就证明发达国对新技术转让的态度了。

要不要保护本国市场?

入世支持者为了证明入世有利,往往把过去中国工业缺乏效益归咎于中国过份保护本国市场。他们说,高关税导致本地产品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进而吸引资金流向高关税行业;因为企业没有外来竞争压力,使他们不必致力提高效益也一样可以坐享利润。汽车行业据说就是典型例子。「这种保护其实是保护落后!」他们说。

我们当然不是说任何一种贸易保护都是好的;过去对汽车业的保护是否过份,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是,反过来,把保护本地市场等同于保护落后,未免太简单化,因而是错的。要知道,日本、南韩直到最近,都非常致力于保护其国内市场,但这并没有使他们的企业效益越来越降低;有不少人甚至认为多得这种保护,日本、南韩才能发展其出口重工业。事实上,今天所有发达国在其工业化初期都曾经实行过保护主义。所以,保护本地市场同效益根本没有必然关系。就中国而论,国企亏损是随着保护的失去而逐步扩大的,而不是相反。在计划经济时代还远没有那么厉害的亏损呢。这自然不能证明,过去那种官僚集中的计划经济可以促进效益(事实相反),但也反过来证明「保护国内市场等同保护落后」论是不成立的。这种论点的好处(对官僚而言的好处)只是把官僚政治对中国企业的窒息作用一笔勾销,又能藉此大力推销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其实,要提高国企的效益,首先就要废除一党专政这个枷锁。其次,暂时保护相对落后的国内工业免受跨国资本的过度竞争,才有可能逐步提高技术水平及扩大规模。反之,若因入世而造成无数企业倒闭,国内工业连生存都成疑,怎么谈得上发展?如果有人把我们的立场也称为保护落后,我们这样答,我们不保护由官僚政治所造成的贪污腐化、这样一种落后。但是,对于由历史所造成的相对技术落后性,我们认为的确需要暂时保护我们的市场。中国劳动人民是一头幼狮;现在必须首先保护牠免被其它猛兽吃掉,将来才有可能长成雄狮。

斯大林发明、中共又加以继承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即以为在一国之内可以建成一个基本消除了阶级对立以及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已经破了产。可是,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无一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中共来说就是从近乎闭关自守跳到为完全融化于世界市场而不惜放弃重要的经济主权,包括对外资的限制及对国内劳动人民的保护。官方意见说只有同国际竞争才能提高效率。这句话对于官僚资本,尤其是大官僚资本来说,自然是最正确不过。但是,对于劳动人民,对于中国的长远利益,用这个办法提高效益,等于饮酖止渴,等于是提高中外资本剥削劳动人民的效益,也就是大大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一种效益。

要怎样的对外开放?

我们主张在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等各方面大开门户,反对对外来思想、学术等实施任何审查及限制(目前国内人民连自由入口香港及外国书刊的权利也没有)。中国人民也应有同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政治交流的自由。这才是对劳动人民有利的对外开放。可是,对于外国资本及产品,却不能全无限制。不要忘记,中国之所以在十九世纪中到廿世纪中这一百年内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的炮舰还是其次(其主要作用是在最初阶段而已),最根本一条还是依靠其先进的工业技术及大量资本。在各国发展极不平衡的前提下,自由贸易不能不成为发达国掠夺第三世界资源的一种机制。所以劳动人民的对策当然不是简单自外于世界市场,但更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挤进去。现在中共一方面为迎合外国资本而不惜完全打开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对于外国的思想、学术、文化等却始终要实行过滤审查。它可以容许外资自由剥削中国劳动人民,却不能容忍中国劳动人民学习西方的民主思想的自由。

19995

19991117日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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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三周年:

中国经济的变化与工农大衆

陈泰

2002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就经济增长来说,入世三年的「成就」似乎不错━━200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21.8%,出口增长22.4%200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37.1%,出口增长34.6%20041-9月,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长36.7%,出口同比增幅35.3%。与此同时,官商学各界也承认「银行、保险、电信等服务业将面临来自国外公司竞争的更大压力」[1],制造业和农业更隐患重重。

三年过渡期结束后,大陆各个经济领域面临许多变化,本土资本在采取种种应变措施;对无産大衆来说,入世首先和主要意味着更大的就业压力、更严酷的血汗工厂制度和更加急迫地需要自我组织起来。

新的竞争环境与本土资本的应对

2005年起,中国入世的所谓「缓冲期」的第一个阶段便告基本结束,大陆经济将面对更强有力的外资冲击。下面简约地介绍一下各行业竞争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上层的对应措施。

零售业━━中国政府承诺入世三年内逐步取消对合营公司的数量、地域、股权和企业设立方式方面的限制;五年内,除烟草的批发和零售、食盐的批发,逐步取消对其他商品的经营限制;2004 1211日以后,商业领域的开放将全面取消地域限制。

爲对抗外资零售业的攻势,中央政府提出「通过5-8年的时间,培养出几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超级零售航母’」[2](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20047月,商务部确定了重点培育的20家大型流通企业集团名单。官员们要求本土零售业巨头们「在更大范围内优化组合生産要素,在选择合适业态的基础上完善内部管理机制,提升核心竞争力」[3](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跨国经营研究部主任、2001年入世谈判中服务贸易开放方面顾问邢厚媛);后者则决心「减少国内企业相互间的无序竞争,并利用资源的联动效应,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外部扩张力」[4]

金融业━━自加入时起,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向所有客户从事外汇业务,无地域限制。人民币业务五年内取消地域限制。两年内,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向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五年内,允许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

爲适应国际金融资本的大举进入,2003年底,四大银行(中行、建行、农行和工商银行)爲首的中资机构开始大刀阔斧地「改制」━━运营公司化,全面裁员和上市,以提升竞争力。大陆银行界高层声称「本土银行,特别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将会经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正在或将要进行股份制改造」,目的是「通过优胜劣汰,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和持续发展的、国际化、现代化的商业银行将逐步崛起」[5](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爲了顺利上市,各大银行的职位薪金「合理化」(即两极分化)、竞争上岗和精简潮一浪接一浪。

农业━━农产品平均关税继续降低,整体由2001年的19%降至2004年的17%。除大宗农产品外,大部分农产品进口将取消数量限制和实行单一关税。进口配额方面,主要对粮、棉、油、食糖、毛实行进口配额管制。对农产品出口取消补贴[6]

面对进口廉价农产品的潜在压力,主流学界建议扶持现代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加大对农产品出口促销的支持力度,提高了农业生産率,降低农产品流通的成本」[7](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张汉林)。部分农业资本证实,入世以来中央政府「在政策、法规、科技、资金等方面对农业采取了扶持措施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用于粮食直接生産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的投入达到创纪录的1500亿元,并开始大面积实施免除农业税政策」[8](「北大荒米业」董秘史晓丹)。大陆农业资本已「开始适当多元经营」以分散风险;而与国际同行相比,「我们的差距主要是规模」(「新农开发」董秘晏正君),「在资金实力、新産品研发上,比国外企业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距」[9](隆平高科董秘彭光剑)。如何度过难关?农业资本坦率地表示「我们这种産业化经营的企业,当然希望能得到政府更多扶持」(晏正君)。一句话,种植业大亨们需要更多专家、资金和技术,以尽快做大做强[10]

尽管总的前途未卜,能捞油水还得快捞。在占有优势的某些领域(如蔬菜、水果),大陆农业资本希望借助入世大发一笔━━「就蔬菜方面而言,我们国家应该是会逐渐成爲一个最主要的出口国」[11](彭光剑),并已得到部分好处。2002年国内农产品出口总额增加13%2003年增长18%,预计今年增长10%;与此同时,粮食自给率正逐渐下降。主流学界估计今后几年「我国粮食自给率可能会低于95%,甚至低于90%,进口粮食可能达到10%以上」[12](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唐忠)。

保险业━━自入世之日起,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设立持股51%合资公司,可从事统括保单的大型商业险。允许外国寿险公司设外资占50%合资企业。三年内取消地域限制。国内主要保险巨头的应变措施表现爲蜂拥改制上市(含海外上市),以增强公司偿付能力。

证券业━━入世三年内允许外资参股的合资公司从事A股、B股和H股及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基金的发起。但外资股权不超过1/3

电信业━━加入世贸组织3年后,外资在合资企业的股份不得超过49%2007年,中国将取消基础电信的地域限制。作爲国际市场的后起之秀,从2002年至今,中国四家主要电信运营商已全部实现海外上市。

铁路、公路运输━━公路运输方面,入世一年内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三年内允许设立外资独资子公司。至于铁路运输,入世后三年内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六年内,允许设立外资独资子公司。

旅游业━━允许外商通过合营企业形式在中国建设、改造和经营饭店和餐馆,外方可控股。最迟在2003年底前,取消相关限制。

做大做强:中资的心声

国际资本的竞争压力,使中国资产阶级不顾一切地挣扎求生;所谓的做大做强成爲后者现阶段的头号战略目标━━从水务、保险到电能,均无例外。以水务爲例,「着力构建有利于水务行业市场化、産业化发展」的同时,中国国家资本竭力炮制「培育跨区域的大型水务集团」[13](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以便同外资抗衡。企业要做强,上市一途不可避免;去年秋,国家电网公司同时向海外抛售十一家国有发电厂(计划筹资20亿美元),以「改善国家电网公司的资産负债状况,精简电站业务,爲几年后赴海外上市做好准备」[14]。在保险业,官方公开提出「如何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框架下推动中国保险做大做强是监管机关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15](浙江保监局副局长张忠继)。

入世几年来,官商两界都发现在华外资鸠占鹊巢的意图日渐公开化。面对组织极佳的跨国资本,民族资产阶级和大陆官方都希望「建立行业协会的权威性,必须对现有的行业协会进行改革,使之真正成爲代表广大企业的行业组织」(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16],让老板们尽快学会发挥和利用政治影响,爲市场竞争服务。

入世后,中国大资本的前途到底如何?

近五年来,京沪富豪们日益恐慌地发现,登陆中华的老牌跨国公司正利用金钱和文化优势,喧宾夺主地培养着官场游说集团,并已形成了相当的市场垄断。据商业部刚出版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指出,至20049月,我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500亿美元;每年利用外资占全国固定资産投资的110左右;外资企业交纳税收占全国税收20%以上;外资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达2200万左右[17]。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和各种「超国民待遇」(外资企业在华平均税负只有11%,而一般内资企业的平均税负达到22%,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税负高达30%),使「在华跨国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地位,有的还占据绝对垄断地位」(2004年国家工商局报告《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爲表现及对策》)[18]

爲维持高利润率和「超国民待遇」,在华跨国公司有系统地扩大着对中国政治决策的影响,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入世三年后,主流舆论终于惊呼「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和某些领导个人没有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而片面提前开放零售等重要産业部门,……国内企业的利益受损,中央政府的权威遭到损害」[19];高级官员们皱着眉头指出「现在爲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爲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20](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自强派学界则干脆痛斥跨国公司「和我们的企业争了市场。第二,抢了我们的投资机会」(左大培)[21],严重地窒息着民族资本做大做强的努力;归根到底,「政府主导型经济下过多依赖外资的经济结构,不具有可持续性」[22](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

总的来说,中资(无论国家资本抑或私人资本)普遍面临以下几大困境:

一.「産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存在较大的对外技术依赖」[23]。去年6月的中科院年会上,许多发言担心「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将带来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来自国际社会的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反倾销调查等限制日益增多」[24](中科院院士路甬祥),正成爲国际资本遏制中资的手段;

二.中资竞争能力尚弱,有越追赶越落伍的恶性循环可能。主流学界的研究表明「从静态竞争来看,中国真正市场份额比较高、效率比较高的行业非常少,只有四个行业。我们的制造业实力非常弱,而且没有多少提升」[25](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其仔)。

三.原有的完整産业链条已支离破碎,导致个别産业的兴起难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可能「会出现东部地区纳入全球化发展,而中部、西部地区被边缘化,甩在国际化的外面」[26](国家发改委産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胡春力)。

对外资的狂飙突进,多数中资派系(及其学界打手)都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忧虑;从张维迎到郎咸平,莫不如此。鉴于外资进一步加盟、渗透中国制造业的行动「对于我们産业安全、经济安全或者是国防安全都会産生很大的影响」[27](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周凯),特别是直接影响民族资本的钱袋状态,近年来后者不断要求终结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首先要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反应是非常强烈了」[28](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但类似的努力并不顺利。

除了试图以行政措施削减外资特权外,中资正有意识、有计划地地加紧兼并活动,联合起来一致对外。2003年,国资委明确提出在196家中央企业的基础上,组建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并爲扶持垄断企业到处寻找理论依据。当西方阔佬明里暗里指责北京破坏世贸规则时,中央大员们愤愤地拍桌子回骂「中国的市场竞争中,很多领域不是我国的企业在垄断,相反是跨国公司形成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我们的企业本身就规模有限,很多産业总和加起来还不如一个跨国公司,我们还总以爲自己构成垄断了,其实根本就没有垄断的能力」[29](国务院国有资産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

入世三年来,民族资本与海外竞争者抢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仅开了个头,远未尘埃落定;从大陆上层来说,这一斗争取决于政经核心统治集团和国际经济发展的复杂互动,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中华资本主义未来的大势。然而,无论谁最终胜出,工农生活的前途几乎注定极其黯淡━━家贼和外鬼都希望保持现有血汗工厂制度,以爲榨取超级利润的一个主要基础。入世三年期间,以至更远的未来,工农的处境如何?会有怎样的变化?

入世与农民:粮吃人?

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入世迫使中国市场更多地购买国外粮食。主流学者认爲「中国没有比较优势的是土地密集型的産品,如粮食。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以7%-8%的速度增长,中国需要进口的粮食会越来越多」(林毅夫)[30];这句话的背后,意味着千百万农民会彻底离开粮食生産。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告诉我们「据国务院发展中心测算,在加入WTO条件之下,会有12百万劳动力需要从农业离开」[31]。粮食种植从未给农民带来高收入,但市场机制使米贱伤农的局面激化得无以复加。即使按照官方的乐观统计,2004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增长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其中家庭生産经营纯收入人均1746元,而农业纯收入仅爲1056[32]

由于行情浮动的作用,入世后的粮食进口不及预料中那麽多(甚至玉米等还有较大出口)[33],但农业部专家估计「一旦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回落,外国廉价农产品大量进入,会使国内农产品供大于求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农产品价格会进一步下跌」[34],行情如此惨淡,「从1997年到2002年的六年间,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5%」也便理所当然了!

拉美和东南亚的经验证明,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大资本的现代规模农业无法有效地改善自身生活。虽然资产阶级国家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完全放弃农业生産(「确实有些国家将粮食问题作爲武器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35]),但多数农民要想摆脱赤贫,便只有自求多福━━进城打工。中国农业部提供的数字显示,目前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进入城镇打工的农民工约9200万人[36],而「2004年农民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人均398元,增长14.9%[37]

就这样,无数农民在市场的压力下走向城市,那里等待他们的又是什麽?

入世与工人:更多的竞争、更频繁的裁员,
更多的欠薪和更可怕的血汗工厂

对入世,国内资本家的标准态度可概括爲「既然(市场)开放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就想办法去适应吧」[38]。如何适应呢?最简单办法是压榨工人,比如压低劳动力价格。在一场入世三周年研讨会上,主流学者们指出与世界多数地区相比,中国「肯定是劳动价格比较低一些,这个是我们竞争的优势所在」[39](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海闻副主任);所以必须「充分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忘记了这个比较优势,我们在国际贸易当中就失去了自我」[40](龙永图)。

龙先生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中的比较优势,首先意味着环境的高度破坏。与龙永图一样,原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现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石广生是入世的狂热拥护者和主导者,但石先生也被迫承认重化工业向中国的转移主要因爲「发达国家不想干这样的行业。因爲这种行业要浪费大量的资源,污染环境,给交通方面带来沉重负担」[41]。国际资本向中国转移高污染産业,以及「我国高耗能産业面向国际市场的发展思路,不仅会使我国可能成爲世界高耗能産业转移的中心,还会进一步加重我国能源紧张局面,使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更是雪上加霜」[42],主流传媒惊呼道。

入世后的中国经济另一「比较优势」━━低薪、高工时、无工会和裁员压力,则是中资和(随着入世而更多涌入大陆的)外资老板眼里的赚钱法宝。

入世三年后,中国纺织品出口配额制正逐步取消,爲出口大幅增加提供了几乎无限的机会;然而,大陆纺织业的竞争力几乎完全依赖工人的极度低薪。入世的狂热拥护者也难以否认「今年中国纺织品出口数量可以增长30%,但是出口金额仅仅增长5%。其它许多出口商品也是这样,数量增长远远超过金额的增长」[43](龙永图)。主要的出口制造基地广东省,数千万外地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徘徊在700元左右[44],拖欠工资的现象更是恶名昭著。仅在广东一省,19951997 1998年官方帮助工人追讨回来的欠薪分别爲2100万、15亿和56亿元人民币,呈爆炸式增长速度[45]

爲了「做大做强」与国际工业大鳄对抗,国有大型企业群继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千万下岗潮之后,再度高举「减员增效」的铁鞭,但换了个「主辅分离」的名字。按照国资委的报告,中央企业资産(超过8万亿)中,8.1%的资産属于辅业资産;1000万央企现有职工中,近三分之一属于辅业单位职工。据此推算,央企辅业资産超过6000亿元、职工超过300[46]。截至20049月底,中国七百七十五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主辅分离,「改制企业在産权明晰的基础上彻底转换了经营机制。改制后的企业实现了産权多元化,绝大多数已经成爲非国有控股企业」[47],涉及员工七十点八万人。而这仅是入世三周年前后国有大企业「主辅分离」进程的第一步。

入世两年来,外资正稳步进入大陆能源领域,2003 「外商在中国电力市场上的投资回报率达到了18%[48](美国松林电力投资咨询集团董事李晓林),未来几年里的资本格斗,将决定谁是中国能源工业的主宰。仅在最近一年,被剥离的国企电能辅业职工便达数十万之多。他们暂时仍有工作,但「谁也不愿意失去本来拥有的全民电力职工身份」(中电联多种经营协会顾国强处长),因爲旧的身份与退休福利等等待遇挂鈎。和五年前的百万石油工人下岗一样,「主辅分离」爲的就是削减福利负担━━只有这样(「支出合理化」),中国电力大亨才能轻装上阵与国外同行一决胜负。

话说回来,同银行界的大批被裁员工相比,「主辅分离」远非最糟待遇。爲了上市(以及梦幻般的「做大做强」)而进行的裁员和改制,已把中国金融机构(仅四大银行的员工就有近150万)搅得天翻地覆。据中行总行透露「目前中行拥有23万员工,按照中行发展需要,预计未来的员工规模定在15万至16万」[49];人民银行低调而忙碌地清理全国近两千个支行的十万员工[50];大约一百家市级商业银行亦步亦趋地跟进,随时准备把更多员工扔出门外。

公司化改革砸了无数人的饭碗[51],却给了高级管理们更大的饭碗━━建行改制后的部门总经理年薪在30万左右,中行亦相差不远。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工作与生活压力都在加大,阶级身份上与(他们中许多人鄙视的)农民工逐渐趋同。据劳动力市场研究单位预测,2004年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将比去年降低25%30%[52]。资本全球流动的高度灵活性,使它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买方市场﹐并实行雇佣制「精瘦化」;而它的一个主要受害者,是通常自命资本主义社会中坚的职员阶层。在中国,近几年办公岗位不见增长而大学生数量迅速增加(2004年毕业生280万)的惨状、打破头的竞争上岗、动荡多变的工作,正让大批知识青年最基本的阶级意识悄悄觉醒。

工人的自我组织与世贸

无论中资企业抑或进入大陆的外资企业,工人自卫组织(工会)的缺少都是普遍事实。尽管「跨国企业的很多职工已向当地工会组织表示了愿意加入工会的愿望」[53](全总基层组织建设部二处副处长王英),跨国公司仍推三阻四,因爲它「不愿意自己出钱成立工会来约束自己,建立工会就意味着员工可能联合起来要求更高的待遇,从而使沃尔玛增加成本」[54](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许晓军)。

在上海,目前仅有25%的外资企业组建了工会[55];在广东,早已普遍的官商勾结在入世后更加猖狂,官方调查资料指出「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GDP增长,重资本,轻劳动,忽视对职工权益的维护和保障,存在明显的政策性违法现象。如广东的‘土政策’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可以暂缓组建工会’、‘五年内可不参加社会保险’,执法检查要经过某些机构甚至政府分管领导批准,给企业挂免检‘绿牌’,爲劳动保障方面的违法行爲‘开绿灯’等,这些政策明显违反《工会法》,且涉及面广,协调处理困难,对职工权益的维护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56](《工会法执法调研情况汇总》)。

随着入世后市场竞争的加剧,中国阶级矛盾也趋于表面化。国有大企业职工的反裁员斗争;广大中低职员阶级意识的初步觉醒和反剥削活动的开展;职员与工人抗争从彼此隔绝走向逐渐融合;私企和国企雇佣无産者基层组织的萌芽,会成爲今后几年工人运动的基本走向。帮助无産大衆认识到世贸及其强盗规则无非是全球老板奴役工农刮取利润的工具,鼓励工农走直接行动和自我组织的反抗道路,并尽可能广泛地联合起来━━从跨厂到跨行业、从城市到乡村、从国内到国外━━是先进工人和进步青年的当然责任。

2005215


1 www.XINHUANET.com 20041213日「我国入世后过渡期面临8大挑战」

2 www.XINHUANET.com 20041210日《北京娱乐信报》「WTO3周年特刊:零售业:纵横捭阖 外资争雄」

3 20041029日《经济参考报》「国内零售业开放 期限失去意义竞争成爲关键」

4 同注释2

5 2004425日中国新闻网「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发表演讲(实录)」

6 中国主要农产品的关税配额单位万吨

産品

2001

2004

国营贸易比例%

小麦

788.4

963.6

90

玉米

517.5

720

71~60

大米

332.5

532

50

豆油

211.8

358.71

42~10

棕榈油

210

316.8

42~11

菜籽油

73.92

124.3

42~12

食糖

168

194.5

70

羊毛

32.2

36.7

N/A

棉花

78.075

89.4

33

资料来源联合证券研究所整理

7 www.XINHUANET.com 2004122日《参考消息特刊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三年 发挥重要成员作用》「中国入世三年后的思考及对策」

8 http://www.agri.gov.cn/jjps/t20041210_284214.htm 中国农业信息网《上海证券报》20041210日「中国入世三周年産业报告·农业」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20041125日《中国经济时报》「水利部:内外资本可平等进军城市水务行业」

14 2004831日中国《新闻周刊》「外资有望进入电力行业 能否打破垄断存悬疑」

15 20041029日《国际金融报》「中国保险业全开放逼近国际视野 再窥过渡期」

16 2004122日《环球》杂志「环球杂志独家专访:龙永图谈中国入世3周年」

17 2005131日《中华工商时报》「每年上千亿财富流向国外 在华跨国公司负面影响扩大」

18 2004811日《中国青年报》「国资委职能不完整 中国企业没有垄断的能力?」

19 www.XINHUANET.com《中华工商时报》20041202日「入世三年话得失 付出的辛劳开始收获补偿」

20 2005120日《南方周末》「财政部强硬响应跨国公司:两税合一迎来最佳时机」

21 左大培「中国正在拉美化和殖民地化」(在乌有之乡书吧的讲座2003920日)

22 http://news.hexun.com/detail.aspx?lm=1693&id=973463「中国遭外资掠夺最重」

23 2004610日新华社「核心技术上越来越依赖外国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24 同上

25 2005129日《中国经营报》「制造业竞争遭遇瓶颈 産业安全暗存隐忧」

26 同上

27 同上

28 同注释20

29 同注释18

30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OP-c/401320.htm《国际金融报》2003910日林毅夫:「‘入世’劲推中国农业发展」

31 http://www.jgny.net/nong/2002.asp?id=2952 2004711日温铁军「中国入世对“三农”问题的挑战」(《中国改革》杂志)

32 国家统计局2005-02-04 09:52:422004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 实现较快增长」

33 2002-2003年度北美玉米和小麦严重歉收,玉米国际价格因此上升近40%,小麦价格上涨近60%,均高于同期中国同类産品价,使得进口小麦无利可图,中国玉米还实现了大规模出口(见农业部网站2003414日柯炳生「入WTO后的中国农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34 http://www.jgny.net/nong/2002.asp?id=1770 2003626日「入世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对策」

35 同注释30

36 同上

37 同注释32

38 同注释12

39 2004122017:52新浪财经「龙永图海闻卢锋谈国际贸易和对外开放实录」

40 同上

41 www.XINHUANET.com 200527日《第一财经日报》「石广生:发展外贸不能以牺牲资源和环境爲代价」

42 www.hexun.com 2004128日新华网「得不偿失 警惕我国成爲世界高耗能産业转移中心」

43 同注释22

44 20041015日中国新闻网「权威部门:广东没有‘民工荒’ 缺工是个别现象」

45 2002726日《南方工报》「追讨欠薪,爲打工人撑起‘保护伞’」

46 20051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2000亿电力辅业加速分离 90万就业人员等待分家」

47 20041130日中新社「700多家大中型国企主辅分离」

48 20041111日《瞭望东方周刊》「瞭望东方:国际资本逐利中国水电市场的背后」

49 20041126日《新京报》「中行23万员工规模将减至约15万 尚无瘦身时间表」

50 20041130日《第一财经日报》「央行基层机构改革悄悄进行 1800家县支行大瘦身」

51 20041218日新华网「我国今年城镇失业率预计约爲4.3%低于年初估计」

52 20040610日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大学生遭遇降薪寒潮」

53 20041026日《北京晨报》「不愿承担额外成本 沃尔玛拒绝爲工会组建埋单」

54 同上

55 「上海四分之三外企未建工会 观念差异成主要原因」2004111211:13中国新闻网

5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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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还是社会化

刘宇凡

公屋管理私营化,社会福利私营化,连郊野公园烧烤场也要私营化。不如连空气和海洋都私营化吧!

「凡是能够分割的就应该出卖」

这时我们的新自由派经济学家就会耐心解释:

不,我的朋友。虽然我们认为市场是最好的资源分配机制﹐但是我们不会全部否定公营部门。根据我们的经济学,客观上存在所谓公共用品,例如国防、警政、司法、行人路等等,一般都应该公营,因为既然无法衡量出每个人使用了多少国防和警政的服务,就谁都想搭便车,不想自己花钱买,这就无法形成有关服务的价格和需求曲线。反之,凡是能够衡量个人用量的用品,就意味着可以形成价格和需求曲线,这时就该私营。小政府,大市场,这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

这不过是说,凡是能够分割的就能够出卖,凡是能够出卖的就应该出卖。怪不得外国政府现在连垃圾收集也要按各户的垃圾量来收费。如果有一天在技术上能够做到用很低成本来计算每个行人使用行人道的「量」,那么,行人道也应该私营,按量收费。凡是可以收费的,就应该收费!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经济科学」了。

最近香港政府也在考虑垃圾收集实行收费,贯彻「污者自付」的原则。污者自付,多么天经地义!怪不得香港环保团体都举脚赞成。然而,为什么家居垃圾越来越多?纯粹因为个人的私德问题?

污者自付━━谁是污者?

不。做为一个当代消费者,许多家居垃圾都不是他个人制造的,而是生产商和分销商硬派给他的。他不要也得要,而且还要付钱买下垃圾﹕

资本家为了诱使你买他的产品,光是广告是不够的,还需要漂亮的包装。英国1992年一项调查表明,人们在超级市场,每花7.5镑购物,有一镑是作为包装成本的。在美国,50%的用纸量,90%玻璃瓶,11%铝及3%的能源是用在包装上,其中许多本是不需要的。这些包装所造成的垃圾占城市垃圾的一半。

跨国公司为了刺激销售,往往有意缩短其产品的寿命。在著名剧本《推销员之死》中,男主角抱怨:你用分期付款买下电器,但是在你付完款之日,往往便是你的电器寿终正寝之时。一般汽车的发动机只有十多年寿命。其实,以同样技术及成本,早就能制造出平均寿命达30年的发动机。但汽车公司不为。当然啦,否则你们怎会经常换车?不过,资本家发了财,整个社会及环境却遭殃。废车早就成为另一种现代社会的公害。

可见,消费者个人绝对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的消费行为是资本主义生产、销售、经济、政治等等千丝万缕的相互关系的产物。他的家居垃圾越来越多,但他个人的责任很小,主要责任应该在生产商以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上面。主流经济学家把当代社会的个人想象为纯粹孤立的经济人,根本是空想。不过,就像神棍推销他的种金术一样,这种空想不是为自己消费,而是为推销对象消费的。所以他们因此获得了实实在在的金钱回报。

新自由派这种把地球上一切瓜分、出卖的主张,不光使普通人和自然生态备受剥削。还有更大的害处呢!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资本主义经济同过去的一切经济体系不同的地方,就是整个生产、交换和分配都高度社会化。一件产品要经过许多经济部门和许多人手,才最后消费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另一方面,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仍旧归少数大资本家所有。这种制度既造成了生产力惊人的大发展,也造成了周期性的市场饱和及经济危机。这时候,大资本家的应付办法,就是进一步扩大他们的私有权,把原先属于公共领域的用品都变为他们的商机﹕把公共房屋私有化吧!把食水私有化吧!把空气私有化吧!这种进一步扩大财阀的私有权的办法,其实是饮酖止渴,因为这样只会进一步破坏生产社会化的内在联系,把社会推向经济瓦解和混乱。英国铁路的私有化完全遵循新自由派经济学的教诲,凡是能够分割的就分割出卖,于是把铁路和车厢分拆出售。私营铁路公司和私营的车厢公司,虽然像教科书中所说的各自追求利润最大化,但这种追求结果并没有像教科书中所说的、带来了整体的幸福,相反,带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交通灾难。无他,因为两间公司各自为求利润最大化,就各自降低安全标准﹔铁路公司常常用过期的零件,车厢公司常常用过期的车厢,结果铁路和车厢在技术上越来越互不配合,越来越不安全。

今天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早就不是那种个人的私有制,那种由资本家亲力亲为的小企业制度。任何一间跨国公司,股东数目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这种私有制本身就具有集体性。(注)只不过这种集体性呈现得特别畸型荒谬罢了。在资本主义法律下,一个大股东往往只需要占有股份有限公司的一成或两成的股权,就能实际控制公司。一众小股东所持有的那张股票,不过是一张分红凭证而已,他对公司的决策完全没有影响。所以,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只是一种让大股东把小股东的集体财产实际变为自己的私人财产的把戏罢了。近二十年这种把戏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由银行家和保险公司控制和借以发财的各种各样退休基金、医疗保险基金、互助基金等等,都是那些大老板自己的钱吗?不,都是别人的钱,特别是中下阶层雇员的钱。所以他们再追求什么私有化,其实就是把更多的社会财富袋进自己口袋。

普遍的社会自治

普罗大众当然应该反对私有化。可是,今天这种反动倒退的浪潮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垄断资本的私有产权、同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刻矛盾所必然产生的。所以,除非根本解决了这个矛盾,否则,即使人民能够暂时阻止私有化,不久之后它又一定卷土重来。所以,只有拿出社会化的斗争方向,才能真正有效抵制私有化。所谓社会化,就是把主要的生产工具的所有权都归社会共有和民主经营,直接为满足全体人民的生活需要而生产和分配。也就是说,除了要实行政治民主之外,也要实行经济的民主,确保社会和自然的最重要资源的使用和分配,都由全体公民民主决定。如果把世界上一千个最大的基金和一千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收归社会所有,那不过是把社会的财产从几百个大家族的垄断资本的手中交回给社会罢了。

有人反驳说,整个经济体系由社会上千百万人共同拥有和共同管理,这怎么可能呢?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做到了一大半。资本主义大企业早就是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无论股东有多少万人,也无论职员有多少,都不妨碍数量少得多的专业经理人负担日常的管理工作。社会化的企业不过继续发展这个历史趋势罢了。其次,社会化的涵义就是高度的社会自治,意思就是:哪一种经济决策影响到哪些人,就由哪些人自己进行民主决策。凡是涉及国民经济的重大战略的决定,例如定下国民收入中投资和消费的比例,经济部门的综合平衡,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新经济部门的发展等等,由于直接影响全部公民,就应当由中央一级民选机构作决定。社会化大企业在新的投资上需要同整个行业以至中央机构协调,但是在日常管理上应享有相当自主性﹔管理权归职员自治委员会所有,但必须吸收一切利益攸关者参加管理,这包括来自小区、消费者、环保团体等等的代表。中小型的企业则尽量鼓励职员创办合作社,并享有比社会化企业更大的自主权。社会上各种经济实体,在内部尽量实行民主管理,而彼此之间则尽量通过民选政府、计划协调和市场机制三大元素来协同发展。这是一种经济战略适度集中,经营管理尽量分散﹔大民主和不同层次的小民主互相配合的社会自治。根本不会出现那种千百万人一起去管理一个小企业的荒唐现象。

今天巨大的生产力和种种通讯技术的革新,特别是互联网的诞生,足以让这种真正的民主制度在技术上行得通。如果到现在还没有实行,不是因为物质上做不到,而是因为大财阀及其政府抵抗而已。

社会化与私有化的比较是云泥之别,而且也比过去的国有化优胜很多。过去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国有化,正正因为没有同时实行政治和经济的民主,所以国有企业就像国家机器一样、根本不受人民监督,因此不是变成资本主义下的准商业机构,就是变成官僚社会主义下的官营组织,即使它们有时比私有化稍为有利于普罗大众,但毕竟变成特权阶层的禁脔,所以难免腐化变质。

这种社会化就是要使金钱力量和国家机器逐步消亡﹐实现彻底的社会自治和民主﹐也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个过程当然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在初期﹐政府对政治和经济过程仍然需要发挥一定程度的强制作用。但是这种强制作用要越来越少而非相反﹐而且为了确保强制作用是真正维护社会大多数人利益和同时不忘保障少数﹐就须要时刻保证基本的政治自由和实行一种比代议制彻底的民主制度﹐确保普罗大众掌握社会和经济的最高管理权。

这样重大的社会改革当然不可能一蹴即就。需要各种社会运动在长期的局部斗争中锻练自己的力量,才能有一天强大到实现这种变革。长远的眼光必须配合着现实的局部斗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社会化的起步点,就是逐步加强限制垄断资本的剥削自由,同时大大增加雇员、小区、消费者和一般公民对它们的民主监督权。其它过渡的措施可以包括:

1.废除私有化政策;逐步缩小而不是扩大资本经营的范围﹔.

2.基本民生用品(食水、能源、住房等)以及医疗、教育等,按需要分配而不是按支付能力分配;

3.管制跨国公司的自由流动;

4.制定反垄断法;对垄断利润课征重税;

5.大企业的帐目完全公开,使劳工和消费者团体可以密切监察;

6.企业职工有权对管理层进行民主监督。

关于这个议题,近二十年来在外国已经有很多讨论。这篇小文章不过是对这些讨论作出的初步归纳。读者有兴趣探讨的话,可以参考下面的书目。

2003109


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三卷27章指出这点。但是许宝强还是在他的《资本主义不是什么》一书前言指责马克思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样「把资本主义等同私有产权」,批评马克思没有看到现代股份公司的集产性质的一面。


参考书目﹕

1. Parecon - Life after capitalism, by Michael Albert, Verso, 2003.

2. An anti - capitalism manifesto, by Alex Callinicos, Polity, 2003.

3. Market Socialism - The debate among Socialists, 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 1998.

4. Against Capitalism, by David Schweickar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5. Against the Market, by David McNally, Verso, 1993.

6.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by Alec Novc, Allen and Unwin, 1983.

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by Branko Horvat, M.E.Sharpe, Inc., 1982

8. In Defence of Socialist planning, by Ernest Mandel, New Left Review, No. 159, p.5-38.

9. The myth of Market Socialism, by Ernest Mandel, New Left Review, No. 169, p. 108-21.

2, 3, 4, 6, 7五本书,都有大陆中文译本。第7本有些内容因为思想检查而被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