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民众出路

先驱文章选辑(七)
 


出版:新苗出版社

地址:香港沙田中央邮箱366

网址:http://www.xinmiao.com.hk

版次:199911 第一版

订价:HK$45


 

目录

001..... 劳动人民如何迎战全球化、自由化?....................... 刘宇凡

020..... 现代金融危机的来龙与去脉....................................... 刘宇凡

039..... 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划时代转变.................... A. Sivanandan

045..... 对斯文兰登的回应................................................ E. M. Wood

060..... 全球资本主义的劳工、国家与阶级斗争............ E. M. Wood

075..... 世银和国基会的真面目................................................... 李鸣

081..... 旧组织、新混乱

      ━━世纪末的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丹心译述

098..... 揭露IMF的「结构性调整」.................................... 廖化译述

109..... 世银建议中国继续两极分化....................................... 刘宇凡

114..... 论资本管制............................................................... 许由译述

130.....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政治..................................... Tony Smith

144..... 工人阶级与新社会运动

      ━━介绍《从阶级理论退却》一书............................... 许由

170..... 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 刘宇凡

182..... 什么是「后现代的」纲领.................................... E. M. Wood

206..... 「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和滥用........................ E. M. Wood

226..... 回到马克思............................................................ E. M. Wood

237..... 告别马克思?回到马克思?........................................... 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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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全球化、自由化?

刘宇凡

今天,不论香港还是台湾,由于全球化和自由化所造成的资本外移、本地产业空洞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对工人和农民的生计的影响也最大。香港工业早就消失了一半了。台湾正在步香港后尘。

其实,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面对同一个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分析:(一)资本的国际化的最新情况;(二)跨国公司及国际性组织怎样削弱民族国家;(三)自由贸易的本质;(四)全球化的限度;(五)工人阶级的对策。

资本的国际化:旧课题,新发展

有不少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生质变,变到工人阶级再无能力抗击资本主义。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与销售空前地国际化(所谓环球生产线),同时跨国企业也庞大到可以自由转移资本到工资最低廉的地区。这就是所谓全球化、自由化。各国的政府也好,工人运动也好,都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任何要管制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的企图都是枉然。立法制订最低工资、保障就业等等结果都只会加速资本外移。唯一的办法,就是妥协━━提高本国工人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工资再低些,技术再高些,此外别无他途。

这种说法是夸张之辞。要知道,资本的国际化本身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资本主义从头起就是一个国际性制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早就作了这样的分析: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当然,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全无新发展的说法也是不妥当的。应该承认,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积聚与集中,生产与销售、投资与流动的程度的确是空前的。这首先可以从世界贸易及外汇交投的增长率中可见一斑。

近年来,世界贸易的增长率高于生产的增长率,而金融市场上的交投的增长率又高于贸易的增长。如果1963年的时候,世界贸易与世界生产指数都是100的话,那么,到了1993,世界生产的指数增长为223,而世界贸易的指数高达314。另一方面,外汇交投量急剧上升。从表一可以看到,外汇交投量增长得又比世界贸易要快得多。而在每日的外汇交投量中,真正同投资与贸易有关的交易额,在1971年的时候占九成。可是,到了1991年就跌到只有一成。也就是说,1971年的时候,投机性交易只占一成,到了1991年就跃升为九成了。

表一 外汇交易量(十亿美元计)

 

1986

1989

1992

1995

全球估计交易量

188

590

820

1190

及其与世界商品及服务的出口之比率

7.4%

15.8%

17.4%

19.1%

外汇交易量与全球各国黄金储备之比率

36.7%

75.9%

86.0%

84.3%

来源:A citizen guide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Finance Kaaljit Singh, Madhyam Books, Delhi, 1998.

跨国公司财雄势大

跨国公司也变得比过去更为庞大。他们控制了过半的世界贸易,七成半的直接国外投资。二百间最大的跨国公司的总收入等于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1992年五间最大的跨国企业的总收入,比中东及非洲所有国家加起来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高。也只有这样的跨国公司才能组织所谓全球生产线。Nika的总部设在美国,只有雇员九千人,而且并不进行生产,只是进行管理与科研。生产主要由分布在泰国、韩国等地方的五万五千工人负责。计算机之广泛应用使管理、生产与销售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联系起来,因此英国航空公司与瑞士航空公司很轻易的就分别把计算机部与管理部门迁到印度。

跨国公司同民族国家相比,后者不免显得寒酸了。七十年代初,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是每日外汇市场交投量的八倍,现在则只有它的一半了。各国财政部长日益要向金融资本负责,而不是向国会负责。金融资本如果不喜欢某国的经济政策,只要他们抛售该国货币造成大幅贬值,就往往能够使之就范。1994年瑞典大选,因为金融资本认为执政社会党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不够,所以克郎被抛售而贬值,直至社会党宣布再大幅削减开支为止。甚至只是穆迪(为各种证券评级的金融公司)把瑞典公债降级,政府便要削减开支、减少赤字来争取升级。加拿大政府同样要这样做。

在资本主义下面,政府即使是民选产生,也无法避免让资产阶级通过其社会及经济上的优势使政府变成主要为他们服务的政府。就这点来说并不新鲜。只是,现在跨国公司的势力已发展到比过去更为雄厚的地步,因而使他们对政府的控制能力大大提高。所谓选民对政府的监督,只是一句空话。反过来,资产阶级通过公债及其它资本市场对政府的监督,倒是比过去更密切而真实。

跨国公司销售收入与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 1992年(单位:亿美元)

通用公司1324

葡萄牙795

印度尼西亚1264

IBM 645

丹麦1235

马来西亚576

Exxon 1157

Unilever 437

挪威1129

巴基斯坦419

南非1036

雀巢384

福特车厂1001

新力344

土耳其997

埃及335

蚬壳石油966

 

波兰838

 

丰田车厂813

 

来源:IMF/World Bank/WTO - The Free Market. Fiasco, 1995. IIRE, Amsterdam

所谓「超民族国家」

另一个新趋势,就是国际性组织日益取代民族国家的部份职能。发展到最高阶段的是欧洲联盟。较次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这些都是地区性的国际组织。此外,还有包括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世界银行(WB)及世界货币基金会(IMF)。这几个组织(或其前身)虽然不是新的东西,可是,近年来所发挥的作用却也越来越大。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这些国际性组织,只能扼要谈谈人家称为「超民族国家」的现象及其背后原因。

大家知道,欧洲联盟是直接从欧洲共同市场发展而来的。虽然前者还没有完成整合的关键阶段(货币一体化),但是,按照计划,欧盟是大大不同于共市的。欧盟将有共同的货币,共同的外交、国防、移民、经济政策,甚至有相当部份的法律也是共同的。这不仅意味各加盟民族国家丧失部份重要主权,而且意味着普通人民的民主权利的丧失。因为,真正具有决策权力的欧盟机构,从欧洲委员会、部长会议一直到欧洲中央银行,都不是民选产生,而且不用向各加盟国的国会负责。如果欧盟完成货币统一,那就表示,工人阶级比诸过去更难监督那些决定重大政治、经济与国防的问题的统治者,因为他们不是处于国内,而是遥居国外。

欧洲的大资产阶级一般都积极推动联盟。本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一旦超越国界(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资本的输出),民族国家不仅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而且有时成为资本的障碍━━这本身也不是什么新事物。至少从廿世纪初以来,这点就已经是事实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本身便是明证。而经过了两次大战的西欧资产阶级,很清楚知道,如果他们不减少相互竞争,不仅有可能再爆发大战,而且也一定令西欧不是给苏联集团压倒,就是给美国压倒(虽然美国在初期是共市的促进者)。这就是欧洲共市成立的背景。

共市之有必要再发展为欧盟,是由于七十年代以来种种原因所促成的。首先,1973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衰退长波开始了。经济增长以及利润率的增长都放缓了。竞争更为激烈了。在这个情况下跨国资本开始了迈向环球生产线的重组。同时,上次衰退长波(两次大战前后)是以英国霸权的衰落为标记的。而这一次衰退长波,则是以美国霸权的衰落为标记。战后以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与货币的稳定,相当程度上依靠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所建立的所谓「布列顿森林体制」所支持,也就是说,其稳定建基于等同黄金的美元的基础上。可是,这个体制在1973年崩溃之后,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与货币稳定,随着美元不再自动兑换黄金、固定汇率之取消而结束。从那时开始,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随着资本、外汇更大的自由流动而变得更激烈。大部份是中小国家的欧洲各国,日益感到有必要更紧密地联合起来,才能抵得住来自美、日及南韩等新兴工业国的竞争。单靠自己一国政府的保护是注定失败的。已经发展为跨国公司的资本、不仅需要本国政府,而且更需要一个欧洲的超民族国家的保护。欧盟遂应运而生。但是,不少欧洲工会及左翼政党却反对欧盟。他们很明白,欧洲资产阶级要增强竞争力,首先意味着要大幅削减工资与社会福利,至少在这方面同美日看齐(传统上欧洲工资及福利都比美日高)。所以欧盟规定凡是加入货币联盟的,都需要把财政赤字控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3%之内。

北美自由贸易区及亚太经合在一个较低层次上反映着上述趋势,即世界三大地区(北美、亚太、欧洲)的跨国资本(自然以帝国主义国家的跨国资本为首)在日益剧烈的竞争中谋求在本地区建立某种地区性国际组织,甚而是超民族国家。

关于自由贸易的神话

七十年代以来,「新」的经济学教条就是市场至上;传统的福利国家及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被宣布为过时。私有化、自由化成为新趋势。打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自由贸易也成为国际关系的第一诫。在这个情况下,属于所谓「布列顿森林体制」的世界银行及IMF,再加上WTO,就成为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急先锋。(注一)

说到底,这些所谓自由化其实不过是为帝国主义、跨国公司以及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服务吧了。因为,在大国与小国,跨国资本与小农、原料输出国与高科技输出国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李嘉图的所谓国际分工与贸易达致相对利益的理论其实站不住脚。他的理论假定资本与劳动都不会流动。在我们当代,劳动的确不能自由活动于全球,但资本呢,却是空前流动,不受本国经济条件的限制。在这个情况下一国的小资本又怎能同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布置投资的跨国资本竞争?其次,专门生产咖啡与香蕉并不会带动资产与投术的发展,但专门生产化工产品却可以。何况,世界市场价格并不能反映全部生产成本,因为它不包括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成本。(例如大量种植咖啡可以引起河流酸性成份剧增)。它也不包括其它社会成本,例如在WBIMF指示下,第三世界农民要放弃种植自给粮食,改种经济作物以便换取外汇,结果引起粮荒。这就是为什么,自由贸易越是盛行,第三世界的民族工业及农业就越破产得快。(注二)

何况,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运输、贸易、销售、保险等网络。全球七成的商船在他们手中,而第三世界只有9%。在这个情况下,第三世界要为自己的出入口付出昂贵的运费、保险费及销售费用。这就是为什么,第三世界在同发达国贸易时总是吃亏的。第三世界出口价与入口价的比例,从1980年的100下跌到1992年的48。这即是说,第三世界在1980年的时候,每出口100个单位,可以换回100个单位的入口。可是,到了1992年,同样出口100个单位,就只能换回48个单位的入口了。如果美国人花两美元喝一杯咖啡,巴西的咖啡种植农只能拿到20美仙甚至更少。

其次,发达国家常常强迫落后国开放市场,可是,前者就常常用高关税来防止后者的进口。联合国的发展计划在1993年的报告中就说前者对后者的关税,是后者对前者的两倍。(注三)

我们不要忘记,英国当年要发动鸦片战争,为的也是贸易自由(包括贩卖鸦片的自由),实质上就是打垮中国民族工业、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自由。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多少调整了帝国主义同第三世界的关系,直接支配改变为间接支配。这是战后一些落后国能在国家保护下多少进行工业化的原因之一。可是,自从七十年代的衰退长波以来,第三世界的债务日益压垮自己,而WBIMFWTO等就借着信贷一步步地打开第三世界原先小心把守着的国门。后者想要得到贷款,就得把货币贬值、削减公共开支,降低关税,开放市场,撤消原有种种保护劳工与农民的法例,从自给农业经济转为出口导向的经济(方便还债)。换言之,这些机构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下,迫使这些国家把相当多经济主权让渡给这些机构。没有这些机构的批准,第三世界不可以提高关税,不可以立法限制资本与货物的自由流通。不言而喻,这是对跨国公司最有利。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却就此进一步衰败。这是近年来所谓自由化的本质。

全球化、自由化的限度

上述状况使不少工人运动活跃份子沮丧,认为工农阶级全然无法抵抗跨国公司的侵凌。但对问题稍作分析,便不难知道这种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要知道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分别。金融资本可以在几秒内由地球一端转到地球的另一端。但工业资本自由移动就不那么容易。其次,劳工成本往往只占跨国公司的成本的一成到两成,所以,低工资并不是资本唯一考虑的因素。是否转移资本,更要看其它因素,包括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市场推广、当地的公共设施及政治条件等等。南韩的工资只略低于英国,但它得到不少外资,而工资很低的非洲却很少外资。何况,资本之间的竞争,并不仅是成本上的竞争,还有质量上的竞争。而为了达到良好质量,就不一定要转移到低工资地区。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贸易与投资并不是均衡分布于环球,而是集中在发达国。全世界国外投资中,有四分三在北美、日本和欧洲,十个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仅占16.5%,而世界其余地区只占8.5%。也就是说,三分二世界(特别是拉美、非洲)是沾不上边的。实际上,大多数跨国公司投资于一国的份额总是比在其它国家投资要多。而那些相当国际化的跨国公司,通常都是一些欧洲小国的公司,例如瑞典,荷兰等,而且他们的所谓国外投资,通常都是邻国,例如荷兰资本投资于英、德,瑞士资本投资于法、德。所以有学者认为,「全球化」一词并不准确,不如说是三极化好些,即资本主要是在欧洲、北美与亚太区活动。

电子行业最多所谓环球生产线的现象。不过,并非全部跨国公司都采取这个策略。通用及福特车厂曾在七十年代末采用它,但结果并不理想,后来他们的欧洲车厂与美国车厂依旧是各自生产自己的型号。即使是电子行业,一些以前迁到第三世界的日本电子公司最近也迁回日本,虽然日本工资比前者高十倍。其中一个原因,是新产品的领先期越来越短,以致海外生产线不能适应变化迅速的市场。相反,若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生产反而好些。

有些人以为发达国家的高达几千万工人失业都是资本外移所造成。其实,失业较多是由于长期经济衰退、私有化及技术革新。过去十多年,非技术性的工作消失得最多,但是受影响最大的部门,往往并非是那些最受第三世界进口产品的影响的部门,例如建筑、报纸印刷、船坞、政府职位、电讯等。英国航空公司把计算机部门转往印度,只削减了英国总公司130个职位。可是,单是私有化便使公司裁汰了17000个工人了。

总而言之,跨国公司无论在股权、管理、生产与销售各方面,仍主要立足在特定的民族国家里,因此各国工人仍能在自己国家内反抗跨国公司的压迫。比较大量发生资本外移现象的,只是那些低技术、低增殖的工业,例如成衣、纺织、玩具等等。(所以,只有在那些低档次工业为主的地区才会受到较大影响,例如香港,以及某个程度上的台湾)。

就算是在已经出现环球生产线的部门,也不表示工人阶级失去斗争的力量。因为任何一地的工人发生罢工,都有可能使环球生产线因为得不到配件或原料而停产。

抗争的战略与策略

其次,由WTO及三大区域性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及亚太经合)所推动的投资与贸易自由化虽然已经造成很多任务农群众失业,可是,要知道,这距离资产阶级完成全部计划还有一段时间。即就联合程度最高的欧盟,由于工会及左翼政党的反对,要完成货币一体化也不是那么容易。年前丹麦全民投票否决接受欧盟的马城条约,本身已经大大鼓舞了工人阶级。一方面就丹麦工人而言,这次否决同时也就阻止了政府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企图(因为加入欧盟有关条约就首先是表示要把财政赤字减至国民生产总值的3%)。另一方面,丹麦人民这样也就打击了资产阶级的欧盟的进展。至于世界其它地区,没有一个像欧洲各国那样面临迅速的一体化,当地的工人阶级与农民就更有时间与条件去反对全球化与自由化。按APEC所定下的时间表,亚洲落后国到2020年才完全撤消关税。所以,胜负斗争仍在前头。

关键的是,工人团体能否有正确的思想与对策。对于全球化与自由化,就有两种极端看法。一种是认为全球化与自由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顶多只能争取点滴改良;一种则相反,干脆否定是历史潮流,只是资产阶级剥削世界工农的一种新方式。这两种观点都妨碍正确认识,虽然第一种的害处可能更大。

根据上文的分析,不难知道,所谓全球化自由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自然,各国资产阶级之在近年加速进行各种不同程度的联盟,本身是他们经由自由意志所选择的结果。不过,为了维持利润率,他们实在也没有多大选择。毕竟,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而已。资本家的自由意志只是在竞争的规律的约束下才能起作用。在这个限度来说,全球化与自由化当然是历史趋势,而且是自资本主义以来便是如此。可是,问题在于,资本的规律本身也就是引起社会危机的规律,其次,它也不是唯一正在作用的社会规律。全球化自由化本身,必然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盲目竞争的加剧,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工农群众生活的迅速恶化,整个社会出现解体的危机。现在,「回到卅年代」(大萧条时代)正在日益成为威胁。战后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一去不返了。但是,人民决不会永远默默忍受自己沦为赤贫者的。事实上,欧洲工运近年来已经有了复苏迹象。同资本的斗争正在增长中。所以,全球化、自由化的历史趋势本身又一定引起另一种趋势:就是工人群众的反资本斗争。只要工人群众有正确认识,就有可能战胜资本。毕竟,资本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东西,也不会永远统治人类。它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中一个产物。资本的规律也并不是像万有引力那样的自然定律,是人类永远无法改变的东西。不。它是可以改变的。毕竟,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而不是倒过来。一个没有资本统治的社会,一个由工人阶级自由联合来进行生产与分配的社会,是可以设想的。只有我们把握了这个基本要点,才能理直气壮地反对全球化、自由化。

其次,我们要清楚哪些抗争是一国范围内可以做到,哪些不可以。认为工人阶级在这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当然是不正确的。通过种种措施(外汇管制、税收、利率等)限制过份的资本外移或投机,当然是可以的。(台湾有工人团体主张立法禁止因外移资本而造成的关厂。这个提法就很值得商榷了。因为资本家可以很轻易用其它理由关厂。除非是完全禁止资本家享有关厂自由吧)此外,针对帝国主义迫使第三世界从事出口导向经济为主的阴谋,我们当然可以而且应该采取国内市场导向为主的另类发展策略,着重发展自给的农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教育、制造业等,而不要过份依赖出口、金融、保险等事业,尤其不鼓励投机事业。对于帝国主义要求的资本自由投资,我们就拿劳动人民有权在全世界自由流动来答复。

不过,我们也须知道,采取这样一种发展策略的限度。在帝国主义与跨国资本主宰着世界的情况下,任何一种多少抗衡帝国主义与跨国资本的发展策略,都早晚会受到他们的报复,甚至自己本国内的相当部份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也会起来反对(毕竟,资本无祖国)。战后以来,一些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没有多少采取过上述措施,而且也多少有点成绩,可是,总体而言,还是没办法根本摆脱帝国主义的间接操控。例如,进口替代(用建立民族工业来代替进口消费品)策略虽然有助促进民族工业,可是由于要大量进口机械设施,结果又很容易引起贸易赤字。为了弥补赤字,多挣外汇又要促使经济朝出口导向发展。结果还是原地踏步。其次,国家对民族工业的保护虽然必要,可是单靠这样又往往不利于引进最先进技术。总而言之,「民族资本主义」并不是一条真正出路。至于采取闭关自守的「民族社会主义」路线,虽然「一无外债,二无内债」,可是同样不能免于危机和崩溃。世界的工农阶级需要的是一条真正的国际主义路线。毕竟,在资本日益全球化、自由化的背后,乃是生产力之跨越国界已达到空前。人类的确有需要从全球范围来重组生产与分配。资本的罪恶不在于它要打破民族国家的约束,它要在全球范围来组织生产与分配,而在于它是纯粹根据利润率高低来作这样的重组,而非按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对于资产阶级的欧盟,欧洲一些左派号召拿劳动人民的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欧洲来与之抗衡。他们主张召开全欧人民立宪会议,来促进欧洲各国,在保障就业和福利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我们亚洲劳动人民,应当在这方面多吸取他们的经验。

199752


注释:

注一WBIMF的决策是按照一元一票,而不是每个会员国一票。也就是说,谁出钱多谁话事。结果是美国控制了WB17%的票,而非洲只有4%。美国在WB中享有实际上的否决权。

注二:欧盟的牛肉及奶制品破坏了非洲的畜牧业,因其产品只及当地产品价钱之一半。价钱这么低,其中一个原因是产品得到欧盟津贴。所谓自由贸易就是如此!

注三:最明显的歧视是纺织品多纤维协议。协议只是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入口配额,却没有对发达国实施配额,无形中妨碍第三世界发展一门他们较具优势的行业。今后,关税虽然趋降,可是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如入口配额、卫生及环保标准等在19871990年间增加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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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危机的来龙与去脉

刘宇凡

亚洲金融风暴已经逐步扩散全球。继俄罗斯之后,拉美的巴西正处于惊涛骇浪之中。对冲基金LTCM在美国政府牵头拯救下才免于破产,暂时避免了在发达国家实时爆发金融危机。

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金融危机日益繁密,而且日益严重。在发达国,八十年代美国用于拯救存贷银行的钱是GDP(国内生产总值)的3%。挪威是4%,瑞典6%,芬兰8%,西班牙17%。在19801996年,有三分二IMF会员国经历过信用制度的灾难。在发展中国家,灾难程度自然比发达国深远得多。自1980年以来,有50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系统损失了泰半以上资金,有十多个国家使用了10%以上的GDP来拯救银行危机,数额达到7,500亿美元。有些国家甚至要使用GDP25%来解决金融危机。刻下的全球金融风暴将又一次打破过去纪录。

衍生工具,衍生危机

金融危机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从1825年以来已经经历过20多次;七十年代以来至少三次)往往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信贷制度把闲散资本集中起来并借给人们,这样资本家的投资便不受自有资本的限制,消费者也不受现有购买力的限制。这样信贷便促进了整个经济的扩张。可是,另一方面,信用同时也掩盖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严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生产过剩(或设备过剩)是无可避免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盲目竞争;每个企业家都拚命扩充生产争夺市场,结果是有些资本家无法售出商品,于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市场萎缩。当消费力已容不下大大扩充的生产力的时候,信用制度还在制造虚假的需求(这是泡沫经济的主要来源。)当清算的时刻来临,信用制度就使危机爆发得更猛烈。依靠借贷来投资的资本家,或者是借债消费的消费者,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中发现无法还债;而银行此时也一定「落雨收伞」,提早追讨欠款,于是便发生了金融上的连锁反应。总之,信用制度既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它也使资本主义无限生产与有限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尖锐化。

不过,九十年代的金融危机同过去一切金融危机也大有不同处。尽管以前每一次经济危机爆发前都往往出现金融上的过度投机,可是同九十年代以来的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九十年代的新情况就是金融市场日益同实际生产与贸易脱钩,其投机性及流动性之大,因而是不稳定性之高,完全是史无前例的。

每天国际外汇交易量,1987年是六千亿美元,1997年为1.4万亿美元,其中只有一成半同实际贸易与投资有关。外汇交易额,1982年是世界贸易的17倍,1989年是28倍,1992年是33倍。这意味绝大多数交易都是投机。

每日的外汇及利率的衍生工具交易量,1995年已经达到22,980亿美元。而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每日交易量达到5万亿美元,仅有2%与生产及贸易有关,其余是资金的自身循环,绝大多数是投机。

期货本来是从生产贸易中发展出来的。农夫害怕到秋收时谷物跌价,而磨坊主人害怕到时升价。结果大家预先按协议价作好买卖,便是期货交易。这样双方都能避免价格波动的风险。

期权同期货交易不同之处是期货合同规定双方必须履行交易,而期权则只赋予买家或卖家进行交易的权利,当事人有权不行使这个权利。期权交易可以用来对冲风险。例如,一个出口商在售出货物后3个月内将收到外汇货款。但期间汇率可能下调,造成损失。为了对冲风险,他就与银行订立3个月的外汇期权。他付出按金后,就得到一张合约,据此他可以根据汇率变化决定是否履约。假如市场汇率低于合同汇率,他履约就能避免损失;如果市场汇率高于合同汇率,他可以不履约,还可以市价卖出他的外汇,这样,汇率下跌的损失就被控制,而汇率上升的好处却保留了。

在正常情况下,对冲可以减低资本家的风险,但是对个别资本家有利并不一定代表对整个社会同样有利。有人举这样的例子:假定生产稻米可以有两种不同方式,一个较保险,一个有较高产量,但同时受虫害的风险较高。在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下,农夫不会选择第二种方式。有了期货市场,农夫才会较有可能选择它。但是,这样整个社会的稻米供应就会比没有期货市场时更为波动,对普通人民的生计影响也更大。总之,期货即使能降低个人风险,社会风险并没有降低,反倒有可能提高。何况,所谓减低个人风险,也只是在正常情况下行得通。Doug HenwoodWall Street一书中指出:「人们以为自己已做了对冲,但当市场变得疯狂的时候,他们的风险结果并没有被对冲,因为他们赖以立足的所有假定都粉碎了。这时各种正常的价格关系,例如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之间,又或是升跌一向接近的两种货币,忽然崩溃;又例如供求之间的巨大不平衡使买卖价之间相差太大;市场忽然只有卖家,没有买家,资产的折现力消失等。」(3940页)

目前衍生工具大部份已经同实际生产与贸易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投机而已。以美国为例,农产品期货只占全部期货市场的15%,而金融期货占了70%。香港的棉花期货因为无人问津而要在1981年关闭。在金融期货中,绝大部份也是投机。1993年,全球最大的22家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金融机构,其衍生资产面值为24万亿美元,比1993年世界七大经济强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之和16万亿美元还要多8万亿。天文数字的资金都耗费在赌搏中,这样就只会令整体风险大增。其实,1987年股灾已经说明期货市场的危险性。当时香港期交所便差点破产(是港英拯救了它,不是市场的自动调节之功)。但是各国政府全无吸收教训,而像LTCM那类的对冲专家,还自以为利用高深数学,已经找到了「避免风险模型」,可是,由于俄罗斯金融危机而造成孳息差距忽然扩大,使LTCM一个月内损失了近五成资产。

股市的作用是为实际生产集资吗?

经济学教科书总爱说:股票市场的作用就是为实际生产筹集资本。马克思不是说过,如果没有股份公司,要个别企业自己兴建铁路不知要等多少年吗?Henwood一书却指出,今天股票市场同过去一个重大分别,恰恰在于它为实际生产的集资功能已大大减少了:

「在1952年至1997年之间,92%的资本开支是由企业自有资本所支付的。……在八十及九十年代,可以经常听到大工业企业不知道怎样处理手上的数以十亿计的美元现金。

股市对于为股市外融资差不多毫无贡献。在19011996年之间,新股净发行额等于非金融机构的资本开支的不过4%。这个平均数还是夸大的,因为廿世纪初,企业大量上市。在19011929年之间,新股发行等于实际投资的11%。近年由于收购合并潮,股票回购比新发行的还要多。新股发行在19801997年之间等于资本开支的-11%,使股票市场看来(似乎有点超现实主义)是融资的负来源。但若除开上述期限,而只限于看19461979年之间,股票不过为5%的实际投资融资而已。这个现象在第一世界其它国家是同样真实的。在第三世界,数字较像廿世纪初的美国,但是同样因为许多企业初次上市所致,而不是现有企业为集资而发行新股。」(7273页)

「在19811997年之间,多得进行并兼收购,美国非金融机构所回购的股票,比他们所发行的还要多8,130亿美元。当然,有个别企业的确是为集资而发行新股,但令人惊奇的是极少是用于投资。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谈到1996年新股发行之多令人目眩,但是指出其背后动力是海外私有化及美国企业持续的重整。换言之,即使是在发行新股市场,主要跟所有权的安排及重整有关,同集资关系较少。大多数股票买卖都是现有股票买卖。1997年新发行股票为1,000亿美元,但那只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周交易额而已。」(34页)

股市对促进实际生产的作用日少。它的主要作用,实际是帮助大资本家的财富集中以及加强对中小股东的控制。

Henwood指出:「非金融机构一直以来把日多的利润分配给外面投资者(股民),而后者实际上并无对任何真实企业投资,只不过是从先前的持有者购入这些企业的债券或者股票。就从股息这一基本分配谈起吧。从五十年代初直至七十年代中,企业付出其税后利润的44%作为股息。在七十年代末,这个数字稍为下降。然后又急速上升。从1990年至1997年,非金融机构拿税后利润的60%来派息。」(73页)

不论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论调叫得怎么响,大部份金融财富都是在富豪阶级手上。「在1995年,最富有的1%家庭(约二百万成年人)拥有个人所有的股票的42%,债券的56%。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二者的近九成。由于全国家庭拥有一半企业股票,那就意味着那挺风光的1%家庭拥有美国企业的1/4生产资本及其未来利润。那10%拥有近半。」(66-67页)

美国股市市值占全世界42%。谁也不能说美国的例子没有代表性。

大家知道,大股东并不需要握有全部股票才能控制股份公司。他们只需持有20%甚至10%,就有可能这样做。所以那最风光的10%大股东所操控的财产比实际所有量所表示的要大很多。近年来大陆学者不断引述马克思有关股份公司的「正面」言论来说明大搞股票市场之必要,但总是忘了引述马克思接续的话:

股份制度「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这里马克思特别举商业批发商为例,但他实际指的是包括股份制在内整个信用制度━━作者按)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是荒唐的,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资本论第三卷,496-497页)他这番话虽说于百多年前,今天读来还是历久常新呢。

债务危机

金融投机没有银行信贷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再加上其它私人债务及公债,就表现为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债务的惊人发展。同时,债务危机亦多次爆发,终于发展为去年以来亚洲、俄罗斯及拉美的债务危机。

亚洲奇迹在相当程度上是由高投资率而来的。许多亚洲国家投资率高于30%,而泰国、马来西亚更高于40%。但高投资率是由高额外债所支持的。整个九十年代,东亚地区的私人贷款增长率都远超GDP增长率,以致外债占GDP的百分比极高。1995年,马来西亚、泰国都分别高达3933%,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更高至53%。一旦他们的出口由于各国过度竞争而减少,外汇收入亦减,这时就很容易还不起债。再给国际游资狙击一下,金融危机便一下子爆发。

其实,八十年代拉美已经吃过过度借债的苦头。亚洲各国今天不过是重蹈覆辙吧了。在亚洲危机爆发之前,西方及日本银行作为主要债权人,一直都相信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拉美的债务之所以出现危机,因为钱都是借给政府,而政府官僚并不懂得按市场规律去投资。亚洲不会重蹈覆辙,因为外债以私人企业债务为主,他们不会像官僚那样乱花钱。结果怎样,现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在危机之初,西方尚把责任全推在什么「裙带资本主义」,现在也少谈了。因为危机早已不限于亚洲。

究竟世界外债有多少?整个第三世界外债由1980年的5,670亿美元增至1992年的14,190亿美元。在十二年间总债务上升了二倍半。同期,利息及本金支出共计16,620亿,是1980年债务的三倍。在这十二年间,第三世界所付出的理应还清欠债,但到头来却债台更高筑。关键原因是西方及日本银行家所设计的还债机制:他们要第三世界借新债还旧债;而同时第三世界的出口换汇能力由于原料价跌而大为削弱。债务成为第三世界输送巨量资金给发达国的食利阶级的重要机制。

发达国家的外债又如何?七大工业国在1994年所负外债为2,780亿美元。数字不高,是因为美加的巨大外债为日、德的巨大国外债权所抵消:

1984年七大工业国外债或债权额(亿美元)

美国

-7,810

法国

-880

意大利

-1,090

加拿大

-2,140

日本

+6,880

德国

+2,030

英国

230

七大工业国共计

-2,780

如果我们再看看发达国家的公债,就能更清楚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怎样发财。这些国家的政府无一不向金融市场大量举债用于支出(商界把责任推到福利开支太高;为什么他们不去归咎那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欧盟的公债在1993年达到4万亿美元,美国是4.9万亿美元(美国公债占GDP比例,1974年是23%1997年是47%)。意大利一国每年的利息支出高达国家预算的20%。美国偿付利息占联邦财政之比,1950-80平均为7%1982-90却达到13.4%。公债就是资产阶级套在政府脖子上的绳索,确保政府乖乖为他们服务,同时又能使自己财源滚滚而来(美国八成公债握在一成最富有的人手中)。

债务越大,银行以及整个食利阶级就越发财(虽然银行的钱主要是别人的存款)。公债如是,私债亦如是。我们在此举美国为例。美国家庭债务与其税后收入相比,1952年不到40%,到了1992年高达90%。在1997年末,美国家庭花了一万亿来还债,亦即他们的税后收入的17%。而1960年的数字只是不到14%。反映整个食利阶级所得分配直线上升。

美国非金融企业借钱并不主要为了实际投资。Henwood指出,借钱主要为了筹资从事股票回购及兼并。结果是工业企业偿付利息占利润之比,1950-73年为3.8%1990-9624%

至于金融机构,在1997年借了5万多亿美元。其中很多也只是像量子基金或LTCM之类作为投机之用而已。

香港没有外债,也没有多少公债,但私人债务却高达GDP161%1996年),比新加坡的96%高出很多。其中物业贷款占了近一半,而其中的投机成份亦很高。结果就是香港泡沫经济的破灭。

然而,在全球范畴,这么高的债务,而投机成份又这么重,危机早晚爆发实在是不难想象的。信用的杠杆作用,在资本主义繁荣期可以很大,在衰退期尤其如此。在97年之前几年,各国由于互相激烈竞争,亚洲各国已经出现出口下降,设备闲置率上升的情况。例如,当时世界汔车业的闲置设备高达40%。由于南韩在汽车业与日本激烈竞争,导致南韩一方面债台高筑,一方面工业设备闲置高达30%。半导体市场的过剩也是令包括南韩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亚洲四小虎1995年出口增长23%1996年只有5.6%。一旦国际贸易盈余逆转,各种外国证券投资便疯狂离场,触发起金融风暴。马克思说:

「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程度,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样要素。」(资本论第三卷498-499页)

金融危机反映资本主义衰落

为什么这么多资金不流向实际生产,而是流向投机?这是同七十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走向衰落分不开的。两方面数字可以为证。一个是经济增长率。西方发达国的增长率在九十年代比五六十年代下降一半。另一个是工业利润率。1970-1990年,七大工业国的工业利润率比1950-70年期间降低了40%1990年比1973年降低了27%,比1965年低了45%。亚洲虽然在七八十年代有较高利润,但总的趋势一样是下降。

工业的平均净利润率(%

 

南韩

日本

美国

欧洲

1963-1971

39.7

48.2

28.4

16.4

1972-1980

27.7

22.9

17.4

12.7

1981-1990

16.9

14.4

12.6

13.4

来源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78 P41

一方面是工业利润率趋降,使工业日益难以吸引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先后彻消对金融的监管、债务上升以及大量减税,使金融资本大为发财;这些没有出路的资金便流向金融投机。美国私人对金融、保险、物业的投资,在1975-1990年之间翻了一翻,从12-13%上升为25-26%。在1982-1990年,差不多1/3的设备与楼房的私人投资落在上述部份,比任何部份(包括工业)都多。

因此,同过去相比,金融资本今天的规模,它所侵吞的国民收入,它之不仅日益脱离实际经济而且对实际经济的破坏作用甚于促进作用,都是史无前例的。

所谓金融资本,是指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其中又以前者起支配作用。同过去相比,今天银行的支配作用下降了,而且世界金融市场也大到任谁都难以操纵(当然在一国范围内仍有很大分别)的地步。一方面,许多工业企业现在已发展为跨国公司,它们的盈利不仅足以为自己的实业投资融资(所以它们不像过去那样依赖银行信用),而且有余钱参与金融投机。另一方面,各种投资基金,包括互惠基金,退休基金,对冲基金等等之兴起并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也使银行的吃重角色稍为下降。这个状况在英美最为明显。据估计,全球的投资基金竟达7万亿美元。银行的竞争对手增加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较为紧密的关系也逐步打破了。近年来,连日本、德国这类一向由银行起中心作用的传统金融资本帝国(英美的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一向不如它们融合得那样紧密),也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冲击下逐渐向英美向齐。这种由「银行为中心」变为「金融市场为中心」的改变,一直是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指为自由市场胜利的明证。是的,同过去相比,在现代金融资本中,银行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了,而市场的自发调节的力量上升了,但是,让全球数以万亿计资金毫无秩序地流动,甚至连它们的正确数字都无人知晓,这样造成的损害并不见得少于传统的金融资本。廿世纪初的金融资本的发展导致帝国主义瓜分全球及为再瓜分而进行的世界大战。九十年代的金融资本呢,则是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自由地冲垮较弱的国家的经济,造成全球化危机以及全球性的两极分化。这一切,也同样为各种战争、动乱、屠杀、饥荒、环境灾难铺平道路。

结语

信报的曹仁超经常批评官员花钱不计效益,是因为他们花的是别人━━纳税人━━的钱(OPM - Other People Money)。殊不知道,在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制度中,从大银行家到基金经理,从大股东到大食利者,无一不是拿别人━━中小存户,中小股民,向医疗、退休基金供款的雇员━━的钱去冒险,发财就大半袋进自己袋,一旦投资泡汤,由于规模过巨,政府不敢不救(too big to fail),所造成的损害就由社会负担。但是,同几年前不同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打救闯了大祸的资本家的能力已经大为削弱了。在1958年,十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比私人资本家的还要多5倍,到了1986年,这种关系完全倒转了。

IMF总裁康德苏日前承认:目前的危机不是国家范围的危机,而是整个制度的危机。说得好!但还不够透彻。是什么制度的危机呢?马克思指出,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危机。历次的金融危机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到和社会化到这样一个阶段,除了把它们交给社会管理之外,再也没有办法驯服它并使它为人类谋幸福。继续让资本家控制就只有造成灾难。只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承认股份制的正面历史作用,因为它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已发展到高度社会化的阶段,为普罗大众废除资本所有权并自行当家作主奠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人阶级把一切资本置于自己的集体控制下,按照民主原则及大众的利益来发展生产: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资本论第三卷,494498页)

上文所谓「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就是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民主地生产与管理社会。经济学教科书,爱把资本家称为「生产者」。这是盗窃。工人才是生产者。资本家的利润是从剥削作为生产阶级的工人而来的。称资本家为「生产者」,其实是进一步窃夺了工人的精神财产。在九十年代,当资本家日益成为食利阶级的时候,叫他们作「生产者」就更显荒唐。工人阶级需要的就是把一切生产工具及把「生产者」的称号都一并夺回来并共同民主经营。


本文材料主要根据:

1  Wall Street by Doug Henwood, Verso 1998, London.

2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by Robert Brenner, New Left Review no. 229, 1998, London.

3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 78, London, 1998,

4  IMF/World Bank/WTO - Free Market Fiasco, edited by Eric Toussaint & Peter Drucker, I.I.R.E., 1995, Amsterdam.

5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Elmar Altvater, Socialist Register, 1997, London.

东南亚金融风暴,王先庆、吴少平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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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划时代转变

斯文兰登 A. Sivanandan
丹心 译

编者按:

引发起斯文兰登(A. Sivanandan)同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的论争的是后者在1996年七、八月合刊的《每月评论》上发表的一篇《现代性、后现代性,还是资本主义?》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批评了那种认为自七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已发生质变、现代性已为后现代性所取代的观点。

后现代主义者一直把资本主义的许多罪恶,归咎于启蒙时代(Enlightenment)的理性主义、技术中心论、一种深信单线进步与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世界观。后现代主义认为,七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变了质,那么现代性亦随之而一往不返了。我们已进入后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已化整为零,其中没有一个因素起主导作用,因而不可能从中概括出一个涵盖一切的统一理论。据此,自然也谈不上能够产生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解放人类的理论。

伍德则否认资本主义已然发生质变的观点。但是她主要不是直接谈论这一点,而是斧底抽薪,从根本上质疑那种把启蒙哲学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观点。她认为,启蒙哲学恰恰不具有资本主义性。恰恰相反,它本身是非资本主义的。甚至到了十八世纪的法国,作为启蒙时代的主要社会基础的城市自由民、或中间阶级(bourgeoisie)还不成其为资本家阶级(capitalist class)。法国大革命中的中间阶级的革命派,主要是专业人员、公职人员及知识分子。他们同皇朝的吵架,同争取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没有多少关系。中间阶级拿来对抗封建主义的血统论、身份论的,就是普世性(universalism),即人人平等、人权适用于一切人,公民概念等等,而这种普世性同资本主义没有必然关系。只要看看同期的英国就可以知道分别了。英国的资本主义比法国的发达,可是,英国并没有产生普世性的观念,而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思想:政治经济学,一种不是追求人性的改进的哲学,而是对生产力与利润的追求的经济学,一种致力把劳动置于资本之下以求生产效率之提高的学问。所以,伍德强调,把启蒙时代关于解放人类的普遍理论当作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来源,因而要将它连同资本主义一起否定,是错误的。

伍德认为,变了质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在战后繁荣长大的那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感到,那个「常态」的资本主义已随着长期衰退而一往不返了。这个改变对他们的心理影响无疑是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人变成后现代主义者。

伍德女士想知道究竟资本主义如何透过新科技造成划时代的转变。他认为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因而仍然要从「劳动中榨取更多价值」━━只是现在「那旧的大生产经济的逻辑」是能够「化整为零并伸延」到「全部的新部门」,并影响到「从前多少没有受到影响的工人」。但是,下文所描述的情况如果不是划时代的,又是什么?

整个产业工人阶级被分解,非技术化(由于科技的发展而造成技术过时),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再重新组合成两部份:高技术的核心工人以及无技术或半技术的「边缘」工人。那曾经容纳数以千计工人的工厂不再固定在某时某地,而是以全球生产线的形式扩展到世界各地。从前资本主义要依靠输入外劳,现在资本主义可以提着它的工厂走到世界任何一部份,只要那里有大量廉价及容易控制的劳动力;结果,工人阶级组织变得破碎不全,或者全数被毁灭,工人阶级运动完全丧失战斗力。

这就消除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从前不但是造成社会改良━━例如工厂法、教育法以及公众健康法等━━而且产生所谓资产阶级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以及普选制度。同时也产生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团结的价值与规范。

现在政府的权力不是来自选民而是来自企业集团、传媒巨头及传讯企业东主。这些人控制票源、操纵选民,而政府则按照这些跨国财团的意思办事,制订本国政策或者在国外建立有利于全球资本发展的政权。当然,伍德女士对于「跨国公司的增长」,以及「民族国家的弱点」表示怀疑。

结果,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再只是为它自己人民利益服务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变成为国际资本利益服务的国际资产阶级(伍德女士首次承认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一个真正全球现象,虽然她鄙视那已成为「套语的旧老公式」━━「全球化」。)

这个信息社会由一批「知识工人」管理,他们成了权力的合作者。

我可以继续举出许多例子,但我只想指出,即使我有被指为科技决定论者的危险:在生产力上的质的变化,已带来了生产方式上的变化,而这又转过来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化。如果「手摇磨坊会产生封建主的社会,而蒸气磨坊产生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那么,微型芯片就会产生环球资本家的社会。如果像伍德女仕那样,坚持我们应当着重的乃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不是什么特殊的技术或劳动程序而是特定的社会财产关系」,那就是对这些技术与劳动程序怎样改变了财产关系视而不见。

无疑,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但不懂得分辨它的不同化身就会使我们呆在衰朽而无效的斗争模式里而不能自拔,而且使我们盲目不视由信息技术所带来的革命性机会。同样,这样也就是看不见「后现代主义文化」所提出来的危险;这些危险,是信息资本主义所固有,而不是战后繁荣结束后所引发的人们心理上的突变。

如果我同伍德女士的讨论中有点激动,那是因为我恐怕人们会因为在对种种后马克思主义异端学说作出过份反应之余,会走向另一极端,采取一种抽象的,学院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同那些正在为生存而对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进行抗争的人们有所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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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文兰登的回应

艾伦.伍德 Ellen M. Wood
丹心 译

全球化?

我对我所写的后现代文章引起斯文兰登这样的愤怒感到抱歉。由于我极敬重他,而且我们大体上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我的文章引起这么大的歧见,肯定是我的沟通技巧极坏了。尽管如此,我仍认为缺乏沟通只是问题的一部份,斯文兰登不但忽略我的论点,更重要的是,他不明白我们当前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时期。

斯文兰登反对我的似乎主要是我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单一、永恒不变的制度。其实,我的意见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在变化的制度。即是说,当我们处于这个独特的动态制度内去追纵那种无止境的变化过程时,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在所有这些变化之中,是什么介定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成。我们不但要清楚是什么改变了,而且还要清楚什么仍旧保持不变。没有改变的是资本主义独特的系统性逻辑、特定的「运动法则」或「过程逻辑」。无论资本主义以何种方式出现,这个逻辑都是它们所共有的,正是这种逻辑导致那些经常的变化。

就像某些后现代理论那样,资本主义的历史向来把焦点放在资本主义内部的不连贯性上面,同时却不重视资本主义与其它社会形式之间的不连贯性。所以,与其强调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独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性变化,人们普遍把资本主义视作理所当然,好像那是普遍、超历史规律下的自然结果,尤其是科技发展的规律的结果。这种观点正是导致对今天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的某些颇显著的误解。

斯文兰登的例子正属这一类。我认为他列举的变化并不是「后现代」情况所特有的,那更像是资本主义从头起就一直发展下来的普遍而长期的过程。技术上的经常变化是由竞争、利润最大化以及资本、劳动和这二者之间的阶级关系的不断重新组合等等的压力所促成的。那么,问题是究竟这个「后现代」时期有否发生质的跳跃,资本与劳动的本质有否发生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我讨论后现代时,对于是否已经发生某种划时代的转变这个可能性是持开放态度的,但我认为人们把这种变化与「后现代」的观点联系起来很有问题,对于我的质疑,斯文兰登作了非常清晰的总结:他告诉我们,「微型计算机芯片产生环球资本家的社会」。新的技术已产生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伴随着它的是「全球生产线」和一个「国际资产阶级」以及自由流动的资本。这些资本可以「走到世界任何一处━━只要那里有大量廉价和受控制的劳工」。它绕过国家,并把一个无力还击的工人阶级留在后面(假如这样的工人阶级仍然存在的话)。

其实,斯文兰登所指的划时代变化可以总结在「全球化」的说明下面。我曾在我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反对的是我叫作「被滥用」的全球化概念(斯文兰登竟无视我这个疑窦)以及我喜欢把最近的历史时刻叫做资本主义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我的另一篇文章有更详尽的反对意见。在这有限的篇幅,我只能简略地谈谈其中几点。

让我一开头便说清楚:我认为现时一般人所理解的「全球化」概念是绕在左派颈上最沉重的思想束缚。在有关全球化的传统智慧之中,左派现正和新自由主义右派占据着相同的阵地━━这是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意识形态联盟。这种传统智慧成了最完全的失败主义和放弃任何一种反对资本主义计划的借口。

在最近流行的全球化概念中,左派加入右派行列,接受了「没有另类选择」━━不仅是资本主义以外没有另类选择,甚至在一个无情的「具弹性」的资本主义以外也没有另类选择。

假如全球化概念真的能多少准确地说明今天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又假如它真能正确地辨认出其加诸于政治行动的限制,那么我的反对意见不会有多少作用。我们社会主义者只好把我们的思想偏好放在一旁,狠狠地吞掉,然后接受「社会主义规划已死」这个不愉快的事实。又或者在可见的未来,充其量只能在资本主义的边缘怯懦地作些拙劣的修补。但「全球化」这个词,至少在它的传统意义上,有许多理由使我们质疑它是否真正能准确解释当前的历史时刻。事实上,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视之为意识形态上的迷误。同样,我们也有很好的理由去质疑「全球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计划在某些特定形式中必须受到阉割。其实,同「全球化」概念联系起来的某些假设是十分误导的、以至一旦使用这个词本身可能就已经牵涉到如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牵涉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究竟那些传统上归入全球化名义下的发展━━即斯文兰登所谈的那些━━是否已经像斯文兰登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发达和普及化呢?究竟这些发展是否已经产生了人们认为的那种结果呢?第二,「全球化」究竟是否最恰当地用来说明那些实际发生了的发展呢?又或者全球化概念背后的假设究竟有没有误导和掩盖真相的成分,使它们未能展现我们今天所处环境的变化呢?

在第一个问题上,我只能提出几点意见。若读者有兴趣,可在「每月评论」或其它地方找到比我写得更好的文章。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主要是参考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的,希望他很快会把新近的想法发表在《每月评论》上。

首先是几个简单的事实。相信无人会怀疑,过去二十年来,资本主义越趋向国际化,生产便越益变得国际化。但让我们用事实来说明吧:在全世界的工业产出,跨国公司的外国分公司占15%,其余85%是由单一地区的本国公司所生产的。不错,金融资本可以透过电子工具自由转移到外国,但工业资本却不是同样可以那么流动性的,而且这种流动性也不是清晰地与斯文兰登的图画吻合的。例如,1993年,美国制造业在外国的直接投资有78.9%是投资在其它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如加拿大、欧洲、澳洲和日本。自然它也有投资到廉价、无技术以及不受管制的第三世界劳工身上。我无意低估这种趋势的重要性,但这种选择自然是从一开始便是按着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办事。可能有证据显示这种趋势最近有加速的兆头,但同时也有迹象显示它可以是前进也可以是退却的,这要视乎当时的经济情况而定。另外有一种投资甚至无法套入「全球化」的模型之中。举例,传统的模型假定那种较廉价、较少管制的劳动力市场的投资必然会直接取代本国的生产。但美国大部份以这种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在该国销售而不是运回美国本土出售的,而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绝大部份是在美国本土进行的,这比例较诸过去几十年的比例是扩大了而非缩小了:本国制造业的生产比1950年增加了五倍。

尽管如此,上面的事实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减少些邪恶(斯文兰登是否真的认为在全球化之前,「民族资产阶级」曾经「为了它的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呢?);也没有使它否认新科技━━像早期的技术变革一样━━能产生新的剥削方法;可以肯定它也不会反驳以下的事实:近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停滞、解除管制、缩小经营规模、大量失业、贫困的增加以及大量削减福利等等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这表示我们可能要从其它地方寻找资本主义的长期结构性危机的解释,而不是从「全球化」的简单公式中获得。一般人所指的「全球化」可能是后果多于是根本的原因。

我提出这些事实与数据,并不是说我知道事情的发展方向。我只想指出,这些简单的事实很重要,它们同「全球化」想要诱导我们走的那个方向是截然相反的。我指出这些事实主要想说明,那些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是如何容易把我们所处的世界的某些基本事实掩盖起来。

「全球化」资本主义之中的阶级与国家

政治上更重要的是,有关国家和阶级权力的理论假设,通常是同有关生产国际化和资本流动性的假设联系起来的。基本上,这些假设会是这样的:资本越「全球化」,国家就更少干预;而当工人阶级越变得零碎时,权力已经落到由各种超国家的组织联合组成的跨国界的资产阶级手上了。通常人们会认为,这种全球新秩序已经使社会主义规划死亡,并由一个较好的,管理上可能较人道的、「具弹性」的资本主义所取代。

让我先谈谈国际资本。

现在向全球化扩展的大公司的确比从前更多,同时也有更多像国际货币基金会(IMF)或世界银行(WB)那样的国际组织为资本利益服务,但指出这个事实跟认为现在已经存在一个联合的国际资产阶级或者任何为某种资产阶级国际服务的组织相去甚远。毕竟,假如真的有一个国际性的经济力量被全球化,那就是市场本身。如果这不是竞争的国际化又是什么呢?像所有的资本主义过程一样,这次也是和它本身的结果相矛盾的。就这方面而言,「全球化」可能意味着资本主义跨国界的整合与合作已达到新的形式,但同时也可以说数量不断增长的民族性以及地区性的资本家要被迫加入互相积极竞争的行列。那甚至意味着,当各民族的经济对外来资本更加开放时,本国的资产阶级在如何分配其国内投资的利益问题上也产生相互竞争的新形式。

如果是这样,「全球化」经济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是少些而不是多些统一性。虽然现在对有关「全球化」现象的方向和后果作出肯定的声明是言之尚早,但似乎有理由说,它远远不像是使各国资本结合起来,或者至少,它也同样正在产生解体的效果。无论如何,市场的国际化决不是明明白白地有利于资本的。就各国的资本日益暴露于国际市场力量上这一点,如果说这是力量的来源,至少也同样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弱点。

那么社会主义左派应该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那可能恰恰是「全球化」观念想要把我们推向的结论的反面。这个观念想使我们得出以下一个或者两个政治结论:第一,在「全球化」的范畴内只有最特殊和最零碎的斗争才有可能(例如,「身份政治」),那自然不会根本反对资本主义而只是在它的夹缝中提出局部的反对。其次的是,唯一最有效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只能在国际平面上组织起来。同意上面任何一个结论都等于说有效的反资本主义斗争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认为这两个建议不过是准备向失败让步而已。

自然,国际主义视野对于任何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仍是极为重要的,没有社会主义规划不是由跨国界的工人阶级团结表现出来,并因此而得到巩固的。如果社会主义左派不尽最大努力去把现时由资本主义跨国组织(例如欧盟)所占据的阵地夺取过来的话,那是愚蠢不堪和毫无建设性的。但是组织和斗争的主要战场━━即介入国际斗争的主要渠道━━仍是本地和本国。同时,假如本地和本国的斗争要有效地与资本对抗,各种分散的反对力量就必须结成为一个统一的阶级的政治路向。

资本主义在它不断使工人阶级重新组合的过程中,经常以各种方法把这个阶级分化再分化。在这个意义上,斯文兰登所指的工人阶级零碎化就不是「全球化」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固有过程的一种延续与扩张。同样,阶级政治经常要求人们努力从众多分歧中创造统一的基础。因此,如果今天阶级零碎化的过程加剧和扩大,从分歧中创造团结的努力就更须增强和扩大。即是说,阶级组织必须比从前更协调以对抗「特殊压迫」━━尤其是种族和性别压迫━━同时要更投入这些反压迫的斗争。不但因为这些斗争本身重要,更因为那是建立阶级团结所必须的。因此在我看来,最近工人阶级的零碎化并不是说明我们已处身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即阶级政治已被身份政治所取代。恰恰相反,左派主要的组织力量必须比从前更投入,以建立一个立足在本地及全国平面上的统一的阶级的政治。

假如「全球化」概念结果使我们相信相反的东西,那就有足够的理由抛弃这种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最近的「全球化」经济使到本地及全国的阶级组织和斗争变得更重要而不是相反,其潜力也是更有效而不是相反。要指出一点,民族资本因面对国际市场的力量而变得脆弱,这就会成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潜在的新的打击目标。

这就回到国家的问题上。有一种见解认为经济的国际化和国家权力之间有一种相反的关系:越全球化,民族国家的作用便越少。但这个假设没有考虑到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全球化」预先假设的那个国家,当这个国家丧失某些传统功能时,它会获得新的功能。简单些说,民族国家是一个主要导管,透过它,民族(其实是跨国的)资本介入全球市场。

如果说这个新的全球秩序是什么,可以说是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是由众多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如果这些国家能够让资本流动的话,那么这种渗透性就既是它的自然结果,也是它的条件━━换言之,资本之渗透性本身是以民族国界以及国家司法制度的存在为条件的。

关于今日的「全球」经济和早期各种殖民帝国主义形式之间的对比应该补充一点:旧式的殖民地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它们并没有对帝国主义权力造成政治地缘上的障碍。跨国界的资本转移当然不仅仅是文件的转移或电子传送那么简单,而是殖民主义的强制力量的实体上的移动。换句话说,地缘政治的边界不仅是思想上的更是物质上的渗透。今天,跨国资本可能比旧式的军事帝国主义更有效地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但它仍然希望透过本地资本和民族国家来完成这个任务。可能最终也要依靠一种新型的军事帝国主义的帮助━━其实就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军事力量,亦即是最后剩下来的「超级霸权」━━以支持市场的主宰权;但这个霸权仍要依靠许多本地的政治司法制度才能维持经济稳定性及劳动纪律这些有利可图的投资条件。从此,每一个新的跨国界的合作机会同时又会成为帝国主义之间新的敌对机会━━其中民族国家始终是主要的代理人。

如果国家在全球市场中扮演如此重要的支持资本的角色,但左派却放弃把国家作为斗争场所,而且把希望寄托在两个极端之上,一是完全零碎的「身份」政治,另一个是不现实的国际主义狂想:希望不用通过本地及本国的组织和斗争便能达到真正的国际主义。其实,如果国家是一个渠道,透过它资本可以转移到「全球化」经济,那么国家同样可以是一种工具,反资本主义力量可以通过它切断资本的生命线。

那些「后现代」左派似乎无视这个现实,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毫无批判就接受了全球化概念及其背后的假设。尤其是他们把全球化的传统观念视为一种无法避免,无法逆转的自然过程,它独立于任何人类的意志或政治,不受阻挠地前来接管我们的世界。这再没有比斯文兰登的科技决定论更明显了。按照他的看法,「全球化」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新的电子科技使全球化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是必须的。

但是「全球化」肯定不是某种超历史的自然过程,假如那是指国家为了资本流动的利益和世界市场的「竞争」而减少管制和削减各种社会福利的功能。这是政策选择的产物,而不是自然规律的结果,更不是必然的历史目的━━尽管这些政策不但为新自由主义所接受,更漫延到整个政治领域也接受了。

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肯定不是一个偶然或任意的选择,那肯定是对某些结构性变化的一种反应,至少部份是我所称的资本主义普遍化的一种反应。在旧式的殖民帝国主义时期,先进资本主义敌对国之间为了分赃或重新分赃非资本主义领土而展开剧烈的斗争。今天,当全世界经济已经基本上变成资本主义,甚至连一些前殖民地也成了资本主义竞争者时,游戏规则改变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也随之而改变。「全球化」不过是代表某种政策的采用以应付一个全球性制度的资本需要,在这个全球制度里,主要的经济角色都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行事,就像旧式帝国主义为了资本的利益,在一个主要是非资本主义的世界中抢夺时所代表的政策选择一样。

但是,假如「全球化」是资本对结构性变化所作的政治反应,也即是说可以有其它的选择,例如社会主义的响应。假如旧式的政治手段例如30年代的凯恩斯政策在当时「全球」经济还没发扬光大的时候已很不足,今天更不用说了。但这并不表示其它任何的政治行动都不行,那只表示政治行动不能只局限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而是必须日益把物质生活从资本主义逻辑分离出来。这才是当今左派应该思索的问题,而不是让自己在全球化的幽灵面前瘫痪下来。

最后一点我想回应斯文兰登的是:他严厉指责我对以下两个危险视而不见:「后现代文化」向社会主义价值和信念所提出危险,以及一个与信息资本主义有机地结合的新知识分子「阶级」的威胁━━他们并不是什么由战后繁荣结束后产生出来的心理突变。

我把「后现代情况」描述成是资本主义世界某个知识分子层份的一种心理状况,或者是过于轻率。但是,这种状况,同任何其它体现在社会意识中的社会存在的状况一样,不多不小,也是一种心理状况。这种心理其实是对特定的物质状况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反应。但我不认为叫它做「信息资本主义」有助于解决我们的问题。它的来源可以追索到两代的断裂:前一代人的知识及政治成长是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及二次大战时期;后一代人的知识及政治的成熟期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这些人的成长经验不是衰退,世界大战或者反法西斯斗争,而是资本主义扩张以及大学生活。

我当然很清楚看见「后现代主义」向社会主义信念及价值所提出的危险,而其中一个不算小的危险是,像斯文兰登那样有慧眼的社会主义者们,他们对「后现代主义」毫不同情,但却让自己陷于这个迷误而不能自拔。

(本文译自Monthly Review 1997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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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主义的劳工、国家与阶级斗争

艾伦伍德 Ellen M. Wood
丹心 译

编者按:

本文译自1997年七、八月号的《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伍德所写的文章《劳工、国家与阶级斗争》的后半部份。97年三月,《每月评论》举办了一个圆桌会议,邀请了一批工运活跃份子来讨论当今工运界最关心的议题。其中如,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左派的反应以及工人在什么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等等。及后《评论》更邀请一批作者撰写有关文章,成为这一期的劳工特辑,本文就是其中一篇。

我们没有把前半部份译出,因为其中有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实际情况的分析,早已在第44期的《先驱》有关全球化的文章中刊登过,所以不再重复。

文章的后半部主要谈到国家的作用,伍德认为,国家并非像某些左派或后现代主义者所说已变得无关宏旨;恰恰相反,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功能,它不但成为资本通向全球市场的主要工具,而且仍然是替资本在本国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及抑制工运的主要工具。最后,伍德指出,这个发展正开启阶级斗争的新机会。

美国的工人运动在过去从来不曾产生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强大得像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是英式工党那样的政治组织。虽然这情况可能在改变中,但美国的民主党今天能够为工人运动做的事情甚至比过去更少。不过,如果与欧洲最具规模的工人政党━━不论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抑或是「劳工主义」━━那种完全跟自己的阶级根源切断的情况比较起来,美国的情况似乎并不比过去更异常。举例,欧洲的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党派总的来说是已经放弃阶级斗争及其用语,而最近在大选中取得政权的英国「新」工党━━至少是取得一党领导权━━亦想切断它与工会运动的历史联系。这,至少在目前来说,使英国成了近似美国模式的一党制国家━━又或者像G.Vidal说的一个有两个右翼的政党。

尽管这些伪装的左派政党立场含糊,但它们的胜利仍可能会开启新的政治前景。此刻,许多人似乎把工人阶级政治的消失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过去传统上由工人阶级占领的政治领域━━不论是革命的还是选举的━━都不再存在了。甚至那些不接受所谓没有选择,或全球化无可避免等观点的人似乎也说斗争的领域已不可挽回了。

关于全球化的政治含意的最重要的假设很可能与全球化对国家机器的影响有关。人们不断告诉我们,全球化使民族国家不再重要。有些人认为再无事可为,另一些人则认为斗争必须马上转移到国际平面上去。但无论那一种见解,似乎工人阶级政治都在被排除之列。

然而,我要挑战的正是这种假设━━不是指有没有「全球化」的问题,而是「全球化」是否切断阶级政治的基础。我认为,全球化使阶级政治━━一种直接针对国家和集中于国家的阶级权力的政治━━更重要和更有可能出现,而非相反。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强调资本主义增长的方式会促进阶级意识和阶级组织的发展。社会化生产和单一化工作,其中的一个组成部份又是民族,超民族,甚至是全球的互相依赖━━这统统都被假定会大规模地产生工人阶级意识及组织。甚至是国际团结的条件。但整个二十世纪的发展日益削弱这种信念。

工人阶级无法实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期望成为左派知识分子放弃社会主义或至少是寻求其它代理人的典型原因。近几十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及后现代主义都先后为知识分子、学生、「新社会运动」以及除了工人阶级之外的任何其它人指定为历史代理人(假如他们还相信历史或代理人的话)。今天,工人运动完全在最时髦的左派理论及政治中消失,而「全球化」更似乎是对工人运动的最后一击。

大部份人谈到全球化的时候,似乎都认为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年代,工人阶级(如果仍然存在的话)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分散。左派人士更认为没有其它选择,顶多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夹缝中透过各种特定的、分散的斗争取到多一点点的空间,这类斗争有时被叫作「身份政治」。

支持这种论调的人,有许多理由舍弃阶级政治而取所谓零碎政治(political fragmentation)或身份政治,但肯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和所谓资本主义越全球化,斗争也越全球化这个假设有关。总而言之,争论的焦点是:全球化是否真的已把权力从民族国家转移到跨国组织及力量上去呢?而这又是否意味着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都必须在那个跨国层面上进行呢?

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由于大多数人觉得很难达到那种程度的国际主义,更不要说在那个层面上组织起来的可能性,他们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游戏已经玩完,资本主义永垂不朽。更可悲的是,人们已不再认为有充份理据去建构一个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一个包容和广泛的政治力量,就像过去那些工人阶级政党所希望做到的那样。换言之,阶级作为一个政治力量,跟作为政治目标的社会主义理想同时消失。假如人们认为无能力在全球层面上组织起来,就只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向内转,转到自己本地的特殊压迫。

当然,有些社会主义者仍然坚持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国际战场上,他们相信社会主义斗争仍然可以继续,于是他们提出以社会主义全球化来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其中有些人用「国际民间社会」作为斗争的新战场,又或者用「全球公民」作为新的团结基础,但我认为提出这种名词的人就像在黑暗中吹哨子,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种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策略。所以当有人向我宣扬国际战场才是社会主义者唯一的出路时,我会把这话翻译成:反资本主义斗争已经完蛋。

资本主义的离心力

我跟这些人的结论完全不同,因为我从不同的前提出发。首先声明,我对于资本主义的增长和工人阶级的统一之间的直接关系时常有保留。大约十六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叫《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的分野》的文章,里面曾谈到资本主义的离心力。跟传统马克思主义智慧相反,我认为在一个发展完备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结构会倾向于使阶级斗争分散、内向和局限于本土的特殊斗争。当然,资本主义肯定会产生划一化的效果,而其经济的整合也肯定会为工人阶级团结提供超越个别企业和跨越民族国界的物质基础,但更实时的效果是在个别生产单位内体现阶级矛盾,使阶级斗争分散及本地化。但必须强调的是,这并非工人阶级意识的失败,而是对物质现实,对资本主义组织起来的社会的一种反应。

我认为这说明资本主义的政治问题在某个意义上也被「私有化」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权威和统治的矛盾是直接针对地主及国家的司法和政治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则转而针对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虽然资本必须依靠国家权力来支持阶级权力制度和维持社会秩序,但资本主义不是在国家内,而是在生产过程及其等级组织之中最直接地对工人行使其权力的。

我更认为这与一个事实有关,即现代革命都在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地区发生。在这些地区,国家本身就是基本的剥削者,例如透过税收来剥削农民,这就使经济和政治斗争很难分开。在这类情况下,国家成了群众斗争的焦点。总之,与资本比较,国家机器是较容易见到和较集中的阶级敌人。当工人与资本直接对抗时,通常的是以个人、个别资本或个别资本家的形式出现。所以甚至是无产阶级革命,也较容易在工人阶级与资本发生冲突的同时,又与其它前资本主义斗争(最明显的是反地主及反国家剥削的农民斗争)结合起来的地区发生。

但当我说资本主义有分散斗争及使之「私有化」的倾向时,它似乎也同时存在一些新的抵销倾向:资本主义市场在国际上的日益整合正把资本累积的问题从个别企业转移到宏观的范围,而资本也被迫要更加依赖国家机器来为其累积创造合适的条件。所以,我指出国家日益与资本的反社会作用合谋这一点意味着国家将成为先进国家抵抗运动首要针对的目标,这就有可能抵销资本主义某些离心的作用了(即分裂工人阶级斗争及使其局限于本土的倾向)。

我提出这个观点之前,从未听闻全球化的说法,也不知道人们很快便把这个名词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国际整合会削弱民族国家和把资本主义权力的焦点从国家转移开去。最近,人人更把全球化挂在唇边,我则反对那种认为全球化促使民族国家日益无关重要的假设。我认为,尽管国家的某些功能可能正在消失,但它同时正在获得新的功能作为资本与全球市场之间的主要管道。我认为这个发展的结果就有可能开启阶级斗争。八一年时,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可能的展望而已。

关于全球化的问题,有些是可以辩论的。例如,「全球化」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什么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呢?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资本需要国家替它在全球市场上维持积累的条件,维持劳动纪律、提高资本流动的同时又能压制劳动力的流动。在每个跨国集团背后都有一个民族国家作为基地。跨国集团一方面依靠它自己的国家来支持它,另方面也要依靠其它国家的帮助才能通向其它市场及其它劳动力。即是说,「全球化」的全部问题是:竞争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个别企业之间,而是全部民族经济之间了。国家作为这种竞争的工具获得了新的功能。

国家的新功能

即是说,民族国家不过是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例如,美国资本若要在一个国家寻求「竞争」时,便会要求那个国家把社会成本压至最低,同时要求它控制因缺乏社会保障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及混乱。另外,被视为跨国组织典型的欧洲共同体,为创造货币联盟的条件时,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是主要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强迫其本国人民接受紧缩政策及随之而来的困难生活,以配合单一货币所需的苛刻条件。因此每一个国家不但成为主要工具来压制因这些政策而产生的各种矛盾,而且也是维持秩序及劳动纪律的主要代理人。其实,欧洲各国那种强烈的民族本能最终可能使整合泡汤,并非是不可思议的。尽管如此,这些民族国家在可见的将来很可能仍会扮演着中心的角色━━协助资本进入全球化市场的渠道,为资本累积创造合适的环境,以及作为反对内乱的主要防线。当然,这些国家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律是保持一致的,它们作为资本主义整合的代理人,一方面设计一套计划以提高欧洲资本在全球化经济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担当欧洲内部(在个别不同的民族经济之间的)竞争的主要代理人。

在不同的地区、国家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当资本跨国界移动时,国家禁止工人组织反抗活动。或者在发展较慢的资本主义地区,国家则替其它更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做输送带。不论是那一种情况,也不论以那一种形式,似乎国家在可见的将来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工具。自然,国家有可能会改变其形式,而传统的民族国家一方面会逐步向那些更狭隘的本土国家让路,另一方面又会向那些更大的地区政治权威让路。但无论是什么形式,国家仍是主要的。我怀疑,在未来一段长时间,那些古老的民族国家仍会扮演主要的角色。

那么,国家的新功能究竟产生什么影响呢?阶级斗争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我提出的观点,即在一个「全球化」的「弹性的」资本主义里,国家的新功能正在使它成为阶级斗争的目标以及工人阶级团结的新焦点,是否证明是对的呢?现在就下结论自然是言之尚早,但至少我们注意到各地都有大批的群众抗议和街头示威,例如法、德、加拿大、南韩、波兰、阿根庭和墨西哥等等。我不想对其中的影响谈得太多,但它们的共同点很值得我们深思。

毫无疑问,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现象与全球化有关。尽管我们对「全球化」的某些方面有怀疑,但仍然可以找出一些大家都同意的方面:现在每一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在重建资本主义,重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竞争」的利益需要而大力消除各种社会福利。这正是我所说的那种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共谋关系:不仅仅是国家从其改良的功能倒退,而且也是为了资本的利益而不惜危害其它任何人,日益扮演重建经济的积极角色。国家这种行为已驱使人民(包括差异极大的地区,如加拿大及南韩等)走上街头反对国家的政策。

最近在法国甚至出现一种非常不同的群众示威━━参予者来自各国的工人抗议。那是由来自各国的雷诺车厂工人组成的反对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附近一间雷诺车厂裁员。表面上,这并不是针对国家的抗议,而只是跨国工人与跨国资本之间的冲突。但正如英国某报所说,这是第一个「欧洲示威」,那不仅仅是针对普通一个跨国老板的行动,而是针对每一个有关的欧洲国家━━如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等━━在各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重建资本、为欧洲单一货币创造条件以及为工业提供补贴而大耍手段等。这个跨国界的工人阶级团结事件说明了联合行动的原则不仅仅是反对跨国集团的剥削,而且也是反对那些为资本累积创造条件的民族国家。在这个反映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事件中,工人要反对的政策恰恰跟其它地区反对其政府政策属同一类。譬如,跟雷诺车厂抗议差不多同一时间,德国矿工也在波恩抗议他们的政府取消对煤矿业的补贴。即是说,两个事件所涉及的主要都是政府应否补助工业的问题。这再一次说明,欧洲这些特殊的压力其实不过是整体重建计划的一个特别例子而已,其中无论美国、南韩、德国或法国都是国家的主要代理人。

Sam Gindin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已造就了新的斗争机会。「一国或国际经济的重建将带来各个组成部份、各种服务、专业化及少存货制度(lean inventories)的高度整合。」这使某些跨国企业会比某些本地、地区性及全国性的斗争更脆弱。我说的正是这种整合使国家在许多方面来说比过去对资本更重要。不论是什么方式,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共谋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比以前更密切。那正是使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每一个个别国家成为冲突及阶级斗争的潜在焦点。

所以现在根本不是左派放弃这个政治领域而选择零碎政治,或是一个完全抽象的国际主义的适当时候。假如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那么,国家,尤其是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家就仍然是阻挡全球化最强大的机器。假如国家是资本转移到全球化经济的渠道,那它同样也是反资本主义力量切断资本的生命线的手段。旧式「凯恩斯主义」的干预现在可能更少效用了,但这正说明政治行动不能再简单采用干预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问题更多是物质生活必须从资本主义逻辑分离出来。短期而言,政治行动不能被引导到只为资本提供物质剌激,使它能做些对社会有建设性的事情,或透过设立「安全网」来补偿资本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政治应该是关于怎样利用国家权力来控制资本的流动及其分配,和逐步透过民主方式来决定如何处置经济剩余的问题。即是说要采取一种与资本主义竞争和利润挂帅的逻辑完全不同的社会逻辑。

结论

组织反资本主义斗争其中一个主要难题是资本通常不是单一可见的目标。而「政治」和「经济」范围在形式上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的特性━━在那里剥削透过表面上是两个「平等的」法人之间在一个劳资契约中「自由」交换,而这种关系又透过一个非人化的「市场」为媒界的。这个特性使国家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中立」的。它对劳资之间的日常对抗的干预不容易为人所见。但假如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而且采取所谓「弹性」、「竞争」和「全球化」的政策的话,资本的权力在某个重要意义上更集中于国家,那时二者勾结的透明度也日益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使用「全球化」这个词时需要十分小心的主要原因。我们须避免把这个词说成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过程,来代替历史上特定的资本主义过程。资本主义对人类和自然资源的剥削是透过国家与资本之间的直接合作和唆使而达成的。我认为,全球化这个概念在今天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能扮演如此突出的角色恰恰是因为这些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需要伪装一下,使其中越来越直接和明显的勾结关系蒙上神秘色彩。

假如国家日益成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目标的话,那么它也可成为本地或本国阶级斗争的焦点。国家不但成为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防止内部分裂,而且也可成为工人运动及其区内同盟者的统一力量。同时,当每个国家都按照相同的破坏逻辑,那么每一国反对这个共同逻辑的斗争便成为新国际主义运动最强大的基础了。这个国际主义运动不是建基于所谓「国际公民社会」或「全球公民权」这些不切实际的抽象观点上,也不是建基于一种幻想上:即只要多些左派代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会那样的跨国组织便能改善我们的处境。这些人根本不相信真正的国际主义是建基于各国各地在反对它们本土的资本家和国家时能够互相支持的同时,又能把这些民族斗争向全球扩散开去。

这并不是说共同的跨国斗争再没有空间,更不是说工人运动应该忽略能有成果的跨国组织(例如欧洲共同体)的斗争。但毕竟这种斗争最终也得靠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本国工人运动的建立。所以,如果用一句箴言来概括这种国际主义,那便是「各国工人团结起来,但团结始于家乡。」

无论如何,事实摆在眼前,许多左派人士已加入新自由主义的阵营,并向「全球化」不可避免以及国家日益变得无关宏旨这些见解投降。而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又已经消失,或完全切断它们的阶级关系。这时,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和更具改变一切的潜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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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银和国基会的真面目

李 鸣

根据新古典主义(又称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政府应该给予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交换最大程度运作空间,把自身的经济功能减至最低,限于填补市场的一些极个别之不足,如提供公共服务(教育、基础建设等)、保障市场自由运作的法律架构、有效率的公共行政等。不适当的政府参与经济只会带来低效率。

应用到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上,新古典主义认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遵从相对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原则。即是说,若某一个国家的相对优势在于生产咖啡,它便应该集中于发展咖啡生产及出口;随着科技从先进向落后国家扩散,后着便能够在依照相对优势原则下逐步把其事业出口及结构提升。这便是所谓「阶段性相对优势」模式。显而易见,依照这个模式,即使落后国家经济能够提升,它们也不可能打破相对于先进国家的落后地位。

作为一门经济学,新古典主义是对廿世纪科学的一大讽刺。日新月异的数学模式之运用无法掩盖它在其范畴内不能为周期性经济危机、失业、金融危机、债务等等经济现象提供合理解释。任何一门科学面对同类情况都会出现危机,但新古典主义却可以处之泰然,继续固步自封,过去廿年来占有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为什么?因为它查实是一门伪科学,一门意识形态,其生命力来源于「自由放任资本」的统治。同理,虽然「阶段性相对优势」模式根本无法解释日本、南韩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它却成为当今的正统学说。

八十年代初,凯恩斯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对新古典主义的一种调整)没落,新古典学派随着戴卓尔及里根上台抬头。世银/国基会的主导思想也随之向转变到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共识」认为:政府的经济角色应限于为私有经济交易提供规章架构;各国应容许货品、服务及资金自由流动。按此「共识」,落后国家接受世银/国基金的结构调整信贷时,必须以削减政府参与政治及经济上向外开放为条件。换句话,要获得世银/国基会贷款,落后国家必须放弃任何扶持民族工业的工业政策(如提供低息贷款、出口补助、进口保护等),严格按照相对优势原则发展经济。世银1987年的《世界交易报告》把「共识」的方针称为「中立贸易体制」(TRADE REGIME NEUTRALITY)。

撇开「中立贸易体制」只会把大部份落后国家维持在相对落后水平这点不谈,如上所述,其理论基础「阶段性相对优势」模式根本就没法解释日本、南韩等国家的经济发展。理由是这些国家的发展并非建基于新古典主义模式之上,而是相反,立足于跟其背道而驰的发展策略,即政府/国家透过工业政策等措施积极参与经济。为什么世银可以对这些发展经验视若无睹,而继续鼓吹其「中立贸易体制」方针?

原来,日本于九十年代初曾对该方针提出过挑战。建基于其骄人经济发展,日本于八十年代间大力扩张其对东亚及东南亚的投资及经济缓助,缓助方针跟世银相反,鼓励受惠国家仿效日本、台湾、南韩模式,让政府承担积极经济功能。日本这样做当然有其特殊目的,企图借此左右受惠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以利日本向外投资的收益。无论如何,接受日本经援的国家既然有了另一个低息贷款来源,便没有需要一定要接受世银贷款的苛刻条件。不用说,世银对日本的做法十分不满。日本不但没有理会,更于1991年要求世银对东亚发展经验进行深入研究,并愿意承担研究费用。研究于1992年年头展开,报告于19939月以《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为题发展。

作为对日本所作出的一些让步,报告承认「(政府)某些选择性的干预有助于增长」。虽则如此,报告发表后,英国《金融时报》作出评论说:「根据世银的报告,针对个别行业或企业的工业政策在东亚一败涂地,对该地区近数十年来的快速增长毫无帮助」。《金融时报》是否在说谎?原来,报告除了在数处向日本作出如上的让步外,竟然大肆剪裁材料,无视相反证据,违反事实地一再重申世银「中立贸易体制」的立场。例如,为了证明工业政策无效,报告指东亚地区的相对价格结构比其它发展中地区更为贴近国际价格。但事实是,日本、南韩和台湾的价格比实行强力政府干预的巴西等国更加偏离国际价格。报告怎样得出上述结论呢?很简单,它把日、南、台跟香港、新加坡等混为一谈,取其平均值,偷天换日地混淆视听。又如,虽然日、台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比巴西、阿根庭等为低,经济增长率却高于后者。可是,报告却强调对外开放程度跟增长速度形成正比,并刻意把开放程度相对低但增长快的中国撇开不谈。报告瞒天过海、扭曲、捏造之处比比皆是,以上仅为一两例证。

为什么一个国际性的权威机关、对落后国家经济操生杀大权的组织会这样做?组织内部又有否任何内在机制确保其报告必定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首先,自成立以来,世银总裁一向是美国人。世银的专业职员(绝大部份为经济学家)三分二毕业自美国大学,加上毕业自英国大学的,共占总数80%。这数百名经济专家当中,几乎无一例外都隶属于或亲近芝加哥学派。任何「异见」学者根本就不会受聘;而要晋升的话,思想上正统是先决条件。例如,东亚研究计划的主持人为JOHN PAGE(美国人,美国史丹福大学经济系毕业,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组共6人,除一人外,全部为毕业于美国的经济学博士;没有一个曾经在亚洲工作或生活过。可见,研究在未开始前,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及立场经已预先决定了其结论。而事实上,一般世银研究在未展开前,研究组便事先为自己设立框框,先验地决定了研究要求带出的信息是什么。

世银以上内在机制是为了一个目的而服务:维持「华盛顿共识」。为什么要不惜代价维持这个正统?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世银要依赖国际资金市场吸取低息资金用以向落后国家发放信贷。如众周知,拥有这些国际游资的金融资本家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化身。倘使世银偏离上述正统,它在金融资本眼中的权威性便会随时丧失(世银/国基会恒常性地给世界各国的信贷风险评分,为金融资本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它更会丧失其低息资金来源,从而失去其对落后国家的控制权。一句话,世银/国基会的正统不外是金融资本的正统;它们对落后国家的生杀权不外是金融资本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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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组织,新混乱

━━世纪末的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丹心 译述

早在二次大战结束前便蕴让成立的布雷顿森林组织(BWI)﹝即世界银行(世银)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到今天已成立逾半个世纪了。这两个机构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及美国主管货币问题的怀特(Harry Dexter White)构思出来的。

无疑,建议成立这类机构的动机是可钦佩的,世银的官方名称叫作「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其首要任务是重建大战后的欧洲。美国是唯一一个在战后冒起的经济强国,不但急需一个活力充沛的欧洲作为贸易伙伴,更需要一个销售其剩余产品的市场。

IMF则透过向那些暂时出现国际性收支不平衡的国家,提供短期贷款来促进贸易,以防止战前危机的重现。

几乎人人都指责,战争是由30年代广泛流行的贸易政策━━以邻为壑━━所造成的,所以当务之急,是改革世界贸易制度。

今天,IMF的财政及政治权力比过去扩大许多,尤其是它扮演着第三世界经济的指导及经理的角色。原来的约章说明其目的是以促进国际贸易增长和平衡发展,从而促进和保持就业及高水平的实际收入,促进所有成员国发展生产性资源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IMF贷款的原意是使那些出现赤字的成员国,在商业交易中仍能如常运作。其始创者期望这个组织能重建经济上的伙伴关系,避免限制性的贸易措施和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因为这些都是导致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战争,没有人想重复这战争。

这些年来,BWI不断演变,非常成功地适应新情况,变成廿世纪末主要的组织,但有些人却批评它已经违背原先的目标了。

世银及IMF这对双生子的权力

IMF92年的周年报告宣布,它的成员已趋向全球化。的确,单是92年,IMF的成员就由157个上升至178个,其中有全部15个前苏联共和国,甚至历史上有长期保持中立传统的瑞士,也在激烈的反对声中投票赞成加入IMFIMF一时成为众多国家认为可依靠的组织,其每年所贷出的款项亦不断上升。1991-92年的贷款额(约125亿美元)就比前一年增长五成半。

世银亦有类似的增长,成员不但包括所有前苏联共和国,也包括亚尔巴尼亚、蒙古、纳米比亚及瑞士。战后初期,世银的贷款主要集中于西欧各国,以帮助它们战后复兴经济。自1948年以后,世银逐步改变其原先的作用。欧洲复兴所需的资金,主要通过「马歇尔计划」得到解决,而世银则将其贷款的方向逐步转向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现在世银主要关注国民生产总值低的国家的「发展」问题。至1993年底,世银曾借出2350亿美元,合共超过3500个工程。在九十年代,它每年约借出160亿美元。

另一个世银的姊妹组织叫国际发展协会(IDA),成立于1960年,其目的也是以特别优惠的条件,向最贫困的国家提供贷款,每年约借出50-60亿美元。

法理上,这些贷款组织隶属于联合国,但并不是按联合国大会的「一人一票」原则办事,而是按「一元一票」的方式来作决定的,即最多钱的国家最有话事权。

理论上,世银及IMF由每一成员国指派一名理事组成一个理事会,但实际权力则落在一个由24名全职执行董事组成的执行董事会手上。其中五人是由基金组织持有最多份额的五个国家(即英、美、法、德和日本)委任,其余董事则由其余成员国划分为十多个区选出。世银坚持形式投票没有作用,因为大部份决定是由共识造成。换言之,七大工业国最有话事权。例如美国控制了17%的票,整个非洲仅占4%。美国在IMF的主要决定中(例如增加资本)实际上有否决权,这在正常情况下需要80%的多数。所以世银及IMF远远不是什么民主机构,其政策绝少偏离那些有钱的大股东。普通市民,无论他们住在那里,都无权置喙。如果世银或IMF作出的决策不受欢迎的话,北半球的主要政府以及南半球的精英,很容易透过这两个贷款组织找到代罪羔羊。

财政上垄断的机制

80年代初以来,这些贷款机构的领域和权威得到大大扩张,主要是所谓「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所致。其实这些国家大部份都不是「正在发展中」。「第三世界」这个词实际上毫无意义。南北分野纯属地理上的意义,而非分辨不同的社会阶级。更有用的分辨标准,反而是货币的可兑换抑或不可兑换。世银和IMF经常令那些只拥有不可兑换货币的高度负债国,按照它们的政策办事,因此人们叫这些负债国做财政上受控制的国家(FDC)。

财政上受控制也导致其它形式的控制。除非得到IMF的同意,一个失去信贷价值的FDC不会再借到任何贷款。如果想借钱,它必须接受一项由IMF制订的重建经济建议,即结构性调整计划(SAP),否则任何公共或私人信贷者都不会提供贷款给这个国家。

世银及IMF能够获得这个守门人的功能是因为FDC的债务是所有会员国共同分担的。在60-70年代,不论公共或私人机构都不断鼓励FDC借钱。世银也不断宣扬:债务是加促发展的途径,FDC的领袖眼见利息率低至负数时,一时也信以为真,于是拼命借贷。借来的钱通常不是浪费掉,便是被偷去,最后流入某人的私人银行户口或用作购买军火、奢侈消费品等,绝少用于有益的投资。80年代初,美国突然大幅提高贷款利率,企图遏止通胀。这个举动引致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到今天,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仍然非常沉重。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胜加(Hans Singer)认为:「债务是导致南方国家不稳定的核心问题,即是说当财政出现危机时,利息结构随之改变,这不但对布雷顿森林组织和联合国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亦说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债权人,在世银及IMF内比他们在联合国内更有权力。」

其实自80年代初世银便开始向自由经济政策转变,其首要目标是要穷国迅速还钱。SAP只不过是要达到这个简单目的的手段:还款得到保证。世银顿时变成一个庞大的收集债款机构。

过去10年(1983-92FDC已经先后还款15000亿美元━━相等于1982年借入9千亿的本息。如果把这些国家视为一个组别,那么这10年间,它每星期便要还款约30亿美元,每小时还款17百万,又或是每分钟还款近30万美元。不过到1991年底它们发现债务仍比1982年高出64%,仍欠14780亿美元。同一时期,撒哈拉非洲以南的国家的债务亦升至123%,而最不发达的国家的债务则增至158%

债款有增无减固然很不妙,但更坏的是FDC受到贷款机构新的控制。过去,有些FDC一直拒绝在本国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体系,并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债务危机迫使这些异见者屈服。虽然从没有人能证明世银或IMF的做法是有预谋的,但债务危机确实为它们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使第三世界就范。

结构性调整计划(SAP)━━死胡同

简单来说,所谓结构性调整的基本精神,是决不能视国内市场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应该转为全力出口导向。若一个已丧失信用的FDC想向IMF借新债,它必须签署一份由世银及IMF拟定的结构性调整计划书。其中包括一系列划一的措施:货币贬值、高利率、入口自由化、低工资以压抑国内需求、提高基本货品及服务价格、国有企业私有化、透过财政预算大幅削减公共服务和大规模裁员。不错,国家缺乏手段不会比普通家庭活得更久,但SAP所实行是大规模的紧缩政策,影响立竿见影,而且代价要由那些从没有从贷款中得到任何益处的普通人民来付。

1992731日为止,逾50个国家(不包括稍后加入的前苏联共和国,以及其它自行实施类似政策的国家)参加SAP计划。自87年世银重组以来,借出的款项主要用于「调整」第三世界的经济。现在大概有1/4借款拨作SAP贷款。

世银及IMF宣称SAP措施纯属「技术性」,它们认为负债国必须还款。按定义本地货币是不可兑换的,负债国必须赚可兑换的硬货币。所以SAP的首要规条是「以任何代价搞出口」,这即是要求负债国把本地人的衣食住行等产品,以至任何可卖给外国人的产品,都投入出口市场以赚取硬货币。

这些政策的后果异常惨烈:商人为了维持出口收入,拼命把初级商品价格降低。出口更多,价格就更低,再加上要与同类国家的同类产品恶性竞争,结果是两败俱伤,不但赚不了多少硬货币,而且摧毁了国内市场。其实由1980-92年间,原料价格就一直下降,现在的价格是百年来的最低水平。

但那些贷款机构仍然坚持这种「出口导向」的政策,它们认为任何国家如果肯努力都能够像四小龙一样成功。实施初期,表面上IMF似乎很有成就,它改进了第三世界的生产和促进世界贸易,但负面影响很快便出现了。降低出口价格,使出口变成唯一有活力的部门,只会更快摧毁国内市场。解除对市场管制的主要目的是要消除最低工资,价格保证和政府补贴,这也是摧毁国内市场增长的做法,因为解除管制会使本国的农业及传统工业受到巨大压力,迫使它们同生产力较高的先进国家「公平」竞争,最后通常是落后国家的整个农业或工业部门遭到淘汰,或是因政府停止补贴而完全窒息。最后,伴随私有化而来的是公共部门的大规模萎缩,普通人民的生活质素受到直接而明显的打击。这一切只为达到一个目的:国家赚取外汇和还债。

穷国真的可以翻身?

世银相信,非洲经济可以透过出口获得增长,然后有能力入口本国工业发展所需要的产品。世银更认为非洲可占世界市场的初级产品的一定份额。但事实告诉我们,这是妄想。按一个研究显示,至少对非洲来说,出口导向以求增长是死胡同。有人问购买这些商品的商人及大公司,究竟非洲的出口有没有前途,结果令人沮丧。

另一个对24个非洲国家所作的研究也得出非常负面的结论:基本上本地的私人部门全部消失,而组织性结构也失败。在非洲,结构调整的结果是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包括薪金,国家雇员数目),关闭那些无利可图的公共事业,削减国家补贴等。那些所谓的「专家」完全忽略国家雇员工资有支持经济的重要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只会进一步打击经济。

经过12年的调整政策,胜加(Singer)尝试总结一下SAP的成果:「世银及IMF没有可庆祝的理由,因为结构性调整的效果很差,甚至是负面的,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亦非常巨大……它们的期望显然落空:没有增长、债务没有消失,投资下降。不过,也很难对SAP作出合理的评价。举例,有人估计今天世银发展计划的失败率近30%,前几年则是10%,表面看来似乎今天更失败些,但这主要是由于世银把结构性调整放在首位,因而破坏了计划本身的效果。」

虽然世银的乐观主义无甚根据,这无碍于它继续推销其出口导向的政策。不过事实终究是事实,那些能成功打入世界市场的国家(如日本、南韩或其它小龙)全都是实行与今天负债国所被迫实行的恰恰是完全相反的政策。

给削弱的政府

这些负债国除了要执行世银所建议的灾难性经济政策以外,其政府的职能还会逐步被世银等贷款组织所左右或取代。例如:

货币:一个实行SAP的国家必须把货币贬值。理论上,贬值会使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增强竞争力,实际上,其它实行SAP的国家也同时出口同一产品,有利的因素便互相抵消。

宏观经济政策:弱小的负债国根本没有条件制订宏观经济目标,或安排资源来达到目标。

对外政策:债务变成一种有力的工具去改变负债国的外交政策。埃及便是一例:自海湾战争后,美国为奖赏埃及站在「正确」立场上,削减其债务超过25%

跨国企业的出入自由:SAP不准本地限制外国投资。印度实行民族主义政策限制外资投资几十年,现在也因IMF的压力而被迫开放边界。

国防:虽然世银及IMF干涉国防的事件从没有公诸于世,但它们毫不含糊地公开表示,希望压抑负债国的国防开支。在1991年的周年会议上,世银的一名官员提出:「过去10年,世银对至少20个国家的军事开支水平表示关注。」IMF的官员则强烈表示负债国应把军事开支投放到更值得的部门。

中国是世界银行自1993年以来借款最多的一个国家。在它所发表的新闻稿中,世界银行总是夸称它怎样贷款援助中国。我们暂时不问这些援助项目本身有什么不良影响(例如最近它资助的一个黄河大坝,将会迫使十七万居民迁居),只是指出,中国人民同时也要为这些贷款不仅仅付利息,而且要偿付其它惨重代价。世界银行之所以那样善待中国,正因为中共总是忠实执行世银的「忠告」,包括进一步开放市场,削减对国企的补贴,私有化以及迫使更多国企关门及开除工人。而这一切都在客观上助长资产阶级的财势,同时又是对工人阶级的重大打击。此外,去年底中国与IMF达成协议,同意未经IMF批准,不会对国际交易所需的支付及资金转移施加任何限制。这其实是出卖了局部的经济主权。

自然,世银及IMF否认它们想替代政府,但当SAP并没有产生效果,这些贷款组织便会指责政府无能,或缺乏充份动力推行政策,继而要求加强政府的角色。如果SAP成功的话,则归功于这些组织的智能和建议。现在,世银及IMF只要求当地政府用强硬的手段,维持治安及惩治性的司法制度,因为有30个国家曾经发生「IMF」暴乱,上千人伤亡及遭逮捕。可以理解,世银等不想牵涉其中。

见过IMF报告的证人指出:「我们知道有许多流血暴乱的发生,都是因为政府突然取消基本产品的补贴,以图减低财政赤字;也见到这些暴乱如何使整个调整计划瘫痪。」

甚至连世银的两名经济学家也承认:「调整政策欠缺一个『人性的面孔』,穷人不成比例地受到紧缩之苦。削减公共开支,使援助穷人的计划受到严重影响。改革使收入更不平等。」

世银受到各种批评及压力后,自90年开始便挂上一个人性的面具,它承认它们的政策影响11亿人的收入(这些人每日赚不到1美元)。在91年的会议中,世银还建议成立一个「安全网制度」,其中建议发展中国家要「增加保障人民健康的公共开支」!

在拉美,世银也开始强调社会不平等及贫困的增长,并「发现」经济成果的公平分配,可能比增长本身更重要!问题是世银对于贫穷的定义非常狭窄,例如它认为美国与拉美的贫穷人口有着相同的比例!

尽管有这些微少的改变,世银并没有改变其援助落后国家的政治标准,即只喜欢贷款予那些有权威的政权,这些政权必须支持政治稳定和能较好地管理经济。所以当孟加拉国及菲律宾结束军法统治后,世银便认为这两个国家开始走向民主与法治,随即取消其全部债务以示奖励。

谁是既得利益者?

穷国受世银等控制这个事实,是否无法改变呢?此刻确实不容易。结构性调整政策其实反映今天的资本主义如何运作。那种反对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反对社会保障,但却支持私人努力、市场法则及迫使各国在没有保护或规则的情况下,加入世界市场竞争的进攻,并非只为第三世界或东欧各国而设。那是一场全球性的进攻,目的是要透过一个排他性的资本主义,分裂世界经济。所以,有人建议着力把世银民主化的观点,根本不现实,而且容易误导人们,以为世银等组织真的会为穷国发展服务。同时,我们亦不应该为资产阶级寻找一种第三世界主义的新形式,使它在第三世界任意妄为。无疑,新自由主义透过贷款这种形式得以闻名。无论世银抑或IMF都以现代化计划作为包装。但这些计划其实只对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有利,使他们可重新建立有利于他们的内部力量关系。因此我们从没有听闻哪国政府,呼吁人民抵抗IMF的要求的。事实上,这些政府的领袖,已停止了过去那种向贷款组织要求较好待遇及取消债务的定期聚会,改而接受世银及IMF的调整建议以换取个人利益。这些政治精英根本不会受紧缩之苦,相反,他们许多都因SAP而得益。公众设施恶化或消失?他们有自己的私人设施,工资从未像今天那样廉价。私有化使他们能以低价购得好企业。无论公司或个人都不怕货币贬值,因为他们有外国银行户口,本地货币每贬值一次,他们只会更富有一些。

不过,在南半球只有少数人能获得这些好处。世银变成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环球经济的经理,其中南北半球的上层跨国精英扮演着「白人」的角色,中间是担惊受怕的「有色」中产阶级,处于最底层的是一无所有的「黑人」━━不论他们的肤色如何。其实,在发达国家中,那些长期失业,露宿街头的白人市民也属于这个「黑人」低下阶层的一部份。

汽车大王享利福特曾说:他要他的工人买得起他制造的车。但现在福特主义已死。当代的企业,似乎只满足于一个非常有限的跨国顾客网。IMF及世银所倡导的模式使几十亿人民无法生存。

出路何在?

事实上各国的人民对生活的恶化非常愤怒,他们疲备不堪、生病和饥饿,一天要做几份性质不同的散工,无论工资如何低,工作环境如何恶劣,都有人接受。连非正规经济部门都容纳不了所有工人,女人尤其受到打击。一整代儿童没有机会进学校读书。有不少国家的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发地发生暴乱,但这些抗争甚少得到有实力的政治组织跟进,工会或政党等力量,因推行SAP而遭到削弱。

讽刺的是,不断向负债国宣扬民主重要性的世银及IMF,正是最反民主的组织。到现时为止,多数人仍未认识到它们政策的危害性。批评之声是广泛的。但有组织的行动却缺如,世银及IMF似乎已把过去经过长期斗争得来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权益摧毁了。

其实,工资在世界某一角落减少一些,都会影响其它地区的工资水平。生活无保障,千百万人会迁移到北半球,这正是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的温床。「出口导向」占主导的政策也意味着森林会消失,我们只有对抗世银等的政策,这些灾难才能得以制止。

世银及IMF正在从事的战争,不但反对第三世界的人民,而且日益反对富国的穷人,使贫富两个阶级之间的鸿沟日深。那些有权势者相信,市场那看不见的手会解决所有问题,于是就由这只手任意干下去。

因此,为了人类的发展,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进行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不但预示着同世界市场断绝关系,也同本土的资产阶级断绝关系。

苏珊佐治(S. George)认为,面对这种经济及政治的垄断和混乱,可能只有出现另一种更大的混乱━━全球规模的环境起义━━才能破坏这些金融财阀的权力,那些拒绝向绝望投降的人必须寻找出新的团结方式,藉此发明一个在国际层面上的民主制度。

(本文主要根据以下二文改写:Maxime Durand'Bankers On Trial'刊于International Viewpoint No. 2581994Susan George'Old InstitutionsNew Disorder,刊于IMF/World Bank/WTO - The Free Market Fiasco1995年由IIREAmsterdam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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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IMF的「结构性调整」

廖化 译述

要了解IMF怎样支配和剥削第三世界,首先要了解到第三世界的债务问题。

七十年代以来,西方银行的剩余资本为了谋求出路,努力说服(包括贿赂)第三世界领导人借入大批贷款。这是第三世界债务的起点。1980年,第三世界债务是5,670亿美元,1986年是10,860亿,1992年上升为14,190亿。十二年间上升两倍半。同期,利息偿还达到7,710亿美元,本金的偿还达到8,910亿。二者相加为16,620亿美元,是他们在1980年的债务的三倍 。总之,第三世界人民早已偿还所欠本金,以及偿付了一倍于本金的利息,可是他们最后依然债台高筑。

为什么本金偿还(8,910亿)要比1980年的本金(5,670亿)还要多?这是因为IMFWB要第三世界借新债来还旧债。同时,第三世界的出口价格相比进口价格大幅下跌。为了填补贸易赤字,第三世界又得向发达国借贷。这样,第三世界的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就从1982年的37.5%,升为1987年的51%1992年下降到38%。但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情况只有不断恶化。1982年是51%1987年是91%,而1992年已达100%了。

为偿还债务,第三世界每年付出1,600亿美元,其中700亿是偿还本金。这个巨额的流失是第三世界每年所接受的援助的两倍半。

IMF就是通过第三世界的债务来达到剥削及支配后者的途径。第三世界为了偿债,就需要向IMF借钱,而IMF就开列种种足以令第三世界国家陷入永受剥削的深渊的条件━━结构性调整计划SAP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接受这个条件,不仅会得到IMF/WB的贷款,还会得到商业银行的贷款。如果拒绝接受,那就借贷免问,而且从此连从其它国际机构获得援助也变得困难。

但是接受这些条件无异于促使经济崩溃,因为借款并不能用于投资,而且因为条件包括了要从国内经济部门抽调资源,改为用于从发达国增加进口,所以往往造成国内经济的停滞,贸易赤字及债务的增加。以农业上的结构调整为例,所获的贷款并非用来投资于农业项目,而是用于进口,或是用于还债。也就是说,可能一元贷款也没有真正落进第三世界人民的口袋。

序幕:IMF的「影子规划」

一个政府如果想得到IMF的贷款,它首先得向IMF证明它有认真进行「改革」的意向。而IMF也会向它提供有关政策的指引,但不会给予任何贷款。这就是所谓「影子规划」。直到这个政府根据影子规划已经作出令IMF满意的初步改革,IMF才会给予贷款。贷款分阶段支付,但倘若期间有关政府的表现令IMF不满,以后的贷款就不会再兑现,而有关政府亦从此被列入黑名单。

世界银行密切监视许多国家的财政情况,以及有关医疗、教育、工农业的改革,以致私有化情况,据此来决定所进行的「结构性调整」(SAP)。「结构性调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稳定经济,第二个阶段才是更根本的结构性改革。

第一阶段:「稳定经济」
破坏一国的货币

汇率是宏观经济改革的最重要工具。汇价贬值,以及撤消外汇管制,大大影响一国的供求关系。汇率影响到直接生产者所得到的真实价格及工资的真实价值。而IMF在决定一国是否贬值方面有很大权力。它首先会说,某第三世界国家的货币是高估价值的,所以需要贬值,而且将之列为贷款条件,以此促使其本国货币的不稳。贬值会立刻造成价格大幅上涨,这样就大大压缩了人们的实际收入,同时降低了以外汇计算的劳动成本。贬值也减少了以美元计算的政府支出,这样就能有助于转移财政收入到还债方面。

这种贬值的后果,对人民而言是惨酷的。食物、药品、能源及公共服务等必需品的价格会一夜之间涨价。贬值也一定造成通胀,而IMF为了压抑通胀,又会指示政府压抑要求,包括开除公务员,削减社会开支,不容工资随通胀上升而上升等。政府为达目的,也常常会禁止罢工及逮捕工会领袖。

例如,在撤哈拉以南的非洲,IMF规定要把CFA法朗贬值,结果使政府支出及工资的实际价值下降了一半,同时又方便了政府把收入转移到还债方面。

有时候,贬值会促进以出口为导向的商业性农业的短期复兴。但更多时候,它只是让大型商业性种植园及大型农产品企业得益(因为农业工人的工资下降了)。上述短期收益也很快消失,因为贬值所带来的暂时优势,很快会由于IMF也促使许多国家贬值货币而消失。

不容工资追上通胀

工人自然要求增加工资以便追上通胀,但是IMF会同政府达成禁止工资追上通胀的协议。IMF主张要让劳动市场自由化,包括撤消最低工资法。

接管中央银行

IMF在向中央银行提供整顿所需的资源之余,会紧密地监察它,要它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以便冲消政府「所具有的天然采取通胀政策的偏差」。实际上这意味着从此控制货币政策的是IMF,而不是政府。就这样,为债主服务的IMF,有效防止政府资助经济的实际发展。既然无法通过国内货币政策来动员本国资源,政府就只有更依赖国际贷款。

促使公共财政不稳

IMF指示政府要实行紧缩政策,包括开除公务员及削减社会开支(札伊尔政府在1995年一次过就开除了卅万公务员)。为此,世界银行会对政府每个部门的开支进行监察。IMF与世界银行也会要政府逐步减少对医疗及教育的承担,从提供正规服务改为只对「特别无力」的群体提供帮助,结果造成这些公共服务崩溃。此外,IMF也要政府逐步消除赤字,从而确保收入可转移于还债。

促使国家投资的崩溃

IMFWB不会再让政府自行决定种种公共投资,例如公路或医院。它能投资什么,要问过IMFWB,而标准乃是公共建设越少越好。这一整套监察叫作「公共投资规划」。由「规划」所批核的贷款的条件,规定公共建设须要向国际性的建筑及工程公司招标竞投工程。于是,这一类大公司获得了大生意,而当地的建筑公司则实际上被排除于外,尽管实际的工程最后往往还是由前者通过承包制交由后者进行。就这样,贷予第三世界的建设贷款,绕了一圈之后还是落到跨国公司手里。

价格自由化

IMF/WB认为一定要消除扭曲价格的现象,为此需要消除一切价格管制及取消一切补贴,包括对食物价格管制的撤消。这个政策再加上贬值,使化肥、农业用材料及机械等价格飞涨。

对石油产品定价

石油产品的定价实际上操在世界银行手里,而所定价格经常大大高于世界市场,因此增加运输成本,从而抬高了本地产品的价格。这就有利于外国的进口产品。运费高昂使许多农民不能跑到城市出售农产品,结果是大大便宜了欧美的进口农产品。

第二阶段:「结构性改革」

经过一轮的「稳定化」之后,IMF/WB督导的「结构性改革」才开始:

贸易自由化

IMF/WB认为关税代表一种反对出口的成见。关税鼓励国内市场的发展而压抑出口部门,而这样据说会造成资源的错误分配。不过,没有多少证据证明,关税之消除会真正鼓励出口,贸易自由化包括了撤消进口配额及降低关税。这不仅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妨碍政府可以通过关税及配额来有效运用稀缺的外汇。贸易自由化还促使国内制造业衰落。

国有企业私有化

盈利最高的国有企业,在「结构改革」的指导下,要出售给外资以便换取贷款还债。因为大批负债国都在同时出售国企,所以国企的价钱大跌。

税制改革

IMF会建议征收增值税或销售税,虽然这样会增加中间阶级的税负。但是,一方面国内生产者的税负增加,另一方面外资却获得种种税务优惠。

农业用地的私有化

有关土地所有权的改革往往直接由世界银行的法律部门起草。「改革」虽然规定私人能拥有的土地数量,但其上限大到足以令农地更集中于少数人手里。总的趋向是驱使小农出卖土地,形成无地的、变成为季节性的农业工人,同时又加强大型农业企业势力。这些措施有时也帮助旧时的地主取回封建式的土地权利。农地私有化对还债是有帮助的,因为国家财政收入会增加。

银行制度撤消管制

定期的贬值以及国内价格与世界市场看齐,使利率上升。商业银行再也不能向实际的经济部门提供合理利率的信用。农业与国内工业难以取得贷款,因为IMF/WB不鼓励这样做;而出口部门则被鼓励给予贷款,因为出口可以挣得外汇,方便还债。

除了撤消对银行制度的管制外,关贸协议(GATT)规定外国商业银行可以自由进入他国的银行业。结果是促使国家银行的衰落,以致有越来越多国家银行落入外资手里。把国家银行私有化当然有助还债,因为这样增加财政收入。

促进资本自由流动

资本自由流动就是为了帮助外资自由地把利润汇回本国,也方便了第三世界的特权阶级把从前移到海外的财产转回来。这些财产不少都是「黑钱」。第三个后果是促进种种非法贸易的发展。

「除贫」计划

IMF/WB一面指导政府大规模削减社会开支,另一方面为了平息人们的批评,建议拿钱去资助特定的社群或特定的计划,例如资助小型生产,手工业,培训计划及就业计划等。他们也给钱给民间社团来举办政府已经不办的种种服务。

结构调整的后果

IMF的计划理论上是帮助第三世界促进贸易盈余之产生以便还债。可是,结果相反。被认为是解决债务危机的办法结果引来更多债务。债权国及IMF/WB等的勒紧肚皮(第三世界的肚皮)的政策毁坏了第三世界出现经济复兴的机会,使债台永远高筑。贸易自由化使贸易赤字增加,国内生产被进口取代,而越多进口就越需要向外借债(因为本国缺乏外汇)。随着世贸组织(WTO)要加强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第三世界要为此支付更多外汇。可是,由于结构调整,使当地工业的资本形成形同冻结,当地经济更难有起色,更不容易挣得足够外汇。

结构调整不仅增加了贫困人口,而且使更多人无法支付医药与教育开支。IMF/WB的贷款条件往往包括削减教育经费,冻结教育学院学生人数,结果是教育质量下降,一个教师要做两个的工作,而多余的教师被开除。在非洲,结构调整一面开除教师,一面给予失业教师以小笔贷款来在家开办「私立」学校。在墨西哥,教育开支从1981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3%下跌到1991年的1%,使小学教育崩溃。在摩洛哥,入学率在8590年之间下跌了5.3%。医疗制度的崩溃使许多本是易于医治的疾病像瘟染般传遍第三世界。

(本文主要根据Michel Chossudovsky的一篇文章《论结构调整》以及Eric Toussaint & Denise Comanne的《全球化与债务》二文改写。上述两篇文章刊于IMF/World Bank/WTO - The Free Market Fiasco1995年由IIREAmsterdam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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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银建议中国继续两极分化

刘宇凡

世银的《2020年的中国》,表面上关注到中国贫富悬殊、贪污腐败、弱势群体、环境污染、失业等各方面问题。其实这一切不过包装而已。采取世银的建议,只会令中国的上述问题更为严重。因为世银针对上述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就是全面市场化与私有化。在这个原则下,世银建议原本应是免费或低价的社会服务,今后都要付费或提高费用:

  ━━农村水费要提高;
  ━━取消对医疗价格的管制,使「价格与成本更紧密地挂钩」;
  ━━养老金要工人参加供款;
  ━━「对学生收取更高的学费」;
  ━━征收排污费;
  ━━让煤价由市场决定;对煤炭、汽油、柴油征税以「保护环境」。由于煤是大陆人民的最主要燃料,征收的煤税很有可能转嫁给人民。

大家知道,过去十八年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贫富悬殊也急剧增加,其程度已经比许多发展中国家更严重。人民生活日益困难。在这个情况下还要将许多社会服务或关乎国计民生的产品纳入商业原则之内,要用者自付,结果只会使人民生活百上加斤。

世银表面上对待不同阶级的人一视同仁,然而,请看看它怎样保护女工吧。它反对「强制规定男女同工同酬」,因为这只「会促使雇主不愿雇用妇女」,结果只是「事与愿违」。表面上是为妇女着想,实际上是无条件地迎合资本家的剥削需要。

接着,世银报告承认,妇女因为生育及哺乳;需要有关的福利。可是,雇主难道会欢迎吗?当然不会。世银作出什么建议呢?迫使雇主设立上述福利吗?是,但又不是。它的建议是……挖肉补疮:「允许她们在接受有关福利时,以减少(!)其它福利的形式或以降低工资(!)的方式为这种福利付款。」(57页)

世银极力鼓励中国进行私有化,甚至认为要「禁止在竞争性部门建立新的国营企业」。世银承认,这样「可能会引起失业人数的暂时增加」,但「更加自由化的贸易制度给经济带来的长期增长的好处将会远远超过短期的调整费用。」

但是,问题在于:怎样确保国有财产的私有化不致变成官员及商人贪污及化公为私呢?世银所作的建议,不外是加强法治,甚至主张设立香港式的廉政公署。然而,这一切都只是隔靴搔痒。中国之所以没有法治,恰恰因为中国没有民主。政府的统治日益受到世银及IMF的监督,但完全不受人民的监督。可是,世银的报告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民主。相反,它简直是一往情深地把目下中共政权视作最佳的合作伙伴,对它的专制统治不加丝毫批评。世银这种做法,客观上不仅是继续鼓励和纵容中共的专制统治,而且是鼓励和纵容各级官员在私有化浪潮中贪污舞弊,化公为私。

世银之所以鼓励中国私有化,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认为私有企业的效率一定比国有企业的效率高。这并不符合事实。中国以及世界上都有很高效率的国有企业。其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谓的效率,往往只是微观意义上的效率,即个别企业的盈利能力或劳动生产率,而没有计算社会成本、环境成本、人类健康等代价。私营企业如果取得「高效率」,往往是以加重工人劳动强度、污染环境、危害消费者或公共安全等为代价。所以,如果把这一切计算进去,那么,私有企业一定比国有企业更有利于人民的说法就不攻自破。

世银知道私有化将造成几千万工人失业。它以「将来会变好」来安抚人们。可是,这种安抚只是空话。倘若将来诺言不兑现,你们世银会来负起责任么?到时世银会取消中国所负的债务么?还是只会加紧追债?事实上你们过去几十年在第三世界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成功的少,失败的多。世界平面上的贫富悬殊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有什么证据证明这种私有化的冒险在中国会有成功的希望?

要知道,中国以千亿计的国有财产,是中国工人,而不是资本家━━在命令经济时代根本就没有资本家━━所创造的。因此,处置这些财产的权力也应归他们所有。现在,世银与中国政府合作推行的私有化,其实就是一种最大规模的抢劫,把属于人民的财产化为官员与资本家的私人财产。对于这种令人发指的剥夺人民财产的行为,我们普罗大众决不答应!

世银又鼓励中国向外资完全开放市场,认为让中国企业同外资自由地竞争,对双方都有莫大的好处,这种观点也是很有问题的。中国国企经营不善,需要改革,这是事实。过去命令经济下,太缺乏竞争,也是事实。可是,从全无竞争走到完全「自由地」同外资竞争,这只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而已。要知道,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94年只有530美元,而美国却是25000美元。中国政府及企业用于科技研究的经费,无论如何是远远比不上人家的。就以菲林(国内称胶卷)为例,中国的乐凯公司的科研资金一年不过300万美元,而美国柯达公司的数字是13亿美元,二者怎能真正公平竞争?这是小孩与重量级拳手的拳赛而已。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许多民族工业近年已逐步被外资排挤而开始衰落,包括啤酒、彩电、医药、自行车、造纸、轮胎、集成电路、个人通讯等。这样一种「开放」,对工农群众来说都是害大于利。

中国需要改革。但需要的不是一种方便官员与资本家发大财,而人民连起码政治自由与就业保障都缺如的改革。中国需要的改革,是一种让劳动人民掌握政治及国民经济的最高管理权的民主改革,一种既不让官僚也不让金钱势力掌控一切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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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资本管制

许由 译述

编者按:

八十年代以来,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达到空前。资本外移所造成的产业空洞化及失业、外汇及其它金融市场上的巨大波动等等问题,在香港和台湾都已经日益严重。中国大陆也正在步港台的后尘。香港工运的沉寂使不少人对于资本外移感到无奈。在台湾,工运相对地有所发展,所以,有关管制资本外移的呼声也多少有一点,可惜的是一般不够深刻。

本文原刊于Socialist Register 1996,作者是James CrottyGerald Epstein。由于原文很长,所以只能撮译或概述。文章不仅分析了八十年代以来资本日益自由流动的来龙去脉,指出已经羽翼长成的金融食利者阶级怎样推波助澜,妨碍生产性投资,而且提出一系列的办法来加强管制资本。由于篇幅关系,我们把重点放在后者。我们相信,译介这篇文章多少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从战后到七十年代为止,是现代资本主义所谓黄金时代。人所共知,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人们纷纷要求拿自由化、撤消市场管制等办法来振兴经济。不过,有一点为人忽略的,就是黄金时代恰恰也是国民经济管制的时代。在凯恩斯主义下,国家追求全面就业,中央银行在确定汇率及利率方面,只是间中才受到那数目仍相对来说不多的金融投机家的干扰。总之,战后繁荣本来就同资本管制分不开。

不过,在黄金时代中,金融及资本投资的全球化已加速进行,而这反过来又促成了黄金时代的衰落。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主张采取一套政策来加强对货币,也许还包括对货物的全球性流动的管制,并认为这一类管制是达致全面就业及收入上比较平等所必要的。

目前,对资本管制的呼声日多。一方面,各种危机促使更多人反省。1992年由于投机所引发的货币危机迫使英国及意大利要退出欧盟的汇率机制;瑞典及西班牙也出现问题。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灾难,连一些新自由派也慌了。IMF(国际货币基金会)最近也承认,对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加以间中的管制是有需要的。另一方面,欧美的高企失业及贫富悬殊也促使更多进步学者赞同资本管制。

当经济学家在谈到资本管制的利弊的时候,他们通常都是限制在比较狭窄的范围内。例如,此种或彼种管制方式能使某国保持较低利率吗?管制会加深政府腐败吗?在我们看来,问题不在于此种或彼种管制有多大成本效益,而在于它能多大程度上改变目前的政治及经济上的权力关系,从而确保全面就业及收入再分配。而在这方面,资本管制是有效的。经济学家并不怀疑资本能够加以管制,问题在于多大代价。新自由主义认为代价太高,但我们认为,不去管制的代价不仅更高,而且简直是天文数字。

战后的资本管制与食利者阶级的崛起

在本世纪初,全球经济第一次成为现实。那个时候,资本自由流通于全世界。后来,给予这种自由流动以重大打击的,乃是两次大战及大萧条。曾经是当时得令的经济思想━━金本位制、独立的中央银行、资本自由流动━━现在被视为灾难的因素而非稳定的基础。许多中央银行被他们的政府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国际资本的流动现在必须予以限制。凯恩斯及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在草拟有关布列顿森林的协议的时候,甚至主张任何一国未得他国批准,不得接受来自后者的任何投资。这样高度的资本管制,因为美国银行家的激烈反对而没有被采纳。但是,总体而言,资本管制还是多少实行了。尤其因为美国工业资本都支持资本管制,尽管美国的资本管制还是比不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多。事实上,除开美国,战后差不多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对资本的进出实施广泛管制,认为在强大的入口需求的压力下,只有资本管制才能保护那不多的外汇储备,才能使信用之分配及贸易之发展能按照国民经济的需要。德国、日本、南韩都是实行广泛的资本管制的重要国家。

战后,食利者阶级仍不算强大。所以,真实的资本积累(首先是工业资本)比诸于金融资本较为强大。而资本管制本身又促使金融部门主要活动于国内,而国内的种种信用限制及金融调控又使资金主要用在实际建设上。其次,不论是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都不像后来那样发展迅速,所以企业主要的还是依赖国内市场。在这个情况下,资本也谋求全面就业,因为高失业会令他们的产品卖不出去。上述因素都促成了黄金时代产生。

不过,食利者阶级及跨国公司最后还是胜利了,而全球开放的金融及经济制度最终复活了。个中原因之一,是现在世界金融资本的空前强大。外汇市场的每日交投量,1973年是150亿美元,1983年是600亿。现在(1996)是一万三千亿,是贸易所需要的外汇交投量的60倍。而发达国家手上只有一万亿美元用来稳定汇率而已。其次,不少企业自己也变得更为国际化,所以他们与银行家携手争取一个金融上开放的环球经济。他们一旦结盟,就成了连政府也无力对付的权势。同时,七十年代在各发达国家发生的工人斗争,进一步促使资本追求自由流动,用资本外移来回答罢工。既然资本已比过去更为国际化及外向,他们也就更没有必要继续保持同劳工的社会契约了。在资本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欧洲、日本先后解除资本管制。

资本管制是进步的宏观政策的前提

在金融全球化的情况下,要一国达致全面就业并不容易。因为,要达致全面就业,就多少需要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包括降低利率,增加进口及财政赤字。但这样难免使汇率下跌,而汇率的任何重大变动都会使市场出现恐慌,食利者阶级会乘机抛售,使汇率进一步下跌。中央银行如果要保卫汇率,就要提高利率,但这又打击国内投资,而且迫使政府要为财政赤字付出更多利息,从而造成财政危机。企业也会为此而增加负债,因此谋求撤资,进一步使经济恶化。

简而言之,很有可能,那些促进就业的宏观政策,连成果也未曾有机会萌发,便已经在资本的反抗下宣告失败。正是这种威胁,使不少政府在宏观政策上无法放开手脚去大胆尝试。而这又只会使失业问题更为严重。已经长成为巨大力量的金融资本,通过债务、高利率、变幻莫测的短期金融市场、以及对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的规限等等,大大压抑了生产性的积累。它之进一步增强其环球性流动,就只会进一步增加其力量,同时以社会贫困化为代价。

上述困难说明,单靠一国去实行全面就业政策,以及为此而实行资本管制,本身并非易事。既然资本流动是全球性的,那么,要根本解决问题,最终也只能通过国际性的合作,例如一个凯恩斯主义的世界中央银行,以及一个贯彻最低工资以及保障起码的社会及经济权利和环境保护的国际社会约章。只是由于目前各国统治精英都挺满足现状,所以看来这个根本措施还是实行无期。

但这是不是说,一国或一个地区之内管制资本是必然失败?不是的。诚然,对于一些小国,特别是对外依赖性强的小国,即使只是企图实施资本管制也容易失败。不过,如果政府的政策是全面的,一贯的,同时又能落实,而管制机制本身又是有力的,那么即使是小国,有时也可以成功地实行长期资本管制。南韩与台湾就是一些例子。至于大国,就更有可能实行有效的资本管制。自然不存在一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资本管制。但我们以下所提议的措施,在合适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一国或一个地区内的资本管制

管制对外直接投资

对流入资本,许多国家都限制外资收购本地企业。南韩对全部经济部门都有限制,而墨西哥则在石油部门有限制。有些国家只准外资收购本地企业的少数股份。对于资本流出,有些国家实施普遍限制,有些则限于个别部门,例如高科技。而我们认为,足够的限制可以改变当地的阶级力量对比。

限制银行向非当地居民贷款

外汇投机者往往在外国向当地银行借入当地货币,然后伺机卖出。要减少这方面的投机,有关国家可以向外国人所借贷款征税,又或是规定借款的某部份只能存入无息户口。在后一种情况,利率越高,投机者的利息损失越重。也就是说,当地与外国的利率差距越大,则投机者要缴的税就越高。

自然,投机者可以透过当地居民来获得贷款,以便逃税。所以,这种办法只能短期有效。

利用税收来降低资本流动

利用税收减低资本流动的好处是不用增设官僚机构,比较符合成本效益。

例如征收所谓「凯恩斯税」。提出这个主张的经济学家认为,可以对任何人在规定时限之前(例如一或两年)出售的金融资产征税。凯恩斯税是对杜宾税(下详)的一种补充。任何巨额热钱要外逃之前,他们往住都首先需要卖掉资产或向银行贷款。对资产销售及外汇交易征税可以降低资产外逃所能带来的利润。由于凯恩斯税对国内金融市场的混水摸鱼施加惩罚,所以也有助于稳定本国市场。

另一种办法是对本地金融投资的盈利与外地投资的盈利加以区别对待。例如,直至今年,日本对那些非常强大的保险公司所持有的本地与外地证券的盈亏,在税务上区别对待,规定到足以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对外投资,而且很有成效。

此外,修改现行种种足以促进资本外流的税制,也是另一个办法。例如美国,在关乎跨国企业的税务安排,往往有利于跨国企业把资本外移(例如价格转移、延缓交税,以及在外地所缴税款可以在美国得到冲销)。减少资本外流就必须修改上述税制。

从税制入手,自然也难免出现逃税现象。不过,只要有决心,就总有办去尽量打击逃税。

二重汇率制

资本外逃所造成的主要问题,是它会大大降低汇率,因此大为增加入口成本,从而大幅降低生活水平。如果能够降低它对入口成本的影响,那么资本外逃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破坏。对此,二重汇率可以派用场。可以对贸易与资本交易实施区别对待的汇率。贸易用汇的汇率由政府制定,而资本交易用汇的汇率才允许自由浮动。在这种制度下,即使资本外逃造成汇率大幅贬值,也不会妨碍进口企业以旧汇率取得外汇、用于进口。这样,投机家抛售本国货币也不致于增加进口成本。在发展中国家,双重汇率是广泛使用的。在1975年,有三个工业发达国、22个发展中国家分别使用二重汇率。1990年,只有一个发达国使用,但发展中国家则有34个。

二重汇率的一个漏洞是人们会从政府购买较便宜的外汇,以便购买外国金融资产。所以,最后可能不仅迫使政府严密加强监管,而且要采取数量管制。

数量管制

数量管制是最常用的资本管制。到1990年,仍有11个工业国及109个发展中国家采取某种形式的数量管制。(自然,有这方面的法律,不等于它们一定得到全面落实。)

爱尔兰的法律规定,(甲)任何人向非本国居民支付超过廿五万爱尔兰镑,都要向中央银行报告,除非这笔钱同贸易有关;(乙)本国居民,未经中央银行批准,不得向非居民贷以为期不足一年的本地货币的贷款;(丙)对本国居民买入外国货币加以限制,例如:以爱尔兰镑购入的外汇须持有至少三个月;(丁)以投机为目的的外汇买卖被禁止。买入后廿一日方准卖出。爱尔兰为应付危机,她后来还进一步加强法例,直至所有外汇交易都要中央银行批准。

如果这些措施还不能令资本就范,可以威胁实施更严厉的管制,有不少国家都尝试过禁止除入口及偿还债务所需用汇以外的一切外汇交易。

国际合作与资本管制

上文已经指出,实行资本管制与促进全面就业,长远而言还是要国际合作。我们要记住,这才是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的地方。我们虽然暂时难以寄望现有国际组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可能做到,而只是他们不愿意去做而已。我们在下面列举一系列国际合作管制的办法。

反对任何促使资本更自由流动的企图

美国正打算把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扩大到智利及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如果美国成功,就会大大妨碍这些国家管制外资的能力。欧盟也正在放宽有关资本外移到低工资区的规则。世界贸易组织(WTO)也在促使各国撤消仅有的一些资本管制。对于这一切新的进攻,各国人民必须努力反击。

对资本外逃随时实施管制

我们要促使现有的国际组织放弃促进资本流动的政策,相反,应使他们用于防止破坏性的资本外逃,包括规定各国需要把违反任何一国法律而外逃的资本,交还该有关国。对于小国来说,由于单方面的资本管制往往花大气力也未必能有效管制资本外逃,所以尤其需要这些政策。其实,在监察资金流动方面的国际性合作一直在进行。各国政府都力求建立更好的机制来限制毒贩洗黑钱。为此瑞士银行也需要修改有关法律,减少有关银行秘密的保护。各国政府也非常致力于监察逃税。我们需要的只是把有关国际合作加以扩大而已。

由国际协议一个交易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占士.杜宾(James Tobin)建议,向所有外汇交易征收税款,用意在于减少过份的短期投机,同时又不会妨碍长期的正常外汇交易。比方说,对所有外汇买卖都征收0.5%的税收。如果一个投资者每个月都买入一百万美元,然后售出,那么,他缴交一年的税就是0.005x12x2x100万,也就是十二万美元之税款,亦即每年税率12%。如果他每日都这样买卖外汇,那每年的税率就高达365%。相反,如果他一年后才卖,他的年税率只是1%

杜宾指出,这种税只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或至少在主要的金融地区,否则,外汇交易只会转移到没有征收交易税的地区。任何一个国际组织都可以轻易征收这种税。

不过,杜宾的建议有很大局限。对于一次性的、大幅的贬值而引发的大规模投机,这样一种数额不大的税没有多少阻吓作用。很明显需要其它措施的帮助。但是,倘若采纳杜宾建议,毕竟也是前进一步。

有人怀疑资本管制会不会大为减少流入穷国、而又为穷国所急切需要的资本?要知道,在向穷国转移有用的资本方面,私人资本市场的表现根本就很差劲。事实上,流入穷国的净资本根本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多。在那流入的资本中,很多是短期和不稳定的。近年巨量资金流进流出墨西哥,根本没有为墨国人民带来什么好处。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能更有效转移资本到穷国的公共机制,而非依靠私人资本的自由流动。

其次,有人质疑,资本管制岂非会赶跑金融企业,造成失业及收入下降?其实,这方面的威胁常常是夸大的。Andrew Glyn指出伦敦市的英镑交易,为英国带来的收益很少。而许多国家的金融行业的职位,许多并非对社会来说是生产性的。那儿的文员及企业管理硕士大可在其它经济部门发挥所长。事实上,资本管制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方便那些能够更理性地使用资源的政策得以凑效。

许多研究都说明,资本管制有助于维持低利率、低失业率及稳定的汇率。1995IMF的报告也承认这一点。事实上,所有发生了「经济奇迹」的国家━━日本、南韩、德国、瑞典━━等等都采取资本管制。自然,日本与南韩在实行相当程度的国家管制时,也是以国家力量去压碎工人运动。进步的经济学家自然不想在这方面照搬日本、南韩的经验。我们所主张的资本管制以及宏观调节,目的恰恰是缩小食利者阶级及跨国企业的权力。不达到这个目的,任何进步经济纲领都没用。

然而,难道世界不是已经大大改变了吗?难道日本、南韩等不是也正在撤销资本管制吗?在某程度上他们的确如此。但我们已经指出过,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是政治上的理由,而非经济上或技术上的理由。Daniele Checchi最近有一个极有趣的研究。他的研究说明为什么这些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资本管制。他发现,英国和日本过去的资本管制,同工人获得较大收入分配有密切关系。换言之,资本管制,由于能促进就业及较高经济增长,在劳资对抗中变得有利劳工。这当然不为统治阶级所喜欢啰。这才是资本反对管制的政治理由。

《经济学人》最近也承认:「那些要求停止和逆转全球一体化的人之所以可怕,恰恰是因为,只要有决心,政府是的确做得到的。」事实上,即使进步经济学家不支持资本管制,并不表示这个问题就不会再提上议程。将来再发生像墨西哥那样的金融地震,简直是无可避免的。下一次甚至可能是在一些主要国家发生金融崩溃。而在这个情况下,即使是食利者阶级及工业家也会要求资本管制。左派现在就主动争取资本管制,比到时由我们的政治敌人单方面施之于我们要好得多。

有人认为资本管制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因为资本会在政府考虑管制之前,便已经外逃了。这个观点自有一定道理,但是,这方面的可能后果其实适用于一切要认真削弱食利者阶级的利益的政策,例如低利率、对富人课以高税收、较严格管制市场等。我们是否因为恐惧资本的报复便要统统临阵退缩?其次,上述威胁虽然大,但并不表示不可解决。如果资本管制是配合着一整套促进经济增长及消除不稳的计划,那么有些资本就未必会冒险外逃。第三,如果所实施的资本管制是以轻重先后为序列,循序渐进,那就会比较有效。也可以确立随时管制的机制,但并不立即实施管制。

总之,没有资本管制,就不可能削弱资本实际享有的对政府政策的否决权,就不可能促进全面就业及较平等的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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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政治

汤尼史密斯 TONY SMITH
许由 译

后现代主义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各种各样事物,从当代绘画到音乐录映带;从娱乐公园到讯息技术都行。即使我们只注意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仍然难免让人感到混乱。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在这个名目下混淆起来。

不过,其中一些观点是由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所提出来的。他们包括福柯(Foucault)、 李欧塔(Lyotard)、 罗蒂 (Rorty) 及鲍德利亚(Baudrillard 。对于那些没有机会读过他们的著作及其有关评论的读者来说,将有关争论加以概述或许是有用的。大体而论,后现代主义运动主张下述观点:

. 强调特殊性 particularity

. 多元观点主义(perspectivism)及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

. 认为我们业已进入新时代

打倒启蒙?

所有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都反对「启蒙政治」。所谓启蒙政治,意思是按照普遍理性的原则去建立一个世界。后现代主义者追随尼采,认为要对所有有关普遍性和理性的主张抱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些主张往往掩饰了主张者的权力利益所在。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男人、白人、异性爱者、医生、精神分析学家以至犯罪学家,无一不认为他们的观点具有普遍的及理性的视野。这样他们就有效地驱使其它国家、阶级、其它性别、种族、异类性别倾向者,以至病人、疯人及囚犯闭咀。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并不因此得出结论,说要拿另一种普遍性和理性来代替上述那种普遍性和理性。这样不过是继续玩启蒙时代的把戏。他们相信需要一种更激进的观点。所以他们宣称理性是固有地要摆布及支配他人,而普遍性的主张也必然地包含对「他人」的支配。

大多数著名后现代主义者都一般地反对阶级政治,认为那是启蒙的一部份遗产。他们指出,把阶级政治列为首要位置的那种主张,历史上是同对妇女、有色人种、同性恋者的利益的压制有关的。在受压制者里面,也包括一些本来与阶级范畴无关的人的利益。大多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尤其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按照他们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建基于这样的前提:一个革命先锋可以体现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

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史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种政治宣称自己是可以体现工人阶级的普遍利益的代表,而实际上只代表一个官僚精英阶层的特殊利益而已。如果抛弃了关于普遍性的主张,那么,能代之而兴的就只有特殊性的政治,有时也被称为「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按照这种观点,那些边缘社群,因为社会的讨论是由那些宣称以普遍性之名发言的人所垄断,所以其声音就受到压制。那些主张后现代主义政治的人抗拒这种垄断,并且努力让那些被压制的社群的各自特殊的声音让人家听到。这就需要多种多样的社会运动,包括妇运、有色人种运动、同性恋运动、病人权益运动、囚犯运动等等。

反对理性的理性

无疑的,种种有关普遍性与理性的宣称往往掩饰了某些特权群体的权力利益。同样无疑的,世上有各种各样的普遍压迫,包括种族、性别、阶级等的压迫,而从道德观点看,每一种普遍压迫同样是错误的。

也要承认,那些从事阶级斗争的人并没有时时把反对阶级压迫同坚决反对其它各种各样的压迫结合起来。因此,妇运、反种族主义运动以及其它反压迫的运动一定要有独立的政治组织,独立的领导和独立的刊物。这种政治的目的包括了要创造一个可以让各种分歧百家争鸣的社会空间。而为了达至这个目的,就需要多元的社会运动。后现代主义的这些元素当然可以毫无保留地确认。

不过,这不表示那些后现代主义运动的头领所捍卫的立场是完全适当的。在抽象的哲学层面而言 ,哈贝马斯 (Habermas)有力地论辩道,后现代主义对理性所作的批判,不能自圆其说。后现代主义者运用理性去支持自己怀疑理性的论点,恰恰是承认一些他们宣称要摈斥的东西。我们不能因为有些特权社群以诉诸理性的方式去增进自己权力,而抛弃理性。反之,我们应当运用批判理性去釜底抽薪地否定这些论点。

同样,以多元性及差异性之名去否定普遍性,本身不能构成一贯的论据。社会之建构应当以能够让所有声音都让人听得见为准,这样一个原则,本身就是普遍原则。(对于那些力求时髦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我们实在不能理解他们的主张同米尔(John Stuart Mill 的宽容的自由主义原则有何不同。)

若在一个较为接近政治范畴的层面来看,后现代主义之强调差异性,其问题在于这样会忽略在一些地方促进联合的重要性。压迫可以采取许多不同形式。但急剧的社会变革只能在社会的各个受压迫社群结成联盟才会发生。片面强调差异性同片面强调联合,都同样是非辩证的。我们的目的,应当是达致一种不会在其内部出现压迫不同部份群体的联合。当然,知易行难。可是,众志成城这句话一直耳熟能详,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拉克劳及摩菲 Ernest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是少数几个承认有需要结盟的后现代主义者之一。不过,他们同样坚决排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在他们眼中,工人阶级并不是社会变革的关键的和独一无二地重要的代理人,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它可以在任何一种结盟中扮演领导角色。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备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妇女、黑人、同性恋者,同样也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而这本身就是与工人阶级结盟的实际基础。还有,由于工人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可以让他们扮演领导角色。

控制了经济剩余的资产阶级,使它具有一种在社会上无可比拟的权力。任何社会变革的认真的努力,都必须集中应付这个权力。在工作单位从事斗争的男女雇员,以最直接的方式面对这个权力。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斗争保持某种优先次序,虽然所谓优先并不能使忽略其它形式的斗争变成合理。

多元主义与联合

后现代主义者之强调差异性,是忽略了另一个要点:联合的需要,并不会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之后消失。任何人要实现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议程、企图建立一个纯粹多元的社会,会很快发现不同社群之间对同一种资源提出互不兼容的使用要求。在这个情况下,「分岐必须得到尊重」的原则,在决定采纳哪一种提议方面,并没有多大用处。一定要发现某种机制,以便冲突发生时,可以让各种主张得以结连,决策得以作出。曼德尔(Ernest Mandel)所绘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模式就是用于解决这个问题:

「建造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一定是要让无产阶级,整体地具有自己的真正的政治代表。而倘若群众没有政治、意识形态及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则这种真正的政治代表是不可能产生的。没有这种多元主义,工人就不能真正掌握权力。他们不可能对经济、社会、文化及国际政策等诸般大问题作出决策,因为所有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工作单位或地区平面可以解决的。所有这些问题,意味着要在全国层面(甚至是日甚于日地要在国际平面),在各种互相关连的选择中作出决定。当你谈到什么互相关连的选择的时候,你也就是要处理各种不同的政治纲领,也就是恰如我们所说的,要有政治多元主义。」

我们的选择,并非只限于两种,要么就选择一种压抑分歧的联合,要么是妨碍任何联合的分歧。我们一定要致力于创造这样的未来社会:不同群体的权利,在联合的范畴之内也是受到保护的。社会主义民主能够提供这样的范畴,而那些后现代主义的著名理论家所鼓吹的特殊性政治却不能。

最后,上述引文也澄清了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也信以为真的谬误,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史大林主义。这种理解是完全不恰当的。像曼德尔那样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其反对史大林主义与捍卫政治多元主义的立场是毫不含糊的。

不可知论的新版本

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第二条提网,是把「多元观点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可以追溯到康德。康德认为,我们对物自体是不可知的;我们可知的只是其表象。但是,在康德来说,表象最终还是以同样的基本方式呈现于所有人之前。尼采把康德的思想加以更激进的发挥,坚称可以有数之不尽的可能观点,因此,表象也可以以数之不尽的方式呈现于我们眼前。

后现代主义者是尼采之后裔。他们用语言学的术语来发挥他们的立场:我们对物自体一无所知,除了用语言的方式将之表达出来。既然可以有无限多元的各种可能的语言游戏,那么,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权宣称享有特殊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现实世界」只是通过语言游戏而由社会构造出来而已。

有些后现代主义的口号变成了战斗的吶喊(例如「一切都是文本!」everything is a text)。这些口号意味着一种特别极端的语言唯心主义。不过,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并不否定有一个超乎文本的现实世界。他们只是否定我们能对之有任何了解。

这种「多元观点主义」同那种为许多左派所接受的「立场论」自然有明显的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工人阶级的立场,新自由主义经济反映资产阶级的立场,女权主义反映妇女的立场,诸如此类。这种方法自然不无道理。受压迫的社群常常懂得一些位居权力中心的人所不懂得的东西。

社会建构主义也肯定地能够说明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例如,戴维罗得格(David Roediger 就有力地论辩道,种族并不是什么自身存在的东西。在相当程度上那是一种语言上的社会建构。这是有潜在的解放意义的见解。这表示,原则上是可以「废除」白人主义那种「白」的特性,只要拒绝去参与那种包含了种族主义的文化设定的语言游戏便行。

我们一旦拿社会建构主义同社会生物主义比较,那么,前一种方法的潜在进步性便明显不过。社会生物主义企图把一切社会生活简化为不可改变的生物性因素。但是,那是否表示我们应该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论纲?在这样做之前让我们先澄清这样做将意味什么结果。

后现化主义意味把「立场观」的认识论加以极端的普遍化。后现代主义者指出可以有无限种可能观点,任何一个叫得出名堂的群体都可以再加以细分为更小的群体,而任何一个更小的群体立场总是随着时间之消逝而有数之不尽的修改。这样,就会有数之不尽的各种立场增长起来,而其中没有一个可以宣称有特殊地位。

一旦采取这个见解,关于真理的问题就完全消失了。但这个见解陷入多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中。第一,大多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都多少坚持「世上无真理」,但他们不也把这个论点本身看作真理吗?明显地这是另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陈述。第二,如果世上无真理可言,那么,同样没有理由接受任何人的观点。当然也没理由接受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

最后,虽然我们有关世界的一切断言都以语言为媒介,这并不表示使用语言的人没有能力在语言范畴内指称一些语言现象以外的东西。

至于社会建构主义的问题,说社会生活的多方面,例如种族问题与性别角色并非由生物性原因所决定,当然是对的。不过,不能像一些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所主张的那样,根本否定生物性因素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一定角色。后现代主义这种绝对化的社会建构主义(这方面是同它反科学的反启蒙思想有关),同社会生物主义是一样地偏颇。社会生活具有生物基础(生育、生存、疾病、死),而这些因素不可能简化为纯綷社会动因。

社会建构主义有不少有用的见地。不过,它们恰恰必须同唯物主义的分析━━而这是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所排斥的━━结合起来才行。

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同后现代主义有关的第三条提纲是说当代社会构成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都赞成这点。在福柯来说,当代的社会乃是一个已经发展了三至四个世纪之久的着重纪律的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的最高阶段,而不是刚才才与旧社会决裂出来的新社会。不过,大多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坚称决裂已然发生。

说我们处于一个后现代时代是可疑的。这句话可以解释为,马克思曾对之作过准确的概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进入新阶段。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思想家对这个新阶段有所说明。这就是詹明信(Frederick Jameson)所捍卫的立场。此外,它也可以有另一个解释:当代社会的运行方式,已经令古典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变得完全不适用。这就是罗蒂和利欧塔的立场。

第一种解释是有趣的,也似乎有道理。但第二种解释实在经不起细察。我们并非置身于一个服务业根本取代了制造业的「后工业社会」,虽然随着生产率的增长及剥削率之提高,一个缩小了人手的制造业可以产出比从前更大量的产品。我们也并非处身于大规模生产忽然停止的阶段。对于汽车、洗衣机、冰箱等来说,他们仍然有一个相当大的取代市场,而有关录映机、耳筒录音机、光驱、微波炉等等的巨大市场亦已兴起。

我们并非居于一个这样的世界:对视象的消费使生产数据的组织与控制的问题突然变得不适用。视象的流通仍然有赖于对卫星、讯息网络、映象技术、电视台等等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不能说我们所处的阶段,在日常生活的变化上比过去更为巨大。在18501940年之间,逐渐出现了铁路、蒸汽船、电报、电力、电话、汽车、电影、收音机与飞机,而这一切结合起来对昔日社会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巨变,同今天任何变革一样巨大。

如果说当代有什么新东西,那就是技术与市场的新发展让资本积累无论在外延上还是在内函上都扩张了范围。最后一块小农的农业生产,也经由同世界市场的连系而被改变。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纳入了商品形式之中。这应被视为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个发展,而不是意味当今社会正过渡为一个本质上新型的「后现代」社会。

若认为后现代主义不过反映了那些失望了的优皮士,是错误的。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差别及多元的重要性,强调意义系统乃系社会所建构,强调资本日益入侵社会生活中更多的领域等,都是宝贵见地,都大大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

但是,不能说后现代主义能够取代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已经发展到要号召对抗资本权力的阶段,而达到顶峰。后现代主义理论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削弱这个号召的威力。

(本文原载澳洲《劳工评论》(LABOR REVIEW199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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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与新社会运动

━━介绍《从阶级理论退却》一书

许由

在八十年代的西方,一方面在统治阶级那儿忽然兴起了新右翼思潮;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运动里,却兴起一股「新」新左派(Newer Left)。这些「新」新左派比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更「新」一点。他们中许多人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工人阶级被证明没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此社会变革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新社会运动」(即环保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等)上面。他们这许多主张,同后来的民间社会派颇有一脉相承之处。

「新」新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引来了一番争论。不少马克思主义者为文反驳。但写得较为全面的,似乎还是要数这本《从阶级理论退却━━论一种新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The Ret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Verso, 1986)它的著者是艾伦.麦建辰.伍德(Ellen Meikins Wood)。这部书因为写得好,还获得了多依切奖。她这部书篇幅不多,但是谈到的问题很多,而且往往能一针见血,揭露那些「新」新左派怎样曲解马克思,怎样在逻辑上自相矛盾或者论证错误等等。我们这篇文章,只能粗略介绍她在几个问题上的某些观点。毋须说,虽然介绍的是艾伦.伍德的观点,但毕竟那是由笔者所演译的,难免会出现错误,敬希读者指正。

新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这部书的副题是 「论一种新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简称为NTSNEW TRUE SOCIALISM),指出的就是那些「新」新左派所鼓吹的社会主义。但什么是旧的「真正」社会主义?什么又是新的「真正」社会主义?其实艾伦.伍德在这里不过是镕铸马克思的旧辞吧了。在马克思时代便存在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空想思潮,他们以超阶级的「博爱」、「人性」等道德说教代替阶级的运动,又认为只要平均分配土地便能使小生产者摆脱剥削。马克思在《德意形式意识形态》一书中这样揭露他们:「『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外国的共产主义文献并不是一定的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而纯粹是些理论的著作……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即使这些著作是在宣传某些体系,它们仍然是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是以一定国家里的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的总和为基础的。他们把这一派中的某些著作家的幻想信以为真,似乎这些著作所谈的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一定阶级和一定时代的需要。……因为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了。」(注1)

艾伦.伍德把如今那些「新」新左派称为新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说明,他们其实同十九世纪某些空想社会主义一样地空想。自然,历史背境大大不同了,而他们的论点也有时颇有自己特色。他们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是「经济主义」,「阶级化约论」,「实在论」,同时力主要论述(discourse)去重新建立社会主义力量等等。

艾伦.伍德把他们的论点归纳为几点:

1.工人阶级并没有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由于经济上的地位而令其具有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能力;

2.上述事实反映了:政治与经济之间是没有必然关系的。不能说经济决定了政治或阶级立场。政治与意识形态是独立于经济关系之外的。反过来说,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并不一定会体现到政治领域;

3.这进一步表示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并无特别优越的定位;甚至可说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并无很大兴趣;

4.因此社会主义运动之建立,可以独立于工人阶级,独立于一般经济状况,可以拿「人民」作为其群众基础。纯粹靠思想媒介,而不问其社会定位,便能够把「人民」结合成社会主义力量;

5.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争取普遍的人类利益,是要超越狭隘的阶级利益。因此社会主义者不应主要争取工人,也要争取其它社会阶级;

6.所以,可以把社会主义了解为各种各样的人民「民主」斗争。事实上,社会主义一词就可以为「激进民主」所取代。而「激进民主」可由现时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和平过渡而成。这是因为,现在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并非像马克思所说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自由主义民主是没有阶级性的,其阶级属性是不能确定的;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它,社会主义者也可以利用它使它变成社会主义民主。

马克思是控术决定论者?

艾伦.伍德所评击过的「新」新左派学者很多,其中一位就是拉克劳(Ernesto Laclau)。拉克劳猛烈抨击工人阶级革命学说。但是,他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的呢?他说: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生产力的发展,在朝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中扮演关键角色,因为『生产力的过去发展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生产力的今后发展则使社会主义成为必然。』这是构成数量更多和更受剥削的无产阶级的根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夺取并集体管理已经高度发展及社会化的生力。……按照这种观点,如果历史具意识形态有及理性的基础,那是由于生产的一般发展规律。」(注2)

其实,他所阐释的,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他所引述的那句话,也不是马克思的话。但不管怎样,他是反对他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历史事实上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机械。他用以证明的,是关于劳动力学说:「马克思把劳动力了解为商品。」但问题在于,「劳动力之不同于其它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在于:资本家必须不限于购买它,他还必须驱使它去生产出劳动。」但是既然要劳动资本家来压榨工人,那就「当然地使那种观点,即生产力的发展是自然的、自发的进步现象这个观点,变得不成立。……实际上,一旦劳动力被购入,便要从中尽量榨取劳动。因此如果劳动过程缺少了一连串的统制,便不能存在。」但统制必然引起工人反抗,而「工人的斗争,明显地不能拿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来解释,因为工人斗争的动力,本身并不能归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这个名目。但倘若资本逻辑与工人反抗的逻辑之间的分裂,影响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组织,那么它也必然大大影响到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及其发展步调。因此那种认为生产力是中性的论点,认为其发展应了解为自然的单向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3)

既然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中性的、自然的,而是充满着劳资斗争的,因而反过来又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既然这样,就不能说生产力的发展自动保证工人阶级革命━━这些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论证的。艾伦.伍德没有和他们纠缠在什么劳动力学说上,而是径直指出他们曲解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及摩菲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是『经济主义』及『阶级化约论』的时候,首先硬说马克思是如此定义『经济』,以致经济是不包括社会关系的,以致『经济』畴只剩下一些抽象的『物质』基础,以致『经济』领域实际上变成等同于技术,而『经济规律』则变成为生产力的中性的、自然的发展。他们在回答这种自制的技术决定论的时候,力图证明生产领域并非由中性的技术所决定,而是渗透着统制与反抗的社会关系,彷佛这是马克思所不知道似的。」(注4)

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时,总是不忘指出其劳动生产过程的充满对立的性质,不忘指出工人运动的斗争历史怎样影响到资本主义生产,而当时科学技术又怎么远非「中性」,相反,它总是渗透着阶级斗争。整个资本论第一卷谈的都是这些问题。其中指出资本所组织的生产劳动过程,怎么不仅决定于技术的「中性」需要,而且决定于资本主义的对立性质。

「对于马克思来说,正正因为『经济领域』并不是中性的,而是渗透着阶级剥削及阶级利益的冲突,所以『经济』总是和其它社会领域结成有机关系。正正因为物质生产组织是经过阶级扭曲的,所以『经济关系也是权力的关系,是冲突及斗争的关系,而这种种关系的斗争不仅在经济领域进行,而且波及其它社会及政治领域。(毕竟,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前提,不就是说物质生产首先是一个社会现象吗?)所以,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生产组织不能同其它社会关系分割开来这个事实,不但没有成为马克思能够成立的论据,相反,竟然成为它不能成立的『证明』!」(注5)

工人阶级与革命

「新」新左派所了解的马克思关于工人革命学说,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机械的机器决定论,按照这种理论,生产力的自发的发展会自动地、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团结的革命工人阶级;并由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既然历史证明,生产力的发展不会自动带来工人革命,那就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成立。拉克劳说:

「这里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就是确立这样一种历史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能最后被消除,并在热火朝天的时刻中变得绝对团结,……要么,就是要抛弃上述理论,而且随之也抛弃那种认为某些人比其它人享有某种优越地位的理论,抛弃那种认为『客观』利益能使某些人成为『社会主义』代理人的理论。」(注6)

艾伦.伍德这样回答:

「换言之,如果工人阶级之构成为一个团结的革命力量,并非完全出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的内在因素,如果它还需要『外来的干预』━━例如,采取政治教育及组织的形式━━那就表示工人阶级丧失掉作为革命代理人的特殊资格,或许,连它作为一个阶级的身份也丧失掉,并且要融和于其它社会人仕;而这些人的集体身份,他们之连结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完全出于偶然的,并且要依赖『论述建构』(Discvrsive Construction)。」

「去否定工人阶级的『客观利益』,去主张工人阶级利益之兼容于社会主义目标,在程度上与其它『社会人仕』并无分别,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要注意,这样说,同说物质利益不能自发地将自己变成政治目标,(更不用说可以自动变成政治行动),是不大相同的。他们那种说法,意味着:除非物质利益已然变成为政治目标及联合的政治行动,否则物质利益是不存在的。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剥削状况,在决定工人的生活境况及其经验方面,并不比其它状况,其它偶然因素更具有决定性影响。进一步的推论就是,工人虽然受到资本主义的直接剥削,但他们并不比其它那些并非直接受到剥削的人更受剥削的影响,……甚至推论出,工人并不会从剥削之终止那儿得到什么重大利益。……简言之,拉克劳及摩菲的立论是:并没有所谓物质利益;有之,只是由『论述』所建构的关于物质利益的这种观念。因为,说什么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共同处境,并没有在工人中间产生共同的『客观利益』,如果这种观点是有实际意义的立论,那除了表示上述推论之外,还能表示什么呢?这种立论的最终结论,就是:一个穴居的原始人可以跟一个工人一样有可能变成社会主义者━━只要他有幸听得到相应的『论述』的福音便行。」(注7)

缘何厚此薄彼?

这些「新」新左派成天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机械论,其实,他们的思想方法才是真够机械的。他们以为,如果世界事物并不是由一条简单的、绝对的、单向的、毫无矛盾的定律所支配,那就表示并无任何决定因素,没有任何关系、任何因果可言。然而,不幸他们也不是贯彻到底的。他们在考察工人阶级的时候,往往拿最机械的准则来考核他们;可是,在研究其它社会阶层或「新社会运动」时,他们就用最有弹性的标准来量度他们。

只要到现在工人还没有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就是工人没有能力建立社会主义的证据(虽然「新社会运动」一样没有成功建立过社会主义);只要革命不是工人发地进行的,而是由一些身份并非工人的人领导━━就像1917年俄国革命━━那它们就一定不可以叫做工人革命;只要工人的团结不是由经济发展所自动产生的,而是由某些人自觉地促成的,就足以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革命学说予以证伪;只要工人进行的,只是经济斗争而非直接的社会主义斗争,那就是工人不能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证据(虽然「新社会运动」不见得就是自觉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只要谈什么工人是社会主义的代理人,就一定表示会变成另一种救世主,甚至变成专制温床(而新社会运动这个新代理人则绝对不会变质)。艾伦.伍德这样揭露他们:

「拉克劳及摩菲等于要我们承认:一方面各种各样的『民主斗争』是不矛盾的,是顺利结合的,另一方面,在工人的经济上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却存在鸿沟。这就是说,由自由主义民主论述所催生的政治运动,比诸于从与资本对抗的物质利益所催生的阶级斗争,能使我们更接近社会主义事业。……」(注8)

NTS的其中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他们激烈地反对在先进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采取革命暴力,但另一方面,至少总是在暗示,只有在工人已经采取革命暴力这种形式的时候,才能承认工人已经向资本主义作出真正的挑战;同样矛盾的是,那些人大力谴责别人要求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又主张以最渐进方式实行社会主义;但同样是这些人,他们之所以认为工人始终没有向资本主义挑战,其根据的就是工人没有立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同时,那些根本没有把攻击资本主义根基作为自己目标的社会运动,(而这些社会运动也没有在事实上作过这些攻击)叩被欢呼为社会主义的好材料。」(注9)

语言化约论的贫乏

「新」新左派们要否定工人的革命潜能,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中有一位学者,叫加文.基程(Cavin Kitching)的,在他那部《社会主义再思考》(Rethinking Socialism, 1983)的书中,并不否定工人有他们的物质利益,但是,事情坏就坏在这里。马克思以为,工人的物质利益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动力所在。但基程认为,一个人越是受物质利益所影响,他就越难领略社会主义的真缔。要领悟它,必须具有想象力,必须能同现实利益冲突保持距离。但是,「最限制想象力,最打击自信的一种压迫形式,就是那种物质上被递夺的压迫。这种物质剥夺,使他们局限于采取起码的肉体生存,没有多少时间或精力去从事广泛的反思,不论是反思自己还是反思社会。」(注10)反之,最少受压迫的人,反而能够接纳最激进的思想,因为他们有更大的精神自由,知识分子就是其中的表表者。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做为社会主义者,不是要支持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来反对资本家阶级,而是信仰一种特殊的普遍人类利益的观念,一种经由废除阶级来超越阶级自利的观念。」(注11)所谓普遍利益,就是要复活共和主义、公民观念。

基程这里实际上主张另一种超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只是这种经济决定论同他们所了解的「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相反:一个人越受物质压迫,越不会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然而,受到这种束缚的只是工人,而知识分子则不受经济决定,他们能够自由地追求普遍的人类利益。艾伦.伍德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重弹柏拉图的老调吧了。富人才会有理想,而穷人只是物质主义者;所谓「政治人」与「经济人」的分别,就是前者以公民荣誉、普遍利益为重,后者则粹着眼于世俗物质。这是一种赤裸的精英主义。所以,毫不奇怪,虽然有些「新」新左派们常大谈什么建立反资本主义的工人文化霸权,但骨子里,他们谈的其实是由他们一小撮知识分子代替广大工人去建立他们的「社会主义」文化。

另一些「新」新左派比基程更彻底,他们干脆否定物质利益是存在的。他们不仅仅认为,政治及意识形态是可以同社会基础完全脱离的;实际上他们的说的是,整个社会简直就是由思想构成的。人没有任何固定身份可言,有之,只是由思想所赋予的身份。物质利益也是这样。另一位学者加利夫.锺斯(Gtareth Stedman Janes)说:「我们不能像翻译电报那样把政治语言还原为某种物质利益的原始状态,因为,首先是由政治语言的论述结构来表达及定义物质利益。」(注12)一切事物都要经过语言才能掌握了解,于是……一切事物都是由语言思想去决定的。并没有独立于语言之外的、客观存在的物质利益。但艾伦.伍德问得好:

「就让我们假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政治纲领或政治语言,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观念范畴,足以清楚地表达工人之作为被压榨的对象的利益,他们之同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利益处于对立状态。但这难道会改变这种关系的剥削性质或其基本对抗性质么?难道这会改变如下事实:一般来说,不被剥削总比受到剥削好一些?难道这会改变上述关系中一方处于有利另一方处于不利的事实么?……如果说『利益』并不独立存在于其表达方式之外,如果对上述问题都答以『是』,那我们就进入了绝对唯心主义的巢穴,一切都不复存在,除了思想。但倘若他们并不是这样,那么,说什么物质利益并不先于『论述』而存在,究竟还能表示什么意思?」(注13)

不能从物质状况直接推论出其政治立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从这个论点出发,不能就得出结论,说二者没有关系的,甚至说无所谓物质利益可言,有之,只有政治思想。更不能说社会主义政治根本不需要扎根于工人阶级或任何阶级,只需以社会主义思想来感化所有人就行了。

工人阶级与「新社会运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有能力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开始建设一个更进步更平等的社会,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直接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因此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制最符合他们的客观利益,而且更因为他们是生产的阶级。资本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才能生产出来。他们既资本的能力,也就同时具有不生产资本的能力,具有瘫痪资本主义整个机器的能力。还有工人阶级是集体的生产者阶级,因此他们不仅有能力推翻资本主义,而且有能力建立一种不再是建基于剥削的、而是互助合作的新社会。工人阶级的利益所在,他们具有的力量,他们的创造能力,使工人阶级大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其它社会或政治力量,使工人阶级有资格成为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代理人。去重申这个立场,不等于说社会主义业已获得保证。不。这也不等于说单靠工人运动便能达致社会主义。我们要说的只是:我们的主要的资源除了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之外,就不能再是其它阶级。倘若他们自己无法唤醒自己,没有任何外来干预可以越俎代庖。如果这个资源竟然在某些灾难性历史时刻中,被击溃或被中和掉,那么社会主义就真正降为一些小宗派的乌托邦。即使是最富热情,最有战斗精神的社会运动也为他们所不取了。(注14)

我们强调工人阶级的重要性,绝不是要为此而贬低「新社会运动」。倘若有社会主义者完全抹煞新社会运动,那是错误的。事实上,过去西方的工人运动的确太忽视新社会运动。然而,另一方面,那些「新」新左派却另走极端,他们大大抬高新社会运动,同时大大贬低工人运动。他们的错误并不更少些。

艾伦.伍德在书中大量引述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于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的关系的言论:

「威廉斯坚称,只要新社会运动不曾把那个『社会的中坚』即工人阶级包括在内,这些运动就始终只是边缘性的,徒劳无功的,因为工人阶级才是位于社会秩序的中心,处于『决定性关系』及『经济秩序的关键地方。』那儿『不仅存在着占支配地位的机构及其附庸,而且许多时也包括了大多数人』。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新运动在差不多所有生活领域都是活跃的和有影响的』,但恰恰除开了经济领域。然而,所有其它社会问题,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中心去的。(所以,把那些「新社会运动」看作是「中产阶级的问题」,是颇为荒谬的。……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无关的,那同样是荒谬的。这些问题,名副实地同他们的根本利益有关。经常暴露在危险的工业生产过程及环境破坏之下的,是工人。最需要获得新女性权利的,是工人阶级妇女。)……威廉斯似乎是在冲着NTS的构想来说的:工人阶级的「日常」的问题,他们一些「地区性」问题,若比诸于新社会运动,是更接近于社会秩序的核心,更近于那些支配着所谓「基本人类需要」及普遍利益的命运的社会条件及其根源,虽然新社会运动本身是拿着「基本人类需要」及普遍利益作为自己的当前目标的。」

有些人以为,核子战争的威胁,是人人受害的。所以,和平运动比诸工人运动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也比工人问题具有更迫切的性质。结论就是,和平运动比工人运动更有意义,更值得搞。艾伦.伍德答道:

「这些运动的道义力量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们的构成,并不是立足在如下基础之上,即在资本主义秩序与对和平及生存的威胁之间的连系上面。恰恰相反,他们的统一性及广泛吸引力,有赖于把和平及环境问题从现行社会秩序,从当前的构成社会秩序的各种冲突的社会利益中,抽象出来。人类的共同的普遍利益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大家都是人━━这只能视为,他们不要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及阶级关系,相反,他们不过是把人们从他们所隶属的社会秩序及其阶级制度中,从他们各自具有的各种不同的特殊利益中,割裂开来。换言之,这些运动之存在,正好有赖于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能够避免触及资本主义的秩序及其阶级制度。」

「的确,这样设计的政治纲领,可以多少脱离社会状况及物质利益而『自主』起来。但恰恰是这种自主性,使他们抗拒发展为一个主张社会主义变革的政治纲领。……我们怎能设想,一个运动,它的基础恰恰是把当前的阶级状况及阶级利益抽离出来,恰恰是自觉地避免以挑战现存社会关系及统治的结构为目标,这种运动,竟能变成为一个反对这种结构的可靠的集体力量?」(注15

我们这样说丝毫不表示我们反对进行环保及和平的运动。我们要说的是,如果环保运动及和平运动不同工人运动结合,不采取挑战资本主义的方向,它们再有更多的群众,也是徒劳的。

反观工人运动,他们虽然许多时都首先从事经济斗争,可是,反乎极左派与「新」新左派所言,经济斗争的意义并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更不能说恰恰是经济斗争使工人只知为面包而斗争,不知道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其实,工人即使把目标暂时局限于经济斗争,但由于工人处身于社会结构的中心,所以经济斗争的内在逻辑往往发展为政治斗争,甚至发展为政权的斗争。无数历史事例都证明这点。百多年的工人运动,它之从工会运动进而发展为工人政党,就是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的明证。更不用说,重大的经济斗争往往发展为巨大的政治斗争了。另外一方面,有时候由于某种政治形势的特变(例如战争),工人常常一开始就进行政治斗争,并不一定经过经济斗争这个阶段。而一旦工人进行重大的政治斗争,便会掀起资产阶级的全面反攻,最后演变为两大阶级的对抗。即使这时工人还不曾直接提出社会主义要求,整个斗争逻辑却无论如何正在促进运动向这个方向进发。所以,说什么经济斗争只会妨碍工人走向社会主义,说什么工人太着眼于物质利益而忽视普遍利益,那是没有根据的。

自由主义民主制有没有阶级性?

NTS其中一个爱用的名词就是激进民主,或曰民主革命。对这个名词的具体解释人人自不尽同。但许多人还是有一点相同的。那就是用激进、民主革命来代替阶级斗争和工人革命运动。他们赞美议会民主,或至少认为议会民主没有确定的阶级内容。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议会民主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就像拉克劳说,民主是「没有什么阶级含意的」,更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既然这样,人民就大可以把议会民主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民主。

伍德首先指出,民主一词的历史起源,从头起就含有阶级性。在古代希腊,民主意即平民的统治。事实上,阿里士多德在论政治一书中,就不仅是根据享有选举权的人数多寡来介定民主,而且首先是根据阶级。他说:「『民主』一词的贴切含意,就是这样一种宪法,政府是由自由的人及穷人控制,而同时他们又构成大多数。同样地,『寡头统治』在宪法来说就是指由富人及出生高贵的人控制政府,而他们是少数。」柏拉图更明白。他谈到穷与富总是不断进行阶级战争,而「一旦穷人战胜,结果就是实行民主。」

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都害怕民主。即使是资产阶级,在他推翻贵族统治之后,最多也只是在自己阶级里面实行选举,而不让普罗大众享有任何民主权利。在工人运动的不断压力下,它才逐步扩大选举权。然而,与这个进并进的,就是民主一词也日益被阉割了,它从「平民统治」,日益变成为某种纯粹的管治形式及程序,日益变成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下面,政治权力及经济权力是分离的。在这个情况下,即使政治上实行民主选举,也不会有碍于资本在经济上继续剥削工人,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自行调节,并且向来在抗衡着政府权力。这是同过去其它剥削制度不同的地方。过去的剥削制度总要依靠国家直接干预,才能从人民榨取财富。所以,伍德指出:「既然资本的剥削权力并不依靠拥有超经济力量,这样一个结构上分开的政治范畴,一个由『平民统治』的政治结构(更正确的说法是由平民选出『代表』去统治),就可以存在下去,同时又不会影响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自由主义民主制之所以能与资本主义兼容,恰恰是因为它不会触及生产关系」。「这样就划分开两个领域,其中一个是资本主义可以容许实行民主(即使如此,它还是有限制的),而对于另一个,资本主义是不能容许实行民主的。这种划分,正好与对立的阶级利益之不可逾越的划分,是相一致的。」换言之,自由主义民主制,由于一面赋予人民抽象的政治权利,另一面又任由资本家在经济上剥削他们,所以,这样一种民主,深深打上资产阶级统治的烙印。「事实上,NTS那种(政治经济)互无关系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反映了资本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假设,即政治与经济(或社会)领域之大大分离;正是这种划分,使自由主义民主制得以发展,同时又可以毫不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自由主义:权力一定异化

有些NTS承认议会民主是不够民主的,也承认需要以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民主来代替它,但他们认为,由于议会民主是没有明确阶级内容的,所以只需要把议会民主进一步扩大,便能建立社会主义。不需要革命,不需要对现存的国家机关来一次大清洗。

然而,伍德质问得好:

就算自由主义民主制是没有确定的阶级内容吧,但是「连社会主义民主也是这样吗?难道社会主义民主不会对哪怕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造成根本性的挑战吗?」(注16)要知道,「社会主义民主,在定义上就是要连生产关系也必须予以变革。」「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在各个方面都达到民主,包括要把那些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加以扩大。但是,在某一意义上,正是这个目标,使社会主义一定与资本主义发生根本冲突。」(注17)社会主义就是要把民主从政治扩大到经济,要把生产数据从资本家的私产变成为为人民需要而服务的工具,而这就一定要大大侵犯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自由主义民主制即使没有阶级性,这不等于社会主义民主没有阶级性,不等于资本家可以对自己之备受打击而袖手旁观,不等于自由主义民主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

自然,社会主义民主有不少地方要继承自由主义民主,例如法治精神、公民权、限制滥权种种法律秩序等等。但是,我们更要知道,自由主义民主中确乎有些东西是不能全盘接受的,伍德指出,首先就要把自由主义一词同民主区分开来。民主就是平民统治;但自由主义从头起就同民主没有必然关系。自由主义之根本目标,不是实行民主,而是要监督国家权力(而此一权力可以是非民主政制)。「自由主义基本上只着眼于『限制国家之自由』;它本身对于权力之非异化是没有兴趣的。事实上,自由主义的最根本观念━━即使是采取了最『民主』的形式的自由主义━━就是权力一定是异化的;权力之异化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恶,而且还是一种积极的善。例如,为了让基本上是个人主义的人类能从事私人事务,权力就需要异化。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自由主义来说,代议制是一个解决办法而非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译按:伍德在上文一再强调,任何一种公共权力都有可能腐化,这是人类一定要正视的问题。而代议制这样一种比社会主义民主低级得多的民主形式,当然就更有腐化可能)。

「不同于自由主义,民主就恰恰是要解决权力的异化。鉴于某种异化权力或代议制仍是需要的(在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这是无可置疑的),在这限度内,从民主观点看来,这些代议机构仍要被视为不仅是解决办法,而且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虽然民主政权仍无可置疑地仍会有(腐化)危险,而在这点上,自由主义仍有可以指教一下的地方;但是,限制权力,毕竟与权力之非异化并非等同。民主的意思━━这不同于自由主义,即使是最理想的一种自由主义━━更表示要克服『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对立,表示要把强加于『市民社会』的『国家』加以消除。『人民主权』就不会限于抽象的政治『范畴』,反之,只会促成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中把权力加以非异化,并且向全部统治结构进行攻击。攻击会从生产领域开始,一直到国家为止。」

「这也表示,从自由主义扩展为社会主义民主,不会是简单的、非对抗性的。」「社会主义的真缔,将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民主组织方式━━那些自由联合的生产者,在共同拥有的企业进行物质生活的手段的生产,并且实行直接的自治。按照定义,这种民主机构之存在本身,就表示了资本主义关系及与其兼容的民主形式的终结。」(注18)


注释

1   他们认为「所有现实的分裂都是由概念的分裂所引起的,那末,不知为什么他们一般还谈论社会。既然他们充满了关于概念能够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这一哲学信念,他们当然也就会认为某一个人能够通过消灭某种概念而消灭生活的分裂。」马恩全集第三卷,五三五页至五三七页及五五一页。《共产党宣言》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2   转引自艾伦.伍德的《从阶级理论退却》一书,页54-55页。

3   同上,56-57页。

4   同上,85页。

5   同上,59页。

6   同上,60页。

7   同上,61页。

8   同上,71页。

9   同上,185页。

10 同上,118页。

11 同上,120页。

12 同上,93页。

13 同上,95页。

14 同上,92页。

15 同上,176页。

16 同上,136页。

17 同上,134-135页。

18 同上,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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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

刘宇凡

在西方每一次工人革命运动陷于低潮,都会出现各种否定工人阶级有能力推翻资本主义、创建平等社会的理论。自从六七十年代激进运动消退以后便是这样。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各种「后马克思主义」、「身份政治」的思潮便更活跃,而且多少流传到港台。

这种思潮多少仍保留对社会主义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向往(注一),可是他们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不能再依靠工人阶级革命,而是要依靠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其实早已不新了),各种各样的「激进民主」。他们认为,当代社会根本就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统一的机体,而其中经济起决定作用;而工人阶级也未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因为经济上的地位而使他们具有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力。他们认为「工人阶级会最终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效果而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不过是「幻想」(注二)。我们所处身的世界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社会,是一个零碎的、分散的、充满差异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统一性已经让位给多元的社会实体。各种各样的宰制与反宰制抗争错综复杂,因此谁也决定不了谁。因此,阶级自然也不起决定作用。社会主义者(或「人民民主」)需要承认,「阶级、性别、公民、代间、宗教、种族等不同的主体范畴均具有完全平等之位阶,各种具体实践,均是反支配的人民民主抗争之一环,各组实践领域并不能互相化约,也没有主从或隶属关系。」(注三)继续说阶级起决定作用,就只能贬抑其它反压迫的主体的斗争。

社会生产是中心

从道义上讲,任何一种压迫,不论它表面上如何显得「天经地义」,都应予以谴责并且力求消除,没有所谓「反抗甲种压迫比反抗乙种压迫重要」。其次,要承认过去工人运动没有充份警觉到反对种种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及性倾向的歧视的必要。在传统社会党和共产党,对独立的妇运的敌视由来已久。即使是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也往往浸透偏见。绿色运动更是完全在左派之外发源和生长起来的。在这方面社会主义者有必要自我批评并且力图改进。但首先要知道,这些缺失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引伸。毋宁说那往往是对马克思主义误解的结果。甚至像环境问题,恩格斯晚年尤其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的无限度工业发展怎样破环自然生态,只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再加以发挥。

不过,说道义上要反对任何一种压迫,说工人运动必须尊重妇运、绿运、少数民族运动、同性恋运动等等组织上的自主独立,这是一回事;说其它社会运动,在挑战并瓦解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以求解放方面,也是同工人运动具有一样的能力,都是同等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样说是错的。所有阶级以外的其它身份(性别、种族、性倾向、公民),他们自己内部的利益矛盾并不亚于共同利益。所有妇女都应反对大男人主义,但是资产阶级妇女的利益无论如何同工人阶级妇女的利益有着不可克服的鸿沟,则殆无疑问。家务劳动由社会负担这个要求,就恐怕不对资产阶级妇女的胃口,尤其在资本主义处于衰退的时候。其次,这些社群手上没有足以严重挑战权力结构的手段。这正是他们同工人阶级不同的地方。我们见过工人阶级的总罢工使资本主义社会完全陷于瘫痪(法国1968年),甚至部份工人的罢工也能大大瘫痪资本主义正常运作(例如去年年底法国铁路工人及公务员罢工)。我们更见过工人阶级起来直接同国家机器冲突,爆发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权(不论你是否赞成革命路线,都要承认1871年法国巴黎的工人和俄国1917年的工人曾一度建立工人政权),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妇运、绿运、消费者运动等等产生过这种能力。

工人阶级具有什么优势

工人阶级具有变革社会的能力,正正因为工人阶级是社会生产的阶级。不论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理论怎么甚嚣尘上,也无改于如下事实,即资本只能依靠吸吮活劳动才能增值。但工人既有生产资本的能力,自然也就有不生产资本的能力(罢工)。而一旦工人运用这种能力就会使资本主义陷于局部或全部瘫痪。

其次,工人阶级作为受资本剥削的阶级,使他们具有基本一致的共同利益。自然工人内部存在不同层份,彼此间具有利益差别甚至矛盾(技术与非技术、男工与女工、失业与非失业);但是这些差别与矛盾并没有大到足以掩盖过基本一致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任何部份工人的工资的显著下降,都有可能拉低全体工资,或至少压抑增长工资的要求。反之亦然。这还只是就眼前利益而言。就工人的历史利益来说,废除资本的权力,实行全面的工人自治,这样对全体工人都是解放。这种物质利益的一致性是工人阶级维持强大内聚力的其中一个因素。

再次,工人阶级作为集体的生产者,使他们从头起就培养了一种合作精神和集体奋斗的习惯,因此使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及其持久性具有无比优势,而其它社群是比不上的。历史上工人阶级的各种组织,从工会、合作社、工厂委员会直到工人代表会议,无一不曾经大大影响历史进程。

「新社会运动」的弱点恰恰在于它们处身于社会物质生产以外,不能给予资本以决定性的打击。

1967年,当西方学生运动高涨的时候,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认为革命代理的角色已经不是由工人扮演,而是由学生和知识分子扮演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多依切(Issac Deutscher)在一次同学生的对谈中说:

「你们对于你们未能有效反对所憎厌的东西而感到苦恼。为什么你们的反对不大有效?你们是知识分子。你们的主要武器是言辞。你们的抗议除了是言辞之外就别无他途,而言辞上的抗议,如果一再重复,只会使自己也厌倦,不会有什么用。要使到你的抗议有效,需要将之植根于社会生活的现实中,植根于国家的生产过程中。四十年前伦敦的码头工人罢工反对英国政府,拒绝运送武器给白军来反对俄国革命。你们却无法罢工和拒绝运送武器到越南(当时正值学生反越战运动━━译者)。在这儿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或许有助于解释你们的状况。你们是在生产领域之外。……你们不能有所行动,但青年工人可以━━只要你们能说动他们━━因为他们正正是处于生产过程之中,而生产过程是社会赖以存在的支柱。你们热火朝天地活跃于社会生活的边缘,而工人则消极处身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悲剧。如果你们不解决这个矛盾,你们是会被打败的。」(注四)

1968年的法国革命印证了这个预言。法国学生的反抗虽然能够起催化剂作用,引发了一千万工人大罢工,可是,一旦共产党与社会党屈膝妥协,取消罢工,学生的行动也随之烟销云散。

对「压迫」要有具体分析

近年兴起的所谓「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进一步把后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简化论」的否定和对各种社会运动等量齐观的理论发挥尽致(注五)。他们特别强调差异性与分散性,认为只有直接身受那种压迫的人,才有资格反抗它并对它下定义。正因为这样,所以各种运动应当互相分离,彼此自主。其次,它突显人同时具有多重身份(作为工人,作为妇女,作为黑人),指出社会决不只是简单分为两类人,一种是压迫者,一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错综复杂,人们往往某方面是被压迫者,另一方面又是压迫者。男性工人是资本家的压迫对象,但他们同时又往往是妇女的压迫者,又或是环境污染者(例如为保饭碗拒绝同意关闭高污染的工厂)。

能敏锐揭示种种压迫关系,这是这种理论的一个优点。不过,另一方面,把各种纵横交错的压迫等量齐观,进而引伸出「各种反宰制主体都只能平起平坐,其中没有一个享有优先」的行动结论,那就大错特错了。在道德上,罢工工人被警察殴打,与妻子被丈夫殴打,都是同等地要令人愤概。但这种道义上的愤概无法告诉我们压迫的根源来自何方。而要找到根源,就必须进行历史的和社会的分析。一旦进行了这种分析,我们就不能不质疑:真能把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同男性工人对他妻子的压迫,等量齐观吗?显然不能。那些「激进妇权主义者」认为男人都从压迫妇女中获益(不用做家务、带孩子;性生活上自私自利;工资比女性高等等)。这句话虽然不够准确,可是多少也反映一些事实。但是要知道,劳动的解放必然意味资本的消灭。不可以设想在资本仍存在的前提下,劳动可以获得解放。换言之,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是本质上对抗的矛盾,二者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可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这样吗?女性的解放难道要以男性的毁灭为前提吗?不。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是资本的必然属性;但我们却不能说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男性的必然属性。

人类有三百万年历史,而妇女压迫只是文明开始出现时的产物。说男性工人同男性资本家,在压迫妇女方面同样获益,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妇女工资比男性低,只会对资本家有利而不会对男性工人有利,相反,只会有害而已。家务劳动由妇女负担,表面上是男性工人直接受益,实质上最大受益者是资产阶级,因为家务劳动由妇女负担,意味着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费用(下一代劳动者的培育费,以及这一代劳动者的部份生活费用)落到了工人家庭身上,不必花资产阶级一个钱,虽然资产阶级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直接受益者。其实,在男性工人来说,家务劳动归由社会负担,妇女完全获得解放,男性工人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损失,反而只是为自己的解放准备了条件,因为两性的平等,才会使两性的千年以上的对立关系消除,才会使男性从种种由特权塑造出来的不良品格中解放出来。

作为一个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必然在社会一切领域渗透着压迫关系。但我们必须分清楚,哪一种压迫是本源的,哪一种是衍生的。我们总不能把资本家对劳动的压迫,同生产线组长对生产线工人的「压迫」等量齐观吧。妇女压迫虽然不是源于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也是在某个方面强化了这种压迫。资本主义吸纳妇女进入劳动力大军,这在使妇女摆脱家庭的幽禁状态方面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另一方面,资本吸纳妇女劳动,不是为了解放妇女,而是剥削妇女,所以它总是很方便地继承性别歧视的传统,例如付出比男性低的工资。更为可恶的是资本在利用传统偏见来剥削妇女之余,并没有减轻妇女在家务劳动的负担,使妇女百上加斤。这种双重压迫的的确确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现象。所以,如果把资本对女性的压迫,同男性工人对他妻子的压迫等量齐观,不啻是抓住小鬼,放走阎王。

到处树敌

至于种族主义,就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了。古代自然也有种族冲突,但是,认为人的肤色具有判定智力高下的标准意义,认为黑人(或其它有色人种)天生比白人低劣,进而认为应当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尽量同白人分隔开,这样一种有系统的歧视,却是资本主义特有,而且首先是资本的剥削逻辑的产物(现在即使再没有黑奴,黑人依然是劳动大军中的次等公民)。如果把白人工人的种族歧视,同资产阶级的种族歧视等量齐观,说二者都从歧视中同等获利,那也是不公道的。

反对任何一种压迫,这是对的;但认为任何一种压迫,都要等量齐观,各打五十大板,那就大有问题了。这样很容易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可能的盟友也变成敌人。妇权运动的敌人变成为所有男人;黑人民权运动的敌人变成所有白人;同性恋运动的所有敌人变成为异性恋者。这种理论因此具有一种到处树敌的逻辑,而且正因为这样,也使社会运动具有永久分裂的逻辑。美国的同性恋运动多少反映这个缺点。同性恋运动固然早就分为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团体。但是,接着,同性恋者又同双性恋者分道扬镳,因为前者认为后者既然不是纯粹同性恋者,就难免带有一些「压迫」特点;再往后,着重政治抗争的同性恋者又同着重个人生活修养的同性恋者分裂。这样下去自然难以形成持久而强大的力量。

后马克思主义这些错误自然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因素正正是他们过于忽略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当他们说「阶级、性别、公民、代间、宗教、种族等不同的主范畴具有完全平等之位阶」时,不经意地透露了他们忽视社会经济所产生的恶果:追求性别、种族、性倾向、宗教的平等,反对任何歧视━━这很对,但我们能够说追求「阶级平等」吗?难道「阶级平等」不是早就在代议制盛行的国家实现了吗?不论贫富,人人在法律上平等!但即使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也该知道,一天仍然存在阶级,一天就没有真正平等。所谓「阶级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它掩盖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如果要废除阶级剥削,就只能以整个地消除阶级为前提。但追求性别、种族的平等却不能是以消除性别与种族为前提。这正是阶级范畴同性别、种族、性倾向不同的地方。因为阶级不仅是一种身份,而且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对待生产关系上的压迫,同对待其它身份上的压迫,是需要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路线的。

这些话,可能在后马克思主义者中是听不入耳的,因为他们压根儿否定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性。他们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机械的决定论(这种指责其实没有根据━━注六),所以一跳便跳到一切都由偶然性造成、政治与经济之间没有必然关系等等理论中去。我们在这里不能加以反驳。我们只想指出一个基本事实:不论政治或其它领域有多大自主性,资本的扩张逻辑、一切商品化的逻辑和竞争的逻辑,正在以空前的规模,在全球范围吞没更多的社会领域。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理论,关于消费主义的分析,关于市场化的人格的分析,关于大众文化和娱乐日益商品化的分析,在在表明,错的不是马克思,而是那些闭目不视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们。


注释

注一 台湾的变种连这一点也没有了。香港的更不用说。

注二 Barry HindessPaul Hirst,“Marx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vol 2P.258-9转引自Ellen MeiKsin 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又请参看Laclau & Mouffe,“Hegemony and Soicalist Strategy”。

注三 《媒体∕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逃逸路线》陈光兴作,唐山出版社。P.43

注四 Issac Deutscher,‘Marxism in our timeRamparts PressP.74

注五 参看Stanley Arnowitz,“The Politics of IdentityClassCultureSocial movementNew York

注六 参看Ellen Meiksin Wood的新书,“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此书很好地反驳了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机械决定论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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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后现代的」纲领?

艾伦.伍德  Ellen M. Wood
刘宇凡 

「现代性已死」论的死死生生

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宾格勒写下了其著名而讨厌的《西方的衰落》一书。该书宣称西方文明及其主要价值正日暮途穷。把社会联为一体的传统和纽带正在瓦解,生活、思想和文化的统一正在分裂。他说,就像所有别的经过自然循环的文明一样,西方已从其光明的、启蒙的(而已然是破坏性的)秋天过渡到个人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冬天。

大概四十年后,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宣称「我们身处的时代是所谓现代告终的时代」。这个时代「正在为一个后现代时期所承接」,而在这后现代时期,所有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特征的一切关于历史的预期都不再有效。启蒙时代对于理性与自由的携手并进的信念,对于以此信念为根据的其它两个主要思想,即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由于无法解释世界及我们自己,已经实际上崩解了。」米尔(J. S. Mill)和马克思都同样地过时了。

斯宾格勒的著作发表于1918年,而米尔斯是1956年。二者都宣告现代性的衰落,但二者之间在思想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前者的反民主倾向与后者的激进主义,前者对启蒙运动的敌意(或至少模棱两可)与后者对启蒙运动价值持续的(虽多少有些失望的)忠诚。不过,在斯宾格勒和米尔斯分别作出其断言之间,即从1918年到1959年,西方历史经历了从萧条、战争和种族灭绝到战后物质繁荣的重大变故━━前者超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恐惧,而后者似乎满足了人类最空想的希望。

当斯宾格勒写作《西方的衰落》时,欧洲正处于一片混乱中,处于战争和革命的年代━━这还未计及(即便是在相对和平的时期)由大众民主的扩散而产生的对统治阶级的明显威胁。米尔斯的背景大不相同。自1918年以来,世界经历了比斯宾格勒所能想象的大得多的恐怖;但米尔斯是在平静的五十年代、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富裕社会」)中、在政治冷淡的气候下发表他的上述观点的。而且他所教的那一代大学生虽然生活在冷战和核威胁的阴影中,但他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物质富裕。

实际上,这一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大或从19471973年)(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说法)使不少与米尔斯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大部份显然看不见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所说的「另一个美国」━━更不必说美帝国主义了)相信,西方社会的问题已或多或少解决了,社会和谐的条件已形成了,或者说启蒙运动关于进步的理想已或多或少地实现了━━至少可以说,再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能够出现,必须出现,想它出现。这就是米尔斯的同事贝尔(Daniel Bell)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

因此,米尔斯所说的启蒙运动乐观主义的死亡不是某种大灾难的结果。相反,他的悲观主义的根源既包括失败也包括成功。在他看来,许多启蒙运动的主要目标的确已经实现了:社会和政治组织的「理性化」,对大多数乐观主义启蒙思想家们来说都难以想象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在发达的西方社会中的教育的普及,如此等等。

但米尔斯又认为,这些进步并没有增加人类的「实质合理性」。如果说「理性化」、官僚化和现代技术起到什么作用的话,那么其作用不是增加、而是限制了人的自由。它们导致了许多意料之外的邪恶。「理性化」与自由之不同步的可怕结果是异化的人(「快乐的机器人」)的出现━━他们顺应现状(巨大的组织及压制性力量),他们没有或自以为没有能力控制现状,他们似乎不再追求自由和需要理性了。

这些主题一直是西方社会理论的一部份━━例如在韦伯和曼海姆的社会学中,更不必说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了。而对启蒙运动的怀疑和对进步的悲观主义是二十世纪文化中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的共同话题。但在米尔斯的年代,社会发展中还有另一个方面,它较多地与(表明的)成功有关,而不同失败有关。这个方面就是「福利」资本主义和「消费」资本主义在长期战后繁荣中的发展。

那种相信繁荣将会持续而且是资本主义的常态的观点是左派社会理论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许多社会思想者们━━马尔库塞(Marcuse)是一个重要的例子━━确信,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对「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施加了咒语,使他们受到不可逆转的迷惑。米尔斯肯定不是唯一认为作为反对力量的工人阶级已不复存在的人。甚至一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也接受类似的看法。这种观点是六十年代的「革命」、学生激进主义和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题。这些理论越来越把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作反抗的主体,并用「文化革命」取代工人阶级的斗争。

在六十年代「革命」的十年之后,经济繁荣实际已过去了;但其思想遗产在资本主义处于停滞状态的今天还在发生影响。这些遗产的一部份是另一种「后现代性」。这一次,大量的知识分子不仅认为当代社会已处于后现代时期,而且以「后现代主义者」自居。尽管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们有不同的思想渊源━━从早先的哲学家们(如尼采等)到后来的拉康(Lacan)、利奥塔(Lyotard)、福柯(Foucault)和德理达(Derrida)等等,但今天的后现代主义首先是属于六十年代的那一代人和他们的学生。因此,虽然这种后现代主义多么强调资本主义在九十年代发展了新形式(「后福特主义的」、「解组的」、「灵活的」)它仍是所谓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的意识之产物。

事实上,有些后现代主义者没有注意到繁荣的终结,他们沉醉于资本主义的胜利和消费主义的快乐。甚至那些对现实较为敏感的人也在那个「黄金时代」有其思想根源,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的胜利在共产主义的崩溃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于是,一些右派的人宣告了「历史的终结」和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而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也相信,一个时代已终结了,我们生活在「后现代」时期,「启蒙运动计划」已死去了,所有旧的真理与意识形态都不相干了,而所有旧的合理性原则也不适用了。

这种新的后现代主义似乎不允许任何历史分析。如果对今天的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后现代性」的确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那么真正的历史分水岭好像是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在这前后发生了许多历史变化,时下对后现代性的分析同先前的━━包括激进的和反动的━━对种种现代性已死的宣布颇有雷同之处。换句话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关于不连续性的理论之连续性。如果我们再听说另一种「终结」论,那么终结的东西多半不是另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这种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法并不使人惊奇。毕竟,二十世纪的几次的表面上的时代性的断裂,是被资本主义的逻辑及其内在矛盾结合为单一的历史性统一体;这个充满动态的、然而又是充满危机的制度,已经死过一千次了。

没有历史的历史变迁

当然,在今天的后现代主义和早先对「现代」的终结的分析之间还是有重要的区别。直到现在,「现代性」的终结(或「西方的衰落」)被看作是一种历史状态,是历史知识的对像,是可能发生历史变化,包括其因政治行动,受到改变。现在确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如哈维(David Harvey)和詹明信(Fredic Jameson),也认为「后现代性」是一种历史状态,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是一种具有历史根源和物质基础的社会及文化形式,是可能变化的。我们或许不同意他们的历史判断,但他们至少可以与他们进行关于历史的争论。然而,「后现代主义」却是不同的东西。

我们先不妨概括一下「后现代主义」左派的最重要的观点(我将用这个词表示多种近年来出现的思想及政治倾向,包括「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者们所关注的是语言、文化和「论述」(discourse)。在一些人看来,人及其社会关系是在语言且仅仅是在语言中建构的,或至少可以说语言是我们藉以了解世界的唯一的东西。舍此之外再无其它现实可言。最极端的「解构主义」的版本更认为,后现代主义采用某语言学理论的模式━━它相信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受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基本结构的限制和构造。不仅如此。这种理论还把社会和文化的结构比作语言的结构,的规则与方式规范着社会关系,就像语法规范语言一样。社会不仅仅是像语言一样的。社会就是语言;我们都生活在语言中,除了我们使用的特殊「论述」之外,不再有其它的真理标准和知识参照系。

其它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也承认「论述」的重要性,但不一定把语言抬高到这个地位。但他们至少相信知识是在社会中建构的。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是站得住脚的、甚至是常识性的。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尤为如此:他们一直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语言和社会实践产生的。但后现代主义者们似乎不满足于这一点。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它关于科学知识的概念。有些后现代主义者甚至认为,基于这一根本信条━━即自然是服从普遍的、不变的、数学的规律的━━的西方科学只不过是作为西方社会之基础的帝国主义和压迫性原则的某种表现。这当然是极端的观点。此外,后现代主义者们━━要么是故意地、要么是由于思想上的混乱和粗心━━倾向于把知识与知识的对像混为一谈;他们似乎不仅认为物理学是一个随着时间和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变化的历史建构,而且相信自然规律本身也是「社会地建构的」和历史地变化的。

后现代主义者往往否认他们是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者。他们坚称知道有一个外在的「真实」世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们多半会事与愿违地证明我批评他们混淆的意见是对的。他们不仅把物理学,而且把物理现象,比方说,热力学定律,说成是某种历史地变化的社会建构,他们当然不致逐字相信上述那句话。但从他们的认识论假定却能得出差不多类似的结论━━根据这一假定,人类知识是包含在特定的语言、文化和利益中的,科学本身不应该也不能够去理解某种共同的外部现实。如果科学「真理」的标准不存在于自然界本身而存在于特殊共同体的特殊规范中,那么自然规律不过是任何特殊共同体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所接受的东西而已。

并非所有的自诩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会有意识地认同于这种极端的认识论相对主义。但总的来说,后现代主义拒斥「总体化的」知识和「普遍主义的」价值,包括西方的「合理性」概念、关于平等的一般概念(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概念。相反,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异」:与性别、种族、民族以及与性生活相关的特殊身份;它们的不同的、特殊的和分散的受压抑状态和斗争;以及与各个群体对应的特殊的「知识」(甚至包括科学知识)。

从这些观点出发,我们必须拒斥左派传统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以及他们的知识,例如政治经济学。确切地说,我们必须拒斥任何「堂皇叙述」━━如西方的进步观念,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所有这些观点又往往是与对「化约主义」、「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的否定相联系的。这些观点把马克思主义视为这些被否定的东西之尤为有害的表现,其理由是:马克思主义把复杂多样的人类经历化为一种铁板一块的的世界观,视生产方式为历史的决定因素,抬高阶级而贬低其它「身份」,抬高「经济的」或「物质的」因素而贬低现实的「论述建构」。在其对「本质主义」等等的否定中,后现代主义所针对的不仅是对世界的简单化解释(如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包括任何形式的因果论。

贯穿所有这些后现代主义原则的线索是其对世界及人类知识的分裂性的强调。其政治含义是明显的:人的自我是如此易变的和分裂的(「非中心化的主体」),而我们的身份又是如此地可变、不定和脆弱,所以不可能有基于共同社会「身份」(如阶级)、共同经验和共同利益的社会团结和集体行动。

即便是不那么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也认为,我们不可能有基于某种「总体化」知识或眼光的解放性政治,甚至反资本主义的政治也是太「总体化」或太「普遍主义」。在后现代论述中,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总体系几乎不存在,因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自然被排除了。实际上,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即关乎阶级和国家的权力以及对它的反抗━━都被让位于「身份政治」或甚至「个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as political)的分散斗争。尽管还有一些较普遍意义的东西对后现代左派有一定的吸引力(例如环保政治),但我们很难想象这些东西或任何政治行动能与后现代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某种深刻的认识论怀疑主义和政治失败主义━━一相一致。

那么,后现代主义与早先的关于「现代」时期的终结的理论比较上如何呢?后现代主义综合了许多从前的关于时代的衰落的分析,但后现代主义似乎对自己的历史毫无意识。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们自以为代表了同过去的某种根本决裂,但他们似乎忘记了过去说过多次的事情。甚至如今十分流行的认识论怀疑主义、对普遍的真理和价值的攻击、对自我的身份(self-idenity)的疑问,都同哲学本身一样古老。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关于新历史时期的概念,有赖于漠视或否认一个无可置疑的现实,即资本主义的统摄一切的力量,这一力量把二十世纪所有时代性断裂结合起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者们的最独特的方面:虽然他们强调时代的差异和特殊性,虽然他们自称揭示了所有的价值和知识的历史性,但他们毫无历史感。这种不敏感就至少表现在:他们对启蒙运动的抨击及其非理性,业已得到反动派的呼应,然而他们都置若罔闻。

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关于「时代性改变」的论述同其它早先分析的一个主要区别。后者是从某种特殊的关于历史的概念出发的,而且是以历史分析为依据的。例如,米尔斯指出,标志后现代时期的开端的理性与自由的危机意味着「结构性问题,而论述这些问题要我们根据经典的关于人的演进和断代史的理论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结构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并对此作出相应的因果分析。」米尔斯还以典型的启蒙运动时期的方式,自然而然地相信这种历史分析的宗旨乃是划出人类自由和能动性的空间,作出我们的选择并「扩大在创造其历史时人所能决定的范围。」尽管他是悲观主义的,他仍然相信,历史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在他所处的时代━━仍是「非常宽广的」。

这一说法与现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大相径庭的。后者实际上否认结构或结构性联系的存在以及「因果分析」的可能性。于是,在现在的后现代理论中,结构和原因被分裂和偶然性取代了。也不存在具有自身的统一性和规律的社会系统(如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只是多种不同形式的权力、压迫、身份和「论述」。我们不仅必须拒斥旧的「堂皇叙述」━━如启蒙运动中的进步概念,还必须放弃任何关于历史进步和因果性的概念以及「创造历史」的概念。不存在人类知识可以理解或人类行动可以参与的结构性过程。存在的只是无政府状态的,互不相干、不可理解的差异。在这种后现代主义理论中,我们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悖论:一种关于时代变迁的理论却是以对历史的否定为基础的。

在时下的后现代主义中还有另一个奇怪的悖论。一方面,作为其基础的对历史的否定是同某种政治悲观主义相联系的,既然没有可以接受因果分析的系统或历史,我们就无法探讨压迫我们的种种权力的根源;因而我们肯定也无法追求社会主义者们一度相信的联合的反抗和总体的人类解放。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多是大量的特殊而分散的抵抗。

另一方面,这种政治悲观主义似乎植根于一种对资本主义繁荣及其前途抱有乐观主义的观点中。今天的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的信奉者是六十年代的那一代人和他们的学生,他们的世界观仍可追溯到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对这种理论来说,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消费主义」,即消费模式的多样性和「生活方式」的大量衍生。甚至后现代主义对于语言和「论述」的强调也可能同某种对消费资本主义的着迷有关,并可能渊源于在六十年代就已流行的观点━━即旧的政治主体(尤其是工人运动)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所同化了。六十年代的种种发展趋势把思想活动置于社会舞台的中心,使知识分子、尤其是学术界人士成了历史的先锋力量。而后现代主义则把这些趋势推到极端的、荒唐的地步。

在这里,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们同样表现出其根本上的非历史主义。战后繁荣的黄金时代过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出现了,但却似乎对他们而言只是刷身而过,因而他们对此简直不曾有过任何重要的理论印象。对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来说,这意味着反对资本主义的机会已极为有限了。而另一些人认为,如果我们不能真正改变或甚至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甚而它是否一个制度也可疑),如果我们不能根据一种高踞临下的观点来批判它、更不必说反对它,那么我们何妨享受它呢?何妨干脆去购物呢?

提倡这些观点的人当然知道情况并非尽如人意;但他们提供不了什么理论来解释今天的日益增多的贫困和无家可归、日益扩大的贫穷打工者、各种新式又无保障的兼职工作,如此等等。二十世纪历史的两方面━━它的恐怖和它的奇迹━━无疑都对塑造后现代主义意识有作用。但今天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更多是由现代技术的奇迹和消费资本主义的富裕来决定,而较少是由现代的恐怖经验(及因而造成的旧的进步概念的衰落)来决定。后现代主义所看到的资本主义,更像是那些享受资本主义的好处而非遭受它的不幸的人的角度所看到的资本主义。

说到底,对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后现代性」似乎不是一个历史时期而是人类状态本身,而且我们无从逃避这种状态。如果在米尔斯看来他那个时代的中心问题是快乐的机器人无助于人们对自由和理性的追求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者们所表现出的态度正是米尔斯所哀叹的。他们甚至把受到威胁的启蒙运动价值看作是现代之恶的深刻,并公开地宣称这些价值从本质上是压迫性的。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不再是诊断。它已变成了疾病。

快乐的机器人或社会主义批评家?

正是在其对貌似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服从和对消费主义的投降甚至庆贺中,后现代主义潮流似乎从思想上代表了米尔斯所说的机器人。不过,米尔斯还持有某种精英主义观点,即工人更像是机器人,而学生和知识分子则可能超越其机器状态,如今倒是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成了快乐的机器人的理论意识。

基于以上讨论,不理睬后现代主义时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是,尽管它矛盾重重,尽管它缺乏历史感,尽管它显然是无意识地旧调重弹,尽管它是失败主义的,它还是代表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形势的某种反应,而对这种状态社会主义左派当然也不能够熟视无睹。

谁也不想否定某些后现代主义主题的重要性。例如,二十世纪的历史不可能激发人们对传统的进步观念的信心,而我们这些仍对某种「进步的」政治怀有信念的人不得不面对那些瓦解了启蒙运动乐观主义的事情。我们又怎能否认,除了阶级之外,其它「身份」也具重要性?我们又怎能否认反抗两性关系和种族关系中的压迫的斗争的意义,否认在这个流动而可变的世界里、在脆弱而不定的社会纽带中的人的经验的复杂性?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像民族主义这样的强有力而往往又具有破坏性的历史力量的复兴。

我们还得面对资本主义的重整,即一方面是全球化、另一方面变得更分割。就此而言,我们不能不意识到改变了工人阶级性质的那些结构性变化。同时,在严肃的社会主义者们中,又有谁会忽视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和性别上的分化?又有谁会赞助那种压制价值和文化的多元性或忽视边缘群体特殊「知识」的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帝国主义?在一个为符号、图像和「大众传媒」━━更不必提「信息高速公路」了━━所主宰的世界里,在一个依赖于广告文化对符号和图像的操纵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里,在「媒体」调节着我们最私人的经验以致于有时候我们在电视上所见的比我们的实际生活显得更真实的情况下,在政治辩论的条件直接地为资本所规定或限制以及知识和传媒为大公司所控制的情况下,我们又怎能否认语言和文化政治的重要性?

我们不一定要接受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假定才能明白这些问题。相反,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就这一点来说,在人类历史中大概还没有什么文化现像的物质基础比后现代主义本身的更明显了。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文化同消费主义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之联系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最好的证明。唯物主义观点并不意味着贬低或忽略人类经验的文化层面。毋宁说,唯物主义意识是把文化从商品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必要步骤。

后现代主义拒斥启蒙运动普遍主义的理由是后者否定人类的经验、文化、价值和身份的多元性。但这种以解放性多元主义之名拒斥普遍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和不击自溃的。充份尊重差异和多样性,充份尊重为反抗不同的压迫而进行的多元化斗争,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普遍主义价值或关于普遍的人类解放的观念。相反,如果不诉诸某些普遍主义价值(例如古典自由主义的「宽容」原则),那么恐怕连最温和的多元主义都无以自持。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激进多元主义是以否定多种身份之间的任何基本的共性和互相理解的可能为前提的,因而它最终也失去了自己的基础。正如艾贾兹.阿赫默德(Aijaz Ahmad)说:「如果在你的身份构成中,我无权理解、参与及批评,那么,你凭什么要求我与你团结一致?如果我支持你,那不过是因为我尊重你,因为我出于个人好意,而这一切我是可以随时撤回的。」归根结底,如果不诉诸那些令人敬畏的「现代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价值,如民主、平等和社会公正等等,那么左派后现代主义纲领所倡导的多元化斗争就无从谈起。

相应地,如果从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认识论假定出发,那么任何行动都难以想象了。他们对知识的看法不仅导致政治上的消极无力,而且,除非他们暂时搁置他们的后现代怀疑主义,否则,恐怕他们连处理日常生活也很难。如是,则后现代主义就不止是一种坏的信仰了。

后现代主义的讽刺性之一在于,它一方面接受资本主义或至少向资本主义投降了,另一方面拒斥「启蒙运动计划」而把那些本应归于资本主义的罪名归到启蒙运动计划上。当然,如果认为资本主义应对所有的现代弊负责,或甚至否定它所带来的物质好处,那也是愚蠢的。但否定由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生产主义」、追求利润和竞争所导致的破坏性后果,是同样愚蠢的。我们的确很难想象这些后果与启蒙运动有什么必然联系。至少我们要质疑:某种解放性普遍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不是一回事,或者「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是否在本质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剥削、积累和对自然的破坏的。

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任何别的时候都需要普遍主义计划的历史时刻。这是一个为资本主义所统治的历史时刻,而资本主义━━从全球化的意义上以及从它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渗透来说━━乃是世界历史上曾有过的最普遍的体系。而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解释是,现实是分裂的,因而只有分裂的知识才能认识它。显然,这种解释是尤为混淆视听且导致政治无能。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之「总体化」的方式和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商品化、积累、追逐利润和竞争的逻辑充满整个社会秩序。要理解这一「总体化」体系,需要的正是为马克思主义主义所提供的并为后现代主义所拒斥的那种「总体化」知识。

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也要求我们诉诸把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统一起来而非分裂开来的利益和资源。这首先是阶级的利益和资源━━它也是能把不同的解放性斗争统一起来的普遍的因素。但说到底,我们所关心的是全人类的利益和资源。我们相信,尽管人与人之间是千差万别的,但人的幸福和自我实现需要一些基本的和不可还原的共同条件━━一些资本主义无法满足而社会主义能够满足的条件。

对左派份子、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来说,后现代主义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的开放性(与它所批评的那些「总体化」体系━━如马克思主义━━的「封闭性」相比)。但这种自称的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欺骗性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后现代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多元主义削弱了其自身的基础,也不仅仅在于它是一种无批判精神但无害的折衷主义。问题要严重得多。在后现代主义的分裂性知识以及它对「差异」的强调中所体现的「开放性」,是以其自身更根本的封闭性为代价的。后现代主义,就其消极形式而言,实际上是一种赤裸裸的「总体化」体系,它预先排斥了批判的思想和解放性政治━━而且它的这种封闭性也是终极的和决定性的。它的认识论使它像最僵化的教条一样无法受到任何批评(我们怎么能批评某种事先就排除了「理性的」争论的理论呢?)。后现代主义排除了━━不止是教条地拒斥,而且使之不可能━━对我们的历史时期的系统性理解、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评和任何有效的政治行动。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确━━以某种歪曲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状态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澄清这种状态是怎样的和为什么是这样的,其前途又是怎样的。换言之,我们的任务在于对这种形势作出历史的解释,而不是顺应它并在意识形态上终结它。我们的任务还在于识别出种种流行的理论所不曾解决或错误解决的真正问题,由此向它们加诸政治行动和社会反抗的种种限制提出挑战。一句话,我们的任务是以批判者的姿态而不是作为快乐的(或悲惨的)机器人来对当今世界的状态作出反应。

我们这个论文集的意图不单是批判后现代主义。我们还要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明后现代主义所涉及的问题。在我们寄给可能的撰稿人的信中,我们曾写道: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不是一件时髦的事了━━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胜利主义和社会主义失败主义的某种奇怪的合并、某种非神圣的联盟。右派的胜利通过社会主义理想的萎缩而反映在左派身上。如果说左派知识分子还没有实际上把资本主义当作能够出现的世界中最好的选择的话,那他们除了求得在资本主义的缝隙中稍微扩大空间外,并不希望更多的东西;他们最多不过对一些地方的和特殊的抗争有兴趣。另外还有一个奇怪的后果:资本主义由于变得那么普遍,以致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甚至变成隐形。现在我们的确有很多理由感到悲观。但是,许多人对这种情况所作的反应实在有点奇怪。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确胜利了,那么我们应该说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为什么有人却在这个时候否认超越资本主义或批判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呢?

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形势,一个在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中都未曾有过的形势。我们不仅不再行动,不仅缺乏斗争所必要的手段和组织,不仅不知道如何通过行动来反对资本主义,我们甚至忘记了如何在思想上批判它。

我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计划出版这本书。我们以下面见解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即像汤普森(E. P. Thompson)及其它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都是左翼的批判宏图所不可或缺的。……我们的部份目标就是证明,我们的思想立足点仍是像过去那样占据着重要位置。比方说,左翼所一向标举的牛油与面包问题,就像旧有意义上的「政治」一词那样(即政治一向关乎阶级与国家权力),仍然是各种事物的中心问题,不仅对传统形式的阶级政治举足轻重,而且对其他解放宏图一样也是举足轻重的。」

这就是我们多少想办到的事。我们这样做时,是怀着这样的信念:现在是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恰当时刻。

实际上,世界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不是快乐的机器人而是愤怒的老百姓。从现有情况来看,能够理解这种愤怒的智性资源已经所余无几,更没有什么政治纲领(至少就左派而言)来组织愤怒的老百姓。今天的后现代主义,就其表面上的失败主义而论,说到底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我们该抛弃这笔遗产而面对现实了。

(译自伍德和佛斯特编的In Defence of History: Marxism and the Postmodern Agend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7 一书,原文为该书的「引言」。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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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和滥用

艾伦.伍德 Ellen M. Wood

尽管退却中的左派目前的理论倾向多种多样,但他们却共享一个特别有用的概念即「市民社会」。在历经变迁之后,这一通用的概念已经成为左派中最流行的一个术语。它既包括了范围广泛的解放理想,又成为政治退却的一种辩护词。无论它在捍卫人类自由反对国家压迫抑或在为被「旧」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所忽略的社会实践、机构和关系划出一个活动场所方面多么富有建设性作用,但「市民社会」现在正面临着变为资本主义的辩护词的危险。

市民社会思想: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

「市民社会」这个很特殊的现代概念━━这一概念在18世纪首次系统地使用━━是与早期的「社会」观念大不相同的东西:市民社会代表着人类关系和活动的一个独特的领域,它不同于国家和家庭,而是一种特定的经济关系网络,是市场机制活跃于其中的领域,也是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场所。这种市民社会概念出现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是现代国家思想的出现,市民社会完成概念上的分化需要有一种自主的经济的出现,这种自主的经济乃是从构成专制主义国家之特征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体中分离出来的。

当黑格尔建构他的概念上的二分法时,英国资本主义经济为他提供了市民社会的模型。「市民社会」在黑格尔那里并不专指经济组织,但现代经济却是它的基本条件。对黑格尔来说,同时保持个人自由和国家「普遍性」的可能性有赖于一个新的阶级和新的社会存在领域的出现;这就是一个独特的和自主的「经济」。正是在这个新的领域中,公和私,特殊性和普遍性在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领域中通过私人利益的相互作用得以相遇。

马克思通过否认国家的普遍性并坚持认为国家表达了市民社会及其阶级关系的特殊性而改变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间所作的区分。这一发现推动他将毕生精力用于考察市民社会的解剖模型。对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来说,国家和市民社会在概念上的分化只是一个前提条件,分析的结果则是使黑格尔的区分失去了合理性。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论或多或少地从政治论述中消失了。

这就需要葛兰西对市民社会概念加以改造来使它重新成为社会主义理论一个中心的组织原则。这一新的阐述的目的在于说明西方立宪国家中政治权力的复杂性,以及由于阶级权力分布于整个社会及其文化实践之中而给解放斗争带来的困难。葛兰西因此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标出了斗争的新领域新形式,它使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不限于针对它的经济基础,而且也指向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基础。

市民社会:一个新偶像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武器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适应。尽管求助于他的权威已经成为「新修正主义」的一种老生常谈,但这一概念目前的用法已不再具有这种明确的反资本主义的意图。它现在获得了一系列新的含义和影响,有些对左派的解放纲领具有正面影响,其它一些则很少有此作用。可以总结出两种互相矛盾的趋向:市民社会的新概念表明左派已经从自由主义那里学到不少关于国家压迫的危险的教训,但我们似乎忘记了曾经从社会主义传统中习得的关于市民社会的压迫的教训。一方面,对市民社会的倡导正在加强我们对非国家机构和关系的捍卫以对抗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正倾向于削弱我们对资本主义强制力的抵抗。

「市民社会」概念正被用来服务于如此之多的目的以致难于单独划分出一个同它相联系的思想流派来;但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相同的命题。「市民社会」一般倾向于被等同于国家之外一种自由(至少是潜在自由)的领域,等同于自主性、志愿性协会、多样性甚至是冲突的活动空间,它们得到西方演变至今的「形式民主」的保证。这一概念也意味着将资本主义体制(或「经济」)化约为复杂多样的和异质的现代社会众多领域中的一个领域。「市民社会」概念可以以两种主要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达到上述效果。它可以被用来标明多样性以反对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制;或者更常见的是,它可以将「经济」包容在一个由多样化的非国家的机构和关系组成的更大的领域之内。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形中,重点是强调社会关系和实践的多元性,资本主义经济在其中只是众多的社会关系和实践中的一种。

目前流行的主要的用法━━这也是本文讨论的焦点━━是以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别为出发点的。「市民社会」通过这种区分而加以界定。在这一定义中,「市民社会」涵盖了范围广泛的一系列机构和关系,从家庭、工会、志愿性协会、医院、教会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甚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重要的对立物简单就是国家与非国家,或曰政治与社会。

这种二分法明显地同强制和自由或自愿的行动之间的对立相对应,前者体现在国家的行动中,后者则属于市民社会的特性。市民社会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和以不同方式被国家所淹没或遮蔽,不同的政治体制可能根据非国家领域自主的程度而变化。倡导把国家和市民社会区分的人们一般认为这样做有两大好处。首先,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国家压迫的危险和认识到为国家活动建立适当的界线的必要性,其方式是在社会中组织和加强与国家相对抗的力量。换言之,它恢复了对政治权力的界线和合法性的自由主义的关切,特别是对通过社会的自由结社和自主性组织控制这种权力的关怀,而这些正是左派的理论和实践常常忽略的。其次,市民社会的概念承认并颂扬差异和多样性。这种新的多元主义促使我们去关注一系列机构和关系,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由于全神贯注于经济和阶级问题而忽略了这些机构和关系。

恢复这种概念上的二分法的刺激因素来自几个不同的方面。最强烈的刺激现在无疑来自东欧,在那里「市民社会」已经成为反对派力量反抗国家压迫的思想武库中最重要的武器。在这里问题相当清楚;国家━━包括政治和经济统治机关在内━━可以被明确地同国家之外的自由(或潜在的自由)活动的空间划分开。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对立,可以说完全符合团结工会和党国之间的对立。

无需多说,共产主义国家的危机也给西方左派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同其它影响汇聚在一起。这些影响包括:社会民主党及其对作为社会改良代理人的国家的无保留的信仰的局限性,以及由各种社会运动发起的解放斗争的兴起。这些社会运动不以阶级为基础,它们对常被传统社会主义左派所忽略的人类经验的一些方面反应灵敏。对来自国家的危险和人类经验的复杂性的日益敏感已经同一系列行动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内容包括从女权主义、生态与和平问题到立宪改革等各方面。这些活动中的每一项都常常利用了市民社会的概念。

没有哪个社会主义者怀疑这些新的敏感问题的价值,但是对于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些问题的这一特殊方法人们深感忧虑。我们要为「市民社会」这一无所不包的概念付出沉重的代价。它所混淆和掩盖的东西和它所揭示的东西一样多。在东欧,它可以被用来把握一切东西,从捍卫政治权利和文化自由到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市场化甚至资本主义的重建均包括在内。「市民社会」可以用作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或掩蔽物,市场可以用其它较少含糊的东西如政治和思想自由混在一起作为一种明确的令人向往的目标来追求。

但是如果这一概念性战略的危险和将市场置于「市民社会」的自由空间之内的危险在东方斯大林主义压迫这一庞然大物面前并不明显的话,那么在西方面临的问题则完全不同,在那里资本主义实实在在存在着,同时国家压迫不是一种压倒其它社会弊病的直接和重大的恶魔。因为在这种情形中「市民社会」被用来涵盖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的一系列社会现实,这一用法的某些重要方面甚至更成问题。

在这里,危险在于下述事实,即资本主义的总体化逻辑和强制性权力变得看不见了。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体制被简化为众多的机构和关系中的一种,并同家庭和志愿性协会在概念上同等对待。批评马克思主义「简化论」或「经济主义」是「市民社会」论点的一种典型策略。据说马克思主义将「市民社会」简化为「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经济;市民社会中其它机构的重要性被贬低了。这种论点是一种循环论证和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要否定资本主义总体化的逻辑,仅仅说明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的多样性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历史上和实证经验上驳倒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对其他机构和关系的决定性影响的观点。但他们只是进行抽象的哲学争论,或更常见的是从道德上说明贬低人类体验的「其它」领域的危险。

资本主义被简化为与「其它」单个的或特定的机构等量齐观的形式并消失在概念的夜幕中。将资本主义消融进缺少结构分化的社会制度和关系的多样性之中的策略不仅削弱了「市民社会」分析的和规范的力量,而且也削弱了它分析权力的界限和合法性的能力以及它在指导「新社会运动」方面的功用。目前的理论使我们无法认清特殊意义的「市民社会」乃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一种社会形式,它是一个系统的整体,所有「其它的」制度均置身其内,所有社会力量都必须在它里面找寻自己的道路,它是一个特定的,前所未有的社会权力领域。它提出了全新的有关合法性和控制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传统的国家理论和当代自由主义均未曾探讨过的。

资本主义、「形式民主」和西方社会的特殊性

「市民社会」倡导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项主要指控是后者将西方的「形式民主」━━保证「市民社会」自由空间的法律和政治形式━━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市民社会」被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从而危及民主自由。他们声称,危险在于我们试图把孩子同脏水一起泼掉,在拒绝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将自由民主拒之门外。他们认为,我们应当承认形式民主的益处并通过将个性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与资本主义相分离来将这些原则发扬光大,依此达到否认资本主义是推广这些原则唯一的或最好的工具的目的。

我们完全可以在承认「形式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的和结构的联系的同时认识到公民自由的价值。对这些联系的理解既不会迫使我们贬低公民自由的价值,也不会迫使我们接受资本主义是维护个人自主性唯一的或最好的工具的想法。真正危险在于看不到这种联系或误解其特征,从而妨碍我们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了解。

形式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历史的和结构的联系可以根据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来阐述。然而,它取决于我们如何阐述这种分离和实现这种分离的历史过程。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将这种分离视为一个纯粹进步的过程,马克思则看到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另一面即剥削关系的发展和生产者同生产条件的分离等。新左派重复了旧自由派的观点而没有论及这一过程黑暗的一面。

匈牙利学者杰诺.斯苏兹(Jeno Szucs)最近出版的著作提供了这种历史阐释的一个范例。他认为西方民主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国家同社会在结构上的分离,这一分离过程根源在于西欧的封建主义。在封建的分裂化过程中,旧的政治从属关系让位于领主和陪臣之间的契约关系,领地上通行的是习惯法而非集权化的法律,中世纪西欧由此生了「社会」这一自主性的实体。

这一历史观无疑包含有某些真理,但它的视角却充满偏见。这里充斥着自由主义历史观的老生常谈:文明的进步乃是个人「自由」和「尊严」的提高;首先要关注的是个人或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乃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倾向于将文明的进步和民主本身与有产阶级地位提高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

对同样一系列历史事件和过程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西方和东方国家形成方式的差异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罗马的私有财产制度在东西方的分野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古罗马文明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作为一种占有方式的私有财产权和大地产所有制的强调(在中华帝国晚期尽管存在着高度发达的私有财产制度,但大宗财富和权力仍保留在国家手中)。正是在古罗马私有财产制度遍及帝国各个角落,它依靠「地方自治」制度而非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统治,这种地方自治体制有效地组成了一个地方寡头联盟。其结果是强大的帝制国家和享有自主权的有产阶级的独特的结合,强有力的国家同时鼓励而非阻挠私有财产的自主发展。简言之,正是在罗马私有财产作为社会权力的自主的中心与国家相分离同时又得到国家的支持。权力的私有化已经在罗马的产权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中内在地存在着。当中央政权瓦解之时,私有财产自主的权力仍然存留下来。旧的政治从属关系让位于封建领主制,后者在其领地上集政治与经济权力于一身。由此看来,西方的发展可概述为权力关系和支配权从国家转向社会,国家压迫让位于社会压迫。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这种新的劳动分工也为私人占有同公共责任的逐步分离奠定了基础,这种分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以完成。资本主义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强制形式即市场,市场不只是机会、自由和选择的领域,而且也是一种强迫、必然性和社会纪律。它能使所有人类活动和关系服从它的要求。

「市民社会」和民主的贬值

在古希腊,民主意味着平民的统治。在那里剩余提取权或经济剥削权同司法和政治权密不可分,公民身份同剥削者身份重合在一起。资本主义制度第一次使纯粹「形式」上的政治领域及形式上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成为可能。随着民众闯入政治领域,民主概念开始失去其社会意蕴而转向程序上的或形式上的标准。这样就使得统治阶级在宣布遵守民主的原则时不用担心危及其统治。自由主义的纯粹「形式」的原则现在被等同于民主本身。

「市民社会」论者坚称我们不应允许人类解放的概念受制于把「形式民主」和「资本主义」相等同的作法。然而具有讽剌意味的是这种观点由于模糊了二者的联系而起到让资本主义限制我们对民主的理解的作用。如果我们将人类解放仅仅看做是自由民主的扩大,那么我们最终会同意资本主义毕竟是它的最可靠的保证。

国家和市民社会在西方的分离自然导致新的自由和平等形式的出现,但它也带来了新的统治和强制模式。现代世界的市民社会构成一种新的社会权力形式,在这里许多曾经属于国家的强制职能被重新安置于「私人」领域。它代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在那里占有、剥削和统治同公共权威和社会责任相脱离。

「市民社会」赋予私有财产及其所有者对民众及其日常生活以指挥权,这种权力无须对任何人负责,对此许多古老的独裁国家都会羡慕不已。那些超出资本主义企业的直接控制结构或外在于资本的政治权力的活动和体验,则会受到专制的市场、竞争和获利的必然性等力量的支配。市场是一种强制性力量,能够使所有人类的价值、活动和关系屈从于它的命令,任何古代专制帝王都不能希望像市场一样无所不至而且精细周密地侵入臣民的私人生活(他们的选择、爱好和关系),不但在工作场所,而且达到生活的一切角落。换言之,强迫已经成为市民社会的一个构成原则。

这一历史的现实倾向于破坏目前的各种理论所要求的简单的区分,这些理论要求我们把市民社会作为自由和志愿性活动的领域来对待,尽管它还不是尽善尽美的,因为在其内部还存在着各种压迫形式。但这些压迫被作为市民社会的功能失调来对待。从原则上讲,强制属于国家而市民社会则是自由的根基之所在。按照这类观点,人类解放系由市民社会的自主性、它的扩展和充实、它从国家控制中获得解放及受到形式民主的保护等内容组成。构成市民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剥削和支配关系已从这种观点中悄然逝去。

新多元主义与「身份」的政治

在复兴市民社会的努力中对自由主义的重新发现因而具有二重性。它旨在使社会主义者对公民自由和国家压迫的危险更为敏感的一面值得赞扬。但对市民社会的崇拜也倾向于再生产自由主义的神话,掩盖市民社会的强制和模糊国家压迫植根于市民社会中的剥削和强制关系这方面的内容。那么它对多元主义的供奉又怎样?市民社会概念在分析社会关系和「身份」的多样性方面命运如何?

对市民社会及作为其代表的差异和多样性领域的崇拜是各种新「新左派」共同关注的事情。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各种「新修正主义」━━从最抽象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到「新社会运动」的行动主义━━统一起来的话,那就是对多样性、「差异」、多元化的强调。新多元主义在三个方面超越了传统自由派的观点:(1)它的多样性概念考察到「主体性」或「身份」的心理深处,并考察到「生活方式」的整体;(2)它不再坚持认为一些普遍的、缺少分化的权利原则可以适应于各种群体和生活方式;(3)它认为当代世界的特征不是总体化的、同质的资本主义而是独特的、异质的「后现代」社会,因而要求使用新的、更加复杂的多元论原则。易言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多样性和差别已经融化了一切旧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旧的一致性特别是阶级的一致已被打破,建立在其它身份和反对其它形式压迫基础上的社会运动急剧增加。与此同时,这些发展也极大地扩展了个人在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选择范围。左派需要歌颂差异,承认压迫和统治形式的多元化和解放斗争形式的多样性,了解民众不同的需要和体验。

以上是对一个巨大的左派理论思潮公正的概述。这理论走向是推动我们放弃社会主义的思想或至少将它置于涵盖范围更广的「民主」的范畴之下。「民主」这一概念不像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那样优先考虑阶级而是对所有压迫一视同仁。

作为一种一般原则,上述观点有值得肯定之处。没有哪个社会主义者怀疑差异的重要性或需要被废除的压迫形式的多样性。同时民主是而且也应当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一种解放理论不只是各种一般原则和良好意图的总汇,它还应包括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性考察和有关需要克服的障碍和斗争的条件等方面内容的图画。一种解放理论应带领我们超越支持现存的统治和压迫的有局限的和神化了的意识形态范畴。市民社会的崇拜和新多元主义对后两个方面无所帮助。

很难设想阶级差别可以同其它差别相提并论,也很难设想没有剥削和统治的阶级差别的存在。我可以设想一个存在性别和种族差别的民主社会,但拥有阶级差别的民主在我看来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这表明「认同」概念掩盖了阶级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存在的重大差别。以平等概念而论,阶级不平等的废止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但废除性别和种族差别并不必然以废除资本主义为先决条件。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可以使所有社会关系屈从于它的要求并出于阶级剥削的利益而强化和利用种种不平等和压迫形式,尽管后者并非它创造出来的。形式上的平等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差别问题,尽管它在解决其它类型差别上有其作用。「复杂性」或「多元论」的概念因无法应付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总体性问题而陷入困境,这种总体性由阶级剥削构成但又影响着一切社会关系。如果我们承认应赋予阶级剥削以不同的历史地位,承认阶级斗争不仅会推动阶级解放也会推动其它解放斗争,则会同新多元主义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新多元主义使我们去适应和接受资本主义而不是同它作斗争。

新旧多元主义都起着否认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的整体或否认它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存在的作用。他们在坚持资本主义社会非同构型的时候失去了对它日益增强的实现全球趋同化的权力的洞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多元主义以承认压迫形式多样性要求对自由和平等具有多重观念开始,却以使这些差别趋同化而告终。多元性代替了差别。这里甚至出现了更奇怪的事。新社会运动一个重要特征是与各种形式的权力关系相对抗。然而在作为新社会运动代言人的这些理论中我们却发现一个概念框架,这一框架如同旧多元主义一样具有使构成资本主义内核的权力关系隐而不现的效果。

最后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对资本主义系统化和总体化逻辑最新的否定,在某些方面乃是对它力图否定的事物的一种反映。目前对「后现代」的多样性和分裂化的关注无疑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反映,但是通过扭曲的意识形态透视镜的观察。它代表着终极的「商品拜物教」、代表着「消费者社会」的胜利,在这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掩盖了深层的系统的统一性和在创造多样性同时强加一种更深层的和更加全球化的同构型的刺激因素。

这些理论发展的真正问题在于它们不能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因为它将整个问题都扫到地毯下面去了。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没有资本主义,我们也毋需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分散的和不确定的民主概念,这一概念不针对任何特定的社会体制。所剩下来的不过是一种互不联系的多元压迫形式和互不联系的多重解放斗争形式。这里出现另一幅讽刺画:它所宣称的是比传统社会主义更加具有普遍性的纲领,但实际结果并非如此。取代社会主义的普遍纲领和反对阶级剥削的斗争的一体化政治的不过是一种基本上互不联系的多元化的和特殊的斗争。

资本主义由阶级剥削构成,但资本主义又不仅仅是一种阶级压迫的制度。它还是一种冷酷无情的总体化过程,这一过程影响着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可以想见的方面,同时也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而不仅仅是相对富裕的资本主义北方。别的姑且不论,甚至资本的十足的权力都可放到一边,只要指出资本主义通过使生活的各个方面商品化而使所有的社会生活服从于市场的抽象要求这一点就够了。这是对我们有关自主性、自由选择和民主的自我管理的理想的无情嘲弄。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提出一种概念框架使资本主义体制隐而不见,或将它简化为众多彼此割裂的现实中的一个方面,无论在道义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无法接受的,尤其是当这种体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渗透力,更为全球化时就更是如此。

让我们尽力保有多样性、差别和多元化;但不是这种未曾分化的和缺少内部构造的多元主义。我们所需要的多元主义承认多样性和差别原则,这种多元主义同时也承认历史的真实。这种历史的真实不否认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同时可以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基本关系与伴随资本主义其它关系而来的其它类型不平等和压迫之间的差别,能够阐明它们在资本主义系统的逻辑中的不同地位,因而也能阐明它们在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社会主义纲领应通过吸收新社会运动的资源和见解而得以充实,而不应求助它们来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分裂状态进行辩解从而使自己贫瘠化。我们不应将对人类经验和社会斗争的多元性的尊重同完全消除历史因果律的作法混为一谈,对于后者来说除了多样性、差异和偶然性外什么都不存在,没有统一的结构,没有运行法则,没有资本主义因而也没有对它的否定,更没有人类解放的普遍纲领的存在。

(编译自英国《社会主义年鉴1990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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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马克思

艾伦.伍德 Ellen M. Wood
刘宇凡 译

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时刻是回到马克思的最佳的而非最差的时刻,也是最合适而不是相反的时刻。我甚至认为现在正是马克思实至名归的时候,虽然在他在世时已经如此。

其原因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第一次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资本主义的普遍性不仅仅是就其全球化的发展而言,也不仅仅是指当今世界的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最远的外围)都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在运转,而且其规律━━包括积累、商品化、利润最大化、竞争等━━已经渗透到了几乎人类生活和自然本身的所有方面,其方式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三十年前所不能比拟的。所以,马克思比以往更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与以往及现在的其它任何人相比,他都更加有效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作出了惊人的、预言式的描述,形容它就像可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力量一样势不可挡。但当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他则强调了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把它作为一种非常特别的地区现象加以描述。当然,他不否认资本主义早已具备通过国际市场、殖民扩张等可以达到的全球性的影响力。但是当时这一制度与形成一种普遍的制度还相距甚远。它毫无疑问会得到发展,但暂时只属地区现象,它不仅限于北美和欧洲,而且,若论到其成熟的工业阶段,就更只限于一国,即英国。他甚至要向德国人解释,有一天他们也要跟随英国人所走的路。他说,你以为这个故事只是说英国,但不管你知不知道,这故事其实说的也是你。

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中概括出资本主义的独特的特征;资本主义是一种制度,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资本论》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体系以及这体系内部的规律性。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在研究资本主义方面的变化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主要发展,同资本主义相关的少,倒是同非资本主义有关的多。尤其是在20世纪前半叶,这一情况特别明显。而且这一点一直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着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是在资本主义远远没有达到普遍化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但马克思却是从研究成熟的资本主义实例入手,并从中概括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而他的继承人则从另一端入手。由于非常具体的历史与政治原因,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非资本主义。马克思与其继承人之间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区别;无论马克思怎样思考有关资本主义全球扩张问题或其扩张的可能极限,那都不是他的主要兴趣。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这一制度的内在规律及其在席卷一切和对生活的渗透方面的特殊能力。而后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不那么注意成熟的资本主义之外,普遍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进行研究的:资本主义在其走向成熟前、或确实成为一个普遍的整体前就会消亡。因此,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探索一个大抵是非资本主义的世界。

只要看一下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几个主要里程碑就会明白这一点。例如,主要的革命理论是在那些资本主义几乎不存在或停滞不前,以及无产阶级没有充份发展的地方建立起来的。在那里,革命所依靠的是少数工人阶级与大量的前资本主义的农民之间的联盟。更加明显的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事实上,帝国主义理论在20世纪早期几乎取代了资本主义理论。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所研究的对象,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外部关系、它与非资本主义的相互影响、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与非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关系时对前者的各国关系的影响的问题。

尽管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帝国主义问题上有种种深刻的分歧,但他们有一共同的基本理论前提:所谓帝国主义,就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它厕身于一个不仅不曾完全(或大体)变成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甚至永不可能变成为完全资本主义的世界。例如,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论断假设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国际斗争的主线及军事对抗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展开的。这种竞争是瓜分与重新瓜分世界的竞争,这里所瓜分的世界就是广大的非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以不平衡的速度扩展得越多,主要的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竞争也就越加剧烈。同时,他们也要面对日益增强的抵抗势力。他最主要的观点━━以及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理由━━就是帝国主义是「最后的」阶段。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在能够最终并完全吞并为帝国主义所苦的非资本主义国家之前,资本主义就已经灭亡了。

这一观点被罗莎.卢森堡阐述得最为明确。她关于政治经济的经典著作《资本积累论》,其本质就是要取代马克思的观点,更明确地说,是取代马克思关于一个自我封闭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一个非资本主义形态作为它的一种出路━━那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始于对领土的直接占领,并通过不同的阶段而发展。这时它已进入到其「最后」的阶段,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间为争夺非资本主义世界开展竞争斗争的一种武器。但她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恰恰在于:「尽管它力求普及全球,但是,正因为这样,它不能免于崩溃,因为它没有能力真的变成普及全球的生产方式。」它是第一个趋向于吞并整个世界的经济方式,但同时也是第一个「不能」依靠自身而生存下去的方式,因为它「需要其它的经济制度作为中介和土壤」。所以,在这些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中,资本主义确实是以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作为先决条件的。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生存不仅取决于这些非资本主义形式的存在,而且本质上要取决于前资本主义「超经济」力量、军事、地缘政治上的强制,以及传统形式的殖民战争与领土扩张等手段。

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它方面的发展地与此相类似。托洛茨基关于综合与不平衡发展的观点,以及由此而推断出的不断革命论,就可能含有这样的意义,即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化将会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灭亡而中断。葛兰西是在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背景下写作的,这种资本主义弥漫着一种普遍的前资本主义农民文化意识。这肯定与他把重点放在意识与文化及知识分子上有关。为了把阶级斗争发展到超越其物质界限,为了使社会主义革命即使在欠缺一个成熟的物质条件(即充份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下也变得有可能,总需有所作为。毛泽东也是这样,虽然其方式不同。还有许多例子。

非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渗透了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理论。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各具洞照力。但在另一点上,它们又似乎被证明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已经普遍化。它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已经囊括一切。它已达到了全球化,并且已渗入到了社会生活与自然的内心与灵魂之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失,它可能只是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新角色,就像竞争规律不仅施压于资本主义公司,而且也作用于所有国家的经济中一样。而且,由于国家的帮助,这些公司采取纯粹的经济方式去进行竞争,而不是传统的「超经济」与军事方式。现在,就连帝国主义也具有了新的形态,人们喜欢称之为「全球化」,但那仅仅是一个代码,在这一点上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在一个资本主义的规律得到普及的制度内,帝国主义为达到其目的,主要不再依靠传统的军事扩张,而是依靠发动及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的破坏性的能量。总之,尽管这种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暴露出了这一制度内部的许多基本矛盾,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没有迹象表明它会在不远的将来走向灭亡。

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对理论的影响

对于这些新的现实,我们又能作出什么理论上的回答?可以说,这个问题本身存在一个真正的矛盾:资本主义的普遍程度越大,抛开古典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理论的人就越多。对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追随者来说,确实如此。甚至可以说,就是对于较早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或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也是如此。例如,他们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政治经济的分析转变为关注文化与哲学,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确信资本主义全面化的影响已经渗入到了生活及文化的各个方面有关,而且工人阶级也被彻底地吸引收到了这种资本主义的文化之中。对于这种转变,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它与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并没有关系,而恰恰相反,它与前资本主义形态的思想主宰了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意识有关,但我无法在这儿多谈。

对这种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有两种可能的反应方式。一种反应是,如果说资本主义在并没有整体化之前消亡,而是得到了普遍的发展,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代表一切都完了。这是这一制度的终极胜利。这种解释主宰着当前的左派。这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源问题,而且,要想理解这一点,就要把它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景去考虑它。如果分析一下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它的理论前提就是资本主义确实普遍化。实际上,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恰好成为他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战后世界的普遍化的资本主义是被自由民主和民主的消费主义所支配,而它们又开辟了全新的民主反抗与斗争的舞台,这些斗争要比旧的阶级斗争更为分散。其隐含的结论就是,这些斗争不可能真正地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目前达到的整体化程度使它的确成为不可替代的,而且还可能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世界。

后后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更进了一步。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的问题。目前,资本主义已经如此普遍化,以至于它已是看不见的了,就像空气对于人类,或者水对于鱼来说一样。人们在这一看不见中介嬉游,甚至能够开辟一块世外桃源,一个避难所,以与世隔绝并保持私隐和自由。但是我们无法逃避、甚至是无法看见这个普遍化的中介本身。

那么,这是否就是我们从资本主义的普遍化中得出的正确结论呢?并非如此。他们的这一结论的产生,同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代(也就是说我这一代)大有关系。主张这些理论的人是植根于战后长期繁荣的黄金时代。六十年代的一代人的思想是大大受到战后繁荣及其有关理论所影响的。他们还没有学会把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同资本主义的成长、繁荣以及成功或表面的成功分离开来,而且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面的霸权是理所当然的事。

资本主义已经无路可走,左翼应当抓住机遇

但如果说这些理论似乎迎合了资本主义胜利论,那么导致这种局面的另一个局部原因就是廿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背境。鉴于后者总是假定资本主义存在发展限度,那人们就很自然会拿它已具有遍及全球的能力来作为它的成功的尺度。这种见解总是把资本主义的限度看成为仅仅是地理扩张上的限度。如果资本主义证明它能打破地理限度━━明显地它正在这样做━━那就只能将之判断为它已经得到无人匹敌的胜利。

假如我们回到马克思,回到他对资本主义内部的分析,即把它看作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囊括一切的特征足以使我们这样看),我们首先不应该把世界看作资本主义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而应看作资本主义本身内在的运动规律的运作。那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不仅把资本主义的普遍化看作是一种成功的标志,而且看作是一种弱点的来源。资本主义的不断普遍化不仅是其力量的显示,而且它也是一种疾病,是一种不断扩散的癌症。它会像毁灭自然一样,毁灭社会组织。它是一种矛盾的过程,就像马克思经常说的那样。旧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普遍现象的说法可能并不非常准确,但它不能达到普遍的成功与繁荣的论述却是非常准确的。资本主义只能使其矛盾、贫富分化、剥削与被剥削普遍化,它的成功也正是它的失败。

现在,资本主义已经无路可逃,不再有「安全阀」,在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之外也不存在改良的途径。即使在非战争时期,或在它未卷入帝国主义内部对抗的旧的方式之中时,它也要陷入资本主义的恒久的紧张与矛盾之中。由于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到达其地理界限,即支撑其早期成功的那种空间上的扩张已经结束,所以目前它只能是自己养活自己。它赖此取得的成功越多,换句话说,它所追求的利润或所谓的增长越大,它对人类或自然资源的吞噬也就越严重。因此,对于左翼来说,此时不仅应把资本主义的普遍化看作是一种失败,也应把它看作是我们的一种机遇。而这首先意味着,对于那不再时髦的东西━━即阶级斗争━━而言也是一种机遇。

(译自Monthly Review19976月号。个别地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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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马克思?回到马克思?

向青

150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着)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不论你认为它是人间的福音,还是恶魔的咆哮,都不能否认它对世界历史的重大影响。

这个宣言(以及全套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理论)所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对社会发生的实际影响,在这一百多年里起伏不定。简单说,从19世纪80年代起,到20世纪60年代之初,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声势浩大,显得大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可能,往后就逐渐衰落了。衰落的主要表现,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和严重腐败明显暴露出来,引起人们越来越对共产主义失望、害怕和憎恨。到了80年代末,「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制度崩溃,人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理论彻底破产了。许许多多曾经相信它的人都正式向它告别,或者在重新解释的外表下实际上把它否定了。这里面包括了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的统治者和他们的主要干部。但是,另方面,也有人仍旧坚持共产主义是正确的。其中不少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和政治活动者,他们过去多年早已指责「现实存在的」共产国家严重违反共产主义的原则。最近几年,由于,一方面,那些转入资本主义轨道的前苏联集团各国的情况始终是比过去共产党时代更坏,另方面老牌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于是有一种「回到马克思」的呼声出现,而且有加强之势。在我看来,「告别马克思」明显是不值得普罗大众接受的;至于「回到马克思」是否正确,要看这个口号怎样解释。以下是我这种观点的说明。

共党国家不代表共产主义

当初人们接共产主义,是因为不能忍受资本主义的种种祸害,相信共产主义运动会带来光明的新社会。但事实上,几十年来存在于那许多共产党的国家里面的,拢统来说,却是比资本主义(至少是当代先进的资本主义)更丑恶的制度。在那里,人民连最起码自由和尊严都没有。这就是目前共产主义的名誉降到一百多年最低点的主要原因,也是普罗大众对于自我解放的前途感觉十分迷惘的主要原因。群众意识这样的演变不难理解,新的转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从道理上说,要共产主义理论和路线为共产党统治的罪恶负责,是说不通的。因为,事实上,那些共产党统治者的反动政策和罪恶行为都是明显违反共产主义原则的。早在75年前托洛茨基等人已经指出了这点,现在所有研究共产主义的独立学者(非御用学者)也都同意。任何人,只要肯去读一下《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就不难看出这点。可见,用共产党统治的罪恶和腐败来否定共产主义思想,至少好像用许多教会和教士的罪恶和腐败来否定宗教信仰一样不合理。别人借美名来行罪恶,为什么你就不可能言行一致地行善呢?

有人为抛弃共产主义提出进一步的理由。他们说:虽然共产主义的理论并不主张建立好像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极权统治,但是它所设想的那种自由平等的制度根本是绝无可能实现的空想,根本违反人性,所以只能用强迫手段来实行,结果它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成为官僚极权统治。还有人把这种反共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为反对一切革命的理论。这些人认为,不但共产革命必然造成专制统治,一切革命也都不可能造成民主政治,只能造成专制统治。所以他们不但要告别共产主义,告别马克思,还要告别一切革命,告别一切理想。

他们的判断很彻底,宣言很明确,可惜论据十分贫乏。他们做出这样的宣言,也可以算是大胆的行为。可惜这种大胆只用来劝告人民永远不要大胆地破旧立新,不要大胆地企图当家作主,只可以趴在原有的专制统治底下慢慢谋取一点一滴的改良。他们自命总结了一切革命的经验,其实只是用了一种简单化到极点的方式来论述革命史,靠这样歪曲历史来辩护他们那种理论和主张。至于是否故意歪曲,这点并不重要。

共产革命并非必然造成专制

共产主义革命必然造成极端的专制,这种说法现在一般人都相信,因为人们所见所闻好像正是如此。可是,事实上,共产主义革命并非一开始就造成专制。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是革命没有完全成功,或者革命后发生反动、堕落的结果。具体研究一下革命史,就可以懂得这点。

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由此产生的国家制度,比所有后来的共产党的革命和国家更有资格作为共产主义实践的代表。因此,具体研究苏联的经验,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17年革命本身和苏联早期的历史,显示出共产革命并非必然造成极权统治。

革命就是平日沉默地忍受现状的人民起来积极参与法定程序以外的政治活动而且向现政权挑战的现象。因此,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民主运动。越是伟大的革命,参与的群众就越多,革命运动内部的民主程度也越高。1917年俄国革命所显示的民主性质,胜过至今为止的任何其它革命。2月革命的爆发,不是任何党派的计划所造成,完全出于群众自发。群众行动是那么强烈,马上就使警察瓦解,而军队和政府官吏都脱离长官的支配,与群众结合起来。在城市里,群众自动选举代表组成工人和士兵的苏维埃,农民代表苏维埃也随着出现。俄国成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资产阶级接管了原本属于沙皇和地主贵族的政权。工农群众承认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但是更拥护苏维埃的权力。苏维埃对临时政府起监督作用,并且常常侵夺它的权力。一切以工农为基础的党派都在苏维埃里面活动,争取自己的主张被采纳,少数服从多数的决定,但是资产阶级党派不加入。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在苏维埃里面起初只占微弱的少数。他们耐心地批评多数党派对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说明必须由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首先要用大胆的方法解决和平(当时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粮食和保证人民自由三大问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路线终于得到群众了解和支持,在首都的苏维埃里取得多数,于是通过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动1025日的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成立苏维埃政权。

10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并不打算一党专政,反而极力邀请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其它支持10月革命的党派参加政府,就是加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下面的人民委员会。事实上左派社会革命党在191711月加入了政府,到19183月因为反对签订对德和约才退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党派现在变成苏维埃里面的少数党,但他们仍旧能够合法地公开活动,他们的报刊也照旧合法出版,公开攻击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只有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报纸在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次日就被查封(拥护沙皇的报纸早在2月革命后已经封闭了)。布尔什维克单独一党执政,是因为其它社会主义的党派不同意苏维埃多数所采纳的革命政纲,不肯加入政府,而不是由于布尔什维克故意独霸政权。那时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有一党专政的思想,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传统上也没有这样的主张。至于占多数的政党单独执政,这是民主政制的常规。共产党宣布自己有「领导」国家的特权,用暴力禁止其它党派平等竞争,不许人民自由选择,确定这样的制度和理论(这才是一党专政),那是多年以后,经过了许多变化之后的事情。一党专政并非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的立场,这点我另有文章说明(参考《论中国官僚社会主义》),这里不重复。

布尔什维克执政后,不久就对政治自由加以限制,连其它社会主义的党派都受压制,有时完全不能合法活动,负责人被捕判刑,这自然是事实。但根本的原因是发生了内战,反苏势力有强大的外国支持,反对党派一个个走到反苏武装力量方面去,或者在言论上等于为武装反革命打掩护。这并不能证明共产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等于专制统治,也不表明共产党上台后就抛弃自由、民主的空谈,露出专制的真面目。在10月革命前很久,在马克思的时代,共产主义的理论已经说得很清楚: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政权应该是高度自由、民主的,比资产阶级民主制更自由;另方面,无产阶级政权像任何革命政权一样,必须坚决有力地镇压反革命,尤其要无情地镇压武装的反革命,否则等于自取灭亡。在内战中,当然免不了要对政治自由加以限制,甚至不得不采取十分残酷、专横的手段。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坏事。人类至今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那些仁爱主义者,与其向共产主义革命者说教,不如去劝告剥削阶级接受革命人民的多数决定,放弃暴力反抗,革命人民自然不用实行暴力镇压。至于镇压反革命行动中的过火现象,确实是有。共产主义的态度是应当尽力避免,但决不为了避免过火就不敢实行坚决的镇压,因为那样就只能让反革命胜利,让剥削阶级和他们的代理人继续实行几千年一贯的残暴统治。事实上,反革命的恐怖统治、侵略战争(包括世界大战)、加上日常对劳苦人民的残害和虐待,所造成的人命损失和其它人类痛苦,比革命恐怖所造成的更大许多许多倍。这是一切有良心的历史家都不能否认的。

有人承认内战中的残酷手段不可避免,承认俄国的内战中白党白军和赤党红军双方都很残酷,但他们指出共产党方面有一种特别不合理的残酷手段,就是那种叫做对整个阶级施行镇压的办法。这是共产党方面特有的手段,而白党白军方面没有。这个问题值得特别谈一下。

大家知道,俄国共产党有一个专门负责镇压反革命的机关,叫做切卡(肃反特别委员会)。它成立于1917127日。起初只担任对罪犯初步的侦查和讯问,不久之后就取得了简易定罪、处刑,一直到处死的权力。最初处死的只是普通刑事犯和经济犯。1918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暴动后,就开始处死政治犯了。切卡不是司法审判的机关,而是公然直认的暴力镇压机关。它监视一切嫌疑份子。被捕者受切卡审问时,没有法定的辩护权。审问小组人员不用充足证据,也不用根据法律,只要内心相信适当就可以判处刑罚,一直到死刑,而且立即执行。到此程度为止,还不是切卡真正的特点。几乎一切国家、一切政权都有时采用类似的办法,不过只有苏俄公然承认罢了。切卡真正的特点是,它判定被捕者是否有罪、是否应受某种刑罚,不少时候并非根据那人是否有某种行为,而是根据他属于什么阶级,什么身份。那人如果是地主、资本家或者旧政府官员,多半会受刑罚;如果是纯正工人或贫农,可能释放或轻罚。切卡还曾经公开大批逮捕剥削阶级份子当作人质,用来阻吓反革命行动。红军从白军手中夺回一个地方之后,可能由切卡不加区别地逮捕一定比例的剥削阶级成员处死,作为对该地剥削阶级的惩罚。白党白军方面,虽然也有许多滥杀无辜的行为,倒没有公然以社会身份定罪,或者公然处罚整个阶级的办法。因此,有人觉得,公正的评判应该是:共产党比白党更专制,更残暴。

我不同意这是公正的评判。这种评判隐含着一层意思,就是,共产党毫无道德上的顾虑,无论多么坏的事都敢做,白党还有一点道德上的顾虑。我不同意双方的区别在这里。我认为真正的区别在于阶级地位。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是人口的大多数,而且是生产者。他们一旦觉悟起来,就完全用不着依靠剥削阶级,所以他们敢于提出消灭剥削阶级的口号。反过来,代表剥削阶级的白党决不敢提出消灭工人农民的口号。消灭工农,他们自己也要饿死了。所以不能说在道德上白党比赤党高尚。「消灭剥削阶级」并不是共产党正式的口号,这话的含义也不一定是要把剥削份子杀光或者宁可杀错也不可放过。但是,在激烈的革命内战中,有这种倾向是不难理解的。白军方面,占领一处地方之后,从工农群众里面任意抓一批人来屠杀,也是常有的事情。至于在审判过程中事实存在着阶级偏见,连民主国在平常时候都并非罕见。所以早期俄国共产党真正的特点,并不是特别残暴,而是特别言行一致,敢于公开宣布自己的实际做法,公开宣布自己的阶级立场。

内战中哪一方面杀人更多,侵害个人权利更厉害,这根本不是历史的善恶判断的标准。代表进步的新社会的一方,就是历史的善的一方;代表旧社会的、反动的一方,就是历史的恶的一方。反动的一方任何武力对抗的行动,都应当受到镇压。进步一方所使用的任何手段,只要是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所必要的,尽管残酷,也是正当的。只有超过必要的过份残酷,才应当受谴责,应当由革命群众来禁止。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就是这样。俄国内战中,革命阵营的行为当然不完全符合理想,有不少过火的地方,但这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责任,反而是由于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不充份,多半是由于文化水平低的缘故。

在内战最激烈,共产党处境最危险的时候,它并没有取消一切政治自由。其它政党都被禁止以后,共产党内仍旧有派别活动的自由,可以公开反对党中央的政策,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党报上的政治言论并不是清一色的,编辑部有很大的自主权。这情况同现在人们惯见的共党作风大大不同。就连那最可怕的暴力镇压机关切卡,也让人在报刊上批评。切卡本身有公开出版物,上面有关于工作方法的争论,也有内部会议的报道,并非黑箱作业。切卡不能干涉党内活动。这一切都表明,共产党本来只是把限制政治自由当作暂时的非常手段,是有条件的,一旦内战结束,工农政权稳定了,就要改变,恢复自由。它既然向群众清楚说明了现在限制自由的理由,也就方便了将来形势好转群众要求恢复自由。

1921年内战结束,赤色恐怖行动减低,不久切卡也削权改组。前几年造成社会关系紧张的重大原因之一,是政府施行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这方面在19213月就改变了,由此开始「新经济政策」时期。本来应该同时有计划地实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化,可惜共产党并没有这样做,反而违反了本身的传统,在这时决定禁止党内派别活动。虽然这个决定只是暂时的办法,是由于苏俄仍旧在充满敌意的帝国主义包围中,国内的危机也还很大(克朗斯塔海军基地叛变,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参加,对于执政者是个非常强烈的警号),俄共希望用禁止派别活动的方法来加强党内团结,而并不是要禁止党内的批评自由,更不是要禁止思想自由,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办法。结果适得其反,没有加强团结,倒方便了倾向于官僚专制的一派压制批评,尤其是压制坚持革命民主传统的一派,最后用开除的方式把党分裂,这种危险决不是不可能预见的。所以应该说,俄共1921年不去发扬民主,反而禁止党内派别活动,是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不过,这并不是共产主义的错误,不是共产主义路线必然的结果,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或者必然的演变,因为这个决策明显地违反共产主义(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另方面,不可以把共产党后来堕落变质完全归罪于这个错误决策,因为还有许多客观的原因。

虽然苏维埃政权保存了下来,但是国内外的环境暂时都不利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西方革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统统失败。经过世界大战和内战破坏后的俄国经济比战前更落后许多了。人民的力量消耗得非常厉害。普通工人疲乏不堪,大批长期失业,离开了本来的生活环境,对政治冷淡了。最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先锋大批战死了,余下的很大部份变成政府干部或者军事干部,同工人群众之间有了距离。这一切条件使得许多共产党干部容易在不知不觉间官僚化了,另一些革命斗志也降低,而能够坚持革命思想和斗志的变成了少数,很容易被官僚腐化的一派压倒。列宁的早死,也便利了党内官僚派的胜利。1923年以后苏联政府的专制化迅速加深。这时候的暴力镇压已经不是对着剥削阶级,而是对着反对官僚专制和种种错误政策的忠贞的共产党员(左派),对着工农群众;不是必要的革命手段,而是反动手段了。不但专制的程度比内战时期更厉害,而且性质也根本改变了。由切卡改组形成的格柏乌(国家政治保卫局),很快就变得比切卡权力更大,而且成为对付党内反对派的主要工具,变成无恶不作的匪帮,也就是斯大林反动官僚统治的主要支柱。把列宁时代的苏维埃政府和斯大林时代的当作同样的东西,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必然演变,那是违反事实的。后来的苏维埃也名存实亡了,因为已经丧失了工农民主的内容。

苏联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的堕落,曾受到不少的抗阻,在苏共和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内都有,其中最有名的是托洛茨基派。尽管斯大林派曾经显赫一时,现在世界上已经很少人还愿意自认斯大林派了,但是托洛茨基派和其它反对斯大林派的共产主义者仍旧坚持他们的立场。由此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者并不等于斯大林主义者,也并不是必然要变成斯大林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受马克思和列宁的影响比受斯大林的影响小得多,可以说从来都没有真正按照共产主义的路线行动。中国有特别长远而强大的专制主义传统,加以中共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二十多年已经成为局部地区的统治者,长期进行军事斗争,而不是从事工人运动,所以中共特别反对民主政治。它的专制比苏共的专制更不能要共产主义来负责。现在的中共,应当改名为私产党。

东欧各国、朝鲜、古巴、越南等国的共产党也都深受斯大林主义影响。东欧除南斯拉夫以外,都是靠苏联军事力量建国的,自然要模仿苏联的专制制度。南斯拉夫和古巴是靠本国力量建国,所以不完全仿照苏联,也不专制得那么厉害。这一切都证明:共产党本身要受各种条件影响,并非只有一个模型,一条道路。

立宪会议和苏维埃政权

那些反对十月革命的人很喜欢拿苏维埃政府解散立宪会议这个事实做根据,指责苏维埃政府从头起就是反民主的。由于后来苏联堕落了,成为官僚专政的极权国家,现在的人很容易相信这种指责。我们来看看事情的真相吧。

在沙皇统治时代,俄国所有要求民主的政党都要求召开人民选举的立宪会议,由它来制定新的政治制度。布尔什维克党也不例外。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临时政府马上宣布筹备立宪会议,同时把一切重大的改革问题(例如土地问题,8小时工作制等)都留待立宪会议决定,但是筹备工作并不积极进行。6月中才规定917日选举代表,后来又宣布延期到1112日。临时政府因此受到布尔什维克和一切激进份子猛烈的攻击。布尔什维克一直对群众说,只有苏维埃掌握政权才能够保证召开立宪会议。结果真是到了苏维埃夺取政权(1025日)之后才实行选举立宪会议的代表,日期是临时政府所决定的1112日。

选举的结果对布尔什维克很不利。在703名代表中,布党只占168名。加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39名代表,拥护十月革命的总共才207名,不足全体代表的三分一。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取得了大多数。这个立宪会议在191815日开会。布党代表提议承认苏维埃政府和批准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政纲,被会议否决。于是布党和左派社革党的代表退席。次日苏维埃政府就把立宪会议解散了。反苏人士认为,立宪会议是全民选举出来的,连布尔什维克也一向主张由立宪会议来决定俄国的新制度,现在只因为选举的结果对布尔什维克不利,布尔什维克就用武力把它解散,这充份证明布尔什维克和它所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根本不尊重民主原则,全凭武力维持政权。还有人说,可见十月革命欠缺充份的群众基础,只是少数人的冒险事业。

问题的关键在于:把立宪会议解散的,是苏维埃政府,它本身也是人民选举产生的。现在问题化为:两个民选的权力机关,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哪一个更有资格代表民意。一切反对苏维埃政府(反对十月革命)的党派都认为,全民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当然高于一切,也高于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和一切拥护十月革命者却说:苏维埃是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一种新型的国家机构,它保证劳动人民(人民的绝大多数)真正掌握国家权力,不让剥削阶级、帝王和官吏等少数特权份子专权,骑在人民头上;所以苏维埃制度比传统的民主代议制(包括全民普选的立宪会议在内)更民主,更进步;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应该以苏维埃为最高权威。

布尔什维克上述的见解并不是在知道立宪会议的选举结果之后才提出来的辩解。这种见解所根据的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尤其是有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后,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得非常明确的理论。布尔什维克从19174月起(经过列宁所领导进行的思想重新武装之后),就一直不断地宣传这种见解,劝说苏维埃抛弃对资产阶级的幻想,掌握全部政权,把革命进行到底,走向社会主义。所以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不尊重民主原则,只是坚持无产阶级(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民主制高于资产阶级的(仅仅在形式上是全民的)民主制。

那些企图利用立宪会议来同苏维埃政府对抗的人,极力夸大立宪会议所代表的民意,而抹煞苏维埃政府的民意基础,这根本违反事实。

立宪会议不过是按照传统的(即资产阶级式)代议制的方式举行一次选举的产物,连真实反映当时俄国的党派政治力量对比都做不到(这点下面再解释)。苏维埃是群众(除了剥削阶级和沙皇政府人员以外的一切人民)自动组成的代表机关,自从二月革命胜利就一直存在,不停地开会,讨论一切大大小小的政治问题,并且随时改选代表。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在当时,即世界大战中,所谓士兵,基本上就是穿起了军服的农民)成立最早,是全国各地的苏维埃的政治领袖。到6月举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全国各地已有四百多个城市成立了苏维埃。十月革命前夕,数目增加到九百,包括了所有较大的城市。另外,农民苏维埃也在农村地区陆续成立。革命的形势一直存在着,群众的政治经验不断增加,意见随着改变。苏维埃能够比任何其它机制更快、更准确地反映出群众最新的意见。十月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和全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同步进行的。代表大会在起义开始的次日开幕。起义和新政府都得到它批准。立宪会议在191815日开幕,次日被苏维埃政府解散。这个决定以及苏维埃政府的政纲(对和平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重大的政策都包括在内)都得到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这次代表大会是110日至18日举行的,不但包括了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所选出的代表,而且连各地农民苏维埃的代表也包括在内。由此可见,苏维埃政府确实是全国民意的代表;它把采取敌对立场的立宪会议解散,也符合民意。现在制定宪法的工作改由苏维埃代表大会负责。1918719日苏俄宪法正式公布生效。

在立宪会议开会的整整一天里面,它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但是并没有表明要把政权交给怎样一个政府。立宪会议里面占大多数议席的是右派社会革命党,它以前(在二月到九之间)也曾在苏维埃里面占大多数,又曾经以苏维埃代表的身份参加临时政府,最后它的一个党员(克伦斯基)还担任了临时政府的总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妥协派的政策不断破产,被群众唾弃,才让布尔什维克取得苏维埃的领导权,然后发动十月革命成功。如果现在苏维埃政府服从立宪会议,等于是走回头路,回到已被群众唾弃的死路。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立宪会议的多数派说了一大堆空话,却没有对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就是新政府的问题提出正面意见;为什么自称代表全国民意的立宪会议被解散却没有引起群众的抗议,它的多数派代表只能跑去投靠残余的原先沙皇的反革命军队。

右派社会革命党这么无能,为什么还能够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得胜呢?根本的原因在于:选举常常赶不上群众意见的演变。在全俄国那么广大的范围举行直接选举,而且是在革命热潮当中,这种缺点尤其显著。

立宪会议选举采取比例代表制。虽然选民投票的日子是在十月革命后大半个月,各党派的竞选政纲和候选人名单却是十月前早已公布了的。自从二月革命胜利以来,社会革命党一直是最受群众拥护的党,因为它唱着抽象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美妙调子,并没有明确有效的实际政策,组织上也最松散,这正合刚刚有初步政治觉悟的群众的口味,尤其适合小资产阶级群众(包括农民)的口味。这样一个党和它周围的群众,自然要在革命深入发展过程中两极分化。事实上,六月间举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时候,已经有一批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违反党内多数所决定的路线,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但是并没有正式分裂。所以在确定立宪会议的竞选政纲和候选人名单的时候,社会革命党提出一个统一的政纲和名单。政纲照旧是那一套抽象的革命词句,而名单里右派占绝大多数。选民投票时根本不可能在左右两派社革党之间分辨和选择。结果,那些比二月革命后初期更加迫切要求土地与和平,但是还没有充份看透社革党那套形左实右的空话的群众,就仍旧投票支持社革党,而让它的右派取得大胜。

无产者,尤其是像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那样的最大城市的无产者,政治觉悟发展得最快,在十月革命前夕已经大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而且在苏维埃代表的成份上表现了出来(连苏维埃这样灵活的代表制度,也难免比群众意见的实际转变滞后)。其余的群众,尤其是在边远地区,要等到十月起义已经成功,一方面表明了革命的实力,另方面新政府把旧的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妥协派的种种卑污行为的真相(包括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的秘密外交协议)和新政府的具体政策都摆出来给群众看清楚,然后才能够作出新的政治选择。19171112日投票选举立宪会议代表的时候,在比较落后的广大地区,这点还来不及做到,所以许多选民还是按照惯性投票支持社会革命党。但选票的计算证明:差不多在所有的工业大城市里面,布尔什维克都得票最多,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更占绝对多数。另方面,唯一的正式代表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原先临时政府的灵魂),在总数703个议席中只得到17席,充份表明资产阶级路线被人民唾弃了。到了19181月立宪会议开幕的时候,十月革命的实际影响已经遍及全国,人民已经清清楚楚划分为支持十月革命和支持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两大阵营,所以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立场跟立宪会议正相反,而且解散妥协派所支配的立宪会议成为人们意料之中的小事一件了。谈论十月革命是否得到群众支持,必须正视这些事实,光看立宪会议的态度是不合理的。

资本主义是否过时?

191710月俄国革命刚胜利的时候,世界上没有多少人相信苏维埃政府能够长久生存,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不但资产阶级自信不久就可以把它推翻,而且实际动手了,连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里面大多数传统的领导人物也认为它维持不了多久,因为,他们认为,在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根本还没有成熟。这些关于苏维埃政府很快倒台的预言当然是错了。不过,七十多年后,苏联终于倒台,随后出现的其它国家的共产党政府也都倒台,或者实际上采取了恢复资本主义的路线。所以今天谁都难以否认共产党的革命在全世界都失败了。反共的人固然得意洋洋地宣布共产主义彻底破产,连有些相信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终归要实现的人,现在也认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不但1917年在俄国不成熟,在今天的全世界(包括最先进的国家在内)也还不成熟。

如果所谓是否成熟的条件,是指一切方面的全部条件,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都包括在内,那么,毫无疑问,现在的确还不成熟。因为,如果一切条件统统成熟了,社会主义革命就应当已经爆发,甚至已经成功,至少也出现了好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现在明显不是这样的形势,而是相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很低沉,谁都不敢说几年之内一定高涨。不过,通常谈论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是否成熟,所指的只是客观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无产阶级在总人口里所占的比例有多大,等等,并不包括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意向和准备等主观条件。人们探讨这个问题,为的是判断应否把准备革命当作直接的任务。

现在有一种自以为是「回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不成熟论。它宣称在马克思的「经典」里找到了根据,可以证明今天的世界还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它所根据的是1859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一句话:「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然后,这种理论的鼓吹者指出:「从马克思逝世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总的来说是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资产阶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阶级。」(王若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编者按:该文载《北京之春》971月号)既然资本主义经济还大有发展的余地,就不论无产阶级怎样英勇地起来攻击它,企图把它推翻,也不可能成功。即使一时得到局部的成功(例如十月革命),终归也要失败。所以他们说当初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都过早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总而言之,他们认为至今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错误或冒险。如果那些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当初不去摧毁资本主义而是发展它,它们的经济就会更进步、繁荣,全世界也会更好。

这套理论十分简单又明白,自然容易让许多眼见了事实上共产党国家纷纷失败的人们接受,可惜经不起具体的事实印证和分析。

首先,在两种制度竞赛的几十年过程中,并非一直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比所谓的「社会主义」占上风,好像八十年代里那样。事实上,在整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在经济恐慌和萧条中打滚,各国的失业率普遍达到百分之二十几、三十几,那时苏联经济却大步增长。第二次大战后,一直到六十年代初,西方集团也还没有把握一定在经济竞赛中取胜,反而感受到苏联集团极大的威胁。拿中国大陆同台湾相比,尽管台湾原先的基础比大陆略胜一筹,但是一直到1957年为止,大陆的经济发展明显比台湾快。这些事实表明:那种笼统的判断,就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仍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资产阶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阶级」,而「过早」实行反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障碍作用的见解,在很长的时期内是与事实不符,站不住的。在那时期内,西方有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相信社会主义才是出路,而且从事实际的奋斗,是完全合理的。没有理由叫他们在生产过剩的贫困中耐心等待多年后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的新的繁荣。

其次,四十年代以后长达二十多年的资本主义新的繁荣和种种改良,即所谓「黄金时代」,并不纯粹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因素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有一个相当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极大的威胁,但同时西方国家的革命又主要因为斯大林主义的障碍而未能成功,结果才逼成资本主义那一时的改良。凡是稍微知道当时西方主流的经济思想(凯恩斯主义)和执政者的言论和行动的内容的人,都不能否认这个因素的重要性。可见,合理的结论并不是十月革命以及往后各国的反资本主义的重大变革本来并不需要,甚至有害,而是:倘若没有那些反资本主义的变革,就不会有那个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第三,「黄金时代」毕竟已成过去了,今天的世界已变成越来越令人担心退回到三十年代那样。到现在为止,悲惨程度像三十年代一样的大萧条还没有重现,而且可能不至于重现。不过,全世界的失业率已经达到战后最高的程度,而且还在继续增高。每次繁荣的时期变得很短,而且经济增长的程度比以前减低了许多,衰退却越来越频密而严重。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战前一般人简直无法想象的程度,现在已经完全有可能使用很少的人力而生产出非常丰富的消费品,但是结果并不是让民众享受到不愁生计而可以寻求自由发展的生活,反倒令越来越多的人连找到一份过得去的谋生工作都很难,连所谓富强国家也有大批青年在饱尝「毕业即失业」的滋味后趋向于颓废,或者用种种反社会的行为来发泄苦闷。庞大无比的财富,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上,他们越来越不把手上财富投资于生产,而是用来进行破坏性的投机:直接破坏金融稳定,间接破坏生产,破坏一般人的生计。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越来越变成一个大赌场。它和普通赌场的分别在于:普通赌场只会贻害参与赌博者和他们的家属,「赌场资本主义」(有一本书以此为名,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却令那些并不参与赌博的人民也逃不过它的巨大祸害。那些主要从事投机活动的金融资本,已经强大到足以攻破任何一国的金融体系。如果光靠纯粹的经济手段,也就是在完全自由开放的金融市场中,任何一国的政府(连中央银行在内)都抵御不住它们的集中攻击。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表面上很激进、实际上只是盲目进行报复和破坏的政治恐怖组织和企图复古的「原教旨」宗派都能够吸引不少青年,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演变到这个地步的资本主义,难道还不值得、不应当或者不可能被人推翻吗?难道马克思或恩格斯曾在什么地方说过,或者暗示过,发展到这样的资本主义,只因为它并非绝对不能容纳任何程度的生产力继续发展,所以就不可能或不应当被推翻吗?

第四,苏联和其它共党国家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件事,并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不合时宜。历史表明,革命通常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功的。推翻帝王专制、实行民主共和,比起社会主义革命,是简单得多的任务,也不得不经过多次反复才达到最后成功。苏联统治者选择复辟道路,无疑跟原先经济发展日益缓慢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不但当时并没有面临经济崩溃的危机,而且可供选择的改革道路决不限于走资一条。在国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实行民主化的管理,其实才是顺理成章的办法。统治者不这么办,反而选择了走资,主要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为了能够把国有的财产正式据为己有。他们还迫不及待地采取了「震荡疗法」。结果造成了经济的崩溃,生产急速下降,大多数人民陷入贫困的深渊,至今还没有转机。只有极少数人利用政治特权和种种卑污手段抢到了大量财富。从这里得到的教训,不是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的美好和进步性,而是相反。还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尽管共产党犯了许多罪恶,是苏联堕落以至崩溃的罪魁,但是在今天的俄国仍有不只一个挂着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招牌的党,其中一个现在是国会内第一大党。为什么他们不愿放弃那个招牌呢?至少那个最大的党(俄共)显然不是由于仍旧忠于共产主义(这个主义他们在几十年前早已放弃了,今天的行为和言论也没有表明有所改变),而是因为看出一般人民并不那么欢迎资本主义而反对共产主义。

既然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它所造成的最大矛盾:在生产出来的消费品非常丰富的时候,生产者反而陷于失业和贫穷,那么,这个制度就应当而且难免被推翻,代之以社会(共产)主义制度,就是生产数据公有,按照人民的生活需要和意愿来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的一种平等(没有剥削)的制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理。今天,这个理论一点也不过时,反而比过去更合时、更迫切需要化为实际了。在这个意义上,「回到马克思」是个非常适当的口号。人们实在急需停止动摇和迷惘,回到(或接受)马克思早已指出的那条奋斗道路。

怎样了解马克思

倘若王若水看到上文,难免要提出质问:你这种见解符合马克思本人的见解吗?你不觉得你的见解跟我所引证的马克思那句话冲突吗?你怎样解释这个矛盾或者怎样评价马克思那句话呢?

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并不须要同意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句话,也不用对每一句话都表态,我还是愿意回答上述的质问。因为,王若水所引的那句话到底不是随便的一句话,而是代表马克思主义里面很重要的一点见解,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念之一。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只要承认生产关系(社会形态,也就是社会经济制度)必然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就不得不承认前一句话正确。因为前一句根本是后一句的逻辑推论。但是,必须正确了解这里所谈到的生产力是否仍被容许发挥是什么意思。如果认为,只要在原制度下生产力仍旧可以有任何程度的发展,就算是「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未发挥完,只有到了连最短暂、最微小的发展都不容许的时候,才算全部发挥了出来,我认为这是显然错误的。如果应当这样机械地了解,可以说永无「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的一天,至少没有可能测量出来。结果这句话变成了毫无实际意义,这个理论也变成毫无价值。

那么这句话应该怎样了解呢?到底发挥了多少(或者剩下不超过多少)就算是全部发挥了出来?可惜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继的任何大师都没有说明,没有教导。我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统统都忽略了应有的责任,而是这种探讨问题的方法根本错误:太机械了!根本不应该从测量生产力着手。这是办不到,也不需要的。社会的发展和转型,不像机械的运转,不会到达某一点就答的一声自动变为新的状态。也不像是一条设有关口的道路,有一位把守关口的人或神,当他验明社会已经把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完全发挥了出来之后,才(就)放它进入新的路程。社会的演变完全不像这样。到底是怎样的呢?其实马恩早已教导过了,不过有人忘记了或者根本没有领会而已。

马恩在许多地方说过: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他们所说过的话之中最著名的一句,大概是:「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答案就在这里了。自从原始共产社会崩溃,出现阶级对立以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就表现为原来的统治阶级与新兴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新社会制度的建立是在新兴阶级的胜利中实现。原统治阶级是原有生产关系的代表,新兴阶级则代表那倾向于突破旧生产关系的增长了的生产力。这种冲突发展到顶点,就是社会革命的实现。在资本主义时代,它所特有的那种表现为商品找不到足够市场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尖锐化,标志出生产力已经受到生产关系的束缚了。马克思把社会进化的原因归结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无非是更深入一层的解释而已。他并不认为可以直接测量到一种社会制度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已经发挥到什么程度(谁能够直接观察到生产力小姐和生产关系先生何时亲密拥抱,何时大打出手,何时恩义断绝呢?),更不认为只有到了绝对不容许生产力再有所发展的时候,旧社会制度才能灭亡。马克思洞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知道它不可避免要周期性地发生危机,而在每次危机(衰退、萧条)之后,只要整个制度还没有灭亡,必然会有复苏。所以他自然知道,资本主义根本不会有绝对不容许生产力再有所发展的一天,除非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引致的多重危机早已使人类退回到野蛮时代,甚至完全灭绝了,但那时也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以阶级斗争为发展动力的。所以,只要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已经使无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大多数,甚至只要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到能够成为一切劳动人民的政治领袖,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实现了。这样看来,毫无疑问,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到今天更是早已烂熟。倘若革命还不实现,大有可能在几十年内就发生人类文明的大倒退,甚至可能连人类本身都灭绝了。像王若水那样,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的标志在哪里都不懂得,对于世界工人阶级现实的困境和不满也不重视,只会抓住马克思一句话,就从中得出结论,说今天还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还自以为这是回到马克思,真是极大的笑话!

那些自以为是「回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还未过时论者,除了引证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外,最喜欢引证的是1895年恩格斯为《194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他们看到恩格斯在那导言里承认马克思和他自己在1848年对革命过分乐观,指出当时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就用类推的方法得出结论,说今天的世界也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他们看来,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属于同一等级的。其实,法、德、奥、匈、俄等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才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出现了庞大的无产阶级。在此之前的1848年革命当中,绝大多数的工人还只是手工业工人,而不是无产者,所以根本没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恩格斯在1895年的导言里把这点说得很清楚。至于二十世纪的下半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那不过是早已确立了的经济制度的继续发展而已,并没有使社会结构发生根本的改变:无产阶级在整个欧洲和北美、日本早已成为人口的大多数,它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早已是主要的社会对立。这时期的世界甚至已经有了十几个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工人国家(共产党国家)。怎能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未成熟呢?不成熟论同恩格斯的观点根本扯不上关系。这不是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简直是时光倒流的见解。

有人会提出质问:可是那些一度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国家纷纷让资本主义复辟了,难道这不表示推翻资本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吗?

当然可以说条件还不成熟,但不是经济条件不成熟,而是政治条件不成熟;不是客观条件不成熟,而是主观条件不成熟,是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种种准备还不够成熟;不是当初在俄国和中国等地方推翻资本主义太早了,而是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等的革命成熟得太晚了(至今没有成熟),以致那些工人国家因为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而陷于畸形发展,最后免不了倒台。这部份历史是马恩没有看见也没有估计到的,当然不能从他们的著作里找到直接的解释。最初的、也是主要的解释,只能从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找到。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有些补充。这些见解的内容,上文略有涉及,这里不打算再特别谈了,只想简单指出一点:那些人以为靠一条原始的抽象原则以及简单的模拟方法,就足以解释那么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实,既违反马克思本人的研究方法,也不符合一般的科学精神。我觉得应该一谈的,是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前途的理论,一向不断被人指摘,说它这点那点不合理,与事实不符。近年共产党国家纷纷倒台后,人们更极力指证它的主要预言(资本主义要被社会主义取代)彻底破产。连仍旧相信它的人,也有不少觉得它在时间上错误得太厉害,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还渺茫得很。关于时间上的错误,自然是无可否认的。不过,我认为,不应该太过重视这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固然含有预言的成份,但是它的主要部分并不是预言,而是对资本主义各方面的实际发展趋势的分析,尤其是从这种全面分析中归结出来的劳动人民应当采取的奋斗方向,也就是可能实现的最好的前途。所以,严格地说,它的预言部分也不是真正的预言,不是说某些事情一定出现,尤其不是说在某一确定的时间一定出现,而是指出可能争取得到的美好前途。至于有关革命成功时间的估计,更不是严格的预言了,而是奋斗决心的一种表现:表示决不应当把革命奋斗延迟到某一点时间之后。所以,只要你同意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人类真正出路,也同意这是可能争取到手的,而且认为这种奋斗已经刻不容缓,你就等于承认了马克思的理论是正确的,就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只有这样来了解马克思主义,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精神;只有这样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有重大价值的理论,也就是可以不断发展(包括不断局部地修改),而且必须不断发展的理论。

19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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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保存,同时藉此深化对有关问题的讨论,请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