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後現代主義與民眾出路

先驅文章選輯(七)
 


出版:新苗出版社

地址:香港沙田中央郵箱366

網址:http://www.xinmiao.com.hk

版次:199911 第一版

訂價:HK$45


 

目錄

001..... 勞動人民如何迎戰全球化、自由化?....................... 劉宇凡

020..... 現代金融危機的來龍與去脈....................................... 劉宇凡

039..... 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劃時代轉變.................... A. Sivanandan

045..... 對斯文蘭登的回應................................................ E. M. Wood

060..... 全球資本主義的勞工、國家與階級鬥爭............ E. M. Wood

075..... 世銀和國基會的真面目................................................... 李鳴

081..... 舊組織、新混亂

      ━━世紀末的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丹心譯述

098..... 揭露IMF的「結構性調整」.................................... 廖化譯述

109..... 世銀建議中國繼續兩極分化....................................... 劉宇凡

114..... 論資本管制............................................................... 許由譯述

130..... 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和政治..................................... Tony Smith

144..... 工人階級與新社會運動

      ━━介紹《從階級理論退卻》一書............................... 許由

170..... 後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階級........................................... 劉宇凡

182..... 什麼是「後現代的」綱領.................................... E. M. Wood

206..... 「市民社會」概念的使用和濫用........................ E. M. Wood

226..... 回到馬克思............................................................ E. M. Wood

237..... 告別馬克思?回到馬克思?........................................... 向青



 

返回目錄

如何面對全球化、自由化?

劉宇凡

今天,不論香港還是台灣,由於全球化和自由化所造成的資本外移、本地產業空洞化的現象日益嚴重,對工人和農民的生計的影響也最大。香港工業早就消失了一半了。台灣正在步香港後塵。

其實,全世界的工人和農民面對同一個問題。本文的目的,就是分析:(一)資本的國際化的最新情況;(二)跨國公司及國際性組織怎樣削弱民族國家;(三)自由貿易的本質;(四)全球化的限度;(五)工人階級的對策。

資本的國際化:舊課題,新發展

有不少人認為,資本主義已經發生質變,變到工人階級再無能力抗擊資本主義。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與銷售空前地國際化(所謂環球生產線),同時跨國企業也龐大到可以自由轉移資本到工資最低廉的地區。這就是所謂全球化、自由化。各國的政府也好,工人運動也好,都無法再像過去那樣限制資本的自由流動。任何要管制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的企圖都是枉然。立法制訂最低工資、保障就業等等結果都只會加速資本外移。唯一的辦法,就是妥協━━提高本國工人的競爭力,也就是說,工資再低些,技術再高些,此外別無他途。

這種說法是誇張之辭。要知道,資本的國際化本身並不是什麼新現象。資本主義從頭起就是一個國際性制度。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早就作了這樣的分析: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動派怎樣惋惜,資產階級還是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當然,那種認為資本主義全無新發展的說法也是不妥當的。應該承認,資本在國際範圍內的積聚與集中,生產與銷售、投資與流動的程度的確是空前的。這首先可以從世界貿易及外匯交投的增長率中可見一斑。

近年來,世界貿易的增長率高於生產的增長率,而金融市場上的交投的增長率又高於貿易的增長。如果1963年的時候,世界貿易與世界生產指數都是100的話,那麼,到了1993,世界生產的指數增長為223,而世界貿易的指數高達314。另一方面,外匯交投量急劇上升。從表一可以看到,外匯交投量增長得又比世界貿易要快得多。而在每日的外匯交投量中,真正同投資與貿易有關的交易額,在1971年的時候佔九成。可是,到了1991年就跌到只有一成。也就是說,1971年的時候,投機性交易只佔一成,到了1991年就躍升為九成了。

表一 外匯交易量(十億美元計)

 

1986

1989

1992

1995

全球估計交易量

188

590

820

1190

及其與世界商品及服務的出口之比率

7.4%

15.8%

17.4%

19.1%

外匯交易量與全球各國黃金儲備之比率

36.7%

75.9%

86.0%

84.3%

來源:A citizen guide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Finance Kaaljit Singh, Madhyam Books, Delhi, 1998.

跨國公司財雄勢大

跨國公司也變得比過去更為龐大。他們控制了過半的世界貿易,七成半的直接國外投資。二百間最大的跨國公司的總收入等於世界總產量的三分之一。1992年五間最大的跨國企業的總收入,比中東及非洲所有國家加起來的國民生產總值還要高。也只有這樣的跨國公司才能組織所謂全球生產線。Nika的總部設在美國,只有僱員九千人,而且並不進行生產,只是進行管理與科研。生產主要由分佈在泰國、韓國等地方的五萬五千工人負責。電腦之廣泛應用使管理、生產與銷售可以在全球範圍內聯繫起來,因此英國航空公司與瑞士航空公司很輕易的就分別把電腦部與管理部門遷到印度。

跨國公司同民族國家相比,後者不免顯得寒酸了。七十年代初,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是每日外匯市場交投量的八倍,現在則只有它的一半了。各國財政部長日益要向金融資本負責,而不是向國會負責。金融資本如果不喜歡某國的經濟政策,只要他們拋售該國貨幣造成大幅貶值,就往往能夠使之就範。1994年瑞典大選,因為金融資本認為執政社會黨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不夠,所以克郎被拋售而貶值,直至社會黨宣佈再大幅削減開支為止。甚至只是穆迪(為各種證券評級的金融公司)把瑞典公債降級,政府便要削減開支、減少赤字來爭取升級。加拿大政府同樣要這樣做。

在資本主義下面,政府即使是民選產生,也無法避免讓資產階級通過其社會及經濟上的優勢使政府變成主要為他們服務的政府。就這點來說並不新鮮。只是,現在跨國公司的勢力已發展到比過去更為雄厚的地步,因而使他們對政府的控制能力大大提高。所謂選民對政府的監督,只是一句空話。反過來,資產階級通過公債及其他資本市場對政府的監督,倒是比過去更密切而真實。

跨國公司銷售收入與各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較 1992年(單位:億美元)

通用公司1324

葡萄牙795

印尼1264

IBM 645

丹麥1235

馬來西亞576

Exxon 1157

Unilever 437

挪威1129

巴基斯坦419

南非1036

雀巢384

福特車廠1001

新力344

土耳其997

埃及335

蜆殼石油966

 

波蘭838

 

豐田車廠813

 

來源:IMF/World Bank/WTO - The Free Market. Fiasco, 1995. IIRE, Amsterdam

所謂「超民族國家」

另一個新趨勢,就是國際性組織日益取代民族國家的部份職能。發展到最高階段的是歐洲聯盟。較次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這些都是地區性的國際組織。此外,還有包括了世界大多數國家的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及世界銀行(WB)及世界貨幣基金會(IMF)。這幾個組織(或其前身)雖然不是新的東西,可是,近年來所發揮的作用卻也越來越大。

我們在這裡不可能詳細討論這些國際性組織,只能扼要談談人家稱為「超民族國家」的現象及其背後原因。

大家知道,歐洲聯盟是直接從歐洲共同市場發展而來的。雖然前者還沒有完成整合的關鍵階段(貨幣一體化),但是,按照計劃,歐盟是大大不同於共市的。歐盟將有共同的貨幣,共同的外交、國防、移民、經濟政策,甚至有相當部份的法律也是共同的。這不僅意味各加盟民族國家喪失部份重要主權,而且意味著普通人民的民主權利的喪失。因為,真正具有決策權力的歐盟機構,從歐洲委員會、部長會議一直到歐洲中央銀行,都不是民選產生,而且不用向各加盟國的國會負責。如果歐盟完成貨幣統一,那就表示,工人階級比諸過去更難監督那些決定重大政治、經濟與國防的問題的統治者,因為他們不是處於國內,而是遙居國外。

歐洲的大資產階級一般都積極推動聯盟。本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一旦超越國界(最重要的特徵就是資本的輸出),民族國家不僅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而且有時成為資本的障礙━━這本身也不是什麼新事物。至少從廿世紀初以來,這點就已經是事實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本身便是明證。而經過了兩次大戰的西歐資產階級,很清楚知道,如果他們不減少相互競爭,不僅有可能再爆發大戰,而且也一定令西歐不是給蘇聯集團壓倒,就是給美國壓倒(雖然美國在初期是共市的促進者)。這就是歐洲共市成立的背景。

共市之有必要再發展為歐盟,是由於七十年代以來種種原因所促成的。首先,1973年的全球性經濟衰退,標誌著資本主義的衰退長波開始了。經濟增長以及利潤率的增長都放緩了。競爭更為激烈了。在這個情況下跨國資本開始了邁向環球生產線的重組。同時,上次衰退長波(兩次大戰前後)是以英國霸權的衰落為標記的。而這一次衰退長波,則是以美國霸權的衰落為標記。戰後以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與貨幣的穩定,相當程度上依靠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所建立的所謂「布列頓森林體制」所支持,也就是說,其穩定建基於等同黃金的美元的基礎上。可是,這個體制在1973年崩潰之後,世界資本主義的金融與貨幣穩定,隨著美元不再自動兌換黃金、固定匯率之取消而結束。從那時開始,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隨著資本、外匯更大的自由流動而變得更激烈。大部份是中小國家的歐洲各國,日益感到有必要更緊密地聯合起來,才能抵得住來自美、日及南韓等新興工業國的競爭。單靠自己一國政府的保護是註定失敗的。已經發展為跨國公司的資本、不僅需要本國政府,而且更需要一個歐洲的超民族國家的保護。歐盟遂應運而生。但是,不少歐洲工會及左翼政黨卻反對歐盟。他們很明白,歐洲資產階級要增強競爭力,首先意味著要大幅削減工資與社會福利,至少在這方面同美日看齊(傳統上歐洲工資及福利都比美日高)。所以歐盟規定凡是加入貨幣聯盟的,都需要把財政赤字控制在國民生產總值的3%之內。

北美自由貿易區及亞太經合在一個較低層次上反映著上述趨勢,即世界三大地區(北美、亞太、歐洲)的跨國資本(自然以帝國主義國家的跨國資本為首)在日益劇烈的競爭中謀求在本地區建立某種地區性國際組織,甚而是超民族國家。

關於自由貿易的神話

七十年代以來,「新」的經濟學教條就是市場至上;傳統的福利國家及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被宣佈為過時。私有化、自由化成為新趨勢。打破國際貿易壁壘,促進自由貿易也成為國際關係的第一誡。在這個情況下,屬於所謂「布列頓森林體制」的世界銀行及IMF,再加上WTO,就成為促進國際貿易自由化的急先鋒。(註一)

說到底,這些所謂自由化其實不過是為帝國主義、跨國公司以及第三世界的統治階級服務吧了。因為,在大國與小國,跨國資本與小農、原料輸出國與高科技輸出國之間,是不可能有真正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的。李嘉圖的所謂國際分工與貿易達致相對利益的理論其實站不住腳。他的理論假定資本與勞動都不會流動。在我們當代,勞動的確不能自由活動於全球,但資本呢,卻是空前流動,不受本國經濟條件的限制。在這個情況下一國的小資本又怎能同那些在全球範圍內佈置投資的跨國資本競爭?其次,專門生產咖啡與香蕉並不會帶動資產與投術的發展,但專門生產化工產品卻可以。何況,世界市場價格並不能反映全部生產成本,因為它不包括生產所造成的環境污染的成本。(例如大量種植咖啡可以引起河流酸性成份劇增)。它也不包括其他社會成本,例如在WBIMF指示下,第三世界農民要放棄種植自給糧食,改種經濟作物以便換取外匯,結果引起糧荒。這就是為什麼,自由貿易越是盛行,第三世界的民族工業及農業就越破產得快。(註二)

何況,跨國公司控制了世界運輸、貿易、銷售、保險等網絡。全球七成的商船在他們手中,而第三世界只有9%。在這個情況下,第三世界要為自己的出入口付出昂貴的運費、保險費及銷售費用。這就是為什麼,第三世界在同發達國貿易時總是吃虧的。第三世界出口價與入口價的比例,從1980年的100下跌到1992年的48。這即是說,第三世界在1980年的時候,每出口100個單位,可以換回100個單位的入口。可是,到了1992年,同樣出口100個單位,就只能換回48個單位的入口了。如果美國人花兩美元喝一杯咖啡,巴西的咖啡種植農只能拿到20美仙甚至更少。

其次,發達國家常常強迫落後國開放市場,可是,前者就常常用高關稅來防止後者的進口。聯合國的發展計劃在1993年的報告中就說前者對後者的關稅,是後者對前者的兩倍。(註三)

我們不要忘記,英國當年要發動鴉片戰爭,為的也是貿易自由(包括販賣鴉片的自由),實質上就是打垮中國民族工業、控制中國經濟命脈的自由。戰後的民族獨立運動,多少調整了帝國主義同第三世界的關係,直接支配改變為間接支配。這是戰後一些落後國能在國家保護下多少進行工業化的原因之一。可是,自從七十年代的衰退長波以來,第三世界的債務日益壓垮自己,而WBIMFWTO等就藉著信貸一步步地打開第三世界原先小心把守著的國門。後者想要得到貸款,就得把貨幣貶值、削減公共開支,降低關稅,開放市場,撤消原有種種保護勞工與農民的法例,從自給農業經濟轉為出口導向的經濟(方便還債)。換言之,這些機構在自由貿易的幌子下,迫使這些國家把相當多經濟主權讓渡給這些機構。沒有這些機構的批准,第三世界不可以提高關稅,不可以立法限制資本與貨物的自由流通。不言而喻,這是對跨國公司最有利。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卻就此進一步衰敗。這是近年來所謂自由化的本質。

全球化、自由化的限度

上述狀況使不少工人運動活躍份子沮喪,認為工農階級全然無法抵抗跨國公司的侵凌。但對問題稍作分析,便不難知道這種悲觀論是沒有根據的。

首先要知道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的分別。金融資本可以在幾秒內由地球一端轉到地球的另一端。但工業資本自由移動就不那麼容易。其次,勞工成本往往只佔跨國公司的成本的一成到兩成,所以,低工資並不是資本唯一考慮的因素。是否轉移資本,更要看其他因素,包括勞動力的技術水平、市場推廣、當地的公共設施及政治條件等等。南韓的工資只略低於英國,但它得到不少外資,而工資很低的非洲卻很少外資。何況,資本之間的競爭,並不僅是成本上的競爭,還有品質上的競爭。而為了達到良好品質,就不一定要轉移到低工資地區。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的貿易與投資並不是均衡分佈於環球,而是集中在發達國。全世界國外投資中,有四分三在北美、日本和歐洲,十個最重要的發展中國家僅佔16.5%,而世界其餘地區只佔8.5%。也就是說,三分二世界(特別是拉美、非洲)是沾不上邊的。實際上,大多數跨國公司投資於一國的份額總是比在其他國家投資要多。而那些相當國際化的跨國公司,通常都是一些歐洲小國的公司,例如瑞典,荷蘭等,而且他們的所謂國外投資,通常都是鄰國,例如荷蘭資本投資於英、德,瑞士資本投資於法、德。所以有學者認為,「全球化」一詞並不準確,不如說是三極化好些,即資本主要是在歐洲、北美與亞太區活動。

電子行業最多所謂環球生產線的現象。不過,並非全部跨國公司都採取這個策略。通用及福特車廠曾在七十年代末採用它,但結果並不理想,後來他們的歐洲車廠與美國車廠依舊是各自生產自己的型號。即使是電子行業,一些以前遷到第三世界的日本電子公司最近也遷回日本,雖然日本工資比前者高十倍。其中一個原因,是新產品的領先期越來越短,以致海外生產線不能適應變化迅速的市場。相反,若在同一個地方進行產品的開發、設計和生產反而好些。

有些人以為發達國家的高達幾千萬工人失業都是資本外移所造成。其實,失業較多是由於長期經濟衰退、私有化及技術革新。過去十多年,非技術性的工作消失得最多,但是受影響最大的部門,往往並非是那些最受第三世界進口產品的影響的部門,例如建築、報紙印刷、船塢、政府職位、電訊等。英國航空公司把電腦部門轉往印度,只削減了英國總公司130個職位。可是,單是私有化便使公司裁汰了17000個工人了。

總而言之,跨國公司無論在股權、管理、生產與銷售各方面,仍主要立足在特定的民族國家裡,因此各國工人仍能在自己國家內反抗跨國公司的壓迫。比較大量發生資本外移現象的,只是那些低技術、低增殖的工業,例如成衣、紡織、玩具等等。(所以,只有在那些低檔次工業為主的地區才會受到較大影響,例如香港,以及某個程度上的台灣)。

就算是在已經出現環球生產線的部門,也不表示工人階級失去鬥爭的力量。因為任何一地的工人發生罷工,都有可能使環球生產線因為得不到配件或原料而停產。

抗爭的戰略與策略

其次,由WTO及三大區域性組織(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及亞太經合)所推動的投資與貿易自由化雖然已經造成很多工農群眾失業,可是,要知道,這距離資產階級完成全部計劃還有一段時間。即就聯合程度最高的歐盟,由於工會及左翼政黨的反對,要完成貨幣一體化也不是那麼容易。年前丹麥全民投票否決接受歐盟的馬城條約,本身已經大大鼓舞了工人階級。一方面就丹麥工人而言,這次否決同時也就阻止了政府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的企圖(因為加入歐盟有關條約就首先是表示要把財政赤字減至國民生產總值的3%)。另一方面,丹麥人民這樣也就打擊了資產階級的歐盟的進展。至於世界其他地區,沒有一個像歐洲各國那樣面臨迅速的一體化,當地的工人階級與農民就更有時間與條件去反對全球化與自由化。按APEC所定下的時間表,亞洲落後國到2020年才完全撤消關稅。所以,勝負鬥爭仍在前頭。

關鍵的是,工人團體能否有正確的思想與對策。對於全球化與自由化,就有兩種極端看法。一種是認為全球化與自由化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頂多只能爭取點滴改良;一種則相反,乾脆否定是歷史潮流,只是資產階級剝削世界工農的一種新方式。這兩種觀點都妨礙正確認識,雖然第一種的害處可能更大。

根據上文的分析,不難知道,所謂全球化自由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自然,各國資產階級之在近年加速進行各種不同程度的聯盟,本身是他們經由自由意志所選擇的結果。不過,為了維持利潤率,他們實在也沒有多大選擇。畢竟,資本家不過是資本的人格化而已。資本家的自由意志只是在競爭的規律的約束下才能起作用。在這個限度來說,全球化與自由化當然是歷史趨勢,而且是自資本主義以來便是如此。可是,問題在於,資本的規律本身也就是引起社會危機的規律,其次,它也不是唯一正在作用的社會規律。全球化自由化本身,必然引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盲目競爭的加劇,週期性的經濟危機的爆發,工農群眾生活的迅速惡化,整個社會出現解體的危機。現在,「回到卅年代」(大蕭條時代)正在日益成為威脅。戰後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一去不返了。但是,人民決不會永遠默默忍受自己淪為赤貧者的。事實上,歐洲工運近年來已經有了復甦跡象。同資本的鬥爭正在增長中。所以,全球化、自由化的歷史趨勢本身又一定引起另一種趨勢:就是工人群眾的反資本鬥爭。只要工人群眾有正確認識,就有可能戰勝資本。畢竟,資本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東西,也不會永遠統治人類。它不過是人類歷史發展階段中一個產物。資本的規律也並不是像萬有引力那樣的自然定律,是人類永遠無法改變的東西。不。它是可以改變的。畢竟,是工人養活資本家,而不是倒過來。一個沒有資本統治的社會,一個由工人階級自由聯合來進行生產與分配的社會,是可以設想的。只有我們把握了這個基本要點,才能理直氣壯地反對全球化、自由化。

其次,我們要清楚哪些抗爭是一國範圍內可以做到,哪些不可以。認為工人階級在這方面完全無能為力,當然是不正確的。通過種種措施(外匯管制、稅收、利率等)限制過份的資本外移或投機,當然是可以的。(台灣有工人團體主張立法禁止因外移資本而造成的關廠。這個提法就很值得商榷了。因為資本家可以很輕易用其他理由關廠。除非是完全禁止資本家享有關廠自由吧)此外,針對帝國主義迫使第三世界從事出口導向經濟為主的陰謀,我們當然可以而且應該採取國內市場導向為主的另類發展策略,著重發展自給的農業經濟,發展基礎設施,教育、製造業等,而不要過份依賴出口、金融、保險等事業,尤其不鼓勵投機事業。對於帝國主義要求的資本自由投資,我們就拿勞動人民有權在全世界自由流動來答覆。

不過,我們也須知道,採取這樣一種發展策略的限度。在帝國主義與跨國資本主宰著世界的情況下,任何一種多少抗衡帝國主義與跨國資本的發展策略,都早晚會受到他們的報復,甚至自己本國內的相當部份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也會起來反對(畢竟,資本無祖國)。戰後以來,一些落後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沒有多少採取過上述措施,而且也多少有點成績,可是,總體而言,還是沒辦法根本擺脫帝國主義的間接操控。例如,進口替代(用建立民族工業來代替進口消費品)策略雖然有助促進民族工業,可是由於要大量進口機械設施,結果又很容易引起貿易赤字。為了彌補赤字,多掙外匯又要促使經濟朝出口導向發展。結果還是原地踏步。其次,國家對民族工業的保護雖然必要,可是單靠這樣又往往不利於引進最先進技術。總而言之,「民族資本主義」並不是一條真正出路。至於採取閉關自守的「民族社會主義」路線,雖然「一無外債,二無內債」,可是同樣不能免於危機和崩潰。世界的工農階級需要的是一條真正的國際主義路線。畢竟,在資本日益全球化、自由化的背後,乃是生產力之跨越國界已達到空前。人類的確有需要從全球範圍來重組生產與分配。資本的罪惡不在於它要打破民族國家的約束,它要在全球範圍來組織生產與分配,而在於它是純粹根據利潤率高低來作這樣的重組,而非按照勞動人民的利益。所以,對於資產階級的歐盟,歐洲一些左派號召拿勞動人民的歐洲,社會主義聯邦的歐洲來與之抗衡。他們主張召開全歐人民立憲會議,來促進歐洲各國,在保障就業和福利的基礎上聯合起來。我們亞洲勞動人民,應當在這方面多吸取他們的經驗。

199752


註釋:

註一WBIMF的決策是按照一元一票,而不是每個會員國一票。也就是說,誰出錢多誰話事。結果是美國控制了WB17%的票,而非洲只有4%。美國在WB中享有實際上的否決權。

註二:歐盟的牛肉及奶製品破壞了非洲的畜牧業,因其產品只及當地產品價錢之一半。價錢這麼低,其中一個原因是產品得到歐盟津貼。所謂自由貿易就是如此!

註三:最明顯的歧視是紡織品多纖維協定。協定只是對發展中國家實施入口配額,卻沒有對發達國實施配額,無形中妨礙第三世界發展一門他們較具優勢的行業。今後,關稅雖然趨降,可是非關稅的貿易壁壘如入口配額、衛生及環保標準等在19871990年間增加了20%


 

返回目錄

現代金融危機的來龍與去脈

劉宇凡

亞洲金融風暴已經逐步擴散全球。繼俄羅斯之後,拉美的巴西正處於驚濤駭浪之中。對沖基金LTCM在美國政府牽頭拯救下才免於破產,暫時避免了在發達國家即時爆發金融危機。

八十年代以來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金融危機日益繁密,而且日益嚴重。在發達國,八十年代美國用於拯救存貸銀行的錢是GDP(國內生產總值)的3%。挪威是4%,瑞典6%,芬蘭8%,西班牙17%。在19801996年,有三分二IMF會員國經歷過信用制度的災難。在發展中國家,災難程度自然比發達國深遠得多。自1980年以來,有50個發展中國家的銀行系統損失了泰半以上資金,有十多個國家使用了10%以上的GDP來拯救銀行危機,數額達到7,500億美元。有些國家甚至要使用GDP25%來解決金融危機。刻下的全球金融風暴將又一次打破過去紀錄。

衍生工具,衍生危機

金融危機當然不是什麼新東西。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週期(從1825年以來已經經歷過20多次;七十年代以來至少三次)往往首先表現為金融危機。信貸制度把閒散資本集中起來並借給人們,這樣資本家的投資便不受自有資本的限制,消費者也不受現有購買力的限制。這樣信貸便促進了整個經濟的擴張。可是,另一方面,信用同時也掩蓋了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使週期性生產過剩的危機更嚴重。資本主義的週期性生產過剩(或設備過剩)是無可避免的。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盲目競爭;每個企業家都拚命擴充生產爭奪市場,結果是有些資本家無法售出商品,於是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市場萎縮。當消費力已容不下大大擴充的生產力的時候,信用制度還在製造虛假的需求(這是泡沫經濟的主要來源。)當清算的時刻來臨,信用制度就使危機爆發得更猛烈。依靠借貸來投資的資本家,或者是借債消費的消費者,在生產過剩的危機中發現無法還債;而銀行此時也一定「落雨收傘」,提早追討欠款,於是便發生了金融上的連鎖反應。總之,信用制度既能夠刺激經濟增長,同時它也使資本主義無限生產與有限購買力之間的矛盾尖銳化。

不過,九十年代的金融危機同過去一切金融危機也大有不同處。盡管以前每一次經濟危機爆發前都往往出現金融上的過度投機,可是同九十年代以來的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九十年代的新情況就是金融市場日益同實際生產與貿易脫鉤,其投機性及流動性之大,因而是不穩定性之高,完全是史無前例的。

每天國際外匯交易量,1987年是六千億美元,1997年為1.4萬億美元,其中只有一成半同實際貿易與投資有關。外匯交易額,1982年是世界貿易的17倍,1989年是28倍,1992年是33倍。這意味絕大多數交易都是投機。

每日的外匯及利率的衍生工具交易量,1995年已經達到22,980億美元。而整個國際金融市場,每日交易量達到5萬億美元,僅有2%與生產及貿易有關,其餘是資金的自身循環,絕大多數是投機。

期貨本來是從生產貿易中發展出來的。農夫害怕到秋收時谷物跌價,而磨坊主人害怕到時升價。結果大家預先按協議價作好買賣,便是期貨交易。這樣雙方都能避免價格波動的風險。

期權同期貨交易不同之處是期貨合同規定雙方必須履行交易,而期權則只賦予買家或賣家進行交易的權利,當事人有權不行使這個權利。期權交易可以用來對沖風險。例如,一個出口商在售出貨物後3個月內將收到外匯貨款。但期間匯率可能下調,造成損失。為了對沖風險,他就與銀行訂立3個月的外匯期權。他付出按金後,就得到一張合約,據此他可以根據匯率變化決定是否履約。假如市場匯率低於合同匯率,他履約就能避免損失;如果市場匯率高於合同匯率,他可以不履約,還可以市價賣出他的外匯,這樣,匯率下跌的損失就被控制,而匯率上升的好處卻保留了。

在正常情況下,對沖可以減低資本家的風險,但是對個別資本家有利並不一定代表對整個社會同樣有利。有人舉這樣的例子:假定生產稻米可以有兩種不同方式,一個較保險,一個有較高產量,但同時受蟲害的風險較高。在沒有期貨市場的情況下,農夫不會選擇第二種方式。有了期貨市場,農夫才會較有可能選擇它。但是,這樣整個社會的稻米供應就會比沒有期貨市場時更為波動,對普通人民的生計影響也更大。總之,期貨即使能降低個人風險,社會風險並沒有降低,反倒有可能提高。何況,所謂減低個人風險,也只是在正常情況下行得通。Doug HenwoodWall Street一書中指出:「人們以為自己已做了對沖,但當市場變得瘋狂的時候,他們的風險結果並沒有被對沖,因為他們賴以立足的所有假定都粉碎了。這時各種正常的價格關係,例如長期利率與短期利率之間,又或是升跌一向接近的兩種貨幣,忽然崩潰;又例如供求之間的巨大不平衡使買賣價之間相差太大;市場忽然只有賣家,沒有買家,資產的折現力消失等。」(3940頁)

目前衍生工具大部份已經同實際生產與貿易沒有任何關係,純粹是投機而已。以美國為例,農產品期貨只佔全部期貨市場的15%,而金融期貨佔了70%。香港的棉花期貨因為無人問津而要在1981年關閉。在金融期貨中,絕大部份也是投機。1993年,全球最大的22家從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金融機構,其衍生資產面值為24萬億美元,比1993年世界七大經濟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NP)之和16萬億美元還要多8萬億。天文數字的資金都耗費在賭搏中,這樣就只會令整體風險大增。其實,1987年股災已經說明期貨市場的危險性。當時香港期交所便差點破產(是港英拯救了它,不是市場的自動調節之功)。但是各國政府全無吸收教訓,而像LTCM那類的對沖專家,還自以為利用高深數學,已經找到了「避免風險模型」,可是,由於俄羅斯金融危機而造成孳息差距忽然擴大,使LTCM一個月內損失了近五成資產。

股市的作用是為實際生產集資嗎?

經濟學教科書總愛說:股票市場的作用就是為實際生產籌集資本。馬克思不是說過,如果沒有股份公司,要個別企業自己興建鐵路不知要等多少年嗎?Henwood一書卻指出,今天股票市場同過去一個重大分別,恰恰在於它為實際生產的集資功能已大大減少了:

「在1952年至1997年之間,92%的資本開支是由企業自有資本所支付的。……在八十及九十年代,可以經常聽到大工業企業不知道怎樣處理手上的數以十億計的美元現金。

股市對於為股市外融資差不多毫無貢獻。在19011996年之間,新股淨發行額等於非金融機構的資本開支的不過4%。這個平均數還是誇大的,因為廿世紀初,企業大量上市。在19011929年之間,新股發行等於實際投資的11%。近年由於收購合併潮,股票回購比新發行的還要多。新股發行在19801997年之間等於資本開支的-11%,使股票市場看來(似乎有點超現實主義)是融資的負來源。但若除開上述期限,而只限於看19461979年之間,股票不過為5%的實際投資融資而已。這個現象在第一世界其他國家是同樣真實的。在第三世界,數字較像廿世紀初的美國,但是同樣因為許多企業初次上市所致,而不是現有企業為集資而發行新股。」(7273頁)

「在19811997年之間,多得進行併兼收購,美國非金融機構所回購的股票,比他們所發行的還要多8,130億美元。當然,有個別企業的確是為集資而發行新股,但令人驚奇的是極少是用於投資。華爾街日報一篇文章談到1996年新股發行之多令人目眩,但是指出其背後動力是海外私有化及美國企業持續的重整。換言之,即使是在發行新股市場,主要跟所有權的安排及重整有關,同集資關係較少。大多數股票買賣都是現有股票買賣。1997年新發行股票為1,000億美元,但那只是紐約證券交易所一週交易額而已。」(34頁)

股市對促進實際生產的作用日少。它的主要作用,實際是幫助大資本家的財富集中以及加強對中小股東的控制。

Henwood指出:「非金融機構一直以來把日多的利潤分配給外面投資者(股民),而後者實際上並無對任何真實企業投資,只不過是從先前的持有者購入這些企業的債券或者股票。就從股息這一基本分配談起吧。從五十年代初直至七十年代中,企業付出其稅後利潤的44%作為股息。在七十年代末,這個數字稍為下降。然後又急速上升。從1990年至1997年,非金融機構拿稅後利潤的60%來派息。」(73頁)

不論所謂「人民資本主義」的論調叫得怎麼響,大部份金融財富都是在富豪階級手上。「在1995年,最富有的1%家庭(約二百萬成年人)擁有個人所有的股票的42%,債券的56%。最富有的10%家庭擁有二者的近九成。由於全國家庭擁有一半企業股票,那就意味著那挺風光的1%家庭擁有美國企業的1/4生產資本及其未來利潤。那10%擁有近半。」(66-67頁)

美國股市市值佔全世界42%。誰也不能說美國的例子沒有代表性。

大家知道,大股東並不需要握有全部股票才能控制股份公司。他們只需持有20%甚至10%,就有可能這樣做。所以那最風光的10%大股東所操控的財產比實際所有量所表示的要大很多。近年來大陸學者不斷引述馬克思有關股份公司的「正面」言論來說明大搞股票市場之必要,但總是忘了引述馬克思接續的話:

股份制度「再生產出了一種新的金融貴族,一種新的寄生蟲━━發起人,創業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並在創立公司、發行股票和進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產出了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這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在這裡,一切尺度,一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多少還可以站得住腳的辯護理由都消失了。進行投機的批發商人(這裡馬克思特別舉商業批發商為例,但他實際指的是包括股份制在內整個信用制度━━作者按)是拿社會的財產,而不是拿自己的財產來進行冒險的。資本起源於節約的說法,也是荒唐的,因為那種人正是要求別人為他而節約。」(資本論第三卷,496-497頁)他這番話雖說於百多年前,今天讀來還是歷久常新呢。

債務危機

金融投機沒有銀行信貸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再加上其他私人債務及公債,就表現為自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債務的驚人發展。同時,債務危機亦多次爆發,終於發展為去年以來亞洲、俄羅斯及拉美的債務危機。

亞洲奇蹟在相當程度上是由高投資率而來的。許多亞洲國家投資率高於30%,而泰國、馬來西亞更高於40%。但高投資率是由高額外債所支持的。整個九十年代,東亞地區的私人貸款增長率都遠超GDP增長率,以致外債佔GDP的百分比極高。1995年,馬來西亞、泰國都分別高達3933%,印尼及菲律賓更高至53%。一旦他們的出口由於各國過度競爭而減少,外匯收入亦減,這時就很容易還不起債。再給國際游資狙擊一下,金融危機便一下子爆發。

其實,八十年代拉美已經吃過過度借債的苦頭。亞洲各國今天不過是重蹈覆轍吧了。在亞洲危機爆發之前,西方及日本銀行作為主要債權人,一直都相信一些經濟學家的理論:拉美的債務之所以出現危機,因為錢都是借給政府,而政府官僚並不懂得按市場規律去投資。亞洲不會重蹈覆轍,因為外債以私人企業債務為主,他們不會像官僚那樣亂花錢。結果怎樣,現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在危機之初,西方尚把責任全推在什麼「裙帶資本主義」,現在也少談了。因為危機早已不限於亞洲。

究竟世界外債有多少?整個第三世界外債由1980年的5,670億美元增至1992年的14,190億美元。在十二年間總債務上升了二倍半。同期,利息及本金支出共計16,620億,是1980年債務的三倍。在這十二年間,第三世界所付出的理應還清欠債,但到頭來卻債台更高築。關鍵原因是西方及日本銀行家所設計的還債機制:他們要第三世界借新債還舊債;而同時第三世界的出口換匯能力由於原料價跌而大為削弱。債務成為第三世界輸送巨量資金給發達國的食利階級的重要機制。

發達國家的外債又如何?七大工業國在1994年所負外債為2,780億美元。數字不高,是因為美加的巨大外債為日、德的巨大國外債權所抵消:

1984年七大工業國外債或債權額(億美元)

美國

-7,810

法國

-880

意大利

-1,090

加拿大

-2,140

日本

+6,880

德國

+2,030

英國

230

七大工業國共計

-2,780

如果我們再看看發達國家的公債,就能更清楚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怎樣發財。這些國家的政府無一不向金融市場大量舉債用於支出(商界把責任推到福利開支太高;為什麼他們不去歸咎那天文數字的軍費開支?)。歐盟的公債在1993年達到4萬億美元,美國是4.9萬億美元(美國公債佔GDP比例,1974年是23%1997年是47%)。意大利一國每年的利息支出高達國家預算的20%。美國償付利息佔聯邦財政之比,1950-80平均為7%1982-90卻達到13.4%。公債就是資產階級套在政府脖子上的繩索,確保政府乖乖為他們服務,同時又能使自己財源滾滾而來(美國八成公債握在一成最富有的人手中)。

債務越大,銀行以及整個食利階級就越發財(雖然銀行的錢主要是別人的存款)。公債如是,私債亦如是。我們在此舉美國為例。美國家庭債務與其稅後收入相比,1952年不到40%,到了1992年高達90%。在1997年末,美國家庭花了一萬億來還債,亦即他們的稅後收入的17%。而1960年的數字只是不到14%。反映整個食利階級所得分配直線上升。

美國非金融企業借錢並不主要為了實際投資。Henwood指出,借錢主要為了籌資從事股票回購及兼併。結果是工業企業償付利息佔利潤之比,1950-73年為3.8%1990-9624%

至於金融機構,在1997年借了5萬多億美元。其中很多也只是像量子基金或LTCM之類作為投機之用而已。

香港沒有外債,也沒有多少公債,但私人債務卻高達GDP161%1996年),比新加坡的96%高出很多。其中物業貸款佔了近一半,而其中的投機成份亦很高。結果就是香港泡沫經濟的破滅。

然而,在全球範疇,這麼高的債務,而投機成份又這麼重,危機早晚爆發實在是不難想象的。信用的槓杆作用,在資本主義繁榮期可以很大,在衰退期尤其如此。在97年之前幾年,各國由於互相激烈競爭,亞洲各國已經出現出口下降,設備閒置率上升的情況。例如,當時世界汔車業的閒置設備高達40%。由於南韓在汽車業與日本激烈競爭,導致南韓一方面債台高築,一方面工業設備閒置高達30%。半導體市場的過剩也是令包括南韓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出口減少的原因之一。事實上,亞洲四小虎1995年出口增長23%1996年只有5.6%。一旦國際貿易盈餘逆轉,各種外國證券投資便瘋狂離場,觸發起金融風暴。馬克思說:

「如果說信用制度表現為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槓杆,那只是因為按性質來說可以伸縮的再生產程度,在這裡被強化到了極限。它所以會被強化,是因為很大一部分社會資本為社會資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這種人辦起事來和那種親自執行職能,小心謹慎地權衡其私人資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因而加強了舊生產方式解體的各樣要素。」(資本論第三卷498-499頁)

金融危機反映資本主義衰落

為什麼這麼多資金不流向實際生產,而是流向投機?這是同七十年代以來世界資本主義走向衰落分不開的。兩方面數字可以為證。一個是經濟增長率。西方發達國的增長率在九十年代比五六十年代下降一半。另一個是工業利潤率。1970-1990年,七大工業國的工業利潤率比1950-70年期間降低了40%1990年比1973年降低了27%,比1965年低了45%。亞洲雖然在七八十年代有較高利潤,但總的趨勢一樣是下降。

工業的平均淨利潤率(%

 

南韓

日本

美國

歐洲

1963-1971

39.7

48.2

28.4

16.4

1972-1980

27.7

22.9

17.4

12.7

1981-1990

16.9

14.4

12.6

13.4

來源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78 P41

一方面是工業利潤率趨降,使工業日益難以吸引投資,另一方面,由於各國先後徹消對金融的監管、債務上升以及大量減稅,使金融資本大為發財;這些沒有出路的資金便流向金融投機。美國私人對金融、保險、物業的投資,在1975-1990年之間翻了一翻,從12-13%上升為25-26%。在1982-1990年,差不多1/3的設備與樓房的私人投資落在上述部份,比任何部份(包括工業)都多。

因此,同過去相比,金融資本今天的規模,它所侵吞的國民收入,它之不僅日益脫離實際經濟而且對實際經濟的破壞作用甚於促進作用,都是史無前例的。

所謂金融資本,是指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融合,其中又以前者起支配作用。同過去相比,今天銀行的支配作用下降了,而且世界金融市場也大到任誰都難以操縱(當然在一國範圍內仍有很大分別)的地步。一方面,許多工業企業現在已發展為跨國公司,它們的盈利不僅足以為自己的實業投資融資(所以它們不像過去那樣依賴銀行信用),而且有餘錢參與金融投機。另一方面,各種投資基金,包括互惠基金,退休基金,對沖基金等等之興起並成為金融市場的重要參與者,也使銀行的吃重角色稍為下降。這個狀況在英美最為明顯。據估計,全球的投資基金竟達7萬億美元。銀行的競爭對手增加了,銀行與企業之間的較為緊密的關係也逐步打破了。近年來,連日本、德國這類一向由銀行起中心作用的傳統金融資本帝國(英美的銀行資本同工業資本一向不如它們融合得那樣緊密),也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衝擊下逐漸向英美向齊。這種由「銀行為中心」變為「金融市場為中心」的改變,一直是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指為自由市場勝利的明證。是的,同過去相比,在現代金融資本中,銀行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明顯下降了,而市場的自發調節的力量上升了,但是,讓全球數以萬億計資金毫無秩序地流動,甚至連它們的正確數字都無人知曉,這樣造成的損害並不見得少於傳統的金融資本。廿世紀初的金融資本的發展導致帝國主義瓜分全球及為再瓜分而進行的世界大戰。九十年代的金融資本呢,則是打著自由市場的旗號自由地沖垮較弱的國家的經濟,造成全球化危機以及全球性的兩極分化。這一切,也同樣為各種戰爭、動亂、屠殺、饑荒、環境災難鋪平道路。

結語

信報的曹仁超經常批評官員花錢不計效益,是因為他們花的是別人━━納稅人━━的錢(OPM - Other People Money)。殊不知道,在當代資本主義的金融制度中,從大銀行家到基金經理,從大股東到大食利者,無一不是拿別人━━中小存戶,中小股民,向醫療、退休基金供款的僱員━━的錢去冒險,發財就大半袋進自己袋,一旦投資泡湯,由於規模過巨,政府不敢不救(too big to fail),所造成的損害就由社會負擔。但是,同幾年前不同的是,資產階級國家打救闖了大禍的資本家的能力已經大為削弱了。在1958年,十大帝國主義國家的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比私人資本家的還要多5倍,到了1986年,這種關係完全倒轉了。

IMF總裁康德蘇日前承認:目前的危機不是國家範圍的危機,而是整個制度的危機。說得好!但還不夠透徹。是什麼制度的危機呢?馬克思指出,是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與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的危機。歷次的金融危機表明,社會生產力已經高到和社會化到這樣一個階段,除了把它們交給社會管理之外,再也沒有辦法馴服它並使它為人類謀幸福。繼續讓資本家控制就只有造成災難。只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才承認股份制的正面歷史作用,因為它代表資本主義生產已發展到高度社會化的階段,為普羅大眾廢除資本所有權並自行當家作主奠定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工人階級把一切資本置於自己的集體控制下,按照民主原則及大眾的利益來發展生產:

「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餘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裡,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後者那裡,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資本論第三卷,494498頁)

上文所謂「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就是工人階級聯合起來民主地生產與管理社會。經濟學教科書,愛把資本家稱為「生產者」。這是盜竊。工人才是生產者。資本家的利潤是從剝削作為生產階級的工人而來的。稱資本家為「生產者」,其實是進一步竊奪了工人的精神財產。在九十年代,當資本家日益成為食利階級的時候,叫他們作「生產者」就更顯荒唐。工人階級需要的就是把一切生產工具及把「生產者」的稱號都一併奪回來並共同民主經營。


本文材料主要根據:

1  Wall Street by Doug Henwood, Verso 1998, London.

2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by Robert Brenner, New Left Review no. 229, 1998, London.

3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 78, London, 1998,

4  IMF/World Bank/WTO - Free Market Fiasco, edited by Eric Toussaint & Peter Drucker, I.I.R.E., 1995, Amsterdam.

5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Elmar Altvater, Socialist Register, 1997, London.

東南亞金融風暴,王先慶、吳少平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北京。


 

返回目錄

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劃時代轉變

斯文蘭登 A. Sivanandan
丹心 譯

編者按:

引發起斯文蘭登(A. Sivanandan)同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的論爭的是後者在1996年七、八月合刊的《每月評論》上發表的一篇《現代性、後現代性,還是資本主義?》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批評了那種認為自七十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已發生質變、現代性已為後現代性所取代的觀點。

後現代主義者一直把資本主義的許多罪惡,歸咎於啟蒙時代(Enlightenment)的理性主義、技術中心論、一種深信單線進步與存在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的世界觀。後現代主義認為,七十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已經變了質,那麼現代性亦隨之而一往不返了。我們已進入後現代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一切已化整為零,其中沒有一個因素起主導作用,因而不可能從中概括出一個涵蓋一切的統一理論。據此,自然也談不上能夠產生一種具有普遍適用性的解放人類的理論。

伍德則否認資本主義已然發生質變的觀點。但是她主要不是直接談論這一點,而是斧底抽薪,從根本上質疑那種把啟蒙哲學等同於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的觀點。她認為,啟蒙哲學恰恰不具有資本主義性。恰恰相反,它本身是非資本主義的。甚至到了十八世紀的法國,作為啟蒙時代的主要社會基礎的城市自由民、或中間階級(bourgeoisie)還不成其為資本家階級(capitalist class)。法國大革命中的中間階級的革命派,主要是專業人員、公職人員及知識份子。他們同皇朝的吵架,同爭取資本主義從封建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沒有多少關係。中間階級拿來對抗封建主義的血統論、身份論的,就是普世性(universalism),即人人平等、人權適用於一切人,公民概念等等,而這種普世性同資本主義沒有必然關係。只要看看同期的英國就可以知道分別了。英國的資本主義比法國的發達,可是,英國並沒有產生普世性的觀念,而是典型的資本主義思想:政治經濟學,一種不是追求人性的改進的哲學,而是對生產力與利潤的追求的經濟學,一種致力把勞動置於資本之下以求生產效率之提高的學問。所以,伍德強調,把啟蒙時代關於解放人類的普遍理論當作是資本主義思想的來源,因而要將它連同資本主義一起否定,是錯誤的。

伍德認為,變了質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在戰後繁榮長大的那一些知識份子。他們感到,那個「常態」的資本主義已隨著長期衰退而一往不返了。這個改變對他們的心理影響無疑是很大的,這就是為什麼不少人變成後現代主義者。

伍德女士想知道究竟資本主義如何透過新科技造成劃時代的轉變。他認為資本主義仍然是資本主義,因而仍然要從「勞動中搾取更多價值」━━只是現在「那舊的大生產經濟的邏輯」是能夠「化整為零並伸延」到「全部的新部門」,並影響到「從前多少沒有受到影響的工人」。但是,下文所描述的情況如果不是劃時代的,又是什麼?

整個產業工人階級被分解,非技術化(由於科技的發展而造成技術過時),然後在生產過程中再重新組合成兩部份:高技術的核心工人以及無技術或半技術的「邊緣」工人。那曾經容納數以千計工人的工廠不再固定在某時某地,而是以全球生產線的形式擴展到世界各地。從前資本主義要依靠輸入外勞,現在資本主義可以提著它的工廠走到世界任何一部份,只要那裡有大量廉價及容易控制的勞動力;結果,工人階級組織變得破碎不全,或者全數被毀滅,工人階級運動完全喪失戰鬥力。

這就消除了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在從前不但是造成社會改良━━例如工廠法、教育法以及公眾健康法等━━而且產生所謂資產階級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以及普選制度。同時也產生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團結的價值與規範。

現在政府的權力不是來自選民而是來自企業集團、傳媒巨頭及傳訊企業東主。這些人控制票源、操縱選民,而政府則按照這些跨國財團的意思辦事,制訂本國政策或者在國外建立有利於全球資本發展的政權。當然,伍德女士對於「跨國公司的增長」,以及「民族國家的弱點」表示懷疑。

結果,第三世界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再只是為它自己人民利益服務的民族資產階級,而是變成為國際資本利益服務的國際資產階級(伍德女士首次承認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一個真正全球現象,雖然她鄙視那已成為「套語的舊老公式」━━「全球化」。)

這個資訊社會由一批「知識工人」管理,他們成了權力的合作者。

我可以繼續舉出許多例子,但我只想指出,即使我有被指為科技決定論者的危險:在生產力上的質的變化,已帶來了生產方式上的變化,而這又轉過來導致社會關係的變化。如果「手搖磨坊會產生封建主的社會,而蒸氣磨坊產生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那麼,微型晶片就會產生環球資本家的社會。如果像伍德女仕那樣,堅持我們應當著重的乃是「資本主義的邏輯,不是什麼特殊的技術或勞動程序而是特定的社會財產關係」,那就是對這些技術與勞動程序怎樣改變了財產關係視而不見。

無疑,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但不懂得分辨它的不同化身就會使我們呆在衰朽而無效的鬥爭模式裡而不能自拔,而且使我們盲目不視由信息技術所帶來的革命性機會。同樣,這樣也就是看不見「後現代主義文化」所提出來的危險;這些危險,是信息資本主義所固有,而不是戰後繁榮結束後所引發的人們心理上的突變。

如果我同伍德女士的討論中有點激動,那是因為我恐怕人們會因為在對種種後馬克思主義異端學說作出過份反應之餘,會走向另一極端,採取一種抽象的,學院的馬克思主義。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是不能同那些正在為生存而對掠奪成性的資本主義進行抗爭的人們有所溝通的。


 

返回目錄

對斯文蘭登的回應

艾倫.伍德 Ellen M. Wood
丹心 譯

全球化?

我對我所寫的後現代文章引起斯文蘭登這樣的憤怒感到抱歉。由於我極敬重他,而且我們大體上是站在同一立場上的,我的文章引起這麼大的歧見,肯定是我的溝通技巧極壞了。儘管如此,我仍認為缺乏溝通只是問題的一部份,斯文蘭登不但忽略我的論點,更重要的是,他不明白我們當前所處的是一個怎樣的歷史時期。

斯文蘭登反對我的似乎主要是我把資本主義當作一個單一、永恆不變的制度。其實,我的意見恰恰相反:資本主義是一個不斷在變化的制度。即是說,當我們處於這個獨特的動態制度內去追縱那種無止境的變化過程時,我們必須十分清楚,在所有這些變化之中,是什麼介定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特定的社會形成。我們不但要清楚是什麼改變了,而且還要清楚什麼仍舊保持不變。沒有改變的是資本主義獨特的系統性邏輯、特定的「運動法則」或「過程邏輯」。無論資本主義以何種方式出現,這個邏輯都是它們所共有的,正是這種邏輯導致那些經常的變化。

就像某些後現代理論那樣,資本主義的歷史向來把焦點放在資本主義內部的不連貫性上面,同時卻不重視資本主義與其他社會形式之間的不連貫性。所以,與其強調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獨特性以及由此帶來的歷史性變化,人們普遍把資本主義視作理所當然,好像那是普遍、超歷史規律下的自然結果,尤其是科技發展的規律的結果。這種觀點正是導致對今天資本主義所發生的變化的某些頗顯著的誤解。

斯文蘭登的例子正屬這一類。我認為他列舉的變化並不是「後現代」情況所特有的,那更像是資本主義從頭起就一直發展下來的普遍而長期的過程。技術上的經常變化是由競爭、利潤最大化以及資本、勞動和這二者之間的階級關係的不斷重新組合等等的壓力所促成的。那麼,問題是究竟這個「後現代」時期有否發生質的跳躍,資本與勞動的本質有否發生一個劃時代的變化。

我討論後現代時,對於是否已經發生某種劃時代的轉變這個可能性是持開放態度的,但我認為人們把這種變化與「後現代」的觀點聯繫起來很有問題,對於我的質疑,斯文蘭登作了非常清晰的總結:他告訴我們,「微型電腦晶片產生環球資本家的社會」。新的技術已產生一種新的資本主義制度,伴隨著它的是「全球生產線」和一個「國際資產階級」以及自由流動的資本。這些資本可以「走到世界任何一處━━只要那裡有大量廉價和受控制的勞工」。它繞過國家,並把一個無力還擊的工人階級留在後面(假如這樣的工人階級仍然存在的話)。

其實,斯文蘭登所指的劃時代變化可以總結在「全球化」的說明下面。我曾在我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反對的是我叫作「被濫用」的全球化概念(斯文蘭登竟無視我這個疑竇)以及我喜歡把最近的歷史時刻叫做資本主義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我的另一篇文章有更詳盡的反對意見。在這有限的篇幅,我只能簡略地談談其中幾點。

讓我一開頭便說清楚:我認為現時一般人所理解的「全球化」概念是繞在左派頸上最沉重的思想束縛。在有關全球化的傳統智慧之中,左派現正和新自由主義右派佔據著相同的陣地━━這是在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意識形態聯盟。這種傳統智慧成了最完全的失敗主義和放棄任何一種反對資本主義計劃的藉口。

在最近流行的全球化概念中,左派加入右派行列,接受了「沒有另類選擇」━━不僅是資本主義以外沒有另類選擇,甚至在一個無情的「具彈性」的資本主義以外也沒有另類選擇。

假如全球化概念真的能多少準確地說明今天世界所發生的事情,又假如它真能正確地辨認出其加諸於政治行動的限制,那麼我的反對意見不會有多少作用。我們社會主義者只好把我們的思想偏好放在一旁,狠狠地吞掉,然後接受「社會主義規劃已死」這個不愉快的事實。又或者在可見的未來,充其量只能在資本主義的邊緣怯懦地作些拙劣的修補。但「全球化」這個詞,至少在它的傳統意義上,有許多理由使我們質疑它是否真正能準確解釋當前的歷史時刻。事實上,我們有很好的理由視之為意識形態上的迷誤。同樣,我們也有很好的理由去質疑「全球化」所認為的社會主義計劃在某些特定形式中必須受到閹割。其實,同「全球化」概念聯繫起來的某些假設是十分誤導的、以至一旦使用這個詞本身可能就已經牽涉到如何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

這牽涉兩個不同的問題,第一,究竟那些傳統上歸入全球化名義下的發展━━即斯文蘭登所談的那些━━是否已經像斯文蘭登等人所認為的那樣發達和普及化呢?究竟這些發展是否已經產生了人們認為的那種結果呢?第二,「全球化」究竟是否最恰當地用來說明那些實際發生了的發展呢?又或者全球化概念背後的假設究竟有沒有誤導和掩蓋真相的成分,使它們未能展現我們今天所處環境的變化呢?

在第一個問題上,我只能提出幾點意見。若讀者有興趣,可在「每月評論」或其他地方找到比我寫得更好的文章。我對這個問題的見解主要是參考馬格多夫(Harry Magdoff)的,希望他很快會把新近的想法發表在《每月評論》上。

首先是幾個簡單的事實。相信無人會懷疑,過去二十年來,資本主義越趨向國際化,生產便越益變得國際化。但讓我們用事實來說明吧:在全世界的工業產出,跨國公司的外國分公司佔15%,其餘85%是由單一地區的本國公司所生產的。不錯,金融資本可以透過電子工具自由轉移到外國,但工業資本卻不是同樣可以那麼流動性的,而且這種流動性也不是清晰地與斯文蘭登的圖畫吻合的。例如,1993年,美國製造業在外國的直接投資有78.9%是投資在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如加拿大、歐洲、澳洲和日本。自然它也有投資到廉價、無技術以及不受管制的第三世界勞工身上。我無意低估這種趨勢的重要性,但這種選擇自然是從一開始便是按著資本主義的剝削邏輯辦事。可能有證據顯示這種趨勢最近有加速的兆頭,但同時也有跡象顯示它可以是前進也可以是退卻的,這要視乎當時的經濟情況而定。另外有一種投資甚至無法套入「全球化」的模型之中。舉例,傳統的模型假定那種較廉價、較少管制的勞動力市場的投資必然會直接取代本國的生產。但美國大部份以這種廉價勞動力生產出來的產品都是在該國銷售而不是運回美國本土出售的,而美國製造業的生產絕大部份是在美國本土進行的,這比例較諸過去幾十年的比例是擴大了而非縮小了:本國製造業的生產比1950年增加了五倍。

儘管如此,上面的事實並沒有使資本主義減少些邪惡(斯文蘭登是否真的認為在全球化之前,「民族資產階級」曾經「為了它的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呢?);也沒有使它否認新科技━━像早期的技術變革一樣━━能產生新的剝削方法;可以肯定它也不會反駁以下的事實:近期資本主義的危機與停滯、解除管制、縮小經營規模、大量失業、貧困的增加以及大量削減福利等等所帶來的破壞性後果。這表示我們可能要從其他地方尋找資本主義的長期結構性危機的解釋,而不是從「全球化」的簡單公式中獲得。一般人所指的「全球化」可能是後果多於是根本的原因。

我提出這些事實與數據,並不是說我知道事情的發展方向。我只想指出,這些簡單的事實很重要,它們同「全球化」想要誘導我們走的那個方向是截然相反的。我指出這些事實主要想說明,那些有關全球化的討論是如何容易把我們所處的世界的某些基本事實掩蓋起來。

「全球化」資本主義之中的階級與國家

政治上更重要的是,有關國家和階級權力的理論假設,通常是同有關生產國際化和資本流動性的假設聯繫起來的。基本上,這些假設會是這樣的:資本越「全球化」,國家就更少干預;而當工人階級越變得零碎時,權力已經落到由各種超國家的組織聯合組成的跨國界的資產階級手上了。通常人們會認為,這種全球新秩序已經使社會主義規劃死亡,並由一個較好的,管理上可能較人道的、「具彈性」的資本主義所取代。

讓我先談談國際資本。

現在向全球化擴展的大公司的確比從前更多,同時也有更多像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或世界銀行(WB)那樣的國際組織為資本利益服務,但指出這個事實跟認為現在已經存在一個聯合的國際資產階級或者任何為某種資產階級國際服務的組織相去甚遠。畢竟,假如真的有一個國際性的經濟力量被全球化,那就是市場本身。如果這不是競爭的國際化又是什麼呢?像所有的資本主義過程一樣,這次也是和它本身的結果相矛盾的。就這方面而言,「全球化」可能意味著資本主義跨國界的整合與合作已達到新的形式,但同時也可以說數量不斷增長的民族性以及地區性的資本家要被迫加入互相積極競爭的行列。那甚至意味著,當各民族的經濟對外來資本更加開放時,本國的資產階級在如何分配其國內投資的利益問題上也產生相互競爭的新形式。

如果是這樣,「全球化」經濟就意味著資本主義是少些而不是多些統一性。雖然現在對有關「全球化」現象的方向和後果作出肯定的聲明是言之尚早,但似乎有理由說,它遠遠不像是使各國資本結合起來,或者至少,它也同樣正在產生解體的效果。無論如何,市場的國際化決不是明明白白地有利於資本的。就各國的資本日益暴露於國際市場力量上這一點,如果說這是力量的來源,至少也同樣可以說是它的一個弱點。

那麼社會主義左派應該從這裡得出什麼結論呢?那可能恰恰是「全球化」觀念想要把我們推向的結論的反面。這個觀念想使我們得出以下一個或者兩個政治結論:第一,在「全球化」的範疇內只有最特殊和最零碎的鬥爭才有可能(例如,「身份政治」),那自然不會根本反對資本主義而只是在它的夾縫中提出局部的反對。其次的是,唯一最有效的反資本主義鬥爭只能在國際平面上組織起來。同意上面任何一個結論都等於說有效的反資本主義鬥爭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認為這兩個建議不過是準備向失敗讓步而已。

自然,國際主義視野對於任何社會主義運動來說仍是極為重要的,沒有社會主義規劃不是由跨國界的工人階級團結表現出來,並因此而得到鞏固的。如果社會主義左派不盡最大努力去把現時由資本主義跨國組織(例如歐盟)所佔據的陣地奪取過來的話,那是愚蠢不堪和毫無建設性的。但是組織和鬥爭的主要戰場━━即介入國際鬥爭的主要渠道━━仍是本地和本國。同時,假如本地和本國的鬥爭要有效地與資本對抗,各種分散的反對力量就必須結成為一個統一的階級的政治路向。

資本主義在它不斷使工人階級重新組合的過程中,經常以各種方法把這個階級分化再分化。在這個意義上,斯文蘭登所指的工人階級零碎化就不是「全球化」的產物,而是資本主義固有過程的一種延續與擴張。同樣,階級政治經常要求人們努力從眾多分歧中創造統一的基礎。因此,如果今天階級零碎化的過程加劇和擴大,從分歧中創造團結的努力就更須增強和擴大。即是說,階級組織必須比從前更協調以對抗「特殊壓迫」━━尤其是種族和性別壓迫━━同時要更投入這些反壓迫的鬥爭。不但因為這些鬥爭本身重要,更因為那是建立階級團結所必須的。因此在我看來,最近工人階級的零碎化並不是說明我們已處身於一個全新的時代,即階級政治已被身份政治所取代。恰恰相反,左派主要的組織力量必須比從前更投入,以建立一個立足在本地及全國平面上的統一的階級的政治。

假如「全球化」概念結果使我們相信相反的東西,那就有足夠的理由拋棄這種概念。我們甚至可以說最近的「全球化」經濟使到本地及全國的階級組織和鬥爭變得更重要而不是相反,其潛力也是更有效而不是相反。要指出一點,民族資本因面對國際市場的力量而變得脆弱,這就會成為反資本主義鬥爭的潛在的新的打擊目標。

這就回到國家的問題上。有一種見解認為經濟的國際化和國家權力之間有一種相反的關係:越全球化,民族國家的作用便越少。但這個假設沒有考慮到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全球化」預先假設的那個國家,當這個國家喪失某些傳統功能時,它會獲得新的功能。簡單些說,民族國家是一個主要導管,透過它,民族(其實是跨國的)資本介入全球市場。

如果說這個新的全球秩序是什麼,可以說是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是由眾多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如果這些國家能夠讓資本流動的話,那麼這種滲透性就既是它的自然結果,也是它的條件━━換言之,資本之滲透性本身是以民族國界以及國家司法制度的存在為條件的。

關於今日的「全球」經濟和早期各種殖民帝國主義形式之間的對比應該補充一點:舊式的殖民地是名副其實的:因為它們並沒有對帝國主義權力造成政治地緣上的障礙。跨國界的資本轉移當然不僅僅是文件的轉移或電子傳送那麼簡單,而是殖民主義的強制力量的實體上的移動。換句話說,地緣政治的邊界不僅是思想上的更是物質上的滲透。今天,跨國資本可能比舊式的軍事帝國主義更有效地滲透到世界每一個角落,但它仍然希望透過本地資本和民族國家來完成這個任務。可能最終也要依靠一種新型的軍事帝國主義的幫助━━其實就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軍事力量,亦即是最後剩下來的「超級霸權」━━以支持市場的主宰權;但這個霸權仍要依靠許多本地的政治司法制度才能維持經濟穩定性及勞動紀律這些有利可圖的投資條件。從此,每一個新的跨國界的合作機會同時又會成為帝國主義之間新的敵對機會━━其中民族國家始終是主要的代理人。

如果國家在全球市場中扮演如此重要的支持資本的角色,但左派卻放棄把國家作為鬥爭場所,而且把希望寄托在兩個極端之上,一是完全零碎的「身份」政治,另一個是不現實的國際主義狂想:希望不用通過本地及本國的組織和鬥爭便能達到真正的國際主義。其實,如果國家是一個渠道,透過它資本可以轉移到「全球化」經濟,那麼國家同樣可以是一種工具,反資本主義力量可以通過它切斷資本的生命線。

那些「後現代」左派似乎無視這個現實,這主要是因為他們毫無批判就接受了全球化概念及其背後的假設。尤其是他們把全球化的傳統觀念視為一種無法避免,無法逆轉的自然過程,它獨立於任何人類的意志或政治,不受阻撓地前來接管我們的世界。這再沒有比斯文蘭登的科技決定論更明顯了。按照他的看法,「全球化」是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新的電子科技使全球化不但成為可能而且是必須的。

但是「全球化」肯定不是某種超歷史的自然過程,假如那是指國家為了資本流動的利益和世界市場的「競爭」而減少管制和削減各種社會福利的功能。這是政策選擇的產物,而不是自然規律的結果,更不是必然的歷史目的━━儘管這些政策不但為新自由主義所接受,更漫延到整個政治領域也接受了。

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肯定不是一個偶然或任意的選擇,那肯定是對某些結構性變化的一種反應,至少部份是我所稱的資本主義普遍化的一種反應。在舊式的殖民帝國主義時期,先進資本主義敵對國之間為了分贓或重新分贓非資本主義領土而展開劇烈的鬥爭。今天,當全世界經濟已經基本上變成資本主義,甚至連一些前殖民地也成了資本主義競爭者時,遊戲規則改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方式也隨之而改變。「全球化」不過是代表某種政策的採用以應付一個全球性制度的資本需要,在這個全球制度裏,主要的經濟角色都按照資本主義的邏輯行事,就像舊式帝國主義為了資本的利益,在一個主要是非資本主義的世界中搶奪時所代表的政策選擇一樣。

但是,假如「全球化」是資本對結構性變化所作的政治反應,也即是說可以有其他的選擇,例如社會主義的回應。假如舊式的政治手段例如30年代的凱恩斯政策在當時「全球」經濟還沒發揚光大的時候已很不足,今天更不用說了。但這並不表示其他任何的政治行動都不行,那只表示政治行動不能只局限於資本主義範圍之內,而是必須日益把物質生活從資本主義邏輯分離出來。這才是當今左派應該思索的問題,而不是讓自己在全球化的幽靈面前癱瘓下來。

最後一點我想回應斯文蘭登的是:他嚴厲指責我對以下兩個危險視而不見:「後現代文化」向社會主義價值和信念所提出危險,以及一個與信息資本主義有機地結合的新知識分子「階級」的威脅━━他們並不是什麼由戰後繁榮結束後產生出來的心理突變。

我把「後現代情況」描述成是資本主義世界某個知識份子層份的一種心理狀況,或者是過於輕率。但是,這種狀況,同任何其他體現在社會意識中的社會存在的狀況一樣,不多不小,也是一種心理狀況。這種心理其實是對特定的物質狀況的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反應。但我不認為叫它做「信息資本主義」有助於解決我們的問題。它的來源可以追索到兩代的斷裂:前一代人的知識及政治成長是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及二次大戰時期;後一代人的知識及政治的成熟期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這些人的成長經驗不是衰退,世界大戰或者反法西斯鬥爭,而是資本主義擴張以及大學生活。

我當然很清楚看見「後現代主義」向社會主義信念及價值所提出的危險,而其中一個不算小的危險是,像斯文蘭登那樣有慧眼的社會主義者們,他們對「後現代主義」毫不同情,但卻讓自己陷於這個迷誤而不能自拔。

(本文譯自Monthly Review 19972月號)


 

返回目錄

全球資本主義的勞工、國家與階級鬥爭

艾倫伍德 Ellen M. Wood
丹心 譯

編者按:

本文譯自1997年七、八月號的《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伍德所寫的文章《勞工、國家與階級鬥爭》的後半部份。97年三月,《每月評論》舉辦了一個圓桌會議,邀請了一批工運活躍份子來討論當今工運界最關心的議題。其中如,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發展對工人運動的影響,左派的反應以及工人在什麼基礎上重新團結起來等等。及後《評論》更邀請一批作者撰寫有關文章,成為這一期的勞工特輯,本文就是其中一篇。

我們沒有把前半部份譯出,因為其中有關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實際情況的分析,早已在第44期的《先驅》有關全球化的文章中刊登過,所以不再重覆。

文章的後半部主要談到國家的作用,伍德認為,國家並非像某些左派或後現代主義者所說已變得無關宏旨;恰恰相反,國家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獲得新的功能,它不但成為資本通向全球市場的主要工具,而且仍然是替資本在本國創造良好投資環境及抑制工運的主要工具。最後,伍德指出,這個發展正開啟階級鬥爭的新機會。

美國的工人運動在過去從來不曾產生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強大得像社會黨、社會民主黨或是英式工黨那樣的政治組織。雖然這情況可能在改變中,但美國的民主黨今天能夠為工人運動做的事情甚至比過去更少。不過,如果與歐洲最具規模的工人政黨━━不論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抑或是「勞工主義」━━那種完全跟自己的階級根源切斷的情況比較起來,美國的情況似乎並不比過去更異常。舉例,歐洲的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黨派總的來說是已經放棄階級鬥爭及其用語,而最近在大選中取得政權的英國「新」工黨━━至少是取得一黨領導權━━亦想切斷它與工會運動的歷史聯繫。這,至少在目前來說,使英國成了近似美國模式的一黨制國家━━又或者像G.Vidal說的一個有兩個右翼的政黨。

儘管這些偽裝的左派政黨立場含糊,但它們的勝利仍可能會開啟新的政治前景。此刻,許多人似乎把工人階級政治的消失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情,而過去傳統上由工人階級佔領的政治領域━━不論是革命的還是選舉的━━都不再存在了。甚至那些不接受所謂沒有選擇,或全球化無可避免等觀點的人似乎也說鬥爭的領域已不可挽回了。

關於全球化的政治含意的最重要的假設很可能與全球化對國家機器的影響有關。人們不斷告訴我們,全球化使民族國家不再重要。有些人認為再無事可為,另一些人則認為鬥爭必須馬上轉移到國際平面上去。但無論那一種見解,似乎工人階級政治都在被排除之列。

然而,我要挑戰的正是這種假設━━不是指有沒有「全球化」的問題,而是「全球化」是否切斷階級政治的基礎。我認為,全球化使階級政治━━一種直接針對國家和集中於國家的階級權力的政治━━更重要和更有可能出現,而非相反。

馬克思主義者一向強調資本主義增長的方式會促進階級意識和階級組織的發展。社會化生產和單一化工作,其中的一個組成部份又是民族,超民族,甚至是全球的互相依賴━━這統統都被假定會大規模地產生工人階級意識及組織。甚至是國際團結的條件。但整個二十世紀的發展日益削弱這種信念。

工人階級無法實現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期望成為左派知識份子放棄社會主義或至少是尋求其他代理人的典型原因。近幾十年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主義及後現代主義都先後為知識份子、學生、「新社會運動」以及除了工人階級之外的任何其他人指定為歷史代理人(假如他們還相信歷史或代理人的話)。今天,工人運動完全在最時髦的左派理論及政治中消失,而「全球化」更似乎是對工人運動的最後一擊。

大部份人談到全球化的時候,似乎都認為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年代,工人階級(如果仍然存在的話)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分散。左派人士更認為沒有其他選擇,頂多只能在資本主義的夾縫中透過各種特定的、分散的鬥爭取到多一點點的空間,這類鬥爭有時被叫作「身份政治」。

支持這種論調的人,有許多理由捨棄階級政治而取所謂零碎政治(political fragmentation)或身份政治,但肯定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和所謂資本主義越全球化,鬥爭也越全球化這個假設有關。總而言之,爭論的焦點是:全球化是否真的已把權力從民族國家轉移到跨國組織及力量上去呢?而這又是否意味著任何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都必須在那個跨國層面上進行呢?

我們有足夠理由相信,由於大多數人覺得很難達到那種程度的國際主義,更不要說在那個層面上組織起來的可能性,他們得出的結論自然是遊戲已經玩完,資本主義永垂不朽。更可悲的是,人們已不再認為有充份理據去建構一個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一個包容和廣泛的政治力量,就像過去那些工人階級政黨所希望做到的那樣。換言之,階級作為一個政治力量,跟作為政治目標的社會主義理想同時消失。假如人們認為無能力在全球層面上組織起來,就只能走向另一個極端━━向內轉,轉到自己本地的特殊壓迫。

當然,有些社會主義者仍然堅持必須把注意力放在國際戰場上,他們相信社會主義鬥爭仍然可以繼續,於是他們提出以社會主義全球化來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其中有些人用「國際民間社會」作為鬥爭的新戰場,又或者用「全球公民」作為新的團結基礎,但我認為提出這種名詞的人就像在黑暗中吹哨子,因為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這種反資本主義鬥爭的策略。所以當有人向我宣揚國際戰場才是社會主義者唯一的出路時,我會把這話翻譯成:反資本主義鬥爭已經完蛋。

資本主義的離心力

我跟這些人的結論完全不同,因為我從不同的前提出發。首先聲明,我對於資本主義的增長和工人階級的統一之間的直接關係時常有保留。大約十六年前,我曾寫過一篇叫《資本主義的政治與經濟的分野》的文章,裡面曾談到資本主義的離心力。跟傳統馬克思主義智慧相反,我認為在一個發展完備的資本主義,生產和剝削的結構會傾向於使階級鬥爭分散、內向和局限於本土的特殊鬥爭。當然,資本主義肯定會產生劃一化的效果,而其經濟的整合也肯定會為工人階級團結提供超越個別企業和跨越民族國界的物質基礎,但更即時的效果是在個別生產單位內體現階級矛盾,使階級鬥爭分散及本地化。但必須強調的是,這並非工人階級意識的失敗,而是對物質現實,對資本主義組織起來的社會的一種反應。

我認為這說明資本主義的政治問題在某個意義上也被「私有化」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裡,權威和統治的矛盾是直接針對地主及國家的司法和政治權力,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則轉而針對個別的資本主義企業。雖然資本必須依靠國家權力來支持階級權力制度和維持社會秩序,但資本主義不是在國家內,而是在生產過程及其等級組織之中最直接地對工人行使其權力的。

我更認為這與一個事實有關,即現代革命都在資本主義不大發達的地區發生。在這些地區,國家本身就是基本的剝削者,例如透過稅收來剝削農民,這就使經濟和政治鬥爭很難分開。在這類情況下,國家成了群眾鬥爭的焦點。總之,與資本比較,國家機器是較容易見到和較集中的階級敵人。當工人與資本直接對抗時,通常的是以個人、個別資本或個別資本家的形式出現。所以甚至是無產階級革命,也較容易在工人階級與資本發生衝突的同時,又與其他前資本主義鬥爭(最明顯的是反地主及反國家剝削的農民鬥爭)結合起來的地區發生。

但當我說資本主義有分散鬥爭及使之「私有化」的傾向時,它似乎也同時存在一些新的抵銷傾向:資本主義市場在國際上的日益整合正把資本累積的問題從個別企業轉移到宏觀的範圍,而資本也被迫要更加依賴國家機器來為其累積創造合適的條件。所以,我指出國家日益與資本的反社會作用合謀這一點意味著國家將成為先進國家抵抗運動首要針對的目標,這就有可能抵銷資本主義某些離心的作用了(即分裂工人階級鬥爭及使其局限於本土的傾向)。

我提出這個觀點之前,從未聽聞全球化的說法,也不知道人們很快便把這個名詞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的國際整合會削弱民族國家和把資本主義權力的焦點從國家轉移開去。最近,人人更把全球化掛在唇邊,我則反對那種認為全球化促使民族國家日益無關重要的假設。我認為,儘管國家的某些功能可能正在消失,但它同時正在獲得新的功能作為資本與全球市場之間的主要管道。我認為這個發展的結果就有可能開啟階級鬥爭。八一年時,我認為這只是一個可能的展望而已。

關於全球化的問題,有些是可以辯論的。例如,「全球化」發展到什麼程度呢?什麼才是真正的國際化呢?但有一點是清楚的:資本需要國家替它在全球市場上維持積累的條件,維持勞動紀律、提高資本流動的同時又能壓制勞動力的流動。在每個跨國集團背後都有一個民族國家作為基地。跨國集團一方面依靠它自己的國家來支持它,另方面也要依靠其他國家的幫助才能通向其他市場及其他勞動力。即是說,「全球化」的全部問題是:競爭不僅僅是,甚至不主要是個別企業之間,而是全部民族經濟之間了。國家作為這種競爭的工具獲得了新的功能。

國家的新功能

即是說,民族國家不過是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例如,美國資本若要在一個國家尋求「競爭」時,便會要求那個國家把社會成本壓至最低,同時要求它控制因缺乏社會保障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及混亂。另外,被視為跨國組織典型的歐洲共同體,為創造貨幣聯盟的條件時,每一個歐洲國家都是主要的代理人。這些代理人強迫其本國人民接受緊縮政策及隨之而來的困難生活,以配合單一貨幣所需的苛刻條件。因此每一個國家不但成為主要工具來壓制因這些政策而產生的各種矛盾,而且也是維持秩序及勞動紀律的主要代理人。其實,歐洲各國那種強烈的民族本能最終可能使整合泡湯,並非是不可思議的。儘管如此,這些民族國家在可見的將來很可能仍會扮演著中心的角色━━協助資本進入全球化市場的渠道,為資本累積創造合適的環境,以及作為反對內亂的主要防線。當然,這些國家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律是保持一致的,它們作為資本主義整合的代理人,一方面設計一套計劃以提高歐洲資本在全球化經濟的競爭力,另一方面擔當歐洲內部(在個別不同的民族經濟之間的)競爭的主要代理人。

在不同的地區、國家會扮演不同的角色:當資本跨國界移動時,國家禁止工人組織反抗活動。或者在發展較慢的資本主義地區,國家則替其他更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做輸送帶。不論是那一種情況,也不論以那一種形式,似乎國家在可見的將來仍然是資本主義的主要工具。自然,國家有可能會改變其形式,而傳統的民族國家一方面會逐步向那些更狹隘的本土國家讓路,另一方面又會向那些更大的地區政治權威讓路。但無論是什麼形式,國家仍是主要的。我懷疑,在未來一段長時間,那些古老的民族國家仍會扮演主要的角色。

那麼,國家的新功能究竟產生什麼影響呢?階級鬥爭的結果又是什麼呢?我提出的觀點,即在一個「全球化」的「彈性的」資本主義裡,國家的新功能正在使它成為階級鬥爭的目標以及工人階級團結的新焦點,是否證明是對的呢?現在就下結論自然是言之尚早,但至少我們注意到各地都有大批的群眾抗議和街頭示威,例如法、德、加拿大、南韓、波蘭、阿根庭和墨西哥等等。我不想對其中的影響談得太多,但它們的共同點很值得我們深思。

毫無疑問,大多數人會認為這現象與全球化有關。儘管我們對「全球化」的某些方面有懷疑,但仍然可以找出一些大家都同意的方面:現在每一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都在重建資本主義,重建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競爭」的利益需要而大力消除各種社會福利。這正是我所說的那種國家與資本之間的共謀關係:不僅僅是國家從其改良的功能倒退,而且也是為了資本的利益而不惜危害其他任何人,日益扮演重建經濟的積極角色。國家這種行為已驅使人民(包括差異極大的地區,如加拿大及南韓等)走上街頭反對國家的政策。

最近在法國甚至出現一種非常不同的群眾示威━━參予者來自各國的工人抗議。那是由來自各國的雷諾車廠工人組成的反對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附近一間雷諾車廠裁員。表面上,這並不是針對國家的抗議,而只是跨國工人與跨國資本之間的衝突。但正如英國某報所說,這是第一個「歐洲示威」,那不僅僅是針對普通一個跨國老闆的行動,而是針對每一個有關的歐洲國家━━如法國、比利時、西班牙等等━━在各個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重建資本、為歐洲單一貨幣創造條件以及為工業提供補貼而大耍手段等。這個跨國界的工人階級團結事件說明了聯合行動的原則不僅僅是反對跨國集團的剝削,而且也是反對那些為資本累積創造條件的民族國家。在這個反映工人階級國際主義的事件中,工人要反對的政策恰恰跟其他地區反對其政府政策屬同一類。譬如,跟雷諾車廠抗議差不多同一時間,德國礦工也在波恩抗議他們的政府取消對煤礦業的補貼。即是說,兩個事件所涉及的主要都是政府應否補助工業的問題。這再一次說明,歐洲這些特殊的壓力其實不過是整體重建計劃的一個特別例子而已,其中無論美國、南韓、德國或法國都是國家的主要代理人。

Sam Gindin認為全球化實際上已造就了新的鬥爭機會。「一國或國際經濟的重建將帶來各個組成部份、各種服務、專業化及少存貨制度(lean inventories)的高度整合。」這使某些跨國企業會比某些本地、地區性及全國性的鬥爭更脆弱。我說的正是這種整合使國家在許多方面來說比過去對資本更重要。不論是什麼方式,資本與國家之間的共謀關係在許多方面都比以前更密切。那正是使先進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每一個個別國家成為衝突及階級鬥爭的潛在焦點。

所以現在根本不是左派放棄這個政治領域而選擇零碎政治,或是一個完全抽象的國際主義的適當時候。假如國家是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那麼,國家,尤其是先進資本主義各國的國家就仍然是阻擋全球化最強大的機器。假如國家是資本轉移到全球化經濟的渠道,那它同樣也是反資本主義力量切斷資本的生命線的手段。舊式「凱恩斯主義」的干預現在可能更少效用了,但這正說明政治行動不能再簡單採用干預資本主義經濟的形式。問題更多是物質生活必須從資本主義邏輯分離出來。短期而言,政治行動不能被引導到只為資本提供物質剌激,使它能做些對社會有建設性的事情,或透過設立「安全網」來補償資本對社會造成的破壞。政治應該是關於怎樣利用國家權力來控制資本的流動及其分配,和逐步透過民主方式來決定如何處置經濟剩餘的問題。即是說要採取一種與資本主義競爭和利潤掛帥的邏輯完全不同的社會邏輯。

結論

組織反資本主義鬥爭其中一個主要難題是資本通常不是單一可見的目標。而「政治」和「經濟」範圍在形式上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的特性━━在那裡剝削透過表面上是兩個「平等的」法人之間在一個勞資契約中「自由」交換,而這種關係又透過一個非人化的「市場」為媒界的。這個特性使國家表面上看來好像是「中立」的。它對勞資之間的日常對抗的干預不容易為人所見。但假如國家實行新自由主義而且採取所謂「彈性」、「競爭」和「全球化」的政策的話,資本的權力在某個重要意義上更集中於國家,那時二者勾結的透明度也日益增加。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使用「全球化」這個詞時需要十分小心的主要原因。我們須避免把這個詞說成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過程,來代替歷史上特定的資本主義過程。資本主義對人類和自然資源的剝削是透過國家與資本之間的直接合作和唆使而達成的。我認為,全球化這個概念在今天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中能扮演如此突出的角色恰恰是因為這些強大的意識形態武器需要偽裝一下,使其中越來越直接和明顯的勾結關係蒙上神秘色彩。

假如國家日益成為反資本主義鬥爭的目標的話,那麼它也可成為本地或本國階級鬥爭的焦點。國家不但成為工人階級團結的力量,防止內部分裂,而且也可成為工人運動及其區內同盟者的統一力量。同時,當每個國家都按照相同的破壞邏輯,那麼每一國反對這個共同邏輯的鬥爭便成為新國際主義運動最強大的基礎了。這個國際主義運動不是建基於所謂「國際公民社會」或「全球公民權」這些不切實際的抽象觀點上,也不是建基於一種幻想上:即只要多些左派代表加入國際貨幣基金會那樣的跨國組織便能改善我們的處境。這些人根本不相信真正的國際主義是建基於各國各地在反對它們本土的資本家和國家時能夠互相支持的同時,又能把這些民族鬥爭向全球擴散開去。

這並不是說共同的跨國鬥爭再沒有空間,更不是說工人運動應該忽略能有成果的跨國組織(例如歐洲共同體)的鬥爭。但畢竟這種鬥爭最終也得靠一個強大的、有組織的本國工人運動的建立。所以,如果用一句箴言來概括這種國際主義,那便是「各國工人團結起來,但團結始於家鄉。」

無論如何,事實擺在眼前,許多左派人士已加入新自由主義的陣營,並向「全球化」不可避免以及國家日益變得無關宏旨這些見解投降。而傳統的工人階級政黨又已經消失,或完全切斷它們的階級關係。這時,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變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和更具改變一切的潛質了。


 

返回目錄

世銀和國基會的真面目

李 鳴

根據新古典主義(又稱作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市場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機制,政府應該給予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市場交換最大程度運作空間,把自身的經濟功能減至最低,限於填補市場的一些極個別之不足,如提供公共服務(教育、基礎建設等)、保障市場自由運作的法律架構、有效率的公共行政等。不適當的政府參與經濟只會帶來低效率。

應用到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上,新古典主義認為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必須遵從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原則。即是說,若某一個國家的相對優勢在於生產咖啡,它便應該集中於發展咖啡生產及出口;隨著科技從先進向落後國家擴散,後著便能夠在依照相對優勢原則下逐步把其事業出口及結構提升。這便是所謂「階段性相對優勢」模式。顯而易見,依照這個模式,即使落後國家經濟能夠提升,它們也不可能打破相對於先進國家的落後地位。

作為一門經濟學,新古典主義是對廿世紀科學的一大諷刺。日新月異的數學模式之運用無法掩蓋它在其範疇內不能為周期性經濟危機、失業、金融危機、債務等等經濟現象提供合理解釋。任何一門科學面對同類情況都會出現危機,但新古典主義卻可以處之泰然,繼續固步自封,過去廿年來佔有經濟學的統治地位。為什麼?因為它查實是一門偽科學,一門意識形態,其生命力來源於「自由放任資本」的統治。同理,雖然「階段性相對優勢」模式根本無法解釋日本、南韓等國家的經濟發展,它卻成為當今的正統學說。

八十年代初,凱恩斯主義(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對新古典主義的一種調整)沒落,新古典學派隨著戴卓爾及里根上台抬頭。世銀/國基會的主導思想也隨之向轉變到所謂「華盛頓共識」的基礎上。「共識」認為:政府的經濟角色應限於為私有經濟交易提供規章架構;各國應容許貨品、服務及資金自由流動。按此「共識」,落後國家接受世銀/國基金的結構調整信貸時,必須以削減政府參與政治及經濟上向外開放為條件。換句話,要獲得世銀/國基會貸款,落後國家必須放棄任何扶持民族工業的工業政策(如提供低息貸款、出口補助、進口保護等),嚴格按照相對優勢原則發展經濟。世銀1987年的《世界交易報告》把「共識」的方針稱為「中立貿易體制」(TRADE REGIME NEUTRALITY)。

撇開「中立貿易體制」只會把大部份落後國家維持在相對落後水平這點不談,如上所述,其理論基礎「階段性相對優勢」模式根本就沒法解釋日本、南韓等國家的經濟發展。理由是這些國家的發展並非建基於新古典主義模式之上,而是相反,立足於跟其背道而馳的發展策略,即政府/國家透過工業政策等措施積極參與經濟。為什麼世銀可以對這些發展經驗視若無睹,而繼續鼓吹其「中立貿易體制」方針?

原來,日本於九十年代初曾對該方針提出過挑戰。建基於其驕人經濟發展,日本於八十年代間大力擴張其對東亞及東南亞的投資及經濟緩助,緩助方針跟世銀相反,鼓勵受惠國家仿效日本、台灣、南韓模式,讓政府承擔積極經濟功能。日本這樣做當然有其特殊目的,企圖借此左右受惠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向,以利日本向外投資的收益。無論如何,接受日本經援的國家既然有了另一個低息貸款來源,便沒有需要一定要接受世銀貸款的苛刻條件。不用說,世銀對日本的做法十分不滿。日本不但沒有理會,更於1991年要求世銀對東亞發展經驗進行深入研究,並願意承擔研究費用。研究於1992年年頭展開,報告於19939月以《東亞的奇蹟: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為題發展。

作為對日本所作出的一些讓步,報告承認「(政府)某些選擇性的干預有助於增長」。雖則如此,報告發表後,英國《金融時報》作出評論說:「根據世銀的報告,針對個別行業或企業的工業政策在東亞一敗塗地,對該地區近數十年來的快速增長毫無幫助」。《金融時報》是否在說謊?原來,報告除了在數處向日本作出如上的讓步外,竟然大肆剪裁材料,無視相反證據,違反事實地一再重申世銀「中立貿易體制」的立場。例如,為了證明工業政策無效,報告指東亞地區的相對價格結構比其他發展中地區更為貼近國際價格。但事實是,日本、南韓和台灣的價格比實行強力政府干預的巴西等國更加偏離國際價格。報告怎樣得出上述結論呢?很簡單,它把日、南、台跟香港、新加坡等混為一談,取其平均值,偷天換日地混淆視聽。又如,雖然日、台經濟對外開放程度比巴西、阿根庭等為低,經濟增長率卻高於後者。可是,報告卻強調對外開放程度跟增長速度形成正比,並刻意把開放程度相對低但增長快的中國撇開不談。報告瞞天過海、扭曲、捏造之處比比皆是,以上僅為一兩例證。

為什麼一個國際性的權威機關、對落後國家經濟操生殺大權的組織會這樣做?組織內部又有否任何內在機制確保其報告必定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首先,自成立以來,世銀總裁一向是美國人。世銀的專業職員(絕大部份為經濟學家)三分二畢業自美國大學,加上畢業自英國大學的,共佔總數80%。這數百名經濟專家當中,幾乎無一例外都隸屬於或親近芝加哥學派。任何「異見」學者根本就不會受聘;而要晉升的話,思想上正統是先決條件。例如,東亞研究計劃的主持人為JOHN PAGE(美國人,美國史丹福大學經濟系畢業,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組共6人,除一人外,全部為畢業於美國的經濟學博士;沒有一個曾經在亞洲工作或生活過。可見,研究在未開始前,研究人員的學術背景及立場經已預先決定了其結論。而事實上,一般世銀研究在未展開前,研究組便事先為自己設立框框,先驗地決定了研究要求帶出的信息是什麼。

世銀以上內在機制是為了一個目的而服務:維持「華盛頓共識」。為什麼要不惜代價維持這個正統?一個決定性的原因是世銀要依賴國際資金市場吸取低息資金用以向落後國家發放信貸。如眾周知,擁有這些國際游資的金融資本家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化身。倘使世銀偏離上述正統,它在金融資本眼中的權威性便會隨時喪失(世銀/國基會恆常性地給世界各國的信貸風險評分,為金融資本服務);更為重要的是,它更會喪失其低息資金來源,從而失去其對落後國家的控制權。一句話,世銀/國基會的正統不外是金融資本的正統;它們對落後國家的生殺權不外是金融資本的統治。


 

返回目錄

舊組織,新混亂

━━世紀末的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丹心 譯述

早在二次大戰結束前便蘊讓成立的布雷頓森林組織(BWI)﹝即世界銀行(世銀)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到今天已成立逾半個世紀了。這兩個機構是由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及美國主管貨幣問題的懷特(Harry Dexter White)構思出來的。

無疑,建議成立這類機構的動機是可欽佩的,世銀的官方名稱叫作「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其首要任務是重建大戰後的歐洲。美國是唯一一個在戰後冒起的經濟強國,不但急需一個活力充沛的歐洲作為貿易伙伴,更需要一個銷售其剩餘產品的市場。

IMF則透過向那些暫時出現國際性收支不平衡的國家,提供短期貸款來促進貿易,以防止戰前危機的重現。

幾乎人人都指責,戰爭是由30年代廣泛流行的貿易政策━━以鄰為壑━━所造成的,所以當務之急,是改革世界貿易制度。

今天,IMF的財政及政治權力比過去擴大許多,尤其是它扮演著第三世界經濟的指導及經理的角色。原來的約章說明其目的是以促進國際貿易增長和平衡發展,從而促進和保持就業及高水平的實際收入,促進所有成員國發展生產性資源作為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

IMF貸款的原意是使那些出現赤字的成員國,在商業交易中仍能如常運作。其始創者期望這個組織能重建經濟上的伙伴關係,避免限制性的貿易措施和競爭性的貨幣貶值,因為這些都是導致歷史上最具災難性的戰爭,沒有人想重覆這戰爭。

這些年來,BWI不斷演變,非常成功地適應新情況,變成廿世紀末主要的組織,但有些人卻批評它已經違背原先的目標了。

世銀及IMF這對雙生子的權力

IMF92年的周年報告宣佈,它的成員已趨向全球化。的確,單是92年,IMF的成員就由157個上升至178個,其中有全部15個前蘇聯共和國,甚至歷史上有長期保持中立傳統的瑞士,也在激烈的反對聲中投票贊成加入IMFIMF一時成為眾多國家認為可依靠的組織,其每年所貸出的款項亦不斷上升。1991-92年的貸款額(約125億美元)就比前一年增長五成半。

世銀亦有類似的增長,成員不但包括所有前蘇聯共和國,也包括亞爾巴尼亞、蒙古、納米比亞及瑞士。戰後初期,世銀的貸款主要集中於西歐各國,以幫助它們戰後復興經濟。自1948年以後,世銀逐步改變其原先的作用。歐洲復興所需的資金,主要通過「馬歇爾計劃」得到解決,而世銀則將其貸款的方向逐步轉向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現在世銀主要關注國民生產總值低的國家的「發展」問題。至1993年底,世銀曾借出2350億美元,合共超過3500個工程。在九十年代,它每年約借出160億美元。

另一個世銀的姊妹組織叫國際發展協會(IDA),成立於1960年,其目的也是以特別優惠的條件,向最貧困的國家提供貸款,每年約借出50-60億美元。

法理上,這些貸款組織隸屬於聯合國,但並不是按聯合國大會的「一人一票」原則辦事,而是按「一元一票」的方式來作決定的,即最多錢的國家最有話事權。

理論上,世銀及IMF由每一成員國指派一名理事組成一個理事會,但實際權力則落在一個由24名全職執行董事組成的執行董事會手上。其中五人是由基金組織持有最多份額的五個國家(即英、美、法、德和日本)委任,其餘董事則由其餘成員國劃分為十多個區選出。世銀堅持形式投票沒有作用,因為大部份決定是由共識造成。換言之,七大工業國最有話事權。例如美國控制了17%的票,整個非洲僅佔4%。美國在IMF的主要決定中(例如增加資本)實際上有否決權,這在正常情況下需要80%的多數。所以世銀及IMF遠遠不是什麼民主機構,其政策絕少偏離那些有錢的大股東。普通市民,無論他們住在那裡,都無權置喙。如果世銀或IMF作出的決策不受歡迎的話,北半球的主要政府以及南半球的精英,很容易透過這兩個貸款組織找到代罪羔羊。

財政上壟斷的機制

80年代初以來,這些貸款機構的領域和權威得到大大擴張,主要是所謂「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所致。其實這些國家大部份都不是「正在發展中」。「第三世界」這個詞實際上毫無意義。南北分野純屬地理上的意義,而非分辨不同的社會階級。更有用的分辨標準,反而是貨幣的可兌換抑或不可兌換。世銀和IMF經常令那些只擁有不可兌換貨幣的高度負債國,按照它們的政策辦事,因此人們叫這些負債國做財政上受控制的國家(FDC)。

財政上受控制也導致其他形式的控制。除非得到IMF的同意,一個失去信貸價值的FDC不會再借到任何貸款。如果想借錢,它必須接受一項由IMF製訂的重建經濟建議,即結構性調整計劃(SAP),否則任何公共或私人信貸者都不會提供貸款給這個國家。

世銀及IMF能夠獲得這個守門人的功能是因為FDC的債務是所有會員國共同分擔的。在60-70年代,不論公共或私人機構都不斷鼓勵FDC借錢。世銀也不斷宣揚:債務是加促發展的途徑,FDC的領袖眼見利息率低至負數時,一時也信以為真,於是拼命借貸。借來的錢通常不是浪費掉,便是被偷去,最後流入某人的私人銀行戶口或用作購買軍火、奢侈消費品等,絕少用於有益的投資。80年代初,美國突然大幅提高貸款利率,企圖遏止通脹。這個舉動引致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到今天,這些國家的債務負擔仍然非常沉重。

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勝加(Hans Singer)認為:「債務是導致南方國家不穩定的核心問題,即是說當財政出現危機時,利息結構隨之改變,這不但對布雷頓森林組織和聯合國的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亦說明第三世界國家的債權人,在世銀及IMF內比他們在聯合國內更有權力。」

其實自80年代初世銀便開始向自由經濟政策轉變,其首要目標是要窮國迅速還錢。SAP只不過是要達到這個簡單目的的手段:還款得到保證。世銀頓時變成一個龐大的收集債款機構。

過去10年(1983-92FDC已經先後還款15000億美元━━相等於1982年借入9千億的本息。如果把這些國家視為一個組別,那麼這10年間,它每星期便要還款約30億美元,每小時還款17百萬,又或是每分鐘還款近30萬美元。不過到1991年底它們發現債務仍比1982年高出64%,仍欠14780億美元。同一時期,撒哈拉非洲以南的國家的債務亦升至123%,而最不發達的國家的債務則增至158%

債款有增無減固然很不妙,但更壞的是FDC受到貸款機構新的控制。過去,有些FDC一直拒絕在本國實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體系,並實行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債務危機迫使這些異見者屈服。雖然從沒有人能證明世銀或IMF的做法是有預謀的,但債務危機確實為它們提供前所未有的機會,使第三世界就範。

結構性調整計劃(SAP)━━死胡同

簡單來說,所謂結構性調整的基本精神,是決不能視國內市場為經濟增長的原動力,應該轉為全力出口導向。若一個已喪失信用的FDC想向IMF借新債,它必須簽署一份由世銀及IMF擬定的結構性調整計劃書。其中包括一系列劃一的措施:貨幣貶值、高利率、入口自由化、低工資以壓抑國內需求、提高基本貨品及服務價格、國有企業私有化、透過財政預算大幅削減公共服務和大規模裁員。不錯,國家缺乏手段不會比普通家庭活得更久,但SAP所實行是大規模的緊縮政策,影響立竿見影,而且代價要由那些從沒有從貸款中得到任何益處的普通人民來付。

1992731日為止,逾50個國家(不包括稍後加入的前蘇聯共和國,以及其他自行實施類似政策的國家)參加SAP計劃。自87年世銀重組以來,借出的款項主要用於「調整」第三世界的經濟。現在大概有1/4借款撥作SAP貸款。

世銀及IMF宣稱SAP措施純屬「技術性」,它們認為負債國必須還款。按定義本地貨幣是不可兌換的,負債國必須賺可兌換的硬貨幣。所以SAP的首要規條是「以任何代價搞出口」,這即是要求負債國把本地人的衣食住行等產品,以至任何可賣給外國人的產品,都投入出口市場以賺取硬貨幣。

這些政策的後果異常慘烈:商人為了維持出口收入,拼命把初級商品價格降低。出口更多,價格就更低,再加上要與同類國家的同類產品惡性競爭,結果是兩敗俱傷,不但賺不了多少硬貨幣,而且摧毀了國內市場。其實由1980-92年間,原料價格就一直下降,現在的價格是百年來的最低水平。

但那些貸款機構仍然堅持這種「出口導向」的政策,它們認為任何國家如果肯努力都能夠像四小龍一樣成功。實施初期,表面上IMF似乎很有成就,它改進了第三世界的生產和促進世界貿易,但負面影響很快便出現了。降低出口價格,使出口變成唯一有活力的部門,只會更快摧毀國內市場。解除對市場管制的主要目的是要消除最低工資,價格保證和政府補貼,這也是摧毀國內市場增長的做法,因為解除管制會使本國的農業及傳統工業受到巨大壓力,迫使它們同生產力較高的先進國家「公平」競爭,最後通常是落後國家的整個農業或工業部門遭到淘汰,或是因政府停止補貼而完全窒息。最後,伴隨私有化而來的是公共部門的大規模萎縮,普通人民的生活質素受到直接而明顯的打擊。這一切只為達到一個目的:國家賺取外匯和還債。

窮國真的可以翻身?

世銀相信,非洲經濟可以透過出口獲得增長,然後有能力入口本國工業發展所需要的產品。世銀更認為非洲可佔世界市場的初級產品的一定份額。但事實告訴我們,這是妄想。按一個研究顯示,至少對非洲來說,出口導向以求增長是死胡同。有人問購買這些商品的商人及大公司,究竟非洲的出口有沒有前途,結果令人沮喪。

另一個對24個非洲國家所作的研究也得出非常負面的結論:基本上本地的私人部門全部消失,而組織性結構也失敗。在非洲,結構調整的結果是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包括薪金,國家僱員數目),關閉那些無利可圖的公共事業,削減國家補貼等。那些所謂的「專家」完全忽略國家僱員工資有支持經濟的重要性,降低他們的生活水平只會進一步打擊經濟。

經過12年的調整政策,勝加(Singer)嘗試總結一下SAP的成果:「世銀及IMF沒有可慶祝的理由,因為結構性調整的效果很差,甚至是負面的,所付出的社會代價亦非常巨大……它們的期望顯然落空:沒有增長、債務沒有消失,投資下降。不過,也很難對SAP作出合理的評價。舉例,有人估計今天世銀發展計劃的失敗率近30%,前幾年則是10%,表面看來似乎今天更失敗些,但這主要是由於世銀把結構性調整放在首位,因而破壞了計劃本身的效果。」

雖然世銀的樂觀主義無甚根據,這無礙於它繼續推銷其出口導向的政策。不過事實終究是事實,那些能成功打入世界市場的國家(如日本、南韓或其他小龍)全都是實行與今天負債國所被迫實行的恰恰是完全相反的政策。

給削弱的政府

這些負債國除了要執行世銀所建議的災難性經濟政策以外,其政府的職能還會逐步被世銀等貸款組織所左右或取代。例如:

貨幣:一個實行SAP的國家必須把貨幣貶值。理論上,貶值會使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增強競爭力,實際上,其他實行SAP的國家也同時出口同一產品,有利的因素便互相抵消。

宏觀經濟政策:弱小的負債國根本沒有條件製訂宏觀經濟目標,或安排資源來達到目標。

對外政策:債務變成一種有力的工具去改變負債國的外交政策。埃及便是一例:自海灣戰爭後,美國為獎賞埃及站在「正確」立場上,削減其債務超過25%

跨國企業的出入自由:SAP不准本地限制外國投資。印度實行民族主義政策限制外資投資幾十年,現在也因IMF的壓力而被迫開放邊界。

國防:雖然世銀及IMF干涉國防的事件從沒有公諸於世,但它們毫不含糊地公開表示,希望壓抑負債國的國防開支。在1991年的周年會議上,世銀的一名官員提出:「過去10年,世銀對至少20個國家的軍事開支水平表示關注。」IMF的官員則強烈表示負債國應把軍事開支投放到更值得的部門。

中國是世界銀行自1993年以來借款最多的一個國家。在它所發表的新聞稿中,世界銀行總是誇稱它怎樣貸款援助中國。我們暫時不問這些援助項目本身有什麼不良影響(例如最近它資助的一個黃河大壩,將會迫使十七萬居民遷居),只是指出,中國人民同時也要為這些貸款不僅僅付利息,而且要償付其他慘重代價。世界銀行之所以那樣善待中國,正因為中共總是忠實執行世銀的「忠告」,包括進一步開放市場,削減對國企的補貼,私有化以及迫使更多國企關門及開除工人。而這一切都在客觀上助長資產階級的財勢,同時又是對工人階級的重大打擊。此外,去年底中國與IMF達成協議,同意未經IMF批准,不會對國際交易所需的支付及資金轉移施加任何限制。這其實是出賣了局部的經濟主權。

自然,世銀及IMF否認它們想替代政府,但當SAP並沒有產生效果,這些貸款組織便會指責政府無能,或缺乏充份動力推行政策,繼而要求加強政府的角色。如果SAP成功的話,則歸功於這些組織的智慧和建議。現在,世銀及IMF只要求當地政府用強硬的手段,維持治安及懲治性的司法制度,因為有30個國家曾經發生「IMF」暴亂,上千人傷亡及遭逮捕。可以理解,世銀等不想牽涉其中。

見過IMF報告的證人指出:「我們知道有許多流血暴亂的發生,都是因為政府突然取消基本產品的補貼,以圖減低財政赤字;也見到這些暴亂如何使整個調整計劃癱瘓。」

甚至連世銀的兩名經濟學家也承認:「調整政策欠缺一個『人性的面孔』,窮人不成比例地受到緊縮之苦。削減公共開支,使援助窮人的計劃受到嚴重影響。改革使收入更不平等。」

世銀受到各種批評及壓力後,自90年開始便掛上一個人性的面具,它承認它們的政策影響11億人的收入(這些人每日賺不到1美元)。在91年的會議中,世銀還建議成立一個「安全網制度」,其中建議發展中國家要「增加保障人民健康的公共開支」!

在拉美,世銀也開始強調社會不平等及貧困的增長,並「發現」經濟成果的公平分配,可能比增長本身更重要!問題是世銀對於貧窮的定義非常狹窄,例如它認為美國與拉美的貧窮人口有著相同的比例!

儘管有這些微少的改變,世銀並沒有改變其援助落後國家的政治標準,即只喜歡貸款予那些有權威的政權,這些政權必須支持政治穩定和能較好地管理經濟。所以當孟加拉及菲律賓結束軍法統治後,世銀便認為這兩個國家開始走向民主與法治,隨即取消其全部債務以示獎勵。

誰是既得利益者?

窮國受世銀等控制這個事實,是否無法改變呢?此刻確實不容易。結構性調整政策其實反映今天的資本主義如何運作。那種反對國家提供公共服務、反對社會保障,但卻支持私人努力、市場法則及迫使各國在沒有保護或規則的情況下,加入世界市場競爭的進攻,並非只為第三世界或東歐各國而設。那是一場全球性的進攻,目的是要透過一個排他性的資本主義,分裂世界經濟。所以,有人建議著力把世銀民主化的觀點,根本不現實,而且容易誤導人們,以為世銀等組織真的會為窮國發展服務。同時,我們亦不應該為資產階級尋找一種第三世界主義的新形式,使它在第三世界任意妄為。無疑,新自由主義透過貸款這種形式得以聞名。無論世銀抑或IMF都以現代化計劃作為包裝。但這些計劃其實只對第三世界的統治階級有利,使他們可重新建立有利於他們的內部力量關係。因此我們從沒有聽聞哪國政府,呼籲人民抵抗IMF的要求的。事實上,這些政府的領袖,已停止了過去那種向貸款組織要求較好待遇及取消債務的定期聚會,改而接受世銀及IMF的調整建議以換取個人利益。這些政治精英根本不會受緊縮之苦,相反,他們許多都因SAP而得益。公眾設施惡化或消失?他們有自己的私人設施,工資從未像今天那樣廉價。私有化使他們能以低價購得好企業。無論公司或個人都不怕貨幣貶值,因為他們有外國銀行戶口,本地貨幣每貶值一次,他們只會更富有一些。

不過,在南半球只有少數人能獲得這些好處。世銀變成一個充滿種族歧視的環球經濟的經理,其中南北半球的上層跨國精英扮演著「白人」的角色,中間是擔驚受怕的「有色」中產階級,處於最底層的是一無所有的「黑人」━━不論他們的膚色如何。其實,在發達國家中,那些長期失業,露宿街頭的白人市民也屬於這個「黑人」低下階層的一部份。

汽車大王享利福特曾說:他要他的工人買得起他製造的車。但現在福特主義已死。當代的企業,似乎只滿足於一個非常有限的跨國顧客網。IMF及世銀所倡導的模式使幾十億人民無法生存。

出路何在?

事實上各國的人民對生活的惡化非常憤怒,他們疲備不堪、生病和饑餓,一天要做幾份性質不同的散工,無論工資如何低,工作環境如何惡劣,都有人接受。連非正規經濟部門都容納不了所有工人,女人尤其受到打擊。一整代兒童沒有機會進學校讀書。有不少國家的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自發地發生暴亂,但這些抗爭甚少得到有實力的政治組織跟進,工會或政黨等力量,因推行SAP而遭到削弱。

諷刺的是,不斷向負債國宣揚民主重要性的世銀及IMF,正是最反民主的組織。到現時為止,多數人仍未認識到它們政策的危害性。批評之聲是廣泛的。但有組織的行動卻缺如,世銀及IMF似乎已把過去經過長期鬥爭得來的社會、政治及經濟權益摧毀了。

其實,工資在世界某一角落減少一些,都會影響其他地區的工資水平。生活無保障,千百萬人會遷移到北半球,這正是法西斯和種族主義的溫床。「出口導向」佔主導的政策也意味著森林會消失,我們只有對抗世銀等的政策,這些災難才能得以制止。

世銀及IMF正在從事的戰爭,不但反對第三世界的人民,而且日益反對富國的窮人,使貧富兩個階級之間的鴻溝日深。那些有權勢者相信,市場那看不見的手會解決所有問題,於是就由這隻手任意幹下去。

因此,為了人類的發展,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進行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鬥爭,這不但預示著同世界市場斷絕關係,也同本土的資產階級斷絕關係。

蘇珊佐治(S. George)認為,面對這種經濟及政治的壟斷和混亂,可能只有出現另一種更大的混亂━━全球規模的環境起義━━才能破壞這些金融財閥的權力,那些拒絕向絕望投降的人必須尋找出新的團結方式,藉此發明一個在國際層面上的民主制度。

(本文主要根據以下二文改寫:Maxime Durand'Bankers On Trial'刊於International Viewpoint No. 2581994Susan George'Old InstitutionsNew Disorder,刊於IMF/World Bank/WTO - The Free Market Fiasco1995年由IIREAmsterdam出版。)


 

返回目錄

揭露IMF的「結構性調整」

廖化 譯述

要了解IMF怎樣支配和剝削第三世界,首先要了解到第三世界的債務問題。

七十年代以來,西方銀行的剩餘資本為了謀求出路,努力說服(包括賄賂)第三世界領導人借入大批貸款。這是第三世界債務的起點。1980年,第三世界債務是5,670億美元,1986年是10,860億,1992年上升為14,190億。十二年間上升兩倍半。同期,利息償還達到7,710億美元,本金的償還達到8,910億。二者相加為16,620億美元,是他們在1980年的債務的三倍 。總之,第三世界人民早已償還所欠本金,以及償付了一倍於本金的利息,可是他們最後依然債台高築。

為什麼本金償還(8,910億)要比1980年的本金(5,670億)還要多?這是因為IMFWB要第三世界借新債來還舊債。同時,第三世界的出口價格相比進口價格大幅下跌。為了填補貿易赤字,第三世界又得向發達國借貸。這樣,第三世界的債務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就從1982年的37.5%,升為1987年的51%1992年下降到38%。但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情況只有不斷惡化。1982年是51%1987年是91%,而1992年已達100%了。

為償還債務,第三世界每年付出1,600億美元,其中700億是償還本金。這個巨額的流失是第三世界每年所接受的援助的兩倍半。

IMF就是通過第三世界的債務來達到剝削及支配後者的途徑。第三世界為了償債,就需要向IMF借錢,而IMF就開列種種足以令第三世界國家陷入永受剝削的深淵的條件━━結構性調整計劃SAP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接受這個條件,不僅會得到IMF/WB的貸款,還會得到商業銀行的貸款。如果拒絕接受,那就借貸免問,而且從此連從其他國際機構獲得援助也變得困難。

但是接受這些條件無異於促使經濟崩潰,因為借款並不能用於投資,而且因為條件包括了要從國內經濟部門抽調資源,改為用於從發達國增加進口,所以往往造成國內經濟的停滯,貿易赤字及債務的增加。以農業上的結構調整為例,所獲的貸款並非用來投資於農業項目,而是用於進口,或是用於還債。也就是說,可能一元貸款也沒有真正落進第三世界人民的口袋。

序幕:IMF的「影子規劃」

一個政府如果想得到IMF的貸款,它首先得向IMF證明它有認真進行「改革」的意向。而IMF也會向它提供有關政策的指引,但不會給予任何貸款。這就是所謂「影子規劃」。直到這個政府根據影子規劃已經作出令IMF滿意的初步改革,IMF才會給予貸款。貸款分階段支付,但倘若期間有關政府的表現令IMF不滿,以後的貸款就不會再兌現,而有關政府亦從此被列入黑名單。

世界銀行密切監視許多國家的財政情況,以及有關醫療、教育、工農業的改革,以致私有化情況,據此來決定所進行的「結構性調整」(SAP)。「結構性調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穩定經濟,第二個階段才是更根本的結構性改革。

第一階段:「穩定經濟」
破壞一國的貨幣

匯率是宏觀經濟改革的最重要工具。匯價貶值,以及撤消外匯管制,大大影響一國的供求關係。匯率影響到直接生產者所得到的真實價格及工資的真實價值。而IMF在決定一國是否貶值方面有很大權力。它首先會說,某第三世界國家的貨幣是高估價值的,所以需要貶值,而且將之列為貸款條件,以此促使其本國貨幣的不穩。貶值會立刻造成價格大幅上漲,這樣就大大壓縮了人們的實際收入,同時降低了以外匯計算的勞動成本。貶值也減少了以美元計算的政府支出,這樣就能有助於轉移財政收入到還債方面。

這種貶值的後果,對人民而言是慘酷的。食物、藥品、能源及公共服務等必需品的價格會一夜之間漲價。貶值也一定造成通脹,而IMF為了壓抑通脹,又會指示政府壓抑要求,包括開除公務員,削減社會開支,不容工資隨通脹上升而上升等。政府為達目的,也常常會禁止罷工及逮捕工會領袖。

例如,在撤哈拉以南的非洲,IMF規定要把CFA法朗貶值,結果使政府支出及工資的實際價值下降了一半,同時又方便了政府把收入轉移到還債方面。

有時候,貶值會促進以出口為導向的商業性農業的短期復興。但更多時候,它只是讓大型商業性種植園及大型農產品企業得益(因為農業工人的工資下降了)。上述短期收益也很快消失,因為貶值所帶來的暫時優勢,很快會由於IMF也促使許多國家貶值貨幣而消失。

不容工資追上通脹

工人自然要求增加工資以便追上通脹,但是IMF會同政府達成禁止工資追上通脹的協議。IMF主張要讓勞動市場自由化,包括撤消最低工資法。

接管中央銀行

IMF在向中央銀行提供整頓所需的資源之餘,會緊密地監察它,要它獨立於政治權力之外,以便衝消政府「所具有的天然採取通脹政策的偏差」。實際上這意味著從此控制貨幣政策的是IMF,而不是政府。就這樣,為債主服務的IMF,有效防止政府資助經濟的實際發展。既然無法通過國內貨幣政策來動員本國資源,政府就只有更依賴國際貸款。

促使公共財政不穩

IMF指示政府要實行緊縮政策,包括開除公務員及削減社會開支(札伊爾政府在1995年一次過就開除了卅萬公務員)。為此,世界銀行會對政府每個部門的開支進行監察。IMF與世界銀行也會要政府逐步減少對醫療及教育的承擔,從提供正規服務改為只對「特別無力」的群體提供幫助,結果造成這些公共服務崩潰。此外,IMF也要政府逐步消除赤字,從而確保收入可轉移於還債。

促使國家投資的崩潰

IMFWB不會再讓政府自行決定種種公共投資,例如公路或醫院。它能投資什麼,要問過IMFWB,而標準乃是公共建設越少越好。這一整套監察叫作「公共投資規劃」。由「規劃」所批核的貸款的條件,規定公共建設須要向國際性的建築及工程公司招標競投工程。於是,這一類大公司獲得了大生意,而當地的建築公司則實際上被排除於外,盡管實際的工程最後往往還是由前者通過承包制交由後者進行。就這樣,貸予第三世界的建設貸款,繞了一圈之後還是落到跨國公司手裡。

價格自由化

IMF/WB認為一定要消除扭曲價格的現象,為此需要消除一切價格管制及取消一切補貼,包括對食物價格管制的撤消。這個政策再加上貶值,使化肥、農業用材料及機械等價格飛漲。

對石油產品定價

石油產品的定價實際上操在世界銀行手裡,而所定價格經常大大高於世界市場,因此增加運輸成本,從而抬高了本地產品的價格。這就有利於外國的進口產品。運費高昂使許多農民不能跑到城市出售農產品,結果是大大便宜了歐美的進口農產品。

第二階段:「結構性改革」

經過一輪的「穩定化」之後,IMF/WB督導的「結構性改革」才開始:

貿易自由化

IMF/WB認為關稅代表一種反對出口的成見。關稅鼓勵國內市場的發展而壓抑出口部門,而這樣據說會造成資源的錯誤分配。不過,沒有多少證據證明,關稅之消除會真正鼓勵出口,貿易自由化包括了撤消進口配額及降低關稅。這不僅減少財政收入,而且妨礙政府可以通過關稅及配額來有效運用稀缺的外匯。貿易自由化還促使國內製造業衰落。

國有企業私有化

盈利最高的國有企業,在「結構改革」的指導下,要出售給外資以便換取貸款還債。因為大批負債國都在同時出售國企,所以國企的價錢大跌。

稅制改革

IMF會建議徵收增值稅或銷售稅,雖然這樣會增加中間階級的稅負。但是,一方面國內生產者的稅負增加,另一方面外資卻獲得種種稅務優惠。

農業用地的私有化

有關土地所有權的改革往往直接由世界銀行的法律部門起草。「改革」雖然規定私人能擁有的土地數量,但其上限大到足以令農地更集中於少數人手裡。總的趨向是驅使小農出賣土地,形成無地的、變成為季節性的農業工人,同時又加強大型農業企業勢力。這些措施有時也幫助舊時的地主取回封建式的土地權利。農地私有化對還債是有幫助的,因為國家財政收入會增加。

銀行制度撤消管制

定期的貶值以及國內價格與世界市場看齊,使利率上升。商業銀行再也不能向實際的經濟部門提供合理利率的信用。農業與國內工業難以取得貸款,因為IMF/WB不鼓勵這樣做;而出口部門則被鼓勵給予貸款,因為出口可以掙得外匯,方便還債。

除了撤消對銀行制度的管制外,關貿協定(GATT)規定外國商業銀行可以自由進入他國的銀行業。結果是促使國家銀行的衰落,以致有越來越多國家銀行落入外資手裡。把國家銀行私有化當然有助還債,因為這樣增加財政收入。

促進資本自由流動

資本自由流動就是為了幫助外資自由地把利潤匯回本國,也方便了第三世界的特權階級把從前移到海外的財產轉回來。這些財產不少都是「黑錢」。第三個後果是促進種種非法貿易的發展。

「除貧」計劃

IMF/WB一面指導政府大規模削減社會開支,另一方面為了平息人們的批評,建議拿錢去資助特定的社群或特定的計劃,例如資助小型生產,手工業,培訓計劃及就業計劃等。他們也給錢給民間社團來舉辦政府已經不辦的種種服務。

結構調整的後果

IMF的計劃理論上是幫助第三世界促進貿易盈餘之產生以便還債。可是,結果相反。被認為是解決債務危機的辦法結果引來更多債務。債權國及IMF/WB等的勒緊肚皮(第三世界的肚皮)的政策毀壞了第三世界出現經濟復興的機會,使債台永遠高築。貿易自由化使貿易赤字增加,國內生產被進口取代,而越多進口就越需要向外借債(因為本國缺乏外匯)。隨著世貿組織(WTO)要加強有關知識產權的保護,第三世界要為此支付更多外匯。可是,由於結構調整,使當地工業的資本形成形同凍結,當地經濟更難有起色,更不容易掙得足夠外匯。

結構調整不僅增加了貧困人口,而且使更多人無法支付醫藥與教育開支。IMF/WB的貸款條件往往包括削減教育經費,凍結教育學院學生人數,結果是教育質量下降,一個教師要做兩個的工作,而多餘的教師被開除。在非洲,結構調整一面開除教師,一面給予失業教師以小筆貸款來在家開辦「私立」學校。在墨西哥,教育開支從1981年佔國民生產總值的5.3%下跌到1991年的1%,使小學教育崩潰。在摩洛哥,入學率在8590年之間下跌了5.3%。醫療制度的崩潰使許多本是易於醫治的疾病像瘟染般傳遍第三世界。

(本文主要根據Michel Chossudovsky的一篇文章《論結構調整》以及Eric Toussaint & Denise Comanne的《全球化與債務》二文改寫。上述兩篇文章刊於IMF/World Bank/WTO - The Free Market Fiasco1995年由IIREAmsterdam出版)


 

返回目錄

世銀建議中國繼續兩極分化

劉宇凡

世銀的《2020年的中國》,表面上關注到中國貧富懸殊、貪污腐敗、弱勢群體、環境污染、失業等各方面問題。其實這一切不過包裝而已。採取世銀的建議,只會令中國的上述問題更為嚴重。因為世銀針對上述問題所開出的藥方,就是全面市場化與私有化。在這個原則下,世銀建議原本應是免費或低價的社會服務,今後都要付費或提高費用:

  ━━農村水費要提高;
  ━━取消對醫療價格的管制,使「價格與成本更緊密地掛鉤」;
  ━━養老金要工人參加供款;
  ━━「對學生收取更高的學費」;
  ━━徵收排污費;
  ━━讓煤價由市場決定;對煤炭、汽油、柴油徵稅以「保護環境」。由於煤是大陸人民的最主要燃料,徵收的煤稅很有可能轉嫁給人民。

大家知道,過去十八年盡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貧富懸殊也急劇增加,其程度已經比許多發展中國家更嚴重。人民生活日益困難。在這個情況下還要將許多社會服務或關乎國計民生的產品納入商業原則之內,要用者自付,結果只會使人民生活百上加斤。

世銀表面上對待不同階級的人一視同仁,然而,請看看它怎樣保護女工吧。它反對「強制規定男女同工同酬」,因為這只「會促使僱主不願僱用婦女」,結果只是「事與願違」。表面上是為婦女著想,實際上是無條件地迎合資本家的剝削需要。

接著,世銀報告承認,婦女因為生育及哺乳;需要有關的福利。可是,僱主難道會歡迎嗎?當然不會。世銀作出什麼建議呢?迫使僱主設立上述福利嗎?是,但又不是。它的建議是……挖肉補瘡:「允許她們在接受有關福利時,以減少(!)其他福利的形式或以降低工資(!)的方式為這種福利付款。」(57頁)

世銀極力鼓勵中國進行私有化,甚至認為要「禁止在競爭性部門建立新的國營企業」。世銀承認,這樣「可能會引起失業人數的暫時增加」,但「更加自由化的貿易制度給經濟帶來的長期增長的好處將會遠遠超過短期的調整費用。」

但是,問題在於:怎樣確保國有財產的私有化不致變成官員及商人貪污及化公為私呢?世銀所作的建議,不外是加強法治,甚至主張設立香港式的廉政公署。然而,這一切都只是隔靴搔癢。中國之所以沒有法治,恰恰因為中國沒有民主。政府的統治日益受到世銀及IMF的監督,但完全不受人民的監督。可是,世銀的報告一個字也沒有提到民主。相反,它簡直是一往情深地把目下中共政權視作最佳的合作伙伴,對它的專制統治不加絲毫批評。世銀這種做法,客觀上不僅是繼續鼓勵和縱容中共的專制統治,而且是鼓勵和縱容各級官員在私有化浪潮中貪污舞弊,化公為私。

世銀之所以鼓勵中國私有化,是基於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往往認為私有企業的效率一定比國有企業的效率高。這並不符合事實。中國以及世界上都有很高效率的國有企業。其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謂的效率,往往只是微觀意義上的效率,即個別企業的盈利能力或勞動生產率,而沒有計算社會成本、環境成本、人類健康等代價。私營企業如果取得「高效率」,往往是以加重工人勞動強度、污染環境、危害消費者或公共安全等為代價。所以,如果把這一切計算進去,那麼,私有企業一定比國有企業更有利於人民的說法就不攻自破。

世銀知道私有化將造成幾千萬工人失業。它以「將來會變好」來安撫人們。可是,這種安撫只是空話。倘若將來諾言不兌現,你們世銀會來負起責任麼?到時世銀會取消中國所負的債務麼?還是只會加緊追債?事實上你們過去幾十年在第三世界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成功的少,失敗的多。世界平面上的貧富懸殊不是減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有什麼證據證明這種私有化的冒險在中國會有成功的希望?

要知道,中國以千億計的國有財產,是中國工人,而不是資本家━━在命令經濟時代根本就沒有資本家━━所創造的。因此,處置這些財產的權力也應歸他們所有。現在,世銀與中國政府合作推行的私有化,其實就是一種最大規模的搶劫,把屬於人民的財產化為官員與資本家的私人財產。對於這種令人髮指的剝奪人民財產的行為,我們普羅大眾決不答應!

世銀又鼓勵中國向外資完全開放市場,認為讓中國企業同外資自由地競爭,對雙方都有莫大的好處,這種觀點也是很有問題的。中國國企經營不善,需要改革,這是事實。過去命令經濟下,太缺乏競爭,也是事實。可是,從全無競爭走到完全「自由地」同外資競爭,這只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而已。要知道,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994年只有530美元,而美國卻是25000美元。中國政府及企業用於科技研究的經費,無論如何是遠遠比不上人家的。就以菲林(國內稱膠卷)為例,中國的樂凱公司的科研資金一年不過300萬美元,而美國柯達公司的數字是13億美元,二者怎能真正公平競爭?這是小孩與重量級拳手的拳賽而已。正因為這個原因,中國許多民族工業近年已逐步被外資排擠而開始衰落,包括啤酒、彩電、醫藥、自行車、造紙、輪胎、集成電路、個人通訊等。這樣一種「開放」,對工農群眾來說都是害大於利。

中國需要改革。但需要的不是一種方便官員與資本家發大財,而人民連起碼政治自由與就業保障都缺如的改革。中國需要的改革,是一種讓勞動人民掌握政治及國民經濟的最高管理權的民主改革,一種既不讓官僚也不讓金錢勢力掌控一切的改革。


 

返回目錄

論資本管制

許由 譯述

編者按:

八十年代以來,資本的全球性流動達到空前。資本外移所造成的產業空洞化及失業、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上的巨大波動等等問題,在香港和台灣都已經日益嚴重。中國大陸也正在步港台的後塵。香港工運的沉寂使不少人對於資本外移感到無奈。在台灣,工運相對地有所發展,所以,有關管制資本外移的呼聲也多少有一點,可惜的是一般不夠深刻。

本文原刊於Socialist Register 1996,作者是James CrottyGerald Epstein。由於原文很長,所以只能撮譯或概述。文章不僅分析了八十年代以來資本日益自由流動的來龍去脈,指出已經羽翼長成的金融食利者階級怎樣推波助瀾,妨礙生產性投資,而且提出一系列的辦法來加強管制資本。由於篇幅關係,我們把重點放在後者。我們相信,譯介這篇文章多少有助於加深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從戰後到七十年代為止,是現代資本主義所謂黃金時代。人所共知,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了。現在人們紛紛要求拿自由化、撤消市場管制等辦法來振興經濟。不過,有一點為人忽略的,就是黃金時代恰恰也是國民經濟管制的時代。在凱恩斯主義下,國家追求全面就業,中央銀行在確定匯率及利率方面,只是間中才受到那數目仍相對來說不多的金融投機家的干擾。總之,戰後繁榮本來就同資本管制分不開。

不過,在黃金時代中,金融及資本投資的全球化已加速進行,而這反過來又促成了黃金時代的衰落。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主張採取一套政策來加強對貨幣,也許還包括對貨物的全球性流動的管制,並認為這一類管制是達致全面就業及收入上比較平等所必要的。

目前,對資本管制的呼聲日多。一方面,各種危機促使更多人反省。1992年由於投機所引發的貨幣危機迫使英國及意大利要退出歐盟的匯率機制;瑞典及西班牙也出現問題。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災難,連一些新自由派也慌了。IMF(國際貨幣基金會)最近也承認,對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加以間中的管制是有需要的。另一方面,歐美的高企失業及貧富懸殊也促使更多進步學者贊同資本管制。

當經濟學家在談到資本管制的利弊的時候,他們通常都是限制在比較狹窄的範圍內。例如,此種或彼種管制方式能使某國保持較低利率嗎?管制會加深政府腐敗嗎?在我們看來,問題不在於此種或彼種管制有多大成本效益,而在於它能多大程度上改變目前的政治及經濟上的權力關係,從而確保全面就業及收入再分配。而在這方面,資本管制是有效的。經濟學家並不懷疑資本能夠加以管制,問題在於多大代價。新自由主義認為代價太高,但我們認為,不去管制的代價不僅更高,而且簡直是天文數字。

戰後的資本管制與食利者階級的崛起

在本世紀初,全球經濟第一次成為現實。那個時候,資本自由流通於全世界。後來,給予這種自由流動以重大打擊的,乃是兩次大戰及大蕭條。曾經是當時得令的經濟思想━━金本位制、獨立的中央銀行、資本自由流動━━現在被視為災難的因素而非穩定的基礎。許多中央銀行被他們的政府置於直接控制之下。國際資本的流動現在必須予以限制。凱恩斯及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在草擬有關布列頓森林的協議的時候,甚至主張任何一國未得他國批准,不得接受來自後者的任何投資。這樣高度的資本管制,因為美國銀行家的激烈反對而沒有被採納。但是,總體而言,資本管制還是多少實行了。尤其因為美國工業資本都支持資本管制,盡管美國的資本管制還是比不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那麼多。事實上,除開美國,戰後差不多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對資本的進出實施廣泛管制,認為在強大的入口需求的壓力下,只有資本管制才能保護那不多的外匯儲備,才能使信用之分配及貿易之發展能按照國民經濟的需要。德國、日本、南韓都是實行廣泛的資本管制的重要國家。

戰後,食利者階級仍不算強大。所以,真實的資本積累(首先是工業資本)比諸於金融資本較為強大。而資本管制本身又促使金融部門主要活動於國內,而國內的種種信用限制及金融調控又使資金主要用在實際建設上。其次,不論是貿易還是對外直接投資都不像後來那樣發展迅速,所以企業主要的還是依賴國內市場。在這個情況下,資本也謀求全面就業,因為高失業會令他們的產品賣不出去。上述因素都促成了黃金時代產生。

不過,食利者階級及跨國公司最後還是勝利了,而全球開放的金融及經濟制度最終復活了。箇中原因之一,是現在世界金融資本的空前強大。外匯市場的每日交投量,1973年是150億美元,1983年是600億。現在(1996)是一萬三千億,是貿易所需要的外匯交投量的60倍。而發達國家手上只有一萬億美元用來穩定匯率而已。其次,不少企業自己也變得更為國際化,所以他們與銀行家攜手爭取一個金融上開放的環球經濟。他們一旦結盟,就成了連政府也無力對付的權勢。同時,七十年代在各發達國家發生的工人鬥爭,進一步促使資本追求自由流動,用資本外移來回答罷工。既然資本已比過去更為國際化及外向,他們也就更沒有必要繼續保持同勞工的社會契約了。在資本的強大壓力下,美國、歐洲、日本先後解除資本管制。

資本管制是進步的宏觀政策的前提

在金融全球化的情況下,要一國達致全面就業並不容易。因為,要達致全面就業,就多少需要實行擴張性的經濟政策,包括降低利率,增加進口及財政赤字。但這樣難免使匯率下跌,而匯率的任何重大變動都會使市場出現恐慌,食利者階級會乘機拋售,使匯率進一步下跌。中央銀行如果要保衛匯率,就要提高利率,但這又打擊國內投資,而且迫使政府要為財政赤字付出更多利息,從而造成財政危機。企業也會為此而增加負債,因此謀求撤資,進一步使經濟惡化。

簡而言之,很有可能,那些促進就業的宏觀政策,連成果也未曾有機會萌發,便已經在資本的反抗下宣告失敗。正是這種威脅,使不少政府在宏觀政策上無法放開手腳去大膽嘗試。而這又只會使失業問題更為嚴重。已經長成為巨大力量的金融資本,通過債務、高利率、變幻莫測的短期金融市場、以及對擴張性的宏觀政策的規限等等,大大壓抑了生產性的積累。它之進一步增強其環球性流動,就只會進一步增加其力量,同時以社會貧困化為代價。

上述困難說明,單靠一國去實行全面就業政策,以及為此而實行資本管制,本身並非易事。既然資本流動是全球性的,那麼,要根本解決問題,最終也只能通過國際性的合作,例如一個凱恩斯主義的世界中央銀行,以及一個貫徹最低工資以及保障起碼的社會及經濟權利和環境保護的國際社會約章。只是由於目前各國統治精英都挺滿足現狀,所以看來這個根本措施還是實行無期。

但這是不是說,一國或一個地區之內管制資本是必然失敗?不是的。誠然,對於一些小國,特別是對外依賴性強的小國,即使只是企圖實施資本管制也容易失敗。不過,如果政府的政策是全面的,一貫的,同時又能落實,而管制機制本身又是有力的,那麼即使是小國,有時也可以成功地實行長期資本管制。南韓與台灣就是一些例子。至於大國,就更有可能實行有效的資本管制。自然不存在一套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資本管制。但我們以下所提議的措施,在合適的情況下還是可以發揮作用的。

一國或一個地區內的資本管制

管制對外直接投資

對流入資本,許多國家都限制外資收購本地企業。南韓對全部經濟部門都有限制,而墨西哥則在石油部門有限制。有些國家只准外資收購本地企業的少數股份。對於資本流出,有些國家實施普遍限制,有些則限於個別部門,例如高科技。而我們認為,足夠的限制可以改變當地的階級力量對比。

限制銀行向非當地居民貸款

外匯投機者往往在外國向當地銀行借入當地貨幣,然後伺機賣出。要減少這方面的投機,有關國家可以向外國人所借貸款徵稅,又或是規定借款的某部份只能存入無息戶口。在後一種情況,利率越高,投機者的利息損失越重。也就是說,當地與外國的利率差距越大,則投機者要繳的稅就越高。

自然,投機者可以透過當地居民來獲得貸款,以便逃稅。所以,這種辦法只能短期有效。

利用稅收來降低資本流動

利用稅收減低資本流動的好處是不用增設官僚機構,比較符合成本效益。

例如徵收所謂「凱恩斯稅」。提出這個主張的經濟學家認為,可以對任何人在規定時限之前(例如一或兩年)出售的金融資產徵稅。凱恩斯稅是對杜賓稅(下詳)的一種補充。任何巨額熱錢要外逃之前,他們往住都首先需要賣掉資產或向銀行貸款。對資產銷售及外匯交易徵稅可以降低資產外逃所能帶來的利潤。由於凱恩斯稅對國內金融市場的混水摸魚施加懲罰,所以也有助於穩定本國市場。

另一種辦法是對本地金融投資的盈利與外地投資的盈利加以區別對待。例如,直至今年,日本對那些非常強大的保險公司所持有的本地與外地證券的盈虧,在稅務上區別對待,規定到足以大大限制了他們的對外投資,而且很有成效。

此外,修改現行種種足以促進資本外流的稅制,也是另一個辦法。例如美國,在關乎跨國企業的稅務安排,往往有利於跨國企業把資本外移(例如價格轉移、延緩交稅,以及在外地所繳稅款可以在美國得到衝銷)。減少資本外流就必須修改上述稅制。

從稅制入手,自然也難免出現逃稅現象。不過,只要有決心,就總有辦去盡量打擊逃稅。

二重匯率制

資本外逃所造成的主要問題,是它會大大降低匯率,因此大為增加入口成本,從而大幅降低生活水平。如果能夠降低它對入口成本的影響,那麼資本外逃就不會產生那麼大的破壞。對此,二重匯率可以派用場。可以對貿易與資本交易實施區別對待的匯率。貿易用匯的匯率由政府制定,而資本交易用匯的匯率才允許自由浮動。在這種制度下,即使資本外逃造成匯率大幅貶值,也不會妨礙進口企業以舊匯率取得外匯、用於進口。這樣,投機家拋售本國貨幣也不致於增加進口成本。在發展中國家,雙重匯率是廣泛使用的。在1975年,有三個工業發達國、22個發展中國家分別使用二重匯率。1990年,只有一個發達國使用,但發展中國家則有34個。

二重匯率的一個漏洞是人們會從政府購買較便宜的外匯,以便購買外國金融資產。所以,最後可能不僅迫使政府嚴密加強監管,而且要採取數量管制。

數量管制

數量管制是最常用的資本管制。到1990年,仍有11個工業國及109個發展中國家採取某種形式的數量管制。(自然,有這方面的法律,不等於它們一定得到全面落實。)

愛爾蘭的法律規定,(甲)任何人向非本國居民支付超過廿五萬愛爾蘭鎊,都要向中央銀行報告,除非這筆錢同貿易有關;(乙)本國居民,未經中央銀行批准,不得向非居民貸以為期不足一年的本地貨幣的貸款;(丙)對本國居民買入外國貨幣加以限制,例如:以愛爾蘭鎊購入的外匯須持有至少三個月;(丁)以投機為目的的外匯買賣被禁止。買入後廿一日方准賣出。愛爾蘭為應付危機,她後來還進一步加強法例,直至所有外匯交易都要中央銀行批准。

如果這些措施還不能令資本就範,可以威脅實施更嚴厲的管制,有不少國家都嘗試過禁止除入口及償還債務所需用匯以外的一切外匯交易。

國際合作與資本管制

上文已經指出,實行資本管制與促進全面就業,長遠而言還是要國際合作。我們要記住,這才是問題最終得到解決的地方。我們雖然暫時難以寄望現有國際組織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可能做到,而只是他們不願意去做而已。我們在下面列舉一系列國際合作管制的辦法。

反對任何促使資本更自由流動的企圖

美國正打算把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擴大到智利及加勒比地區的國家。如果美國成功,就會大大妨礙這些國家管制外資的能力。歐盟也正在放寬有關資本外移到低工資區的規則。世界貿易組織(WTO)也在促使各國撤消僅有的一些資本管制。對於這一切新的進攻,各國人民必須努力反擊。

對資本外逃隨時實施管制

我們要促使現有的國際組織放棄促進資本流動的政策,相反,應使他們用於防止破壞性的資本外逃,包括規定各國需要把違反任何一國法律而外逃的資本,交還該有關國。對於小國來說,由於單方面的資本管制往往花大氣力也未必能有效管制資本外逃,所以尤其需要這些政策。其實,在監察資金流動方面的國際性合作一直在進行。各國政府都力求建立更好的機制來限制毒販洗黑錢。為此瑞士銀行也需要修改有關法律,減少有關銀行秘密的保護。各國政府也非常致力於監察逃稅。我們需要的只是把有關國際合作加以擴大而已。

由國際協定一個交易稅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占士.杜賓(James Tobin)建議,向所有外匯交易徵收稅款,用意在於減少過份的短期投機,同時又不會妨礙長期的正常外匯交易。比方說,對所有外匯買賣都徵收0.5%的稅收。如果一個投資者每個月都買入一百萬美元,然後售出,那麼,他繳交一年的稅就是0.005x12x2x100萬,也就是十二萬美元之稅款,亦即每年稅率12%。如果他每日都這樣買賣外匯,那每年的稅率就高達365%。相反,如果他一年後才賣,他的年稅率只是1%

杜賓指出,這種稅只能在全球範圍內實施,或至少在主要的金融地區,否則,外匯交易只會轉移到沒有徵收交易稅的地區。任何一個國際組織都可以輕易徵收這種稅。

不過,杜賓的建議有很大局限。對於一次性的、大幅的貶值而引發的大規模投機,這樣一種數額不大的稅沒有多少阻嚇作用。很明顯需要其他措施的幫助。但是,倘若採納杜賓建議,畢竟也是前進一步。

有人懷疑資本管制會不會大為減少流入窮國、而又為窮國所急切需要的資本?要知道,在向窮國轉移有用的資本方面,私人資本市場的表現根本就很差勁。事實上,流入窮國的淨資本根本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麼多。在那流入的資本中,很多是短期和不穩定的。近年巨量資金流進流出墨西哥,根本沒有為墨國人民帶來什麼好處。我們需要的是另一種能更有效轉移資本到窮國的公共機制,而非依靠私人資本的自由流動。

其次,有人質疑,資本管制豈非會趕跑金融企業,造成失業及收入下降?其實,這方面的威脅常常是誇大的。Andrew Glyn指出倫敦市的英鎊交易,為英國帶來的收益很少。而許多國家的金融行業的職位,許多並非對社會來說是生產性的。那兒的文員及企業管理碩士大可在其他經濟部門發揮所長。事實上,資本管制的其中一個好處,就是方便那些能夠更理性地使用資源的政策得以湊效。

許多研究都說明,資本管制有助於維持低利率、低失業率及穩定的匯率。1995IMF的報告也承認這一點。事實上,所有發生了「經濟奇跡」的國家━━日本、南韓、德國、瑞典━━等等都採取資本管制。自然,日本與南韓在實行相當程度的國家管制時,也是以國家力量去壓碎工人運動。進步的經濟學家自然不想在這方面照搬日本、南韓的經驗。我們所主張的資本管制以及宏觀調節,目的恰恰是縮小食利者階級及跨國企業的權力。不達到這個目的,任何進步經濟綱領都沒用。

然而,難道世界不是已經大大改變了嗎?難道日本、南韓等不是也正在撤銷資本管制嗎?在某程度上他們的確如此。但我們已經指出過,他們這樣做的理由主要是政治上的理由,而非經濟上或技術上的理由。Daniele Checchi最近有一個極有趣的研究。他的研究說明為什麼這些國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資本管制。他發現,英國和日本過去的資本管制,同工人獲得較大收入分配有密切關係。換言之,資本管制,由於能促進就業及較高經濟增長,在勞資對抗中變得有利勞工。這當然不為統治階級所喜歡囉。這才是資本反對管制的政治理由。

《經濟學人》最近也承認:「那些要求停止和逆轉全球一體化的人之所以可怕,恰恰是因為,只要有決心,政府是的確做得到的。」事實上,即使進步經濟學家不支持資本管制,並不表示這個問題就不會再提上議程。將來再發生像墨西哥那樣的金融地震,簡直是無可避免的。下一次甚至可能是在一些主要國家發生金融崩潰。而在這個情況下,即使是食利者階級及工業家也會要求資本管制。左派現在就主動爭取資本管制,比到時由我們的政治敵人單方面施之於我們要好得多。

有人認為資本管制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因為資本會在政府考慮管制之前,便已經外逃了。這個觀點自有一定道理,但是,這方面的可能後果其實適用於一切要認真削弱食利者階級的利益的政策,例如低利率、對富人課以高稅收、較嚴格管制市場等。我們是否因為恐懼資本的報復便要統統臨陣退縮?其次,上述威脅雖然大,但並不表示不可解決。如果資本管制是配合著一整套促進經濟增長及消除不穩的計劃,那麼有些資本就未必會冒險外逃。第三,如果所實施的資本管制是以輕重先後為序列,循序漸進,那就會比較有效。也可以確立隨時管制的機制,但並不立即實施管制。

總之,沒有資本管制,就不可能削弱資本實際享有的對政府政策的否決權,就不可能促進全面就業及較平等的收入分配。


 

返回目錄

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和政治

湯尼史密斯 TONY SMITH
許由 譯

後現代主義這個詞,可以用來形容各種各樣事物,從當代繪畫到音樂錄映帶;從娛樂公園到訊息技術都行。即使我們只注意後現代主義理論本身,仍然難免讓人感到混亂。各種各樣的觀點都在這個名目下混淆起來。

不過,其中一些觀點是由著名的後現代主義理論家所提出來的。他們包括福柯(Foucault)、 李歐塔(Lyotard)、 羅蒂 (Rorty) 及鮑德利亞(Baudrillard 。對於那些沒有機會讀過他們的著作及其有關評論的讀者來說,將有關爭論加以概述或許是有用的。大體而論,後現代主義運動主張下述觀點:

. 強調特殊性 particularity

. 多元觀點主義(perspectivism)及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onism

. 認為我們業已進入新時代

打倒啟蒙?

所有著名的後現代主義者都反對「啟蒙政治」。所謂啟蒙政治,意思是按照普遍理性的原則去建立一個世界。後現代主義者追隨尼采,認為要對所有有關普遍性和理性的主張抱持懷疑態度,因為這些主張往往掩飾了主張者的權力利益所在。帝國主義國家、統治階級、男人、白人、異性愛者、醫生、精神分析學家以至犯罪學家,無一不認為他們的觀點具有普遍的及理性的視野。這樣他們就有效地驅使其他國家、階級、其他性別、種族、異類性別傾向者,以至病人、瘋人及囚犯閉咀。

後現代主義理論家並不因此得出結論,說要拿另一種普遍性和理性來代替上述那種普遍性和理性。這樣不過是繼續玩啟蒙時代的把戲。他們相信需要一種更激進的觀點。所以他們宣稱理性是固有地要擺佈及支配他人,而普遍性的主張也必然地包含對「他人」的支配。

大多數著名後現代主義者都一般地反對階級政治,認為那是啟蒙的一部份遺產。他們指出,把階級政治列為首要位置的那種主張,歷史上是同對婦女、有色人種、同性戀者的利益的壓制有關的。在受壓制者裡面,也包括一些本來與階級範疇無關的人的利益。大多數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尤其堅決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政治。按照他們的解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是建基於這樣的前提:一個革命先鋒可以體現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

大多數後現代主義者認為史大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政治的不可避免的後果。這種政治宣稱自己是可以體現工人階級的普遍利益的代表,而實際上只代表一個官僚精英階層的特殊利益而已。如果拋棄了關於普遍性的主張,那麼,能代之而興的就只有特殊性的政治,有時也被稱為「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按照這種觀點,那些邊緣社群,因為社會的討論是由那些宣稱以普遍性之名發言的人所壟斷,所以其聲音就受到壓制。那些主張後現代主義政治的人抗拒這種壟斷,並且努力讓那些被壓制的社群的各自特殊的聲音讓人家聽到。這就需要多種多樣的社會運動,包括婦運、有色人種運動、同性戀運動、病人權益運動、囚犯運動等等。

反對理性的理性

無疑的,種種有關普遍性與理性的宣稱往往掩飾了某些特權群體的權力利益。同樣無疑的,世上有各種各樣的普遍壓迫,包括種族、性別、階級等的壓迫,而從道德觀點看,每一種普遍壓迫同樣是錯誤的。

也要承認,那些從事階級鬥爭的人並沒有時時把反對階級壓迫同堅決反對其他各種各樣的壓迫結合起來。因此,婦運、反種族主義運動以及其他反壓迫的運動一定要有獨立的政治組織,獨立的領導和獨立的刊物。這種政治的目的包括了要創造一個可以讓各種分歧百家爭鳴的社會空間。而為了達至這個目的,就需要多元的社會運動。後現代主義的這些元素當然可以毫無保留地確認。

不過,這不表示那些後現代主義運動的頭領所捍衛的立場是完全適當的。在抽象的哲學層面而言 ,哈貝馬斯 (Habermas)有力地論辯道,後現代主義對理性所作的批判,不能自圓其說。後現代主義者運用理性去支持自己懷疑理性的論點,恰恰是承認一些他們宣稱要擯斥的東西。我們不能因為有些特權社群以訴諸理性的方式去增進自己權力,而拋棄理性。反之,我們應當運用批判理性去釜底抽薪地否定這些論點。

同樣,以多元性及差異性之名去否定普遍性,本身不能構成一貫的論據。社會之建構應當以能夠讓所有聲音都讓人聽得見為準,這樣一個原則,本身就是普遍原則。(對於那些力求時髦的後現代主義者來說,我們實在不能理解他們的主張同米爾(John Stuart Mill 的寬容的自由主義原則有何不同。)

若在一個較為接近政治範疇的層面來看,後現代主義之強調差異性,其問題在於這樣會忽略在一些地方促進聯合的重要性。壓迫可以採取許多不同形式。但急劇的社會變革只能在社會的各個受壓迫社群結成聯盟才會發生。片面強調差異性同片面強調聯合,都同樣是非辯証的。我們的目的,應當是達致一種不會在其內部出現壓迫不同部份群體的聯合。當然,知易行難。可是,眾志成城這句話一直耳熟能詳,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拉克勞及摩菲 Ernest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是少數幾個承認有需要結盟的後現代主義者之一。不過,他們同樣堅決排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政治。在他們眼中,工人階級並不是社會變革的關鍵的和獨一無二地重要的代理人,所以沒有理由認為它可以在任何一種結盟中扮演領導角色。

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備受壓迫的少數民族、婦女、黑人、同性戀者,同樣也受資本主義的壓迫,而這本身就是與工人階級結盟的實際基礎。還有,由於工人階級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可以讓他們扮演領導角色。

控制了經濟剩餘的資產階級,使它具有一種在社會上無可比擬的權力。任何社會變革的認真的努力,都必須集中應付這個權力。在工作單位從事鬥爭的男女僱員,以最直接的方式面對這個權力。在這個意義上,階級鬥爭保持某種優先次序,雖然所謂優先並不能使忽略其他形式的鬥爭變成合理。

多元主義與聯合

後現代主義者之強調差異性,是忽略了另一個要點:聯合的需要,並不會在急劇的社會變革之後消失。任何人要實現後現代主義的政治議程、企圖建立一個純粹多元的社會,會很快發現不同社群之間對同一種資源提出互不相容的使用要求。在這個情況下,「分岐必須得到尊重」的原則,在決定採納哪一種提議方面,並沒有多大用處。一定要發現某種機制,以便衝突發生時,可以讓各種主張得以結連,決策得以作出。曼德爾(Ernest Mandel)所繪畫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模式就是用於解決這個問題:

「建造社會主義的真正目標,一定是要讓無產階級,整體地具有自己的真正的政治代表。而倘若群眾沒有政治、意識形態及文化上的多元主義,則這種真正的政治代表是不可能產生的。沒有這種多元主義,工人就不能真正掌握權力。他們不可能對經濟、社會、文化及國際政策等諸般大問題作出決策,因為所有這些問題是不可能在工作單位或地區平面可以解決的。所有這些問題,意味著要在全國層面(甚至是日甚於日地要在國際平面),在各種互相關連的選擇中作出決定。當你談到什麼互相關連的選擇的時候,你也就是要處理各種不同的政治綱領,也就是恰如我們所說的,要有政治多元主義。」

我們的選擇,並非只限於兩種,要麼就選擇一種壓抑分歧的聯合,要麼是妨礙任何聯合的分歧。我們一定要致力於創造這樣的未來社會:不同群體的權利,在聯合的範疇之內也是受到保護的。社會主義民主能夠提供這樣的範疇,而那些後現代主義的著名理論家所鼓吹的特殊性政治卻不能。

最後,上述引文也澄清了一個後現代主義者也信以為真的謬誤,那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等同於史大林主義。這種理解是完全不恰當的。像曼德爾那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其反對史大林主義與捍衛政治多元主義的立場是毫不含糊的。

不可知論的新版本

與後現代主義相關的第二條提網,是把「多元觀點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結合起來。這種方法可以追溯到康德。康德認為,我們對物自體是不可知的;我們可知的只是其表象。但是,在康德來說,表象最終還是以同樣的基本方式呈現於所有人之前。尼采把康德的思想加以更激進的發揮,堅稱可以有數之不盡的可能觀點,因此,表象也可以以數之不盡的方式呈現於我們眼前。

後現代主義者是尼采之後裔。他們用語言學的術語來發揮他們的立場:我們對物自體一無所知,除了用語言的方式將之表達出來。既然可以有無限多元的各種可能的語言遊戲,那麼,其中任何一個都無權宣稱享有特殊地位。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現實世界」只是通過語言遊戲而由社會構造出來而已。

有些後現代主義的口號變成了戰斗的吶喊(例如「一切都是文本!」everything is a text)。這些口號意味著一種特別極端的語言唯心主義。不過,多數後現代主義者並不否定有一個超乎文本的現實世界。他們只是否定我們能對之有任何了解。

這種「多元觀點主義」同那種為許多左派所接受的「立場論」自然有明顯的密切關係:馬克思主義理論反映工人階級的立場,新自由主義經濟反映資產階級的立場,女權主義反映婦女的立場,諸如此類。這種方法自然不無道理。受壓迫的社群常常懂得一些位居權力中心的人所不懂得的東西。

社會建構主義也肯定地能夠說明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例如,大衛羅得格(David Roediger 就有力地論辯道,種族並不是什麼自身存在的東西。在相當程度上那是一種語言上的社會建構。這是有潛在的解放意義的見解。這表示,原則上是可以「廢除」白人主義那種「白」的特性,只要拒絕去參與那種包含了種族主義的文化設定的語言遊戲便行。

我們一旦拿社會建構主義同社會生物主義比較,那麼,前一種方法的潛在進步性便明顯不過。社會生物主義企圖把一切社會生活簡化為不可改變的生物性因素。但是,那是否表示我們應該接受後現代主義的論綱?在這樣做之前讓我們先澄清這樣做將意味什麼結果。

後現化主義意味把「立場觀」的認識論加以極端的普遍化。後現代主義者指出可以有無限種可能觀點,任何一個叫得出名堂的群體都可以再加以細分為更小的群體,而任何一個更小的群體立場總是隨著時間之消逝而有數之不盡的修改。這樣,就會有數之不盡的各種立場增長起來,而其中沒有一個可以宣稱有特殊地位。

一旦採取這個見解,關於真理的問題就完全消失了。但這個見解陷入多種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中。第一,大多數後現代主義思想家都多少堅持「世上無真理」,但他們不也把這個論點本身看作真理嗎?明顯地這是另一個難以自圓其說的陳述。第二,如果世上無真理可言,那麼,同樣沒有理由接受任何人的觀點。當然也沒理由接受後現代主義者的觀點。

最後,雖然我們有關世界的一切斷言都以語言為媒介,這並不表示使用語言的人沒有能力在語言範疇內指稱一些語言現象以外的東西。

至於社會建構主義的問題,說社會生活的多方面,例如種族問題與性別角色並非由生物性原因所決定,當然是對的。不過,不能像一些著名的後現代主義理論家所主張的那樣,根本否定生物性因素在人類生活中扮演一定角色。後現代主義這種絕對化的社會建構主義(這方面是同它反科學的反啟蒙思想有關),同社會生物主義是一樣地偏頗。社會生活具有生物基礎(生育、生存、疾病、死),而這些因素不可能簡化為純綷社會動因。

社會建構主義有不少有用的見地。不過,它們恰恰必須同唯物主義的分析━━而這是大多數後現代主義者所排斥的━━結合起來才行。

一個新的歷史時代?

同後現代主義有關的第三條提綱是說當代社會構成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要強調的是,並非所有後現代主義思想家都贊成這點。在福柯來說,當代的社會乃是一個已經發展了三至四個世紀之久的著重紀律的社會(disciplinary   society)的最高階段,而不是剛才才與舊社會決裂出來的新社會。不過,大多數後現代主義理論家堅稱決裂已然發生。

說我們處於一個後現代時代是可疑的。這句話可以解釋為,馬克思曾對之作過準確的概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進入新階段。後現代主義的某些思想家對這個新階段有所說明。這就是詹明信(Frederick Jameson)所捍衛的立場。此外,它也可以有另一個解釋:當代社會的運行方式,已經令古典的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理論變得完全不適用。這就是羅蒂和利歐塔的立場。

第一種解釋是有趣的,也似乎有道理。但第二種解釋實在經不起細察。我們並非置身於一個服務業根本取代了製造業的「後工業社會」,雖然隨著生產率的增長及剝削率之提高,一個縮小了人手的製造業可以產出比從前更大量的產品。我們也並非處身於大規模生產忽然停止的階段。對於汽車、洗衣機、冰箱等來說,他們仍然有一個相當大的取代市場,而有關錄映機、耳筒錄音機、光碟機、微波爐等等的巨大市場亦已興起。

我們並非居於一個這樣的世界:對視象的消費使生產資料的組織與控制的問題突然變得不適用。視象的流通仍然有賴於對衛星、訊息網絡、映象技術、電視台等等的所有權和控制權。

不能說我們所處的階段,在日常生活的變化上比過去更為巨大。在18501940年之間,逐漸出現了鐵路、蒸汽船、電報、電力、電話、汽車、電影、收音機與飛機,而這一切結合起來對昔日社會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巨變,同今天任何變革一樣巨大。

如果說當代有什麼新東西,那就是技術與市場的新發展讓資本積累無論在外延上還是在內函上都擴張了範圍。最後一塊小農的農業生產,也經由同世界市場的連繫而被改變。越來越多的社會領域被納入了商品形式之中。這應被視為資本主義內部的一個發展,而不是意味當今社會正過渡為一個本質上新型的「後現代」社會。

若認為後現代主義不過反映了那些失望了的優皮士,是錯誤的。後現代主義者強調差別及多元的重要性,強調意義系統乃係社會所建構,強調資本日益入侵社會生活中更多的領域等,都是寶貴見地,都大大豐富了歷史唯物主義。

但是,不能說後現代主義能夠取代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因為已經發展到要號召對抗資本權力的階段,而達到頂峰。後現代主義理論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削弱這個號召的威力。

(本文原載澳洲《勞工評論》(LABOR REVIEW1995年第21期)


 

返回目錄

工人階級與新社會運動

━━介紹《從階級理論退卻》一書

許由

在八十年代的西方,一方面在統治階級那兒忽然興起了新右翼思潮;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運動裡,卻興起一股「新」新左派(Newer Left)。這些「新」新左派比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更「新」一點。他們中許多人宣稱,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工人階級被證明沒有能力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從此社會變革的希望只能寄託在「新社會運動」(即環保運動、和平運動、婦女運動等)上面。他們這許多主張,同後來的民間社會派頗有一脈相承之處。

「新」新左派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引來了一番爭論。不少馬克思主義者為文反駁。但寫得較為全面的,似乎還是要數這本《從階級理論退卻━━論一種新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The Ret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Verso, 1986)它的著者是艾倫.麥建辰.伍德(Ellen Meikins Wood)。這部書因為寫得好,還獲得了多依切獎。她這部書篇幅不多,但是談到的問題很多,而且往往能一針見血,揭露那些「新」新左派怎樣曲解馬克思,怎樣在邏輯上自相矛盾或者論證錯誤等等。我們這篇文章,只能粗略介紹她在幾個問題上的某些觀點。毋須說,雖然介紹的是艾倫.伍德的觀點,但畢竟那是由筆者所演譯的,難免會出現錯誤,敬希讀者指正。

新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

這部書的副題是 「論一種新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簡稱為NTSNEW TRUE SOCIALISM),指出的就是那些「新」新左派所鼓吹的社會主義。但什麼是舊的「真正」社會主義?什麼又是新的「真正」社會主義?其實艾倫.伍德在這裡不過是鎔鑄馬克思的舊辭吧了。在馬克思時代便存在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這是一種空想思潮,他們以超階級的「博愛」、「人性」等道德說教代替階級的運動,又認為只要平均分配土地便能使小生產者擺脫剝削。馬克思在《德意形式意識形態》一書中這樣揭露他們:「『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認為外國的共產主義文獻並不是一定的現實運動的表現和產物,而純粹是些理論的著作……是從『純粹的思想』中產生的。他們並沒有考慮到,即使這些著作是在宣傳某些體系,它們仍然是以實際的需要為基礎,是以一定國家裡的一定階級的生活條件的總和為基礎的。他們把這一派中的某些著作家的幻想信以為真,似乎這些著作所談的是『最合理的』社會制度,而不是一定階級和一定時代的需要。……因為它所關心的既然已經不是實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喪失了一切革命熱情……而是宣揚對於人們的普遍的愛了。」(註1)

艾倫.伍德把如今那些「新」新左派稱為新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為了說明,他們其實同十九世紀某些空想社會主義一樣地空想。自然,歷史背境大大不同了,而他們的論點也有時頗有自己特色。他們大肆攻擊馬克思主義是「經濟主義」,「階級化約論」,「實在論」,同時力主要論述(discourse)去重新建立社會主義力量等等。

艾倫.伍德把他們的論點歸納為幾點:

1.工人階級並沒有如馬克思所預料的那樣,由於經濟上的地位而令其具有建立一個新社會的能力;

2.上述事實反映了:政治與經濟之間是沒有必然關係的。不能說經濟決定了政治或階級立場。政治與意識形態是獨立於經濟關係之外的。反過來說,一個階級的經濟利益並不一定會體現到政治領域;

3.這進一步表示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事業中並無特別優越的定位;甚至可說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並無很大興趣;

4.因此社會主義運動之建立,可以獨立於工人階級,獨立於一般經濟狀況,可以拿「人民」作為其群眾基礎。純粹靠思想媒介,而不問其社會定位,便能夠把「人民」結合成社會主義力量;

5.社會主義的目標是爭取普遍的人類利益,是要超越狹隘的階級利益。因此社會主義者不應主要爭取工人,也要爭取其他社會階級;

6.所以,可以把社會主義了解為各種各樣的人民「民主」鬥爭。事實上,社會主義一詞就可以為「激進民主」所取代。而「激進民主」可由現時的自由主義民主制和平過渡而成。這是因為,現在的自由主義民主制並非像馬克思所說的具有資產階級性;自由主義民主是沒有階級性的,其階級屬性是不能確定的;資產階級可以利用它,社會主義者也可以利用它使它變成社會主義民主。

馬克思是控術決定論者?

艾倫.伍德所評擊過的「新」新左派學者很多,其中一位就是拉克勞(Ernesto Laclau)。拉克勞猛烈抨擊工人階級革命學說。但是,他所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怎樣的呢?他說:

「對馬克思主義來說,生產力的發展,在朝向社會主義的歷史演進中扮演關鍵角色,因為『生產力的過去發展使社會主義成為可能;生產力的今後發展則使社會主義成為必然。』這是構成數量更多和更受剝削的無產階級的根源,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奪取並集體管理已經高度發展及社會化的生力。……按照這種觀點,如果歷史具意識形態有及理性的基礎,那是由於生產的一般發展規律。」(註2)

其實,他所闡釋的,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他所引述的那句話,也不是馬克思的話。但不管怎樣,他是反對他所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他認為,歷史事實上不是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機械。他用以證明的,是關於勞動力學說:「馬克思把勞動力了解為商品。」但問題在於,「勞動力之不同於其他生產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在於:資本家必須不限於購買它,他還必須驅使它去生產出勞動。」但是既然要勞動資本家來壓搾工人,那就「當然地使那種觀點,即生產力的發展是自然的、自發的進步現象這個觀點,變得不成立。……實際上,一旦勞動力被購入,便要從中盡量搾取勞動。因此如果勞動過程缺少了一連串的統制,便不能存在。」但統制必然引起工人反抗,而「工人的鬥爭,明顯地不能拿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來解釋,因為工人鬥爭的動力,本身並不能歸到作為商品的勞動力這個名目。但倘若資本邏輯與工人反抗的邏輯之間的分裂,影響到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組織,那麼它也必然大大影響到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及其發展步調。因此那種認為生產力是中性的論點,認為其發展應了解為自然的單向的,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註3)

既然生產力的發展不是中性的、自然的,而是充滿著勞資鬥爭的,因而反過來又影響到生產力的發展。既然這樣,就不能說生產力的發展自動保證工人階級革命━━這些所謂「後馬克思主義者」是這樣論證的。艾倫.伍德沒有和他們糾纏在什麼勞動力學說上,而是徑直指出他們曲解馬克思主義:

「拉克勞及摩菲在攻擊馬克思主義是『經濟主義』及『階級化約論』的時候,首先硬說馬克思是如此定義『經濟』,以致經濟是不包括社會關係的,以致『經濟』疇只剩下一些抽象的『物質』基礎,以致『經濟』領域實際上變成等同於技術,而『經濟規律』則變成為生產力的中性的、自然的發展。他們在回答這種自製的技術決定論的時候,力圖證明生產領域並非由中性的技術所決定,而是滲透著統制與反抗的社會關係,彷彿這是馬克思所不知道似的。」(註4)

馬克思在談到資本主義生產時,總是不忘指出其勞動生產過程的充滿對立的性質,不忘指出工人運動的鬥爭歷史怎樣影響到資本主義生產,而當時科學技術又怎麼遠非「中性」,相反,它總是滲透著階級鬥爭。整個資本論第一卷談的都是這些問題。其中指出資本所組織的生產勞動過程,怎麼不僅決定於技術的「中性」需要,而且決定於資本主義的對立性質。

「對於馬克思來說,正正因為『經濟領域』並不是中性的,而是滲透著階級剝削及階級利益的衝突,所以『經濟』總是和其他社會領域結成有機關係。正正因為物質生產組織是經過階級扭曲的,所以『經濟關係也是權力的關係,是衝突及鬥爭的關係,而這種種關係的鬥爭不僅在經濟領域進行,而且波及其他社會及政治領域。(畢竟,歷史唯物主義的第一個前提,不就是說物質生產首先是一個社會現象嗎?)所以,實在不明白,為什麼生產組織不能同其他社會關係分割開來這個事實,不但沒有成為馬克思能夠成立的論據,相反,竟然成為它不能成立的『證明』!」(註5)

工人階級與革命

「新」新左派所了解的馬克思關於工人革命學說,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機械的機器決定論,按照這種理論,生產力的自發的發展會自動地、不可避免地產生一個團結的革命工人階級;並由他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但既然歷史證明,生產力的發展不會自動帶來工人革命,那就證明馬克思主義不成立。拉克勞說:

「這裡二者必居其一。要麼就是確立這樣一種歷史理論;按照這種理論,工人階級的內部分化能最後被消除,並在熱火朝天的時刻中變得絕對團結,……要麼,就是要拋棄上述理論,而且隨之也拋棄那種認為某些人比其他人享有某種優越地位的理論,拋棄那種認為『客觀』利益能使某些人成為『社會主義』代理人的理論。」(註6)

艾倫.伍德這樣回答:

「換言之,如果工人階級之構成為一個團結的革命力量,並非完全出於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的內在因素,如果它還需要『外來的干預』━━例如,採取政治教育及組織的形式━━那就表示工人階級喪失掉作為革命代理人的特殊資格,或許,連它作為一個階級的身份也喪失掉,並且要融和於其他社會人仕;而這些人的集體身份,他們之連結於社會主義事業,是完全出於偶然的,並且要依賴『論述建構』(Discvrsive Construction)。」

「去否定工人階級的『客觀利益』,去主張工人階級利益之相容於社會主義目標,在程度上與其他『社會人仕』並無分別,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首先要注意,這樣說,同說物質利益不能自發地將自己變成政治目標,(更不用說可以自動變成政治行動),是不大相同的。他們那種說法,意味著:除非物質利益已然變成為政治目標及聯合的政治行動,否則物質利益是不存在的。這也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剝削狀況,在決定工人的生活境況及其經驗方面,並不比其他狀況,其他偶然因素更具有決定性影響。進一步的推論就是,工人雖然受到資本主義的直接剝削,但他們並不比其他那些並非直接受到剝削的人更受剝削的影響,……甚至推論出,工人並不會從剝削之終止那兒得到什麼重大利益。……簡言之,拉克勞及摩菲的立論是:並沒有所謂物質利益;有之,只是由『論述』所建構的關於物質利益的這種觀念。因為,說什麼工人在生產關係中的共同處境,並沒有在工人中間產生共同的『客觀利益』,如果這種觀點是有實際意義的立論,那除了表示上述推論之外,還能表示什麼呢?這種立論的最終結論,就是:一個穴居的原始人可以跟一個工人一樣有可能變成社會主義者━━只要他有幸聽得到相應的『論述』的福音便行。」(註7)

緣何厚此薄彼?

這些「新」新左派成天指責馬克思主義是機械論,其實,他們的思想方法才是真夠機械的。他們以為,如果世界事物並不是由一條簡單的、絕對的、單向的、毫無矛盾的定律所支配,那就表示並無任何決定因素,沒有任何關係、任何因果可言。然而,不幸他們也不是貫徹到底的。他們在考察工人階級的時候,往往拿最機械的準則來考核他們;可是,在研究其他社會階層或「新社會運動」時,他們就用最有彈性的標準來量度他們。

只要到現在工人還沒有成功建立社會主義,就是工人沒有能力建立社會主義的證據(雖然「新社會運動」一樣沒有成功建立過社會主義);只要革命不是工人發地進行的,而是由一些身份並非工人的人領導━━就像1917年俄國革命━━那它們就一定不可以叫做工人革命;只要工人的團結不是由經濟發展所自動產生的,而是由某些人自覺地促成的,就足以把馬克思主義關於工人革命學說予以證偽;只要工人進行的,只是經濟鬥爭而非直接的社會主義鬥爭,那就是工人不能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證據(雖然「新社會運動」不見得就是自覺地為社會主義而鬥爭)。只要談什麼工人是社會主義的代理人,就一定表示會變成另一種救世主,甚至變成專制溫床(而新社會運動這個新代理人則絕對不會變質)。艾倫.伍德這樣揭露他們:

「拉克勞及摩菲等於要我們承認:一方面各種各樣的『民主鬥爭』是不矛盾的,是順利結合的,另一方面,在工人的經濟上的階級鬥爭與政治鬥爭之間,卻存在鴻溝。這就是說,由自由主義民主論述所催生的政治運動,比諸於從與資本對抗的物質利益所催生的階級鬥爭,能使我們更接近社會主義事業。……」(註8)

NTS的其中一個矛盾就是:一方面他們激烈地反對在先進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採取革命暴力,但另一方面,至少總是在暗示,只有在工人已經採取革命暴力這種形式的時候,才能承認工人已經向資本主義作出真正的挑戰;同樣矛盾的是,那些人大力譴責別人要求立即實行社會主義,又主張以最漸進方式實行社會主義;但同樣是這些人,他們之所以認為工人始終沒有向資本主義挑戰,其根據的就是工人沒有立要求建立社會主義。同時,那些根本沒有把攻擊資本主義根基作為自己目標的社會運動,(而這些社會運動也沒有在事實上作過這些攻擊)叩被歡呼為社會主義的好材料。」(註9)

語言化約論的貧乏

「新」新左派們要否定工人的革命潛能,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他們中有一位學者,叫加文.基程(Cavin Kitching)的,在他那部《社會主義再思考》(Rethinking Socialism, 1983)的書中,並不否定工人有他們的物質利益,但是,事情壞就壞在這裡。馬克思以為,工人的物質利益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動力所在。但基程認為,一個人越是受物質利益所影響,他就越難領略社會主義的真締。要領悟它,必須具有想象力,必須能同現實利益衝突保持距離。但是,「最限制想象力,最打擊自信的一種壓迫形式,就是那種物質上被遞奪的壓迫。這種物質剝奪,使他們局限於採取起碼的肉體生存,沒有多少時間或精力去從事廣泛的反思,不論是反思自己還是反思社會。」(註10)反之,最少受壓迫的人,反而能夠接納最激進的思想,因為他們有更大的精神自由,知識份子就是其中的表表者。結論是什麼呢?就是:「做為社會主義者,不是要支持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來反對資本家階級,而是信仰一種特殊的普遍人類利益的觀念,一種經由廢除階級來超越階級自利的觀念。」(註11)所謂普遍利益,就是要復活共和主義、公民觀念。

基程這裡實際上主張另一種超機械的經濟決定論,只是這種經濟決定論同他們所了解的「馬克思」經濟決定論相反:一個人越受物質壓迫,越不會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然而,受到這種束縛的只是工人,而知識份子則不受經濟決定,他們能夠自由地追求普遍的人類利益。艾倫.伍德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過是重彈柏拉圖的老調吧了。富人才會有理想,而窮人只是物質主義者;所謂「政治人」與「經濟人」的分別,就是前者以公民榮譽、普遍利益為重,後者則粹著眼於世俗物質。這是一種赤裸的精英主義。所以,毫不奇怪,雖然有些「新」新左派們常大談什麼建立反資本主義的工人文化霸權,但骨子裡,他們談的其實是由他們一小撮知識份子代替廣大工人去建立他們的「社會主義」文化。

另一些「新」新左派比基程更徹底,他們乾脆否定物質利益是存在的。他們不僅僅認為,政治及意識形態是可以同社會基礎完全脫離的;實際上他們的說的是,整個社會簡直就是由思想構成的。人沒有任何固定身份可言,有之,只是由思想所賦予的身份。物質利益也是這樣。另一位學者加利夫.鍾斯(Gtareth Stedman Janes)說:「我們不能像翻譯電報那樣把政治語言還原為某種物質利益的原始狀態,因為,首先是由政治語言的論述結構來表達及定義物質利益。」(註12)一切事物都要經過語言才能掌握了解,於是……一切事物都是由語言思想去決定的。並沒有獨立於語言之外的、客觀存在的物質利益。但艾倫.伍德問得好:

「就讓我們假定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政治綱領或政治語言,沒有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或觀念範疇,足以清楚地表達工人之作為被壓搾的對象的利益,他們之同資本家搾取剩餘價值的利益處於對立狀態。但這難道會改變這種關係的剝削性質或其基本對抗性質麼?難道這會改變如下事實:一般來說,不被剝削總比受到剝削好一些?難道這會改變上述關係中一方處於有利另一方處於不利的事實麼?……如果說『利益』並不獨立存在於其表達方式之外,如果對上述問題都答以『是』,那我們就進入了絕對唯心主義的巢穴,一切都不復存在,除了思想。但倘若他們並不是這樣,那麼,說什麼物質利益並不先於『論述』而存在,究竟還能表示什麼意思?」(註13)

不能從物質狀況直接推論出其政治立場,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從這個論點出發,不能就得出結論,說二者沒有關係的,甚至說無所謂物質利益可言,有之,只有政治思想。更不能說社會主義政治根本不需要紮根於工人階級或任何階級,只需以社會主義思想來感化所有人就行了。

工人階級與「新社會運動」

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有能力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後開始建設一個更進步更平等的社會,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是直接受資產階級剝削的階級,因此廢除資本主義剝削制最符合他們的客觀利益,而且更因為他們是生產的階級。資本就是要依靠工人階級才能生產出來。他們既資本的能力,也就同時具有不生產資本的能力,具有癱瘓資本主義整個機器的能力。還有工人階級是集體的生產者階級,因此他們不僅有能力推翻資本主義,而且有能力建立一種不再是建基於剝削的、而是互助合作的新社會。工人階級的利益所在,他們具有的力量,他們的創造能力,使工人階級大有別於資本主義社會中其他社會或政治力量,使工人階級有資格成為社會主義不可或缺的代理人。去重申這個立場,不等於說社會主義業已獲得保證。不。這也不等於說單靠工人運動便能達致社會主義。我們要說的只是:我們的主要的資源除了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之外,就不能再是其他階級。倘若他們自己無法喚醒自己,沒有任何外來干預可以越俎代庖。如果這個資源竟然在某些災難性歷史時刻中,被擊潰或被中和掉,那麼社會主義就真正降為一些小宗派的烏托邦。即使是最富熱情,最有戰鬥精神的社會運動也為他們所不取了。(註14)

我們強調工人階級的重要性,絕不是要為此而貶低「新社會運動」。倘若有社會主義者完全抹煞新社會運動,那是錯誤的。事實上,過去西方的工人運動的確太忽視新社會運動。然而,另一方面,那些「新」新左派卻另走極端,他們大大抬高新社會運動,同時大大貶低工人運動。他們的錯誤並不更少些。

艾倫.伍德在書中大量引述另一位馬克思主義學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關於新社會運動與工人運動的關係的言論:

「威廉斯堅稱,只要新社會運動不曾把那個『社會的中堅』即工人階級包括在內,這些運動就始終只是邊緣性的,徒勞無功的,因為工人階級才是位於社會秩序的中心,處於『決定性關係』及『經濟秩序的關鍵地方。』那兒『不僅存在著佔支配地位的機構及其附庸,而且許多時也包括了大多數人』。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新運動在差不多所有生活領域都是活躍的和有影響的』,但恰恰除開了經濟領域。然而,所有其他社會問題,最後還是要回到這個中心去的。(所以,把那些「新社會運動」看作是「中產階級的問題」,是頗為荒謬的。……把這些問題看作是同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是無關的,那同樣是荒謬的。這些問題,名副實地同他們的根本利益有關。經常暴露在危險的工業生產過程及環境破壞之下的,是工人。最需要獲得新女性權利的,是工人階級婦女。)……威廉斯似乎是在衝著NTS的構想來說的:工人階級的「日常」的問題,他們一些「地區性」問題,若比諸於新社會運動,是更接近於社會秩序的核心,更近於那些支配著所謂「基本人類需要」及普遍利益的命運的社會條件及其根源,雖然新社會運動本身是拿著「基本人類需要」及普遍利益作為自己的當前目標的。」

有些人以為,核子戰爭的威脅,是人人受害的。所以,和平運動比諸工人運動具有更廣泛的群眾基礎,而且也比工人問題具有更迫切的性質。結論就是,和平運動比工人運動更有意義,更值得搞。艾倫.伍德答道:

「這些運動的道義力量是無可置疑的。但是……他們的構成,並不是立足在如下基礎之上,即在資本主義秩序與對和平及生存的威脅之間的連繫上面。恰恰相反,他們的統一性及廣泛吸引力,有賴於把和平及環境問題從現行社會秩序,從當前的構成社會秩序的各種衝突的社會利益中,抽象出來。人類的共同的普遍利益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大家都是人━━這只能視為,他們不要改變現存的社會秩序及階級關係,相反,他們不過是把人們從他們所隸屬的社會秩序及其階級制度中,從他們各自具有的各種不同的特殊利益中,割裂開來。換言之,這些運動之存在,正好有賴於他們在相當程度上能夠避免觸及資本主義的秩序及其階級制度。」

「的確,這樣設計的政治綱領,可以多少脫離社會狀況及物質利益而『自主』起來。但恰恰是這種自主性,使他們抗拒發展為一個主張社會主義變革的政治綱領。……我們怎能設想,一個運動,它的基礎恰恰是把當前的階級狀況及階級利益抽離出來,恰恰是自覺地避免以挑戰現存社會關係及統治的結構為目標,這種運動,竟能變成為一個反對這種結構的可靠的集體力量?」(註15

我們這樣說絲毫不表示我們反對進行環保及和平的運動。我們要說的是,如果環保運動及和平運動不同工人運動結合,不採取挑戰資本主義的方向,它們再有更多的群眾,也是徒勞的。

反觀工人運動,他們雖然許多時都首先從事經濟鬥爭,可是,反乎極左派與「新」新左派所言,經濟鬥爭的意義並不僅僅具有經濟意義,更不能說恰恰是經濟鬥爭使工人只知為麵包而鬥爭,不知道為社會主義而鬥爭。其實,工人即使把目標暫時局限於經濟鬥爭,但由於工人處身於社會結構的中心,所以經濟鬥爭的內在邏輯往往發展為政治鬥爭,甚至發展為政權的鬥爭。無數歷史事例都證明這點。百多年的工人運動,它之從工會運動進而發展為工人政黨,就是經濟鬥爭上升為政治鬥爭的明證。更不用說,重大的經濟鬥爭往往發展為巨大的政治鬥爭了。另外一方面,有時候由於某種政治形勢的特變(例如戰爭),工人常常一開始就進行政治鬥爭,並不一定經過經濟鬥爭這個階段。而一旦工人進行重大的政治鬥爭,便會掀起資產階級的全面反攻,最後演變為兩大階級的對抗。即使這時工人還不曾直接提出社會主義要求,整個鬥爭邏輯卻無論如何正在促進運動向這個方向進發。所以,說什麼經濟鬥爭只會妨礙工人走向社會主義,說什麼工人太著眼於物質利益而忽視普遍利益,那是沒有根據的。

自由主義民主制有沒有階級性?

NTS其中一個愛用的名詞就是激進民主,或曰民主革命。對這個名詞的具體解釋人人自不盡同。但許多人還是有一點相同的。那就是用激進、民主革命來代替階級鬥爭和工人革命運動。他們讚美議會民主,或至少認為議會民主沒有確定的階級內容。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對議會民主的批評是沒有根據的。就像拉克勞說,民主是「沒有什麼階級含意的」,更不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既然這樣,人民就大可以把議會民主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民主。

伍德首先指出,民主一詞的歷史起源,從頭起就含有階級性。在古代希臘,民主意即平民的統治。事實上,阿里士多德在論政治一書中,就不僅是根據享有選舉權的人數多寡來介定民主,而且首先是根據階級。他說:「『民主』一詞的貼切含意,就是這樣一種憲法,政府是由自由的人及窮人控制,而同時他們又構成大多數。同樣地,『寡頭統治』在憲法來說就是指由富人及出生高貴的人控制政府,而他們是少數。」柏拉圖更明白。他談到窮與富總是不斷進行階級戰爭,而「一旦窮人戰勝,結果就是實行民主。」

歷史上一切統治階級都害怕民主。即使是資產階級,在他推翻貴族統治之後,最多也只是在自己階級裡面實行選舉,而不讓普羅大眾享有任何民主權利。在工人運動的不斷壓力下,它才逐步擴大選舉權。然而,與這個進並進的,就是民主一詞也日益被閹割了,它從「平民統治」,日益變成為某種純粹的管治形式及程序,日益變成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下面,政治權力及經濟權力是分離的。在這個情況下,即使政治上實行民主選舉,也不會有礙於資本在經濟上繼續剝削工人,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可以自行調節,並且向來在抗衡著政府權力。這是同過去其他剝削制度不同的地方。過去的剝削制度總要依靠國家直接干預,才能從人民搾取財富。所以,伍德指出:「既然資本的剝削權力並不依靠擁有超經濟力量,這樣一個結構上分開的政治範疇,一個由『平民統治』的政治結構(更正確的說法是由平民選出『代表』去統治),就可以存在下去,同時又不會影響到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剝削關係。」「自由主義民主制之所以能與資本主義相容,恰恰是因為它不會觸及生產關係」。「這樣就劃分開兩個領域,其中一個是資本主義可以容許實行民主(即使如此,它還是有限制的),而對於另一個,資本主義是不能容許實行民主的。這種劃分,正好與對立的階級利益之不可逾越的劃分,是相一致的。」換言之,自由主義民主制,由於一面賦予人民抽象的政治權利,另一面又任由資本家在經濟上剝削他們,所以,這樣一種民主,深深打上資產階級統治的烙印。「事實上,NTS那種(政治經濟)互無關係的理論,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反映了資本主義政治思想的基本假設,即政治與經濟(或社會)領域之大大分離;正是這種劃分,使自由主義民主制得以發展,同時又可以毫不動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自由主義:權力一定異化

有些NTS承認議會民主是不夠民主的,也承認需要以更高級的社會主義民主來代替它,但他們認為,由於議會民主是沒有明確階級內容的,所以只需要把議會民主進一步擴大,便能建立社會主義。不需要革命,不需要對現存的國家機關來一次大清洗。

然而,伍德質問得好:

就算自由主義民主制是沒有確定的階級內容吧,但是「連社會主義民主也是這樣嗎?難道社會主義民主不會對哪怕任何一個階級的利益造成根本性的挑戰嗎?」(註16)要知道,「社會主義民主,在定義上就是要連生產關係也必須予以變革。」「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要在各個方面都達到民主,包括要把那些資產階級民主形式加以擴大。但是,在某一意義上,正是這個目標,使社會主義一定與資本主義發生根本衝突。」(註17)社會主義就是要把民主從政治擴大到經濟,要把生產資料從資本家的私產變成為為人民需要而服務的工具,而這就一定要大大侵犯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自由主義民主制即使沒有階級性,這不等於社會主義民主沒有階級性,不等於資本家可以對自己之備受打擊而袖手旁觀,不等於自由主義民主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民主。

自然,社會主義民主有不少地方要繼承自由主義民主,例如法治精神、公民權、限制濫權種種法律秩序等等。但是,我們更要知道,自由主義民主中確乎有些東西是不能全盤接受的,伍德指出,首先就要把自由主義一詞同民主區分開來。民主就是平民統治;但自由主義從頭起就同民主沒有必然關係。自由主義之根本目標,不是實行民主,而是要監督國家權力(而此一權力可以是非民主政制)。「自由主義基本上只著眼於『限制國家之自由』;它本身對於權力之非異化是沒有興趣的。事實上,自由主義的最根本觀念━━即使是採取了最『民主』的形式的自由主義━━就是權力一定是異化的;權力之異化不僅是一種必要的惡,而且還是一種積極的善。例如,為了讓基本上是個人主義的人類能從事私人事務,權力就需要異化。這就是為什麼,對於自由主義來說,代議制是一個解決辦法而非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譯按:伍德在上文一再強調,任何一種公共權力都有可能腐化,這是人類一定要正視的問題。而代議制這樣一種比社會主義民主低級得多的民主形式,當然就更有腐化可能)。

「不同於自由主義,民主就恰恰是要解決權力的異化。鑑於某種異化權力或代議制仍是需要的(在任何一個複雜的社會這是無可置疑的),在這限度內,從民主觀點看來,這些代議機構仍要被視為不僅是解決辦法,而且也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雖然民主政權仍無可置疑地仍會有(腐化)危險,而在這點上,自由主義仍有可以指教一下的地方;但是,限制權力,畢竟與權力之非異化並非等同。民主的意思━━這不同於自由主義,即使是最理想的一種自由主義━━更表示要克服『經濟』與『政治』之間的對立,表示要把強加於『市民社會』的『國家』加以消除。『人民主權』就不會限於抽象的政治『範疇』,反之,只會促成在人類活動的一切領域中把權力加以非異化,並且向全部統治結構進行攻擊。攻擊會從生產領域開始,一直到國家為止。」

「這也表示,從自由主義擴展為社會主義民主,不會是簡單的、非對抗性的。」「社會主義的真締,將是一種從未見過的民主組織方式━━那些自由聯合的生產者,在共同擁有的企業進行物質生活的手段的生產,並且實行直接的自治。按照定義,這種民主機構之存在本身,就表示了資本主義關係及與其相容的民主形式的終結。」(註18)


註釋

1   他們認為「所有現實的分裂都是由概念的分裂所引起的,那末,不知為什麼他們一般還談論社會。既然他們充滿了關於概念能夠創造世界和毀滅世界這一哲學信念,他們當然也就會認為某一個人能夠通過消滅某種概念而消滅生活的分裂。」馬恩全集第三卷,五三五頁至五三七頁及五五一頁。《共產黨宣言》指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不代表真實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無產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質的利益,……這種人不屬於任何階級,根本不存在於現實界,而只存在於雲霧彌漫的哲學幻想的太空。」

2   轉引自艾倫.伍德的《從階級理論退卻》一書,頁54-55頁。

3   同上,56-57頁。

4   同上,85頁。

5   同上,59頁。

6   同上,60頁。

7   同上,61頁。

8   同上,71頁。

9   同上,185頁。

10 同上,118頁。

11 同上,120頁。

12 同上,93頁。

13 同上,95頁。

14 同上,92頁。

15 同上,176頁。

16 同上,136頁。

17 同上,134-135頁。

18 同上,165頁。


 

返回目錄

後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階級

劉宇凡

在西方每一次工人革命運動陷於低潮,都會出現各種否定工人階級有能力推翻資本主義、創建平等社會的理論。自從六七十年代激進運動消退以後便是這樣。所謂「社會主義」陣營崩潰之後,各種「後馬克思主義」、「身份政治」的思潮便更活躍,而且多少流傳到港台。

這種思潮多少仍保留對社會主義這樣一種理想社會的嚮往(註一),可是他們認為實現社會主義不能再依靠工人階級革命,而是要依靠各種各樣的新社會運動(其實早已不新了),各種各樣的「激進民主」。他們認為,當代社會根本就不是像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那樣,是一個統一的機體,而其中經濟起決定作用;而工人階級也未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因為經濟上的地位而使他們具有變革資本主義社會的能力。他們認為「工人階級會最終由於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效果而團結起來反對資本主義」,不過是「幻想」(註二)。我們所處身的世界是一個後現代主義社會,是一個零碎的、分散的、充滿差異的社會;資本主義的統一性已經讓位給多元的社會實體。各種各樣的宰制與反宰制抗爭錯綜複雜,因此誰也決定不了誰。因此,階級自然也不起決定作用。社會主義者(或「人民民主」)需要承認,「階級、性別、公民、代間、宗教、種族等不同的主體範疇均具有完全平等之位階,各種具體實踐,均是反支配的人民民主抗爭之一環,各組實踐領域並不能互相化約,也沒有主從或隸屬關係。」(註三)繼續說階級起決定作用,就只能貶抑其他反壓迫的主體的鬥爭。

社會生產是中心

從道義上講,任何一種壓迫,不論它表面上如何顯得「天經地義」,都應予以譴責並且力求消除,沒有所謂「反抗甲種壓迫比反抗乙種壓迫重要」。其次,要承認過去工人運動沒有充份警覺到反對種種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及性傾向的歧視的必要。在傳統社會黨和共產黨,對獨立的婦運的敵視由來已久。即使是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也往往浸透偏見。綠色運動更是完全在左派之外發源和生長起來的。在這方面社會主義者有必要自我批評並且力圖改進。但首先要知道,這些缺失本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邏輯引伸。毋寧說那往往是對馬克思主義誤解的結果。甚至像環境問題,恩格斯晚年尤其清晰地指出資本主義的無限度工業發展怎樣破環自然生態,只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沒有再加以發揮。

不過,說道義上要反對任何一種壓迫,說工人運動必須尊重婦運、綠運、少數民族運動、同性戀運動等等組織上的自主獨立,這是一回事;說其他社會運動,在挑戰並瓦解資本主義的權力結構以求解放方面,也是同工人運動具有一樣的能力,都是同等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這樣說是錯的。所有階級以外的其他身份(性別、種族、性傾向、公民),他們自己內部的利益矛盾並不亞於共同利益。所有婦女都應反對大男人主義,但是資產階級婦女的利益無論如何同工人階級婦女的利益有著不可克服的鴻溝,則殆無疑問。家務勞動由社會負擔這個要求,就恐怕不對資產階級婦女的胃口,尤其在資本主義處於衰退的時候。其次,這些社群手上沒有足以嚴重挑戰權力結構的手段。這正是他們同工人階級不同的地方。我們見過工人階級的總罷工使資本主義社會完全陷於癱瘓(法國1968年),甚至部份工人的罷工也能大大癱瘓資本主義正常運作(例如去年年底法國鐵路工人及公務員罷工)。我們更見過工人階級起來直接同國家機器衝突,爆發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權(不論你是否贊成革命路線,都要承認1871年法國巴黎的工人和俄國1917年的工人曾一度建立工人政權),但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婦運、綠運、消費者運動等等產生過這種能力。

工人階級具有什麼優勢

工人階級具有變革社會的能力,正正因為工人階級是社會生產的階級。不論關於「後工業社會」的理論怎麼甚囂塵上,也無改於如下事實,即資本只能依靠吸吮活勞動才能增值。但工人既有生產資本的能力,自然也就有不生產資本的能力(罷工)。而一旦工人運用這種能力就會使資本主義陷於局部或全部癱瘓。

其次,工人階級作為受資本剝削的階級,使他們具有基本一致的共同利益。自然工人內部存在不同層份,彼此間具有利益差別甚至矛盾(技術與非技術、男工與女工、失業與非失業);但是這些差別與矛盾並沒有大到足以掩蓋過基本一致性。在勞動力市場上,任何部份工人的工資的顯著下降,都有可能拉低全體工資,或至少壓抑增長工資的要求。反之亦然。這還只是就眼前利益而言。就工人的歷史利益來說,廢除資本的權力,實行全面的工人自治,這樣對全體工人都是解放。這種物質利益的一致性是工人階級維持強大內聚力的其中一個因素。

再次,工人階級作為集體的生產者,使他們從頭起就培養了一種合作精神和集體奮鬥的習慣,因此使工人階級的組織力量及其持久性具有無比優勢,而其他社群是比不上的。歷史上工人階級的各種組織,從工會、合作社、工廠委員會直到工人代表會議,無一不曾經大大影響歷史進程。

「新社會運動」的弱點恰恰在於它們處身於社會物質生產以外,不能給予資本以決定性的打擊。

1967年,當西方學生運動高漲的時候,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認為革命代理的角色已經不是由工人扮演,而是由學生和知識份子扮演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多依切(Issac Deutscher)在一次同學生的對談中說:

「你們對於你們未能有效反對所憎厭的東西而感到苦惱。為什麼你們的反對不大有效?你們是知識份子。你們的主要武器是言辭。你們的抗議除了是言辭之外就別無他途,而言辭上的抗議,如果一再重覆,只會使自己也厭倦,不會有什麼用。要使到你的抗議有效,需要將之植根於社會生活的現實中,植根於國家的生產過程中。四十年前倫敦的碼頭工人罷工反對英國政府,拒絕運送武器給白軍來反對俄國革命。你們卻無法罷工和拒絕運送武器到越南(當時正值學生反越戰運動━━譯者)。在這兒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或許有助於解釋你們的狀況。你們是在生產領域之外。……你們不能有所行動,但青年工人可以━━只要你們能說動他們━━因為他們正正是處於生產過程之中,而生產過程是社會賴以存在的支柱。你們熱火朝天地活躍於社會生活的邊緣,而工人則消極處身於社會生活的核心。這就是我們社會的悲劇。如果你們不解決這個矛盾,你們是會被打敗的。」(註四)

1968年的法國革命印證了這個預言。法國學生的反抗雖然能夠起催化劑作用,引發了一千萬工人大罷工,可是,一旦共產黨與社會黨屈膝妥協,取消罷工,學生的行動也隨之煙銷雲散。

對「壓迫」要有具體分析

近年興起的所謂「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進一步把後馬克思主義有關「階級簡化論」的否定和對各種社會運動等量齊觀的理論發揮盡致(註五)。他們特別強調差異性與分散性,認為只有直接身受那種壓迫的人,才有資格反抗它並對它下定義。正因為這樣,所以各種運動應當互相分離,彼此自主。其次,它突顯人同時具有多重身份(作為工人,作為婦女,作為黑人),指出社會決不只是簡單分為兩類人,一種是壓迫者,一種是被壓迫者,而是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錯綜複雜,人們往往某方面是被壓迫者,另一方面又是壓迫者。男性工人是資本家的壓迫對象,但他們同時又往往是婦女的壓迫者,又或是環境污染者(例如為保飯碗拒絕同意關閉高污染的工廠)。

能敏銳揭示種種壓迫關係,這是這種理論的一個優點。不過,另一方面,把各種縱橫交錯的壓迫等量齊觀,進而引伸出「各種反宰制主體都只能平起平坐,其中沒有一個享有優先」的行動結論,那就大錯特錯了。在道德上,罷工工人被警察毆打,與妻子被丈夫毆打,都是同等地要令人憤概。但這種道義上的憤概無法告訴我們壓迫的根源來自何方。而要找到根源,就必須進行歷史的和社會的分析。一旦進行了這種分析,我們就不能不質疑:真能把資本家對工人的壓迫,同男性工人對他妻子的壓迫,等量齊觀嗎?顯然不能。那些「激進婦權主義者」認為男人都從壓迫婦女中獲益(不用做家務、帶孩子;性生活上自私自利;工資比女性高等等)。這句話雖然不夠準確,可是多少也反映一些事實。但是要知道,勞動的解放必然意味資本的消滅。不可以設想在資本仍存在的前提下,勞動可以獲得解放。換言之,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是本質上對抗的矛盾,二者沒有絲毫妥協的餘地。可是,男性對女性的壓迫是這樣嗎?女性的解放難道要以男性的毀滅為前提嗎?不。資本對勞動的壓迫,是資本的必然屬性;但我們卻不能說男性對女性的壓迫,是男性的必然屬性。

人類有三百萬年歷史,而婦女壓迫只是文明開始出現時的產物。說男性工人同男性資本家,在壓迫婦女方面同樣獲益,也是完全說不過去的。婦女工資比男性低,只會對資本家有利而不會對男性工人有利,相反,只會有害而已。家務勞動由婦女負擔,表面上是男性工人直接受益,實質上最大受益者是資產階級,因為家務勞動由婦女負擔,意味著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的費用(下一代勞動者的培育費,以及這一代勞動者的部份生活費用)落到了工人家庭身上,不必花資產階級一個錢,雖然資產階級是勞動力再生產的直接受益者。其實,在男性工人來說,家務勞動歸由社會負擔,婦女完全獲得解放,男性工人不會有什麼真正的損失,反而只是為自己的解放準備了條件,因為兩性的平等,才會使兩性的千年以上的對立關係消除,才會使男性從種種由特權塑造出來的不良品格中解放出來。

作為一個階級社會,資本主義必然在社會一切領域滲透著壓迫關係。但我們必須分清楚,哪一種壓迫是本源的,哪一種是衍生的。我們總不能把資本家對勞動的壓迫,同生產線組長對生產線工人的「壓迫」等量齊觀吧。婦女壓迫雖然不是源於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無論如何也是在某個方面強化了這種壓迫。資本主義吸納婦女進入勞動力大軍,這在使婦女擺脫家庭的幽禁狀態方面是有進步意義的。但另一方面,資本吸納婦女勞動,不是為了解放婦女,而是剝削婦女,所以它總是很方便地繼承性別歧視的傳統,例如付出比男性低的工資。更為可惡的是資本在利用傳統偏見來剝削婦女之餘,並沒有減輕婦女在家務勞動的負擔,使婦女百上加斤。這種雙重壓迫的的確確是資本主義獨有的現象。所以,如果把資本對女性的壓迫,同男性工人對他妻子的壓迫等量齊觀,不啻是抓住小鬼,放走閻王。

到處樹敵

至於種族主義,就更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了。古代自然也有種族衝突,但是,認為人的膚色具有判定智力高下的標準意義,認為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種)天生比白人低劣,進而認為應當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盡量同白人分隔開,這樣一種有系統的歧視,卻是資本主義特有,而且首先是資本的剝削邏輯的產物(現在即使再沒有黑奴,黑人依然是勞動大軍中的次等公民)。如果把白人工人的種族歧視,同資產階級的種族歧視等量齊觀,說二者都從歧視中同等獲利,那也是不公道的。

反對任何一種壓迫,這是對的;但認為任何一種壓迫,都要等量齊觀,各打五十大板,那就大有問題了。這樣很容易不分青紅皂白地把可能的盟友也變成敵人。婦權運動的敵人變成為所有男人;黑人民權運動的敵人變成所有白人;同性戀運動的所有敵人變成為異性戀者。這種理論因此具有一種到處樹敵的邏輯,而且正因為這樣,也使社會運動具有永久分裂的邏輯。美國的同性戀運動多少反映這個缺點。同性戀運動固然早就分為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團體。但是,接著,同性戀者又同雙性戀者分道揚鑣,因為前者認為後者既然不是純粹同性戀者,就難免帶有一些「壓迫」特點;再往後,著重政治抗爭的同性戀者又同著重個人生活修養的同性戀者分裂。這樣下去自然難以形成持久而強大的力量。

後馬克思主義這些錯誤自然不是偶然的。其中一個因素正正是他們過於忽略社會經濟結構的分析。當他們說「階級、性別、公民、代間、宗教、種族等不同的主範疇具有完全平等之位階」時,不經意地透露了他們忽視社會經濟所產生的惡果:追求性別、種族、性傾向、宗教的平等,反對任何歧視━━這很對,但我們能夠說追求「階級平等」嗎?難道「階級平等」不是早就在代議制盛行的國家實現了嗎?不論貧富,人人在法律上平等!但即使是後馬克思主義者也該知道,一天仍然存在階級,一天就沒有真正平等。所謂「階級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它掩蓋了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如果要廢除階級剝削,就只能以整個地消除階級為前提。但追求性別、種族的平等卻不能是以消除性別與種族為前提。這正是階級範疇同性別、種族、性傾向不同的地方。因為階級不僅是一種身份,而且是一種社會生產關係。對待生產關係上的壓迫,同對待其他身份上的壓迫,是需要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路線的。

這些話,可能在後馬克思主義者中是聽不入耳的,因為他們壓根兒否定社會經濟關係具有決定性。他們指責馬克思主義是機械的決定論(這種指責其實沒有根據━━註六),所以一跳便跳到一切都由偶然性造成、政治與經濟之間沒有必然關係等等理論中去。我們在這裡不能加以反駁。我們只想指出一個基本事實:不論政治或其他領域有多大自主性,資本的擴張邏輯、一切商品化的邏輯和競爭的邏輯,正在以空前的規模,在全球範圍吞沒更多的社會領域。關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理論,關於消費主義的分析,關於市場化的人格的分析,關於大眾文化和娛樂日益商品化的分析,在在表明,錯的不是馬克思,而是那些閉目不視的後馬克思主義者們。


註釋

註一 台灣的變種連這一點也沒有了。香港的更不用說。

註二 Barry HindessPaul Hirst,“Marx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vol 2P.258-9轉引自Ellen MeiKsin 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又請參看Laclau & Mouffe,“Hegemony and Soicalist Strategy”。

註三 《媒體∕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逃逸路線》陳光興作,唐山出版社。P.43

註四 Issac Deutscher,‘Marxism in our timeRamparts PressP.74

註五 參看Stanley Arnowitz,“The Politics of IdentityClassCultureSocial movementNew York

註六 參看Ellen Meiksin Wood的新書,“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此書很好地反駁了那種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機械決定論的理論。


 

返回目錄

什麼是「後現代的」綱領?

艾倫.伍德  Ellen M. Wood
劉宇凡 

「現代性已死」論的死死生生

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斯賓格勒寫下了其著名而討厭的《西方的衰落》一書。該書宣稱西方文明及其主要價值正日暮途窮。把社會聯為一體的傳統和紐帶正在瓦解,生活、思想和文化的統一正在分裂。他說,就像所有別的經過自然循環的文明一樣,西方已從其光明的、啟蒙的(而已然是破壞性的)秋天過渡到個人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的冬天。

大概四十年後,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宣稱「我們身處的時代是所謂現代告終的時代」。這個時代「正在為一個後現代時期所承接」,而在這後現代時期,所有構成了「西方文化」的特徵的一切關於歷史的預期都不再有效。啟蒙時代對於理性與自由的攜手並進的信念,對於以此信念為根據的其他兩個主要思想,即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由於無法解釋世界及我們自己,已經實際上崩解了。」米爾(J. S. Mill)和馬克思都同樣地過時了。

斯賓格勒的著作發表於1918年,而米爾斯是1956年。二者都宣告現代性的衰落,但二者之間在思想上還是有很大的區別:前者的反民主傾向與後者的激進主義,前者對啟蒙運動的敵意(或至少模棱兩可)與後者對啟蒙運動價值持續的(雖多少有些失望的)忠誠。不過,在斯賓格勒和米爾斯分別作出其斷言之間,即從1918年到1959年,西方歷史經歷了從蕭條、戰爭和種族滅絕到戰後物質繁榮的重大變故━━前者超出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恐懼,而後者似乎滿足了人類最空想的希望。

當斯賓格勒寫作《西方的衰落》時,歐洲正處於一片混亂中,處於戰爭和革命的年代━━這還未計及(即便是在相對和平的時期)由大眾民主的擴散而產生的對統治階級的明顯威脅。米爾斯的背景大不相同。自1918年以來,世界經歷了比斯賓格勒所能想像的大得多的恐怖;但米爾斯是在平靜的五十年代、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富裕社會」)中、在政治冷淡的氣候下發表他的上述觀點的。而且他所教的那一代大學生雖然生活在冷戰和核威脅的陰影中,但他們享受著前所未有的物質富裕。

實際上,這一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大或從19471973年)(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說法)使不少與米爾斯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他們當中的大部份顯然看不見哈靈頓Michael Harrington所說的「另一個美國」━━更不必說美帝國主義了)相信,西方社會的問題已或多或少解決了,社會和諧的條件已形成了,或者說啟蒙運動關於進步的理想已或多或少地實現了━━至少可以說,再沒有什麼更好的東西能夠出現,必須出現,想它出現。這就是米爾斯的同事貝爾(Daniel Bell)所說的「意識形態的終結」。

因此,米爾斯所說的啟蒙運動樂觀主義的死亡不是某種大災難的結果。相反,他的悲觀主義的根源既包括失敗也包括成功。在他看來,許多啟蒙運動的主要目標的確已經實現了:社會和政治組織的「理性化」,對大多數樂觀主義啟蒙思想家們來說都難以想像的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在發達的西方社會中的教育的普及,如此等等。

但米爾斯又認為,這些進步並沒有增加人類的「實質合理性」。如果說「理性化」、官僚化和現代技術起到什麼作用的話,那麼其作用不是增加、而是限制了人的自由。它們導致了許多意料之外的邪惡。「理性化」與自由之不同步的可怕結果是異化的人(「快樂的機器人」)的出現━━他們順應現狀(巨大的組織及壓制性力量),他們沒有或自以為沒有能力控制現狀,他們似乎不再追求自由和需要理性了。

這些主題一直是西方社會理論的一部份━━例如在韋伯和曼海姆的社會學中,更不必說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了。而對啟蒙運動的懷疑和對進步的悲觀主義是二十世紀文化中無論左派還是右派、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的共同話題。但在米爾斯的年代,社會發展中還有另一個方面,它較多地與(表明的)成功有關,而不同失敗有關。這個方面就是「福利」資本主義和「消費」資本主義在長期戰後繁榮中的發展。

那種相信繁榮將會持續而且是資本主義的常態的觀點是左派社會理論發展中的一個主要的決定性因素。許多社會思想者們━━馬爾庫塞(Marcuse)是一個重要的例子━━確信,新形式的資本主義對「大眾」、尤其是工人階級,施加了咒語,使他們受到不可逆轉的迷惑。米爾斯肯定不是唯一認為作為反對力量的工人階級已不復存在的人。甚至一些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人也接受類似的看法。這種觀點是六十年代的「革命」、學生激進主義和各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題。這些理論越來越把學生和知識份子當作反抗的主體,並用「文化革命」取代工人階級的鬥爭。

在六十年代「革命」的十年之後,經濟繁榮實際已過去了;但其思想遺產在資本主義處於停滯狀態的今天還在發生影響。這些遺產的一部份是另一種「後現代性」。這一次,大量的知識份子不僅認為當代社會已處於後現代時期,而且以「後現代主義者」自居。儘管這些後現代主義者們有不同的思想淵源━━從早先的哲學家們(如尼采等)到後來的拉康(Lacan)、利奧塔(Lyotard)、福柯(Foucault)和德理達(Derrida)等等,但今天的後現代主義首先是屬於六十年代的那一代人和他們的學生。因此,雖然這種後現代主義多麼強調資本主義在九十年代發展了新形式(「後福特主義的」、「解組的」、「靈活的」)它仍是所謂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的意識之產物。

事實上,有些後現代主義者沒有注意到繁榮的終結,他們沉醉於資本主義的勝利和消費主義的快樂。甚至那些對現實較為敏感的人也在那個「黃金時代」有其思想根源,他們相信資本主義的勝利在共產主義的崩潰之前就已經發生了。於是,一些右派的人宣告了「歷史的終結」和資本主義的最終勝利;而一些左派知識份子也相信,一個時代已終結了,我們生活在「後現代」時期,「啟蒙運動計劃」已死去了,所有舊的真理與意識形態都不相干了,而所有舊的合理性原則也不適用了。

這種新的後現代主義似乎不允許任何歷史分析。如果對今天的後現代知識份子來說,「後現代性」的確代表了一個歷史時期,那麼真正的歷史分水嶺好像是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令人驚訝的是,雖然在這前後發生了許多歷史變化,時下對後現代性的分析同先前的━━包括激進的和反動的━━對種種現代性已死的宣佈頗有雷同之處。換句話說,令人驚訝的是這種關於不連續性的理論之連續性。如果我們再聽說另一種「終結」論,那麼終結的東西多半不是另一個不同的歷史時期。

這種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辯證法並不使人驚奇。畢竟,二十世紀的幾次的表面上的時代性的斷裂,是被資本主義的邏輯及其內在矛盾結合為單一的歷史性統一體;這個充滿動態的、然而又是充滿危機的制度,已經死過一千次了。

沒有歷史的歷史變遷

當然,在今天的後現代主義和早先對「現代」的終結的分析之間還是有重要的區別。直到現在,「現代性」的終結(或「西方的衰落」)被看作是一種歷史狀態,是歷史知識的對像,是可能發生歷史變化,包括其因政治行動,受到改變。現在確有一些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如哈維(David Harvey)和詹明信(Fredic Jameson),也認為「後現代性」是一種歷史狀態,是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是一種具有歷史根源和物質基礎的社會及文化形式,是可能變化的。我們或許不同意他們的歷史判斷,但他們至少可以與他們進行關於歷史的爭論。然而,「後現代主義」卻是不同的東西。

我們先不妨概括一下「後現代主義」左派的最重要的觀點(我將用這個詞表示多種近年來出現的思想及政治傾向,包括「後馬克思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者們所關注的是語言、文化和「論述」(discourse)。在一些人看來,人及其社會關係是在語言且僅僅是在語言中建構的,或至少可以說語言是我們藉以了解世界的唯一的東西。捨此之外再無其他現實可言。最極端的「解構主義」的版本更認為,後現代主義採用某語言學理論的模式━━它相信我們的思維方式是受我們所使用的語言的基本結構的限制和構造。不僅如此。這種理論還把社會和文化的結構比作語言的結構,的規則與方式規範著社會關係,就像語法規範語言一樣。社會不僅僅是像語言一樣的。社會就是語言;我們都生活在語言中,除了我們使用的特殊「論述」之外,不再有其它的真理標準和知識參照系。

其他一些後現代主義者也承認「論述」的重要性,但不一定把語言抬高到這個地位。但他們至少相信知識是在社會中建構的。從表面上看,這種觀點是站得住腳的、甚至是常識性的。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尤為如此:他們一直認為所有的知識都是通過語言和社會實踐產生的。但後現代主義者們似乎不滿足於這一點。後現代主義認識論的最明顯的例子是它關於科學知識的概念。有些後現代主義者甚至認為,基於這一根本信條━━即自然是服從普遍的、不變的、數學的規律的━━的西方科學只不過是作為西方社會之基礎的帝國主義和壓迫性原則的某種表現。這當然是極端的觀點。此外,後現代主義者們━━要麼是故意地、要麼是由於思想上的混亂和粗心━━傾向於把知識與知識的對像混為一談;他們似乎不僅認為物理學是一個隨著時間和社會背景的不同而變化的歷史建構,而且相信自然規律本身也是「社會地建構的」和歷史地變化的。

後現代主義者往往否認他們是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者。他們堅稱知道有一個外在的「真實」世界。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他們為自己辯護的時候,他們多半會事與願違地證明我批評他們混淆的意見是對的。他們不僅把物理學,而且把物理現象,比方說,熱力學定律,說成是某種歷史地變化的社會建構,他們當然不致逐字相信上述那句話。但從他們的認識論假定卻能得出差不多類似的結論━━根據這一假定,人類知識是包含在特定的語言、文化和利益中的,科學本身不應該也不能夠去理解某種共同的外部現實。如果科學「真理」的標準不存在於自然界本身而存在於特殊共同體的特殊規範中,那麼自然規律不過是任何特殊共同體在某個特定的時間所接受的東西而已。

並非所有的自詡為「後現代主義者」的知識份子會有意識地認同於這種極端的認識論相對主義。但總的來說,後現代主義拒斥「總體化的」知識和「普遍主義的」價值,包括西方的「合理性」概念、關於平等的一般概念(無論是自由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和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解放的概念。相反,後現代主義強調「差異」:與性別、種族、民族以及與性生活相關的特殊身份;它們的不同的、特殊的和分散的受壓抑狀態和鬥爭;以及與各個群體對應的特殊的「知識」(甚至包括科學知識)。

從這些觀點出發,我們必須拒斥左派傳統對經濟問題的關注,以及他們的知識,例如政治經濟學。確切地說,我們必須拒斥任何「堂皇敘述」━━如西方的進步觀念,包括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所有這些觀點又往往是與對「化約主義」、「基礎主義」或「本質主義」的否定相聯繫的。這些觀點把馬克思主義視為這些被否定的東西之尤為有害的表現,其理由是:馬克思主義把複雜多樣的人類經歷化為一種鐵板一塊的的世界觀,視生產方式為歷史的決定因素,抬高階級而貶低其它「身份」,抬高「經濟的」或「物質的」因素而貶低現實的「論述建構」。在其對「本質主義」等等的否定中,後現代主義所針對的不僅是對世界的簡單化解釋(如斯大林式的馬克思主義),而且還包括任何形式的因果論。

貫穿所有這些後現代主義原則的線索是其對世界及人類知識的分裂性的強調。其政治含義是明顯的:人的自我是如此易變的和分裂的(「非中心化的主體」),而我們的身份又是如此地可變、不定和脆弱,所以不可能有基於共同社會「身份」(如階級)、共同經驗和共同利益的社會團結和集體行動。

即便是不那麼極端的後現代主義理論也認為,我們不可能有基於某種「總體化」知識或眼光的解放性政治,甚至反資本主義的政治也是太「總體化」或太「普遍主義」。在後現代論述中,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總體系幾乎不存在,因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自然被排除了。實際上,任何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即關乎階級和國家的權力以及對它的反抗━━都被讓位於「身份政治」或甚至「個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as political)的分散鬥爭。儘管還有一些較普遍意義的東西對後現代左派有一定的吸引力(例如環保政治),但我們很難想像這些東西或任何政治行動能與後現代主義的最基本的原則━━某種深刻的認識論懷疑主義和政治失敗主義━━一相一致。

那麼,後現代主義與早先的關於「現代」時期的終結的理論比較上如何呢?後現代主義綜合了許多從前的關於時代的衰落的分析,但後現代主義似乎對自己的歷史毫無意識。後現代主義知識份子們自以為代表了同過去的某種根本決裂,但他們似乎忘記了過去說過多次的事情。甚至如今十分流行的認識論懷疑主義、對普遍的真理和價值的攻擊、對自我的身份(self-idenity)的疑問,都同哲學本身一樣古老。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後現代主義關於新歷史時期的概念,有賴於漠視或否認一個無可置疑的現實,即資本主義的統攝一切的力量,這一力量把二十世紀所有時代性斷裂結合起來。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後現代主義者們的最獨特的方面:雖然他們強調時代的差異和特殊性,雖然他們自稱揭示了所有的價值和知識的歷史性,但他們毫無歷史感。這種不敏感就至少表現在:他們對啟蒙運動的抨擊及其非理性,業已得到反動派的呼應,然而他們都置若罔聞。

這正是後現代主義關於「時代性改變」的論述同其他早先分析的一個主要區別。後者是從某種特殊的關於歷史的概念出發的,而且是以歷史分析為依據的。例如,米爾斯指出,標誌後現代時期的開端的理性與自由的危機意味著「結構性問題,而論述這些問題要我們根據經典的關於人的演進和斷代史的理論進行研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建立結構與環境之間的聯繫並對此作出相應的因果分析。」米爾斯還以典型的啟蒙運動時期的方式,自然而然地相信這種歷史分析的宗旨乃是劃出人類自由和能動性的空間,作出我們的選擇並「擴大在創造其歷史時人所能決定的範圍。」儘管他是悲觀主義的,他仍然相信,歷史的各種可能性的範圍━━在他所處的時代━━仍是「非常寬廣的」。

這一說法與現在的後現代主義理論是大相徑庭的。後者實際上否認結構或結構性聯繫的存在以及「因果分析」的可能性。於是,在現在的後現代理論中,結構和原因被分裂和偶然性取代了。也不存在具有自身的統一性和規律的社會系統(如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只是多種不同形式的權力、壓迫、身份和「論述」。我們不僅必須拒斥舊的「堂皇敘述」━━如啟蒙運動中的進步概念,還必須放棄任何關於歷史進步和因果性的概念以及「創造歷史」的概念。不存在人類知識可以理解或人類行動可以參與的結構性過程。存在的只是無政府狀態的,互不相干、不可理解的差異。在這種後現代主義理論中,我們第一次有了這樣的悖論:一種關於時代變遷的理論卻是以對歷史的否定為基礎的。

在時下的後現代主義中還有另一個奇怪的悖論。一方面,作為其基礎的對歷史的否定是同某種政治悲觀主義相聯繫的,既然沒有可以接受因果分析的系統或歷史,我們就無法探討壓迫我們的種種權力的根源;因而我們肯定也無法追求社會主義者們一度相信的聯合的反抗和總體的人類解放。我們所能希望的最多是大量的特殊而分散的抵抗。

另一方面,這種政治悲觀主義似乎植根於一種對資本主義繁榮及其前途抱有樂觀主義的觀點中。今天的後現代主義的典型的信奉者是六十年代的那一代人和他們的學生,他們的世界觀仍可追溯到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對這種理論來說,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是「消費主義」,即消費模式的多樣性和「生活方式」的大量衍生。甚至後現代主義對於語言和「論述」的強調也可能同某種對消費資本主義的著迷有關,並可能淵源於在六十年代就已流行的觀點━━即舊的政治主體(尤其是工人運動)已經被資本主義的消費主義所同化了。六十年代的種種發展趨勢把思想活動置於社會舞台的中心,使知識份子、尤其是學術界人士成了歷史的先鋒力量。而後現代主義則把這些趨勢推到極端的、荒唐的地步。

在這裡,後現代主義知識份子們同樣表現出其根本上的非歷史主義。戰後繁榮的黃金時代過後,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出現了,但卻似乎對他們而言只是刷身而過,因而他們對此簡直不曾有過任何重要的理論印象。對他們當中的有些人來說,這意味著反對資本主義的機會已極為有限了。而另一些人認為,如果我們不能真正改變或甚至理解資本主義制度(甚而它是否一個制度也可疑),如果我們不能根據一種高踞臨下的觀點來批判它、更不必說反對它,那麼我們何妨享受它呢?何妨乾脆去購物呢?

提倡這些觀點的人當然知道情況並非盡如人意;但他們提供不了什麼理論來解釋今天的日益增多的貧困和無家可歸、日益擴大的貧窮打工者、各種新式又無保障的兼職工作,如此等等。二十世紀歷史的兩方面━━它的恐怖和它的奇跡━━無疑都對塑造後現代主義意識有作用。但今天的後現代主義的特徵更多是由現代技術的奇跡和消費資本主義的富裕來決定,而較少是由現代的恐怖經驗(及因而造成的舊的進步概念的衰落)來決定。後現代主義所看到的資本主義,更像是那些享受資本主義的好處而非遭受它的不幸的人的角度所看到的資本主義。

說到底,對後現代主義知識份子來說,「後現代性」似乎不是一個歷史時期而是人類狀態本身,而且我們無從逃避這種狀態。如果在米爾斯看來他那個時代的中心問題是快樂的機器人無助於人們對自由和理性的追求的話,那麼後現代主義者們所表現出的態度正是米爾斯所哀嘆的。他們甚至把受到威脅的啟蒙運動價值看作是現代之惡的深刻,並公開地宣稱這些價值從本質上是壓迫性的。換句話說,後現代主義不再是診斷。它已變成了疾病。

快樂的機器人或社會主義批評家?

正是在其對貌似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服從和對消費主義的投降甚至慶賀中,後現代主義潮流似乎從思想上代表了米爾斯所說的機器人。不過,米爾斯還持有某種精英主義觀點,即工人更像是機器人,而學生和知識份子則可能超越其機器狀態,如今倒是後現代主義的知識份子成了快樂的機器人的理論意識。

基於以上討論,不理睬後現代主義時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是,儘管它矛盾重重,儘管它缺乏歷史感,儘管它顯然是無意識地舊調重彈,儘管它是失敗主義的,它還是代表了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實際形勢的某種反應,而對這種狀態社會主義左派當然也不能夠熟視無睹。

誰也不想否定某些後現代主義主題的重要性。例如,二十世紀的歷史不可能激發人們對傳統的進步觀念的信心,而我們這些仍對某種「進步的」政治懷有信念的人不得不面對那些瓦解了啟蒙運動樂觀主義的事情。我們又怎能否認,除了階級之外,其他「身份」也具重要性?我們又怎能否認反抗兩性關係和種族關係中的壓迫的鬥爭的意義,否認在這個流動而可變的世界裡、在脆弱而不定的社會紐帶中的人的經驗的複雜性?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像民族主義這樣的強有力而往往又具有破壞性的歷史力量的復興。

我們還得面對資本主義的重整,即一方面是全球化、另一方面變得更分割。就此而言,我們不能不意識到改變了工人階級性質的那些結構性變化。同時,在嚴肅的社會主義者們中,又有誰會忽視工人階級內部的種族和性別上的分化?又有誰會贊助那種壓制價值和文化的多元性或忽視邊緣群體特殊「知識」的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帝國主義?在一個為符號、圖像和「大眾傳媒」━━更不必提「信息高速公路」了━━所主宰的世界裡,在一個依賴於廣告文化對符號和圖像的操縱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裡,在「媒體」調節著我們最私人的經驗以致於有時候我們在電視上所見的比我們的實際生活顯得更真實的情況下,在政治辯論的條件直接地為資本所規定或限制以及知識和傳媒為大公司所控制的情況下,我們又怎能否認語言和文化政治的重要性?

我們不一定要接受後現代主義的一些假定才能明白這些問題。相反,我們需要對這些問題作唯物主義的解釋。就這一點來說,在人類歷史中大概還沒有什麼文化現像的物質基礎比後現代主義本身的更明顯了。事實上,後現代主義文化同消費主義和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之聯繫為歷史唯物主義提供了最好的證明。唯物主義觀點並不意味著貶低或忽略人類經驗的文化層面。毋寧說,唯物主義意識是把文化從商品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一個必要步驟。

後現代主義拒斥啟蒙運動普遍主義的理由是後者否定人類的經驗、文化、價值和身份的多元性。但這種以解放性多元主義之名拒斥普遍主義是自相矛盾的和不擊自潰的。充份尊重差異和多樣性,充份尊重為反抗不同的壓迫而進行的多元化鬥爭,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放棄普遍主義價值或關於普遍的人類解放的觀念。相反,如果不訴諸某些普遍主義價值(例如古典自由主義的「寬容」原則),那麼恐怕連最溫和的多元主義都無以自持。後現代主義所提倡的激進多元主義是以否定多種身份之間的任何基本的共性和互相理解的可能為前提的,因而它最終也失去了自己的基礎。正如艾賈玆.阿赫默德(Aijaz Ahmad)說:「如果在你的身份構成中,我無權理解、參與及批評,那麼,你憑什麼要求我與你團結一致?如果我支持你,那不過是因為我尊重你,因為我出於個人好意,而這一切我是可以隨時撤回的。」歸根結底,如果不訴諸那些令人敬畏的「現代主義」和啟蒙運動的價值,如民主、平等和社會公正等等,那麼左派後現代主義綱領所倡導的多元化鬥爭就無從談起。

相應地,如果從後現代主義者們的認識論假定出發,那麼任何行動都難以想像了。他們對知識的看法不僅導致政治上的消極無力,而且,除非他們暫時擱置他們的後現代懷疑主義,否則,恐怕他們連處理日常生活也很難。如是,則後現代主義就不止是一種壞的信仰了。

後現代主義的諷刺性之一在於,它一方面接受資本主義或至少向資本主義投降了,另一方面拒斥「啟蒙運動計劃」而把那些本應歸於資本主義的罪名歸到啟蒙運動計劃上。當然,如果認為資本主義應對所有的現代弊負責,或甚至否定它所帶來的物質好處,那也是愚蠢的。但否定由資本主義的自我擴張、「生產主義」、追求利潤和競爭所導致的破壞性後果,是同樣愚蠢的。我們的確很難想像這些後果與啟蒙運動有什麼必然聯繫。至少我們要質疑:某種解放性普遍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是不是一回事,或者「西方的」科學和技術是否在本質是服務於資本主義的剝削、積累和對自然的破壞的。

無論如何,我們生活在一個比任何別的時候都需要普遍主義計劃的歷史時刻。這是一個為資本主義所統治的歷史時刻,而資本主義━━從全球化的意義上以及從它對社會生活和自然環境的滲透來說━━乃是世界歷史上曾有過的最普遍的體系。而後現代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解釋是,現實是分裂的,因而只有分裂的知識才能認識它。顯然,這種解釋是尤為混淆視聽且導致政治無能。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之「總體化」的方式和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商品化、積累、追逐利潤和競爭的邏輯充滿整個社會秩序。要理解這一「總體化」體系,需要的正是為馬克思主義主義所提供的並為後現代主義所拒斥的那種「總體化」知識。

對資本主義的反抗也要求我們訴諸把反資本主義的鬥爭統一起來而非分裂開來的利益和資源。這首先是階級的利益和資源━━它也是能把不同的解放性鬥爭統一起來的普遍的因素。但說到底,我們所關心的是全人類的利益和資源。我們相信,儘管人與人之間是千差萬別的,但人的幸福和自我實現需要一些基本的和不可還原的共同條件━━一些資本主義無法滿足而社會主義能夠滿足的條件。

對左派份子、尤其是對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和學生來說,後現代主義的最大吸引力在於它的開放性(與它所批評的那些「總體化」體系━━如馬克思主義━━的「封閉性」相比)。但這種自稱的開放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欺騙性的。問題不僅僅在於後現代主義的不切實際的多元主義削弱了其自身的基礎,也不僅僅在於它是一種無批判精神但無害的折衷主義。問題要嚴重得多。在後現代主義的分裂性知識以及它對「差異」的強調中所體現的「開放性」,是以其自身更根本的封閉性為代價的。後現代主義,就其消極形式而言,實際上是一種赤裸裸的「總體化」體系,它預先排斥了批判的思想和解放性政治━━而且它的這種封閉性也是終極的和決定性的。它的認識論使它像最僵化的教條一樣無法受到任何批評(我們怎麼能批評某種事先就排除了「理性的」爭論的理論呢?)。後現代主義排除了━━不止是教條地拒斥,而且使之不可能━━對我們的歷史時期的系統性理解、對資本主義的全面批評和任何有效的政治行動。

如果說後現代主義的確━━以某種歪曲的方式━━向我們揭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狀態的話,那麼我們的任務就在於澄清這種狀態是怎樣的和為什麼是這樣的,其前途又是怎樣的。換言之,我們的任務在於對這種形勢作出歷史的解釋,而不是順應它並在意識形態上終結它。我們的任務還在於識別出種種流行的理論所不曾解決或錯誤解決的真正問題,由此向它們加諸政治行動和社會反抗的種種限制提出挑戰。一句話,我們的任務是以批判者的姿態而不是作為快樂的(或悲慘的)機器人來對當今世界的狀態作出反應。

我們這個論文集的意圖不單是批判後現代主義。我們還要試圖用歷史唯物主義來說明後現代主義所涉及的問題。在我們寄給可能的撰稿人的信中,我們曾寫道:

「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已不是一件時髦的事了━━我們所看到的資本主義勝利主義和社會主義失敗主義的某種奇怪的合併、某種非神聖的聯盟。右派的勝利通過社會主義理想的萎縮而反映在左派身上。如果說左派知識份子還沒有實際上把資本主義當作能夠出現的世界中最好的選擇的話,那他們除了求得在資本主義的縫隙中稍微擴大空間外,並不希望更多的東西;他們最多不過對一些地方的和特殊的抗爭有興趣。另外還有一個奇怪的後果:資本主義由於變得那麼普遍,以致被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甚至變成隱形。現在我們的確有很多理由感到悲觀。但是,許多人對這種情況所作的反應實在有點奇怪。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確勝利了,那麼我們應該說我們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但為什麼有人卻在這個時候否認超越資本主義或批判地理解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呢?

我們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形勢,一個在資本主義的全部歷史中都未曾有過的形勢。我們不僅不再行動,不僅缺乏鬥爭所必要的手段和組織,不僅不知道如何通過行動來反對資本主義,我們甚至忘記了如何在思想上批判它。

我們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計劃出版這本書。我們以下面見解作為我們的出發點,即像湯普森(E. P. Thompson)及其他最好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都是左翼的批判宏圖所不可或缺的。……我們的部份目標就是證明,我們的思想立足點仍是像過去那樣佔據著重要位置。比方說,左翼所一向標舉的牛油與麵包問題,就像舊有意義上的「政治」一詞那樣(即政治一向關乎階級與國家權力),仍然是各種事物的中心問題,不僅對傳統形式的階級政治舉足輕重,而且對其他解放宏圖一樣也是舉足輕重的。」

這就是我們多少想辦到的事。我們這樣做時,是懷著這樣的信念:現在是復興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的恰當時刻。

實際上,世界人口中越來越多的不是快樂的機器人而是憤怒的老百姓。從現有情況來看,能夠理解這種憤怒的智性資源已經所餘無幾,更沒有什麼政治綱領(至少就左派而言)來組織憤怒的老百姓。今天的後現代主義,就其表面上的失敗主義而論,說到底是根植於「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我們該拋棄這筆遺產而面對現實了。

(譯自伍德和佛斯特編的In Defence of History: Marxism and the Postmodern Agend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7 一書,原文為該書的「引言」。註釋從略)


 

返回目錄

「市民社會」概念的使用和濫用

艾倫.伍德 Ellen M. Wood

盡管退卻中的左派目前的理論傾向多種多樣,但他們卻共享一個特別有用的概念即「市民社會」。在歷經變遷之後,這一通用的概念已經成為左派中最流行的一個術語。它既包括了範圍廣泛的解放理想,又成為政治退卻的一種辯護詞。無論它在捍衛人類自由反對國家壓迫抑或在為被「舊」的馬克思主義左派所忽略的社會實踐、機構和關係劃出一個活動場所方面多麼富有建設性作用,但「市民社會」現在正面臨著變為資本主義的辯護詞的危險。

市民社會思想:一個簡短的歷史回顧

「市民社會」這個很特殊的現代概念━━這一概念在18世紀首次系統地使用━━是與早期的「社會」觀念大不相同的東西:市民社會代表著人類關係和活動的一個獨特的領域,它不同於國家和家庭,而是一種特定的經濟關係網絡,是市場機制活躍於其中的領域,也是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場所。這種市民社會概念出現的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是現代國家思想的出現,市民社會完成概念上的分化需要有一種自主的經濟的出現,這種自主的經濟乃是從構成專制主義國家之特徵的政治和經濟的統一體中分離出來的。

當黑格爾建構他的概念上的二分法時,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為他提供了市民社會的模型。「市民社會」在黑格爾那裡並不專指經濟組織,但現代經濟卻是它的基本條件。對黑格爾來說,同時保持個人自由和國家「普遍性」的可能性有賴於一個新的階級和新的社會存在領域的出現;這就是一個獨特的和自主的「經濟」。正是在這個新的領域中,公和私,特殊性和普遍性在介於國家和家庭之間的領域中通過私人利益的相互作用得以相遇。

馬克思通過否認國家的普遍性並堅持認為國家表達了市民社會及其階級關係的特殊性而改變了黑格爾在國家和市民社會間所作的區分。這一發現推動他將畢生精力用於考察市民社會的解剖模型。對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來說,國家和市民社會在概念上的分化只是一個前提條件,分析的結果則是使黑格爾的區分失去了合理性。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元論或多或少地從政治論述中消失了。

這就需要葛蘭西對市民社會概念加以改造來使它重新成為社會主義理論一個中心的組織原則。這一新的闡述的目的在於說明西方立憲國家中政治權力的複雜性,以及由於階級權力分佈於整個社會及其文化實踐之中而給解放鬥爭帶來的困難。葛蘭西因此用市民社會的概念標出了鬥爭的新領域新形式,它使反對資本主義的戰鬥不限於針對它的經濟基礎,而且也指向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基礎。

市民社會:一個新偶像

葛蘭西的「市民社會」概念是反對資本主義的一種武器而不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適應。盡管求助於他的權威已經成為「新修正主義」的一種老生常談,但這一概念目前的用法已不再具有這種明確的反資本主義的意圖。它現在獲得了一系列新的含義和影響,有些對左派的解放綱領具有正面影響,其他一些則很少有此作用。可以總結出兩種互相矛盾的趨向:市民社會的新概念表明左派已經從自由主義那裡學到不少關於國家壓迫的危險的教訓,但我們似乎忘記了曾經從社會主義傳統中習得的關於市民社會的壓迫的教訓。一方面,對市民社會的倡導正在加強我們對非國家機構和關係的捍衛以對抗國家的權力;另一方面,他們正傾向於削弱我們對資本主義強制力的抵抗。

「市民社會」概念正被用來服務於如此之多的目的以致難於單獨劃分出一個同它相聯繫的思想流派來;但也出現了一些明顯相同的命題。「市民社會」一般傾向於被等同於國家之外一種自由(至少是潛在自由)的領域,等同於自主性、志願性協會、多樣性甚至是衝突的活動空間,它們得到西方演變至今的「形式民主」的保證。這一概念也意味著將資本主義體制(或「經濟」)化約為複雜多樣的和異質的現代社會眾多領域中的一個領域。「市民社會」概念可以以兩種主要方式中的任何一種達到上述效果。它可以被用來標明多樣性以反對國家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強制;或者更常見的是,它可以將「經濟」包容在一個由多樣化的非國家的機構和關係組成的更大的領域之內。在以上任何一種情形中,重點是強調社會關係和實踐的多元性,資本主義經濟在其中只是眾多的社會關係和實踐中的一種。

目前流行的主要的用法━━這也是本文討論的焦點━━是以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區別為出發點的。「市民社會」通過這種區分而加以界定。在這一定義中,「市民社會」涵蓋了範圍廣泛的一系列機構和關係,從家庭、工會、志願性協會、醫院、教會到市場,資本主義企業甚至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重要的對立物簡單就是國家與非國家,或曰政治與社會。

這種二分法明顯地同強制和自由或自願的行動之間的對立相對應,前者體現在國家的行動中,後者則屬於市民社會的特性。市民社會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和以不同方式被國家所淹沒或遮蔽,不同的政治體制可能根據非國家領域自主的程度而變化。倡導把國家和市民社會區分的人們一般認為這樣做有兩大好處。首先,它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國家壓迫的危險和認識到為國家活動建立適當的界線的必要性,其方式是在社會中組織和加強與國家相對抗的力量。換言之,它恢復了對政治權力的界線和合法性的自由主義的關切,特別是對通過社會的自由結社和自主性組織控制這種權力的關懷,而這些正是左派的理論和實踐常常忽略的。其次,市民社會的概念承認並頌揚差異和多樣性。這種新的多元主義促使我們去關注一系列機構和關係,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由於全神貫注於經濟和階級問題而忽略了這些機構和關係。

恢復這種概念上的二分法的刺激因素來自幾個不同的方面。最強烈的刺激現在無疑來自東歐,在那裡「市民社會」已經成為反對派力量反抗國家壓迫的思想武庫中最重要的武器。在這裡問題相當清楚;國家━━包括政治和經濟統治機關在內━━可以被明確地同國家之外的自由(或潛在的自由)活動的空間劃分開。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對立,可以說完全符合團結工會和黨國之間的對立。

無需多說,共產主義國家的危機也給西方左派留下深刻的印象並同其他影響匯聚在一起。這些影響包括:社會民主黨及其對作為社會改良代理人的國家的無保留的信仰的局限性,以及由各種社會運動發起的解放鬥爭的興起。這些社會運動不以階級為基礎,它們對常被傳統社會主義左派所忽略的人類經驗的一些方面反應靈敏。對來自國家的危險和人類經驗的複雜性的日益敏感已經同一系列行動主義聯繫在一起,其內容包括從女權主義、生態與和平問題到立憲改革等各方面。這些活動中的每一項都常常利用了市民社會的概念。

沒有哪個社會主義者懷疑這些新的敏感問題的價值,但是對於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這些問題的這一特殊方法人們深感憂慮。我們要為「市民社會」這一無所不包的概念付出沉重的代價。它所混淆和掩蓋的東西和它所揭示的東西一樣多。在東歐,它可以被用來把握一切東西,從捍衛政治權利和文化自由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市場化甚至資本主義的重建均包括在內。「市民社會」可以用作資本主義的代名詞或掩蔽物,市場可以用其他較少含糊的東西如政治和思想自由混在一起作為一種明確的令人嚮往的目標來追求。

但是如果這一概念性戰略的危險和將市場置於「市民社會」的自由空間之內的危險在東方斯大林主義壓迫這一龐然大物面前並不明顯的話,那麼在西方面臨的問題則完全不同,在那裡資本主義實實在在存在著,同時國家壓迫不是一種壓倒其他社會弊病的直接和重大的惡魔。因為在這種情形中「市民社會」被用來涵蓋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並不存在的一系列社會現實,這一用法的某些重要方面甚至更成問題。

在這裡,危險在於下述事實,即資本主義的總體化邏輯和強制性權力變得看不見了。資本主義的整個社會體制被簡化為眾多的機構和關係中的一種,並同家庭和志願性協會在概念上同等對待。批評馬克思主義「簡化論」或「經濟主義」是「市民社會」論點的一種典型策略。據說馬克思主義將「市民社會」簡化為「生產方式」或資本主義經濟;市民社會中其他機構的重要性被貶低了。這種論點是一種循環論證和用未經證明的假定來辯論。要否定資本主義總體化的邏輯,僅僅說明社會身份和社會關係的多樣性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從歷史上和實證經驗上駁倒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對其他機構和關係的決定性影響的觀點。但他們只是進行抽象的哲學爭論,或更常見的是從道德上說明貶低人類體驗的「其他」領域的危險。

資本主義被簡化為與「其他」單個的或特定的機構等量齊觀的形式並消失在概念的夜幕中。將資本主義消融進缺少結構分化的社會制度和關係的多樣性之中的策略不僅削弱了「市民社會」分析的和規範的力量,而且也削弱了它分析權力的界限和合法性的能力以及它在指導「新社會運動」方面的功用。目前的理論使我們無法認清特殊意義的「市民社會」乃是資本主義特有的一種社會形式,它是一個系統的整體,所有「其他的」制度均置身其內,所有社會力量都必須在它裡面找尋自己的道路,它是一個特定的,前所未有的社會權力領域。它提出了全新的有關合法性和控制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傳統的國家理論和當代自由主義均未曾探討過的。

資本主義、「形式民主」和西方社會的特殊性

「市民社會」倡導者對馬克思主義的一項主要指控是後者將西方的「形式民主」━━保證「市民社會」自由空間的法律和政治形式━━同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市民社會」被等同於「資產階級」社會,從而危及民主自由。他們聲稱,危險在於我們試圖把孩子同髒水一起潑掉,在拒絕資本主義的同時也將自由民主拒之門外。他們認為,我們應當承認形式民主的益處並通過將個性自由和平等的原則與資本主義相分離來將這些原則發揚光大,依此達到否認資本主義是推廣這些原則唯一的或最好的工具的目的。

我們完全可以在承認「形式民主」與資本主義的歷史的和結構的聯繫的同時認識到公民自由的價值。對這些聯繫的理解既不會迫使我們貶低公民自由的價值,也不會迫使我們接受資本主義是維護個人自主性唯一的或最好的工具的想法。真正危險在於看不到這種聯繫或誤解其特徵,從而妨礙我們對資本主義和民主的了解。

形式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歷史的和結構的聯繫可以根據國家同市民社會的分離來闡述。然而,它取決於我們如何闡述這種分離和實現這種分離的歷史過程。自由主義的歷史觀將這種分離視為一個純粹進步的過程,馬克思則看到了這一歷史過程的另一面即剝削關係的發展和生產者同生產條件的分離等。新左派重復了舊自由派的觀點而沒有論及這一過程黑暗的一面。

匈牙利學者傑諾.斯蘇茲(Jeno Szucs)最近出版的著作提供了這種歷史闡釋的一個範例。他認為西方民主最明顯的特徵在於國家同社會在結構上的分離,這一分離過程根源在於西歐的封建主義。在封建的分裂化過程中,舊的政治從屬關係讓位於領主和陪臣之間的契約關係,領地上通行的是習慣法而非集權化的法律,中世紀西歐由此生了「社會」這一自主性的實體。

這一歷史觀無疑包含有某些真理,但它的視角卻充滿偏見。這裡充斥著自由主義歷史觀的老生常談:文明的進步乃是個人「自由」和「尊嚴」的提高;首先要關注的是個人或社會與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這乃是歷史前進的動力;傾向於將文明的進步和民主本身與有產階級地位提高的重大事件聯繫在一起。

對同樣一系列歷史事件和過程完全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釋。西方和東方國家形成方式的差異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期。羅馬的私有財產制度在東西方的分野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古羅馬文明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對作為一種佔有方式的私有財產權和大地產所有制的強調(在中華帝國晚期盡管存在著高度發達的私有財產制度,但大宗財富和權力仍保留在國家手中)。正是在古羅馬私有財產制度遍及帝國各個角落,它依靠「地方自治」制度而非龐大的官僚機構進行統治,這種地方自治體制有效地組成了一個地方寡頭聯盟。其結果是強大的帝制國家和享有自主權的有產階級的獨特的結合,強有力的國家同時鼓勵而非阻撓私有財產的自主發展。簡言之,正是在羅馬私有財產作為社會權力的自主的中心與國家相分離同時又得到國家的支持。權力的私有化已經在羅馬的產權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中內在地存在著。當中央政權瓦解之時,私有財產自主的權力仍然存留下來。舊的政治從屬關係讓位於封建領主制,後者在其領地上集政治與經濟權力於一身。由此看來,西方的發展可概述為權力關係和支配權從國家轉向社會,國家壓迫讓位於社會壓迫。在國家和社會之間這種新的勞動分工也為私人佔有同公共責任的逐步分離奠定了基礎,這種分離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得以完成。資本主義還創造了一種新的強制形式即市場,市場不只是機會、自由和選擇的領域,而且也是一種強迫、必然性和社會紀律。它能使所有人類活動和關係服從它的要求。

「市民社會」和民主的貶值

在古希臘,民主意味著平民的統治。在那裡剩餘提取權或經濟剝削權同司法和政治權密不可分,公民身份同剝削者身份重合在一起。資本主義制度第一次使純粹「形式」上的政治領域及形式上的政治權利和自由成為可能。隨著民眾闖入政治領域,民主概念開始失去其社會意蘊而轉向程序上的或形式上的標準。這樣就使得統治階級在宣佈遵守民主的原則時不用擔心危及其統治。自由主義的純粹「形式」的原則現在被等同於民主本身。

「市民社會」論者堅稱我們不應允許人類解放的概念受制於把「形式民主」和「資本主義」相等同的作法。然而具有諷剌意味的是這種觀點由於模糊了二者的聯繫而起到讓資本主義限制我們對民主的理解的作用。如果我們將人類解放僅僅看做是自由民主的擴大,那麼我們最終會同意資本主義畢竟是它的最可靠的保證。

國家和市民社會在西方的分離自然導致新的自由和平等形式的出現,但它也帶來了新的統治和強制模式。現代世界的市民社會構成一種新的社會權力形式,在這裡許多曾經屬於國家的強制職能被重新安置於「私人」領域。它代表著一種特殊的社會關係網絡,在那裡佔有、剝削和統治同公共權威和社會責任相脫離。

「市民社會」賦予私有財產及其所有者對民眾及其日常生活以指揮權,這種權力無須對任何人負責,對此許多古老的獨裁國家都會羡慕不已。那些超出資本主義企業的直接控制結構或外在於資本的政治權力的活動和體驗,則會受到專制的市場、競爭和獲利的必然性等力量的支配。市場是一種強制性力量,能夠使所有人類的價值、活動和關係屈從於它的命令,任何古代專制帝王都不能希望像市場一樣無所不至而且精細周密地侵入臣民的私人生活(他們的選擇、愛好和關係),不但在工作場所,而且達到生活的一切角落。換言之,強迫已經成為市民社會的一個構成原則。

這一歷史的現實傾向於破壞目前的各種理論所要求的簡單的區分,這些理論要求我們把市民社會作為自由和志願性活動的領域來對待,盡管它還不是盡善盡美的,因為在其內部還存在著各種壓迫形式。但這些壓迫被作為市民社會的功能失調來對待。從原則上講,強制屬於國家而市民社會則是自由的根基之所在。按照這類觀點,人類解放係由市民社會的自主性、它的擴展和充實、它從國家控制中獲得解放及受到形式民主的保護等內容組成。構成市民社會所必不可少的剝削和支配關係已從這種觀點中悄然逝去。

新多元主義與「身份」的政治

在復興市民社會的努力中對自由主義的重新發現因而具有二重性。它旨在使社會主義者對公民自由和國家壓迫的危險更為敏感的一面值得贊揚。但對市民社會的崇拜也傾向於再生產自由主義的神話,掩蓋市民社會的強制和模糊國家壓迫植根於市民社會中的剝削和強制關係這方面的內容。那麼它對多元主義的供奉又怎樣?市民社會概念在分析社會關係和「身份」的多樣性方面命運如何?

對市民社會及作為其代表的差異和多樣性領域的崇拜是各種新「新左派」共同關注的事情。如果有什麼東西把各種「新修正主義」━━從最抽象的「後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到「新社會運動」的行動主義━━統一起來的話,那就是對多樣性、「差異」、多元化的強調。新多元主義在三個方面超越了傳統自由派的觀點:(1)它的多樣性概念考察到「主體性」或「身份」的心理深處,並考察到「生活方式」的整體;(2)它不再堅持認為一些普遍的、缺少分化的權利原則可以適應於各種群體和生活方式;(3)它認為當代世界的特徵不是總體化的、同質的資本主義而是獨特的、異質的「後現代」社會,因而要求使用新的、更加複雜的多元論原則。易言之,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後現代」的世界裡,在這個世界中多樣性和差別已經融化了一切舊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舊的一致性特別是階級的一致已被打破,建立在其他身份和反對其他形式壓迫基礎上的社會運動急劇增加。與此同時,這些發展也極大地擴展了個人在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選擇範圍。左派需要歌頌差異,承認壓迫和統治形式的多元化和解放鬥爭形式的多樣性,了解民眾不同的需要和體驗。

以上是對一個巨大的左派理論思潮公正的概述。這理論走向是推動我們放棄社會主義的思想或至少將它置於涵蓋範圍更廣的「民主」的範疇之下。「民主」這一概念不像傳統社會主義理論那樣優先考慮階級而是對所有壓迫一視同仁。

作為一種一般原則,上述觀點有值得肯定之處。沒有哪個社會主義者懷疑差異的重要性或需要被廢除的壓迫形式的多樣性。同時民主是而且也應當是社會主義題中應有之意。但是一種解放理論不只是各種一般原則和良好意圖的總匯,它還應包括對現實世界的批判性考察和有關需要克服的障礙和鬥爭的條件等方面內容的圖畫。一種解放理論應帶領我們超越支持現存的統治和壓迫的有局限的和神化了的意識形態範疇。市民社會的崇拜和新多元主義對後兩個方面無所助益。

很難設想階級差別可以同其他差別相提並論,也很難設想沒有剝削和統治的階級差別的存在。我可以設想一個存在性別和種族差別的民主社會,但擁有階級差別的民主在我看來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這表明「認同」概念掩蓋了階級關係和其他社會關係存在的重大差別。以平等概念而論,階級不平等的廢止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終結,但廢除性別和種族差別並不必然以廢除資本主義為先決條件。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可以使所有社會關係屈從於它的要求並出於階級剝削的利益而強化和利用種種不平等和壓迫形式,盡管後者並非它創造出來的。形式上的平等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差別問題,盡管它在解決其他類型差別上有其作用。「複雜性」或「多元論」的概念因無法應付作為一種社會體制的總體性問題而陷入困境,這種總體性由階級剝削構成但又影響著一切社會關係。如果我們承認應賦予階級剝削以不同的歷史地位,承認階級鬥爭不僅會推動階級解放也會推動其他解放鬥爭,則會同新多元主義的基本原則相抵觸。新多元主義使我們去適應和接受資本主義而不是同它作鬥爭。

新舊多元主義都起著否認資本主義是一個系統的整體或否認它作為一種社會體制的存在的作用。他們在堅持資本主義社會非同質性的時候失去了對它日益增強的實現全球趨同化的權力的洞悉。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多元主義以承認壓迫形式多樣性要求對自由和平等具有多重觀念開始,卻以使這些差別趨同化而告終。多元性代替了差別。這裡甚至出現了更奇怪的事。新社會運動一個重要特徵是與各種形式的權力關係相對抗。然而在作為新社會運動代言人的這些理論中我們卻發現一個概念框架,這一框架如同舊多元主義一樣具有使構成資本主義內核的權力關係隱而不現的效果。

最後具有諷剌意味的是:對資本主義系統化和總體化邏輯最新的否定,在某些方面乃是對它力圖否定的事物的一種反映。目前對「後現代」的多樣性和分裂化的關注無疑是對當代資本主義現實的一種反映,但是通過扭曲的意識形態透視鏡的觀察。它代表著終極的「商品拜物教」、代表著「消費者社會」的勝利,在這裡生活方式的多樣性掩蓋了深層的系統的統一性和在創造多樣性同時強加一種更深層的和更加全球化的同質性的刺激因素。

這些理論發展的真正問題在於它們不能批判地分析資本主義,因為它將整個問題都掃到地毯下面去了。社會主義是針對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沒有資本主義,我們也毋需社會主義。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分散的和不確定的民主概念,這一概念不針對任何特定的社會體制。所剩下來的不過是一種互不聯繫的多元壓迫形式和互不聯繫的多重解放鬥爭形式。這裡出現另一幅諷刺畫:它所宣稱的是比傳統社會主義更加具有普遍性的綱領,但實際結果並非如此。取代社會主義的普遍綱領和反對階級剝削的鬥爭的一體化政治的不過是一種基本上互不聯繫的多元化的和特殊的鬥爭。

資本主義由階級剝削構成,但資本主義又不僅僅是一種階級壓迫的制度。它還是一種冷酷無情的總體化過程,這一過程影響著我們生活中每一個可以想見的方面,同時也影響著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而不僅僅是相對富裕的資本主義北方。別的姑且不論,甚至資本的十足的權力都可放到一邊,只要指出資本主義通過使生活的各個方面商品化而使所有的社會生活服從於市場的抽象要求這一點就夠了。這是對我們有關自主性、自由選擇和民主的自我管理的理想的無情嘲弄。對社會主義者來說,提出一種概念框架使資本主義體制隱而不見,或將它簡化為眾多彼此割裂的現實中的一個方面,無論在道義上還是政治上都是無法接受的,尤其是當這種體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滲透力,更為全球化時就更是如此。

讓我們盡力保有多樣性、差別和多元化;但不是這種未曾分化的和缺少內部構造的多元主義。我們所需要的多元主義承認多樣性和差別原則,這種多元主義同時也承認歷史的真實。這種歷史的真實不否認資本主義是一個系統的整體,同時可以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基本關係與伴隨資本主義其他關係而來的其他類型不平等和壓迫之間的差別,能夠闡明它們在資本主義系統的邏輯中的不同地位,因而也能闡明它們在反對資本主義鬥爭中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社會主義綱領應通過吸收新社會運動的資源和見解而得以充實,而不應求助它們來為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的分裂狀態進行辯解從而使自己貧瘠化。我們不應將對人類經驗和社會鬥爭的多元性的尊重同完全消除歷史因果律的作法混為一談,對於後者來說除了多樣性、差異和偶然性外什麼都不存在,沒有統一的結構,沒有運行法則,沒有資本主義因而也沒有對它的否定,更沒有人類解放的普遍綱領的存在。

(編譯自英國《社會主義年鑒1990年號》)


 

返回目錄

回到馬克思

艾倫.伍德 Ellen M. Wood
劉宇凡 譯

我們現在所處的歷史時刻是回到馬克思的最佳的而非最差的時刻,也是最合適而不是相反的時刻。我甚至認為現在正是馬克思實至名歸的時候,雖然在他在世時已經如此。

其原因是:我們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第一次真正成為一種普遍的制度。資本主義的普遍性不僅僅是就其全球化的發展而言,也不僅僅是指當今世界的各種經濟成分(包括資本主義經濟最遠的外圍)都在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按照資本主義的規律在運轉,而且其規律━━包括積累、商品化、利潤最大化、競爭等━━已經滲透到了幾乎人類生活和自然本身的所有方面,其方式也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二、三十年前所不能比擬的。所以,馬克思比以往更加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因為與以往及現在的其他任何人相比,他都更加有效地解釋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規律。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研究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擴展作出了驚人的、預言式的描述,形容它就像可以摧毀一切萬里長城的力量一樣勢不可擋。但當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他則強調了資本主義的特殊性,把它作為一種非常特別的地區現象加以描述。當然,他不否認資本主義早已具備通過國際市場、殖民擴張等可以達到的全球性的影響力。但是當時這一制度與形成一種普遍的制度還相距甚遠。它毫無疑問會得到發展,但暫時只屬地區現象,它不僅限於北美和歐洲,而且,若論到其成熟的工業階段,就更只限於一國,即英國。他甚至要向德國人解釋,有一天他們也要跟隨英國人所走的路。他說,你以為這個故事只是說英國,但不管你知不知道,這故事其實說的也是你。

所以,馬克思的《資本論》從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中概括出資本主義的獨特的特徵;資本主義是一種制度,是一個自我封閉的體系。《資本論》所研究的是資本主義體系以及這體系內部的規律性。

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
在研究資本主義方面的變化

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每一次主要發展,同資本主義相關的少,倒是同非資本主義有關的多。尤其是在20世紀前半葉,這一情況特別明顯。而且這一點一直就對馬克思主義產生著影響。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是在資本主義遠遠沒有達到普遍化的前提下發展起來的,但馬克思卻是從研究成熟的資本主義實例入手,並從中概括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規律。而他的繼承人則從另一端入手。由於非常具體的歷史與政治原因,他們主要感興趣的是非資本主義。馬克思與其繼承人之間還有一個更為基本的區別;無論馬克思怎樣思考有關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問題或其擴張的可能極限,那都不是他的主要興趣。他所感興趣的主要是這一制度的內在規律及其在席捲一切和對生活的滲透方面的特殊能力。而後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除了不那麼注意成熟的資本主義之外,普遍是在這樣一個前提下進行研究的:資本主義在其走向成熟前、或確實成為一個普遍的整體前就會消亡。因此,他們所關心的主要是如何探索一個大抵是非資本主義的世界。

只要看一下20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幾個主要里程碑就會明白這一點。例如,主要的革命理論是在那些資本主義幾乎不存在或停滯不前,以及無產階級沒有充份發展的地方建立起來的。在那裏,革命所依靠的是少數工人階級與大量的前資本主義的農民之間的聯盟。更加明顯的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事實上,帝國主義理論在20世紀早期幾乎取代了資本主義理論。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所研究的對象,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外部關係、它與非資本主義的相互影響、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在與非資本主義世界發生關係時對前者的各國關係的影響的問題。

儘管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在帝國主義問題上有種種深刻的分歧,但他們有一共同的基本理論前提:所謂帝國主義,就是這樣的資本主義制度,它廁身於一個不僅不曾完全(或大體)變成為資本主義的世界,甚至永不可能變成為完全資本主義的世界。例如,列寧主義的基本思想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一論斷假設資本主義已經達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國際鬥爭的主線及軍事對抗是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展開的。這種競爭是瓜分與重新瓜分世界的競爭,這裏所瓜分的世界就是廣大的非資本主義世界。資本主義以不平衡的速度擴展得越多,主要的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競爭也就越加劇烈。同時,他們也要面對日益增強的抵抗勢力。他最主要的觀點━━以及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理由━━就是帝國主義是「最後的」階段。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在能夠最終並完全吞併為帝國主義所苦的非資本主義國家之前,資本主義就已經滅亡了。

這一觀點被羅莎.盧森堡闡述得最為明確。她關於政治經濟的經典著作《資本積累論》,其本質就是要取代馬克思的觀點,更明確地說,是取代馬克思關於一個自我封閉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觀點。她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需要一個非資本主義形態作為它的一種出路━━那就是為什麼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意味著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軍國主義,始於對領土的直接佔領,並通過不同的階段而發展。這時它已進入到其「最後」的階段,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間為爭奪非資本主義世界開展競爭鬥爭的一種武器。但她認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恰恰在於:「儘管它力求普及全球,但是,正因為這樣,它不能免於崩潰,因為它沒有能力真的變成普及全球的生產方式。」它是第一個趨向於吞併整個世界的經濟方式,但同時也是第一個「不能」依靠自身而生存下去的方式,因為它「需要其他的經濟制度作為中介和土壤」。所以,在這些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中,資本主義確實是以非資本主義的環境作為先決條件的。事實上,資本主義的生存不僅取決於這些非資本主義形式的存在,而且本質上要取決於前資本主義「超經濟」力量、軍事、地緣政治上的強制,以及傳統形式的殖民戰爭與領土擴張等手段。

馬克思主義理論其他方面的發展地與此相類似。托洛茨基關於綜合與不平衡發展的觀點,以及由此而推斷出的不斷革命論,就可能含有這樣的意義,即資本主義制度的普遍化將會由於資本主義自身的滅亡而中斷。葛蘭西是在較不發達的資本主義背景下寫作的,這種資本主義彌漫著一種普遍的前資本主義農民文化意識。這肯定與他把重點放在意識與文化及知識分子上有關。為了把階級鬥爭發展到超越其物質界限,為了使社會主義革命即使在欠缺一個成熟的物質條件(即充份發展的資本主義和工人階級)下也變得有可能,總需有所作為。毛澤東也是這樣,雖然其方式不同。還有許多例子。

非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滲透了所有這些資本主義理論。所有這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各具洞照力。但在另一點上,它們又似乎被証明是錯誤的。資本主義已經普遍化。它無論是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都已經囊括一切。它已達到了全球化,並且已滲入到了社會生活與自然的內心與靈魂之中。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民族國家的消失,它可能只是意味著民族國家的新角色,就像競爭規律不僅施壓於資本主義公司,而且也作用於所有國家的經濟中一樣。而且,由於國家的幫助,這些公司採取純粹的經濟方式去進行競爭,而不是傳統的「超經濟」與軍事方式。現在,就連帝國主義也具有了新的形態,人們喜歡稱之為「全球化」,但那僅僅是一個代碼,在這一點上容易使人產生誤解,因為在一個資本主義的規律得到普及的制度內,帝國主義為達到其目的,主要不再依靠傳統的軍事擴張,而是依靠發動及利用資本主義市場的破壞性的能量。總之,儘管這種資本主義的普遍化暴露出了這一制度內部的許多基本矛盾,但我們不得不承認,沒有跡象表明它會在不遠的將來走向滅亡。

資本主義的普遍化對理論的影響

對於這些新的現實,我們又能作出什麼理論上的回答?可以說,這個問題本身存在一個真正的矛盾:資本主義的普遍程度越大,拋開古典的馬克思主義及其主要理論的人就越多。對於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追隨者來說,確實如此。甚至可以說,就是對於較早前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如法蘭克福學派或傳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來說,也是如此。例如,他們從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政治經濟的分析轉變為關注文化與哲學,在某種程度上說,是與確信資本主義全面化的影響已經滲入到了生活及文化的各個方面有關,而且工人階級也被徹底地吸引收到了這種資本主義的文化之中。對於這種轉變,還可以有另外一種解釋,它與資本主義的普遍化並沒有關係,而恰恰相反,它與前資本主義形態的思想主宰了諸如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意識有關,但我無法在這兒多談。

對這種資本主義的普遍化有兩種可能的反應方式。一種反應是,如果說資本主義在並沒有整體化之前消亡,而是得到了普遍的發展,那麼,(對馬克思主義來說)這代表一切都完了。這是這一制度的終極勝利。這種解釋主宰著當前的左派。這就是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起源問題,而且,要想理解這一點,就要把它放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背景去考慮它。如果分析一下所謂的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你就會發現它的理論前提就是資本主義確實普遍化。實際上,對於後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資本主義的普遍化恰好成為他們拋棄馬克思主義的原因。戰後世界的普遍化的資本主義是被自由民主和民主的消費主義所支配,而它們又開闢了全新的民主反抗與鬥爭的舞台,這些鬥爭要比舊的階級鬥爭更為分散。其隱含的結論就是,這些鬥爭不可能真正地反對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目前達到的整體化程度使它的確成為不可替代的,而且還可能是我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世界。

後後馬克思主義(也可以說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在這一點上更進了一步。這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普遍化的資本主義的問題。目前,資本主義已經如此普遍化,以至於它已是看不見的了,就像空氣對於人類,或者水對於魚來說一樣。人們在這一看不見中介嬉游,甚至能夠開闢一塊世外桃源,一個避難所,以與世隔絕並保持私隱和自由。但是我們無法逃避、甚至是無法看見這個普遍化的中介本身。

那麼,這是否就是我們從資本主義的普遍化中得出的正確結論呢?並非如此。他們的這一結論的產生,同產生出各種各樣的後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理論的一代(也就是說我這一代)大有關係。主張這些理論的人是植根於戰後長期繁榮的黃金時代。六十年代的一代人的思想是大大受到戰後繁榮及其有關理論所影響的。他們還沒有學會把資本主義的普遍化同資本主義的成長、繁榮以及成功或表面的成功分離開來,而且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全面的霸權是理所當然的事。

資本主義已經無路可走,左翼應當抓住機遇

但如果說這些理論似乎迎合了資本主義勝利論,那麼導致這種局面的另一個局部原因就是廿世紀馬克思主義的背境。鑑於後者總是假定資本主義存在發展限度,那人們就很自然會拿它已具有遍及全球的能力來作為它的成功的尺度。這種見解總是把資本主義的限度看成為僅僅是地理擴張上的限度。如果資本主義證明它能打破地理限度━━明顯地它正在這樣做━━那就只能將之判斷為它已經得到無人匹敵的勝利。

假如我們回到馬克思,回到他對資本主義內部的分析,即把它看作是一個自我封閉的體系(我認為資本主義的囊括一切的特徵足以使我們這樣看),我們首先不應該把世界看作資本主義內部與外部的關係,而應看作資本主義本身內在的運動規律的運作。那樣的話,我們就很容易不僅把資本主義的普遍化看作是一種成功的標誌,而且看作是一種弱點的來源。資本主義的不斷普遍化不僅是其力量的顯示,而且它也是一種疾病,是一種不斷擴散的癌症。它會像毀滅自然一樣,毀滅社會組織。它是一種矛盾的過程,就像馬克思經常說的那樣。舊的帝國主義理論中關於資本主義不可能成為普遍現象的說法可能並不非常準確,但它不能達到普遍的成功與繁榮的論述卻是非常準確的。資本主義只能使其矛盾、貧富分化、剝削與被剝削普遍化,它的成功也正是它的失敗。

現在,資本主義已經無路可逃,不再有「安全閥」,在其自身的內在規律之外也不存在改良的途徑。即使在非戰爭時期,或在它未捲入帝國主義內部對抗的舊的方式之中時,它也要陷入資本主義的恆久的緊張與矛盾之中。由於資本主義多少已經到達其地理界限,即支撐其早期成功的那種空間上的擴張已經結束,所以目前它只能是自己養活自己。它賴此取得的成功越多,換句話說,它所追求的利潤或所謂的增長越大,它對人類或自然資源的吞噬也就越嚴重。因此,對於左翼來說,此時不僅應把資本主義的普遍化看作是一種失敗,也應把它看作是我們的一種機遇。而這首先意味著,對於那不再時髦的東西━━即階級鬥爭━━而言也是一種機遇。

(譯自Monthly Review19976月號。個別地方有刪節)


 

返回目錄

告別馬克思?回到馬克思?

向青

150年前發表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合著)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不論你認為它是人間的福音,還是惡魔的咆哮,都不能否認它對世界歷史的重大影響。

這個宣言(以及全套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理論)所得到群眾的支持和對社會發生的實際影響,在這一百多年裡起伏不定。簡單說,從19世紀80年代起,到20世紀60年代之初,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聲勢浩大,顯得大有在全世界取得勝利的可能,往後就逐漸衰落了。衰落的主要表現,是共產主義陣營的內部矛盾和嚴重腐敗明顯暴露出來,引起人們越來越對共產主義失望、害怕和憎恨。到了80年代末,「現實存在的」共產主義制度崩潰,人們普遍認為共產主義理論徹底破產了。許許多多曾經相信它的人都正式向它告別,或者在重新解釋的外表下實際上把它否定了。這裡面包括了幾乎所有共產黨國家的統治者和他們的主要幹部。但是,另方面,也有人仍舊堅持共產主義是正確的。其中不少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和政治活動者,他們過去多年早已指責「現實存在的」共產國家嚴重違反共產主義的原則。最近幾年,由於,一方面,那些轉入資本主義軌道的前蘇聯集團各國的情況始終是比過去共產黨時代更壞,另方面老牌資本主義各國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於是有一種「回到馬克思」的呼聲出現,而且有加強之勢。在我看來,「告別馬克思」明顯是不值得普羅大眾接受的;至於「回到馬克思」是否正確,要看這個口號怎樣解釋。以下是我這種觀點的說明。

共黨國家不代表共產主義

當初人們接共產主義,是因為不能忍受資本主義的種種禍害,相信共產主義運動會帶來光明的新社會。但事實上,幾十年來存在於那許多共產黨的國家裡面的,攏統來說,卻是比資本主義(至少是當代先進的資本主義)更醜惡的制度。在那裡,人民連最起碼自由和尊嚴都沒有。這就是目前共產主義的名譽降到一百多年最低點的主要原因,也是普羅大眾對於自我解放的前途感覺十分迷惘的主要原因。群眾意識這樣的演變不難理解,新的轉變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但是,從道理上說,要共產主義理論和路線為共產黨統治的罪惡負責,是說不通的。因為,事實上,那些共產黨統治者的反動政策和罪惡行為都是明顯違反共產主義原則的。早在75年前托洛茨基等人已經指出了這點,現在所有研究共產主義的獨立學者(非御用學者)也都同意。任何人,只要肯去讀一下《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就不難看出這點。可見,用共產黨統治的罪惡和腐敗來否定共產主義思想,至少好像用許多教會和教士的罪惡和腐敗來否定宗教信仰一樣不合理。別人借美名來行罪惡,為什麼你就不可能言行一致地行善呢?

有人為拋棄共產主義提出進一步的理由。他們說:雖然共產主義的理論並不主張建立好像斯大林、毛澤東那樣的極權統治,但是它所設想的那種自由平等的制度根本是絕無可能實現的空想,根本違反人性,所以只能用強迫手段來實行,結果它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成為官僚極權統治。還有人把這種反共理論進一步發展成為反對一切革命的理論。這些人認為,不但共產革命必然造成專制統治,一切革命也都不可能造成民主政治,只能造成專制統治。所以他們不但要告別共產主義,告別馬克思,還要告別一切革命,告別一切理想。

他們的判斷很徹底,宣言很明確,可惜論據十分貧乏。他們做出這樣的宣言,也可以算是大膽的行為。可惜這種大膽只用來勸告人民永遠不要大膽地破舊立新,不要大膽地企圖當家作主,只可以趴在原有的專制統治底下慢慢謀取一點一滴的改良。他們自命總結了一切革命的經驗,其實只是用了一種簡單化到極點的方式來論述革命史,靠這樣歪曲歷史來辯護他們那種理論和主張。至於是否故意歪曲,這點並不重要。

共產革命並非必然造成專制

共產主義革命必然造成極端的專制,這種說法現在一般人都相信,因為人們所見所聞好像正是如此。可是,事實上,共產主義革命並非一開始就造成專制。共產黨的專制統治,是革命沒有完全成功,或者革命後發生反動、墮落的結果。具體研究一下革命史,就可以懂得這點。

1917年的俄國革命和由此產生的國家制度,比所有後來的共產黨的革命和國家更有資格作為共產主義實踐的代表。因此,具體研究蘇聯的經驗,有特別重要的意義。1917年革命本身和蘇聯早期的歷史,顯示出共產革命並非必然造成極權統治。

革命就是平日沉默地忍受現狀的人民起來積極參與法定程序以外的政治活動而且向現政權挑戰的現象。因此,革命本身就是一種民主運動。越是偉大的革命,參與的群眾就越多,革命運動內部的民主程度也越高。1917年俄國革命所顯示的民主性質,勝過至今為止的任何其他革命。2月革命的爆發,不是任何黨派的計劃所造成,完全出於群眾自發。群眾行動是那麼強烈,馬上就使警察瓦解,而軍隊和政府官吏都脫離長官的支配,與群眾結合起來。在城市裡,群眾自動選舉代表組成工人和士兵的蘇維埃,農民代表蘇維埃也隨著出現。俄國成為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資產階級接管了原本屬於沙皇和地主貴族的政權。工農群眾承認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但是更擁護蘇維埃的權力。蘇維埃對臨時政府起監督作用,並且常常侵奪它的權力。一切以工農為基礎的黨派都在蘇維埃裡面活動,爭取自己的主張被採納,少數服從多數的決定,但是資產階級黨派不加入。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在蘇維埃裡面起初只佔微弱的少數。他們耐心地批評多數黨派對資產階級妥協的立場,說明必須由蘇維埃掌握全部政權,首先要用大膽的方法解決和平(當時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糧食和保證人民自由三大問題。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路線終於得到群眾了解和支持,在首都的蘇維埃裡取得多數,於是通過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動1025日的武裝起義,推翻臨時政府,成立蘇維埃政權。

10月革命勝利後,布爾什維克並不打算一黨專政,反而極力邀請左派社會革命黨和其他支持10月革命的黨派參加政府,就是加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下面的人民委員會。事實上左派社會革命黨在191711月加入了政府,到19183月因為反對簽訂對德和約才退出。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等黨派現在變成蘇維埃裡面的少數黨,但他們仍舊能夠合法地公開活動,他們的報刊也照舊合法出版,公開攻擊布爾什維克的政策,只有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報紙在蘇維埃政府成立的次日就被查封(擁護沙皇的報紙早在2月革命後已經封閉了)。布爾什維克單獨一黨執政,是因為其他社會主義的黨派不同意蘇維埃多數所採納的革命政綱,不肯加入政府,而不是由於布爾什維克故意獨霸政權。那時布爾什維克根本沒有一黨專政的思想,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傳統上也沒有這樣的主張。至於佔多數的政黨單獨執政,這是民主政制的常規。共產黨宣佈自己有「領導」國家的特權,用暴力禁止其他黨派平等競爭,不許人民自由選擇,確定這樣的制度和理論(這才是一黨專政),那是多年以後,經過了許多變化之後的事情。一黨專政並非馬克思和列寧的共產主義的立場,這點我另有文章說明(參考《論中國官僚社會主義》),這裡不重複。

布爾什維克執政後,不久就對政治自由加以限制,連其他社會主義的黨派都受壓制,有時完全不能合法活動,負責人被捕判刑,這自然是事實。但根本的原因是發生了內戰,反蘇勢力有強大的外國支持,反對黨派一個個走到反蘇武裝力量方面去,或者在言論上等於為武裝反革命打掩護。這並不能證明共產主義或無產階級專政等於專制統治,也不表明共產黨上台後就拋棄自由、民主的空談,露出專制的真面目。在10月革命前很久,在馬克思的時代,共產主義的理論已經說得很清楚:一方面,無產階級的政權應該是高度自由、民主的,比資產階級民主制更自由;另方面,無產階級政權像任何革命政權一樣,必須堅決有力地鎮壓反革命,尤其要無情地鎮壓武裝的反革命,否則等於自取滅亡。在內戰中,當然免不了要對政治自由加以限制,甚至不得不採取十分殘酷、專橫的手段。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壞事。人類至今還沒有找到更好的方法。那些仁愛主義者,與其向共產主義革命者說教,不如去勸告剝削階級接受革命人民的多數決定,放棄暴力反抗,革命人民自然不用實行暴力鎮壓。至於鎮壓反革命行動中的過火現象,確實是有。共產主義的態度是應當盡力避免,但決不為了避免過火就不敢實行堅決的鎮壓,因為那樣就只能讓反革命勝利,讓剝削階級和他們的代理人繼續實行幾千年一貫的殘暴統治。事實上,反革命的恐怖統治、侵略戰爭(包括世界大戰)、加上日常對勞苦人民的殘害和虐待,所造成的人命損失和其他人類痛苦,比革命恐怖所造成的更大許多許多倍。這是一切有良心的歷史家都不能否認的。

有人承認內戰中的殘酷手段不可避免,承認俄國的內戰中白黨白軍和赤黨紅軍雙方都很殘酷,但他們指出共產黨方面有一種特別不合理的殘酷手段,就是那種叫做對整個階級施行鎮壓的辦法。這是共產黨方面特有的手段,而白黨白軍方面沒有。這個問題值得特別談一下。

大家知道,俄國共產黨有一個專門負責鎮壓反革命的機關,叫做切卡(肅反特別委員會)。它成立於1917127日。起初只擔任對罪犯初步的偵查和訊問,不久之後就取得了簡易定罪、處刑,一直到處死的權力。最初處死的只是普通刑事犯和經濟犯。19187月左派社會革命黨暴動後,就開始處死政治犯了。切卡不是司法審判的機關,而是公然直認的暴力鎮壓機關。它監視一切嫌疑份子。被捕者受切卡審問時,沒有法定的辯護權。審問小組人員不用充足證據,也不用根據法律,只要內心相信適當就可以判處刑罰,一直到死刑,而且立即執行。到此程度為止,還不是切卡真正的特點。幾乎一切國家、一切政權都有時採用類似的辦法,不過只有蘇俄公然承認罷了。切卡真正的特點是,它判定被捕者是否有罪、是否應受某種刑罰,不少時候並非根據那人是否有某種行為,而是根據他屬於什麼階級,什麼身份。那人如果是地主、資本家或者舊政府官員,多半會受刑罰;如果是純正工人或貧農,可能釋放或輕罰。切卡還曾經公開大批逮捕剝削階級份子當作人質,用來阻嚇反革命行動。紅軍從白軍手中奪回一個地方之後,可能由切卡不加區別地逮捕一定比例的剝削階級成員處死,作為對該地剝削階級的懲罰。白黨白軍方面,雖然也有許多濫殺無辜的行為,倒沒有公然以社會身份定罪,或者公然處罰整個階級的辦法。因此,有人覺得,公正的評判應該是:共產黨比白黨更專制,更殘暴。

我不同意這是公正的評判。這種評判隱含著一層意思,就是,共產黨毫無道德上的顧慮,無論多麼壞的事都敢做,白黨還有一點道德上的顧慮。我不同意雙方的區別在這裡。我認為真正的區別在於階級地位。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勞動人民是人口的大多數,而且是生產者。他們一旦覺悟起來,就完全用不著依靠剝削階級,所以他們敢於提出消滅剝削階級的口號。反過來,代表剝削階級的白黨決不敢提出消滅工人農民的口號。消滅工農,他們自己也要餓死了。所以不能說在道德上白黨比赤黨高尚。「消滅剝削階級」並不是共產黨正式的口號,這話的含義也不一定是要把剝削份子殺光或者寧可殺錯也不可放過。但是,在激烈的革命內戰中,有這種傾向是不難理解的。白軍方面,佔領一處地方之後,從工農群眾裡面任意抓一批人來屠殺,也是常有的事情。至於在審判過程中事實存在著階級偏見,連民主國在平常時候都並非罕見。所以早期俄國共產黨真正的特點,並不是特別殘暴,而是特別言行一致,敢於公開宣佈自己的實際做法,公開宣佈自己的階級立場。

內戰中哪一方面殺人更多,侵害個人權利更厲害,這根本不是歷史的善惡判斷的標準。代表進步的新社會的一方,就是歷史的善的一方;代表舊社會的、反動的一方,就是歷史的惡的一方。反動的一方任何武力對抗的行動,都應當受到鎮壓。進步一方所使用的任何手段,只要是為了達到革命的目的所必要的,儘管殘酷,也是正當的。只有超過必要的過份殘酷,才應當受譴責,應當由革命群眾來禁止。共產主義的道德標準就是這樣。俄國內戰中,革命陣營的行為當然不完全符合理想,有不少過火的地方,但這並不是共產主義的責任,反而是由於人們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不充份,多半是由於文化水平低的緣故。

在內戰最激烈,共產黨處境最危險的時候,它並沒有取消一切政治自由。其他政黨都被禁止以後,共產黨內仍舊有派別活動的自由,可以公開反對黨中央的政策,提出許多批評意見,黨報上的政治言論並不是清一色的,編輯部有很大的自主權。這情況同現在人們慣見的共黨作風大大不同。就連那最可怕的暴力鎮壓機關切卡,也讓人在報刊上批評。切卡本身有公開出版物,上面有關於工作方法的爭論,也有內部會議的報道,並非黑箱作業。切卡不能干涉黨內活動。這一切都表明,共產黨本來只是把限制政治自由當作暫時的非常手段,是有條件的,一旦內戰結束,工農政權穩定了,就要改變,恢復自由。它既然向群眾清楚說明了現在限制自由的理由,也就方便了將來形勢好轉群眾要求恢復自由。

1921年內戰結束,赤色恐怖行動減低,不久切卡也削權改組。前幾年造成社會關係緊張的重大原因之一,是政府施行所謂戰時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這方面在19213月就改變了,由此開始「新經濟政策」時期。本來應該同時有計劃地實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化,可惜共產黨並沒有這樣做,反而違反了本身的傳統,在這時決定禁止黨內派別活動。雖然這個決定只是暫時的辦法,是由於蘇俄仍舊在充滿敵意的帝國主義包圍中,國內的危機也還很大(克朗斯塔海軍基地叛變,其中有不少共產黨員參加,對於執政者是個非常強烈的警號),俄共希望用禁止派別活動的方法來加強黨內團結,而並不是要禁止黨內的批評自由,更不是要禁止思想自由,但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辦法。結果適得其反,沒有加強團結,倒方便了傾向於官僚專制的一派壓制批評,尤其是壓制堅持革命民主傳統的一派,最後用開除的方式把黨分裂,這種危險決不是不可能預見的。所以應該說,俄共1921年不去發揚民主,反而禁止黨內派別活動,是個重大的政治錯誤。不過,這並不是共產主義的錯誤,不是共產主義路線必然的結果,也不是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或者必然的演變,因為這個決策明顯地違反共產主義(包括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傳統。另方面,不可以把共產黨後來墮落變質完全歸罪於這個錯誤決策,因為還有許多客觀的原因。

雖然蘇維埃政權保存了下來,但是國內外的環境暫時都不利於共產主義革命的發展。西方革命(德國、匈牙利、意大利等)統統失敗。經過世界大戰和內戰破壞後的俄國經濟比戰前更落後許多了。人民的力量消耗得非常厲害。普通工人疲乏不堪,大批長期失業,離開了本來的生活環境,對政治冷淡了。最有政治覺悟的工人先鋒大批戰死了,餘下的很大部份變成政府幹部或者軍事幹部,同工人群眾之間有了距離。這一切條件使得許多共產黨幹部容易在不知不覺間官僚化了,另一些革命鬥志也降低,而能夠堅持革命思想和鬥志的變成了少數,很容易被官僚腐化的一派壓倒。列寧的早死,也便利了黨內官僚派的勝利。1923年以後蘇聯政府的專制化迅速加深。這時候的暴力鎮壓已經不是對著剝削階級,而是對著反對官僚專制和種種錯誤政策的忠貞的共產黨員(左派),對著工農群眾;不是必要的革命手段,而是反動手段了。不但專制的程度比內戰時期更厲害,而且性質也根本改變了。由切卡改組形成的格柏烏(國家政治保衛局),很快就變得比切卡權力更大,而且成為對付黨內反對派的主要工具,變成無惡不作的匪幫,也就是斯大林反動官僚統治的主要支柱。把列寧時代的蘇維埃政府和斯大林時代的當作同樣的東西,或者說後者是前者的必然演變,那是違反事實的。後來的蘇維埃也名存實亡了,因為已經喪失了工農民主的內容。

蘇聯共產黨和整個共產國際的墮落,曾受到不少的抗阻,在蘇共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內都有,其中最有名的是托洛茨基派。儘管斯大林派曾經顯赫一時,現在世界上已經很少人還願意自認斯大林派了,但是托洛茨基派和其他反對斯大林派的共產主義者仍舊堅持他們的立場。由此也可以看出,共產主義者並不等於斯大林主義者,也並不是必然要變成斯大林主義者。

中國共產黨受馬克思和列寧的影響比受斯大林的影響小得多,可以說從來都沒有真正按照共產主義的路線行動。中國有特別長遠而強大的專制主義傳統,加以中共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前二十多年已經成為局部地區的統治者,長期進行軍事鬥爭,而不是從事工人運動,所以中共特別反對民主政治。它的專制比蘇共的專制更不能要共產主義來負責。現在的中共,應當改名為私產黨。

東歐各國、朝鮮、古巴、越南等國的共產黨也都深受斯大林主義影響。東歐除南斯拉夫以外,都是靠蘇聯軍事力量建國的,自然要模仿蘇聯的專制制度。南斯拉夫和古巴是靠本國力量建國,所以不完全仿照蘇聯,也不專制得那麼厲害。這一切都證明:共產黨本身要受各種條件影響,並非只有一個模型,一條道路。

立憲會議和蘇維埃政權

那些反對十月革命的人很喜歡拿蘇維埃政府解散立憲會議這個事實做根據,指責蘇維埃政府從頭起就是反民主的。由於後來蘇聯墮落了,成為官僚專政的極權國家,現在的人很容易相信這種指責。我們來看看事情的真相吧。

在沙皇統治時代,俄國所有要求民主的政黨都要求召開人民選舉的立憲會議,由它來制定新的政治制度。布爾什維克黨也不例外。1917年二月革命勝利,臨時政府馬上宣佈籌備立憲會議,同時把一切重大的改革問題(例如土地問題,8小時工作制等)都留待立憲會議決定,但是籌備工作並不積極進行。6月中才規定917日選舉代表,後來又宣佈延期到1112日。臨時政府因此受到布爾什維克和一切激進份子猛烈的攻擊。布爾什維克一直對群眾說,只有蘇維埃掌握政權才能夠保證召開立憲會議。結果真是到了蘇維埃奪取政權(1025日)之後才實行選舉立憲會議的代表,日期是臨時政府所決定的1112日。

選舉的結果對布爾什維克很不利。在703名代表中,布黨只佔168名。加上左派社會革命黨的39名代表,擁護十月革命的總共才207名,不足全體代表的三分一。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取得了大多數。這個立憲會議在191815日開會。布黨代表提議承認蘇維埃政府和批准蘇維埃政府的全部政綱,被會議否決。於是布黨和左派社革黨的代表退席。次日蘇維埃政府就把立憲會議解散了。反蘇人士認為,立憲會議是全民選舉出來的,連布爾什維克也一向主張由立憲會議來決定俄國的新制度,現在只因為選舉的結果對布爾什維克不利,布爾什維克就用武力把它解散,這充份證明布爾什維克和它所建立的蘇維埃政府根本不尊重民主原則,全憑武力維持政權。還有人說,可見十月革命欠缺充份的群眾基礎,只是少數人的冒險事業。

問題的關鍵在於:把立憲會議解散的,是蘇維埃政府,它本身也是人民選舉產生的。現在問題化為:兩個民選的權力機關,立憲會議和蘇維埃,哪一個更有資格代表民意。一切反對蘇維埃政府(反對十月革命)的黨派都認為,全民選舉產生的立憲會議當然高於一切,也高於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和一切擁護十月革命者卻說:蘇維埃是勞動人民自己創造的一種新型的國家機構,它保證勞動人民(人民的絕大多數)真正掌握國家權力,不讓剝削階級、帝王和官吏等少數特權份子專權,騎在人民頭上;所以蘇維埃制度比傳統的民主代議制(包括全民普選的立憲會議在內)更民主,更進步;當兩者不一致的時候,應該以蘇維埃為最高權威。

布爾什維克上述的見解並不是在知道立憲會議的選舉結果之後才提出來的辯解。這種見解所根據的國家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論,尤其是有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以後,由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得非常明確的理論。布爾什維克從19174月起(經過列寧所領導進行的思想重新武裝之後),就一直不斷地宣傳這種見解,勸說蘇維埃拋棄對資產階級的幻想,掌握全部政權,把革命進行到底,走向社會主義。所以布爾什維克並不是不尊重民主原則,只是堅持無產階級(以及全體勞動人民)的民主制高於資產階級的(僅僅在形式上是全民的)民主制。

那些企圖利用立憲會議來同蘇維埃政府對抗的人,極力誇大立憲會議所代表的民意,而抹煞蘇維埃政府的民意基礎,這根本違反事實。

立憲會議不過是按照傳統的(即資產階級式)代議制的方式舉行一次選舉的產物,連真實反映當時俄國的黨派政治力量對比都做不到(這點下面再解釋)。蘇維埃是群眾(除了剝削階級和沙皇政府人員以外的一切人民)自動組成的代表機關,自從二月革命勝利就一直存在,不停地開會,討論一切大大小小的政治問題,並且隨時改選代表。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在當時,即世界大戰中,所謂士兵,基本上就是穿起了軍服的農民)成立最早,是全國各地的蘇維埃的政治領袖。到6月舉行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時候,全國各地已有四百多個城市成立了蘇維埃。十月革命前夕,數目增加到九百,包括了所有較大的城市。另外,農民蘇維埃也在農村地區陸續成立。革命的形勢一直存在著,群眾的政治經驗不斷增加,意見隨著改變。蘇維埃能夠比任何其他機制更快、更準確地反映出群眾最新的意見。十月武裝起義的籌備工作和全俄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是同步進行的。代表大會在起義開始的次日開幕。起義和新政府都得到它批准。立憲會議在191815日開幕,次日被蘇維埃政府解散。這個決定以及蘇維埃政府的政綱(對和平問題、土地問題、民族問題等重大的政策都包括在內)都得到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批准。這次代表大會是110日至18日舉行的,不但包括了全國各地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所選出的代表,而且連各地農民蘇維埃的代表也包括在內。由此可見,蘇維埃政府確實是全國民意的代表;它把採取敵對立場的立憲會議解散,也符合民意。現在制定憲法的工作改由蘇維埃代表大會負責。1918719日蘇俄憲法正式公佈生效。

在立憲會議開會的整整一天裡面,它拒絕承認蘇維埃政府,但是並沒有表明要把政權交給怎樣一個政府。立憲會議裡面佔大多數議席的是右派社會革命黨,它以前(在二月到九之間)也曾在蘇維埃裡面佔大多數,又曾經以蘇維埃代表的身份參加臨時政府,最後它的一個黨員(克倫斯基)還擔任了臨時政府的總理。臨時政府和蘇維埃妥協派的政策不斷破產,被群眾唾棄,才讓布爾什維克取得蘇維埃的領導權,然後發動十月革命成功。如果現在蘇維埃政府服從立憲會議,等於是走回頭路,回到已被群眾唾棄的死路。由此可以明白:為什麼立憲會議的多數派說了一大堆空話,卻沒有對最重大的現實問題,就是新政府的問題提出正面意見;為什麼自稱代表全國民意的立憲會議被解散卻沒有引起群眾的抗議,它的多數派代表只能跑去投靠殘餘的原先沙皇的反革命軍隊。

右派社會革命黨這麼無能,為什麼還能夠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得勝呢?根本的原因在於:選舉常常趕不上群眾意見的演變。在全俄國那麼廣大的範圍舉行直接選舉,而且是在革命熱潮當中,這種缺點尤其顯著。

立憲會議選舉採取比例代表制。雖然選民投票的日子是在十月革命後大半個月,各黨派的競選政綱和候選人名單卻是十月前早已公佈了的。自從二月革命勝利以來,社會革命黨一直是最受群眾擁護的黨,因為它唱著抽象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美妙調子,並沒有明確有效的實際政策,組織上也最鬆散,這正合剛剛有初步政治覺悟的群眾的口味,尤其適合小資產階級群眾(包括農民)的口味。這樣一個黨和它周圍的群眾,自然要在革命深入發展過程中兩極分化。事實上,六月間舉行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會議的時候,已經有一批左派社會革命黨的代表違反黨內多數所決定的路線,支持布爾什維克的政策,但是並沒有正式分裂。所以在確定立憲會議的競選政綱和候選人名單的時候,社會革命黨提出一個統一的政綱和名單。政綱照舊是那一套抽象的革命詞句,而名單裡右派佔絕大多數。選民投票時根本不可能在左右兩派社革黨之間分辨和選擇。結果,那些比二月革命後初期更加迫切要求土地與和平,但是還沒有充份看透社革黨那套形左實右的空話的群眾,就仍舊投票支持社革黨,而讓它的右派取得大勝。

無產者,尤其是像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那樣的最大城市的無產者,政治覺悟發展得最快,在十月革命前夕已經大多數支持布爾什維克,而且在蘇維埃代表的成份上表現了出來(連蘇維埃這樣靈活的代表制度,也難免比群眾意見的實際轉變滯後)。其餘的群眾,尤其是在邊遠地區,要等到十月起義已經成功,一方面表明了革命的實力,另方面新政府把舊的臨時政府和蘇維埃妥協派的種種卑污行為的真相(包括繼續進行侵略戰爭的秘密外交協定)和新政府的具體政策都擺出來給群眾看清楚,然後才能夠作出新的政治選擇。19171112日投票選舉立憲會議代表的時候,在比較落後的廣大地區,這點還來不及做到,所以許多選民還是按照慣性投票支持社會革命黨。但選票的計算證明:差不多在所有的工業大城市裡面,布爾什維克都得票最多,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更佔絕對多數。另方面,唯一的正式代表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原先臨時政府的靈魂),在總數703個議席中只得到17席,充份表明資產階級路線被人民唾棄了。到了19181月立憲會議開幕的時候,十月革命的實際影響已經遍及全國,人民已經清清楚楚劃分為支持十月革命和支持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兩大陣營,所以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立場跟立憲會議正相反,而且解散妥協派所支配的立憲會議成為人們意料之中的小事一件了。談論十月革命是否得到群眾支持,必須正視這些事實,光看立憲會議的態度是不合理的。

資本主義是否過時?

191710月俄國革命剛勝利的時候,世界上沒有多少人相信蘇維埃政府能夠長久生存,最後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不但資產階級自信不久就可以把它推翻,而且實際動手了,連歐洲社會主義運動裏面大多數傳統的領導人物也認為它維持不了多久,因為,他們認為,在俄國那樣落後的國家,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根本還沒有成熟。這些關於蘇維埃政府很快倒台的預言當然是錯了。不過,七十多年後,蘇聯終於倒台,隨後出現的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政府也都倒台,或者實際上採取了恢復資本主義的路線。所以今天誰都難以否認共產黨的革命在全世界都失敗了。反共的人固然得意洋洋地宣佈共產主義徹底破產,連有些相信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社會主義革命終歸要實現的人,現在也認為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還沒有成熟:不但1917年在俄國不成熟,在今天的全世界(包括最先進的國家在內)也還不成熟。

如果所謂是否成熟的條件,是指一切方面的全部條件,客觀的和主觀的條件都包括在內,那麼,毫無疑問,現在的確還不成熟。因為,如果一切條件統統成熟了,社會主義革命就應當已經爆發,甚至已經成功,至少也出現了好像「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現在明顯不是這樣的形勢,而是相反: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很低沉,誰都不敢說幾年之內一定高漲。不過,通常談論社會主義革命條件是否成熟,所指的只是客觀條件,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程度,無產階級在總人口裏所佔的比例有多大,等等,並不包括無產階級的覺悟程度、意向和準備等主觀條件。人們探討這個問題,為的是判斷應否把準備革命當作直接的任務。

現在有一種自以為是「回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革命條件不成熟論。它宣稱在馬克思的「經典」裏找到了根據,可以證明今天的世界還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它所根據的是1859年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裏的一句話:「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然後,這種理論的鼓吹者指出:「從馬克思逝世到現在的一百多年裏,資本主義的經濟總的來說是在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仍能夠容納生產力發展,資產階級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階級。」(王若水《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編者按:該文載《北京之春》971月號)既然資本主義經濟還大有發展的餘地,就不論無產階級怎樣英勇地起來攻擊它,企圖把它推翻,也不可能成功。即使一時得到局部的成功(例如十月革命),終歸也要失敗。所以他們說當初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人都過早宣判了資本主義的死刑。總而言之,他們認為至今為止所有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錯誤或冒險。如果那些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當初不去摧毀資本主義而是發展它,它們的經濟就會更進步、繁榮,全世界也會更好。

這套理論十分簡單又明白,自然容易讓許多眼見了事實上共產黨國家紛紛失敗的人們接受,可惜經不起具體的事實印證和分析。

首先,在兩種制度競賽的幾十年過程中,並非一直都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比所謂的「社會主義」佔上風,好像八十年代裏那樣。事實上,在整個三十年代,資本主義經濟一直在經濟恐慌和蕭條中打滾,各國的失業率普遍達到百分之二十幾、三十幾,那時蘇聯經濟卻大步增長。第二次大戰後,一直到六十年代初,西方集團也還沒有把握一定在經濟競賽中取勝,反而感受到蘇聯集團極大的威脅。拿中國大陸同台灣相比,儘管台灣原先的基礎比大陸略勝一籌,但是一直到1957年為止,大陸的經濟發展明顯比台灣快。這些事實表明:那種籠統的判斷,就是「資產階級生產關係仍能夠容納生產力發展,資產階級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階級」,而「過早」實行反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對生產力的發展起障礙作用的見解,在很長的時期內是與事實不符,站不住的。在那時期內,西方有大批工人和知識分子相信社會主義才是出路,而且從事實際的奮鬥,是完全合理的。沒有理由叫他們在生產過剩的貧困中耐心等待多年後可能出現的資本主義的新的繁榮。

其次,四十年代以後長達二十多年的資本主義新的繁榮和種種改良,即所謂「黃金時代」,並不純粹是資本主義內在的因素所造成的,而是由於有一個相當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存在,對資本主義制度構成極大的威脅,但同時西方國家的革命又主要因為斯大林主義的障礙而未能成功,結果才逼成資本主義那一時的改良。凡是稍微知道當時西方主流的經濟思想(凱恩斯主義)和執政者的言論和行動的內容的人,都不能否認這個因素的重要性。可見,合理的結論並不是十月革命以及往後各國的反資本主義的重大變革本來並不需要,甚至有害,而是:倘若沒有那些反資本主義的變革,就不會有那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

第三,「黃金時代」畢竟已成過去了,今天的世界已變成越來越令人擔心退回到三十年代那樣。到現在為止,悲慘程度像三十年代一樣的大蕭條還沒有重現,而且可能不至於重現。不過,全世界的失業率已經達到戰後最高的程度,而且還在繼續增高。每次繁榮的時期變得很短,而且經濟增長的程度比以前減低了許多,衰退卻越來越頻密而嚴重。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戰前一般人簡直無法想像的程度,現在已經完全有可能使用很少的人力而生產出非常豐富的消費品,但是結果並不是讓民眾享受到不愁生計而可以尋求自由發展的生活,反倒令越來越多的人連找到一份過得去的謀生工作都很難,連所謂富強國家也有大批青年在飽嘗「畢業即失業」的滋味後趨向於頹廢,或者用種種反社會的行為來發洩苦悶。龐大無比的財富,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上,他們越來越不把手上財富投資於生產,而是用來進行破壞性的投機:直接破壞金融穩定,間接破壞生產,破壞一般人的生計。整個世界的金融市場越來越變成一個大賭場。它和普通賭場的分別在於:普通賭場只會貽害參與賭博者和他們的家屬,「賭場資本主義」(有一本書以此為名,是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卻令那些並不參與賭博的人民也逃不過它的巨大禍害。那些主要從事投機活動的金融資本,已經強大到足以攻破任何一國的金融體系。如果光靠純粹的經濟手段,也就是在完全自由開放的金融市場中,任何一國的政府(連中央銀行在內)都抵禦不住它們的集中攻擊。在這樣的環境中,那些表面上很激進、實際上只是盲目進行報復和破壞的政治恐怖組織和企圖復古的「原教旨」宗派都能夠吸引不少青年,就沒有什麼奇怪了。演變到這個地步的資本主義,難道還不值得、不應當或者不可能被人推翻嗎?難道馬克思或恩格斯曾在什麼地方說過,或者暗示過,發展到這樣的資本主義,只因為它並非絕對不能容納任何程度的生產力繼續發展,所以就不可能或不應當被推翻嗎?

第四,蘇聯和其他共黨國家走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這件事,並不足以證明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不合時宜。歷史表明,革命通常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功的。推翻帝王專制、實行民主共和,比起社會主義革命,是簡單得多的任務,也不得不經過多次反覆才達到最後成功。蘇聯統治者選擇復辟道路,無疑跟原先經濟發展日益緩慢有很大的關係。但是,不但當時並沒有面臨經濟崩潰的危機,而且可供選擇的改革道路決不限於走資一條。在國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實行民主化的管理,其實才是順理成章的辦法。統治者不這麼辦,反而選擇了走資,主要是出於自私的動機,為了能夠把國有的財產正式據為己有。他們還迫不及待地採取了「震盪療法」。結果造成了經濟的崩潰,生產急速下降,大多數人民陷入貧困的深淵,至今還沒有轉機。只有極少數人利用政治特權和種種卑污手段搶到了大量財富。從這裏得到的教訓,不是必須承認資本主義的美好和進步性,而是相反。還有一個現象很值得注意。儘管共產黨犯了許多罪惡,是蘇聯墮落以至崩潰的罪魁,但是在今天的俄國仍有不只一個掛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招牌的黨,其中一個現在是國會內第一大黨。為什麼他們不願放棄那個招牌呢?至少那個最大的黨(俄共)顯然不是由於仍舊忠於共產主義(這個主義他們在幾十年前早已放棄了,今天的行為和言論也沒有表明有所改變),而是因為看出一般人民並不那麼歡迎資本主義而反對共產主義。

既然資本主義本身無法克服它所造成的最大矛盾:在生產出來的消費品非常豐富的時候,生產者反而陷於失業和貧窮,那麼,這個制度就應當而且難免被推翻,代之以社會(共產)主義制度,就是生產資料公有,按照人民的生活需要和意願來進行有計劃的生產和分配的一種平等(沒有剝削)的制度。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原理。今天,這個理論一點也不過時,反而比過去更合時、更迫切需要化為實際了。在這個意義上,「回到馬克思」是個非常適當的口號。人們實在急需停止動搖和迷惘,回到(或接受)馬克思早已指出的那條奮鬥道路。

怎樣了解馬克思

倘若王若水看到上文,難免要提出質問:你這種見解符合馬克思本人的見解嗎?你不覺得你的見解跟我所引證的馬克思那句話衝突嗎?你怎樣解釋這個矛盾或者怎樣評價馬克思那句話呢?

雖然馬克思主義者並不須要同意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句話,也不用對每一句話都表態,我還是願意回答上述的質問。因為,王若水所引的那句話到底不是隨便的一句話,而是代表馬克思主義裏面很重要的一點見解,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觀念之一。

「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這句話無疑是正確的。只要承認生產關係(社會形態,也就是社會經濟制度)必然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就不得不承認前一句話正確。因為前一句根本是後一句的邏輯推論。但是,必須正確了解這裏所談到的生產力是否仍被容許發揮是什麼意思。如果認為,只要在原制度下生產力仍舊可以有任何程度的發展,就算是「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還未發揮完,只有到了連最短暫、最微小的發展都不容許的時候,才算全部發揮了出來,我認為這是顯然錯誤的。如果應當這樣機械地了解,可以說永無「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的一天,至少沒有可能測量出來。結果這句話變成了毫無實際意義,這個理論也變成毫無價值。

那麼這句話應該怎樣了解呢?到底發揮了多少(或者剩下不超過多少)就算是全部發揮了出來?可惜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後繼的任何大師都沒有說明,沒有教導。我想,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統統都忽略了應有的責任,而是這種探討問題的方法根本錯誤:太機械了!根本不應該從測量生產力著手。這是辦不到,也不需要的。社會的發展和轉型,不像機械的運轉,不會到達某一點就答的一聲自動變為新的狀態。也不像是一條設有關口的道路,有一位把守關口的人或神,當他驗明社會已經把它所能容納的生產力完全發揮了出來之後,才(就)放它進入新的路程。社會的演變完全不像這樣。到底是怎樣的呢?其實馬恩早已教導過了,不過有人忘記了或者根本沒有領會而已。

馬恩在許多地方說過:歷史是人自己創造的。他們所說過的話之中最著名的一句,大概是:「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答案就在這裏了。自從原始共產社會崩潰,出現階級對立以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就表現為原來的統治階級與新興階級之間的鬥爭;而新社會制度的建立是在新興階級的勝利中實現。原統治階級是原有生產關係的代表,新興階級則代表那傾向於突破舊生產關係的增長了的生產力。這種衝突發展到頂點,就是社會革命的實現。在資本主義時代,它所特有的那種表現為商品找不到足夠市場的經濟危機,以及由此引起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的尖銳化,標誌出生產力已經受到生產關係的束縛了。馬克思把社會進化的原因歸結到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無非是更深入一層的解釋而已。他並不認為可以直接測量到一種社會制度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已經發揮到什麼程度(誰能夠直接觀察到生產力小姐和生產關係先生何時親密擁抱,何時大打出手,何時恩義斷絕呢?),更不認為只有到了絕對不容許生產力再有所發展的時候,舊社會制度才能滅亡。馬克思洞察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知道它不可避免要周期性地發生危機,而在每次危機(衰退、蕭條)之後,只要整個制度還沒有滅亡,必然會有復甦。所以他自然知道,資本主義根本不會有絕對不容許生產力再有所發展的一天,除非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所引致的多重危機早已使人類退回到野蠻時代,甚至完全滅絕了,但那時也談不到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了。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是以階級鬥爭為發展動力的。所以,只要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已經使無產階級成為人口的大多數,甚至只要無產階級已經發展到能夠成為一切勞動人民的政治領袖,社會主義革命就有可能實現了。這樣看來,毫無疑問,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了,到今天更是早已爛熟。倘若革命還不實現,大有可能在幾十年內就發生人類文明的大倒退,甚至可能連人類本身都滅絕了。像王若水那樣,連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衝突的標誌在哪裏都不懂得,對於世界工人階級現實的困境和不滿也不重視,只會抓住馬克思一句話,就從中得出結論,說今天還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還自以為這是回到馬克思,真是極大的笑話!

那些自以為是「回到馬克思」的資本主義還未過時論者,除了引證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以外,最喜歡引證的是1895年恩格斯為《194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所寫的導言。他們看到恩格斯在那導言裏承認馬克思和他自己在1848年對革命過分樂觀,指出當時歐洲大陸的經濟發展還沒有達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就用類推的方法得出結論,說今天的世界也還沒有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在他們看來,十九世紀下半葉歐洲大陸的經濟發展與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是屬於同一等級的。其實,法、德、奧、匈、俄等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才真正確立了大工業,出現了龐大的無產階級。在此之前的1848年革命當中,絕大多數的工人還只是手工業工人,而不是無產者,所以根本沒有可能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恩格斯在1895年的導言裏把這點說得很清楚。至於二十世紀的下半葉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那不過是早已確立了的經濟制度的繼續發展而已,並沒有使社會結構發生根本的改變:無產階級在整個歐洲和北美、日本早已成為人口的大多數,它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早已是主要的社會對立。這時期的世界甚至已經有了十幾個推翻了資本主義的工人國家(共產黨國家)。怎能說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還未成熟呢?不成熟論同恩格斯的觀點根本扯不上關係。這不是回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簡直是時光倒流的見解。

有人會提出質問:可是那些一度推翻了資本主義的國家紛紛讓資本主義復辟了,難道這不表示推翻資本主義的條件還不成熟嗎?

當然可以說條件還不成熟,但不是經濟條件不成熟,而是政治條件不成熟;不是客觀條件不成熟,而是主觀條件不成熟,是無產階級的覺悟程度和種種準備還不夠成熟;不是當初在俄國和中國等地方推翻資本主義太早了,而是德國、法國、英國、美國等等的革命成熟得太晚了(至今沒有成熟),以致那些工人國家因為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而陷於畸形發展,最後免不了倒台。這部份歷史是馬恩沒有看見也沒有估計到的,當然不能從他們的著作裏找到直接的解釋。最初的、也是主要的解釋,只能從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找到。後繼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此有些補充。這些見解的內容,上文略有涉及,這裏不打算再特別談了,只想簡單指出一點:那些人以為靠一條原始的抽象原則以及簡單的類比方法,就足以解釋那麼重大而複雜的歷史事實,既違反馬克思本人的研究方法,也不符合一般的科學精神。我覺得應該一談的,是怎樣看待馬克思主義的預言的問題。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前途的理論,一向不斷被人指摘,說它這點那點不合理,與事實不符。近年共產黨國家紛紛倒台後,人們更極力指證它的主要預言(資本主義要被社會主義取代)徹底破產。連仍舊相信它的人,也有不少覺得它在時間上錯誤得太厲害,社會主義革命的實現還渺茫得很。關於時間上的錯誤,自然是無可否認的。不過,我認為,不應該太過重視這方面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固然含有預言的成份,但是它的主要部分並不是預言,而是對資本主義各方面的實際發展趨勢的分析,尤其是從這種全面分析中歸結出來的勞動人民應當採取的奮鬥方向,也就是可能實現的最好的前途。所以,嚴格地說,它的預言部分也不是真正的預言,不是說某些事情一定出現,尤其不是說在某一確定的時間一定出現,而是指出可能爭取得到的美好前途。至於有關革命成功時間的估計,更不是嚴格的預言了,而是奮鬥決心的一種表現:表示決不應當把革命奮鬥延遲到某一點時間之後。所以,只要你同意馬克思所指出的社會主義革命才是人類真正出路,也同意這是可能爭取到手的,而且認為這種奮鬥已經刻不容緩,你就等於承認了馬克思的理論是正確的,就可以算是馬克思主義者。我認為,只有這樣來了解馬克思主義,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精神;只有這樣了解的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有重大價值的理論,也就是可以不斷發展(包括不斷局部地修改),而且必須不斷發展的理論。

199919


返回目錄


 

這個文章選輯是在匆忙中出版的,難免有粗糙錯誤之處。

出版的目的是為了便於保存,同時藉此深化對有關問題的討論,請讀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