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将毒奶惨剧归咎民族性

 

                                   作者:黄伟国(新闻工作者)

                                  

 

(编者按﹕本文曾刊于《苹果日报》评论版﹐现征得作者同意﹐转载于本网。)

 

    中国毒奶惨剧震惊世界,也让不少沉溺于北京奥运热的人清醒点,思考一下举国体制能泡制出奢华铺张的万人操开幕礼,但无法让婴孩喝一口清洁安全牛奶,意义何在?在贫穷专制的毛泽东时代,集中举国人力物力不也建造了宏伟的长江大桥吗?

 

在众多追究责任的评论中,很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归咎于中国人民族质素差,自私自利不讲道德。这种「文化DNA论」客观上让统治阶层和利益集团得以缷责:中国人就是伪冒造假不讲良知的嘛,有甚么好说?更恶劣的更是一批帮闲马屁精,还会用「民族质素低」,拉扯到中国不搞专制就不能「稳定大局」。

 

一位惯性附和建制的友人,每谈到香港政制发展就总是三句:「港人质素低不能实行民主。」「反对董建华的人都是低下阶层,受民主派煽动上街搞乱香港。」「人要知足常乐,没有民主不也有饭吃吗?」而年前的「雍正皇朝热」、「英雄热」,沸沸扬扬贩卖的无非是:只有大兴文字狱的雍正和杀人盈野的秦始皇才能稳定大局,那中国共产党呢?观众们自己想想看了。

 

但是,作家孔捷生分析毒奶惨剧成因却指出,中国政府为了保持城市「稳定」,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价格限制。肇祸的三鹿奶粉仅售十八元一包,由纯牛奶生产的奶粉,仅成本也不止十八元了,而奶农养一头奶牛,每天也要三十六元!为了不致亏蚀,奶农和生产商往奶里渗水,再添加蛋白粉、蛋白精等,以求在质检中过关。而蛋白粉、蛋白精等,出厂时早就含有三聚氰胺、尿素等化学品,惨剧遂产生。地方政府为了税收和政绩,有纵容企业做假嫌疑。但中央政府呢?推出令农民和企业喘不过气的格价管制,难道竟没预见民间有各种造假手段吗?

 

无疑,城市动乱比农村动乱危险得多,保持城市稳定遂成为政策重中之重,有需要时便牺牲农民。这也是建国以来的主流政策:五十年代的经济建设有所谓的重、轻、农(投资比重依次序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政府快速发展工业,依靠的就是以统销统购,压低农产品价格和牺牲农民,以维持城市食品价格和工业成本低廉,支持工业化。

 

大陆的农产品价格限制,也让人联想起历史学家吴思的《潜规则》如何解释明朝的官吏贪腐:明朝财政困难,官吏人数却泛滥成灾。一名县太爷实领月薪只有相当于今天约四千五百元新台币,还要花费孝敬上司、打点关系、上京朝觐。吴思说,这政策就好比牧羊人养狗,每天只喂硕大的牧羊狗喝两碗稀饭,这方法早晚会把牧羊狗变成野狗,或一只披着狗皮的狼。

 

不错,明朝的吏治政策是迫官为盗。今天的农产品价格政策,也是在迫农为盗!

 

指责中国人,尤其是指责中国农民文化质素低,毫不困难。但中国人为甚么文化质素低?当举国体制耗费数以百亿元计打造奥运金牌工程,贫困山区学童还须要港人捐款办希望工程才能上学;四川地震震塌了无数豆腐渣校舍;农民父亲因为付不起儿子上大学学费服农药自尽。中国人文化质素低?或许是事实,但原因是甚么?

 

学者焦国标在《回望农民》一书中指出,农民每天经历的就是粮管所打白条、工商所乱罚款、乡长乱摊派、派出所乱抓人,官方行事从没有准则,这种环境能培养出信誉良好的老百姓吗?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六日